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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令开口讲话，汉武帝冷眼瞅着他。这个司马迁，偷偷写历史，平时对歌功颂德也不感兴趣，他这张嘴要说些啥呢？

武帝皱眉头了，果然没出他所料，司马迁虽然由于亢奋而讲得结结巴巴，他还是听清楚了，司马迁大意是说：李陵以一支偏师血战强敌，连最后一支箭都射完了，在没有任何援军的情况下杀敌近两万，他投降有罪，但皇上能不能考虑将功折罪呢？

武帝眼中射出寒光了，而司马迁还在发感慨：当初李陵立下战功人人奉承，现在兵败了，奉承过他的人又惟恐唾之不及，这毁誉是不是来得太快了？

司马迁这么讲话，就不仅犯了龙颜，而且犯了众怒。马上有人反驳他，说他暗示海西侯李广利没去救援李陵，才导至战事失利。李广利，李延年，李夫人，不是武帝的大红人，就是武帝的心上人，三个人红透半边天了，百官趋之若骛，这小小太史令司马迁，是吃了豹子胆还是犯了神经病？

汉武帝手一挥，将司马迁下狱。罪名是“沮贰师”，沮通诅，是攻击贰师将军李广利的意思。罪名不小，攻击武帝的爱将，不等于攻击武帝本人吗？按汉律当斩首。狱中他尝到了酷吏的历害，以前只是听说，现在有了“亲身体验”，——“见狱吏则头抢地”，身心备受折磨。汉武帝手下的酷吏是出了名的，变尽花样罗织罪名，杀人如草芥。酷吏杀人成瘾，判案之迅速令人瞠目结舌，判一个杀一个，有个叫义纵的酷吏，竟在一天之内砍下四百多颗头。另一个酷吏抓紧时间在冬天杀犯人，因为按刘邦定下的规矩，入春停止行刑，这酷吏喟叹说：再给我一个月该有多好，我把那些家伙全杀光！司马迁写《酷吏列传》，写到后来用了四个字：“上以为能”——皇上认为这些酷吏很能干。

司马迁落到酷吏手中，被提审，拷打，惊吓。脑袋能否保住，是个大问题。变数也是有的，得看事态如何发展，而武帝本人向来喜怒无常。有一天，他忽然觉得李陵可能的确是奋勇杀敌，弹尽粮绝才做了俘虏，于是派公孙敖带一支人马到匈奴境内了解情况，有机会就抢回李陵。公孙敖却很快回长安，向武帝报告：李陵正忙着给匈奴人训练军队，训练的项目全是针对汉军战法。

“龙颜大怒”，灭李陵的父族，母族，妻族，数百口人被诛杀于市，其中大半是妇女儿童。著名酷吏张汤，精心安排步骤，先用小刀在死刑犯脸上刺字，然后逐一割掉鼻子，然后齐崭崭切下脚趾头，然后行刑队高举棍子将鲜血淋漓的犯人活活打死，然后砍头挂在旗杆上，然后将尸身剁成肉酱。

可是事情搞错了，替匈奴人训练军队的人叫李绪，不是李陵。公孙敖是邀功心切，听了半截掉头就走。灭三族的消息传到塞外，李陵哭天抢地，将李绪一刀砍死，从此死心塌地投靠匈奴，娶单于的女儿重新繁育后代。

真相大白了，武帝心里也后悔，但嘴上不置一词。

统治者犯罪有理。该做的事还得做下去——

为李陵讲情的司马迁继续蹲大牢。

司马迁七

司马迁有了一个新罪名叫“诬罔罪”：无中生有地欺君罔上。判死刑，等着砍脑袋。那日子不好过，钢铁男儿以泪洗面。书没写完，有女儿缺男丁，这香火如何传下去？两桩心事未了，死不暝目。然而绝处逢生，武帝不知为什么事情又高兴了，大赦天下。死刑犯个个狂喜，包括我们的司马迁。可是，宣旨的人紧接着宣布附加条件：花钱才能买得完躯出狱，数目是五十万钱。凑不足这个数的，割“势”保性命。这就是所谓宫刑，也叫腐刑，女人闭阴，男人割势。古汉语中，人和动物的睾丸叫势。

五十万钱对司马迁等于天文数字。家人为他奔走，到处敲门借钱，碰钉子看冷脸。他本来朋友就少，有些亲朋还躲开了。这倒不全怪人情如纸，亲朋怕株连，李陵遭灭族的惨剧还历历在目。司马迁因李陵下狱，万一武帝翻脸，他们为司马迁凑钱要受追究的。

司马迁受宫刑，七尺男儿失掉睾丸。为《史记》，他选择了活下去。他把人生分为十个等级，第一有不辱祖先的光荣，第十接受宫刑辱尽列祖列宗，第九才是砍断四肢后死去。行刑的地方叫“蚕室”，取养蚕的暖室之意，因受宫刑者畏风寒。刽子手亮出尖刀和猥亵的笑容了，司马迁那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喊出百代伟人的奇耻大辱。

