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简介



《锯齿啮痕录》

作者：流沙河

内容简介:

本篇乃纪实小说，短而略显乏味，言语文白间有，诙谐有趣，然心中凄苦，我等未经历过彼时彼世的人无法想象。

“派增右”、“文革”皆成历史，老先生所录众事，或许再不可能发生。然而，历史的车轮碾去了荒谬的痕迹，却无法碾去那个时代人们的记忆。世事难料，人生如戏，当我们小心翼翼的扮演着每个角色的时候，社会的大幕却被少数人控制着，一切欢喜忧愁皆由自己去找，得其乐，弃其忧，人生之路无黑暗，只是路程有近远！

读《锯齿啮痕录》

这个书名有些“朦胧”，却并不浪漫，不知会不会有人误认为是一本讨论木工经验或各类锯具功能的实用性著作？

然而这的确是一部写实的书，记录了作者——一个崭露头角、颇富才华的青年诗人自一九五七年罹祸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生活遭际；罹祸后的诗人也确曾做过拉大锯的“解匠”，他用有形的大锯将圆木分解成一块块木板，同时自己的灵魂也在经受着人生中无形、却更尖利的锯齿的啮噬……

流沙河是以发表“大毒草”《草木篇》而闻名于全国的青年“大右派”，加之父杀母管，此后的厄运便不想可知了。他被开除了团籍和公职。在监督劳动期间，扫地、烧水、拉车、炼铁、开荒种菜都干过；后来又被赶回了故乡，拉了六年大锯，继而又钉了六年包装箱……羸弱的诗人，全靠出卖体力劳动维持着生计。然而，以“老九”骨头之“贱”，他仍旧苦读不已，写诗作文不止，正派地作人，不自暴自弃，顽强地挺过来了，他的精神依然坚韧而完整，没有被人生中那把无形而又无情的大锯分解成一小块儿、一小片儿加上一大堆锯末。诗人终于能自豪地引证保尔·柯察金的那句名言：“我得到的仍然比我失去的多！”一九五七年罹祸者不少，在政治和生活的双重压迫下，有人颓唐了，有人怯懦了，有人庸俗了，有人“聪明”了，有人甚至也学会害人了，但更多人没有，他们依然故我，正直作人，锐气如初，流沙河正是其中的一个。

这是一本只有十几万字的小集子，堪称作者个人二十年的小《春秋》，但从中也可见出整个国家的大《春秋》。那的确是个多灾多难的年代，全体人民都在受苦受罪，不独流沙河一人而已。然而作为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贱民”，他的这本人生实录是可以引起人们的一些思考的，且不说作为“文革”序史和“文革”史的一隅看待，即以作品所表现出来的积极的人生观而论，就颇有一点哲学意味了，至少可以启迪人们，哪怕到了最艰难的时刻，也要能扛得过去，而事实也证明没有什么是扛不过去的！

时间对于人们的记忆来说，犹如一层层的过滤纸，过滤后留在记忆中的往往是比较美好的东西。因此需要有人或有更多的人从各个角度将悲剧性的历史真实地记录下来，使后人永不忘记，而免于重蹈覆辙。我想，这也正是一切所谓“伤痕文字”（我不用文学二字，并非否认文学具有一定意义某种程度上的真实性，而是以为不加渲染的实事求是的纪实文字更适宜再现历史，当然有纪录影片就更好）存在的价值。　　-----　　摘录《读书》二十周年合集

流沙河，文学奇才，文革因言获罪，当了20年木匠，拉了20年的锯。二十年间，经历了弟弟自杀，妻子被捕，上街挨揍，夜半抄家，好几次目击亲友的死亡，躲过自己的死亡。营养不良，疾病缠身，手指也被锯断一根。20年后终于恢复工作，仅剩贱命一条。这条贱命却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生命力，为后人留下了不朽的回忆录《锯齿啮痕录》。20年的厄运用如此幽默老辣的笔调写出，文字的背后，是一个受了致命伤的灵魂发出的微笑。他不认为这20年没有书读的拉锯生活是浪费生命，第一，他用劳动创造着财富，自食其力。第二，没有这20年的苦难，就没有《锯齿啮痕录》，对于一个丰富的灵魂来说，任何苦难都是人生的财富。所以这部作品描写的是人间地狱，但到处是自嘲式的幽默和乐观，透露着一条贱命的尊严。　

流沙河简介：

流沙河（1931－），原名余勋坦，四川成都人。1948年高中时期开始发表作品。五十年代初任编辑开始写诗。1956年出版第一部诗集《农村夜曲》。1957年1月参与创办诗刊《星星》，并发表散文诗《草木篇》，由此为诗界、文学界瞩目。但后者不久即遭到公开批判，被认为是“站在已被消灭的阶级立场”上，“向人民发出的一纸挑战书”，由此被打为右派，遣送回原籍劳动。七十年代末回归文坛，仍然以诗作为主，记叙自己以往的生活遭遇和心理体验，后结集为《流沙河诗集》（1982）、《故园别》（1983）、《游踪》（1983）等。

