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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底，左风升级。11月1日，星期天，我去天回镇赶场，兼看报纸。惕然而惊的是邵荃麟竟然也挨批判了，说他的“写中间人物论”如何如何的坏。整人的运动又要来了，我敢肯定。心绪一乱，茶馆也不想去坐了。归途遇雨，帽檐滴水，衣裤尽湿，夜读之后，忧惧失眠，听见高空有声，嘎嘎咯咯，由远而渐近，又由近而渐远，慢慢慢慢地消失。那些随阳的雁鹅，赶在北国草原上的湖泊封冻之前，成群结队，昼夜兼程，飞向南方，飞向温暖的水草茂盛的江淮流域，躲避严酷的大寒流去了。我能飞向哪里去呢？我是人，庄周所谓的“一受其成形”便只能“不亡以待尽”的人，我不是鸟，我没有自由的翅膀。两天以后，刘星火和黄丹被赶下农场来了。九天以后，张幅也被赶下来了。他们三位，在省文联机关内工作得好好的，又不是右派，也没有别的什么帽子，本来就没有问题，或许该这样说，曾经有过某些问题，后来弄清楚了，了了，不再成其为问题了，可是左风一升级，“写中间人物论”一批判，那些早已不是问题的问题现在又大成问题了。不久以后，又一位问题人物牟康华被赶下来。他的问题出在为人过于老实，合该倒霉。大约两个月前，看见党报上面登了一则很严肃的广告，说是凡是持有重庆民生轮船公司旧股票者，请到某某银行，凭旧股票办理退还股金手续，他便信以为真，如法照办。结果非常滑稽，退还给他的不是什么股金，而是一顶资产阶级帽子，随即被赶下农场来。左风贯彻之速，恰似孟轲所说“速于置邮”，一年以后林彪所说“立竿见影”也是这个意思。他们四位问题人物，加上一个早已不是问题待解而是铁案难翻的我，混在一起。蒙他们的照看，倒也不分轩輊，都能平等待我。每日田间劳动，五人大讲笑话，荤的素的都来，虽然大家各怀鬼胎，都在忧虑着自己的问题。中午常常包水饺吃，一边吃一边笑，真能吃出暖融融的轻松气氛。古人有言：“唯食可以忘忧。”说得不错。升了级的“左”风刮来一个可怕的传说，说五类分子即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凡是住在大城市的，将被遣送外地或遣返原籍，好好看管起来。这在我无异于致命一击，回故乡去劳动，这我不怕。怕的是上有老母，住在老家，下有妹妹弟弟，都在故乡工作。七年前我惹下弥天大祸以后，害得他们吃苦，已摘帽的母亲重新戴上，妹妹弟弟工作的被排挤，上学的被开除，待业的不予安排，都已经够惨了，我如果戴着帽子被弄回去，肯定会使他们的处境更加难堪！但愿这永远是一个传说，不要兑现才好。殊不知人家已经动手了。12月6日二妹来看我，我才知悉省文联已经派人到我的故乡四川金堂县去联系过了。据二妹说，县上不愿意要我。母亲听见这个消息，惊恐万分，叫二妹来转告我，人世间哪里都去得，千万不要回老家来。

这一棒真把人打瓜了。一连多少天，做什么事都恍兮惚兮的。常常听不懂别人说的话是什么意思，要求复述一遍。夜晚读书，读不进去。下象棋，老是输。12月24日天亮前又做噩梦，梦见敌机空袭。那一天的日记摘录如下：

……夜空中飞来一群亮点，数目上百，盘旋往来，速度极大，噪声震耳，显然是超音速喷气式轰炸机。惜乎看不清飞机的形状，但见亮点作火花状，色红。投炸弹共四次。第一次俯冲掠过头顶上空，予在田间与多人在一起，皆逃难者。田间庄稼已收割了，一片空旷，无处藏身。予卧一高埂下，但闻砰砰爆炸之声。第二次俯冲掠过头顶上空，予已转移到一段土墙下，蜷伏不动。一阵爆炸声后，见土墙由远而近地一路倒塌过来，压死多人。土墙将倒塌至予处，予急爬开。第三次俯冲掠过，予已躲入一座大屋（仿佛北京东安市场），投弹爆炸，屋瓦屋梁纷纷乱堕，一片浓烟大火。第四次，予已在农场的晒坝上，见亮点远飞到磨盘山的那一边盘旋去了。估计是正在炸四川化工厂，予大恐。彼厂距予老家甚近，不知母亲及弟妹罹难否，忧心如焚。朦胧半醒之时，犹闻轰轰砰砰之声震耳。既醒，乃农场前面公路上之汽车声也。看手表，近7点。天已明，心尚跳，气尚喘，命尚存，颇觉幸运。

枕上细想，想起昨夜入睡前读过近期的《科学大众》，见上面有原子弹爆炸之照像图片二帧：一帧是一团火球，一帧是一柱冲天的蘑菇烟云。当时凝视许久，感到可怕，随即遗忘。梦中景象或与此有关耶？