司马迁出狱倒升官了，武帝把这个有才华的人安排在身边，封他为中书令，相当于贴身秘书。羡慕他的人不少，包括他的朋友任安。他有资格出入宫禁，靠近天子，在姹紫嫣红的女人们中间走动。武帝用他的笔墨功夫，毫不担心他作为男人的功夫，因为那已经不存在，去掉了，手术干净利落。历代太监都有手术不够彻底的，他们在宫中和女人厮混，像赵高，还在民间留下了私生子：宫女怀孕跑出去了。武帝对司马迁很放心，呼来唤去的，包括在龙床上唤他，阳具还在妃子体内。司马迁从来就鄙视太监，但他现在连太监都不如。他有男人的自尊，自尊生耻辱，而太监没有耻辱。《报任安书》用了一个词：狂惑。——内心的痛苦与矛盾足以令人疯狂。

我以前读鲁迅有个印象：文字的巨大张力源于高强度的挤压，犹如地下的化石能源。情绪，处境，思想，使杰出的语言在挤压中成形。司马迁的文字滚烫，冷却后再入火，再受压。长时间的狂惑，五内俱焚，使他的文字像钻石般坚硬和漂亮。

《报任安书》中，他描绘受刑后的处境与心境：“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他上班尽量显得恭敬，对皇帝和他的女人们陪笑脸。“大势已去”的人通常都是这样的，一切都很正常。下班他闭门写书。拒绝所有的交游和应酬。

司马迁大约四十二岁开始写《史记》。现在他年近半百，写了七八年了。也许他以前的文章比较平和，自从受了宫刑，文风为之一变，充满了战斗性。

战斗性来自屈辱感，来自郁积在心中的许多事。

然而《史记》决不是个人化的写作，司马迁长期的学养和历练使他能够站得更高，既有战斗性，又有公正性；既有鲜明的立场，又有冷静而客观的描述。他的一些篇章，不乏所谓“零度写作”的要素。但冰点本身就是沸点，像鲁迅所谓“火的冰”，表面不动声色，底下岩浆奔腾。

读《史记》，这是一个要领。

修养不高的作家，会囿于他的个人生活体验。等而下之的人，讲隐私还嫌不够，还要讲他的绝对隐私，还要把裸照发到互联网，还要出版动态的人体光碟……接下来就是交配图？

修养不是别的，修养就是把握分寸。而所谓分寸，是在不断超越的过程中得以显现的。不是说追名逐利一概不好，而是说：趁社会转型期的某些混乱，磨拳擦掌一味乱来，势必丧失祖先留给我们的生存的高度与广度，打着进步的旗号向动物看齐。

《史记》所承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是方方面面的。它是史学和文学巨著，又是古典意义上的百科全书。它书写西汉以前的时光，却远远越过了今天，直指我们可能拥有的未来。

萨弗兰斯基曾形容海德格尔说：海氏回到古希腊思想，是为了赢得一段助跑，以跃入当下。

这话讲得多好。

我们有能力回到司马迁吗？

读《史记》并不难，今人有详细的注释。我记得几年前，魏心宏先生曾提过，他早在北大念书时，就诧异两千多年前的《史记》，其文笔竟如此简练生动。尤且是七十篇“列传”和部分“本纪”，各种各样的传主，也即传记所瞄准的主人公，无不鲜活，读来真是酣畅淋漓。甚至可以这样说：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中国人，如果不读司马迁，不读其人其书，那真的是……令人遗憾。

在欧州，普通人都熟悉他们的历史文化。

我们接着拜读司马迁的身世。

大约又是一个十年，他过着太监般平静的日子，胸中波涛汹涌，下笔惊天地泣鬼神。为了说出历史真相，他把自己伪装起来了。武帝不再过问他在家里干些什么。这皇帝晚年遭遇内乱，一向温和的戾太子兴兵造反，父子交兵，在长安城内血战五天五夜。事情也牵涉到司马迁的好友任安。

戾太子是皇后卫子夫生的，一直受到武帝器重。可是武帝有了新宠钩弋夫人，不仅皇后失宠，戾太子也风雨飘摇。钩弋夫子怀胎长达十四个月，生子取名弗陵，她居住的宫殿被武帝封为“尧母门”，这就有些意味深长：武帝是将弗陵比作尧帝吗？百官开始动脑筋，一些人疏远戾太子，一些人诽谤戾太子，纷纷转向，称颂尧母门。武帝也不作解释，晚年越发莫测高深。极权顶端的人物常常是这样的，他也必须这样。

有个小人叫江充，让历史稍稍偏离了方向。他和戾太子向来不和，现在，机会来了。

武帝信方士，宫中女巫多。众多妃子以皇帝为榜样，动不动就找女巫，保佑自己得宠，诅咒对手倒霉。女人和女人之间的战争，武器是埋在地下的木偶。木偶上写着某人的名字，女巫施法诅咒，那人就要生怪病。失宠的女人竟然诅咒皇上了，事发后，武帝一怒之下杀了内宫几百人，但从此疑神疑鬼，觉得天空中布满要追杀他的木头人。他移驾甘泉宫，命令他的心腹江充在京城内外展开调查，一帮酷吏协助。谁家挖出了木头人，满门抄斩，数月之内砍头好几万。可见巫蛊之风从宫中吹到了民间。汉武帝泡温泉养龙体，闻不到血腥味儿的。江充向戾太子下手了，东宫悄悄埋下大批木偶，又挖出来报告皇上。同时，动用一切手段阻止戾太子前往甘泉宫。