因才识扬名，因清脱为人仰重，因谦虚而备受爱戴，这便是人们心目中的著名诗人流沙河。

流沙河曾在中国诗坛上笔走龙蛇，饮誉海内外。10年前，先生突然“见异思迁”，弃诗而作文，鼓动海峡两岸文化交流，拨弄出举世瞩目的一个大旋涡。近年来，突然又波澜不兴，一时间，文化人都在询问他的“流向”。蜀国的文学圈子压根儿就消失了他那瘦比黄花的影子，消失了他那让人心头搁不下的谦恭，消失了他兴之所至谈笑惊座的幽默。先生的近况如何？难道真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先生已逾七旬，身高1.7米，体重却只有90多斤，怎一个“瘦”字了得，他的样子，容易使人联想到经霜后的枣树，秋塘里的残荷。光阴似箭催人老，先生已是两鬓如霜了，但双眼依然睿智深邃，神态依然恬淡超然。

问先生近来可好？他说身体尚佳，无大病，一日三餐，素食而已，不饮酒，烟已戒10年。素闻先生仅吸烟这一嗜好，因何戒了？为健康？为生计？对此先生笑侃一趣：我吸烟从来均属低档，10年前在烟摊购回一条便宜香烟，回家拆开一看，竟然是伪劣品。退不掉，扔了又可惜。于是乎，硬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努力坚持一支支抽完它。意想不到的是，多年抽烟的愉悦和快感也随这烟雾而散了。

先生言谈海阔天空，雅俗共赏，亦庄亦谐。他幽默的质量，可谓绝唱，上下五千年，纵横数万里，引经据典，从早“幽”到晚。先生说：有两个人逛书店，看到一排排包装精美的书，两人在浩叹祖国文化博大精深的同时，各自大发了一番高论。一人说，这个作家太骄傲了，出了一本书，竟然在封面印上“老子著”；另一人说，那个作家太谦虚了，自我作贱署名“孙子著”。先生说：有天一来访者到家中，交谈一阵后才发现来者语无伦次，神志不清。原来是个精神病患者，赶忙将其哄骗出门。此后装置了一门镜，每有敲门声，便先趴在门镜上仔细观察，并大声提问，确定来者正常无异后，再开门迎客。

先生是四川金堂人，生于1931年11月11日，幼习古文，做文言文。1947年入省立成都中学高中部，1949年入四川大学农业化学系，1952年调四川省文联，历任创作员、《四川群众》和《星星》诗刊编辑。1957年“反右”运动中，因《草木篇》被毛主席亲自点名，“假百花齐放之名，行死鼠乱抛之实”。流沙河在全国上下被批倒批臭，后连续接受多种“劳动改造”，累计20年。1979年他被调回四川省文联，从1985年起专职写作，并先后出版了《锯齿啮痕录》、《独唱》、《台湾中年诗人十二家》、《流沙河随笔》、《流沙河诗话》、《故园别》、《游踪》、《庄子现代版》、《Ｙ先生语录》等著作。迄今为止，已出版小说、诗歌、诗论、散文、翻译小说、研究专著等著作22种。

先生原名余勋坦，“流沙河”中的“流沙”二字，取自《尚书？禹贡》之东至于海，西至于流沙，因国人名字惯为三字，遂将“河”复补。先生说，“流沙河”三个字都有水，哪知命中注定就与河沾不得边。8岁时，母亲找八字先生算命，说我26岁那年要在河中淹死。母亲就对我严加管束，我也小心翼翼，从不到河边玩耍。岂料是祸躲不脱，1957年，就在我刚好26岁的时候，还是被淹死在流沙河里了。那时，在报上一见“流沙河”我就胆颤心惊，有一次，《人民日报》有一篇文章，标题赫然入目：《坚决同流沙河作斗争》。我吓了一跳，读了文章后才知道，原来河北有一条流沙河需要治理。后来，我还知道全国有五条流沙河。那个时代，没有真正的文艺批评，只有“活学活用”的政治批判。我发表的《草木篇》，本来是个微不足道的东西。借草木咏志，古已有之，白居易“寄言立身者，勿学柔弱苗”之类的诗句，千百年来，没有人批它为毒草。而我却因几首小诗，被打成“反革命”，引来全国上下一片声讨。为什么要选《草木篇》作为大毒草的典型呢？因为它篇幅短小，符合当时“节约闹革命”的精神。毒草太长看都要看半天，批起来太麻烦。其它毒草都长，惟独《草木篇》短，全国大专院校、各省市县政协都把这篇毒草打印出来，人手一份进行批判，节约多少“革命”的纸张和时间？因为有了《草木篇》这根毒草，“多、快、好、省”一下就牵出了25000多个右派。这种短平快，其它毒草行吗？祸福相倚伏，大批判让我成了举国上下的“名人”。平反后，人们的逆反心理又认为我的诗水平不得了，其实现在我自己读起来就很惭愧。我儿子读了我以前写的诗后也说：爸，你写的啥子诗哟，我就看不出有啥了不得的。这评价倒很中肯。