但愿今生不要醒着看见梦中景象，作太平犬，以终天年。

梦中的恐惧感、现在分析，可能来自害怕被弄回老家去。敌机空袭，乃是梦的伪装。梦是会伪装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从“所思”到“所梦”，这是一个反映过程，既有直接反映型的，也有间接反映型的。伪装了的梦好比象征派的诗，属于间接反映型的。做噩梦的翌日，12月25日下午，我和别人正在河边捞沙（改土用的），司机曾绍华跑到农场来，通知我务必在明晨10点以前到达机关，有要紧事。到底是什么事，他又不说。要掩饰自己的恐惧感，我也不好多问。估计是快要遣返我回原籍去了。一夜怔忡，不能安枕。第二天早早起，煮饭开饭都提前了（我兼做炊事员）。事毕，骑车奔向机关。路上精神恍惚，险些在驷马桥变成汽车轮下之鬼，留在桥头看司马相如高车驷马衣锦荣归，眼红他苦尽甘来，做了汉武帝的御用文豪。我提前到达机关大门口。司机曾绍华凑上来，显得很神秘，小声说：“就在这里等着。我进去通知。有人要找你。”然后用左手遮住嘴，用右手指一指礼堂，抿嘴一笑，补上一句耳语：“正在审十八子！”我这才望见礼堂内坐满了人，似乎有人正在慷慨激昂地发言批判曾绍华所说的“十八子”，机关内姓李的至少有七八个，不知是哪一个又合该倒霉了。我忽然有所悟，心想：“该不是已经在搞运动了？批判写中间人物？”反正与我无关。我是快要爬了的人，时候一到，一腿踢出相府，管得人家牛打死马，马打死牛。我连做牛马的资格都没有！于是我掉开脸，背向礼堂，站在二门旁边，怀着鬼胎：“有人要找我，谁？”

席向走出来，向我招招手，我便跟在他的后面，不是走向礼堂，而是倒左拐，穿小门而入，走向音协从前的办公室。

一个陌生人坐在那里等我。看那模样，挺严厉的。

“这是省委的同志，找你谈谈。”席向说。他连陌生人的姓名也不肯向我介绍，便退到旁边去坐下，准备记录。

“你坐下吧。”陌生人说。

在他对面，隔一张办公桌，我坐下来，忐忑不安，因为这是审案的格局。

陌生人凶狠地盯着我，说：“我是省委工作组的，要你老老实实谈谈情况。”他也不肯介绍自己的尊姓大名。犯人是没有必要知道法官的姓名的，历来如此。

我从上午10点谈到下午4点，对自己1957年前后的言行作了细致的回顾，表示认罪求饶，状甚可鄙。陌生人两肘靠在桌沿上，二目圆瞪，逼视我的面部。后来他的颜肌渐渐松弛，革命的警惕性慢慢缓解，微露温和的人性。思索他的插问，我很快弄明白，他感兴趣的根本不是我，而是别的两位负责同志。现在要整垮这两位负责同志了，批判他们的“右”。他们也“右”？我只觉得这是滑稽胡闹而已。

跨入1965年春，月月噩梦至少一次。梦见我被枪毙。梦见别人杀我如杀猪一般。最可怪的是2月13日夜间梦见别人手待菜刀要剖我的胸腹，而我倒很愿意。我说：“恐怕我要挣扎，你可以先捆我在长凳上。”还主动协助那人捆好我的手足，然后闭紧眼睛，感觉到刀刃在胸腹上一推一拉地剖开一条长口，又感觉到那人伸手探入胸中，摘取我的心脏。我好像略微有些悲哀，觉得这一生便这样了了。这个奇怪的梦，现在分析，可能是震慑于遣返原籍，潜意识渴望着彻底改造，愿意主动向党交心（摘取心脏）的曲折的反映。在此以前，卢德银借给我一大叠《红旗》，要我好好学习政治。他很诚恳他说：“人一辈子能有几个三十三岁啊！好好干吧，我愿意帮助你明年摘掉帽子。这农场哪能是混一辈子的地方啊！摘掉帽子，安个家吧！”这次我听从了他的劝告，不再编写《字海漫游》，当然也不再读线装书了。可是那一大叠《红旗》读起来实在乏味，左调尤其可厌。为了对得起人，我仍然把它们读完了。

整整有十个月，我在夜晚只读自然科学，要不就同火娃下棋。他的棋艺已经猛晋，超过我了。

1965年底，极左派大班头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了，左风随之再升级。我终于第二次受到他的教益（第一次是1957年他有专文打我），认识到自己不宜再做摘帽子的蠢梦，便又把线装书搬出来，同时停止棋战，抓紧时间攻读，务必在灾祸临头之前，写完我的《字海漫游》。何况农场已经在11月8日宣布结束，只留我一个人守在这里，没有什么劳动要做，正好昼夜兼程赶写。1966年2月下旬，《字海漫游》脱稿，约十万字，分成十二帙装订，恰好放满那只痰盂改造成的小箱，我终于抢到了灾祸的前头，我很快活！

1966年3月3日早饭后，我熟悉的那一辆美制小型吉普（它参加过二次世界大战），空车牵引着空空的小拖斗，拖一个空空茫茫未知的命运，低沉叹息，缓缓驶来，停在农场的晒坝上。正在伏案温习清代文字学家王筠《字学蒙求》的我，抬头一瞥，看见司机曾绍华下车来，已交差的农场场长卢德银也跟着下车来。我知道他们是来拉肥猪回机关的，与我无关，便低头继续攻书去。

《字学蒙求》是一本薄薄的启蒙读物，很浅，读初中一年级，我的国文老师讲过，当时觉得非常有趣。中国文字学的种子在那时候，1944年春，就播入我的脑畦中了，现在重温此书，如晤故人。我正在思索“于”“平”两字的形音义，卢德银走进来，低声说：“流沙河，快些收拾行李。回去！”

