有一天不开工，我赖在床上不肯起，赖到下午三点，一边摸着肚子，一边自言自语：“好饿，好饿。”后来实在饿得受不了，起床戴上特大的太阳眼镜到楼下新世界商场吃面。当我正在挑起碗里的面条，张大嘴巴吃的时候，迎面来了一群人，前呼后拥的，走在前面的是邓丽君，她见到我惊奇地问：“你一个人啊？”我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心想他们见到我这样的一个画面，一定觉得很可笑。《警察故事》通常是天亮才收工，有一天收工早了，半夜三点，我一点睡意也没有，茫茫然，走进公寓，打开房门，望着窗外的无敌海景，好美啊，这就是东方之珠—香港。心想我应该开心地欣赏这美丽的景色，可是，我一点也开心不起来。这样璀璨的夜景，让我感觉更是孤单。心里一阵酸楚，突然之间嚎啕大哭起来，待我停住哭声，拨了个电话给张叔平，叔平说：“你哭啦？”我一边抽泣一边说：“我好寂寞。”叔平说：“打电话给朋友啊。”
拍《刀马旦》之前，徐克为了让演员进入角色，提议大家一起围读剧本，正好我们三个女主角叶倩文和钟楚红都住在新世界大厦，我们先到前面两个女主角家去读剧本，最后到我家。一进门叶倩文就找吃的，打开冰箱，空空如也，厨房里也没有零食，她难以置信地问我：“你们家怎么什么吃的都没有？”我倒是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一下子给问住了。过一会儿，不知道谁踢到地上的空罐头，又是一阵惊讶：“这是干什么用的？”心想干嘛那么大惊小怪：“天花板漏水，接水用的。”
虽说香港是个华丽的城市，从一九八四年林岭东请我到香港拍《君子好逑》到一九九四年拍《东邪西毒》，这十年我孤身在港工作，每天不是在公寓里睡觉就是在片场里编织他人的世界，有时候一觉醒来，仿佛一个人置身于孤岛。时光飞逝，蓦然回首，好像不见了十年。就在这个下午，我找回了迷失的十年。
婚后这十多年，每次出门，车子都会经过新世界公寓。记得爱林才几岁大的时候，我常指着那个方向：“妈妈以前一个人住那儿，好孤单。”“你现在有我就不孤单了。”她心疼地说。
送圣华回家，车子经过新世界公寓的时候，我们两人都不自觉地往那个方向望去。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一九七二年林黛玉造型照
我也梦红楼
如今回想起来，似乎跟《红楼梦》结下了不解之缘，仿佛前世曾是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被赤霞宫神瑛侍者日以甘露灌溉的绛珠草，和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那块无缘补天的大顽石。
话说十七岁那年，八十年代电影公司在台北拍《窗外》期间，有一天，导演宋存寿叫我化古代装、梳上古代女子发型、换上古装裙子，然后拍了几张照，我没敢问为什么，也没人告诉我为什么，只是觉得奇怪，为什么拍《窗外》要扮古装。
五年后邵氏电影公司决定开拍《红楼梦》，听说最初的人选是甄珍演贾宝玉，林凤娇演薛宝钗，我演林黛玉，张艾嘉演紫鹃。后来与甄珍、林凤娇没谈成，改由张艾嘉演贾宝玉，米雪演薛宝钗，狄波拉演紫鹃，我还是演林黛玉。
一九七七年我到了香港，导演李翰祥约我在酒店大堂的咖啡座见面，他见我扎着马尾，白色直条衬衫配白色牛仔裤，挽着母亲远远走来，第一句话就问我愿不愿意跟张艾嘉交换角色。我一口答应，因为自己也曾想过演贾宝玉，只是没料到他会认为我也可以反串男角。他送我四个字“玉树临风”。
《红楼梦》是我二十二年演戏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部电影—是我拍过唯一改编自中国文学名著的戏，也是我唯一和李大导合作的戏，还是我第一部反串小生的戏。
有一天李导演约我到录音间听钱蓉蓉录贾宝玉的歌，我才知道我们要边演边唱。因为对古装戏毫无概念，不知道手该怎么摆、脚该怎么走，李导演却胸有成竹毫不担心。我和张艾嘉还是不放心地请了京剧老师，晚上轮流到他家学走台步。拍摄前，导演请我们到他家二楼回廊的小剪接室，看大陆演员徐玉兰和王文娟演的越剧《红楼梦》。我清楚记得他看着那黑白片里的宝玉和黛玉，赞叹她们演得好。他说只要戏演得好，观众入了戏，就不会要求演员的外形。
《红楼梦》人物很多，所以演员也多，回想宝玉娶亲那场戏，除了演黛玉的张艾嘉不在场，几乎所有女演员都到齐了，有演袭人的祝菁，演贾母的王莱阿姨，演王夫人的欧阳莎菲阿姨，演王熙凤的胡锦姊，还有演薛宝钗的米雪。邵氏片场没有冷气，热得厉害，打灯的时候，所有演员都脱了戏服，只剩穿在里面的白色水衣，坐在尼龙椅上一边扇着扇子一边闲话家常，好不热闹。就这样，在邵氏片场待了三个月，戏拍完，人也散了，大家各奔东西，有的人再也没见过面，导演和莎菲阿姨先后去了另一个国度，真是《红楼梦》一场。