自　传

别了布后街2号

农场也要别了　

辞行访友

离开成都

回老家去劳动　

大锯生涯

“五一六”这一天

六弟之死　

吹火向下烧

快快结婚

新婚别　

红卫兵来了

夜半抄家

躲蟾酥　

戴高帽子游街

一红一黑

昂谖謇唷币寡　

替别人挨打

鬼迷了心窍

儿子来得不是时候　

给女儿编课本

两关派出所

做了砖又锯木　

不能拖死在一路

国难来了又去了

闹地震　

家灾踵至

怪事一丛

别了故园　

自传

1931年11月11日我生在四川省成都市忠烈祠南街一个小院里。我的老家在距离成都市八十八华里的金堂县城厢镇（该镇今属成都市青白江区了）槐树街余家大院内，原是一个大地主家庭。我三岁那年随父母迁回老家的时候，家道早已式微，父辈们分了家，各自挥霍殆尽。我的父亲余营成这一房有田二十亩，算是小地主。

父亲余营成1920年求学北京，学业不佳，酷爱京戏。书未读完，回成都经商，折本歇业，入四川法政学堂。就学期间娶了我的母亲刘可芬。母亲刘可芬，四川省双流县乡下人，其家庭系地主，被其继母拐骗来成都，说与我的父亲做了二房。其继母欺骗我的外祖父，诡称我的母亲已在成都病死，并在郊外的青羊宫附近造假坟一座，说就埋葬在此。母亲向父亲哭诉了被拐卖的经过情形，父亲便向法院起诉。真相大白，可怜的外祖父找到了“死去的”女儿，相对大哭。此案详情刊载在当时（二十年代）成都的一张报纸上。遗憾的是木已成舟，母亲已嫁给父亲了，外祖父只好承认这一门婚姻。父亲待母亲好，教她识字，后来母亲就能春节写信了。母亲至今健在。父亲曾在国民党金堂县政府任职军事科长，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民愤甚大，被处死刑。这是应该的。

我是母亲的长子，备受宠爱。槐树街余家按大排行计算，我是同辈中的第九，所以小名老九，又名九娃子，而我的本名是余勋坦。自幼体弱多病，怯生，赧颜，口吃。两岁以前在母亲的麻将脾上已识“中”字，这是我认得的第一个汉字。四岁已认完一盒字方（正面是字，背面是图，看图识字），都是母亲教的。

1938年入学。先读县城里的女子小学（因为怕挨男同学的打），后转读金渊小学。读小学毕业班的那年，自学李煜的词，尤爱《梦江南》《虞美人》两首，这是学旧体诗词之始。同时开始学做文言文，无非是“夫人生天地之间……”“何以言之？”“岂不痛哉！”那一套。1944年入金堂私立崇正中学。每周一篇作文，做文言文。春天做《春郊游记》，秋天做《观刈禾记》，端午节来了，做《观龙舟竞渡记》，天寒了，做《说冬日之可爱》。学了贾谊的《过秦论》，做《过秦论书后》，学了司马迁的《李斯传》，做《论李斯》。美国总统罗斯福逝世了，做《悼罗斯福》——这篇作文我得一百分。老师在课堂上朗读此文，萌醒了我最初的发表欲。出题做文，都有旧规陈套，全是八股翻新。国文老师只选讲《古文观止》《经史百家杂钞》，不采用国民党教育部审定的教科书。文言文结构谨严，条理分明，极少废话，对我日后从事文字工作大有好处。除了在校攻读文言文而外，每日课余及每年寒暑假，我还得就学于一位贫穷而善良的老秀才黄捷三先生，听他逐字逐句他讲解《诗经》《论语》《左传》《唐诗三百首》《千家诗》。还自学了一本《声律启蒙》，这真是一本奇书！“云对南，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虫。三尺剑，六钩弓，岭北对江东。人间清暑殿，天上广寒官。两岸晓烟杨柳绿，一帘春雨杏花红……”低吟缓诵之际，但觉音韵铿锵，词藻华丽，妙不可言，很自然地领会了平仄对仗。当时以为懂得平仄对仗，就能做旧体诗了，便偷偷写了一些可笑的五言六言。老家门前有五株古槐，晨昏鸦噪，夜半枭啼，炎夏浓荫，寒秋落叶，为我提供了最初的诗材，当然都是无病呻吟，“为赋新词强说愁”的了。那时候我梦想做一个诗人，认为抒发感情乃是一件高尚而又有趣的事情。至于“歌诗合为时而作”的起码道理，当时是根本不知道的，当然更想不到一吟一咏如果不合时宜竟会给自己带来穷愁坎坷了。清代的《楚辞》注释家蒋骥说：“骚忧乃不祥之书也！”直到五十年代末，我才懂得这一句沉痛的感慨之言。

也是1944年我刚入中学的时候，读到了第一首印象最深、至今尚能背涌的新诗，那就是我们四川诗人吴芳吉在五四运动前一年写的《婉容词》。这首叙事诗说的是一位受封建礼教三从四德束缚的弱女子，名叫婉容，贤淑美丽，被其留学美国的镀金博士丈夫所遗弃，几番感伤徘徊之后，投江自杀。写得哀婉凄切，一吟三叹，读之泪下。此诗在语言音韵方面兼有旧体诗词之长，如新蝉自旧蜕中羽化而出，似旧而又非旧，一鸣惊人，风靡全川，对我影响很深。