我怔了一会儿，便把那一页的角角折叠了，合上书本。我以为将来还能够从这一页接着读下去，哪知道从此就是永别！

我把行李收拾好后，卢德银正在忙着把三条肥猪抬上小拖斗。肥猪们横蹦竖跳，大声抗议，拒绝登车。我想想我自己这样听话，忍不住苦笑了。

这一生不可能再到这里来生活了。我赶快出去走一圈吧。走到农场南端的水塘边，忽然想起1960年夏，我害了饥饿性水肿，脸肿了，腿肿了，整天嗜睡，迷迷糊糊。有一天正午我从二砖厂拉粪车回农场，倒在这草碧如染、茭荻沙沙摇响的水塘边，在炙肤如火燎的阳光下，竟昏昏沉沉地睡去。被一位从机场里出来散步的解放军摇醒时，残阳已快落山了。想起这件事情，我不愿意再向前走了，因为前面还有更伤心的故事，我不想去触动它们。

所谓省文联机关农场，无非十几亩地，加上一座大屋而已。1960年1月建场，我是最早的拓荒者之一。这里原是凤凰山飞机场的东边缘地区，二次世界大战时有美国空军驻在这飞机场。农场的十几亩地全是飞机场的跑道和停机坪，后来废弃了，变成荒地的。建场初期，省文联机关每天派人来用鹤嘴锄挖荒地。一锄落地，铿铿碰响，下面砌着卵石一层又一层。我在这里做过这些劳务：拉车，挖地，栽菜，栽油菜，种瓜，种洋芋，种玉米，种棉花，养猪，煮饭，守夜，等等等等。还有，那一座大屋在修筑时我上屋架去盖过瓦。

我在农场先后两次共住三年零一个月。这里是我的大学，歌于斯，哭于斯，胼手胝脚于斯，栉风沐雨于斯，劳于斯，病于斯，寂寞于斯，做梦于斯，发愤求学于斯，而现在我毕业了。对于一个诚实的人说来，上这一家大学绝非浪费生命。我的所学将有用于对付未来的艰难岁月，使我能够在逆境中生存下去，坚强地生存下去。我想起了一句民谚：“再穷不过讨口！不死总要出头！”

吉普车在那一头鸣喇叭叫我了。我急步跑回大屋，同省科协住在农场的同志道别。我和他们在同一个屋顶下面同锅吃饭好几个月了。我到井边去挑满厨房的水缸。井唇有一丛箭车菊，年年秋季开几朵黄蕊紫瓣的小花，每天挑水时我都要看她们几眼。现在是春季，她们还在梦中。等到秋花开时，她们将看见一个陌生人在那里挑水，而不再是我了。

3．辞行访友

1966年3月3日午前，停车在省文联的后门卸下两头待屠的猪，牵入圈去暂时安顿。我想：“它俩总算有了归宿，将葬入同志们的腹中。我呢？”忽然听见一个愉快的亮嗓子，仿佛在向别人报告什么喜事，一边走一边说，由远而近。我只听清楚了“押送回原籍监督改造”一句，知道这是在谈论我。说话人一转拐瞥见我，立即住口，不过脸上仍有着愉快的表情，微微泛红，似有赧色。其实他也是左风的受害者，被刮到党外去已有八年。我一贯尊敬他，从来没有冒犯过他，所以我对他刚才的愉快报喜很不理解。自己的臀部挨了强者的左腿，却又去踩弱者的鸡眼，这样的人那时候多得很。我不怨怼他们。左风之下，谁都涂一层保护色——需要愉快的场合，你得愉快；需要愤慨的场合，你得愤慨。

在后门面对面遇见了省文联新来的领导人，一位断臂大校，穿军便眼，据说是调来加强领导的。我心里害怕他，从来没有招呼过他。他倒满和气的，开口一串哈哈，同我握手，还问好呢。从他富泰的笑脸上，我读不出我自己是一个阶级敌人。在他背后两丈远处，老前辈沙汀停步在后门过街楼的扶梯上，回头望我，目光忧郁，向我微微点头，倾听我同断臂大校谈话。我将被押送回原籍去，沙汀肯定早就知道。停在那里不走，他好像有话要嘱咐我。还记得1955年批胡风，那时我也是小打手，为了起草一份报告提纲，我曾有幸多次面聆他的教诲。在他的书桌上，一只熏黄了的海螺烟灰缸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我被戴上右派帽子以后，蒙他不弃，叫我替他抄过稿子（电影剧本《焊茶壶的人》），顺便校校字句。大作家往往划不清“阶级界限”，所以早晚必定倒霉。倒是小作家精明些，划得一清二楚，决不丧失“阶级立场”带来的好处。又记得六十年代初期，有一天沙汀叫我想办法扶正他窗前的一株歪树，以便遮荫他的书桌。我用大锄挖开树根周围，斜撑一柱，硬将歪树撑正，弄得汗流浃背。他走出书房来，反背双手，笑盈盈的，歪头说道：“小时候根子不正，现在就麻烦了。”使我十分尴尬，继之以冷漠，扛起大锄，不辞而去。现在他老人家停步在扶梯上，用忧郁的目光望着我。他望见了什么，我不知道。半年以后，当他被揪出来，新打手们骂他是“新巷子19号的新恶霸”的时候，我知道了，他那天站在扶梯上望见的不是我这个人，而是一柱告警的烽烟，从中国的地平线上袅袅升起，预报十年浩劫即将来临。

