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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写人性，赞美女性，端出封建末世众生相，初现民主思想。曹雪芹挣断了宗法社会的“基因链”，归属于华夏文化的主流传承。

话已说到这个份上，但《红楼梦》还是令人感到惊奇。这二百多年，可谓惊奇不断。这样一部巨着，真是出自曹雪芹一人之手么？他几乎全方位打通雅俗，难怪敦诚称他鬼才。鬼才，天才，无非是说，这绝世珍宝形成的奥秘仍向我们隐匿着。曹雪芹才活了四十岁，即使生年按某些线索往前推，大概也推不过四十五岁。他要经历，要阅读，要思索，要变异，要写作，建一座每个细节都异常考究的巍峨宫殿，又演示宫殿垮塌的全过程。如此造大梦，全世界找不出第二例。

按说古人交往空间有限，曹雪芹却对这么多人的生存细节看得如此透彻。原因何在？也许，反倒是“缓慢生长”的古代，个体活得更投入，感受更深切。而广度，是由深度来决定的。今人感觉时间快，一晃三五年。为什么？因为日子重复；生存，被算计型思维分割成几大块。我怀疑古人不是这么感受时间的。活得投入，于是计较细节，“有”细节，生活中有大量的模糊地带，不可能一步跨入清晰，一眼看透这个那个。古人不以分秒计时，却像活在每一秒；不能须臾入云端，却能横看万里纵看千年。我印象中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时间还是比较慢的，到九十年代，时间突然加速。有时候，真觉得一年是一天……今天的作家艺术家，跑遍全球不难，但谁是曹雪芹或托尔斯泰呢？

曹雪芹爱看戏，看听书。戏曲及书场文化，扩大他的感受面。写小说丢份，但作家超越了身份，就无所谓丢份了。曹雪芹是超越身份的模范。他既是孤傲的，又是随和的，论交不分贵贱，不管三教九流。他善于在生活中八方借力，很像苏东坡：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田院乞儿。超越身份，穿越社会各阶层，向来是作家的范式。

生产力的提升，印刷术的流行，市民社会的繁荣发达，为小说提供了历史性的契机。朝廷出于统治的考虑禁看《红楼梦》，可是皇帝和他的妃子都在悄悄看。民间由红楼人物衍生的文化现象屡禁不止。比如乾隆年间的小姐乘车出行，帘子上挂着黛玉葬花图、史湘云醉眠芍药茵。八旗纨绔，则以薛蟠贾链自居，或打出刘老老大嚼图、贾瑞抱欲受冻挨屎盆子图，满城搞笑。

书场文化，要求写作者搜奇猎怪。这也是中国小说的本来面目，唐宋传奇，传到明清。《水浒传》一百单八将，摆入书场，演绎开来讲，一辈子讲不完的。于是，生活的细节走到前台。比较典型的是苏州评弹，不断的搁下，荡开，节外生枝。长篇小说如《金瓶梅》，描画了多少宋代市井生活的场景，难以估算。这对小说创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红楼梦》对应大家族日常生活的结构，扬弃了书场文化中的传奇色彩。它从人物入手，从感觉入手，细节蜂拥倒在其次，更奇的，是它的大量场景都有梦的味道，梦的颜色。像前边所举的怡红院外的那个“大毒日头地下”的场景。朦胧，含蓄，多歧义，挑战解读，乃是汉语的优势所在，唐诗宋词登峰造极。曹雪芹是大诗人，《红楼梦》本身就是诗，其次方为史诗。史诗这个词，将诗置于史之后，容易造成混淆。比如对杜甫的解读和研究。诗意，乃是人类文明的精髓。

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称十九世纪法国社会的史诗是比较合适的。这同时也是它的短处：过于现实了。难怪伍尔芙这样的意识流小说大师，毫不留情地批判巴尔扎克，而推崇印象与现实交融的普鲁斯特。

欧美各现代画派，也从不同的方向，给写实主义贴上了封条，将单纯写实彻底送入了美术史。

莫洛亚《追忆逝水年华》的序言中写道：“像德加或莫奈用丑女人画出杰作一样，普鲁斯特的题材可以是一个老厨娘，一股霉味儿…他对我们说：好好看，世界的全部秘密都藏在这些简单的形式下面了。”

《红楼梦》的英译者霍克斯曾言：这部古典名着像一本现代小说。

而当下的许多中国小说，重故事情节，轻洞察生存，一件事就是一件事，一张脸就是一张脸，事完了，人也没了……作家似乎走上了回头路。

《红楼梦》通篇用白话，是小说对应日常生活的逻辑结果。说她“用白话”，其实也不够准确，不能揭示她与生活的浑成状态。毋宁说，曹雪芹原本是用大白话来思维的，雅俗浑成，北京的官话，吴侬的软语，氤氲在一块儿。专家学者举证多矣，也曾唇枪舌剑，而后达成共识：《红楼梦》的语言，是南北语系水乳交融的典范。当时的北京已是金元明清四朝古都，北京人又羡慕南方的富庶，南方的文化。邓云乡先生指出：“清代统治者起自关外苦寒之地…极羡慕江南苏、杭一带的风物民情，菜讲南菜，货讲南货，纸讲南纸，酒讲南酒，衣讲南式…就连说话也觉得南方话好听，所以有‘吴侬京语美如鸢’的说法，就是说江南人说北京话简直像黄莺叫一样，比北京人说北京话还要好听。”