《金玉良缘红楼梦》上演之后，宋存寿导演才告诉我，十七岁那年拍的古装照，是拍给李翰祥导演看的，那时候李导演已经想拍《红楼梦》了。好笑的是，他说方逸华小姐嫌我嘴歪。后来我看那张照片好像真的有点嘴歪。
蒋勋老师很喜欢用青春王国来形容大观园。林黛玉进贾府时不超过十二岁，贾宝玉大约十三岁，薛宝钗大一点，不超过十五岁，王熙凤管理贾府时也不超过二十岁。基本上大观园是十五岁上下青少年组成的青春王国。当年我二十二，张艾嘉二十三，米雪和我们年龄差不多，胡锦姊二十六七，几乎所有演出的演员，平均都比书中人大十岁。很难相信《红楼梦》里十五岁上下的青少年，诗文如此杰出，性格如此成熟。蒋老师说，他们从小吟诗作词，会写诗也不足为奇。《红楼梦》里的每个人物，经由蒋老师的分析解读，都变得立体般活在你的脑海里，感觉非常熟悉，仿佛是你周边的人。
床边一本《红楼梦》，睡前听蒋老师导读，有时半睡半醒间，老师磁性的声音一会儿传入耳内，一会儿淡出耳外，就这样听见与听不见之间，让平时难以入睡的我，幸福地进入梦乡，梦里还做着“红楼梦”。
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无非是历史长一点，地方大一点，人口也很多，我们还有一部《红楼梦》。”据说慈禧太后也爱看《红楼梦》。所以作为中国人的一大幸福是—我们有《红楼梦》！
蒋老师说如果在一个荒岛上只许带一本书，他会带《红楼梦》。我想如果不准带安眠药的话，我会带蒋勋老师细说《红楼梦》的有声书。
二零一三年九月三日
《金玉良缘红楼梦》里的贾宝玉
凌波与我
当贾宝玉遇上贾宝玉
真是天大的新闻，三十七年前的事，我到现在才知道，原来三十七年前金汉大哥执导的《红楼梦》，凌波姊饰演贾宝玉，林黛玉角色一早已锁定了我，金汉大哥说我答应过他的。
在半岛酒店大厅咖啡座，和金汉大哥、凌波姐喝下午茶时听金汉说起这事儿。“有这么回事，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我惊讶和疑惑地问。金汉大哥倒记得清楚，他说那年我们拍张美君导演的《青青草原上》，他演我哥哥，曾经跟我提过的。在这三十七年里，只有一次在粉岭高尔夫球场和金汉大哥擦身而过。现在回想，或许在片场聊天的时候，他曾经聊过。“可是后来再也没有你的消息了啊。”我说。他说他是想事成之后再找我谈，但是等他筹备好的时候，我已签了邵氏电影公司，拍摄李翰祥执导的《金玉良缘红楼梦》了。金大哥谦虚地说：“你是应该接李导演的戏，他是大导演。”“啊呀！”我叹息地说，“我错过了饰演林黛玉跟凌波姐对戏的机会了。”金汉大哥打趣地说：“如果你演的话，我今天就开劳斯莱斯车了。”如果我能在李导演的《金玉良缘红楼梦》里一人分饰两角，又演林黛玉又演贾宝玉，然后在金汉导演的《红楼梦》里演林黛玉跟凌波姊演的贾宝玉对戏就太完美了。
今年一月五号专程到新光戏院听凌波姊唱黄梅调《梁山伯与祝英台》，凌波姊穿上梁山伯的古装戏服，在台上和胡锦姊饰演的祝英台，连演带唱，即使七十来岁的她，还是有五十年前演梁山伯那种潇洒憨憨的味道。五十年前凌波姊几乎把台湾给掀了，全台湾人为她倾倒、为她痴迷，许多人重复看《梁祝》几十遍甚至一百遍。那年我九岁，还记得她在台湾，在机场的记者招待会上，影迷挤得水泄不通。记者访问她时，她忽然大叫一声，把大家吓了一跳，她自己也惊魂未定，后来发现原来桌子底下躲着一个大学生，正在摸她的小腿。那年她在台湾演唱黄梅调的梁山伯，我没有能力去听，五十年后的今天能够亲眼看到亲耳听到她的演出，我感到非常幸福。
趁凌波姊在香港，我请汪曼玲帮我约她见面，这是我第一次正式跟她相见，竟然一见如故，好比旧相识，这会儿金汉大哥还说了我当年答应林黛玉的事，这不是缘分天注定吗？我坐在她对面，仿佛林黛玉初识贾宝玉，又仿佛贾宝玉遇见贾宝玉。金汉大哥是我的同乡，都是山东人，他心直口快、性格爽朗、有什么说什么，我就像遇见了亲哥哥。