断臂大校说了一些不关痛痒的话，例如“表现得很不错”啦，“一定能改造好”啦，等等，然后又是哈哈，又是握手，说他过几天再找我谈谈。我翻眼瞟扶梯，沙汀已经走了，回到新巷子19号去了。十五年后，历尽长夜风雨，我再见到他时，他已经认不出眼前的我就是流沙河了。啊，光阴，可怕的光阴！

我被暂时安顿在布后街1号宿舍。宿舍小院平房，檐低室窄，破破烂烂。邻居多系机关家属妇媪，出于好奇，纷纷前来侦察，或假装打水，或假装过路，从窗外投我一瞥。只这一瞥，他们便能捞去许多谈资，在饭桌上发表。“从今天起，我是客了。”我这样想。草草地收拾好床铺，也不在乎桌破椅蹶，临窗一坐，专心读起书来。

当日傍晚，邻居来说，有人会我。抬头一看，见一少年，呼我“九哥”。我不认识，好生诧异。逼视其面容，细审其声调，原来是我的幺弟余勋禾，五年睽隔，小孩已经变成少年。想起1961年大饥饿的日子里他来看我时，我在北门梁家巷茶馆外接他，塞给他冷馒头，看他大嚼。由于家中生计困窘，他的发育不良，十二岁了，还像七八岁的小孩，又瘦又矮，又佝着背。五年一晃而过，现在变成英俊少年，让我一眼认不出来。遗憾的是饭吃饱了，人长好了，大饥饿的日子渐渐远了，左风又循环地刮来了。幺弟在故乡的木船社做工糊口。这次他负着全家的使命，专程前来成都，向我进言。昨天他从一位工友口中知悉，省文联将送我去金堂五凤溪沙石场监督劳动，已同县上通过电话，联系好了。所谓的沙石场不过是一长段荒凉的河滩地，麇聚着成百的下层苦力，包括一些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夏顶炎阳，冬冒寒霜，日日筛沙捡石，取低值以谋生罢了。像我这样的大右派一旦落入那里，不但生活困难，而且容易惹起麻烦，因为那里龙蛇混杂，我若言行偶有疏失，便会授人以柄，自讨没趣。全家人的意思，据幺弟说，劝我留在成都，不要回去。我则忧心如焚，不知如何是好。

当日晚上，安排幺弟住在横九龙巷一家旅馆，同他洒泪告别（明晨他将回去），独自走回布后街1号去。沿街灯火，恍若幻景。世界虽然广阔，却没有一条给我走的路。这一天的日记，我写下了戴望舒《过旧居》的名句：

生活，生活，漫漫无尽的苦路！咽泪吞声，听自己疲倦的脚步！

第二天我去找省文联人事科长李彬，一位可敬的女同志，对我挺公平的，今已作古。愿她灵魂安息。我问：“你们要送我去五凤溪沙石场？”她反问我：“你听谁说的呢？”我便如实回答。她说：“有这个意思。前天通电话，那里不要你，说是那里情况复杂，怕你去惹麻烦。”我说：“我也不愿意去那里。”她说：“纵然不去，你也不是省文联的人了。你懂我的意思吗？你已经不是省文联的人，你的档案已经转到金堂县，你已经是那里的人了！”我说：“我有母亲，还有三个妹妹三个弟弟，都在金堂，处境都不好。我回到那里去，对他们更不利。我不回去。我请求留在成都。”“做什么呢？”她打断我的话，扶一扶眼镜架，表示惊异。我说出了多年来的梦想，用热烈的感情，用自信的口吻：“拉架架车。1958年起，断断续续，我已拉了八年的车，拉煤拉米拉建筑材料。别人能拉的，我都能拉。我有气力，在城市里，我一个人能拉半吨。我也没有什么面子观念，什么场合我都能去。念及我八年来规规矩矩听话，毫无公私过犯，我请求领导上写一封介绍信，介绍我到街道办事处管辖的运输队去拉车吧。我会努力劳动的，绝不会丢脸。八年来我这是第一次向领导上请求。我一点也不想赖在省文联，李彬同志，我只想拉车！”听完我的梦话，李彬长叹一声，吸燃香烟，也递给我一支，严肃地说：“运动快要来了！拉车？谁不知道你的身份呢？你想过吗？太天真了，你！”说到这里，俯身向我，压低嗓子：“留在城市里，像邱原那样，危险得很哪！”

对，她说到邱原。邱原，我的同案难友，1958年戴上帽子后，被省文联开除公职，留在成都，自谋生路。他先是开小店画广告，大饥饿的日子里又摆小摊卖汤圆，近两年在家中做模型工，又在提督街一家小店内刻字，生活过得不错。我应该去找他。他也许能替我谋一个能糊口的劳动，在成都。什么“危险得很哪”，我不相信，因为我相信我自己不会去犯法。谁知道五年后那句话应验了，邱兄在狱中自杀惨死……

谈话临结束时，李彬再次婉言劝我千万不要留在成都。我说：“我要考虑考虑。”