戾太子这时犯了一个错误：假传圣旨，发兵捕杀江充。武帝认为他谋反，下令丞相派兵攻击。戾太子失去退路，不反也要反了，双方在长安城杀得昏天黑地，大街小巷全是血。

司马迁房门紧闭。外面杀了五天五夜，他渐渐在喊杀声中沉静下来，写他的书。而据我所知，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个波兰科学家也是如此，德国人打到家门口了，他照样做他的研究。

任安手上有一支军队，他老练，按兵不动。戾太子的命令他拒绝服从。他为了保全自己而坚守中立，但世间事往往有变数，有个词叫料事如神，它的基础却是世事难料。血战的结果是太子兵败，和他母后卫子夫一同自杀。而武帝事后得知真相，把捕杀太子的人全都杀了，包括丞相在内，估计那数字也不小。任安不救戾太子，被投入死牢。

狱中他写信，向“身居要职”的中书令司马迁求救。

司马迁过了很长时间才回信。

这不像他做人的一贯风格。当初他为素无交往的李陵挺身而出，现在为好朋友却缄口不言。惹祸惹怕了？有可能。但他考虑更多的是手头的这本书，他半辈子的心血都在里面，而且，他十分清楚它的价值。《太史公自序》中，他把自己同修订《春秋》的孔子相提并论。和它系于大中华的份量相比，个体生命微不足道。何况他是“刑余之人”，不男不女的，还要侍奉下令阉割他的汉武帝。他提笔写下《报任安书》，吐露衷肠。这篇长达三千多字的文章，字里行间全是耻辱和愤怒。身体被阉割的男人，精神异乎寻常地不屈不挠。《史记》的战斗性从何而来？从司马迁的残躯而来。“刑余之人”把一切都置之度外了，朋友的性命，皇权的高压，都不能令他停笔，或写下受权力阉割的文字。按正统标准衡量，《史记》是不合格的，因为他居然把各色人等都写进历史了，公然以民间的价值观挑战皇权。明君与昏君，贤臣与乱臣，循吏与酷吏，君子与小人……他建立了一整套价值体系和是非标准，并且注入了后代史家避之惟恐不及的情绪色彩。他也不为尊者讳，帝王将相，好的坏的全写。皇帝不高兴，让他不高兴好了，不管是活着的皇帝还是死去的皇帝。

在那个年代，从修养和历练各方面看，除了司马迁，没人能够担当书写历史的重任。天降大任于斯人，苦其志，割其势，肉体的残缺赢得精神的健全。

幸亏有了司马迁。他传给我们的文脉，流淌着鲜血。文脉就是血脉。

由此观之，他拒绝任安的请求，不为好朋友两肋插刀，非不义也。

任安在狱中呆了几个月，侥幸逃脱死罪。几年后，还是因为不救戾太子的老罪，被武帝杀掉了。

第二年，写完《史记》的司马迁，自己却在历史中消失了。这一年他五十六岁，是公元前90年。五十六岁以后，史籍上不再有他的任何记载。他的死成了一个谜，各种猜测都有。有人说他写的书被人呈送汉武帝，丢了性命。有人说他连人带书消失在名山大川。

为我们拨开历史迷雾的人，他自己却隐入迷雾深处。

司马迁八

《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涉及汉以前三千年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全书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本纪”记帝王事。“表”记载历代世系、列国关系与官职更迭。“书”记载典章制度；也讲天文水利、经济文化等，类似后来的科学专史。“世家”写各时期的王子诸侯。“列传”最丰富，写谋士、将相、侠客、刺客、巫师、商贾、文人、佞幸等，所占篇幅为全书之首。

《史记》的体例，为历代正史所沿用。

这五个部分当中，列传，世家，本纪，基本上都是优秀的传记文学。当时史学和文学尚未划出明确的界线，二者融合的典范，就是司马迁这部《史记》。把历史写成传记文学，后来的史家大都不敢这么做，不敢带入个人情感，一味的冷静描述，貌似客观，实则替封建统治者说话。班固继承他的父亲班彪，写断代史《汉书》，其正统面目就露出来了，他还讥讽司马迁不善于明哲保身。而《汉书》中的好东西，包括体例在内，几乎全是学《史记》。战斗性、民间性和个人性，《史记》开了先河，后来却变成小溪细流，渐渐干涸。二十四史，《史记》所显示的姿态是孤傲的，它所达到的高度和广度，后人难以企及。鲁迅对它的评价最为精辟：“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楚怀王放逐屈原，屈原写下这首长诗；汉武帝阉割司马迁，司马迁写成五十二万言的《史记》。

身体被阉割，精神反而变得强壮，透出强烈而又罕见的自由气息。自由这种东西，自西汉以后，虽时有反弹，但总的趋势是变弱，变得面目模糊——封建统治者把它抢走了，偷走了。在中国，没有一个皇帝不是取走自由的强盗和小偷。抢和偷，双管齐下。

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自由精神是否被统治者所阉割，是我们今天衡量古代文人的第一标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司马迁视为历代杰出文人的先驱。