1947年春季离开老家，入四川省立成都中学（高中部）。那正是国统区进步学生运动如火燎原的年代，罢课抗议，游行示威，风起云涌，我卷入其中。一位姓雷的同学领着我们上街游行，到省政府门前呼口号：“打倒王陵基！”我们唱着两支红色的歌，一支是《团结就是力量》，一支是《山那边，好地方》，意气昂扬，心向延安。顺便说一句，这位姓雷的同学在解放前夕被国民党逮捕，险遭杀害，得救出狱，在六十年代做了我的故乡金堂县县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虐不堪，自杀身死了。后话不提，书归正传。当时我无心读书于课堂，有意探求于文学，狂热地阅读巴金的小说、鲁迅的杂文、曹禺的戏剧，特别是艾青、田间、绿原的诗，抄录了厚厚的一本，认为《向太阳》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首诗，而唐诗宋词被我弃之如敝履。我已经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叛逆者了。

也是1947年早春我刚入高中的时候，重庆《新华日报》驻成都办事处被迫撤回延安的前夕，该办事处的书店公开散发书籍。我闻汛急往，得一本萧三著《毛泽东的少年时代》，如获至宝而归。如今物换星移人渐老，每次经过祠堂街的时候，还要注目留情于那家书店的旧址，想起我失去的青春。

当时成都有一家进步的《西方日报》，报社里有好些地下党的同志在工作。1948年秋季我向该报投稿，报道校园生活，多次刊用。在该报副刊上发表了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折扣》，侧写一位老师的困苦生活。说来惭愧，构思借自二十年代女作家黄庐隐的一个短篇小说，只能算是模拟之作。作品排成铅字，受到鼓舞，此后便有志做一个作家了。于是又读二十年代与三十年代的小说，还读苏联小说《铁流》《夏伯阳》《静静的顿河》《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还读美国小说《飘》，而对新诗的兴趣大减。这年还惹过一点小小的麻烦。在《西方日报》上写消息揭露学校生活的污糟，激怒了以姓涂的为首的几个三青团学生，联名贴大字报威吓我，叫我出来答辩。幸以笔名发表，不知是我写的，得免罹祸。我胆小，再不敢乱写了。

1949年春季，在成都的《青年文艺》月刊上发表短篇小说《街头巷尾》，因而加入青年文艺社，该社成员多系成都的中学生文学爱好者。同时在成都的《新民报》《西方日报》上发表短篇小说、诗、译诗、杂文共十多篇。这年秋季以高中五期学历跳考四川大学农业化学系，以该系第一名的优良成绩被录取。入学后不想去听课，只写东西。年底，喜迎成都解放。

成都解放后，此时已入1950年了，我想做作家，不愿返校求学，也不愿参军到文工团（纪律太严）。于是回到故乡金堂县城，在县学生联合会协助宣传工作。后来又到金堂县淮口镇女子小学教书，近一个月。那时候自学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眼界顿开，立即照办，为了“和工农兵打成一片”，志愿上山去教村小。二十多天以后，因已在《川西日报》副刊上发表过演唱作品和短篇小说，引起了该副刊主编西戎同志（当时他是青年作家）的注意，在素昧生平的情况下，蒙他信任，来信约我去报社参加工作（当时都说参加革命）。我便结束了五十天教师生活，到西戎那里报到去了。看见我不是他所估计的一个老头儿而是一个小青年，他很满意，一直对我极好。1951年，我编《川西农民报》副刊版兼时事版，同时发表了许多演唱宣传品，工作很努力。还发表了与别人合写的中篇小说《牛角湾》。该小说有严重缺点，在党报上受到十多篇文章的严厉的有益的但是未必中肯的批判。由于有西戎关照，只批判到“企图以小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现实”，“将导致亡国亡党”为止，没有再加码，没有把我当敌人看待。写了一篇检讨文章公开发表，松松活活地我就过关了。

西戎不摆官架子与文架子，平易近人，带我下乡体验生活，与我合写东西，鼓励我，批评我，使我获益不浅，终身难忘。在随后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我勇于批判自己的旧观念，并在思想上与地主阶级划清界限，努力树立革命的人生观，觉得自己大有进步，于1952年5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不久以后，调至四川省文联工作，做创作员，发表演唱作品、短篇小说、评论文章。

1953年我到大邑县三岔乡第七村体验生活，住村长家中，目睹土地改革后农村的太平富庶与农民的快乐勤劳，至今不忘。在那里写中篇小说与剧本，都不成功。这年秋天又转移到新繁县禾登乡新民社体验生活，住社长家中。第二年又在这里做普选工作，做粮食统购工作，同时写一些东西，也都不成功。原因是自己缺少求实精神，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的套子去套量生活，主观主义地从概念出发，缘着教条瞎编故事，这样还能写出象样的东西来吗！后来回省文联到《四川群众》做编辑工作，发表几个短篇小说，其中《窗》一篇稍好。当时我读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小说入迷，深受其影响。在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运动中，我也写了两篇文章发表，无非是顺大流唱通调而已，毫无学术价值可言。1955年在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运动中，我也写文章发表，并写宣讲提纲，多有强词夺理之处，歪曲了人家的本意，然后又把人家臭骂一顿。在此谨向胡风同志致歉！

这年写诗《寄黄河》发表后稍有好评，乃努力写诗。写组诗《在一个社里》发表后又稍有好评，便写诗愈勤。此后才走上了写诗的轨道，仍做创作员。几个月凑够了一本，交给重庆人民出版社。第二年即1956年出版了，书名《农村夜曲》，现在读了很惭愧。