也许可以这么讲：南北文化，均汇流于曹公笔下。

曹公在北京写作，记忆冲着南方。他打通了雅俗，涵盖了南北。他的白话文，比“五四运动”时期的白话文更流畅。这蕴涵着什么样的大问题呢？

现在，北京有大观园，上海也有大观园。两座风格迥异的大观园，合成一个文化隐喻。建筑艺术家的杰作，对作家是个提醒。

思想层面的《红楼梦》，我略谈几句感想。

清代尊程朱理学，康熙雍正乾隆，封朱熹为“十哲之一”。一提理学，大家都会想到“存天理灭人欲”、“天不变，道亦不变”。清中叶的思想家戴震，以人情、人欲之说抗衡天理，像魏晋竹林七贤，以“不孝”与放浪抗衡礼教，二者都对封建统治者玩弄的花招说不。玩弄花招是说：让社会的伦理道德，永远听命于皇权、族权，听命于统治者的意识形态。贾府等级森严，处处道德布控，不独摧残奴婢，连主子也不放过。可见，道德这种东西，一旦僵化，势必祸及方方面面，紧要关头要吃人的。

道德的本质，尚须细思量。

曹雪芹的思想与戴震相近，不过，他重情、重欲、甚至借警幻仙姑的口称贾宝玉是“天下古今第一淫人”，则是他从自己的红楼大梦中悟出来的。作品的立意或主题，因回流到日常感觉，所以无板结，无说教。《红楼梦》中的意识流动，似乎到了“意识流”的边缘上，却停在边缘，照顾读者。小说开头还谈了一通“意淫”，俨然是个大发现。估计雪芹原稿，涉及“淫”的东西更多，被脂砚斋斟酌后划去了。

曹雪芹九

天理走了极端，情、欲、色要走另一个极端。这是历史本身的张力使然。

想想曹雪芹那阮藉式的性格，多愁善感又桀骜不驯，他要走极端的。只有那些在一条路上走到黑的人，方能看见飞鸟各投林，“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作家的好手段，是一竿子插到人性深处。插不深，则会弄些面面俱到的拚盘，宣称他表现时代……

宝玉含玉而生，那块玉，王国维解读为欲。人生诸多欲望烦恼，系在脖子上。宝玉摔它好多次，恨声连连，把命根子说成劳什子。他最后看破红尘遁入空门，似乎解决了欲的问题，由色而空，一切人间悲喜，终归于佛门清净。我觉得，这是曹公布下的迷魂阵。由色向空，古今中外皆有，是生存情态中固有的环节，只程度有不同。跛足道士唱的《好了歌》，说世间一切“好”都将归于“了”。甄士隐有“夙慧”，一听便悟，当场为《好了歌》作注解：“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不过，官场民间，有此“夙慧”者并不少。曹雪芹的高明处，却是把我们的目光定在茫茫雪地上，由空返色，由大梦的终点返回大梦，重新打量人的生存，尤其是女性的生存。他带着我们步入虚无，又从虚无重返人世，这一去一返并非无用功，它使生存的诸环节毕现纷呈。

由色而空，由空返色；从有到无，无中生有：这是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庶几接近西哲所言：“人是虚无的占位者。”

而一般作家和思想者，常止步于由色向空的环节。曹雪芹走得更远，这“更远”却是返回。修养，情力，欲之烦恼，三个助推器，成就了我们的顶级作家。

曹雪芹确立女性价值，是《红楼梦》的核心思想。群芳凋零，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然而有芹泥，有雪芽；“一寸嗟独在”，有叹息就会有生长。有见证毁灭的眼睛，就会有美好的事物重新出现。曹雪芹的人生观是入世的，积极的。

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然而梦的颜色是红的。

大观园里，那么多漂亮女孩儿，善于意淫的贾宝玉倒是缩手的时候多，为什么？因为曹雪芹的眼睛，是洞察女性美好的细节及其悲剧命运的眼睛。小说第六回，宝玉因一场绮梦而与袭人“初试云雨情”后，再未与别的女孩子有此等缠绵事。和黛玉没有，宝钗湘云凤姐更不可能。晴雯临死，倒后悔未曾与他弄出些风流事来，枉担了虚名。曹雪芹这么写宝玉，既含深意，又很随意。随意是说：曹雪芹是不折不扣的双重贵族，其境界，是在他的生存环节中自然而然地生发出来的。

时至今日，男女仍不平等。联合国开妇女大会，女权呼声很激烈。曹雪芹的提醒和示范不会过时。看女性要看全貌，要学会细腻欣赏，要懂得“昵而敬之”。一个敬字，超越了所谓怜香惜玉。敬，不是取高姿态，是实实在在的向往。