司马迁那个年代，有些文人过得很舒服，典型的例子是司马相如，勾引女人本事大，歌功颂德的本事更大，写了不少辞赋，华丽而空洞。后来的枚皋、杨雄等辈，和司马相如差不多。当然，他们在生活中有好的一面，比如相如出使西南很成功，比如杨雄为人不错。但是作为文人，他们是精神的残缺者，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被阉割者，没有立场，不为老百姓讲话，一门心思往上爬，唯恐主子不高兴。这类文人的作品也往往缺乏美感。原因很简单：美感永远源自真情实感。“汉赋”标志着汉代文学，真是汉代的不幸，依我看，汉赋无疑是历代文学中最糟糕的。幸亏有个司马迁写下《史记》，单手托起史学与文学两座高峰。

读《史记》，印象最深的，是它的简练与生动。司马迁用字就像拍电报，字字精当。字写在竹简上，罗嗦可不行，那要多砍多少竹子？早期汉语的书写方式决定了它的风格。汉赋堆砌词藻，毕竟字数有限。《史记》五十二万字，如果用现代汉语来写，恐怕有五百万字。司马迁在单字上下功夫，往往一字多义。名词、虚词作动词使用的例子比比皆是。司马迁的能耐在于：他还写得明白晓畅。他在书中经常采用“互见法”，比如讲项羽，有些事要放到刘邦或韩信的传记里去，而且不是随随便便，是含有深意的。再如讲秦始皇迷神仙，则暗示汉武帝想登天。他对汉武帝的批评，表现在人物的选择上，好官都在其他朝代，而鱼肉百姓的酷吏则集中于当朝。——单凭这一项，武帝要弄死他就不愁罪名了。他把没做过皇帝的项羽列入“本纪”，把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列入“世家”，并且加以赞赏，这需要很大的勇气。也难怪受正统思想毒害的学者，称《史记》为“谤书”、“秽史”。——司马迁居然把同性恋都写进去了。

司马迁对口语的运用也是非常出色的，他人在宫廷，笔下并无一点宫廷气，洋洋几十万言，没有一句像皇帝秘书的口吻。中国人似乎张力有限，容易被他的社会角色所霸占，干部通常是干部脸，秘书往往是秘书腔。司马迁显然是个例外，他能把上班与下班截然分开，他有两张脸，表面的模糊，里边的清晰。作为旷世大学者，他一直心向民间，他的民间立场一点都不勉强，不像眼下的经济学家跟风神速。他曾是黄土高坡的放牛娃，漫山遍野奔跑。所谓文章力透纸背，一定是源自真切感受。司马迁不缺这个，他反而是真情太多，必须加以压缩，有时还要伪装，以春秋笔法，以微言大义的方式讲出来。他一生都在读书，行路，行了十万里路。他对后世文人的修炼树立了楷模。前面提过，中国文人的一大特色是漫游。李白漫游天下，学的就是司马迁。游历，学历，经历，三者合一。也有不游或游得少的，比如伟大的曹雪芹，曹雪芹走的是漫长而又曲折的精神之旅。西方大作家，像卡夫卡、福克纳，他们盯着小块地方写出了大作品。

司马迁是写人的高手，寥寥数语，人物就活灵活现。大处把握和细节铺陈，他都做得很到位。后世文人，不单写散文的推崇他，连明清小说都在他身上汲取营养。《古文观止》选他的文章，数量超过苏东坡和欧阳修。他是模糊文本的先驱，用小说和戏剧手法写项羽，写刘邦，真是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写“鸿门宴”的紧张气氛，本身就像戏剧，不同的人物扮演着属于自己的角色：项庄、项伯、范曾、张良……司马迁还专程做过实地考察，将每个人的座位都弄得清清楚楚。针对这种严谨，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赞叹说：“秦楚之际，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唯有太史公序之如指掌……盖自古史书兵事之详，未有过此者。太史公胸中自有一天下大势，非后代书生所能几也。”

中国历代大文豪，几乎无不推崇司马迁，所谓道德文章，人品与文品，司马迁都足以垂范后世。他笔下那些分布在各种行业里的人物，由于其鲜活，所以可亲近，可景仰，可叹息，可鄙视，可憎恨。这些历史人物，也影响了中国人的人格及性格走向。比如春秋战国的层出不穷的豪杰们，被历代所演绎，化为戏剧和小说，在民间广为流传。最近，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教授撰文说：“我的心在先秦。”这话饶有意味。对先秦的记录与阐述，没人超过司马迁。先秦是个大时代，已成学者共识。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演绎了一部断代史，而《史记》真实描述了三千年的通史，二者都是中华文明的宝贵的资源库，但后者显然更珍贵。司马迁笔下的历史，是波澜壮阔的生活画卷。他对生活世界的全方位考察，将历史学提升到历史性的高度。可以说，他以一人之伟力，为中华文明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精神资源。

汉武帝阉割他的身体，反而催生了这种伟力，这是上天的安排吗？

历代封建统治者，养肥了多少御用文人，却阉割了他们的灵魂，把他们变成锦衣玉食的行尸走肉。本文瞄准司马迁，事实上也同时瞄准了相反类型的文人。如同司马迁写伟人，小人已经活跃于其间了。小人乃是伟人的残缺样式，反之亦然。

关于《史记》，历代集注、阐释和评论如汗牛充栋。我手头的这本，是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史记今注》，它借鉴了前人的成果，释文也很清晰。顺便提一句，我个人并不是搞《史记》研究的，读的东西有限，但我景仰司马迁却是由来已久。

