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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人能看见历史的进程，几十年乃至几百年，就像普通人，能预见到几天或几十天。精神境界的差异，要比物质领域大得多，只不过眼下的人类更容易看见有形的东西罢了。

司马相如憋足了劲，熬夜，喝大量的水，终于写出《长林赋》。后人将它并入《子虚赋》，赋中假设楚人子虚与齐国乌有先生竞相夸耀，最后，亡是公出场，代表相如本人，大肆炫耀汉天子游猎上林苑，压倒齐楚，表明诸侯国的那点排场微不足道。赋中的连词、对偶、排句，层层渲染，一波盖一波。而在我的印象中，凡是供朗诵用的现代诗，几乎都爱用排比。我不知道是学了汉赋的文句优点呢，还是出自跟汉赋作者相似的心理机制。总之，成心要唱颂歌的，无论古人今人，形式会趋于一致。举例来说，给某某大酒店献文章，总不至于写一篇杂文吧？《上林赋》还炫耀作者的学问，用了一连串生僻字，孔乙己似的。常人看不懂，越看越讨厌，可是皇帝喜欢呀，司马相如何乐而不为呢？创造性的哲学大师，因其工作的拓荒性质，拓宽人类精神从未抵达过的境域，不得已才生造概念；文人则不同，文人用生字用僻词，是有意的，是虚张声势，是华而不实，是拿语言去沽名钓誉。

而武帝喜欢辞赋，不是没有原因的。他这个人好大喜功，讲排场很厉害，后宫佳丽八千人，供他一人享用；封禅秦山十八万人，浩浩荡荡，行程近两万里，大肆挥霍国库。一些重大仪式，和一些轻松的场合，都有人念辞赋，配上相应的音乐。辞赋的形式，介于散文和诗歌之间，开篇通常像散文，两三个自然段之后，排比来了，连词来了，四言八句层出不穷，如同钱塘江的潮水，一浪高过一浪。汉武帝听得“龙颜大悦”，他喜欢，满朝文武都喜欢了，从王侯公卿到下大夫，很多人都会背几句，有些官员还倒背如流。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官员们干这种事儿一向最讲认真，认僻字辨生词，一个比一个高明。这样的形势下，文坛岂能甘寂寞？文人写辞赋，一时成风尚。司马相如的作品被奉为典范，《子虚赋》传入各地市井，穷酸文人竞相模仿。“文章”这个词，就是汉代出现的，本意是“以文章显”，而章通彰，显为显贵。文章写好了，也能跻身上流社会。司马相如扩大了辞赋的流通领域，为文人进身、献媚于权贵开拓了一条大道，历代文人又借他说事儿，把他抬到祖师爷的位置上。有他在，阿谀奉承就理直气壮了。东汉，两晋，从辞赋到骈文，热闹得很，比如左思的《三都赋》令洛阳纸贵。

时隔两千多年，我们来看看司马相如的代表作《子虚赋》，做个切片就行了，不必从头看到尾。

赋中描写云梦泽，是这么写的：“臣闻楚有七泽，尝见其一，未观其余也。臣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者耳，名曰云梦。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罢池陂陀，下属江河。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附，锡碧金银，众色炫耀，照烂龙鳞……”

电脑没辙了，中间省略的都是生僻字，而白附的附本该是土旁。后面更复杂，不敢再引了，上下右左他要说遍，还不算接踵而来的一大堆“于是乎……”，真是够呛。拿语言做排场，汉赋是个发明，真能吓唬人的。难怪汉武帝会喜欢它，他一生的风格，就是讲排场和吓唬人。

语言列队而来，像排山倒海的军队，像驰骋草原的战马。

司马相如的笔，画出汉武帝的“世界图像”，升官发财不在话下。文学史称《子虚赋》为“大赋”，我不知道是怎么个大法。

司马相如一跃而为成功人士，官大了，钱更多了。卓文君的问题却来了。

她原本是个小女子，不会站在民间的立场去责怪长卿（相如字长卿），夫荣妻贵，她高兴都来不及呢。她只是有点担心：长卿大红大紫了，换车换房换地方，如果他换成瘾了、接下来想换妻，她可怎么办呢？

司马长卿一发而不可收，又写下《大人赋》，歌颂武帝不惜血本向往神仙。他煞费苦心地考证，神仙究竟住在什么地方。皇帝夸他写得好，皇后又来找他：第一任皇后陈阿娇遭冷落，派太监送千两黄金到相如府上，这就是所谓“千金求赋”，相如创下卖文天价，以一篇《长门赋》，写尽废皇后的哀怨之情，开了“宫怨诗”的先河。但武帝太好色，《长门赋》不管用的。司马相如想必是熟悉了卓文君的哀怨，才写出陈阿娇的哀怨，在他所有的辞赋中，这篇倒有些动人处。这表明，好作品的前提条件，永远是真情实感。时过境迁，卓文君年龄大了，生孩子失容颜，丈夫盯上了茂陵的漂亮女孩儿，她愤而写下《白头吟》，载入了中国诗歌史。其中有几句说：“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诀绝……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

