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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希望做一个体力劳动者，而且做到生命最末一日。这个愿望是真诚的。自我有生，三十五载，还从未作如是想过。劳动九年，亦未下过如此决心。以往劳动，虽不嫌脏怕重，看似积极，其实从未立志劳动终身。每月领三十元生活费，横顺有的是。有此可依赖，自然会认为劳动不是我的终身事业。改造不好，此当是一大原因。今则既下决心，誓不徘徊。若存一丝一毫苟且恋栈之想，则非圆颅方趾之人，犬？？豬？？视之可也。岁月不待，农场归来，匆匆将两月矣。请求领导速决，好去新的岗位。流沙河　1966。　4。　18

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当然能够愉快服从，甚至不打一个嗯吞。临结尾那一句口气很硬，译成白话便是这样：“谁还想赖在你省文联，便不是人，是猪，是狗！”一个被改造的右派分子，不做出一副摇尾乞怜状，竟然说这样的硬话，恐怕应予教育。不过领导上急于赶我走，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只要我愿滚蛋，免除领导上“包庇”大右派之嫌，他们就放心了。他们只顾他们自身的安全，所以踢开我。

李彬同我谈话以后，省文联党组书记，那个断臂大校，又找我去临别赠言。他一开腔就走火，说了一句“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我若要耍赖，便可以扭住这句话，要求留在省文联，不走。我笑笑，听他继续说。万法归宗，最要紧的是“多买一些主席著作，一有空就学”啦，“劳动要用主席思想作指导，不要为劳动而劳动”啦。抱歉的是太难做到，在我。这时候，省文联党组副书记，一位诗人，大约是有事情要找断臂大校商量，走了进来。断臂大校赠言暂停，拟作介绍，望望诗人，又望望我，问道：“你们认识吗？”诗人红着脸，只笑不点头。我谅解他，便抢着说：“不认识。”其实是认识的。岂但认识，九年前还有幸与他同坐茶馆，在他家中住过，无所不谈。后来我出了事，彼此便忽然互不相识了。我不想妨碍别人的官运，所以主动划清界限，说不认识，于是断臂大校又作介绍，很认真地。我站起来，向诗人一鞠躬，心里想笑。

两天后，奉省文联之命，卢德银押送我回原籍金堂去。他不是董超、薛霸之流，他在路上待我很好。我也不是林冲，我在路上小声唱歌，庆幸自己永别了布后街2号。我唱的是弗斯特的《康塔基老家》。离开那古老的双扇黑漆大门的时候，我没有回头。我的离开，被押送回原籍，不错，真是一个信号——中国历史上荒谬罕见的所谓文革在布后街2号宣布开始的一个信号。挨第一炮的，有幸，是我！

五天以后，即4月26日，《四川日报》发表批判李伏伽的文章，来势甚猛。文章末段，不忘旧恨，又揪出九年前已被批臭了的我的《草木篇》来。4月28日，《成都晚报》发表批判李伏伽《夏三虫》的文章，又扯着我骂。我被当作天平秤的砝码使用，要衡量某人的“罪恶”，便放我到天平秤盘上去。搞臭一个好人，只须说他像流沙河一样就行了，何其省事。幸好这时候我已经离开省文联了。

5．回老家去劳动

金堂县旧治在我的家乡城厢镇，距成都四十五公里。城厢镇很大，有东南西北四条长街和几十条小巷，还有一个破破烂烂的公园。我的童年就是在这个镇上度过的。五十年代初期，县治迁往赵镇，距成都六十公里。1966年4月22日早晨，卢德银押送我先去赵镇，找中共金堂县委会组织部。卢德银进去同组织部的人联系，我在办公室外面等着。过了一会，卢德银出来，说县上的意思是安置我在县农场劳动，食宿皆方便，每月发给生活费二十元，还说留在县农场有利于改造（指管得紧）。我拒绝了，要求回老家去，到社会最底层去劳动，自谋生路，自由毕竟比饭碗更宝贵。这个点子是两千年前的庄周同志给我出的。他劝人学泽雉，宁愿“五步一啄”“十步一饮”，不愿“畜乎樊中”。我拒绝去农场，县委组织部也不好强留，便同城厢镇通电话商量，安置我回老家去劳动。于是当天下午卢德银押送我离开赵镇，步行折回城厢镇去。