1956年早春去北京出席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眼界大开，诗思大涌。会后被中国作家协会安排去采访先进生产者，并列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会后又求学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第三期），那是一个大出人才的学习斑。美丽的北京给我以丰富的感情燃料，觉得到处都有诗。八个月里写了许多小诗，又凑够了一本，交给作家出版社。第二年即1957年春天我的《草木篇》刚刚被批判以后出版了，书名《告别火星》，现在读了有些惭愧。1956年还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过一本短篇小说集《窗》，其中只有《窗》一篇和《辣椒与蜜糖》一篇稍好。

1956年秋天在文学讲习所结业后，心情悒郁，回四川去，在南行的列车上写了题名《草木篇》的五首小诗。回去不久，我参加了《星星》诗歌月刊的筹备工作。“星星”这个名字是丘原同志取的，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杀身死于监狱了，愿他灵魂快乐！《星星》编辑部只有四个编辑：白航（主编），石天河（执行编辑），白峡（编辑），流沙河（编辑），即“二白二河”，反右派运动中无一幸免。一个编辑部弄得全军覆没，象《星星》这样的下场，海内仅此一家，再无二例！

1957年元月，《星星》创刊号面世十四天以后，在《四川日报》上受到可怕的指责，罪名是假“百花齐放”之名，行“死鼠乱抛”之实。发表在创刊号上的《草木篇》，本来是微不足道的东西，也招来了省市两报大规模地猛烈地轰击，使我惊讶。批判愈演愈烈，升级到“反革命”与“阶级仇恨”的高度，海内为之侧目。我想不通，抗辩，发言见报，徒自取辱而已，有个什么用呢！后来许多人（几乎都是从未晤面的）为此受牵连，遭遇很惨。

被错划为右派后，诚惶诚恐，“认罪”尚好，幸获宽大，开除共青团，开除公职，留在省文联机关内监督劳动，扫地，烧水，拉车，到崇庆县山中去炼铁，混完了1958年。其间写了一个长诗《三人行》，三千行，稿本被收去了，不知下落。劳动之余，潜心研读《庄子》，记得烂熟。1958年被叫到省文联的《草地》编辑部打杂，登记来稿，修改刊用稿，尽心悉力，为时一年。工余研读《诗经》《易经》《屈赋》。1960年被叫到省文联的农场开荒种菜。病水肿，叫回机关休息，便研读摩尔根《古代社会》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961年被叫到省文联的已停工的建筑场地种菜，夜夜守菜园，专抓偷菜者。由于克尽厥职，过分积极，反被偷菜者打了一顿，还被扭送派出所，哭笑不得。1962年被叫到省文联的图书资料室协助工作，利用方便条件，阅读大量古籍。我一贯爱读书，相信开卷有益，三教九流，来者不拒。被孤立了，无人同我往来，免除干扰，正中下怀。不回寝室睡觉，在图书室里夜以继日地狼吞虎咽地读，在沙发椅上过夜。先是研究古代天文学，从此成为一个兴趣历久不衰的天文爱好者。后来搜集有关曹雪芹的资料，写出叙事诗《曹雪芹》，五百行，稿本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被迫焚毁。

从1958年起，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为止，八九年间，利用劳动之余暇，我研读了四书五经、先秦诸子、中国古代史、民俗学、古人类学、唐宋明三代的野史笔记、古代天文学、现代天文学，做了大量的摘录与索引，写了许多心得，都是写在废纸背面的。我对古汉字学最有兴趣，钻透了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做了上十万字的笔记，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一部颇具趣味性的解说古汉字的普及读物，花了我三年的时间。此稿题名《字海漫游》，约八万字，被红卫兵抢走，终不可寻。怅怅！

1966年春天，黑茫茫的长夜来临了，我被押解回故乡金堂县城厢镇监督劳动改造，此后全靠体力劳动计件收入糊口了。这年的七夕我结婚了。接着来的是抄家、游斗、戴高帽。成都的红卫兵来抓我，意欲弄我回成都去批斗。幸好本县某领导人及时将我潜移乡下三日，躲过了一场可能被打伤致残的横祸。那些领导人，包括本镇派出所所长，都是严肃认真地按照当时的政策对待我的，没有给我以额外的难堪的折磨，我至今对他们毫无怨尤。他们都是好人，可惜后来很快地就被人家打倒了或靠边站了。

我在故乡劳动十二年，前六年拉大锯，后六年钉包装箱，失去任何庇荫，全靠出卖体力劳动换回口粮维系生命，两次大病，差点呜呼哀哉。后六年间，压迫稍松，劳动之余暇，温习英语，为小儿子编写英语课本十册，译美国中篇小说《混血儿》，通读《史记》三遍，写长诗《秦火》，一千行，此稿自毁了。在那十二年的长夜中，只留下《情诗六首》《故园九咏》两组小诗和《唤儿起床》《故乡吟》等几首小诗，实在惭愧！另外，香港某出版公司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照相翻印出版我的诗集《告别火星》发卖，乃属盗印，我完全不知道。