汉代的钱币，有铸成刀形的，故称钱刀。卓文君是埋怨丈夫一味重钱财，将男儿重意气的本色抛到九霄云外。这首诗的作者历来有争议，有人说是卓文君，有人说是无名氏。诗人语气沉重，态度坚决。雪一般纯净月一般皎洁的爱情，却经不起时光的消磨，她受到伤害，鼓起勇气提出分手。两汉这类站在女子的角度埋怨、指责男人，批判礼教的民间诗歌，数量不少，比如有名的《上邪》、《有所思》、《孔雀东南飞》，后一首是叙事长诗，写媳妇反抗公婆，不惜跳水自杀，情绪如波涛起伏，比之一流文人的诗篇毫不逊色。由此生出的问题是：女子生怨，好像自古而然，无论她身在宫廷，还是呆在民间。富贵也好，贫践也罢，担心老公出问题的心思如出一辙。我想，有两个因素，一是男权社会对她们的压迫，二是女子情爱至上，头发白了还要坚守这两个字。现代社会，女子在经济上相对独立了，但遭遇这个问题的几率并不比古代少，古代妇女孩子多，而母爱是分心的最佳渠道。

卓文君生了几个小孩？不知道，史书，包括各类杂记没有记载。这一点，还是皇后王妃占优势，她们的孩子要写入正史。卓文君一代红颜，从小养尊处优，懂音乐，会写诗，她的名声在正史之外。有艺术修养的女人，对情感的要求会更高，她写下激愤的《白头吟》，应该说是可信的，虽然我们无据可查。两口子文风迥异，一个佶屈聱牙，一个明白易懂。

司马相如终于没做负心汉，读卓文君的诗作，感动了，临邛私奔的情形重新浮现。——这段记忆像一服药，专治他的花心病。情感记忆有它的倾向性，如果换成负心汉，他能从相反的角度阐释那段记忆，有些男人还头头是道。幸好，司马相如不是这种男人，他大卓文君十几岁，他不能忘了，是谁伸出了玉手，拯救他于穷困潦倒之中。再说他身体不好，消渴病缠绵终身，文君照顾他体贴入微，比请来的老妈子强多了。二人总算是琴瑟和谐，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卓文君的寿命更长一些。她流传至今的形象全是正面的、美好的，以她的名字命名的文君酒，芳香四溢，邛崃县有文君井，两千多年清澈如镜。成都市有抚琴路、琴台路……而司马相如的形象要打折扣，他粉饰太平影响恶劣。

相如后来以中郎将的身份出使西南夷，写下《难蜀父老》，文笔潇洒恣肆，阐明了汉武帝“通西南夷”的战略步骤，安抚蜀中父老，为大一统的格局立下一功，多少挽回了后世对他的非议。所谓历史自有公论，是说时间卸掉了权力的重压，公道的评价得以抬头。但值得注意的是：公道本身也具有相对性。人类没有一层不变的价值体系，虽然有一些核心价值会给人留下永恒的印象。比如，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近现代几经折腾，今天又悄然浮现。鉴于此，人们又总结说：历史是波浪形前进的。这类说法取的都是近似值。什么叫前进呢？如果我们没有能力后退几千年，尽可能看清中国历史的方方面面，从朝廷到民间，从书本到市井，那么，我们前进的动力从何而来？单靠科技进步和利益驱动，我们这个星球将走向灾难，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都无从谈起。顺便提一句：西方哲人对技术主义、消费主义的反思与批判，在今天，在越过了原始积累的中国，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相如衣锦还乡，蜀中为之轰动。当时的成都，好像没出过这么大的官。靠一管毛笔写来锦绣前程，官运亨通，财色俱全。一时写诗作赋行情看涨，四川人跟风快，至今犹如此。模仿相如最出色的，是东汉另一个成都人杨雄，认为自己有很多佳作。但诸葛亮瞧不起他，将他视为卖弄词藻的典型。孔明先生待人很平和的，又是汉家道统的维护者，提到杨雄却不留情面，说明肉麻的歌功颂德，除了当朝权贵，到哪儿都不受欢迎。

相如专程到临邛拜见岳父卓王孙，卓王孙又高兴又惭愧，追加家僮一百名，钱百万，使女儿在家产中占的份额和他儿子一样多。照例大宴宾朋，王吉、程郑等人都来了，相如谈笑如当年，却透露了他和王吉唱的鬼把戏，举座大笑。贵人搞阴谋，可以原谅的。文君女士抚琴。郭沫若先生考证过，那把古琴叫绿绮琴。绿代表春天，绮为绮思，情思之意。古琴弹奏出阳春三月的情思，但眼下的卓文君即将走入秋天了，她把含有深意的目光移向清瘦的丈夫，其中有欢乐，有感激，有惆怅，都在琴声中了。