歌德说：“美好的女性导引我们向前。”

男人的权力意志膨胀开来，女性要遭遇粗、暴的。例子正多，叫人欲说还休。如果大学校园的男孩子都不能辨认贾宝玉与西门庆的区别，他甚至对你来一句：哦，贾宝玉比西门庆更有钱……那就糟透了。

《红楼梦》自问世至今，在高雅和世俗两个层面上，牢牢地吸引着读者。要境界有境界，要生活有生活，规模大，场景多，各式生存交错，繁复而又清晰。这几乎是一部天书，自成小宇宙。一部小说，制造了无数的梦想天地和话语空间。“光绪初，京朝士大夫尤喜读之，自相矜为红学云。”嘉庆年间又有流行语：“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这情形，令人联想宋人读苏轼：“士大夫不能诵坡诗，自觉气索。”文化的强大传承，使“文化基因”的因子弥漫于社会各阶层。曹雪芹亦如苏东坡，能穿越各阶层，强力拓展精英文化的覆盖面，使全民族受益。曹雪芹令我们一再惊叹：汉语艺术原来是如此之美！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解味的人排着长队呢，从雪芹生前排到了今天。脂砚斋，畸笏叟，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胡适，鲁迅，茅盾，丰子恺，王昆仑，吴恩裕，俞平白，李希凡……显赫名字数不完。王朝闻先生一本《论凤姐》，就写了七百多页。《红楼梦》所衍生的话语空间究竟有多大，真是难以测量。其他三本古典名着，显然不能享此殊荣。《水浒传》里的女人，不是荡妇就去卖人肉包子；《西游记》把漂亮女子全写成妖精；《三国演义》的貂婵、甄氏、二乔，则是政治的牺牲品，权势追逐的对象，乱世英雄的陪衬。反观我们的曹雪芹，倒是把更多的尊严、更鲜明的个性献给了下层女性。

学养深厚德高望重的专家纷纷介入红学，为《红楼梦》的定位与传播打下坚实的基础。戏曲，电影，电视，连环画，都是把忠于原着列为第一标准。恶搞未起，嘘声先至。隐身其间的红学家，乃是我们的文化英雄。赖有他们的指认，我们才能辨认。举例来说，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高下，不少读者是有点模糊的。红学专家为我们指出以下几点：

1.曹雪芹与高鹗，价值观很不同。宝玉是极厌恶禄鬼八股文的，高鹗却让他在黛玉的劝导下沾上腐儒气，父亲升官，他手舞足蹈。贾府衰败一阵子，又“兰桂齐芳，家道复初。”吃人的封建社会、宗法统治周而复始。

2.高鹗未经历富贵，下笔多破绽，贾府的吃穿用，婚丧，寿庆，礼节，写不到位。

3.高鹗的语言一般。而曹雪芹雅俗全来，他笔下的各色人等，开口便是自家口吻，无论贾母或刘老老赵姨娘、贾政或焦大。脂砚斋说：“写晴雯是晴雯走下来，断断不是袭人平儿。”高鹗哪有这功夫？黛玉讲庄子那一段，全是学究气。续作中几乎不见诗，高鹗自知短处，不敢写。

4.高鹗拿因果报应观念套原着，非常糟糕。台湾学者李辰冬《知味红楼》说：“大多数的人物，都给他一个报应的结果：薛蟠无赖，让他娶一个夏金桂；夏金桂泼悍，让她自焚身；赵姨娘以魔术害人，让她见鬼而死；妙玉孤高，让她被污；宝钗冷枯，让她守寡；熙凤贪财，所以被抄…这样把《红楼梦》写成一部《醒世姻缘传》了，其实，高鹗是不会理解《红楼梦》的。”

麻烦了，连高鹗都不能“解味”。

高鹗还篡改曹雪芹原着中设定的人物形象。如尤三姐，据北大图书馆馆藏脂京本，曹雪芹原是写出了一个挑战臭男人的泼辣女性，完全抛开了贞操观念，“竟是他（尤三姐）嫖了男人，并非男人淫了他。”论者杨光汉先生指出：“高鹗头脑冬烘，不懂得这个观念，所以删了这话。”

后四十回的成功处，学者们并不加以抹杀。不然的话，通行本《红楼梦》哪有高鹗名字？

知味红楼，难之又难。

攀登文化的高峰，却是其乐无穷。

红学家功劳大，红学的分歧亦大。我是一名旁观者，既从中受益，又困惑多多。比如早期红学，因考据而流于繁琐；五十年代末到八十年初的一些红学着述，固然严谨，叙事宏大，却放大了阶级斗争的观念，看什么都有阶级斗争。偏于艺术分析的，读来有味道；谈主题、人生观世界观，则往往跑调。有论者甚至把贾府中人分成两派，一派代表剥削阶级，另一派代表受压迫者、反叛者。看那论者的意思，真恨不得让贾宝玉在大观园里拉队伍打游击，领导一支娘子军。这显然荒谬。以曹雪芹的慈悲心肠，焉能向贾政们举起屠刀？鲁迅论红楼梦，虽三言两语，却鞭辟入里。山不在高，有仙侧灵。鲁迅证明了：言不在多，精辟就行。语言有密度，生存有洞察。鲁迅未提阶级斗争，只说过焦大不会考虑娶林妹妹。论者拿去发挥，写下很多似是而非的文章。