在凌波姊还是“小娟”的时候，我在电视上看过她演的一部黑白片，她一头乱发被关在牢房里，牢房外丢进一个白馒头，她爬过去捡起来就往嘴里放。现在看着她雍容自在地坐在金汉大哥旁边，一脸的幸福。金大哥听我提起小娟就聊起小娟的身世：“她小时候家里穷，父母把她送给她大伯，她大伯又把她连同他自己的大女儿一起卖了出去，一个人才卖二十块美金，她养父母又把她卖给一个男人，十六岁就怀了那个男人的小孩。”凌波姐说她这么小大着肚子到医院生孩子，感到十分羞愧难堪。这么悲惨不堪的命运，还好上天还她一个公道，让李大导遇上了她。那年李翰祥导演和小娟在同一个片场拍戏，李导演正在筹拍《梁祝》，准备跟另一部由李丽华和尤敏两位大明星主演的《梁祝》打对台。李导演听到隔壁片场有人在唱黄梅调，打听了之后，就请小娟唱一段给他听，结果当下就决定让她跟乐蒂分饰梁山伯与祝英台，从此结束了小娟的悲惨人生，展开了凌波辉煌灿烂的一生。凌波知福惜福，在万千宠爱在一身的时候，嫁给了质朴老实的山东大汉，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金汉大哥说他一生做得最对的一件事就是娶了凌波，他说在加拿大，全家上下都没感觉她是大明星，因为她什么都不计较，照顾身边所有的人。
知足的人有福气，看着眼前这对脸上洋溢着幸福光芒的夫妻，实在为他们高兴。
因为大家聊得太开心，两个多小时很快地过去了，实在意犹未尽，临走前先约定好贾宝玉再遇贾宝玉的日子。
二零一四年一月十六日
毕加索画作
邂逅
俄罗斯的普希金博物馆，收藏了许多世界上难得一见的名画，听说是俄罗斯十月革命前，许多富豪在画家还没有出名以前买的。有毕加索、梵高、塞尚、马蒂斯、雷诺阿、莫奈、高更，稀罕得让蒋勋老师啧啧称奇。蒋老师讲画家的生平，讲画里的人物，讲画好在哪里，讲画家当时的心境，张张画都有故事。
我最欣赏的一幅，是毕加索画的一张男子画像，那是一九零一年间画的，正是他的蓝色时期。画里蓝色背景前，一个穿蓝色高领同色外套的男子，左手托腮右手扶着大啤酒杯，两侧头发垂到耳际，消瘦的脸上两道剑眉，细长的尖鼻子，翘嘴唇，兜下巴，他那忧郁的眼神特别吸引我的目光。画中的男子和毕加索是最好的朋友，他是作家。那时两人在巴黎都很穷困潦倒，他们同时爱上一个女孩，最后女孩跟了毕加索，而作家年纪轻轻就自杀身亡了。
普希金画像
普希金的故事更是让人心碎，他是俄罗斯最著名的文学家和伟大的诗人，生于一七九九年，死于一八三七年。他太太是有名的美女，有一位法国军官追求她，普希金就要跟他决斗，决斗前在咖啡馆里喝咖啡，他的好朋友劝他不要去，他不听，喝完那杯咖啡就拿着枪夺门而出。结果普希金中枪，两日后去世。那家咖啡馆在圣彼得堡，我们大队在那儿吃午饭，进门的右手边就是普希金的蜡像，当年用的那把枪还在那儿。
在俄罗斯参观了许多华丽的皇宫，欣赏了不少艺术品和名画，仿佛整个人浸淫在艺术的氛围里。
有一晚，我们到亚历山大剧院欣赏芭蕾舞，那是一座宏伟壮丽而富有历史感的剧院，听说就是以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命名的。走进剧院，仿佛置身于百年前的历史中。我顺着右手边那铺着红地毯的楼梯往上看，楼梯顶端有一名男子，穿着一套黑西装，里面衬衫雪白，瘦瘦的身影，静静地坐在那儿。他那乌黑齐耳的鬈发，遮住了三分之一的脸，留着短短的胡楂，气质不凡，活脱脱一个艺术家。我跟朋友开玩笑说：“你看，上面坐着个大文豪。”朋友笑着说：“嗯，气质很好。”
我坐在位子上，见他从舞台前面的方向走来，我的眼睛跟着他转，心里有许多惊叹号。开场前他站在走道上和朋友说笑，他神态自若，笑得灿烂，我忍不住拿出手机按了几下快门。
在舞剧中场休息的时候，我走到他面前，第一句话就跟他说：“我欣赏你。”他笑得更灿烂了。我问他是不是艺术家？原来他是法国人，在法国电视新闻台工作。我把刚才拍的照片给他看，并要求与他合照，他礼貌地想站起来，我赶忙制止他并蹲在他身旁拍了张合照。
我与俄罗斯邂逅的男子
散场后，我经过他的位置，先前在过道上和他谈天的几位男士，见到我仿佛很高兴，对我笑着指指他，示意要我别忘了跟他打招呼，我跟他握握手说了声：“拜拜。”
其实进剧院见到他的时候，他是坐在轮椅上的。先前从舞台前面走来，他的腋下一边架着一个拐杖，每跨前一步，一只腿就困难地往前甩，跨另外一步，另外一只腿又困难地往前甩。我惊叹的是，即使他每一步都走得那么艰难，但他神情是那么地泰然自若，那么地自信和洒脱。我惊叹的是，他的朋友都不认为他是需要被照顾的。
或许我的出现让他的生活增添了偶然的惊喜，但他的出现何尝不也满足了我散播快乐种子的愉悦呢？
二零一三年六月的俄罗斯文化之旅，邂逅的三位男子，令我深深地动容。
二零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醉舞狂歌数十年