二十二年的艰难日月给了我有益的锻炼。我一直朦胧地眺望着未来的光明，不怨天尤人，不自暴自弃，努力求学，正派做人，相信将来还有为人民服务之日。惜乎头发渐渐花白，岁月不我待了。保尔•柯察金说得好：“我得到的仍然比我失去的多。”回顾自己的大半生，我是满意的，我值得。

江青反革命集团落网后，我很快活，背负着生病的小儿子上街看大标语，教他认标语上的大字。我的妻子从外地归来，她也很快活。我说：“从今以后，我可以拚命地钉包装箱了。”她说：“我用不着东躲西藏了，我可以去收破烂维持生活了。”我们所求甚微，只望国家安定，个人能够劳动谋生，便是万幸了。

1978年5月在故乡我被宣布摘帽，年底被调到县文化馆工作。三中全会后，天大亮了，我才真正苏醒了，想起我曾经是一个诗人，也许还能写几句的，于是技痒了。1979年4月，在沉寂二十二年之后，首次在《诗刊》上发表《诗二首》。这该感谢《诗刊》的编辑同志，是他们叫醒了昏沉沉的我。7月，《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我的《梅花恋》，《成都日报》又发表了我的《带血的啼鹃》，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9月，由中共四川省委下达正式文件，为1957年的《星星》诗歌月刊平反，为包括我在内的四个编辑平反，也为《草木篇》平反。至此，我被错划为右派的结论才得到改正。10月，《星星》复刊，我被调回原单位四川省文联，仍在《星星》做一名普通的编辑人员。

1980年我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1981年我加入了研究飞碟现象的中国UFO四川分会。我的组诗《故园六咏》有幸获得1979－1980年全国中青年新诗奖。谢谢。

　1981年7耳24日在成都写定

1．别了布后街2号

1960年7月我从北郊凤凰山麓的农场回到成都布后街2号。这里是四川省文联机关所在地。我是被叫回来治疗水肿病的，住在进大门倒右拐入小院的一间客房里，日日读明清两代的野史笔乘。坐着不想动，动了饿得快。治疗水肿病，一点也不难。特效药是一种白色的丸剂，呈卵条形，长约半厘米，加水煮熟，每日三服，每服三碗，多服疗效更佳。治疗八个月后，我的病就好了，被叫到东风路省文联已下马的建筑工地去，裁红苕，栽南瓜，栽菜，促使大城市街头风景田园化，增加美观。夜夜坐守通宵，捉拿那些偷摘我们栽的观赏植物的人，其数上百。1962年5月我被叫到省文联图书资料室协助工作。饭吃饱了，里比多（libido）过剩，想做学问。好像发了疯，有鬼在祟我，拼命去攻许慎《说文解字》。这一部辉煌的文字科学著作，每一页内都有一个奇妙的世界，任我邀游其中，沾沾窃喜自己的后半生找到了一个寄托。难怪从前有人说《说文解字》是中国七大奇书之一（其余六大是《易》《诗》《楚辞》《史记》《水浒》《红楼梦》）。围绕着这一部奇书，我又旁攻了殷商甲骨文和两周金文以及《仓颉篇》《班马字类》《玉篇》等等十多部能找到的著作，眼界大开。每有心得，见古人之所未见，又惊又喜，奈何无处发表，便躲入公家藏书室，也是我不付房租的寝室，关了门窗，假设东汉的许慎坐在我面前，听我滔滔抗辩。还记得有一回我的辩词如下：

叔重先生，你说臣字像屈服之形。你的意思，照我理解，是说在国君面前，臣必须屈服，屈，屈体，服，服务，就是佝着背，弯着腰，老老实实做牛做马，不许乱动。如果他要乱动，挺起胸膛，站直，便是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语调轻柔）是这个意思吧，叔重先生？（微露笑容）好。好。谢谢你的首肯。你是个老实人，能对晚生的我，说老实话。难得，难得，你能公开承认，你是个坚定的君权主义者。（收敛笑容）你脑袋里有了这个臣必须屈服的想法，再去看篆文的臣字，便觉得那真像一个人的形状，佝着背，弯着腰，正在那里服务，所以你说：“臣，牵也，事君也。像屈服之形。”唉，先生，叫我怎么说呢。你读过殷商的甲骨文吗？（点头微笑）我知道，你当然没读过。你老仙逝一千七百年后，甲骨文才被发现。那玩艺儿比你读过的西周古文还要古老。你问在哪里发现的吗？殷墟。“洹水上之殷墟”——司马迁在《项羽本纪》里这样写过呢。你去翻《史记》吧。（语调高亢）甲骨文的臣字根本不像什么屈服之形，倒很像一个横置的目字，只不过眼球凸到眼眶外面来了。臣字的眼球外凸，目字的眼球不外凸，差别在此。我认为臣字就是你解释为“张目也”的那个瞋字的古写。臣就是瞋，张大眼睛。替主子办事情，不可眯目瞎弄，必须张目明察、所以臣字后来变义为君臣的臣。做工作总要长眼睛，所以职官有什么什么监什么什么督，监字里面有个臣，督字里面有个目，都是眼睛。做工作总要长眼睛，所以办公又叫视事。（语调回归轻柔）请你原谅我的狂妄，叔重先生，我不敢赞同你的解释，更不敢赞同你的君权主义。你老绰号“五经无双”，这我知道。你的《说文解字》给我许多快乐，这我感激。可是“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