此后三天，我如热锅上的蚂蚁，心慌乱爬，五次跑到提督街那一家小店去寻访邱原，五次他都不在。向店内一个胖老头打听邱原的家址，他又不肯告诉我一——想是邱原对他有所吩咐。这三天啊，困坐愁城，急死人了，我只能读一读消闲书，《御香缥缈录》啦《瀛台泣血记》啦《清宫二年记》啦等等，做学问的正经书一本也读不下去。三天过了，热梦冷醒，心想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还得面向现实，及早收拾诸般杂物，准备哪天归去来兮，于是动手清理杂物，一一集中。我有英国的自行车Raleigh一辆，早已卖掉。家具不少，前几年挨饿时我卖得差不多了，所剩不过书橱、书架、灯柜各一，衣箱三口，盛书用的麻布口袋八九只而已。唯独书多，六百余册，多系五十年代中期以来，用微薄的稿费，从旧书摊和古籍书店辛辛苦苦搜罗来的，寄存在公家的藏书室内。清理这些书的时候，每一本都引起我的一段记忆和一缕感伤。书们虽曰智慧，实则同我一样愚蠢，不知大难之将至，还在那里神气地微笑着，逗我去读它们。我用扁挑和绳子将它们一挑又一挑，总共六挑，请到客房内来暂时安顿，堆成金字塔，然后分类集中，盛入麻布大口袋，忙得头上冒汗。

邻居熊嫂（农场场长卢德银之妻）走来一看，吃惊地说：“天哟！这么多书，要值多少钱哟！”我抬头一笑说：“当初确实花了我不少钱。”她说：“我的老家在乡下，从前也有许多书。我父亲是中医，一辈子辛辛苦苦买了许多书。他一死，家里人不识字，都贱卖了，好可惜哟！书这东西，用之为贵，不用为贱。”说完便走开了。

从前我只知道苏轼说的“用舍由时，行藏在我”，现在又听见同这话对立的至理名言出自文盲妇人之口，我的灵魂遂被狠狠触及，终身难忘。“用之为贵，不用为贱”的东西多得很，岂止书吗？熊嫂如果追缀一句“和人一样”，这句至理名言就更加圆满了。

“不用为贱”。贱就贱吧，回我的故乡去劳动糊口吧。要紧的是不要露出一副贱相，招人哂笑。所以3月7日我第六次寻访邱原，终于在提督街那一家小店内找到他时，我只对他苦笑着说：“邱兄，我要回老家了，特来向你告别。”只字不说我想留在成都。他放下手中的一本小说，引我去坐茶馆。两人海阔天空，随意放谈。我问他对摘帽的看法，他笑笑说：“摘不摘都一样。”他的倔强一如往昔，毫无“悔改”。我想起李彬说的“危险得很哪”，不免替他担忧，劝他注意交往。他却笑我胆小。他说：“社会上至今还有许多人在打听你，在关心你，你不是孤立的。老弟，好好保重。”我后来才知道，他所说的“许多人”其中有一个何洁——一百六十八天之后，她做了我患难中的妻子。

离开成都之前，除了邱原而外，我还去寻访了四位右派分子老大哥。他们都是聪明正直的人。同他们交往，如登山，如临水，使人胸怀亮阔，忘却忧患。

3月6日早晨，我去长顺中街看吕鸿年。他是省文史馆馆员。他住家在铺面，门对治德号牛肉馆。找到这一家名小吃，就能找到他的家了。他家住房湫隘，街上行人都能看见他的寝居。我站在门外，探首向内望，见他正在起床穿衣，便呼“吕老”。他从声音听出是我，大喜，急忙披衣趿鞋下床，连声说：“来得好。来得好。去年夏天与君分手之后，我一直在等着你来。我有一句极其重要的话要对你讲！”

吕老室内光线很暗，家具破旧，陈设凌乱。床上不见毯子，唯有草席而已，虽然气候尚寒。他擅长书法，四壁挂满自写单条，作自我欣赏用。行书带草，意态苍老。署名穰翁，盖取“穰穰满家”之义。当了九年右派，至今和我一样戴着帽子，弄得家业萧然，哪有什么穰穰之象。还爱写写旧诗，严肃的有“大易原不易”句，哀艳的有“不知何处唤卿卿”句，都曾被我嘲谑。他不生气，反过来嘲笑新文学。后来文革时期，我托何洁去看望他。他即兴写单条一幅送我，七言绝句一首。结尾两句，他也不怕革命造反派的检举，来得很猛：“若是有人欺侮我，一拳打倒逃关东！”在某次抄家的前夜，我把它烧掉了。

我环赏四壁龙蛇的时候，吕老一边喷响鼻一边洗脸。他的盥洗用具，不用说，很简陋。他的面巾也颇黯黵，令人生疑。他的精神状态却很旺盛，一边漱口一边解释他为什么署名穰翁。“五谷丰登谓之穰。”他说，两手围腹作肥胖状，满意地晃着头。“胸臆充实，形态饱满，谓之穰翁。哈哈。”他的两个儿子，一个青年，一个少年，站在一旁不以为然地抿嘴笑。看得出来他们不是第一次笑自己的爸爸，我也跟着笑了。

吕老哼了一声，那一句“极其重要的话”也顾不上告诉我了，便当着我的面，开始庭训教子：“你们还笑呢。过来！这是余叔叔。有名的流沙河就是他，你们知道他吗，唔？余叔叔在你们这个年纪，诸子百家，已经读了许多书了。你们？你们懂个屁！人要懂旧文学；不懂旧文学，也就不懂新文学。不信你们问余叔叔是不是这个道理。”

两位贤侄你看我我看你，忍不住笑。

“是这个道理。”我笑着说。

吕老接着说：“你们看，人家余叔叔多懂礼节，哪像你们两个哟，只会瓜笑。你们要跟余叔叔学礼节。唔，快去给余叔叔泡茶来！”

