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 页

所有这些事，后面再细说。

史称汉武帝雄才大略，打仗，扩大版图。但是这个人多欲而少慈，皇帝能干的坏事，他几乎都干过。本文不想评价他的是非功过，只因司马迁，不得不涉及他，包括他手下的大将，比如置飞将军李广于死地的大将军卫青。

汉武帝废掉了司马迁的生殖器，不喜欢《史记》，但是这个自以为雄视百代的皇帝，对他眼皮子底下的文弱书生无能为力。他死后二十年，《史记》从民间冒出来，横空出世。阴间的汉武帝会发现，轮到他来受刑了。

司马迁并未侮辱他，只不过摆史实讲道理，单凭这一点，这位“刑余之人”就比那位万乘之君更为高贵。

司马迁和汉武帝刘彻几乎是同时消失的，他消失在民间，带着他的巨著。皇帝的“龙体”腐朽时，史学兼文学巨著的《史记》散发出夺目的、永恒的光辉。

司马迁的死是个谜。可能是为了保全《史记》，他远离宫廷潜入了民间。今天，我们希望他是含笑暝目的，他活过了七十岁，寿终正寝。有人认为他死于刘彻之手。皇帝取他的性命易如反掌，废他的下体如阉猪狗，可他手头的书早已藏之名山了。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司马迁的死，就比泰山还重。

司马迁的家乡是现在的陕西韩城县西南，家贫，小时候做过放牛娃。父亲司马谈在京都长安当太史令，俸禄少，被官员们普遍看不起。史官名为天官，记录并评论天子的言行，但实际上没人当回事。皇帝以“倡优蓄之”，养起来好玩的，心血来潮的时候，听他们讲讲故事，说说趣事。大西北的黄土地，秦人因之成霸业，秦灭汉兴，不过六十余年。汉廷对秦人是抱着防范心理的。最典型的例子是陇西人李广，沙场建功无数，始终未能封侯，并于激愤中挥剑自杀。他的儿子李敢则被暗杀，汉武帝还封锁消息。李广的孙子李陵更惨，替皇上卖命，却被灭三族，几百口人哭天号地腰斩于市，而司马迁讲了几句公道话，就失掉了生殖器。

黄土地出硬汉子。自然条件的恶劣，磨砺出粗犷的天性。地域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从外貌到性格，而性格又决定行为方式。如果比较一下江南人和西北人，不难发现，他们的皮肤、发音、生活习惯和心理特征，差异都很大。

司马迁放牛也读书，牛背上读，躺下来谈，天高云淡，易生遐想。他是独子，也许曾经有过兄弟姐妹，未能存活下来。他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但还得放牛羊。父亲钱少而书多，类似历代的读书人。一群不识字的放牛娃围绕着识字的放牛娃，听他讲书本，讲他听来的长安。而牛在吃草，风在吹，对面山腰上，有汉子扯着嗓子唱信天游。

他们也去看黄河，惊叹它的雄浑，一泻千里。

大概到了十来岁，司马迁随父母迁往长安茂陵。这是司马谈的一个重大举措：将儿子带到政治文化的中心。年轻的皇帝在茂陵为自己建坟墓，将天下富豪往那儿赶。这个陵墓规模巨大，财政预算，将花掉全国总财政的三分之一。司马谈是主动去的，但很多有钱人都是被迫去的，比如一个叫郭解的人，江湖上名气大，号称郭大侠。郭解托大将军卫青在汉武帝跟前为他讲情，说是家里穷，本不该在迁徙之列，是有人跟他过不去，把他的名字写在迁徙名册上。武帝想了想，对卫青说：这姓郭的什么大侠，他能托你讲情，就表明他不穷。

于是，郭解也到了茂陵。不久，他老家那个跟他过不去的人就被人杀了。司马迁听父亲讲这件事，心里很震动。父亲身为史官，不仅在官办的图书馆读了大量的书，而且注重民间的各种传闻，这也影响了他的儿子。司马迁经常听故事，童年生活弥漫着神秘感。

司马谈性情豪爽，在京城交了一些朋友，主要是读书人。读书人交读书人，还是比较容易的。一个叫孔安国的人，做了司马迁的老师，此人据说是孔子后裔。司马迁还听过大儒董仲殊的课。汉武帝为了统一思想而独尊儒术，这姓孔的和姓董的双双走红。司马谈为什么替儿子选择这样的老师？他本人是推崇道家的。他写过《六经要旨》，对道家差不多全是赞美之辞。武帝之前的文帝、景帝，取道家学说治国，无为而治，尽量不扰民，让老百姓休养生息。“文景之治”，繁荣了半个多世纪。汉武帝登台，来了个大转折，对外杀敌，对内杀人，制造了无数冤案、血案，他又兴土木，迷神仙，追随秦始皇。史称他雄才大略，又说他好大喜功，我不知道那个词对他更贴切。我所能分辨的是：这两个词没有理由放在同一个人身上。

同时，我也实在搞不懂，为什么要独尊儒术呢？儒术不等于儒家学说，它已经迅速变成了统治术。百家争鸣不好，各种思想自由竞争的局面应当被打破，就连已被证明对管理国家非常有效的黄老学说也靠边站了，儒术一统天下，霸道得很。