时在春末夏初，天气燠燥。赵镇去城厢镇十五公里，沿途丘陵，多上坡路。眼看夕阳西昃，赶路心切，走得我直喘气，内衣汗湿。想古人得意于“富贵而归故乡”，我乃戴着右派帽子，被押送回原籍，一副狼狈相，心情自不免栖栖皇皇，忧虑着后半生茫茫的命运，任他沿途青山绿水，也无兴趣观赏了。但又不愿意露出可怜状，招卢德银目笑，并带回省文联去传播，有损鄙人形象，我便装出一副自我感觉良好的样子，笑嘻嘻的，仿佛这次是我在帮助他完成政治任务似的。同时又找一些正面的话题，反帝啦防修啦国际国内形势大好啦，同他攀谈，向他说教。要讲这一套漂亮的废话，老实说吧，我的油嘴开合自如，随便可以滔滔不绝，一点也不比别人逊色。“右派分子确实狡猾！”卢德银也许会这样想吧。其实我讲那些废话，只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狼狈相而已，可悲的还是我！

疾步赶到城厢镇已是黄昏时候了。巍巍峨峨的朝阳门（东门）城楼和两翼城墙上仰啃天空的齿堞，历风雨数百年，今己荡然无存。好像一个人免了冠，褫了衣，城镇的外貌被毁了，内态暴露出来，显得丑陋。大东街仍然是那样的大东街，路面凸凹，房屋更破败了。我幼时求学的那一家金渊小学，黑漆龙门，石砌台阶，怎么毫无刷新，完整保留着昔年的记忆。停步望之，既亲切又感伤，仿佛看见顽童的我背着书包从里面跑出来。再向前走，是那一家金堂县立中学，我也读过，仿罗马教堂式的大门雄壮高矗，还是民国十九年驻军旅长杨秀春督修的旧物。中学对面，那是金刚公园，已成废苑荒池，远望唯见竹树人家而已。再向前走，大东街转向上北街，但见关门闭户，市井萧条。本镇尚吃，饭馆生意不错。街上行人匆匆，想是劳动下班回家去的。我很高兴，行人没有一个认得我的。这里虽曰我的故乡，我却是在成都出生的，四岁那年才随父母迁回这里，十六岁初中毕业后又独自离家去成都上高中，每年只是假期回家短住，解放后又一直在成都工作。三十五岁的我仅在故乡生活了十二年，所以这里认得我的人很少。再向前走，一路问去，在上北街找到了要找的镇政府即镇人民委员会——这块白底黑字招牌不久以后将被造反铁拳砸碎，而用所谓的镇革命委员会的那块黄底红字招牌取代之，从而带来一场空前浩劫，败坏党国，残害民众，流恶深远。不过此时大家都还蒙在鼓里，谁也想不到惨变之将至。走入镇政府大门，庭院寂寂无声，不见人来人往，可知政简风清，一切尚未乱套，唯有正面厢房壁上怵目惊心四个大字“闻风而动”预示着中国非大乱不可。

几个工作人员下班，从院内走出来，一边走一边交谈着。其中一个女的，怯生生地一惊，停步小声唤我：“九哥，回来了吗？”原来是我的堂妹余勋锦，她在镇上当会计。我说要找镇长，她旁边的一个瘦高个子，眼睛鼓鼓的，显得很干练，看看卢德银，又看看我，说：“唔，你们来了。”便引我们到院内的办公室去。

镇长姓王，嗓音洪亮，说话眼珠直转，做事颇有魄力，从最基层逐步升上来的，算来该是本镇的老干部。我向王镇长报了到，交出户口迁移手续和粮食供应关系。从此以后，我就是城厢镇的居民了。我向王镇长陈情，说今天只是来报个到，明天我还要回成都搬运家具和书籍，待诸事了当了，便赶回来听候安置。王镇长同意给我几天假，嘱我早去早回。然后由他单独听取卢德银汇报我的改造情况，我则离去，疾步回家看看。母亲肯定听堂妹勋锦说我回来了，她老人家难免提心吊胆，东猜西疑，会不会认为我在外面又惹了什么祸，才被发配回老家呢？