“没有茶叶了。”小儿子说。

吕老摸出两角钱来，叫小儿子去买茶叶，又吩咐去上班的嫂子中午带菜回来，意思要留我吃午饭。我知道他自己尚未早餐，也就不便久留。我向他说明来意：我是来辞行的，我要回故乡劳动去了。他连声表示惋惜，并不厌其烦地夸奖我旧文学根柢好，不时地说几句对新文学很不客气的话，又同我谈《易经》，说鼎卦说革卦，又同我谈旧诗格律音韵之妙，一首接一首背诵他的诗，仿佛我们还生活在五四运动以前。

茶叶买回来泡好后，吕老才对我讲他要讲的那一句“极其重要的话”。他很严肃他说：“去年夏天我们同窗两月，在右派集训班学习，我就很喜欢你。你天资敏悟，又非常好学。但是，你没有注意养浩然之气。这是你的缺点，你得留心。还有，你的下颏收缩，此乃暮年困窘之相。还有，你的双颐欠丰，恐怕不长寿啊！我要劝你，凡事宜看远些，宜看淡些，就像我这样。当了右派，这算什么，一场儿戏而已！你不是在学习会上引过《庄子》的话吗：子呼我为马则马，子呼我为牛则牛嘛。哈哈。”他说话的嗓音很洪亮，站在街上也能听见。他说得很自信，我听了想笑又不好笑，只有不停地唯唯，不停地点头罢了。

“极其重要的话”我也敬闻了，该走了。我几次告辞，他几次挽留，留我听他谈修身谈养性，谈一个老憎和一个老妇的故事，说那个老妇去抱着那个老僧求欢，老僧周身冰凉，巍然不动，此之谓“枯木傍寒崖，了无温暖气”云云。在送我的路上，吕老仍然亮开喉嗓高谈阔论，旁若无人，嘱我自求多福，自寻多乐，万万不可堕入老僧“枯禅”自找苦吃；嘱我以后有机会到成都一定要来看他，食宿由他管了。我一边点头一边在想：“他是一个寂寞的儿童。”一场极左灾难快要来了，报纸上在批判《燕山夜话》了，“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条曾经葬送我辈的诛语现在又抛出来了，可怜的他居然毫无知悉，还在说些什么梦呓！

送我到黄瓦街，临歧分手，我念了杜甫的《赠卫八处士》结尾两句“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暗示他后会恐无期矣。他却大笑，说我已经堕入“枯禅”。他把住我的臂摇摇，说了一段使我诧异不已的话：“人说科举制度不好。不好？未见得吧。像你这样的读书人，在那时候，月月还领到二两银子的膏火费——也就是灯油钱。夜间读书要点清油灯嘛。二两银子不少，吃饭也就够了。谁也不会弄你去做重劳动啦！可惜！可惜！保重！保重！”

后来文革时期，有一夜我梦见大雪纷飞，在野地里，吕鸿年如婴儿捆束在襁褓中，双目瞑合，周身僵硬。醒来后我吩咐何洁：“去成都时，你到长顺街看看吕鸿年。他可能呜呼了！”何洁去看了他，精神上好，没病没痛，还在天天写字。根据弗洛伊德《释梦》之说，我想圆说此梦，敬请吕老原谅，如后：野地大雪暗示他的环境冷酷，襁褓婴儿暗示他的性情天真，瞑目僵硬暗示他的思想陈旧。不知吕老以为然否？

挥手道别之后，我去盐道街看傅洁予。他是省博物馆工作人员。这是我第一次去他家。一条窄巷进去，左边第二家双扇黑漆门便是。入门见他蹲在地上，正在搓洗一盆衣物。见我来了，非常快乐，一边洗衣一边告诉我去年夏天右派集训班诸同窗的近况。他们到他家来过，所以他知道他们的近况。他们中间没有一个像我这样即将被押回原籍去接受监督劳动，他们的命运都比我好。

“上面为什么要弄你走？”他问。

“要搞运动了，我猜想。”我说。

“这是一个信号！”他说。

傅老是右派朋友中的一个革命传奇人物。老实说，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像他这样的所谓右派。他是1924年的中国共青团团员；他是大革命时期武汉党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他是三十年代初期为革命牺牲了的一位女共产党员的丈夫；他是四川的著名革命烈士车耀先的挚友；他是现今国务院某部部长四十多年前从上海到延安去的引路人；他还是五六个右派朋友的可敬的老大哥。朋友们敬爱他，不仅仅因为他为人古道热肠，还因为他是一部活生生的党史参考材料。

洗好衣物，傅老到外面去引来一位同大院住的李同志（不是右派）向我介绍。彼此一见如故，无所顾忌，什么都谈。李同志专业历史考古学，在他所在单位，堪称权威。我在这方面自来有兴趣，便向他请教，并流露出羡慕之意。李同志一声长叹，说：“学这行没有用。我在机关内打杂跑跑腿罢了，没啥搞头。何况出身不好，稍有一点问题，别人便说这是阶级本质决定。别人的出身好，再有天大问题，也是后天习染所致；我们则是先天注定。我们，包括你在内，自知前途无望，只好老实做人。成名成家的奢望，早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如今只是混世而已。”我想起了，傅老曾经对我说过，他们那里有一位同志自称是“不戴帽的右派”，不知道是不是指的他。我们还谈到支机石和古巴蜀的大石文化，还谈到用阶级斗争史取代通史的可笑做法，以及用史论取代历史本身的简单做法，还谈到戚本禹批判罗尔纲，硬说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是大叛徒……这时候老嫂子端出面条来，大家用餐，气氛和睦如一家人。这样的气氛，我在本单位从未领略过。十八年过去了，至今依然记得那一天的面条是怎样吃的。