相如立功回长安，按常理，该步步高升了，他向皇帝显示了两方面的才能：既能写辞赋，又能办实事儿。可不知为什么，他向汉武帝请了长期病假，闭门著书立说。可能是因为有人诬告他出使西南曾“受金”，武帝一度免了他的职，他对官场感到厌倦了。武帝弄清真相，让他官复原职，他不想干了。他患上口吃的毛病，跟官员讲话，期期艾艾讲不清，遗人笑柄。我估计是心理问题，他有了表达的心理障碍。他讨厌官场的尔虞我诈，昨天热脸今天冷脸，这种体验，他早在景帝和梁王手下就有过了。眼下加剧，他来个大转身背向朝廷。

司马迁说：“相如口吃而善著书……与卓氏婚，饶于财。其进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病闲居，不慕官爵。”司马迁讲得很明白，相如娶卓文君发了财，一辈子享用不尽，拚搏仕途的心就淡了。此间他曾上书，劝武帝打猎要适可而止。他毕竟是个知识分子，读了很多“子曰诗云”，一旦退下来，民间立场就得以显现，虽然他和司马迁仍不能同日而语。御用的角色伴随终身，如同他的消渴病，也即糖尿病。

司马相如晚年幸福，死于公元前118年，生年不详，所以不知寿数。大概在六十岁以上吧。他临死前，武帝还想读他的辞赋，派太监到他家去取，太监空手而还。他死后，太监又去，卓文君说：他写一篇朝廷就拿走一篇，恐怕没有了。找了半天，找出一篇《封禅书》，文章不长，建议汉天子封禅泰山。后来汉武帝兴师动众封禅泰山，名为效古礼祭天地，实为访神仙，寻长生不老术。而司马相如这篇文章，连同他的《大人赋》，为武帝一系列劳民伤财的大动作作了理论及舆论铺垫。司马迁也写过《封禅书》，一万三千多字，详细记录三千年祭祀活动，为后世研究中国古代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文献资料。两篇《封禅书》，标示了两种相反的立场。

相如生命垂危时，武帝不是派人去看望他，而是取他的辞赋。卓文君接待太监的语气，也有些不耐烦。司马迁这么写，似乎含有深意。读《史记》要格外留心。司马迁是言外之意的高手。在皇帝眼里，御用文字很重要，而御用文人的生命无关紧要。如果相如泉下有知，一定会感到非常悲哀。

然而中国历朝历代，御用文人绵绵不绝。官场的诱惑是巨大的，权杖的份量无处不在。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相如死后不久，司马迁继承父亲的遗志接过史笔，在皇权之外展开了他的伟大事业。

春秋战国时代，已有弄臣出现在诸侯列国，只要有本事让君王开心，就能跻身大臣之列，享荣华富贵，甚至傲视百官。汉武帝时代，“文学弄臣”呈群体现象。一大群文人围绕着武帝，枚乘，朱买臣，吾丘寿王，董仲殊，司马相如……这些人，或多或少都有弄臣面目。他们直接影响了东汉的辞赋作家，像枚皋，班固，杨雄等人，粉饰太平，“润色鸿业”，超过了前辈。汉朝中叶，政治黑暗，歌功颂德的东西尤其叫人难以容忍。而吊诡的是，统治越黑暗，越需要文人唱颂歌。文人不比伶人、倡优之人，文人有学养，能思考，让他闭上眼瞎吹一气，他也会难过。杨雄写到后来，发现辞赋不过是雕虫小技。枚皋也觉得自己不伦不类，“深悔类倡”，倡即是倡优，耍杂技弄小曲儿逗帝王开颜的。受诸子百家的影响，知识分子有了相对独立的人格，能量大的，能够抗衡皇权；能量小的，则被皇权吸附过去。这是政治的、文学的、心理层面的，也符合物理现象：质量小就定不住。武帝时的史官，其实也在弄臣之列，“固主上所戏弄”，但司马迁很强大，汉武帝不足以吸附他，他上班搪塞，下班甩开膀子悄悄干。这个人文现象，不能不说意味深长。司马迁攻击皇权，发动正面强攻和迂回偷袭，战术不一而足，往往指东打西，地道战，持久战，能用的都用上。多亏了司马迁，我们才拥有非皇帝钦定的、史诗般的历史画卷和文学巨著。

司马相如，司马迁，两个复姓司马的男人，一个日子过得蛮好，精神却被阉割；一个遭冤案受宫刑，失去男人宝物，却令人吃惊地精气神十足，在文学兼史学领域，给中华民族留下无与伦比的文化珍宝。他们的生命历程，分别完成了各自的隐喻。这也太巧了，这是上天游戏人类的巧安排吗？