《史记》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所以它才真，不是板着面孔、仅仅代表某些阶层讲历史。文学艺术家，天生与它亲近。人类文化的巨著，无论哲学、史学还是文学，无一例外地是个体劳动的硕果。《史记》是伟大的，却不是封闭的，司马迁自己讲：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犹如伟大的哲学思想，它一定是开放的，可以讨论的。我个人并不完全赞同司马迁的某些倾向性，比如他对项羽的态度。我倒是觉得，项羽就是匹夫之勇，短见，狭隘，吝啬，残忍，动不动就屠城，泄私愤火烧阿房三百里，不耐烦坑杀降卒二十万。幸亏刘邦打赢了他，逼他自刎乌江，不然的话，他多半是他曾经发誓要取而代之的暴君秦始皇。

而与项羽相比，刘邦的毛病几乎全是小毛病。多谢司马子长（司马迁字子长）记录详细，让我们得以从不同的角度掂量历史。

另外，司马迁对游侠有偏爱。荆柯刺秦王是大义凛然，而郭解这种大侠，义字却是表面文章，骨子里推敲不得。他善于做秀，借一件事情在江湖上扬名立万：他姐姐受人欺负，希望他出面为她撑腰、摆平，他却当众批评她，不理她，给人留下公正的印象。然而得罪他的人，大多数要死掉；结交他的人又多是豪强……

还有其他例子，不用讲了。

每个人读《史记》，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这恰好证明司马迁的博大雄浑。伟人从来就不是完人。

品读司马迁，意味着无穷无尽的生发。

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担任联邦德国驻华大使的魏克德先生，曾写下广播剧《汉武帝与太史公》。魏克德是名作家，活跃于欧洲外交界和文学界。他写司马迁，立意奇特，让史官和皇帝当面争论历史的真相问题，各执一端，互不相让。汉武帝刘彻，不能让他手下的史官按他的意图写历史，恼羞成怒。刘彻不杀司马迁，却变尽法子折磨这倔犟汉子，霸占他美貌的妻子，阉割他传宗接代的下体。但是这个司马迁，头可断血可流，写《史记》的原则决不丢。不可一世的汉武帝，终于拿一个文弱书生没办法……魏克德先生以戏剧冲突的方式，将皇帝与史官的矛盾推向极致。而他从中得出的精辟结论，却是中国人的老生常谈：

讲真话要付出血的代价。

2006．10．30．改定于眉山之忘言斋

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是成都人，成都人有两个特点：一是聪明，鬼点子多，二是嘴皮子厉害。两千多年前的司马相如是个典型的成都人，二者都具备。他本来穷得丁当响，却以一曲《凤求凰》，让年轻的富家寡妇卓文君心旌摇荡。中国文学史上，他是汉赋的代表人物，其代表作为《子虚赋》、《长林赋》、《长门赋》，受到皇帝和皇后的高度称赞。而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是他和卓文君的风流韵事。取材于这段韵事的小说、戏曲、评书、话剧、电影、广播剧、电视剧绵绵不绝。专家学者熟悉汉赋，普通百姓爱听故事。也有大作家来凑热闹的，比如郭沫若。郭老写过话剧《卓文君》，对这位有才华的美少妇称颂有加。而我记得，2005年有个电视剧，请漂亮而清纯的韩国演员演卓文君。总之，卓文君的美貌、多情是举世公认的。司马相如大名鼎鼎，其实也多少沾了女人的光，沾了卓文君的光。古往今来多少事，除了饮食就是男女，老一套的爱情故事永远新鲜。曲折的、充满悬念的、带了一些情色意味的故事永远打动人。而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完全符合这些要素。

鲁迅讲过：文人传播名声有两种情况，一是人以文传，二是文以人传。眼下有些作家爱生事儿，奇招频出，吸引大众的眼球，走的就是文以人传的路子。作家先闹事儿，其次才是写东西。司马相如的情形还不同，他写诗作赋在先，谈恋爱在后。三十岁以前他一直落魄，碰上卓文君，命运才出现转机。这桩使他名传千古的风流韵事，还带给他财运、官运。财、色、权、名他样样占齐了，一辈子过得舒坦。换成今天的思维，人们会一拍大腿说：这美女值，太值啦！

既然司马相如属于“文以人传”这种类型，那我们就有理由把重点放在他这个人身上。我们仔细来瞧瞧，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从他身上，我们能品出一些什么东西来。

司马相如生于成都的哪条街，今天已不可考。他父亲作何营生，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没说。两个复姓司马的男人，年龄相差三十多岁，并不沾亲带故。他们同在汉武帝手下做过官，先后都出使过西南夷。武帝时代，西南这一大块尚被称为“夷”，含有化外之地的意思。其实说白了，就是皇权染指还有限的地方，老百姓还不大服管教。管是管束，教为教化。成都当时为一郡，郡守叫文翁，显著的政绩是兴办学堂。相如的父亲可能跟他熟，送儿子到官学读书，也学击剑。换句话说，司马相如是文武双修。家里有财产，这是不言而喻的，穷人家的孩子哪能上官学？小时候他叫司马犬子，不是小名儿，是正式的名字，可见他父亲对文字这东西还比较隔膜。四川的农村，至今仍有把儿子取名狗儿的，名字愈贱，愈能成活。司马犬子读了一点书，知道一点天下事了，发现这名字老土，擅自改为相如：他崇拜战国时期赵国的外交家蔺相如。“完璧归赵”的故事，就源自这位蔺相如。父亲也不懂，由他改。司马迁记载说，他成人后到长安“入赀为郎”，赀通资，就是花钱买官做，在汉景帝身边做郎官，换个称谓叫侍从，吃官饭但没啥俸禄。皇帝身边这种人一大群，有人会拳脚，有人会唱歌，有人善于扮小丑，有人写辞赋下笔千言……个个亮出看家本事争宠。相如为当这郎官，估计是把家底掏空了。汉代仕途窄，远未形成庞大的官僚集团，有专家统计过，当时四千多个平头百姓养一个吃公饭的。而眼下大约二十八个养一个。司马相如花大价钱买小郎官，风险很高的。总之，全家人把宝押在他身上了，年复一年，盼长安传来好消息，真是望眼欲穿。