算来1950年故园一别，如今已是十六年了。想我为人长子，少年离家，在外面不好好学乖弄巧，自取身败名裂，还要祸延慈母，连累她老人家重新戴上地主帽子，实在问心有愧。我走出镇政府，斜窜入糠市巷，一路低头自责。走到我家所在的槐树街，迎风嗅着愈晚愈浓烈的柚花香，我知道这熟悉的香气来自故园，那些遗忘了的记忆便忽然唤醒了。多好啊，如果我现在是背着书包，滚着铁环，放学回家去！

自责自愧之情，于是一扫而光，我快步轻走着，满心温暖。走着走着，余家院子大门尚未走到，怎么老远就望见母亲的住房了？原来院墙塌了一段，只须横过邻家的菜园地，便可回家。我不想走捷径，便踏着童年的旧踪迹，走向大门，欢欢喜喜，一直走回家中。

母亲正在忙着做晚饭。

“妈，你老人家好啊。”我笑着说，心里想哭。

母亲很激动，双手在围腰上擦来擦去，不知该做什么才好。我向她老人家解释为什么要回来，让她放心。在那阶级斗争的时代，株连治罪的年月，一个恶名昭著的大右派儿子回家来长住，显然会给她带来不光彩，甚至带来威胁。可是我的那些解释，那些让她放心的话，她都听进去了，还不停地点头说好。她是心甘情愿被欺骗啊。妈毕竟是妈！

这一夜住在本镇招待所。王镇长来通知我，说我已被安置在本镇家具社拉大锯。从此一拉就是六年。

6．大锯生涯

婴年趣事，多已遗忘，还记得母亲抱我跨坐在她的两腿上，握着我的双腕，一推一拉，一拉一推，随着推拉的节拍，曼声吟唱：“扯一锯，还一锯，吃口奶奶又来锯。”逗我欢笑。稍长，看见别家做母亲的也这样逗小孩，不过唱词更有趣些，如下：

扯一锯，还一锯，家婆门口有本戏。请外孙，来看戏。看饿了，吃啥子？牛肉包子夹狗屁！

光阴如白驹之过隙，一晃，人到中年，想不到我真的拉锯了，一拉就是六年。这活路够燥辣，全不似“吃口奶奶又来锯”那般有趣。如今事隔十多年了，友人见面，总要问我：“看你这样瘦，也能拉锯吗？”言外之急，颇有怀疑。我笑一笑，只有一句很坦白的解释：“人要吃饭，没有什么不能做的。”

1966年5月3日是我拉锯的第一天。联手罗绍和师傅，矮矮胖胖（我是高高瘦瘦），家在农村，比我大一岁，文盲，拙于言辞。他引我入门，只有两句话：一句是“双手端平，亮出腋窝”，一句是“两腿跨开，前如弯弓后如箭”。说起来倒简单，做起来就难了。我的四肢僵硬，姿态可笑，憨使蛮劲，弄得联手穷于应付。“罗师傅，对不起，痛脚连累好脚了。”我频频地向他致歉。他只嘿嘿一笑，倒不生气。作坊里的木工师傅常常放下活路，走来旁观，或提醒我“亮出腋窝”“后腿打伸”，或替我拉几锯，做个示范动作教我，没有一个当面嘲笑我的。不过也有这样的情况，某个木工师傅突然×妈捣娘高声叫骂，抱着一块木板跑来，冲着罗师傅吼道：“我说你狗×的只有饿饭！你来看看，解些什么板子，坑坑包包，推刨子推死老子了！”原来木工也和解匠一样，都是做计件工资的，我们解的板子不平，害得他们多做背工活路，影响收入，所以他们要骂。我明白这是罗师傅替我挨骂了，赶快赔笑自责，声明是我手艺太瘟。罗师傅胆小怕事，挨了骂急得脸红，至多在喉咙里嘟脓一句“你自己也有妈”，算是对“×你妈”作了回答。两三个月以后，我渐渐上了路，这样的情况就很少发生过了。

解匠活路极重。国家给的粮食定量四十五斤，月月被我吃光。有多少次，日暮收工，大锯一放，全身都瘫软了，不由自主地落坐在背后压马杆的大木料上，仿佛再也站不起来。必待一支烟抽完，才恢复了一丝气力，站起来披衣服，穿裤子，趿鞋子，然后拖着两腿走回家去。夜间入睡以后，梦中还在哎哟连天的呻唤着，而自己却不知道。