我是个夜猫子，经常是天亮了才熄灯，熄灯前有时候会接到一通电话，我接起电话也不问对方是谁：“Habaday早安！”对方一定是个轻柔的男音：“Habaday晚安！”然后双方哈哈大笑。Habaday是我和他的暗语，这个暗语代表多重意思，好玩、好笑、生气、快乐、可说的、不可说的都随着说话语气的转变用这个做暗号。暗语的由来是，在爱林未满一岁时，杨凡教她唱生日快乐歌，她因咬字不清，把Happy Birthday唱成Habaday，从此我和杨凡就拿这个做暗语。因为我晚睡晚起，杨凡早睡早起，我睡觉的时间正是他起床的时间，平常找不到适当的时间聊天。有一天天刚亮，他打电话给我，讲了一个鹰与狼的故事，他最爱在电话里跟我讲电影情节：“一位武士和美女相恋，被巫师下毒咒把武士变成狼，美女变成鹰。武士晚上是人，白天变成狼；美女白天是人，晚上变成鹰，他们两人只有在月亮隐去太阳升起时才能同时变成人，但是只有很短的相聚时间，那部电影是Ladyhawke。”我说：“那你是武士啰。”以后他就经常在月亮隐去太阳升起的时候和我聊天。
认识杨凡是在一九七七年我来香港拍《红楼梦》的时候，《明报周刊》找我拍封面，由杨凡摄影。拍摄当天我穿着一条深蓝紧身牛仔裤，上身不松不紧的白底红色横条Polo衫。他一声不响从房里拿出一件白底蓝直条大衬衫叫我换上。那是他的衣服，我拿在手上有点迟疑。那大衬衫罩在我瘦瘦的身上竟然挺潇洒。于是我眯起眼睛迎着风扇，一头长发随风飞扬，杨凡顺着音乐节拍轻盈地按着快门。他总是有本事让被拍者感到轻松自然。
二零一一年我写作出书的时候，杨凡还未正式下海，短短的一年里他竟然出了两本书。在他写作之初，有一天和我喝下午茶，他眼睛闪着光，不停地在我身上打转，问这问那，两人离开等电梯的时候，他说，我要写你。到家没多久，他打电话来兴奋地说已经写了一部分，我要他念给我听，念到一半我说：“杨凡，我哪有那么晚起床。”“啊呀！晚睡晚起是艺术家与美人的特权，何况你既是艺术家，又是美女中的美女，加多几小时绝不为过啦！”这个杨凡，为了达到目的什么话都说得出来。“你给我提早两个钟头。”“这样子我就不写了。”“不写拉倒。”挂了电话我用简讯传去四个字：“猴巴摆媚？”（广东话）国语是“好了不起吗”。
第二天我和女儿去欧洲度假，到了巴黎接到他的电话，说《苹果日报》副刊“苹果树下”，星期日会刊登他写我的那篇文章。“你怎么没先让我看过，龙应台说的，文章里有涉及他人的话，应该先让那人过目征求他同意才好。”“来不及了啦！”我拨个电话给董桥。“董桥，你帮我看看杨凡那篇文章，告诉我这个朋友还值不值得交。”“很好呀，没问题，他很有才情。”
我和杨凡就像童心未泯的孩子，两个人有时吵吵闹闹，很快又和好如初。杨凡是个有心人，知道我开始看书了，就送我一个放书本的木架子，让我看书的时候不用手持厚重的书。知道我想写作了，就送我厚厚的稿纸，他说：“我知道你还有很多话想说，你就透过这小方块把它写出来吧！”
欧洲回来看了他写我的那篇《今夜星光灿烂》，反而被他最后一段打动，那段写的是他自己。“回顾我的一生，不学无术，凭着自己的小聪明，闯荡江湖。事逢幸运，薄得名利，花甲之年，本应罢手，以享天年，然而因缘际遇，把握机会，将自己的经历做个回忆……因为性格刚烈自私，是处不多，如此长篇道来，只希望读者看到。走过的路和交往的友人情谊，得到某些启示。”还真有曹雪芹feel。其实杨凡才真正的有话要说。他一身传奇，透过《杨凡时间》和《花乐月眠》里一篇篇动人有趣的故事，除了描绘出许多不为人知的名人轶事，也把自己璀璨的一生勾勒得有声有色。
杨凡对画很有鉴赏力，手上的每一张画都价值连城，十五年前他送了几幅画给法国博物馆，只记得有一幅是张大千的六英尺青绿泼彩《湘夫人》，还有一幅是明朝画家唐寅的《抱琴归去图》，其他的我就不记得了，但肯定张张都是精品。法国政府颁发骑士奖章给他，我刚好在巴黎旅游，就多留几天出席盛会。他穿着一套深色丝绒西装，胸口配上红宝石胸针，内衬粉紫衬衫，领口打着丝绒领结，活脱脱一个小王子。在法国总统宣读杨凡对法国文化上的贡献时，我看着眼前的景象，心想，这个总统一定没有想到，眼前这位小王子，几十年前因为在香榭丽舍大道上跳中国民族舞蹈，被法国警察抓去关了一夜的事。
最近杨凡卖了几幅画，变成亿万富翁，他打电话跟我说：“有一件事你听了一定很高兴。”我以为他要告诉我他的画卖了多少钱。“我不拍戏了。”我听了真的很高兴：“恭喜你啊杨凡。从此不用为你操心了。”
他倒真的说到做到，收拾行囊到处旅游，过着闲云野鹤的生活，这会儿他正在巴黎给《壹周刊》写文章。我在电话里对他说了许多赞美他的话，说他能够真正地做到潇洒两个字，简直可以媲美庄子了。
他被我夸得正不知说什么好的时候，“不过，你有一个缺点。”他屏住呼吸，“记仇！”我连珠炮似的，“你真够狠的，就因为我怪你未经我同意，把我、你和法国总统颁发骑士奖章拍的照片，刊登在苏富比的拍卖书上，你的新书《花乐月眠》里，谁的照片都有，就是没有我的照片。”说完我们两个哈！哈！哈！哈！哈！笑个不停。他说：“青霞，你一定要把这一段写下来。”
杨凡摄影
书
我的书架