汉景帝却不好辞赋，善于舞文弄墨的相如找不到进身的机会，于是跳槽了，跳到梁王刘武门下。刘武好辞赋，身边已罗列了一些写手，比如写过《七发》的枚乘。汉赋在形式上继承以屈原的作品为主的《楚辞》，但内容以歌功颂德为主，内容又反制形式，汉赋在形式上也不能同屈原的诗篇相提并论。汉初的辞赋家贾谊是个例外，贾谊郁郁不得志，不能报效国家，命运和屈原相似。当诗人远离君王走向民间时，往往能写出好东西，而在权贵门下讨饭吃，帮闲就在所难免。所谓帮闲文人，比媚俗的文人格调更低。

包括屈原在内的中国历代文人，都有俗的成份。通俗和媚俗是两回事儿。

司马相如跳槽跳到刘武门下，很努力，因为他必须和枚乘等人比个高低。他终于写出了《子虚赋》，大大露了一回脸。大伙儿常常跟随梁王左右，哪儿有排场就往哪儿赶，宫殿竣工啦，主子出猎啦，贵客盈门啦，庙堂祭祀啦，都是他们收索枯肠的好时机。他们穿得好，吃得好，出门有车坐，举止有气派。一旦来了灵感，下人急忙笔砚伺候。辞赋讲究铺排，一连串的优美词句，整齐，押韵，吟诵又别有一番功夫。洋洋洒洒的《子虚赋》，来了一堆“于是乎……”怎么样怎么样，的确有气势，听上去回肠荡气。应该承认，司马相如在语言及学问上很下了一番功夫，从诗经到楚辞，到诸子著述，都要纳入学习的范围。汉赋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有它一定的道理。相如那个时代，国力空前强盛，辞赋家们歌功颂德，有些肉麻，但还不算十分昧良。我个人以为，特定时期的颂歌也有不少好东西，艺术感染力强，唱出了老百姓的真感情，几十年老歌唱不够。一般说来，辞赋写到结尾时，也要来几句规劝，劝主子享乐之余要节俭，适当关注一下民生。朝廷有个叫东方朔的，也擅长辞赋，平时以滑稽本领逗汉武帝开心，却能找时机进谏，委婉批评皇帝，做了一些好事儿。这方面，司马相如不如他。

相如既为门客，要靠辞赋吃饭，而吃饭为天下第一桩要紧事。动物为了食物，要使尽浑身解数。人从动物来，为吃饱饭吃好饭花样更多。即使相如不为自己，也要为父母着想，老人盼他飞黄腾达光宗耀祖呢。他离开成都，恐怕已有十来年。眼下食有鱼出有车，可是没啥积蓄，梁王随手赏赐的金银，他随手花掉了。门客之间有竞争，要比拼，而成都人好面子，相如不甘落人后的。所谓千金散尽还复来，文人挣大钱，有时也容易。以他出众的才华，能写赋会弹琴，不愁挣不来华屋美女。可是梁王生病了，不久又死了，也未曾立遗嘱，令王太子善待这些文人。一帮门客作鸟兽散，一个个愁眉苦脸。辞赋这东西，寻常百姓是看不懂的，除了一些王公贵族，市井很少人能赏。街上没市场，只好卷铺盖。不像今天，某酒楼某公司开张，出高价请人作赋，有几百个字卖上几万元的。

梁王死了，门客各奔前程，也许喝了一回伤心酒，挥泪而别。司马相如西风瘦马回成都，家里一片破败，父母是否还活着，司马迁没记载。相如闭门不出整天睡大觉，身体也有毛病，消瘦，口渴，喝不完的水。他也无钱瞧医生，捱着吧。睡够了出门转悠，当时成都小，一个时辰转完了。他穿戴华贵，有一件裘皮的衣物，系梁王所赐，但老穿它也不行。他开始动脑筋想点子。有个故交名叫王吉，在临邛（今成都郊县邛崃）当县令，相如捎信给他，他很快回信，盛情邀请相如到临邛作客。

司马相如毕竟见过大世面，朝廷干过，王府干过，成都有他这等经历的找不出第二个。他几乎穷得揭不开锅了，可经历是一笔潜在的财富，他动手搞开发。他的“开发公司”，专门开发自己。他不会去结交穷朋友，除非他犯神经。他都穷成这样了，再去结交穷人，两穷相遇只能更穷。