汉武帝独尊儒术，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极其深远。

司马谈让儿子拜儒者为师，也是当时的风气使然，适当为儿子考虑一下仕途。打个不一定恰当的比方，眼下都说应试教育不好，但是做父母的，却又希望儿女考高分。形势比人强，古今都是这个道理。不过，司马谈并未对儿子说：现在道家不吃香了，赶快扔掉它，改学儒术！

司马谈不是赶时髦的投机分子，司马迁更不是。父子二人秉性相似，都是西北汉子，有骨气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儒家学说也并不反感。到后来，经过孔安国、董仲殊的调教，司马迁对孔夫子毕恭毕敬。

司马迁二

茂陵这地方，距长安不过几十里，等于在天子脚下。汉武帝将富豪往这儿赶，一个明显的意图是强化皇权，免得这些人在各地生事。因为有钱人多，一座繁华的小城很快就建起来了。而司马迁当初在穷人堆中混，并不觉得自己穷，但现在不同了，满街的华屋美宅，高车大马，贵妇人贵公子成群结队。司马迁完全不受刺激是不可能的，邻居小孩儿吃什么玩什么，他不会没印象。他怀念家乡放牛牧羊的小伙伴，并由此建立他强烈的草根意识。他是要子承父业的，他崇拜自己的父亲。他脑子里装满了故事，近代的，远古的，种类繁多，这显然是一笔非同寻常的财富，邻居小孩儿只能眼巴巴望着他，希望每天都能听他讲。如果他父亲开个茶馆说书，一定生意兴隆，长安人也会坐车来听。当时还没有这个行当。即使有，司马谈也不会干。祠堂里的祖先们没一个会同意，耕读传家也是好的。战国时有个司马错，曾在秦国做高级幕僚，左右秦王的能力胜过著名的纵横家苏秦，他是司马家族的荣耀。汉武帝基于大一统的战略招贤纳士，司马谈希望儿子成器，将来比他强。

司马迁自己讲，他“十岁诵古文”。这个天才少年的目光所以，几乎包括当时所有能用文字记载的东西，《周易》、《尚书》，《春秋》、《左传》、《国语》、《诗经》、《战国策》、诸子著述，这些都不用说了，他还学习天文、地理、兵法、商业、域外风物……想想他的书房，竹简堆得有多高。一般的人，早就被茫茫书海淹没了，司马迁却能戏水，甚至能够踏浪，说他是天才好像还不够，他简直是神仙。有一个词：学究天人。司马迁就是这种人。今天的学者，也许单攻一本书，就够他一辈子呕心沥血了。

从春秋战国到前汉，大约六百年，中国不缺学贯古今视野广阔的人物，司马迁只是其中之一。秦始皇搞了一次焚书运动，汉武帝又来独尊儒术，思想的大道逐渐就变成小道了，催生思想的沃土日趋贫瘠。具有原创性的天才几近绝迹，倒是引来历代注家蜂起。而在西方国家，显然不是这样。西方人的特点是：当一种东西壮大起来时，反制它的力量会同时生长。换句话说，他们反思的能力很强，懂得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

秦皇汉武治天下，从辽阔的版图到丰富的思想，一律要纳入皇权的掌控范围。我想，这远不止是历史学家们的重大课题。

司马迁在茂陵生活了七八年，直到他二十岁开始行万里路。天才少年很用功，但不会很辛苦。如果他学得身心疲惫，像现在的中学生，那么，他学的知识多半是假知识，是学的时候就打算将来要忘掉的敲门砖。只有学通了，能举一反三了，从中获得智性的乐趣了，那才叫学习。司马迁闲时也到各处逛逛，小茂陵，大长安，满眼都是惊奇。外部世界对他的吸引力，不下于书本，二者又形成互补。有人说生活是一部大书，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如果你不通过书本打开视野，生活就是一本小书，很多东西你都看不见。单凭经验生活，心智扩张的范围太有限。动物的那点经验不过是本能的延续而已，动物只能存活，没有生活。无论如何，人是不应该向动物看齐的。

对生活的全方位的领悟，古人好像比我们要智慧一些。如果你不相信，那你不妨花几年功夫，仔细看看从春秋到前汉的几百年间，咱们中国人究竟想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

追溯历史，是为了赢得今天。

而背负历史的沉重，我们要有一种能力来赢得轻松。不是故作轻松，更不是嘻皮笑脸的、无厘头式的轻松。

司马迁长成小伙子了，体形瘦长，穿汉服很受看的。父亲并没有为他张罗婚事，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是因为穷？还是先考虑事业？他母亲已经去世了，哪一年走的，他也没说。父亲大多数时间呆在长安，他在茂陵跟老师学习，回家吃得简单。邻居大鱼大肉的，他闻闻香气罢了。由于文景之治，武帝时代的前半期是比较富裕的，全国两千多万人，一般人家，吃肉不成问题。跟匈奴打仗，才把国库打空了，皇帝的手伸向民间，初生小儿也要纳税。司马迁也不是特别穷，父亲给他的钱他都攒起来了，他有一个宏伟的计划，不是讨老婆，而是要踏遍祖国山河。老师发现他面带菜色，留他吃饭，他就趁机解解馋。孔安国是得意的学者，家境比他好得多。他学成出游的那一天，老师除了给他资助，还写信让外地的朋友和学生帮助他。总之，为了出游，司马迁做了充足的准备工作。