计件工资制逼得人不敢偷懒，每一分钟都得计算着使用。我若偷懒，月底挣不够买米钱，就得饿饭。我忘记了星期日这个概念，一年做到头。腊月三十的黄昏还在做，正月初二的早晨又铮铮嚓嚓挣挣扎扎拉起大锯来了。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这样勤奋过。天亮起床，烧火煮饭，胡乱吃了，出门疾走如风，赴去上班。从我家走到北街木器家具社，只需八分钟，路上决不耽误时间。走入木器家具社的店门，便忙着解纽扣，脱衣服。走到架木料的马杆旁，裤子已经脱了，只剩一条么裤遮丑，裸体，赤脚，二话不说，便同联手拼命地拉起来。为了不浪费时间，上厕所小便总是和联手一道，跑去跑回。本社有解匠四人，自愿结合成两组：我和罗师傅一组，小邹和陈师傅一组。掌墨师姓黄，熟读四书五经，写得一手好字，教过私塾，开过棺材店。解匠们当面叫他黄老师，背后叫他耳聋。每天早晨，黄老师翻出一堆木料，一一弹好墨线，给解匠们作几句必要的指示，便袖手到店上闲坐去了。那一堆弹了墨的木料，有好解的，有不好解的，也就是说，有肥有瘦。谁吃肥的，谁吃瘦的，两组解匠之间，不免勾心斗角，常常争吵。我和罗师傅这一组，有了我这痛脚连累好脚，能力当然弱些，进度当然慢些，所以常常是失败者。看见一块肥肉（又软又湿的大木料）已经弹好墨线放在那里，我和罗师傅垂涎欲滴，恨不得两锯三锯锯完架在马杆上的木料，好去抬那一块肥肉。同样地，小邹和陈师傅那一组也在拼命追赶，铮铮嚓嚓之声愈来愈急促。结果总是他们那一组领先锯完架在自己马杆上的木料，两人笑盈盈地将那一块肥肉抬起走了。这时候罗师傅伤心之至，黑起脸，嘟起嘴，气得狠敲抓钉。我呢，这时候就得一边拉锯一边讲一两件奇闻怪事，给罗师傅疏导疏导，使他快乐。他像小孩一样，喜听凶宅闹鬼、猛兽吃人、猪生三足、牛长独角之类的怪事。

常解的木料被分为正料和杂料。正料只有松、杉、柏、桐四种，一般说来好解，解出一丈板面（以一尺宽计算面积），两人共得工值三角五分。正料以外，都算杂料，包括白桦、赤桦、青棡、洋槐、皂荚、菩提、麻柳、夜合、楠、樟、枫、榆、桉、柳等等，有的太硬，有的太绵，一般说来难解，解出一丈板面，两人共得工值六角。我在那六年内解的几乎都是正料。从早到晚，抓紧时间苦干，可解八丈板面，两人各得工值一元四角。解匠生活很苦，大多面黄肌瘦，穿着破旧，比木工低一等。苦中寻乐，最好的途径是幻想。解匠们都幻想世界上有一种又软又脆又疏松的木料如芭蕉树一样，堆积成山，供他们天天解。可是这个幻想又被解匠们自己否定了。有他们自嘲的谣词一首为证：

青朋硬。麻柳绵。芭蕉好解不给钱！

记得有一天下午，炎阳斜照，懒蝉长嘶，两把大锯铮铮嚓嚓之声催人昏昏欲睡。忽然听见小邹和陈师傅一边拉锯一边发起牢骚来。牢骚的主题是诉解匠的钱太少，骂人间的不公平。好在岳社长不在这里，掌墨的黄老师也歇凉去了，木工师傅们又都躲在各自的工房内忙活路，没有外人听见，不会被谁密告上去，夜间开会挨刮。罗师傅也有牢骚要发，便扭过头去伸嘴搭白。他供养着家中四个农村人口，自己顿顿吃泡菜，比我苦多了。我当然也有牢骚，但不敢发。要知道，公安局派出所布置的专门监督我的言行的某个小组共有二十个成员，遍布本镇，小邹就是其中之一。我若“乱说乱动”，他会去告我的。”