当时的文人，还没有形成为底层呐喊的传统。司马相如更不可能，他手中的生花妙笔，主要为帝王服务，要用它奔个前程。我个人从来不认为，关注底层是文学的唯一要务。生活世界是广阔的，审美情趣是多元的，眼中只有穷人或富人，同样是一种遮蔽。海明威很少写穷人，获诺贝尔奖的《老人与海》不是声讨富人的檄文，而是人类命运的缩影。英国大哲学家罗素认为，人类文明的重大成果，几乎都是出自有闲阶层，为此他写了《闲散颂》。品读中国文人，这是一个重大课题。涉及到司马相如，先顺便提几句，也算个伏笔，往后再来阐述。

当然，古今中外的文学大师，也没有任何人是鄙视穷人的。杜甫，雨果，托尔斯泰，他们都是心向底层的伟人。相如匆匆上路了，带着他象征着身份的裘皮服装，时为初春，川西坝子正碰上倒春寒。他并不知道，此行将带给他命运的转机。当初奔梁王，眼下趋县令，他已经很掉价了，一路上不会很兴奋。大文人朝着小县城，哼着几首宫廷歌曲。到县府打打秋风，混个幕僚之类，日后再作计较。他在成都这些日子，饱一顿饿一顿的，想肉吃想酒喝，比想女人还厉害。到王吉的地盘上，酒肉是不成问题的吧？即将碰上一桩千古艳遇的男人，首先想到的是肚子问题。

王吉在县衙为相如接风，安排他住在都亭。都亭类似县政府招待所，但规模小，一个普通院落，两棵老槐树。王吉这个人，也是鬼精鬼精的，打量相如，虽然落魄，但举止依然潇洒，谈的全是他这县令闻所未闻的大见识，开口皇帝闭口君王。王吉佩服得五体投地，暗忖此人暂时潦倒，将来的发展却说不准。两人谈得投机，喝空了一坛好酒。临邛这地方工商业发达，铸铁的，酿酒的，大富豪好几个，县财政自然充足。县令与富豪是哥儿们，常来常往。司马相如喝得半醉，王吉问他婚配，他随口说：不好意思，三十出头的男人，身边没个女人伺候。王吉低头寻思，一拍脑袋说：有了！

二人叽叽咕咕到后半夜。

司马相如住在都亭，王吉每天去拜会他，恭恭敬敬的样子。有时相如还不耐烦，不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临邛令缪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见之，后称病。”缪是假装的意思，而相如称病，等于说装病。这个看上去大有来头的神秘男子，偶尔出现在临邛街头，竟然坐着县官的车骑，小城轰动了，纷纷猜他的身份。就像今天，某人如果把县长的小牌号轿车据为己用，他同样会引来多方猜测。眨眼已是仲春季节，春暖花开了，川西坝子的油菜花一人多高漫山遍野。相如出门溜达，无数目光投向他。不用说，他是市民眼中不知名姓的大名人。两个大富豪慌了，一个叫卓王孙，一个叫程郑，他们开铸铁加工场，延续十几代，家资巨万，仆从无数。县令的贵客，他们居然不认识，怎么得了？城里发生什么事都行，但这种让富豪有失颜面的事儿决不行。他们找王吉问个究竟。王吉说：你二位想结识他不是不可以，但要按规矩办嘛。不搞个像样的饭局怎么行？卓王孙忙点头道：我来办我来办，县尊请客我花钱……

于是卓王孙大摆家宴，专等神秘贵客。等了很久，日头都有点偏西了，贵客迟迟不现身，好比时下某些领导。几十桌有头有脸的客人饿得、谗得，那模样笔墨也难形容，但贵客未至，县领导不动筷子，谁敢下箸呀？王吉亲自去请，司马相如才来，一身漂亮的绕襟深衣（深衣即长衫，穷人穿短衣），形体修长，脸色不大情愿。入座，渐渐谈笑风生，“一座尽倾”，所有的人都为他的谈吐所倾倒。这很正常，小小临邛县，谁听过景帝、武帝还有梁王的那些事儿啊？酒酣，客退，相如在卓王孙、程郑、王吉等人的陪同下，表演古琴。屏风后隐约有佩环之声，相如心中有数的，谁在偷听？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在偷听。

司马迁写道：“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

这话道破机关了。但我想，司马迁把包括心理活动在内的细节都写出来了，其中的想象成份不言而喻。

这儿有两个关键词：新寡，好音。字面上是说，守寡不久的卓文君是个音乐爱好者。字面下则有潜台词：卓文君懂古琴，不仅能欣赏，她自己也会弹奏。小县城她美貌出众，对琴的理解也不是小城的水平，琴者情也，是传达心声的东西。她守寡的时间不长，可能一年可能半载。一般认为，她此时的年龄在十八岁左右，郭沫若的《卓文君》说她二十四岁，恐不可信。郭老笔下的文君，更像一位斗志昂扬的“五四”女青年。她是美貌的，懂琴的，情感丰富又有过夫妻生活体验的，而这些日子，小城盛传风度翩翩、来头甚大的神秘男子，她早已听说过，暗地里想象过。父亲宴请司马相如，她遵循妇道不能出席，但她躲在角落里雕窗下，窥探过多少回了？众宾客为相如所倾倒，她更是耳热心跳。在这样的时刻，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他假装看在县令的面子上弹几曲，实则以琴心挑逗卓文君。司马迁惯用《春秋》笔法，廖廖数语，王吉和相如在都亭内的那些勾当，读者就心领神会了。关于文君的情况，相如已了如指掌，而男女风流这一套，他也堪称老手，指尖抚弄琴弦，以琴心挑之，一挑就成功了。他边弹古琴，边唱今天仍在流行的《凤求凰》：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