“你妈以前住在香港的公寓，家里一个中文字都找不到，因为没有书、没有杂志、没有报纸。方便面和零食上有中文字吧？可是她家什么吃的都没有，简直是百无。真没想到她现在竟然写作出书了。”晚饭后两个小女儿围着南生阿姨聊天。“可是她有剧本啊！”女儿们抢着为我辩护。“对！对！对！你们真聪明！哈！哈！哈！还好我有剧本。”我好像找到了靠山。
在学校的时候，没有看课外读物的习惯，进入影圈忙得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哪有时间看书。有一天闲得无聊，朋友提议去逛书店，进了书店也不知道该买什么书，刚好前面一男一女正在讨论他们出版书的事，那位女士看见我，上前自我介绍，原来她是作家曹又方，她推荐了方智出版社的《从已知中解脱》和《人生中不可不想的事》。我带着它们旅行，在旅行中一口气看完了《从已知中解脱》，茅塞顿开。正如作者印度大师克里希那穆提（J. Krishnamurti）说的：“读这本书就等于是智慧之旅，在读的过程中不要问为什么，也不要急着找答案，就是一路体会一路往下读。”书上说，看风景不要只是你在看它，而是要把自己融入风景里。在夏威夷的一个夜晚，我走出酒店房外的阳台，海风和着海浪声吹起了我的长发和衣裳，我照着大师说的融入风景里，真的感受到自己是风景的一部分，那种感觉是无比地轻盈自在。读《人生中不可不想的事》，有一句“如果你感觉痛苦，你就跟痛苦并存，把它吃掉，这样痛苦就会消失”。这对我起了很大的作用，烦恼痛苦全被我吃光光。
结婚以后空闲多了，有时候提笔写写生活感受，总感觉书读得不够，词汇有限，于是看到报纸介绍的书就买来看，朋友也送书给我，最初爱读有关心灵、EQ和哲学性的书。金圣华送了我一本杨绛翻译的《斐多》，书里说的是，苏格拉底受刑喝毒药前，与朋友辩论死亡的对话。看到他面对死亡毫无恐惧，用自己的生命来见证他坚信真理的精神，感到非常震撼，买了几十本与朋友分享。
写文章以后，认识了许多文化界的朋友，收到的书就更多了，现在我的客厅、书房、睡房、洗手间和镜子上，到处都是“字”。
本来以为搬家最多的会是衣服、皮包、鞋子。进了新家，推开房门，墙边堆了一摞摞的书，以为还没上架，秘书说书柜已经塞满了，画册暂时放在电视柜上。怎可能有那么多书？我疑惑地打开书柜，哇！整墙的书，看了好高兴，仿佛李白、李清照、曹雪芹、沈从文、张爱玲、圣严法师、大宝法王和我友人金圣华、琼瑶、章诒和、董桥、白先勇、龙应台、蒋勋、马家辉都在跟我打招呼，要我听他们的心事，听他们讲故事，阅读他们的思想。这些年养成了看书的习惯，更结交了一些杰出的作家朋友，朋友们和出版社都会送书给我，日积月累，竟不知数量如此可观。
手指滑过书架，停在蒋勋的《孤独六讲》上。记得这本书内有一张秋瑾的照片，她挽起日式发髻，一身和服，戴着黑手套的右手握着一把匕首，英气逼人。书上说秋瑾有诗“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她手上那把剑就是徐锡麟和朋友凑钱买给她的，因此耗尽千金以至于付不出酒钱，秋瑾为了让大家喝个痛快，不惜把身上的皮大衣当了换酒钱。她和徐锡麟之间是革命友情，也是爱情。在她听到徐锡麟起义失败，惨遭清官活活地剖开胸膛掏出心脏祭奠满人时，立刻起义。她的起义可以说是一种自杀的形式。在被捕后受尽了酷刑，被逼写下参与革命者的名单时，她先写一个“秋”字，表示只有秋瑾一人，顿了一下，接着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的诗句。翌日清晨，秋瑾在绍兴的街市口被处以斩刑。蒋老师形容她的美是一种把生命活出极致的美，真是贴切极了。看完她的故事我久久不能释怀，知道鲁迅的小说《药》夏瑜一角是以秋瑾做蓝本，赶快找来看，更是震动。那患痨病的小栓吃的血馒头，不会就是秋瑾被斩首的血吧，那血还是热的呢，千万不要是秋瑾“洒去犹能化碧涛”的血啊！这样一个烈女子，怎一个“恸”字了得。
手指滑过龙应台的书，忆起她在香港大学教书时与我所结的缘。在交往的过程中，眼见她为《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如何下笔而苦恼，眼见她大江大海地奔波而心力交瘁，阅读的时候，真是大珠小珠落纸上，为她笔下的亡魂落泪，为离乡背井到台湾的老兵落泪，她的文字深深地感动了我。
书架上也有章诒和的书，读《最后的贵族》时，亲切得仿佛跟她一起经历“文革”的浩劫。因为喜欢她的文字，她来香港时我特别早起去听她演讲，很欣赏她直话直说的性格，她讲京剧泰斗梅兰芳和程砚秋的真实小故事，兴起时还会站起来表演，有趣得不得了。想不到她坐了十年冤狱，还是那么爽朗健谈。那晚我在床头读她的第一部小说《刘氏女》，写的是和她一起坐牢那些女子的悲惨故事，我被情节吸引得姿势都没换，歪在床上一口气把它读完。读到刘氏女杀夫那一幕，吓得头皮发麻。后来好奇地问她这小说有多少真实性，“百分之百”，她不假思索地回答。她小名叫小愚，我称她愚姊，有时跟她电邮往返，虽然她很忙，但看了我的文章后却从不吝啬赠我几句。