中国文学史，汉赋占一席。我听朋友讲，对汉赋的研究本来很有限，是一个四川学者写了一本厚书，填补了这一空缺。讲文学史，一般把汉赋放在两汉乐府之先，我以为无此必要。乐府主要是官府采集来的民歌，词存曲亡，变成了民间诗歌，从形式到内容，对后世影响很大，而且都是正面影响。汉武帝设乐府，是想观察民间的动静，听一听小民的声音。估计他有点失望，因为赞美太少。不过，他也没打算撤销这个机构，他的铁血统冶，除了匈奴人，无人能够构成威胁。乐府采集民歌，持续近两百年，将一大批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刊行于世，其中的五言名篇如《陌上桑》、《孤儿行》、《艳歌行》、《孔雀东南飞》等，连同被萧统收入《文选》的《古诗十九首》，对后来的大诗人陶渊明、白居易、杜甫、苏轼等，都有启迪。辞赋的特点是堆砌文字和装腔作势，而民间诗歌生动朴实，是各种各样的生活形态的真实写照。因其真实，就不会去卖弄文字。两汉乐府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有怀念征夫的，有反抗赋税的，有指责丈夫花心的，有春天的爱情，有秋天的悲剧，有孤儿的眼泪，有穷汉的辛酸……《陌上桑》写乡间的漂亮女子罗敷，人与乡间风物皆如画，她断然拒绝高官的追求，还嘲笑他，数落他，弄得高官很难堪。这类鲜活的形象，这些清新的情调，令人联想刘三姐和白毛女，联想邓丽君演绎的江南民歌。细读这些乐府之后，再去反观汉赋，感觉更糟糕，几乎就是反面典型。汉代的文学，有司马迁这样的模糊文本的大师，有两汉乐府交相辉映，汉赋应当靠后，辞赋作者的地位应当降低。前面提过，我们并非一味地反对歌功颂德，当统治者的利益和老百姓趋于一致时，颂歌也会感动人。但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这种上下和谐的局面少而又少。

文人也是凡人，他要吃饭，他想发财，于是他“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据我所知，眼下的都市，辞赋又有流行的趋势，文人的生花妙笔转向公司、产品和老板，如同某些影视明星打广告，不问青红皂白，只管瞎吹，一味卖弄。伪劣商品坑害百姓，他（她）是不管不顾的。卖和弄，原属不同的现象域，文人学商人，将二者合而为一。今天的四川人有个顺口溜：卖钱不卖钱，摊子要扯圆！

司马相如赞美皇帝成瘾，他拿到了他想要的高官厚禄。他是御用文人的老祖宗，和屈原、贾谊、司马迁走的不是一条路。个人化写作，对他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他忍不住要跑到长安去，不可能呆在成都描绘他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也许他是对的，他不往长安跑，不写肉麻颂辞，不出馊主意，不建功立业，他的名字就不会被列入《史记》。他歪打正着，爱情也流传千古了。

司马相如为官还算正派，不是官场小人，他能厌倦，口吃，关起门来写书，可惜著述已失传。这些都具有文人的特征。古代文人为官者，倒是好官多，贪官污吏少。司马相如作为文人，既成功又失败，成功是暂时的，失败是永久的。当然，这所谓失败，并不意味着他将断子绝孙——总有人会接过他那枝吹得天花乱坠的笔。

相如风流倜傥的形象，老百姓是喜欢的，从看戏听书到观赏电视剧。没人记得他的辞赋，哪怕是一句。他的人格不如司马迁，谈不上道德的高度，但他为官、为夫、为人，总的说来还是好的。他弥留之际、以及他死后的遭遇是个讽刺：皇帝只关心御用文字。他开了一个伤心的头，后世像他这样的文人，亦复唏嘘，虽然许多眼泪是悄悄抹去的，我们看不见。

司马相如是浪得虚名的平凡人物，文以人传，看情形还会传下去，写进教科书。历史留住他也淘汰他。本文无意从文学史上抹掉他的名字，恰好相反，他这位粉饰现实的老前辈，以他的光芒照亮了这一流派，显现浑浊，映衬清流。

2006．10．26．眉山之忘言斋

陶渊明一

苏东坡何许人也？不说国人对他的评价，法国《世界报》评选全球范围内的“千年英雄”，涉及政治、军事、文化、宗教诸领域，选出十二位，苏东坡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人。

那么，陶渊明又是什么人呢？他是苏东坡最崇拜的人。东坡先生提到他，永远是学生的口吻：“渊明吾师”、“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陶诗109首，东坡每一首都唱和了。在东坡看来，李白、杜甫还在陶渊明之下。苏东坡这种境界的人，尚且从陶诗中获得巨大的精神养分，我们今天怎能错过？我们错过了陶渊明，岂不等于俄罗斯人错过普希金、英国人错过莎士比亚、德国人错过荷尔德林？

中国大诗人多，这是我们的福分，我们显然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一个真正开放的时代，既是面对世界的，又是面向传统的。忙着与世界接轨，将传统一脚踢开，这样的心态该告一段落了吧？大约二十年前，某大报有个醒目的标题：“诗人是商品经济的怪物。”时隔整整一代人，我们是否能反过来说：商品经济是诗意的怪物？两个怪物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碰头了，不打不成交，彼此学会包容，和平共处。我们的商品琳琅满目，我们的生活诗意盎然，所谓开放时代，二者缺一不可。

我个人对陶渊明的兴趣，也是由来已久。其诗，其人，触动我已近三十年。今天手捧陶诗，仍是怦然心动，如遇美食，如见佳人。我很想写一本传记体的小说，取渊明先生的自传标题：《五柳先生传》。渊明先生说：“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非常感谢魏心宏老师，是他让我有了一个机会：先作尝试。