二十岁学业有成，他已经有了一双能打量历史和现实的眼睛。他从那些言简意赅的竹简上学到的东西，大大强于今天的若干个博士后。

当然，中国历史几千年，像司马迁这样的饱学之士，也找不到几个。他是终其一生，和书本厮守在一起，行万里路，也是边走边读。一些同样饱学的文人，却有很多时间在忙着干别的，比如伟大的苏东坡。

万事俱备，行期在即。司马迁的兴奋劲儿，并不下于即将讨老婆。“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也如是。”（辛其疾词）青山绿水，就是他如花似玉的好老婆。他买了一把剑，夜里挑灯细看。书生带剑上街，神气得很呢。他登上一家酒楼，大声唤店家：“来一条羊腿打五斤酒！”他吃得满嘴流油，惹得邻桌食客啧啧称奇。他哪里还像书生，分明是个游侠。

司马迁自幼羡慕游侠，听故事很神往。从老家迁到茂陵不久，他还亲眼见过大侠郭解，非常吃惊地发现，那郭解生得短小精干。他原以为堂堂郭大侠，生得像力能扛鼎的项羽呢。殊不知，短小的郭解自有大名堂，他以一介庶民的身份，到茂陵却立刻引起轰动，富豪权贵争相巴结，要想请他吃顿饭，得提前半个月送上请柬。他上街前呼后拥的，高大威猛的汉子分列左右，他本人倒显得平和，一副真人不露相的样子。关于这个人，我们后面再讲。司马迁写游侠，尤其写郭解，有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和他儿时的想象有关，我个人并不是完全赞同。侠这种东西，依我看，是做秀的成分大，表面通向“义”，暗里勾结豪强，杀人如麻。这种靠经验和直觉行事的人往往很聪明，他壮大势力，一定要扯起义字大旗。而势力越大，他本人越谦虚，不张扬处处指向张扬，叫人不由自主地钦佩他。依此例推广开来，我们会发现，现在流行的武侠类的东西，是基于杀性，是和平环境下的心理代偿。而一层又一层花里胡哨的表面文章，扯起文化这面旗帜，将杀性加以伪装。其实，何必伪装呢？武侠有市场，未必是坏事。

司马迁开始他的长征之前，还见过刚从西域归来的张骞，这位名副其实的探险家、智勇双全的大汉使者，向司马迁详细讲述了西域诸国的人口、体貌、风俗、物产、地理位置和军力。司马迁如获至宝，后来他根据张骞提供的资料写成《大宛列传》。有专家讲，此后两千年，没有任何学者对西域的研究超出了《大宛列传》的范围。

这一年，也是汉武帝武功卓著的一年，卫青率领的大军重创匈奴，将匈奴人赶到了蒙古草原深处。几十年受威胁的长安城大大松了一口气。

司马迁在一连串的兴奋中踏上征程。他乘坐官府送公文的驿车，每三十里为一站。由于父亲和老师都是朝廷官员，他受到优待，减少了很多麻烦。他带的东西不少，除了简单的生活用品，更多的，是用作记录的竹简、绢帛和毛笔。当时汉隶已流行，取代了复杂的篆书。司马迁想必写得一手漂亮的隶书吧？可惜现在已失传，一块竹片都没有。《史记》书成，共五十二万六千字，而他的草稿和笔记，恐怕十倍于这个数吧？

时隔两千多年，我看见神清气爽的司马迁，坐官车迎着朝阳上路。他也走水路，同样很方便。由于统治及军事上的需要，汉武帝时代的水陆交通异常发达。

司马迁这一走就是七年。

司马迁三

司马迁自己说：“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过梁楚以归。”

他离开长安后，朝着东南方向，经武关抵达南阳（今属河南），弃车乘船，顺长江而下。他坐的船是不是官船就不得而知了。他此行范围广，包括江淮、齐鲁和中原。一个人徒步考察，大致有个目的地，但更多的目的地是在考察途中发现的。风餐露宿是家常便饭。饥肠辘辘时，他像野人一样爬树摘果。饱一顿饿一顿，他根本不在乎，他心里激荡着大东西。世界向他扑来，夹带强烈的原始气息。他的这种行万里路的方式，和后世一般文人不同。他不只是观风景，发点思古之幽情，他要考察，要寻问老者，要辨别真伪，要顺藤摸瓜，要展开合理的想象。为了一个细节，他会多方求证，不惜跑远路，往返折腾。这种介于科学和文学之间的工作，充满了艰辛，也充满了几乎所有人都无从享有的乐趣。他正处于朝气蓬勃的年龄，体力好，血气旺，精神抖擞。华夏大地，三千年文明史，也许他每天都有新发现。他是远离家乡的学子，叩问山川历史，做笔记，画草图，最大限度地发挥大脑的功能。高兴了他还唱歌，亮开嗓子吼几句，抽出佩剑舞几招，化身为战国时代强悍而飘逸的游侠。这个司马迁，活得叫人羡慕。欧洲人也有徒步漫游的传统，比如《忏悔录》的作者罗梭，《第二性》的作者波伏瓦，以及二十世纪遍布全世界的人类学家。但在我的印象中，古代的中国文人游得更厉害。文人不游，好像他就不配文人的称号。孟子说：吾善养吾浩荡之气。而读书与行路，是养气的两大前提。现代人交通方便，游的内涵反而减少。不过，求舒适和快捷也是人类的本能之一，李白写蜀道难，就包括了这层向往。现代大诗人当中，也许唯有毛泽东是个例外。他那些气势恢宏的诗词，离不开漫漫长征路。