这些文化界的翘楚不断有新作面世，我也乐得收到好书，读完还可当面讨教。看着书架上一排排书，虽然遗憾不能生在李白、李清照和曹雪芹的年代，与他们把酒言欢，但是生在这个时代也不错，我也有许多知心的文化界朋友，也常跟他们把酒言欢。
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一日
巴黎·卡地亚
巴黎大皇宫
巴黎变了吗？
车上心直口快的Amy直嚷着：“巴黎变了！怎么街道这么暗！晚上灯光都不一样了！凯旋门也看不见了！亚历山大桥头上的金色雕塑也不亮了！教堂反射出来的灯怎么是刺眼的绿和白呢？以前夜巴黎的灯火暖暖的，很有罗曼蒂克的情调，现在……”她曾经到过巴黎一百六十多次，巴黎的任何转变都逃不过她的法眼，在场的巴黎人说：“政府支持环保，所以节省开支。”我想，现在用的可能是LED灯，省电但缺少情调。虽然如此，我还是被香榭丽舍大道两旁树上为迎接圣诞节的小灯所吸引，许多银色小灯造型别致，有的像巨大的透明花，让人看得出了神，仿佛自己是树上的小精灵。
夜巴黎是暗淡了，大部分商店的橱窗都黑黑的，这样反而更突出了几个特殊的亮点。代表巴黎标志的铁塔还是晶莹剔透地闪烁着，Lafayette（老佛爷百货公司）旋转的圣诞装饰橱窗也还是引起许多路人的围观。最吸引我的灯光是香榭丽舍大道上大皇宫的屋顶，因为屋顶是玻璃制成的，大红灯光由里射出，远远地望去就像切割完美的巨大红宝石，它的光束射穿了夜空。
追寻着红宝石屋顶，到了大皇宫，那里正以卡地亚风格史诗为主题举办一场高级珠宝展，展品包括卡地亚一百六十多年以来六百多件艺术创作首饰。走进展览厅正对的是一个巨大的圆柱式玻璃柜子，里面架子上摆设了许许多多充满贵族气息、设计高雅的钻石皇冠。我最欣赏的是唯一的一个花环式皇冠，原来那是拿破仑的侄女结婚的时候戴的。每一件珠宝的背后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最触动我的，是伊丽莎白·泰勒那一套红宝石的故事。看着橱窗里的红宝石戒指、手镯和链子，发现那条链子的圆圈好小，心想她脖子真细，应该个子不会太高。旁边电视荧幕上，见到她的夫婿在游泳池边为她戴上项链，她一只手拿着耳环贴在右耳上，素净的脸上透出喜悦的光彩，对着镜头的眼神充满着惊喜，这时候的她比化了什么妆都美丽。
故事发生在一九五七年的夏天，伊丽莎白·泰勒和她新婚的制片人丈夫迈克·托德，在法国租的别墅里游泳，迈克在池边拿着三个红色卡地亚珠宝盒说：“等你游两趟回来，这个礼物就是你的。”我叹息着，如果那一刻的甜蜜能够永久凝住，停留在那里该多好。可惜她的爱人却在一次飞机失事中丧生。泰勒后来忆诉：“那是一个完美的夏天，完美的爱情日子。”
我落足眼力欣赏珠宝设计的艺术，像海绵一样地吸吮背后的故事，偶尔抬起头来看看玻璃天花外的夜空，环顾打在墙上和屋顶的灯光，真个儿地不知今夕何夕，那种氛围是一种说不出的美好。在参观展览的过程中阅读了卡地亚的风格、史诗，仿佛暂时拥有了这些珠宝艺术品，这样已然满足。谁说不是，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是你可以永久拥有的呢？
二零一四年一月十八日
伊丽莎白·泰勒与夫婿
我与何佐芝先生
何先生再见
何佐芝先生于一九五九年创办了香港商业电台，为香港市民发声数十年，是香港传媒的先驱，也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
去年有幸与何佐芝先生一同到日本旅游，见识到这样一位具有品位和绅士风度的特殊人物。
二零一三年旧历新年期间，施南生约我跟何先生、俞琤一起到东京旅游，起初很讶异，以他九十四岁高龄，竟然愿意舟车劳顿到寒冷的日本度假，见了他才知道我的顾虑是多余的。我们第一餐是在一间二楼餐厅吃韩国烤肉，虽然他带了两名护士小姐，但我看到他是自己爬上楼梯的，没有轮椅、不用人扶，护士小姐说这趟他坚持不要坐轮椅。因为过年，我每次敬他酒，必定以四个字的祝贺词“龙马精神”、“心想事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逗他开心，而他总是微笑地双手举杯并真诚地望着我才饮酒。他耳聪目明、谈笑风生，吃得比我们多，喝得也比我们多。饭后，我发现他竟然自己静静地到柜台把账给付了。何先生对吃很有研究，这个旅程每天午餐和晚餐都是他事先交代并预定好的，每餐都有特色，都色香味俱全，配上他特地从香港带去的红酒，平时对吃不讲究的我，跟他一起吃饭，才知道什么叫美味佳肴。那真是一趟完美的飨宴之旅。