德国的哲学大师海德格尔，称荷尔德林是“诗人中的诗人”，我们能不能套用到陶渊明身上去呢？

对陶渊明的人格的赞美，历朝历代绵绵不绝，概而言之三个字：真性情。他究竟“真”到了何种程度，令数不清的大学者大文人对他顶礼膜拜？

而由于评判标准的差异，历代对渊明的评价，反差也很大。和其他杰出人物一样，他也被符号化、变得云遮雾罩，并且逸出文坛，影响政坛，波及商界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本文试图从个体解读的角度，回答这些问题。虽然是不自量力，但我毕恭毕敬。

我们还是从生平说起。

陶渊明生平简单。简单蕴涵着丰富。

海德格尔讲尼采，涉及尼采生平，只用一句话：他出生，他工作，他死亡。其实尼采生平，足以写成一本厚书，有些章节饶有趣味：他和音乐家瓦格纳争夺美女的故事，让许多人津津乐道。包括尼采为何发疯，也是读者的兴趣所在。但这些事儿，不足以进入海德格尔的视野。大师讲大师，严格限于思想进程，《尼采》一书长达一千多页，不重复，不拖沓。译者孙周兴先生感慨说：这就是大师作派！

我们是仰望大师的人，而能够仰望，已值得欣慰。

持续的仰望，让我们略去生活中的鸡毛蒜皮，藐视生活中的低级趣味。

文人和哲人有不同。哲人如同高居云端，而文人归属大地。文品与人品，联系比较广泛。文人的生平、生活，应当被纳入视域。不过，这里也有分寸。

我手头的几本陶渊明传记，包括名家如周振甫先生的《陶渊明和他的诗赋》，讲官场，讲时代背景，花去大量篇幅。结果是：传主本人倒显得有些模糊。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国内传记类作品的通病。像我这样的读者，读今人写的古代传记，很难兴奋起来。

写文人，文人就是主题，他身后的时代不应该罩住他，覆盖他。背景放大了，人就缩小了。比如我们常见的、写在教科书的“文学规律”：文学形象服从于、服务于他的时代。

文学是研究人性好呢，还是展现时代好？这是一个问题。

换言之：文学是自律好呢，还是他律好？

言归正传。

陶渊明生于东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365年），五十多年后东晋亡，刘宋立，是为南北六朝时期。渊明一生遭遇乱世，军阀打仗不消停，豪门大族不可一世。历史教科书，留下了桓玄、刘裕、谢安、司马道子这些名字，本文不打算为他们花费篇幅。渊明生前对军阀与豪族避之惟恐不及，我们没理由对这些人喋喋不休。

他在诗中写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韵是气韵、气质。人事高度扭曲，丘山倍显自然，所以他“爱丘山”。这三个字，是他一生的写照。

与之相对的“适俗韵”，他心里很清楚。除了耳闻目睹，他还亲身经历过。这相异的两种人生情态，贯穿了他的全部诗篇。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他写自然就是写人世。

没有纯粹的田园诗人，田园之为田园，乃是尘世的“他者”。今天，不是有学者力倡：乡土中国应该是城市中国的参照么？

几千年的乡土，几十年的城市化……这是一个沉重却不容回避的话题。我们后面再细说。

陶渊明的出生地，是浔阳郡柴桑县（今江西九江），一个叫上京里的地方。江西山水如画，今日古风犹存。柴桑是浔阳郡府所在地。上京里（一说栗里）离柴桑城很近，那儿有渊明老家，也是族人聚居地。他的曾祖父陶侃，原是庶族，靠个人奋斗当上大司马。大司马是军中元帅级别的职位，陶侃以一介布衣，靠沙场血战得来。他一身好武艺，最初到军中任职，却充满辛酸的传奇色彩：妻子卖掉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包括饭桌和床上的草、席，只为请人吃顿饭。那人还算有良心：要吃要喝要办事，为陶侃在部队谋了一份差事，使陶侃有机会靠敌人的性命换取功名。

陶渊明二

东晋，司马氏王朝失去中原，偏安江南。王室虚弱，权臣互斗，豪强并起，几股力量大拼杀。陶侃有十七个儿子，大部分是武将，他们又互相残杀。族人要么成敌人，要么为路人。渊明这一支，呈衰败之势，他祖父陶茂虽然做过武昌太守，但正史无传。他父亲陶逸也当过太守，时间很短，死于他八岁那年。母亲孟氏，大将军孟嘉的小女儿，贤惠有佳名，她活到渊明三十七岁那一年。上京里的老宅颇具规模，有他的诗为证。但他父亲也没有留下多少遗产。到他这一辈，家境每况愈下。“家无仆妾，藜菽不给。”藜菽指粮食。

看渊明的家族史，我们就不难理解，他为何要几次跑出去做官。魏晋时代，家族、门第的观念是代代相传的集体潜意识，深入血液的。家族的重要性，甚至高于个体生存。如同近现代的欧洲，大家族尚有标志家族荣耀的徽章。