司马迁独行七年多，把孤独的兴奋尝了个够。短暂的停留，然后又上路，他总是在出发。路上的感觉真好。没人知道他究竟有多快乐。郦道元知道，李白知道，苏东坡知道，陆游知道，但我们不会知道了。我们只能凭借想象概括：那些个理性、感性加野性的融合状态，那春夏秋冬风霜雨雪，那奇妙的精神触角，那从天而降的喜悦，那郁闷之后的豁然开朗……行文至此，我真想跑到司马迁的快乐里边去，摸摸，看看。

此行的丰富与广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史记》的写作。同时磨练了他坚韧不拔的意志，西北汉子更上一层楼。

他在楚国故地盘桓多日，般行潇水抵达泉陵，登岸朝营道（今湖南宁远一带）进发，直至九嶷山。九座黛色山峰矗立于烟波之上。中国远古时期最贤明的舜帝就葬在这儿。尧帝传位给他，考验他二十年，其中一个项目，是把自己的两个漂亮女儿嫁给他，看他是否因沉溺于美色而把政务抛到一边。舜帝经受住了考验。他接受了尧帝的禅让，破了世袭制，几乎孕育着民主制：为了他卑贱的出身，尧帝的大臣们曾吵得不开交。他全家都是坏人，瞎子父亲拿弓箭射他，弟弟踊跃做帮凶，继母亲多次拿刀砍他。可他不声不响地以德报怨，孝敬父母，爱弟弟。他的高尚品德像风一样传播。他具有耶稣般的胸怀，却比耶稣早了三千年。他在位期间，人民过着和尧帝时代一样的幸福日子，没有盗贼也没有贪官。他老了，又将帝位禅让给治水有功的大禹。他死于南巡途中，两个妻子，娥皇与女英泪洒潇湘竹，相拥投入湘江。

司马迁在汨罗江畔凭吊屈原，长时间徘徊不去；他溯流而上，登会稽山（今属浙江绍兴）探禹穴，爬进幽深的山洞；他北上太湖东岸访姑苏台，想象吴越交战的壮观场景；他沿吴淞江而下，到申这个地方（今属上海），拜谒战国四大公子之一的楚国春申君的遗宫。

司马迁北上渡过长江，经高邮湖到了淮阴。

淮阴有个奇人叫韩信，受市井泼皮的胯下之辱却一声不吭。堂堂七尺男儿，双膝跪地爬过去，拍拍尘土走掉了，身后的哄笑声他好像听不见。他穷得讨饭，他衣不遮体，他投奔项羽却整天站岗，持戟肃立，像一根木头。他逃跑了，走剑门栈道投汉中的刘邦，刘邦照样瞧不起他，让他看守军粮。他又逃，萧何月夜去追他，追回了一员战无不胜的盖世名将，轻取霸王性命，横扫千军如卷席。萧何这一追，也追回了汉朝四百年江山。可是这位淮阴侯，玩政治不如刘邦，论智慧稍逊张良。精通道家学说的张子房神仙般飘然而去，得享天年，韩信竟死于妇人（吕后）之手……司马迁叩访韩信故地，真是一步三叹。

而在沛郡丰县（今江苏丰县东），他听曹翁讲汉高祖刘邦的故事，吃惊不小。刘邦可是开国皇帝呀，早年却像二流子，呼朋引类斗鸡走狗，三十岁还讨不到老婆，专寻村里的寡妇厮混。顺便提一句，秦始皇修万里长城，民工大批死掉，天下寡妇多多。刘邦混够了，居然还能讨富家女吕雉为妻。暴秦无道，陈胜、吴广揭竿起义，刘邦也拉起队伍干上了。天下大乱，义军之间照样厮杀。刘邦打不嬴项羽，几乎每战皆输，逃命时几次把亲生儿女推下车去……然而当上皇帝的，不是项羽是刘邦。为什么会这样？司马迁陷于沉思。他发现刘邦最大的优点是善于用人，一个好汉三个帮，刘邦手下恰好有三个大能人：张良、韩信、萧何。

还有一个重大问题：开国皇帝和开国元勋的这些事儿，能不能写到史书上去呢？韩信钻裤裆，刘邦耍无赖……汉武帝看到这些记载会怎么想？

司马迁解决这个事关重大的问题，不会在一时一地。统治者有足够的理由要撒谎，史官讲真话，要掉脑袋的。

他告别曹翁离开沛郡，风尘仆仆又上路了……

七年收获大。

回到长安，他抑制归家的兴奋，埋头整理记录。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遥遥在望了。当然他也补充营养，尝尝久违的京都美食。但还是不谈婚事。司马迁笔下洋洋五十几万言，既有太史公自序，又有自况身世的《报任安书》，可对这件终身大事，他不给我们留下只言片语。也许受宫刑后再提笔，他把这段经历删除了。他没有兄弟，不可能是独身主义者，再穷也要结婚，生儿育女。我猜测，除了贫穷，另一个原因是：他父亲太忙，作为太史令，必须跟随武帝左右，而武帝为了当神仙又到处跑；他把这件事往后推，反正还年轻嘛。