樱花盛开时节我们原班人马又相约到京都去赏花。在开满樱花的公园里，他在前面走，南生和俞琤随侍在侧，树上的樱花偶尔飘落，淡粉的花瓣洒在他们的肩头、洒在他们走得沙沙作响的碎石子路上，我欣赏的风景不仅如此，我看到他们三人交织成密密麻麻厚厚浓浓的友情、恩情和亲情（他与俞琤亲如父女）之网，这张织了四十多年的“情网”，撒在满是樱花的公园里，让我为之动容。
赏完樱花，在开回酒店的车程中，何先生请司机在一家小店门前停下，他要亲自下车买一样小礼物送给他心仪的女友，那是日本最好的面油纸，他真是我见过最有绅士风度和最懂得疼惜身边女人的男士。
记得十多年前何太太还在世的时候，我在施南生家的饭局中与他们见过面，何太中风之后脾气不是很好，何先生总是很有耐心很小心很乐意地呵护她。在他身上我见到的是“珍惜”，他珍惜生命、珍惜他所爱的人。在他身上我看到岁月累积的智慧，学到即使九十四岁都可以不老。
左起：施南生、我、何佐芝先生、俞琤
我们的生日是同一天（十一月三号），两个人都属马。他九十五岁生日那天，俞琤精心为他设计了一个surprise party，约了一班他喜欢的朋友到半岛酒店二楼酒吧为他庆贺。大家在那儿唱歌、跳舞、说吉祥话令他高兴，但他关切的却是我那站在一角的女儿邢爱林，他招手请爱林坐到他身边并握着她的手，女儿羞怯地望着他笑，他慈祥地和女儿对望，那真挚的眼神，是整晚最温馨的画面。
那晚最后一个镜头是何先生的道别，他在前面走，我和南生、俞琤走在后面送他，他进了电梯转身挥手，我们目送他直到电梯门关上，这也是我见他的最后一个画面。
如今他睡了，或许到另一个世界才苏醒。何先生，再见。
窗外的风景
搬进新屋将近五个月，从来没有打开房间的窗户，好好看看窗外的景色。或许是刚搬进来的时候正值严冬，看见窗外的枯枝和正在施工一团凌乱的道路，很是惆怅，索性紧垂窗帘眼不见为净。前两天朋友来参观我的房间，拉开窗帘，突然发现枯树的末梢长出了新芽，好像发现了新大陆，原本还以为那是棵枯死的树。我雀跃地跟家人分享我看到的情景，他们并不如我这般惊讶，都说：“是啊！春天到了。”
是啊，春天到了，新芽绽放，枯树开花了。我看到生命，感觉到希望，立刻拉开落地窗。凉风吹衣，嫩芽的清香更随风拂面，不觉深深地吸了几口气，空气清凉甜美，就这单纯的呼吸已是无穷的愉快。
窗外的景色无时无刻不在变化，那青青的小树叶从树梢慢慢往树干方向延伸，愈来愈密，愈来愈密，几乎布满了枝头，好像一顶大花伞。风吹树摇，小鸟们也飞上了枝头，偶尔看到一辆红色货车从枝叶的缝隙中穿过，树后修建的路面本来杂乱无章，现已接近完工，清理得干干净净，那条公路宽大弯曲，看起来像在大自然的景色中划上一个大S，将来通车的话，看着各种款式、各种颜色的车子从我窗前划过，窗外的风景将会变得更有声有色有动感。
现在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拉开窗帘，欣赏窗外的风景。今日又与往日不同，不在雾霾的笼罩下，一幢幢耸立的大厦中居然看到一湾维多利亚港，远处一座翠绿的大山横卧其中，更远处，隐隐见到层层叠叠的高楼，像极了海市蜃楼。之前眼里只见到近处那巨大的枯枝和杂乱的公路，其他什么也看不到，所以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现在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了，原来心念一转，豁然开朗。
窗外的风景
到黄昏，有如火柴盒叠起来的大楼灯光一盏一盏地亮起。望着渐次增多的灯火，心想，灯下必有不少故事，这能写多少篇小说啊！金圣华、白先勇和章诒和老师都经常鼓励我写小说，那天我和金问白老师，小说应该从何着手，他说先要有人物和故事，那就好写了。小时候爱幻想，性格敏感，像林黛玉一样，没事就哭，很容易受到伤害，年龄渐长，经历的事多了，几乎没了幻想没了梦，也刻意让自己神经线变粗，免得因太敏感而受苦。如果要写小说的话，势必要找回那敏感的神经线，多幻想、多做几个梦了。
以前有人问我来世投胎想变成什么，我说做一只会唱歌的小鸟。看着窗外鸟儿们吱吱喳喳快乐地穿梭在满布嫩叶的枝桠上，只稍一停又飞走了，小翅膀上下飞快地舞动，身子笔直地往前冲，飞得又快又远，转瞬间就隐没在眼前的景色里。它们快乐的鸟语是否向窗里人传递春的信息呢？
夜幕低垂，太阳已去，橙黄的月亮高挂在树梢上，无风无雨，仿佛一切都静止了，张爱玲婚约上那四个字“岁月静好”浮现在我脑中，桌上时钟的秒针在耳边滴答滴答滴答……