我们应当理解，渊明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反抗门第观念。

他一生搬过好几回家，主要是避战乱。浔阳是当时的兵家必争之地，打过两次大仗。渊明讨厌战争，写诗只字不提。

离柴桑稍远，有个园田居，渊明中年住过。更远的地方叫南村的，几间茅屋，是他举家避浔阳战乱之所。到五十岁左右，他又搬回有儿时记忆、有先人遗存的上京里。几十年过去了，老宅风雨飘摇，他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死于贫病交困，享年六十三岁。

有人说他只活了五十几岁，但更多的学者不同意。细致而客观的考证中，不难看出学者们隐匿着的感情。我写此文也不例外。杰出的人物，越长寿越好。

我们不妨记下这三个地名：柴桑境内的上京里、园田居、南村。这是伟大的诗人生活过的地方。他影响了后来所有的大诗人。没有他的富有开创性的揭示，中国的山山水水不可能呈现今天的这种美。

他告诉我们，山水之美，不在乎名山大川。赢得审美的至高境界，房前屋后皆风景。屈原了不起，但屈原描写洞庭湖的诗难懂。陶渊明的诗歌语言，在平淡中见功夫，所谓大巧若拙，大象无形。他的很多传世诗篇，不大读诗的人也能懂。

他的日常生活很随意的。他有修养，有操守，然后他随意。这种随意，不是生活中的随随便便。看不惯官场的污浊，他掉头就走。苏东坡钦佩他，是因为东坡本人做不到这一点，“屡犯世患”，“九死蛮荒”，却不曾须臾脱离官场。当然，北宋和东晋不一样的，东坡为官，尚能为百姓做事。而东晋的官僚，敛财很厉害，又摆不完的臭架子，官大半级压死人。不敛财成不了大族，不摆架子显不出高贵身份。官场风气如此，好官难做。而军阀重开战，好官坏官都有性命之忧。

渊明写诗也随意。柴桑离庐山不远，他并未跑到庐山去，写下一组五言诗。他所描写的，都是身边风物，寻常景观。苏东坡钦佩他，是因为东坡深知抵达这样的艺术境界有多么难。李白、杜甫，包括东坡自己，写了多少名山大川，却只是接近了陶诗的境界。民国初年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他的杰作《人间词话》中，讲诗歌的最高境界：物我两忘，诗人与自然浑然一体。而陶渊明，堪称“无我”之境的第一人。

为人生而艺术，为艺术而艺术，渊明两者都不是。对他来说，诗歌等于天籁。写诗如同喝酒，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喝酒难受，不写诗同样难受。事实上，酒与诗，伴随他的一生。

法国画家高更，在塔西提岛上画画，和土着打成一片。陶渊明在柴桑，和农民打成一片。他下地耕种，可不是为了体验生活。他是地道的农民诗人，放下锄头拿起笔。一年四季，田野上都有他的身影。

他先后娶过两个妻子，生下五个儿子。家道艰辛，老婆要下地的。为生计，他“投耒去学仕”——放下农具奔官场。从二十九岁到四十一岁，十三年的时间里，他曾四次出去“学仕”，学得很别扭，“学习成绩”始终上不去。最后一次当县令，只当了八十多天。他当官太难了，活得越本色，曲意奉承越艰难。官场的铁律：要做老爷，先当孙子。陶渊明也有委曲自己的时候，只不过忍耐有限度，上级要他做孙子，他把官帽一扔，扬长而去。

一再奔官场，正是渊明的可爱处。他的家庭责任感，由此可见。他不指望重现祖先的荣光，却想方设法要让家人维持小康局面。责任与个性，是一对矛盾。有人含辱忍垢，当孙子，熬到做老爷的那一天，又拿别人当孙子。历代都如此，所以是正常现象。而批评这种现象，也属正常。写文章，不至于颠覆历史、因小人数量多就把小人写作楷模吧？

陶渊明并非坚守个性，个性本自然，像一朵花一棵树，它的生长习性就是那个样子。有弯着长的树，也有笔直的树；有不惧风刀霜剑的花朵。毋宁说，乱世中的渊明几次出去做官，倒是想适当调整一下个性。高更不结婚，可以由着性子来，陶渊明办不到。

渊明所谓真性情，有他的特殊性。他是在特定的生存境域中显现为真的。这一点，须仔细辨认，不可失之简单化。

陶渊明三

人到中年，几番“学仕”失败，他才看透了。不单是看透官场，他也看透自己。像他这样的人，不归是不行了。“田园将芜胡不归？”他归到上京里，归到园田居。前者为老宅，后者有他家的田产，学者考证有十几亩。后来发生的一些事，他没料到，比如园田居失火，房子烧光了。又遇灾年，逢兵乱，他穷得断酒，饿肚子：

饥来驱我去，不知竞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

这已经是辗转乞讨了，又饿又羞怯的情状溢于言表。何之：哪里去。行行：走了又走。斯里：这里。估计他走到离家很远的地方，敲门尚且拙言辞。而当初辞掉彭泽县令，他没想到会沦落到这种地步。可他的五个儿子都活下来了，他为父是称职的。他异乡乞讨，讨回的粗食分给五双小手。