经孔安国推荐，他参加了博士弟子会考，考中了。他本来没有考试资格，是当官的老师替他张罗。博士通今博古，为皇帝当顾问，有年薪的，约六百石，而一般高官在二千石左右。封侯就不用说了，有封地，食邑几百户到上万户不等。封建统治，等级是头等大事。博士穷，博士弟子等而下之，有点生活费，像现在的研究生。博士弟子应召入宫，大约也要通过关系。司马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了，但属于个人行为，如果没有父亲和老师，政府不会理他。历朝历代，人才总会出人头地、是金子总会发光这类话，是充满善意的谎言。破铜烂铁发光的机会比金子多得多。

司马迁运气不错，会考下来不久，到宫中做了郎中。不是看病的郎中，而是皇帝的侍从。

他接近“雄主”汉武帝了，却很快变得心情复杂，崇高的使命感和宫廷中的怪事、黑幕纠缠到一起。

司马迁四

飞将军李广是三朝老将了，匈奴人听到他的名字就想撒退。可他是关西人，封不了侯，将士为他抱不平，又不敢声张。汉文帝曾抚他的背，安慰说：你呀，生在高皇帝时代就好啦。汉武帝打匈奴，李广碰上机会了，沙场拼老命，胡人闻风丧胆，但拚了几十仗，武帝仍然不提封侯的事儿。大将军卫青还处处防他，给他兵力少，又让他对付匈奴主力。有一年卫青大举进攻，却打得不顺手，匈奴单于跑掉了。他立即嫁祸李广，把贻误战机的罪名扣到李广头上。这六十多岁的关西老将气得挥剑自杀，一腔热血喷向汉军帐篷。将士们全都哭了，消息传到长安，百姓的哭声数日不绝。

而卫青回朝，武帝设宴款这位大舅子。李广的死，哭声在民间。百官都在喝酒，趋附大将军。卫青有个妹妹叫卫子夫，是武帝的宠妃，卫青本人又娶了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难怪他兄妹二人权倾一时。司马迁听到这些事，心里不是滋味。年轻人血气方刚，不知道朝廷这潭水有多深，有多浑。父亲司马谈则提醒他，凡事要往大处看，要有全局意识。汉武帝倚重卫青，也是形势的需要。卫青能打仗，卫青的侄子霍去病同样是有勇有谋的名将。

司马迁夜里睡不着，翻来复去地想……

作为父亲事业的继承者，他读书行路还不够，他还得学会思考，包括很多痛苦的思考。独立思考，意味着质疑占绝对优势的官方意志，将自己划入异类。这样的思考，不能不痛苦。换成现代口语：他的思想开始抛锚了。

长夜漫漫，年轻的思想者守着孤灯和书卷，徘徊的影子投到墙上。

无论如何，他崇拜李广。后来在《史记.李将军列传》中他这样写道：

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

李广终身不言家产事，爱士卒胜过爱自己，如此高风亮节，任何时代都是英雄。而司马迁这样的人，怎能不崇拜他？

思想和感情都有了倾向性，他逐渐在心理上跟统治者拉开距离。

作为众多侍从当中的一员，司马迁跟随着汉武帝的行踪。侍从又分为几种人，太监，武士，伶人，学者。司马迁排在末位，很难和皇帝说上一句话。武帝爱干的一件事是到皇家猎场上林苑打猎，同时干些风流韵事，和民间女子睡上一觉，而她不一定是美女，刺激就行。他在这方面是很出名的，汉代的《武帝故事》记载说：他宁可三日无肉，不可一日无妇女。他的后宫佳丽多达八千人，比唐玄宗还多出五千。宫中不够刺激了，他跑到民间猎艳。另外，他还搞同性恋，有名有姓的两个男人，一个叫韩嫣，一个叫李延年。司马迁写入《史记》用了四个字：“与上起卧。”上就是皇上。他冷静而又客观地描写，不作评价，但在字里行间透露出对佞幸之臣的不屑。他熟读孔子修订的《春秋》，用的是春秋笔法。

李广的故事没完，他的小儿子李敢也是一员猛将，几次跟霍去病远征匈奴，立下战功。李敢的脾气比死去的父亲还火爆，他当然知道内情：父亲是被卫青害死的。他可不管什么大将军，什么皇亲国戚，有一天早朝碰上卫青，拳头立刻就出去了，一顿暴打，把卫青打得鼻青脸肿。卫大将军掩面而逃，也不去找武帝告状，大臣们就在背后议论说：看来大将军的确心中有愧，才不敢去告状。

司马迁想了很久，对父亲议论说：卫青心中有愧，表明他还不是坏人。如果他去告状，皇上会听他的，降罪于李敢。可他没去，挨了打一声不响，这恐怕也是一种风度吧？

司马谈捋着胡须对儿子说：你有长进了……

可是没过多久，就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惨剧：霍去病、李敢陪武帝打猎，霍去病张弓射鹿，箭头一转射向李敢，当场射死这位将门虎子。而武帝随即下令：谁也不许声张，对外要统一口径，只说李敢坠马而死。司马迁是亲眼看见这桩惨剧的，惊悸没完，武帝的命令更是叫他目瞪口呆。