二零一四年五月七日
我与甄珍
一个好女人
小时候可曾想过，你最喜欢的电影明星，将来有一天会成为你的朋友？我从不曾想过，但是我有这样一个朋友，她的名字叫甄珍。
初高中时期看过几部她的电影，每一部都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有几个画面至今仍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看她的第一部戏是《缇萦》（李翰祥导演），缇萦家里有五姊妹，因为父亲被冤枉判了死刑，见到囚车里戴上脚镣手铐的父亲（王引饰演），姊妹们上前哭哭啼啼，缇萦的父亲黯然叹了一口气：“生女儿有什么用，只会哭。”他最小的女儿缇萦，有一天在皇帝坐轿出巡的日子，半路拦轿，两手高举申冤的状子，一路跪到轿前喊冤。看着甄珍那张稚嫩无邪的脸蛋，看见地上跪出的两道血路，见她一脸泪水勇敢激动地跪求皇上饶命，我的心都揪了，就只看这一场戏已经值回票价。
《几度夕阳红》里她演一个没有母亲的刁蛮女儿，戏很少。有一个镜头，被杨群演的父亲严厉地教训之后，狂奔上楼梯，大叫一声：“妈！”那声“妈！”让你心碎，这个镜头完全表达出她的委屈和倔强。
白景瑞导演的成名作，也是甄珍的成名作《新娘与我》，有一个她穿结婚礼服戴头纱的特写，那个美是无法用言语或文字来形容的。我拍过许多唯美文艺爱情片，有一次拍琼瑶的电影，摄影师想拍我一个美丽的特写，灯光师花了很长的时间打光，摄影师慨叹道：“女明星中只有一个是最好拍的，很容易打光，每个角度都好看，那就是甄珍。”
有一段时间甄珍拍了许多小淘气的片子，这些片子都是专门为她精心打造的，卖座得不得了，因为她本身就是淘气善良的女孩，观众就是爱看她。
白景瑞导演拍出她的俏皮，李行导演拍出她的善良和纯真，甄珍在他们的手上发挥得淋漓尽致，那是在六十年代底七十年代初，也是她最红最盛的时期。
在白景瑞导演的《白屋之恋》里，有一个镜头，她穿一袭白纱裙，趴在小白屋外的草地上和邓光荣甜蜜地谈情说爱，那是许多少男少女的梦想，也是我当时的梦想。李行导演导过她许多脍炙人口的文艺爱情片，像是《心有千千结》、《彩云飞》……每一部都创高票房纪录。
读中学的时候，台湾没有很多消遣节目，最大的娱乐就是看电影。那时候的明星比较神秘，不像现在随街可见，因为还没有狗仔文化，所以也不容易知道他们的行踪。还记得初中的时候，在台北“中华体育馆”观赏晚会（我们都坐在水泥石阶上），当时最出名的主持人包国良介绍甄珍出场，她短短的一头黑发，穿着一身鲜桃红绉褶子伞状迷你裙，我远远地望着她，心里直赞叹她的甜美、可爱。
你绝对想象不到，我第一次见到最喜爱的明星，是在这种情况下。那时候我十九岁，已经拍过几部电影，还算小有名气，正在拍与邓光荣合演的《翩翩情》。有一天要求女副导演王玫带我去见甄珍。王玫带我到统一饭店甄珍入住的房间按门铃，许久之后，门打开了，一个戴着浴帽、身上围着白色毛巾的女人探出头来，我定睛一看，那不就是甄珍！王玫尴尬地把我介绍给她，她关上门叫我们等一下，我以为她是去穿上衣服再请我们进去。门很快地又打开了，一瓶香水从门缝里递出来，“送给你。”我慌忙地接过香水，门已关上，我拿着香水对着门发呆，过了一会儿，王玫透过深度近视眼镜瞪着我：“你在干什么啊？”我这才醒过来：“哦，我们不是要等着跟她见面吗？”“走吧！她不会出来了。”王玫笑着拉我走。
正式跟甄珍见面，是在台湾“中影”片场，她与谢贤正在拍戏。王玫带我进场探班，远远见她从布景里翩翩走来，贵为超级巨星的她，平和亲切得像个邻家女孩。我见到心爱的明星，一时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那时候我刚学会开车，她正好收工，王玫建议她坐我的车回去，一路上车子一会儿慢、一会儿快，有惊无险的，好不容易才把她送回统一饭店，见她一脸惊愕、劫后余生似的下了车，当时很是过意不去。
第三次见面是在美国洛杉矶，她嫁给刘家昌导演，刘导演为她开了家甄珍酒店，在开幕酒会里，她一头俏丽的鬈发，身穿一袭乳白雪纺飘逸洋装，料子上有点点白色丝绒，脚踏米白缎带高跟鞋，笑盈盈地站在刘导演身边和来宾寒暄、拍照。这些年来参观过刘导演在台北汐止盖的法国宫廷式房子、大陆昆山的三座大酒店。刘导演盖的建筑物一座比一座雄伟，一座比一座大，他总是兴致勃勃地带我们参观他一手打造的王国，甄珍也总是陪着我们参观，那王国再大再雄伟，只要甄珍往那儿一站，你就感觉她是理所当然的女主人。我总忘不了每次参观那些大建筑物的时候，她脸上挂着的满足笑容和怡然自得的神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