眼下索隐派抬头，“原型说”叫嚣，又把《红楼梦》拽向黑幕小说，引入皇权恶斗、宫闱死缠，玷污曹雪芹的清洁精神和民主向往，实在是恶劣。

红学刚脱离阶级斗争的阴影，又受到越界扩张的资本逻辑的侵蚀，文化艺术要成为自身，自己成为自己的根据，尚有漫长的路要走。

总有一天，文化的“软实力”会落实到非常醒目的位置上，像山脉与河流，像日月星辰，像世间任何有形之物，并且，造福于任何人。

年年除夕夜，且让我们默默念叨曹雪芹。如同端午念叨屈原，七夕念叨李煜。

2007.12.20.改于眉山之忘言斋

鲁迅一

写鲁迅先生，真不知从何处说起。小学三年级就读过课文《我的伯父鲁迅先生》，记下了“万国殡仪馆”、“民族魂”这些词。七十年代中后期，读鲁迅的各种小册子：《二心集》，《三闲集》，《野草》，《热风》，《故事新编》……八十年代初，则买了二十卷本的《鲁迅全集》，厚厚的捧在手上。

记得有大龄朋友眨着高深的眼睛说：鲁迅的书有毒的。

这句话，我差不多想了三十年。

想来想去，觉得那朋友言之有理：鲁迅的书确实有毒，而且是剧毒。

曾经读到上海王晓明教授的文章《鲁迅：现代中国最痛苦的灵魂》，心下又一紧。有剧毒，最痛苦……世上竟有这样的书，这样的人！

鲁迅的有毒，具有什么样的针对性？鲁迅的最痛苦，又是因何而发呢？

其实鲁迅很平和的。善于激烈的人往往能平和。他在广州当教授的时候，去银行领工资，月薪三百大洋，银行职员从头到脚打量他，对他的穿戴很不放心：长衫、布鞋、袜子，都是便宜货呀；毛发胡子粗且乱，一点不洋派；分明走着来的，没坐汽车或包月人力车，手里也缺一根文明棍。于是，这位职员坚持要核实，打电话到中山大学，询问一个叫周树人的，相貌，穿着，口音之类。鲁迅不生气，柜台前静静地抽着烟。后来当然是领到大洋了，也收下那位职员的歉意和满脸堆笑。不过他仍然走回学校去，店员还是有些迷惑，歪着油光脑袋想了很久。

鲁迅挣钱多。后来也能消费，电灯电话，上楼下楼的，家里常有客人、也时常吃得挺好，坐汽车看电影。有一次却对萧红说：电影没啥好看的，看看动植物还可以……看完电影回家，若是人多，小汽车装不下，他让别人先走，自己倚着苏州河的栏杆吸烟等车，也是静静的，像个乡下老头。他烟瘾大，小听装的好烟却是留给朋友抽的，比如上海有名的“黑猫牌”。他自己抽廉价的“品海牌”，一支接一支。写作到半夜，也吃点饼干，也喝点酒，也望望夜幕深处的街市，听听有轨电车的声音。在上海大陆新村九号，有市井女人叫阿金的，楼下与人吵闹不休，鲁迅一走神，稿笺上写下“阿金”二字。

家里人称他“大先生”。他一直供养着母亲和未曾同过房的原配朱安。朱安是包办婚姻的受害者，鲁迅虽不认可，却同情她，养着她。他批判吃人的礼教，反感“二十四孝图”，却又是孝子，笔名取母亲的姓；常给母亲写信，叩问“金安”。

鲁迅给朋友写信，平和而又随意，与杂文的风格很不同。

中年得子，取名周海婴，父子照相，做父亲的，掩不住一脸慈祥。照片右下角一行小字：“海婴与鲁迅，一岁与五十。”

鲁迅的书法，文人气很浓。随手写成条幅赠朋友，“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那一幅，是赠给柳亚子的；又于饭局中再书一幅赠郁达夫，并在日记中说：“达夫赏饭，客人打油。”

写给翟秋白的则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翟秋白做过共产党的领袖，精通俄文和俄国文学，后死于刑场，毫无惧色，慷慨潇洒之至。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鲁迅托人带去一条火腿。后来想写红军的小说，细听冯雪峰讲红军的故事。他保存过方志敏烈士的遗物、书信，两次会见陈赓将军。

鲁迅横眉执笔的那张像，叫人看不够。那份冷峻，世间罕有。面部轮廓有如雕刻。

他走路步子迈得很快。有幅照片是在去讲演的路上，呼呼生风的样子。他头发硬，迎风纷纷上举，没一根趴下。古人云：疾风知劲草。许广平形容说：“真当得怒发冲冠的那个冲字。”