午饭后，上街去坐茶馆。在茶桌上，傅老说了许多消沉的话。对摘帽，对前途，他都不再放在心上。他说：“我们这些人纵然摘了帽，也不会有什么好处境。你还记得去年夏天同窗的柳毅吧，那时候他不是摘了帽吗？前不久在街上遇见他。他的脸色阴郁，仍然做一个办事员。而他从前是某军区情报处长，老干部呢，尚且如此！”李同志也说了许多令人扫兴的话，主要是学术界方面的。川大教师职员，或以所谓表现不好，或以所谓出身欠佳，被转业调走者己数百人。学术界老前辈纷纷被打倒了。被认为左得还不够的所谓落后分子的文章已发排者，给抽下来，更不用说摘帽右派的文章了。左风看来方兴未艾，李同志说，不知将来更要吹得如何猛烈，还钻什么学术！他一番话在我听来恰似雪水浇头。我从前幻想过有朝一日摘帽之后去搞学术研究，实在蠢得可爱。促使我下决心早日滚回原籍，劳动吃饭，了此一生，李同志一番话起了极大作用。下午近3点辞去的时候，我站得端端正正，向李同志一鞠躬，口称“感谢教益”，胸怀一腔悲愤。

为一种结束感所催逼，第二天午后我又忙忙慌慌地到外西罗家碾省委招待所附近去看胡定远。他从前是马列主义教员，如今在省总工会的养猪场劳动。他的日常革命实践无非是从量变（养肥）到质变（屠宰）而已。胡兄一人两灶，一灶煮猪食，一灶煮人食。他很乐观，认为一旦时机成熟，帽子自然摘掉，不必过虑。我很悲观，认为此生休矣，说了许多伤心话。他不放心，第二天写了一封信，批评我的别愁离绪似欠健康，也算尽到朋友之谊。毕竟他是教马列主义课的啊！

3月8日上午，我又去外南小天新村看何剑熏。他从前是大学教授，重大中文系主任，后来又调到西南民族学院任教，如今是省文史馆馆员。他当右派，同拙诗《草木篇》有关系。小天新村，居民是城内的拆迁户，平房小屋，低矮密集，维持着拆迁前的旧貌。我在村中转了很久，问来问去，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小天五路1l5号。走近一看，哈，何教授蹲在门前，又是吹又是扇，正在给蜂窝煤炉子生火。我叫一声“何教授”，他惊诧地抬起头。嘿，一脸煤污！认出是我，大喜，扇子一丢，擦一擦脸，憨笑着说：“扇了一上午，还是不燃。”便引我入室去。室中空荡荡的，家具很少，尘埃厚积，唯有二多：书籍多，桌上、椅上、床上、地上都是；酒瓶多，桌上、架上、橱上，还有床底下，都是。床上被褥不理，烟灰缸中残烬不倒，地不扫。坐定了，抽燃他递来的劣质香烟，我才发现他是赤脚趿着露趾布鞋，走路佝背，向前倾俯，脚步前踬后跋的，比去年夏天同窗时又老一头了。他的衣裳有破缝了，久不洗了。他的夫人已经调到外地去了。家中二子都在上学，过一会就要放学回来了。他刚才蹲在门前生火，就是要给他们做午饭的。他是慈父兼慈母，一身而二任焉。两年后，二子之一将惨死于“文革”械斗。不过现在暂时还活着呢，人不知，鬼不觉，正坐在教室内听老师讲课，也许肚子里正在咕噜响，该饿了吧。做爸爸的一边同我谈话，一边站起来探首窗外，看那急死人的鬼炉子燃了没有。

我说，我将被送回原籍去劳动，特来辞行。他不相信。他认为不可能，这天真的教授。他说话，声音在颤抖，罗罗嗦嗦，老是重复去年夏天同窗时对我说过多次的话，例如夸奖我聪明啦有才华啦，批评我1957年写的《火中孤雁》一诗是瞎胡闹啦，说他同胡风吵过架，当初不该定他也是胡风分子啦，说他讲课讲溜了嘴，讲了一句“东晋西晋”，到1957年学生就揭发他“不学无术”。“不知西晋在前而东晋在后”，这是他终生抱憾的奇耻大辱啦等等，唯独不说他为《草木篇》受牵连当右派一事。我一边听他说话一边感伤地想：“可爱的教授，你是暮年之人了！”

眼看快中午了，他又慌着要去生火。我拉住他说：“街上去吃。”他脸红了，说：“没钱。工资，嘿嘿，我用完了。”我说：“我还没有用完呢。走吧。”便拉他往外走。出门瞥见炉子已经熄了，他叫我等一等。他回室内去找到铝锅，量好米，加好水，双手捧着出门，去请邻人代煮二子的午饭。谈妥以后，高兴地引我去进饭馆。走了半条街，身后有人追来，高呼“何老师”。原来他忘记了铝锅煮饭得有盖盖。于是他又跌跌窜窜赶回家去，东找西找，总算找到了盖盖，交给邻人。然后气喘吁吁地走来，拍着前额，自己笑自己的健忘。见他这样，我就更加心酸了。