一个人在藏书室内踱来镀去，自言自语，自得其乐。1957年后，我被彻底孤立，在机关内，大家都不同我对话，有的人是不屑于，有的人是怕。我自己又傲性难改，不肯胁肩谄笑，曲意逢迎。这样孤立下去，长久不说话，影响胃液分泌，神经得不到必要的兴奋，恐怕会生病的。出于生理需要，我找古人同我对话。常规的对话方式是埋头攻书，抬头凝目窗外，微动嘴唇默语，蜀人谓之“说鬼话”。特殊的对话方式便是躲在公家藏书室内，作大学教授状，踱来踱去，高谈阔论，时而娓娓，时而滔滔，辅之以手势、配之以笑容，就像我们四川的名伶王永梭溃他自编的独角谐剧那样。前面引的同许慎的对话只是一例而已，被我拉入室内做了靶子的论敌多得很，不及备载，只不过许先生挨打次数最多，挨得最惨罢了。这些不幸的论敌，既然都是死人，同我阴阳隔路，当然有口难辩，没法反驳，所以每一次对话的结局，在我，总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非常过瘾。这不仅是生理需要，也是心理需要——可以改善自我感觉，认识自己确实不是饭桶，从而加固人生信念，去攻更多的书，去好好地我行我素，照旧（而不是重新）做人。

在图书资料室工作一年零四个月，日日早起，扫地抹桌，协助清理藏书，自己装订报纸，替别人跑腿啦借书啦查资料啦，兼替伙食团拉煤拉米，勤勤恳恳，克尽厥职，对得起每月三十元的生活费。工作余暇，拼命读书而外，还偷偷地写了两部稿子，梦想将来摘掉帽子之后，能够公开发表。“人还在，心不死！”这话倒是真的。

第一部稿子是长诗《曹雪芹》，脱稿于1962年秋（1963年是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这首长诗共五百行，写了三十多个夜晚，自己觉得挺不错的。如果当时给我摘掉帽子，肯定我要寄出去的。如果寄出去，肯定能够发表的。如果发表了，不超出三年，肯定会被一群棍子打成毒草的。如果打成毒草，肯定我不会有好下场的。多亏那顶摘不掉的铁帽子，是它救了我的蝼蚁贱命。稿成四年之后，文革爆发，风闻要抄家了，我还舍不得烧掉。何洁也不赞成烧掉，她带着稿本回成都去，交给右派分子难友邱原保管。邱原用层板做一只方凳，稿本夹藏在方凳的坐面内。不久，风声紧了，怕不安全，何洁去邱原家取出稿本，送到双流县乡下亲戚家中，埋藏在灶门前的灰槽里。又不久，那里也不安全了，亲戚家人便把稿本烧掉。我知道《曹雪芹》被火葬，不但不难受，倒很快活，仿佛头顶上移走了一柄悬刀。

第二部稿子是挺有趣的科普读物《字海漫游》，尚未脱稿。我拿一只矩形木匣，一尺二寸长，八寸宽，原来是放置在机关内走廊边当作公共痰盂用的，倒掉石灰，洗掉秽迹，钉一副合叶锁扣，改造成一只小箱，将这一部未完工的稿子藏在箱中，锁好，放在枕边，好做美梦。不用说，这一切我都是悄悄干的。如果你要苛察严责，这当然是盗窃社会主义公共财物的行为，是右派分子的反改造的破坏活动。当时我是这样想的：“与其用来装大家的毒，不如用来装我一个人的毒！”（lz）

我在工作余暇拚命读书。1963年夏，为了方便，干脆在图书资料室的长沙发上夜宿，不回公家藏书室去睡觉。那里又闷又热，蚊子又多，又有旧书散发的霉臭。图书资料室很宽敞，前有大窗，后有高窗，空气对流，十分凉爽，利于暑夜攻读。我这个人又不择床，哪里都能酣睡。睡长沙发，一不用席子，二不用枕头，只需一张破破烂烂的毛巾被子便行了。这样就触发了一些人的革命义愤。他们认为右派分子只宜劳动，不宜读书，愈读愈坏，便要求省文联领导上赶我回农场去。还有人提醒大家说：“同志们要注意，流沙河在同我们搞卧薪尝胆！”

回农场去，没有什么不好。贱躯只害怕饥饿性水肿（1960年尝过这滋味），不怕劳动，尤其不怕丢人现眼的苦役。白天劳动，脑子得到休息，入夜攻书，神思倍加猛锐，斩获特多。何况机关内左风又乍起，三年饥馑结束了，肚子又饱了，现在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了，我还赖在那里，于人于己，诸多不便。谢天谢地，1963年9月26日我走出了成都布后街2号的后门。下面是那一天的日记：