不期佳人在此堂，室迩人遐毒我肠。

何缘交颈为鸳鸯，长空展翅共翱翔！

这歌曲的色情意味一目了然：佳人就在此堂中，却“室迩人遐”，不能够交颈为鸳鸯。司马相如出手可谓稳准狠，卓文君被击中，一时呆住，对她来说，相如的琴声和情歌何尝不是“毒我肠”？

文君身边的丫环目睹了这一奇观。丫环为主子着想，如同文人为帝王服务，她动开脑筋了。

当天晚上，相如命县衙拨给他的随从，潜入卓府，花钱买通文君的丫环，双方一拍即合。闪电式的爱情落到实处，司马迁说：“文君夜亡奔相如。”亡是奔跑、投奔的意思，夜色中的佳人，气喘吁吁两眼放光。三十出头的老光棍与十七、八岁的小寡妇，一见之下就交上颈了。——这并非杜撰，有《史记》为证。但卓王孙鉴于社会舆论，不会同意这桩婚事，如何是好？连夜私奔。——估计是卓文君的主张，女人于情事，特别有智慧，哪怕她在亢奋的状态下，也能考虑到下一步该怎么走。车骑悄悄离开临邛县城，两三个钟头到成都，文君踏入相如家的门槛，大吃一惊：这男人原来是个穷光蛋！

爱情令人激动，吃饭却成问题。没日没夜地交颈，身子还得分开，考虑肚子和嘴巴的要求。文君的父亲卓王孙大发脾气，一分钱不给。靠爱情撑不下去了，两口子卖掉车马裘服作小买卖的资本，回临邛，挑个热闹地段开起酒家来。卓文君穿平民的衣裳，捋衣挽袖，亲自当垆卖酒。司马相如系围裙，灰头土脸，跟几个打杂跑堂的一般无二。两口子这么做，显然具有广告效应，县城几条街，一传十十传百，卓王孙没脸见人了，闭门不出。包括王吉在内的一帮兄弟上门劝他，索性认了这门亲事，免得他女儿与那浪荡青年当街卖酒丢人现眼。卓王孙无奈，自认倒霉，堂堂大富豪，陪嫁还不能少，拨一百个家僮给女儿，钱百万。这卓王孙有家僮八百个，其规模，超过了《红楼梦》中的荣、宁二府。

司马相如春风得意，带巨款携娇妻，浩浩荡荡回成都，置田产换房子，过上了大地主的日子，有爱情更有美食。不能说他骗色又骗财，像时下都市里的高级流氓。他耍了一些把戏却是有据可查，小他三十多岁的司马迁不会冤枉他。

财色到手了，过几年官运又来。汉武帝好辞赋，下令收集这方面的作品。朝廷有个职位叫狗监，不管人专管狗，只因皇帝出猎，除了带侍从，还要带猎犬。狗监名叫杨得意，四川人。有一天汉武帝读《子虚赋》，读得摇头晃脑，狗监灵机一动，向人主献媚说：这辞赋的作者司马相如跟我是同乡呢，陛下想不想召见他？武帝说：快，快叫他来，朕还当他是个古人……

于是，相如到了长安，对武帝说：《子虚赋》是旧作，不算什么，臣子要为陛下的写一篇《上林赋》，赞美气势宏伟的皇家猎苑！武帝高兴了，说：好呀，你写出来让朕瞧瞧。你先干郎官吧，跟随朕的左右。司马相如叩谢圣恩，开始构思打腹稿。

御用文人要大干一场。但是且慢，我们先说这上林苑，它耗资巨大占地无数，单是苑内供皇帝休息的离宫，就有七十座之多。汉初，丞相萧何主持建未央宫，因其奢侈，被高祖刘邦狠狠骂了一通。开国君主懂得艰苦奋斗，后来渐渐变了，铺张浪费搞排场，武帝为甚。口号喊得越凶，铺张越厉害，比如一顿官饭，要吃掉农民多少血汗钱？武帝身边的文人，也不是人人都唱颂歌，为这上林苑，东方朔就委婉地批评过他。而司马迁无论是作为太史令还是中书令，都一再敷衍武帝，拒绝用他的如椽巨笔舞文弄墨歌功颂德。文人的分流，我们现在看得很清楚，两个复姓司马的男人，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史记》有非常明显的个人化写作的特征，和古希腊的文学、戏剧和哲学相似，是今天的主流、当初的暗流。两条泾渭分明的河流，它们共同的源头在《诗经》，“风”和“小雅”有着浓郁的民间气息，“颂”和“大雅”则开启了宫廷文学，造就一大批御用文人。我们不采用阶级划分法，但不能回避阶级这一重大的、贯穿几千年的历史现象。马克思的伟大研究不会过时，即使在眼下的西方，仍然是一门受到高度推崇的显学。海德格尔曾说过，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洞察，没有任何人能达到与马克思对话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