铮嚓声中，牢骚发完，三个解匠转入发表幻想演说，你一句，我一句，好不热闹。我也伙到他们瞎说凑趣。

小邹是文革前的中学毕业生，稍具见识，头脑灵醒。他的幻想富有情节性。说某日一辆小汽车开到本镇来，停在木器家具社的店门外。车门开了，走出来一位老干部。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劳动部部长，后面跟着我省省委书记。他们是到民间来私察暗访的，就像包青天大老爷一样。他们步入我店，说家具做得好。听见内院铮铮嚓嚓之声，他们就走进来，看我们拉大锯。部长说：“这活路太苦了。”问我们一个月挣多少钱。我们据实回答。部长吃惊，回头对省委书记说：“工资太低了吧，唔？”省委书记当即把岳社长叫来，一顿痛刮。部长回到北京以后，发了一个中央文件，专说提高解匠工资，加一个番。

罗师傅不懂得什么叫“加一个番”，小声问我。

“解一丈，拿两丈的钱。”我说。

罗师傅憨笑了，仿佛文件已经下来。

接着是陈师傅发表幻想演说。他说：“有一把神锯就好了。根本不用气力拉来拉去，两人只须抬平锯子，这头走到那头，一块板子就解下来了。那头走到这头，又一块板子解下来了。走过去，走过来，只消走几分钟，一天的饭钱就挣够了。什么中央文件，多事！”

轮到我说。我说，我们锯的木屑，再经我们赤脚踩过，沾了我们的汗，便成了治癌的特效药。全国各大医院都请我们去解木料。我们只收药钱。

轮到罗师傅说。他的幻想非常简单：“我唯愿天大部解腐朽了的木料，好比锯豆腐。”

“做什么？”我问。

“做棺材。”他说。

这倒是实话，本店出售的棺材都是用朽木拼凑的，专骗死人。大家一想，都哈哈大笑了。

铮了又嚓嚓，嚓了又铮铮，这是能够被听见的寂寞。一锯一锯，锯锯锯的是光阴。有时疑心自己是在慢性自杀。为了排遣寂寞，我便搜索枯肠，找些有趣的话同联手说。联手显然也有这种要求。于是在我和罗师傅之间，互相交代历史，彼此流通见闻，无所不谈。当然，一不谈国事，二不谈文化。这两门他一窍不通，而我也不敢谈。我们的谈话总是先说夜梦，后说晨餐，再说今天走在街上又看见了一些什么——这方面的内容特别丰富，某个当官的戴了高帽子游街示众啦，本镇名人李疯子又在街上抓锅魁吃啦，某人喝醉了在街上同某人打架啦，某男和某女乱睡被捉住啦，某人骑自行车被汽车撞死了啦，谁家夫妻双双到镇革委打离婚案啦，造反派某司令轰闹派出所啦，东街某饭馆卖甜烧白啦，一位农二嫂卖猪的钱被扒窃了气得去跳水啦，等等等等，都在我们口头发表，一一加以评论。所见所闻流通之后，我们又说彼此的家务事。我家的巴白鸡生了个双黄蛋啦，他家的幺女子吃多了屙痢啦，等等等等，都能触发我们的联想，引绎出一大堆废话来，够我们咀嚼半天。罗师傅最感兴趣的是听我谈大城市的花花世界，吃的什么，玩的什么。年轻时候他到成都去过一次，尽管是住在金华街一带破烂的鸡茅店里，每日在北门大桥河滩地上拉锯。如今在穷困中偶然回首，在他，那已是最美丽的记忆了。罗师傅听我谈，听得又香又甜，拉得愈来愈慢。必待我猛还他几锯，他才清醒，想起“吃口奶奶”还得“又来锯”。

可怜的解匠，悲欢全不由己。碰着料好解，其乐也融融，眉开眼笑，一边拉一边找话说。碰着料难解，火冒八丈高，肚子里阴骂掌墨师的祖宗，用一个最难听的动词。阴骂继之以阳骂，骂木料，骂马杆，骂抓钉，骂撑钉，骂天气太热，都用那个动词，动词后面还要加上“死”字。联手之间因料难解彼此都不耐烦，你责怪我，我责怪你，一句话不对头便吵起来。在这方面，我的涵养并不比罗师傅好，也常用那个动词，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有一次解硬料，罗师傅生闷气，一只牛虻飞来叮他的腿。本来一拍便可打死，但他不。他放下锯子，一扫手活捉了那只牛虻，细心撕掉双翅，然后放它到锯屑中去乱爬，骂道：“让你狗×的去饿死！”随即嘿嘿一笑，享受了报复的快乐。