回家他又辗转反侧了。

他有两个好朋友，壶遂和任安，有时在一块儿喝酒，谈学问论国事。涉及朝廷内幕，很多事都不好说的。司马迁心情沉重。他意识到，将来从父亲手中接过的那支笔，份量有多重。血淋淋的史实他能如实写下吗？

史官却有史官的传统。春秋时，齐国有个叫崔杼的人，谋杀了国君齐庄公，史官写道：崔杼，谋夺王位而弑庄公。崔柠把他处死，让他弟弟继任史官。弟弟又写道：崔杼，谋夺王位而弑庄公。崔杼大怒，把弟弟也杀了。齐国的史官是三兄弟，老大老二惨死，老三又接任了，写下的还是那句话。崔杼终于害怕了，没有再杀史官。

司马迁对李广父子的死愤愤不平，但只能压在心头，写进笔记。他也试着从武帝的角度想问题：统治天下用人第一，武帝重用卫青、霍去病，有些真相就不能公开，必要的时候，白的还要说成黑的。

司马迁从正反两方面想问题了，而他读过并尊崇的老子、庄子，都是能看透事物的大智者。他逐渐懂得了，什么叫学问？学而问，问老师，更要问严酷的现实。

李广李敢死了，引发司马迁痛苦的思考，但和他本人的命运还没有直接的牵连。后来又来了一个李陵，李广的孙子。闹得满城风雨的李陵事件就牵连到司马迁了，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放到后面再讲。

司马迁五

汉武帝除了打匈奴，另一件大事就是忙着做神仙。人间至尊不过瘾了，衰老和死亡横竖叫他寝食难安。升天该有多好，升天不成，长生不老也不错。他养了大量方士，也就是道士，有人说亲眼见过神仙，有人通过各种方式证自己活了几百岁。最厉害的是一个叫李少君的人，证明他活了八百多岁。武帝听他讲话，眼睛就会发亮，对他言听计从，修了一个大七围、高三十丈的青铜柱子，上有仙人雕像，手托承露盘。武帝每天吃露水，和着玉屑吞下，吃得拉肚子。李少君死了，武帝相信他不是去见鬼，是去见神仙安期生。道士多得很，这时又冒出一个山东人叫公孙卿的，在他的怂恿之下，武帝制定了庞大的计划，要去封禅泰山。这原是帝王的一桩古礼，登泰山祭祀天地，为民祈福祉。但汉武帝另有想法，要当神仙。皇帝号称天子，天子不升天是说不过去的。或者退一步：李少君能活八百岁，汉武帝至少该活一千岁吧？他下令文人写诗作赋，司马相如这类文人是很积极的，这个人写过《长林赋》，挖空心思赞美劳民伤财的皇家猎场。司马迁同样接到了歌功颂德的旨令，却收集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资料呈上去，聊以塞责，武帝不高兴，但很忘把这个小郎官儿忘了。

汉武帝封禅泰山之前，先去崆峒山（今甘肃平凉县西），巡游黄帝曾经巡游过的地方。这也是道士的主意，学黄帝不学别的，专学黄帝成仙。司马迁也去了，趁机走访老年人，打听黄帝的传说，和他研究过的《尚书》相印证。作为远古历史文献的《尚书》是残缺不全的，需要补充很多资料，包括民间传说。司马迁的工作，是大胆设想，小心求证。

这一转眼，司马迁三十四岁了（公元前112年），跟随武帝各处巡游，长了不少见识。可能真是上天的安排，不是让武帝成神仙，而是让司马迁成为历史学家，记录华夏文明的进程。

次年，他奉命出使西南夷，安抚不大听话的西南诸国邦主，沿途做笔记，收集官府保存的各种资料，在李冰治水的都江堰停留了好几天。行期近一年，为他写《西南夷列传》打下了基础。这一年里，汉武帝的封禅大典正式举行，十八万人，浩浩荡荡的队伍向泰山进发，道士靠前，儒生退后，比如公孙卿就比公孙弘气派多了。司马迁没能去，感到遗憾，职业的冲动使他对这件事十分看重。不过他父亲在队伍中，能目睹这一盛典。

可是封禅大队在陕西中部却发现了黄帝陵，武帝紧张了：不是说黄帝升天了吗？怎么会有坟墓呢？公孙卿解释说：黄帝当然是羽化登仙了，这儿只是衣冠冢。武帝转忧为喜，大手一挥，继续前进。

到洛阳，发件了一件事：太史令司马谈病倒了。儒生和道士共同开会，讨论封禅的细节，一辈子谨慎的司马谈，终于忍不住，谈了几句不同的意见，说这样搞封禅，并不符合古礼。他很快被告发，兴头上的武帝十分恼火，喝令他离开队伍。这对于一个史官来说，无异于五雷轰顶，司马谈病倒洛阳。

司马迁赶来了，赶在父亲的弥留之际。

司马谈撒手西去，但他是闭上眼睛去的，他惟一的儿子司马迁，跪在床前哭着发誓，一定要继承他的遗志。古代的史官，子承父业是常事。司马迁小时候就确立了这一志向，二十岁出游，行程数万里，强化了这个意志。司马谈留下遗著《六经要旨》，和一大堆未经整理的史学笔记。