战乱赋税高，种田人朝不保夕。渊明一生，饿过三次肚子，分别是青年、中年和暮年。短则半月，多则半年。

有个日本学者，名字我忘了，断言陶渊明隐在乡下而心系名利场，这人是胡说。魏晋隐士，确实不乏借“隐”扬名、从山林跃入官场之辈，但问题是：陶渊明根本就不是什么隐士。《晋书》将他列入“隐逸传”，取的是官方立场：有才华有名望的人，他不在官府里，他就是隐士。还有一种隐士，官当够了，钱捞足了，搬到乡下去，迈起四方步，摇头晃脑念几句古诗。陶渊明的诗中提到过隐士，可他的“咏贫士”、“咏荆柯”、“咏山海经”不是更多吗？他过的是普通人的日子，官场呆不下去就回家种地，是后人把他捧到“隐逸诗人之宗”的牌位上去。他变成木偶了。

我们品读他，就是要还原他的本相。

我读他近三十年，从来不觉得他是隐士。他为夫为父，他奔走官府，他躬耕田地，他爱酒爱美女，他体验疾病与死亡，他巴望儿子有出息……世俗的东西他样样不缺，他也不炼丹，不辟谷，不学长寿术，反对当神仙，凭什么说他是隐士？

当时有“浔阳三隐”之说：浔阳境内的三个县令相继辞官归田，渊明是其中之一。但我们不必对这类说法过于当真。那个年代，隐士的帽子满天飞，陶渊明当过县令，辞官归家，隐士的帽子就飞到他头上了。如果他质量小，他会以此炫耀；如果他想沽名钓誉，他会拿这顶帽子做足文章，有朝一日东山再起跳回名利场。而事实上，我们发现他从未以隐士自居。帽子发给他，他也接过去，随手一搁，不知放哪儿去了。

品读陶渊明，这也是关键处。这些地方，尤其需要“思想的细心。”

渊明的生平，我们先说到这儿。后面展读他的诗篇，再来打量他弥漫在诗中的、激动人心的生存细节。

渊明的着名诗篇，大都写于他四十岁以后。此前他的人生要务，还是养家糊口。青壮年，他有鲁迅所谓“金刚怒目式”的句子：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刑天是神话中敢与天帝斗的断头勇士，干为盾，戚为长柄斧。古代汉语，这些都是常用字。鲁迅自己是斗士，所以偏爱这两句。可是生逢乱世，渊明如何舞干戚呢？倒不如说，“猛志”内化为桀骜不驯的个性，并“常在”，一辈子改不掉。

渊明二十九岁初入仕，为江州祭酒，属于州府的普通办事员。《晋书》说他：“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这段话表明，他年轻时，家里的经济状况就不好，做小吏仰人鼻息，没过多久回家了。第一次“学仕”，几乎交了白卷。州府又叫他担任主簿，属秘书类的差事，写官言文章，整天炮制假大空的东西，他没去。主簿官职卑微，却离领导近，可以做跳板。不少年轻人想去但去不了。渊明在祭酒的位置上“自解归”，领导派人来叫他，让他干秘书，他婉言谢绝了。看来，领导把他辞官的举动理解偏了。

这一年，长子陶俨出生。次年，妻子去世，可能死于营养不良。渊明三十一岁，继娶翟氏。这是一个勤劳而健壮的女人，读过书，能持家。萧统《陶渊明传》说：“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与其同志。”萧统是《文选》的编着者，对魏晋及魏晋前的文学史贡献很大。《南史》亦说：“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节，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古人用词很讲究的，“志趣”二字，说明翟氏不仅勤劳，而且与丈夫趣味相投。家庭生活是和谐的，苦中有乐。如果她抱怨，像今天的很多女人，逼丈夫捞官敛财，渊明不会写出那么多好诗。通过翟氏，我们不难设想，渊明有十几年的光景生活幸福。翟氏为他生下四个儿子，加上陶俨五个。古代妇女，这可是了不起的，她是一位“英雄母亲”。时过一千五百多年，我们向她致敬。

渊明第二次学做官，是到荆州府，大概在三十五六岁。做了一年多，没有主动辞职。母亲去世了，他归家居丧，居丧一般是三年，也有两年半的。这规矩由孔圣人定下，理由是：小孩儿要长到三岁，方能说话行走，所以对父母的亡故，要居丧三年。渊明居丧的两三年，生活是不错的，名篇《和郭主簿二首》写于此时，我们来看其一：

陶渊明四

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

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园蔬有馀滋，旧谷获储今。

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

…

渊明悠哉游哉的形象，呼之欲出了。写的是上京里老家，堂前有林子，屋后有菜园。这百年老宅，散发着祖上的荣光，雕梁画栋虽不再，却足以慰藉身心。凯风就是旋风，夏日里的好风，掀起他的衣襟。春天的红高梁，此时已化作美酒，渊明自斟自饮。不过他表示：营造自己的生活是有限度的，过度满足就没必要了，不值得钦佩。我们不妨细看，诗中提到的蔬菜和粮食。渊明早年饿过肚子，印象很深。