解匠最恨深藏在木料中的石质的或铁质的异物，哪怕丁丁一点，也会打坏一排锯齿。重新挫好锯齿，至少也得损失半小时的活路，少拿钱啊！如果接二连三打坏锯齿，那就惨了，这一天的买米钱都挣不回！解料六年，打坏过多少次锯齿，已经没法说清。我用手锤敲抓钉，从木料的锯缝内挖出过深藏的卵石。碎石、小砾石、角钉、大针、寸钉、毛毛钉、断钉、铁丝、鸟枪霸弹、箭鏃、砖块、瓦块、煤块……有一次解一株大皂荚树，三次打坏锯齿，从树心内挖出三条像匕首一样的耙齿，每条长六寸。原来这株为人间洗濯污浊作过贡献的皂荚树，在它年轻的时候，曾经被愚昧的乡民指控为“树妖”“木魅”，说它作祟害人。谁家失火了，谁家死人了，谁家闹鬼了，都说是它在作祟，从而移罪于它。乡民讲阴阳五行，金是能克木的，所以那些失火死人闹鬼之家先后三次用铁锤敲钢质的粑齿，楔入树干，以便克它。几十年后，树干已经长得很粗，三条耙齿就被包藏在树心内了。“树也有冤案呢。”我想。

有一次解一株夜合树，实在有趣。唐诗有句云“夜合花开香满庭”，引我遐思。夜合树的花就是马缨花，很美。夜合树的羽状复叶非常奇怪，一到夜晚，叶片就成双地两两叠合，故名。唐人钱起诗云：“钱塘江上是儿家，郎若闲时来吃茶。黄土筑墙茅盖屋，门前一树马缨花。”马缨花在这里暗示夜合，出自女性口吻，显系性的挑逗。此诗已经涉嫌精神污染了，是吧？

我和罗师傅解的这一株夜合树很大，树干直径二尺，当然是百年方木。它生长在清朝的金堂县衙门里。后来这个县衙门又做了国民党的金堂县政府。解放后这个县政府又做了金堂县人民政府。如今这里是本镇的幼儿园，这株夜合树该是三朝元老了，它的年轮里记录着多少兴亡啊！

可是这位三朝元老传递给我的嗅觉信息却很不妙。原来夜合树的锯屑太难闻了，散发着一股股辛辣冲鼻的怪味，害得我一边拉锯一边打喷嚏，涕泗涟涟，什么思古之幽情都给冲散了。

一张一张的寸板解出来了，锯片逐渐逼近树心。忽然眼前一闪，锯缝中飞出黄亮亮的金属锯屑来。与此同时，听见咕噜噜一声——异物打坏锯齿的声音。赶快停锯，细看锯齿，果然锋棱有所损坏，但不厉害。这说明深藏在树心的异物是一种黄亮亮的软质金属，绝不可能是铁。

罗师傅用食指蘸着锯片上的金属锯屑，看了许久，感到疑惑。

“这是啥呀？”他问。

“黄金。”我说。

幻想成癣的我一瞬间看见了百年以前的一个明月之夜，地点就在县衙门的后院内这一株夜合树下。有一个人偷窃了衙门库存的黄金，投入夜合树的树洞。后来他死了，黄金未取出。这个秘密从此无人知晓。百年以后这块黄金碰着了我们的锯齿，遂有黄亮亮的金屑从锯缝中飞出来。

我的判断结论激动了罗师傅。我们顾不上锉锯齿，赶快用手锤敲抓钉挖树心。那里果然有一个洞，洞内沉积着腐黑的木渣。罗师傅从木渣中抠出一颗步枪子弹头来，弹头表层有黄亮亮的锯痕。真相大白，黄金梦醒，我们都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脸颊微烧。锉锯齿的时候，我们愈想愈气，便痛骂国民党的丘八乱打枪。悲欢全不由己，可怜的解匠！