司马迁匆匆料理了父亲的丧事，快马加鞭追赶武帝。父亲的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了，而他必须看清封禅大典的所有细节。他赶到泰山，却被挡在山脚下，不许到泰山顶上去。所谓封禅，山顶祭天叫封，山脚祀地为禅。满山遍野十几万人，车驾旌旗无数，的确壮观。司马迁千方百计打听山顶上的情形，听说那情形并不妙，刚刚举行祭天大典，霍去病的儿子霍嬗就得了怪病，没过几天死掉了。汉武帝非常扫兴，也感到害怕，不敢按预定计划去东海看神仙，而是绕道向北，绕了一个大圈子。整个行程一万八千里，皇帝威风十足，就是没见神仙。司马迁倒是获益非浅，沿途考察了很多他所需要的东西。

此行的一大收获，是后来写成的《封禅书》，一万三千多字，在《史记》中几乎是篇幅最长的，而今人夏松凉先生的注释多达数万字。这篇文章记录了从虞舜到汉武帝，三千多年的时间里帝王们的祭祀活动，为后人研究古代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他的史笔，一向是言之有据，翔实而又生动，视野辽阔，语言极具个性色彩。

《封禅书》那么长，而讲述汉武帝的《孝武本纪》却那样短，涉及武帝平生功业，仅六十来个字，其他几页都选自《封禅书》。不知道司马迁是不是别有深意。《史记》一百三十篇，这一篇是最奇怪的。也许针对当朝皇帝，很多事都不好讲，包括皇帝的伟业在内。司马迁的风格，是方方面面都要讲，比如讲汉高祖刘邦。对汉武帝，既然不能按他一贯的风格讲，他就干脆不讲。其实，不讲也是一种讲，如同沉默常常是一种表达。司马迁写《史记》，五十二万字，如果把它比喻为一幅国画，那么它留白的地方是非常多的。所有的省略都是意味深长。这和他长期学习《春秋》有密切关系。所谓春秋笔法，一般人都懂。历代的学者们，对《孝武本记》是否出自太史公之手争论不休。

两三年后，也就是封禅大游行结束后不久，三十八岁的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可以整天呆在皇家图书馆，读各类书籍，接触尘封的档案。武帝不重视史官的工作，反而给他留下了空间。不然的话，那些档案就加密存封了，向不同级别的官员有限开放，还要分出时间段。他伸手拂去那些尘埃，让历史得以清晰呈现，包括不少宫廷秘密，比如汉景帝的登基是靠运气，有些羞于见人的。写史不是揭密，但也会披露一些不为人知的东西，这些东西当中，有时会藏着被掩盖起来的历史真相。

一般历史学家，能够写下真相就难能可贵了，而司马迁道出真相之后还要评价，每篇文章的末尾都有“太史公曰”，立场很鲜明。认真读《史记》，会明白什么人才是大历史学家，知识的后面是勇气。所谓读史明智，只说出了一半，大历史学家是大智大勇。

当上太史令的几年间，他好像仍未娶亲，肉身都交给迷宫重重的精神探险了。人类的杰出人物，像他这样的也不少，康德、尼采都是独身一辈子，虽然后者闹过轰动一时的恋爱风波。精神过于集中，肉体可能被遗忘。司马迁一头扎进图书馆，有时把稀微晨光都当成黄昏了。他又时常一副呆相，衣衫陈旧灰头土脸，相亲相不中也是可能的。总之，精神的触角愈是延伸，肉体的锋芒越发迟钝，不像有些人，比如中国的辜鸿鸣、法国的萨特，两种东西齐头并进。司马迁攒钱也很困难，买书和考察都是自己掏钱。武帝给他一点俸禄，并未拨给他研究经费，为他组建写作班子。浩如烟海的史料，他一个人去对付，要钻进去更要打出来。他治史的方式是史无前例的，既是原创，又是开创。历史在他手上，是活生生的历史，千年宛如昨天的历史。他密密麻麻地记录着，谨慎而又大刀阔斧地筛选着，日日夜夜地思考着，他自知责任重大，一管毛笔千钧重。一个长期处于这种紧张状态的男人，忽视身体再正常不过了。只有到了身体遭切割、不复完整的那一天，他才转过身来对身体高度关注，可惜为时已晚。

年近不惑的司马迁和女人睡过觉吗？

这问题好像不够严肃，但是，很多人都想到了这个问题，因为《报任安书》的激烈程度，以及他提到自己的几句话，会令人作这样的猜测。人们想到了却又不能说，为什么？

司马迁的笔下，可没有这类禁忌。当时独尊儒术，还没有尊到他的的头上，他本人无疑是春秋以来百家争鸣的产物，不是统治术下的乖孩子。

这些学术问题，不应该是板块状的，它们迫切需要“思想的细心”。——这话是德国哲学大师海德格尔讲的，我读他已有若干年，几乎一直在想：海氏为何把历史性和历史学分开来谈？历史性是一切历史学的前提，文献史要变成问题史，而离开了这个前提的历史学形同故纸堆。海氏的学问纵贯古今，他给学生上课，旨在启发思索，他那无限丰富的知识，无不指向比知识更高的东西。孔子教弟子也是如此，重在传道。孔子甚至说：“朝闻道，夕死可矣！”