何教授引我去一家他常常去的饭馆。坐定以后，营业员来摆筷子，问吃什么。他拽营业员的衣袖，小声说：“我赊帐。”营业员笑着说：“没问题，何老师。”我赶快摸出钱，先付了帐，叫来两菜一汤二两酒。我不会喝，二两酒全归他。三杯下肚，他的目光渐渐散乱，他的言语渐渐含糊，嘟嘟囔囔，不知所云。我只听清楚了断断续续的一句话：“我要去问……问沙汀……为啥不……不留你在省文联。”这时候营业员走过来向我耳语，说何教授每月领了工资以后，夜夜来这里喝酒，醉得一塌糊涂，常常倒卧大街。我听了暗暗发愁，怕他醉了跌倒。二两喝光，他嚷着还要酒。营业员骗他说：“酒卖完了。”我扶着他到茶馆去。他推开我，悄悄说：“不要抱。羞人！”喝了两道酽茶，他才渐渐清醒。然后我陪他回家去。

回到家中，歇了许久。酒醒后，他问我：“你真的要离开成都吗，不骗我？”

“上面已经定了。真的。”我说。

他连声说“可惜”。接着从抽屉内拿出他多年来的心血之作《骚札》稿本，同我讨论。他解释屈原的《云中君》写的是闪电神，我不同意。两人愈争论愈激烈，惹得邻人来窥窗户，看我们是不是在骂架。接着又谈到古文字，他解释“吉”这个字，说：“吉字就是现在的吃字，古音相同。吉，从士从口。士就是兵士。民间所谓吃粮投军，这是吉的本义，专指士兵吃粮。”我很赞成。他解释毛泽东《送瘟神》的“千村薜苈人遗矢”一句。说薜苈是像声词，同啪啦一样，用在诗中形容“遗矢”（矢即屎也）的啪啪声。我原以为他是在说笑话。看见他那一副严肃的探讨状，我才知道他真是这样想的。我笑痛了肚子，说不出话来，直摆手。

这天晚上回到布后街1号客房，我心里忽然空虚了。我的朋友就只有这几个，该去辞行的我都去过了。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一扇我可以去叩开的门了

4．离开成都

离别成都之前，除了听从省文联总务科刘科长的吩咐，多次去凤凰山麓的机关农场，运回育栽的桉树苗和桑树苗，运回猪饲料、劳动工具、家具、窗框、门扇等等什物，并在省文联东风路建筑工地栽树、种棉花而外，我抓紧时间做了两件事：一是焚稿，一是读书。

先说焚稿。我把五十年代初期以来存积的一大堆函件、底稿、笔记，乃至我认为没用处的书本，一一清理出来，最后过目一遍，回味回味，感伤感伤，然后狠心撕碎，大有林黛玉焚稿断痴情之概，投入南方丙丁。我的前半生足足烧了一个钟头。在清理过程中，最有趣的是在箱底发现一大张新崭崭的全国粮票九十斤。想起了，这是1956年省文联总务科寄给我的，当时我在北京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进修，日子过得飘飘然。三年后，大饥饿的日子里，我竟然忘记了这里还藏着九十斤粮票。如果当时找到它们，我也不会饿得发昏，害肿病了。佛说，一饮一啄，都是前生注定，倒真的有一点像呢。七个月后，天下大乱，邱原躲红卫兵，离开成都流亡，我叫何洁把这九十斤全国粮票给他送去了。

再说读书。朦胧地感到大难之将至，到时候恐怕读不成书了，不如趁它将至未至，拼命多读几本，正如篮球赛快要终场了，双方都要拼命投篮一样。我对每一本翻开的书说：“你们要寂寞了！”便用双目紧紧地吻它们，不分昼夜。四十天内，我温习了五部书，它们是《庄子》《涌幢小品》《殷虚卜辞综述》《中国古代历史新研》《古典新义》，新读了六部书，它们是《殷虚文字集联》《积微居小学述林》《读书管见》《古史零证》《远古文化史》《读金器刻辞》——这一本马叙伦著《读金器刻辞》是我在离开成都之前亦即文革爆发前夕最后购买的一本书。我读每本书的时候，常常在想：“哪天叫我走呢？这本书能不能读完呢？”每读完一本书，总是暗自庆幸，仿佛高崖垂下的绳梯我又攀了一段。我当然希望绳梯不要断，让我一直攀到崖顶。不过我也深知，这一具绳梯早迟会断的，只是不知道断在哪一本书的哪一页。人面临着威胁读书，就像都德笔下的那个法兰西小学生读最后一课，对所学的印象特深。倒是悠闲读书，如吃零食，过嘴便忘。在这期间，曾经在农场管过我改造的卢德银两次劝我用架架车把藏书拉到古旧书店去卖了，我都一笑置之，心想：“你未免太不了解右派分子了。”还有一位至今不知是谁的同志，想来也是一条蠹鱼，他托司机曾绍华来商谈购买我的藏书，整卖零卖随我。我很不悦，对曾绍华说：“你去告诉他，我还在买书。”最后买的这一本《读金器刻辞》被我抢先读完了，在1966年4月19日我被通知命运已被决定之前。阿Q又一次胜利了。

1966年4月19日下午，省文联人事科长李彬找我谈话，说：“刚才和金堂县委组织部通了电话，已经最后决定，送你回原籍去，可能是到你家乡城厢镇的菜蔬社劳动。你的档案早已转到县委组织部去了，今后该那里管你了。到了那里，千万要听话啊。你是作为退职处理，我们给你退职费五百多块钱，你拿回去添置些家具吧。记住，还要订一份《四川日报》，好好学习，跟上形势。”我立即表示愉快服从，决心劳动一生。在前一日，我因为等待得不耐烦了，已向李彬写了一份报告，要求快些送我回原籍去。这份报告，同我九年来写的那些思想情况报告一样，想来还存在我的档案内。幸好原稿尚在日记本上，我现在读了觉得很真实，不妨摘引结尾一段，向读者老实交代，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