1923年，鲁迅在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初任教，上下一身黑，衣衫、皮鞋都有大大小小的补钉，小姐们哗然，掩了嘴娇笑。可是台上一开讲，下面清风雅静了。学生当中，就有许广平。还有一位脸蛋儿圆圆的、杏眼儿亮亮的刘和珍。

鲁迅上课，从不点名批评学生。学生不听讲并影响其他同学，他停下来，向那学生扫去一眼。于是学生知错，坐直了，自尊心却不受一点伤害。许广平回忆说：（学生）如同受到了一位旷代的全智者的催逼。

鲁迅上大课时，礼堂黑压压的一片，连窗台上都坐着学生。他幽默，妙语连珠，台下捧腹大笑，他只微微一笑，略略停顿之后又开讲。那是带点绍兴口音的、略有些沙哑的普通话。

鲁迅在北京或上海演讲，常常被激动的学生抛向空中。先生在空中乐得像孩子。

1925年三月，许广平给鲁迅写出第一封信；四月，她登门拜访。后来就开始了《两地书》。这本公开的情书，充满了温馨的日常叙述，不提爱而处处有爱意。这叫爱的高贵。里尔克、卡夫卡的情书也如此。明白了这高贵，自然会对咿咿呀呀装疯卖傻的流行曲，油然而生厌恶。

猫儿叫狗儿跳，贵在一个真字。时下有些人，却无休止地装疯卖傻，毒害青少年……

生活中的鲁迅，很有些孩子气的。许广平先生《欣慰的纪念》一书描绘很多。

丁玲曾给鲁迅写信，鲁迅收到了，却没有回复。丁玲很是想不通，事后得知有误会：鲁迅把她的笔迹当成了沈从文的笔迹。1931年，左翼作家在上海开会，鲁迅先生来了，丁玲的第一印象是：“他穿一件黑色的长袍，着一双黑色球鞋，短的黑发和浓厚的胡髭中间闪烁的是铮铮锋利的眼睛，然而在这样一张威严肃穆的脸上却现出一副极为天真的神情，像一个小孩犯了小小错误，微微带点抱歉的羞涩。”

我的阅读印象中的丁玲，泼辣而又细腻。1936年，她从敌人的监狱里出来奔赴延安时，惜墨如金的毛泽东为她填词，其中有几句：“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丁玲做女孩的时候，不大能读鲁迅。到了上海，阅历渐多，便读得如饥似渴了。有一次鲁迅评价她：“丁玲还是个孩子。”丁玲仿佛很委曲：她的内心已经在曲折中长大了，哪里还像个孩子呢。

丁玲的阅读体验，能代表许多人。

1937年10月，肖红撰长文《回忆鲁迅先生》，开笔就说：“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

然而鲁迅先生沉痛的时候，却是一沉到底。

1926年的3月18日，北京段祺瑞执政府的门前，几个女学生身中枪弹，倒在了血泊中。开追悼会那一天，鲁迅“独在礼堂外徘徊”，脑子里满是女学生的鲜血。“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若非沉痛到底，焉能出此语？

“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真的猛士，必当奋勇而前行。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读先生墨写的文章，我们永远记住了：“始终温和的微笑着的刘和珍君。”记下了她和她们中弹的那个瞬间，那柔弱无助的倒下，那血泊中的温软的身躯的渐渐僵硬，那手指冰冷。

“徒手请愿而已”，衙门里却射出了罪恶的子弹。

我是在高中学的这篇课文：《记念刘和珍君》。我记得，师生都是泪光闪烁。“我独在礼堂外徘徊，遇见程君，前来问我道：先生可曾为刘和珍写过一点什么…”老师缓缓念着，学生静静听着。老师是川师大中文系一位姓蒋的实习教师，时隔三十年，我记得他念着念着就背过身去的样子……

又学《为了忘却的记念》。柔石、殷夫、胡也频…多少青年的血，多少眼泪啊。然而鲁迅先生，从未给人留下流眼泪的印象。写亡友，没有比这更沉痛、更坚硬、更杰出的文字。

“出离愤怒…”这情态的表达为鲁迅首创。

他点校《嵇康集》。他为瞿秋白、为柔石的遗着耗费了心血，拖着病躯挥汗如雨。他说过：一个人倘若还有友情的话，那么，面对着亡友的遗文，真如同捏着一团火，要为他流布的。

这个绍兴人啊，这位秋瑾、徐锡麟的同乡。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

我们今天，得以掂量这硬度。

同时掂量它的柔软度。硬，来自柔软。

如同憎恨源于热爱，无边的黑暗是由于天边的那一缕曙光。

绍兴乡下有个安桥村，安桥村有鲁迅的外婆家。读过《社戏》的人，会对绍兴乡下的风光有极深的印象，渔火点点，月光跃跃，乌蓬船划水之声可闻。而虚构的鲁镇上的咸兴酒店，孔乙己先是走着来喝酒，靠着那柜台，“排出四文铜钱，对老板娘说：温一碗酒。”过了一阵子，却用手“坐”着来了，原来孔己的腿，因偷书被丁举人打折了。他还是温一碗酒，向小孩儿表演茴字的四种写法。酒客们嘲笑他的断腿，他的偷书，他吃吃地辩解：窃书能算偷么？窃书能算偷么？