司马迁为太史令刚好十年，真够辛苦的。他大约娶亲晚，四十几岁才有了一个女儿，后来嫁给杨姓男人。他本该和夫人再生几个孩子，让其中的某个男孩儿继承他的事业。他没做到，为此痛心疾首，深感侮辱先人。早知汉武帝要剥夺他的生育权，他无论如何要提前结婚，生下一堆男孩儿女孩儿。

这期间他已经开始写作，伟大的工程在狭小的寓所内有序展开，并且有点做地下工作的味道。有人曾经偷走了他一些草稿，呈给汉武帝。武帝看了摇头，很不以为然。不过，皇帝对史官的轻视再度起了作用，他没有追问下去，没有派人去烧那些竹简，在他看来，玉女经和长生不老术要重要得多。

司马迁汲取教训，比以前更像一位地下工作者了。夜深人静孤灯之下，他瘦削的身形不时传来几声咳嗽，波澜壮阔的历史，以一手漂亮的汉隶从容书写。

司马迁六

李陵事件的始末是这样：

李陵打仗勇敢被提升为骑都尉，他身先士卒并且待人谦和，在军中声望很高。这两点，李陵酷似爷爷李广。司马迁和他交情一般，虽然怀念他爷爷，欣赏他的为人，但并未与他深交。司马迁交朋友很少，一是他忙，二是他穷。朝廷很多事，他默默看在眼里，回家写到书上。有个人叫李广利，和卫青一样与汉武帝有裙带关系，他妹妹生得天姿国色，这样的女人汉武帝是不会放过的，让她做妃子，称做李夫人。“南国有佳人，遗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这首诗就是专门讲李夫人的，后世所谓倾城倾国貌，因她而起，可见她美到何等程度。她还有一个哥哥李延年，在宫中谱曲，弄乐器，称为伶人。李延年谱曲，司马相如这种文人填词，皇帝听了很喜欢。李延年也生得有模样，做伶人很有一套，时常向武帝抛去媚眼。以前和皇上“同起卧”的韩嫣，现在年纪大了，李延年正好补缺，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和皇上睡到一张床上。这样，兄妹二人轮番侍寝，双双受宠。不久，李广利也开始飞黄腾达了。兄妹三人权倾朝野，司马迁不禁联想到卫青、卫子夫和霍去病。史书有个常用词：外戚专权。封建王朝，这种现象不新鲜。卫青、霍去病能打匈奴，可是李广利呢？武帝绕着弯儿要让他立功，只因碍于刘邦定下的铁律：无大功者不得封侯。不会打仗的李延年带着几万军队到大宛国抢良马，被几千大宛人打得丢盔卸甲逃到敦煌，派人回长安报信。武帝一点都不责怪他，再给他六万人，其中三万是精锐骑兵，外加辎重无数，还是去抢马。武帝下令从各地调集十八万军队，到酒泉作李广利的后卫，为舅子立功封侯，这皇帝花血本轻描淡写。他先封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因大宛国的良马集中在贰师城。这次李广利抢到马了，好马六十多匹，损兵折将五万人。武帝为他庆功，下令官员和伶人称颂他的丰功伟绩，封为“海西侯”，食邑八千户。

注视着这一切的司马迁仰天长叹。

而李陵感到羞辱：他爷爷李广身经七十余战也未能封侯。他拒绝做李广利的部下，得罪了这位贰师将军。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武帝派李广利带三万人出酒泉攻打匈奴右贤王，派李陵带五千人攻击匈奴大单于，牵制匈奴主力，确保贰师将军打胜。李陵行军三十天到达预定位置，画好地形图派部属陈步乐向武帝报告，武帝一看高兴了，封陈步乐为郎官。可是没过多久，前方传来坏消息：李陵的五千人被匈奴大军击败，李陵投降，剩下四百人逃回边境。武帝大怒，李陵的三族（父族、母族、妻族）被投入大牢，刚刚当上郎官的陈步乐畏罪自杀。

这次战役，李广利以强击弱，杀敌一万，自损两万。而李陵的五千人在草原深处和匈奴主力厮杀，迟迟不见援兵。匈奴单于以八万之众围攻五千人，十余天血战三次，抛下两万具尸体才击溃李陵。前方的战况陆续传回长安，百官交头接耳，同声谴责李陵。司马迁听了很不舒服，但他没说什么。武帝召集大臣议论这件事，板着面孔，“龙颜不悦”，大臣们争先恐后斥责李陵变节投降。汉代的文职官员分九等，司马迁就是第九等，秩比六百石，排在末位。对一个历史学家来说，末位也挺好，能在朝议中听到很多他想听的东西。他一般不发言，因为轮不到他说话。他要说就回家说去，拿着毛笔，对着汗青。他叩问历史，把声音传给后世，实在没有必要跟眼前的这些官员面红耳赤争个高低。不过，他又是西北汉子，是性情中人，是飞将军的崇拜者，是李敢被暗杀的目击者，这就麻烦了，矛盾了。而矛盾一旦激化，就要惹出祸端。祸从口出，古今同理，1957年划右派，多少知识分子恨不得撕烂自己的嘴巴。司马迁持笏站在属于他的末位，双唇紧闭。耳边响起的，全是污言秽语，泼向李陵不说，还溅到飞将军李广的身上。司马迁的两只手抖上了，血在烧心在跳。意念集中到双唇：千万不能开口呀他忘了双腿——它们自作主张跨前一步走出去了，后来有个专用名词叫“出班”，表示“微臣”有话要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