秋分已过。

今日上午收拾行李以及零星杂物。要回农场去了。中午肉食。饭后酣睡如常。大好晴天，颇热。

下午4点怅然离去。背背被盖卷，手提竹篮，肩挂小书包，自后门悄悄出，走到五世同堂街口，乘车到隆盛街，转车到梁家巷，再转车到大湾，下。蹒跚负重走到农场，5点过了。

铺床，挂帐，6点过收拾完。

晚饭后，天凉好个秋。弦月如弓，夏历已是八月初丸，中秋近矣。

日落许久，西天犹见红亮的光锥，疑是天文学所说的黄道光，每年春分前后秋分前后常见者也。

夜看报，拟早睡。读书暂停一夜。

室内蚊子仍猛，四野秋虫鸣声盈耳。

此次下农场来，带着这一些书：《说文解字段玉裁注》《玉篇》《说文稽古编》《说文释例》《字学蒙求》〈神农本草》《黄帝内经素问》《古谣谚》等。未完工的《字海漫游》初稿五帙也带下来，要继续搞。

当时想得太天真了，总以为只要我不再惹祸，老实听话，拚命劳动，终久必将感动上帝，摘掉我的右派帽子，给我一枝之栖，让我去潜心研究古文字，做一个学术专家，也不枉自圆颅方趾，吃饭穿衣。如果有了成就，还可以说：“我为国家做了贡献。”以安慰我一颗共青团员的良心，虽然已被开除团籍，什么都不是了。天真的幻想，加上已经改造六年，愈改造愈变厚的脸皮，构成一副龟甲，武装了我，任踩任踢，都能忍受。我是一块石头，已经落沉海底，还能再把我怎样呢，还有什么熬不过的呢。似乎山己穷了，水已尽了，前面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只须再走很短一段路程，桃花源就到了。做梦也想不到前面的路愈走愈险，天色愈来愈暗，而且黑暗长达十年之久。想不到，这也好。如果那时候已经知道了前面竟有那么多的侮辱、劬劳、饥寒、疾病在等待我、我不吓死，也会愁死。多亏我满脑袋天真的幻想，再加上文革前已获得九年劳动的训练、九年羞辱的训练、九年寂寞的训练，足以对付来日的奇灾大祸，终于走了过来，看见灿烂阳光，并在这阳光下动笔写回忆录式的《锯齿啮痕录》，让年轻的读者从一条狭窄的缝隙中看看我们的国家发生过怎样的奇灾大祸，从中汲取一些教训，务使灾祸永远消泯，不再重演。

1963年9月26日我走出布后街2号的后门，同平常出门去办事情一样，一点也没想到从此就别了四川省文联机关。当时认为去农场嘛至多劳动一年，早迟还得回图书资料室工作，所以毫无感情波斓，也不回头多看一眼后门之上的过街楼。那一天的日记写得从容不迫，风平浪静，读了令人失望。早知道这一去再也回不来了，我真该装模做样地抒他妈的许多情在里面，绝不会写一些哪里乘车啦哪里转车啦铺床挂帐啦在里面。可是，唉，谁能预料到未来呢！

2．农场也要别了

去农场后，随着批苏联的“九评”陆续发表，左风渐猛，叫人心寒。我开始做噩梦。1963年12月5日天亮前梦见战争爆发，我在荒郊逃命，跑到一院农家，翻墙跳进去，躲在蓬蒿间，吓得发抖。只是弄不清楚谁和谁在打仗。醒来遍身冷汗，心跳怦怦。过了一些日子，有一夜又梦见进监狱，景象仿佛城隍庙的阎罗十殿：，一个熟人引我从夹墙中逃出来。这些阴暗的潜意识活动，不能说同左风的威胁没有关系。左风刮到农场来的第一个信号便是场长卢德银叫我不要再读线装书了，今后应该多学政治。“这是机关领导同志的意思！”他说。作为农场场长，他从来不给我穿小鞋，我得听从他的劝告。于是我把带下来的古书全部锁入抽屉，夜晚不再攻读。闲得发慌，便在灯下教火娃下象棋，夜夜不休。火娃陈廷贵，小学毕业生，当时十四岁，住家在农场大屋背后的坡上。火娃极其聪明，一张瘦猴脸，两只鬼眨眼，会抽烟会喝酒会说笑话，三年饥谨饿过饭的，发育不良，体弱多病。从下象棋开始，火娃和我成了忘年之交。后来我们常常一起去河边游泳，还多次去赶场。火娃知道我是个大右派，还是一个（用他的话说）文屁眼儿，但他对我很好，什么话都肯对我说。每天晚饭后，他就跑来了，在方桌上唏哩哗啦倒出棋子，铺开棋盘，摆好，坐在那里狡黠地微笑着等我。

白天劳动，遇雨学习”九评”。夜晚下棋。这样过了一个半月，书瘾憋不住了，1964年2月15日晚间，我又打开抽屉，解救了那些无罪的书籍，在灯下摆开我的战场，继续搞我的《字海漫游》。火娃跑来缠我，被我挥走。莫奈何，他便去拉卢德银对阵。从此以后，他俩杀得难分难解，夜夜酣战。我在隔壁变回蠹鱼本相，游泳在线装的书渊里，好不快活。卢德银睁只眼闭只限，不想多来管我。迷恋古书，在他看来，只是服毒罢了，毕竟不是放毒。何况他那里情况不太妙，火娃常设优兵，多用诡计，往往逼得他马跳不出，炮打不响，气得狠敲棋子，哪有闲心管我。我出去小便，一瞥战场，总是卢德银一脸铁青，火娃摇头晃脑鬼眨眼，微露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