鲁镇上，又有女人叫祥林嫂的，不断向人絮叨她那死去的小儿子阿毛。祥林嫂的悲惨，通向了雨果笔下的悲惨世界。

孔乙己的形象，则接上了三味书屋的真实的教书先生，瘦而高的先生拿着书卷摇头晃脑：鈇如意指挥倜傥满座皆惊呢；笑人缺齿曰狗窦大开…

《孔乙己》、《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有典型的鲁迅式的幽默。《社戏》的风光描画，每个字都含情脉脉。末尾处，那熟悉的幽默姗姗而来：“然而盖叫天终于出现了。”

闰土。金黄的圆月下手执钢叉刺野物的活泼少年，成人之后，却躬身怯怯地叫鲁迅老爷。这份苍凉感，欲说又止的辛酸感，很多人有体验的，被鲁迅白描出来，固定成经典。

鲁迅的童年很幸福。

母亲，祖母，长妈妈，温柔环绕着他的生长。长妈妈是年轻的寡妇，从乡下到绍兴城谋生。她有很多道理，几乎就是道理和规矩的化身；她知道太多太多的乡下习俗。比如人死了不能说死了，要说他老了；万不可从晾衣竿上的裤子下面钻过，那是要生病遭灾的……

鲁迅的母亲名叫鲁瑞。他小时候随母亲常去安桥村，一路蹦蹦跳跳。野草野花，连同朝阳夕阳，在蜿蜒的小路上无限地铺开去。

他初名樟寿，字豫山。绍兴的小孩儿却管他叫雨伞。于是，改字豫才。

不知道他小时候是否与人打架。打起来，纵然是落了下风，也一定不服输的。眉立，发竖，眼喷火……

鲁迅的不屈不挠，当有遗传的成分吧？

周氏三兄弟，皆有大作为，而鲁迅的个性最鲜明。

个性，个体，乃是本文的关键词。

鲁迅酷爱绘画。真说不清他是更敏感语言呢，还是更敏感图画。能说的只是：他于二者都敏感。绘图本的《山海经》，那些个人面兽，九头蛇，三脚鸟，拿两乳作眼睛的吓人的怪物…鲁迅用薄而透明的荆川纸将它们逐一描下来，类似现在的儿童。他收集各种各样的画谱，然后趴在桌子上描，从早晨直描到天黑。他后来写文章，白描的功夫登峰造极，或于线描图画有旁通之处吧？而他成为中国新兴的木刻运动的奠基人，我估计，亦与早年画画的兴趣有关。

鲁迅二

鲁迅读了大量古书。他是在古书中受的启蒙。

他的家学颇为别致，是他在北京做官的祖父定下的：“初学先诵白居易诗，取其明白易晓，味淡而永。再诵陆游诗，志高词壮，且多越事。再诵苏轼诗，笔力雄健，辞足达意。再诵李白诗，思致清逸。如杜甫之艰深，韩愈之奇崛，不能学亦不必学矣。”

这个文化谱系很是清晰。

家学挺有意思，从唐宋一直延续下来。凡有点根基的家庭、家族，一般都会崇尚学问。可惜所谓当代的语境中，家学一词，尘封已久。豪宅倒通常与书香无关。

没有迹象表明，鲁迅反感祖父定下的家学。有趣的倒是，他也不提这个家学。上面的引文，是他祖父在一本叫《唐宋诗醇》的藏书背后的题字。

三味书屋的老师寿镜吾，博学，正派，严格。收费也高，每节两元，绍兴城里高居第一。《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有点拿老师开玩笑的意思，却够不上讽刺。毋宁说，是充满了温馨的回忆，见证了美好的童年。

鲁迅是学过“四书”、“五经”的，并且学得扎实。

他是在旧学的功底中眺望着新文化。

鲁迅十三岁那一年，祖父在北京犯了科场案，关进了监狱。绍兴的周家一片恐慌。怕受牵连，一度举家逃到乡下。大人们压低嗓子议论“满门抄斩”，听者不禁缩了脑袋。小鲁迅耳朵灵，想象着满门抄斩的情形。

乡下躲了半年多，返回绍兴城。继续三味书屋的学业。

满门抄斩的劫难是躲过去了，然而厄运从此降临到周家。祖父在北京蹲监狱，绍兴的老家不断送去银子，上下打点，以免老爷子秋后问斩之灾。而监狱是个无底洞，保下了一条老命，耗去了大宗家产。