简单的事物，唤起美感和心情舒畅，这是渊明写诗的一大特点，也是他的价值观。生活的快乐，不以消耗物质的多少来衡量。这一点，在地球环境日益恶劣的今天尤其重要。

但是，抵达这种心境很困难。叔本华讲：人类有两大不幸，一是他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生活；二是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这话耐人寻味。

中国人常说：知足者常乐。也算是对叔本华的一种回答，将幸福理解为追求幸福的过程。可惜，眼下知足者少了。知不足本非坏事，是生存的大动力，动起来了，却又张牙舞爪穷奢极欲，如果长此以往，前景不妙。

晚年的海德格尔，力倡用艺术来拯救技术世界。我想，他是希望人们沉浸于美感中，留连于生活的点点滴滴。从艺术和日常生活中获得快乐，对能源的依赖会降低，对自然的伤害会减少。而从容的生活，永远是快乐的前提。匆匆忙忙的日子，只有浅表性的、快餐式的开心。眼下，快乐、欢乐被开心取代了，不是一个好兆头。前者发自内心深处，是人的深度生存的产物。我担心有朝一日，欢乐、欣悦这类词会消失，躺到字典里去，如同大量物种的名称。

渊明居丧结束，四十岁又做官了。这一年初，桓玄于建康（今南京市）篡帝位，逼走东晋安帝，打着晋室旗号的刘裕带兵攻他。其实这个刘裕，后来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弑帝自立，改国为宋。他和桓玄狗咬狗，涂炭生灵。渊明写四言诗《停云》：“霭霭停云，蒙蒙时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天下一片昏暗，平坦的道路也走不通了。他闲居己久，希望出去做事，可是军阀混战，搅得“八表同昏”。忧心时局，在他的诗中不多见。当时，他是谴责桓玄的。

“停云”的意象，颇像陶渊明：停在空中的一朵云。诗人对天空，感受很细腻。

六月，渊明远赴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在刘裕军中做参军，一种文职小官。次年三月辞了。八月，为彭泽县令。彭泽县距他家一百多里，他自己说，主要是因为离家近。另外，“公田之利，足以为酒”。公田种高梁，高梁酿美酒。渊明做县令，有点想头说在明处，可见他不唱高调，不宣称自己大公无私。这次能当上县令，是陶家长辈帮的忙：“家叔以余家贫，遂见用于小邑。”以他的性格，不会去跑官的。

公田数十亩，种高梁好呢，还是种粳稻好，夫妻二人，意见不统一。翟氏随渊明去彭泽县，照顾他的饮食起居。种公田有县衙的小伙子，不劳她动手。不过她种田有经验，常在田埂上指点，计划来年春天的农事。她刚满三十岁，面孔红润，像我们在油画中见到的俄罗斯少妇。八月里秋高气爽，秋风吹乱她的鬓发。她现在是县令夫人呢。她远远的看见丈夫来了，官帽好像有点歪。渊明于官道的尽头下巾车（有帘子的马车），沿田坎路疾步走来。

田野一望无际……

常有州官郡官来，检查工作，吃吃喝喝也罢了，还指手划脚，摆不完的谱。渊明下班归家，一般是乐呵呵的，要么走向孩子们，要么走向挂在墙上的大号酒葫芦。如果他闷声不响，翟氏就知道：来了上级领导。

入冬天冷了，渊明的酒量，随气温的下降而上升。这是他的习惯，持续二十年了。冬天曾经缺棉袄，他饮酒御寒。他饮多不乱，就像他的祖父。酒入血液他兴奋，醉眼朦胧看世界。他不是难得糊涂，他是经常糊涂。按上级的标准衡量，他可不够聪明。晋朝的大官皆出自大家族，权力很大，小官很受气。又因战乱，武官气焰高。渊明有个朋友，人称“刘柴桑”的，做柴桑县令，因为受不了窝囊气，跑到庐山当隐士，至死不出来。而普通官吏吃一点官俸，有“代耕”的说法，比农夫强不了多少。渊明指望公田酿酒，备下了坛坛罐罐，可他必须干到明年冬天。他有了一些官场经验，庶几能对付。

这一天来了州官，是一名督邮，专门为刺史巡视各地的，架子特别大。督邮通常是刺史的心腹，督促各县刮民脂民膏。他人未到，规矩先来了，命彭泽县令陶渊明穿戴整齐出城迎接。按官方条例，这督邮架子摆大了，他所要求的迎宾规格，几乎和刺史大人一样。渊明很生气。翟氏把官帽官带拿出来了，却只望着他，由他拿主意。恰好前一阵子，同父异母的程氏妹在武昌去世，使他乱了方寸。他和小他三岁的程氏妹，感情很深的。翟氏看丈夫的模样，预感要出事。她还是没说什么。

陶渊明五

渊明冒火了。督邮派来打前站的差狗斜眼瞧他，面无表情，催他系官带上路。他上路了，却不是出城迎接什么领导，而是回老家上京里。

这是辞官的举动，连一纸辞呈都免了。有学者指出，渊明对农民有恻隐之心，完不成上级交给他的摊派任务，所以才走人。媚上必欺下，渊明不可能选择欺压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