鲁迅的父亲，气病在床上。

这位父亲，也是性情刚烈；喜论时事，堪称业余的评论家。

祖父栽了，父亲病了，绍兴的鲁迅家越发黯淡了。

瘦小的少年，往返于高高的当铺和嘈杂的药铺之间，遭遇着各式白眼。

家道中落，世态炎凉。阳光少年碰上阴暗。

三味书屋的学业中断了。瘦而高的寿镜吾老先生，不复转动着脑袋，津津有味念古文。

当铺，药铺，父亲的病榻……

请来的中医很奇怪，那药引子，居然要用原配的蟋蟀。昂贵的诊费药钱花一把把地出去了，父亲的病却不见起色。鲁迅是由一张又一张庸医的脸来感受中医的。到后来，他挖苦中医，憎恨中医，并到日本学西医，要救治像父亲这样的病人。

患水肿病的父亲，终于死在庸医手上。

家境每况愈下。

鲁迅是老大，他的感受，当比两个弟弟强得多。后来提笔为文，频频回首往事，“朝花夕拾”，惊异于早年生活的巨大落差。这落差之中，隐藏着许多东西。鲁迅的回首，并非通常意义上的、为满足心理需要的单纯忆旧。回首，乃是持续地转身，打量并逼近自己的生存轨迹。

个体回首艰难，群体更是如此。

鲁迅痛苦而漫长的精神探索，起于少年时。幸福的中止催生反思，类似曹雪芹；而反思诱导更多的反思。生活的落差，左右着生存的向度。思考型的鲁迅，发端于少年。这显而易见。但其间的脉络尚不清晰。精神之路，曲折幽暗是常态。曲折幽暗挡住了大多数人的探索。

“路漫漫而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唯针对苦苦求索之人，方有路漫漫而修远。

鲁迅对“路”想得很深。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这名言即便是鲁迅随口讲出来的，也有艰难的铺垫在先。他反复提阮藉“见歧路大哭而返”，可见他心里，始终横亘着、交叉着歧路。

个体之路，群体之路，民族之路……

鲁迅在绍兴长到十八岁，启程赴南京，踏上了生计之路。

鲁迅在南京待了四年，先进水师学堂，后转矿路学堂。这类官费的实用型学校，富家子弟瞧不上的。鲁迅穷，离家远走时，母亲只给了他八块银元。南京的冬天冷，鲁迅衣裳裤子单薄，吃辣椒御寒，养成习惯，伤了胃，埋下病根。

他边吃辣椒，边读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这本书是英国人写的达尔文进化论的普及读物。鲁迅明白了进化论的道理，胃的功能却因一再强刺激而受到损伤。进化论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震动了当时的中国社会。清王朝不缺经济实力，却未能将财力转化成军事实力，海战陆战皆输，屡屡再上演近代史上的悲剧。

鲁迅在水师学堂苦练爬桅杆，并无当一名水兵的志向；下矿井二十丈，熟悉了矿工们的井下作业，却不想做一个技术员或探矿师。海上和井下，他都不考虑。他只是埋头学习，认真对待每一门功课。母亲送他上路时的眼神，和那沉甸甸又轻飘飘的八块钱，他始终铭记着。

若干年后，鲁迅能够大笔挣钱了，对朋友半开玩笑说：八块钱很划算，翻了许多倍……

鲁迅志存高远，生前就享有巨大的社会声誉，却不讳言挣钱，不粉饰早年求学的动机。缺钱，于是想挣钱，这天经地义。不过，并不是所有的读书人都具备直接了当的金钱观念。生活中、戏台上，许许多多的书生，倒是羞于谈钱的，仿佛他们牢记着圣人的教导。其实孔子本人并不是这样，圣人食不厌精，穿戴华丽，出门讲究，惦记着学生的干腊肉。而历代文人，像司马迁，嵇康，陶潜，杜甫，李白，都能直接面对金钱，与一般劳动大众无异，或者说，比大众更为直接。中国的民间，哪怕它山高水远穷乡僻壤，历来弥漫着封建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戏台很有感染力的。不言利，羞谈钱，民间例子甚多，融入了若干习俗。

这现象所形成的持久的遮蔽，已经在今天显现出来，千年压力一朝释放，把人拉变形，弄钱不择手段。

古代书生不能想钱，因为想钱就读不好圣贤书，不可能金榜题名。为了颜如玉和黄金屋，必须承受十年寒窗苦。或者说，必须忘掉金钱，尽力去揣摩圣人学说。这种贯穿千百年的、由集体潜意识所支配的心理模式，自有它的合理性，它的存在理由。萧洒文人与穷酸书生都是它的变式。后者有时呈大面积疯长的态势，例如八股文盛行的清朝。

当文明趋于固化，有识之士便会奋起，使固化的文明疏松，重现生机。这大概就是所谓历史的张力。

强大的个体，能突破这样或那样的心理模式。比如鲁迅。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却不能拆解民族心理的深层结构。复辟的闹剧几乎注定要上演。历史有惯性。历史进程中的个体或许能够洞察这种惯性。

这里的前提是：要有能力成为个体。

二十岁的鲁迅，在南京猛吃辣椒，目注《天演论》，胃火与热血一同燃烧。两个洋派学堂，有着相同的奇特课程：“上午声光化电，下午子曰诗云。”鲁迅对此非常不满，要去寻求别样的人生。个体却在静悄悄的孕育中。在今天看，这样的课程设置未必荒唐。时隔一个多世纪，有些东西慢慢显形了，我们意识到：鲁迅并不知道他正在成为融合中西与文理的鲁迅。

鲁迅虽然对声光化电加子曰诗云的课程安排很不满，但还是熬到了毕业，并且拿到了好成绩，作为官费生到日本去留学。

这是1902年，离辛亥革命不到十年。

中国的留学大潮之所向，首推日本。南方城市，尤为风尚。单是绍兴，同一时期走出去的留学生就有好几十个。

鲁迅到东京，学上了日语，谈起了恋爱。

鲁迅是全班第一个剪辫子的男生，不知道是否与恋爱有关。现存的照片，未见他留辫子。而其他留学的男生，为长可及臀的黑辫子大伤脑筋，每天要把蟒蛇般的辫子盘于头顶，再盖上日本式的学生帽，看上去像怪物，像一座高高耸起的富士山。有些学生为这祖宗传下来的劳什子踌躇着，烦恼着，不敢上街，他们羡慕周树人君的平头寸发，却又没胆量去仿效。

鲁迅的标新立异，青年时代已见端倪：带头剪辫子，带头自由恋爱。

恋爱的对象是谁，现在不清楚。也许是个日本姑娘。

恋爱无结果。

鲁迅留下一首小诗《自题小像》：“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黯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荃指她，典出《离骚》：荃不察余之衷情兮。神矢指爱的神箭，典出古希腊神话。这七绝是赠给许寿裳的。李霁野撰文说，它是一首情诗。李霁野先生是鲁迅的至友之一，他的话有可信度。不过，鲁迅恋爱的具体情形，仅凭这首短诗难以揣测。“我以我血荐轩辕”，自是爱国情操的流露，却也和恋爱的无结果有关：荃不察，她不能理解他的高尚情操。情侣当有共同语言，说不到一块儿，似乎就不能生活在一块儿。这是人的特征。不过，鲁迅高昂的身姿后面，却有某种难言的酸楚。

论者们解读高昂本不错，却不必将失恋的酸楚一笔勾销。

失恋就是失恋。如同：想钱便是想钱……

是周树人君还是这位被比做“荃”的女子首先提出分手，仍无从揣测。需要指出的是：这个不重要。伟人身上的鸡毛蒜皮，用以闲聊无大碍，但不可太当一回事。如果恋爱的细节不足以诠释鲁迅，那么，它的丢失就无关紧要。

当鸡毛蒜皮有了市场，有些人就盯住鸡毛蒜皮不放，借口将伟人拉下神坛，将伟人之伟岸拆解成平庸，拿平庸去卖钱。这势头若蔓延开来，后果可想而知。这远比将伟人神话更糟糕，因为：神话尚能唤起虔诚与向往，平庸、低俗却能导至嘻皮笑脸，导至后现代的短命狂欢——将一切标志着人类精神境界的高峰削平，砍成碎片，拿去零售或整卖。卖完了，皆大欢喜，昆虫满天飞，野兽遍地走；连血腥事件也会变成市井笑料媒体猛料。到那时，世界范围内的“生命的阴暗麇集”宣告完成。

所以，鸡毛蒜皮也是危险的鸡毛蒜皮。

危险在于：如果只有鸡毛蒜皮的东西方能显现并放大，那么，单看鸡毛蒜皮的那些小眼睛将无限复制。

鸡毛蒜皮式的眼睛，只能看到鸡毛蒜皮。

眼下国内针对经典文艺作品的种种“恶搞”，不过是瞄准恶搞的利润空间。为了搞钱，总有些人就不惜搞死文化，搞垮我们的下一代。俄罗斯人是这样对待普希金高尔基的么？德国人是这样对待康德伽达默尔的么？美国人是这样对待海明威福克纳苏珊.郎格的么？据央视国际新闻，最近有民调显示：几乎所有的印度人都认为他们的传统文化是全世界最好的文化，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是全世界最好的生活方式。这对我们是个警示。而在拉美几个大国，“读者”与“观众”有明显的区分，前者有望成为能思索的个体，后者则容易滑向随波逐流的惰性群体。

如果我们大面积丢失传统文化，回望历史将变得不可能，从历史长河“跃入”当下的生活急流更不可能。生活将出现断裂，价值将呈现空洞，无根性的生存将无限克隆。千篇一律将大行其道，昆虫乱舞将固定为常态。

鲁迅三

谁希望着出现这样的景象呢？

“恶搞”是个恶兆，须严加防范。

而“软实力”、“以人为本”在这样的时刻成为中国主流媒体的关键词、常用词，真是令人感到欣慰。

几百所“孔子学院”正遍及全球……

鲁迅早期的重要文章有《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人之历史》等。前者发洞见云：“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