我们也到乡下去给农家解料。时值文革两派内战，乡村路口常有派性武装人员放哨，盘查行迹可疑的人。哨兵若问：“你是啥观点的？”你得先弄清楚这些背枪的家伙是哪一派的，再作回答。他们是跟着“成都工人造反兵团”跑的，你就回答“八二六观点”；他们是本镇“尖刀团”的应声虫，你就回答“产业军观点”。你若回答错了，轻则挨一顿臭骂，重则挨耳光，还要跪下向毛主席请罪。罗师傅胆小怕事，又不关心所谓国家大事，所以回答不出来，由我相机替他回答。轮到问我，我就作诚恳状，低声回答：“不敢有观点。”再由罗师傅补充一句：“他还在改造。”在乡下给农家解料，主人都对我们很好，尊称我为“余师”，拿烟倒茶，打酒割肉，盛情款待。黄昏时候，罗师傅总是大醉而归，一路偏偏倒倒。有一回过小桥，他醉了踩虚脚，跌落在水沟里，爬起来还在傻笑。

我们也常常在木器家具社的店门外临街解料。这是因为木料太大太重，不好抬迸店内后院去解，所以就在街旁架马。临街拉锯，裸体，只穿一条幺裤，展览给满街的行人看，实在有点那个。可恼的是一群小孩，他们站得远远的，合着我们拉锯的来回节奏，齐声吼唱：“解，匠，解。解，匠，解。解，匠的，东，西，两，边，甩。”气得我们骂也不是，笑也不是

7．“五一六”这一天

1966年5月16日，可悲的“五一六”，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于焉开始。愿我中华民族子子孙孙永远不要忘记了这一天。未来的董狐，未来的司马迁，我向你们致敬。对于那场奇灾大祸，请你们秉笔直书，不要为尊者讳，不要为贤者讳，不要曲笔掩饰真相。作为一个被孤立的右派分子，我的所见所闻实在可怜，我不明了真相。我只知道“五一六”那一天中国还没有红卫兵和造反派，三四个月以后，他们才粉墨登场的，怎能把罪责都推给他们？早在他们登场以前，文革不是已经宣布开始了么？早在宣布开始以前，文革不是已经事实上在进行了么？灾祸不是已经周期性地濒临华山夏水了么？这该从哪一年算起呢？1964年的四清运动？或是更早些，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

还是回头说说“五一六”这一天我在做些什么事情吧。

十三天前，5月3日下午，我开始拉大锯锯大木，做了解匠。在本镇北街人民剧场的空地上，我和罗师傅架起马杆，接连几天解泡杉木。解出来的板子运回木器家具社，交给木工师傅，做毛主席语录牌——本镇各个单位急需此物装点门面。这些语录牌，长方形，红漆底，黄漆字，所说的多半是无产阶级专政之必要以及阶级斗争之必要，挂在各个单位的门面上，赫然生辉，一夜之间便显得大家都在革命了。解泡杉木，进度快，很来钱，我们顶着火辣辣的太阳拚命干。我的肩膀和背胛被阳光灼伤，起泡，脱皮，露出嫩肉，红得难看，搽些凡士林，油亮亮的，像腌卤肉。“我唯愿天天解这个。”罗师傅说，笑嘻嘻的，黑脸露出白牙。他的肩背黑得像烟熏的腊肉。他不怕晒。“等嫩肉晒黑了，你就不怕晒了。”他安慰我说。

不等嫩肉晒黑，我们就暂时改行，吃抬工钱去了。本镇正在建厂，需动力电，镇劳动站就抽调拉车的、打铁的、做砖瓦的、烧窑的、拉锯的，选他们中间那些身强力壮的，近五十人，编成抬工队，去青白江区（属成都市郊）抬电线杆。罗师傅被选入抬工队，我虽然身不强力不壮，也只得跟着去。抬工们怜悯我太瘦弱，不让我抬，只叫我同三位打杂的壮妇一道跟着走，上坡下坎，过桥涉水，从旁扶助那些桩子欠稳的抬工。做的是辅助性的小工，拿的是抬工的大价钱（每天两元一角），问心有愧，第二天我坚决要求做了抬工。别的抬工嫌我差劲，不愿同我联杆对抬，有个年轻的抬工还整我，趁我弯腰蹲下去准备上肩的时候，他猛地一下直起身来，让抬杆将我压翻在地，砖瓦窑的黑胖大汉杨季火就叫我去同他联杆对抬。杨季火是本镇有名的莽汉，不识字，老光棍，酗酒成癖，饭量惊人，力气极大，腿比我的腰粗，勇于斗殴，打架曾经咬掉别人一只耳朵。看见他的尊容，我就想起《水浒》上的没毛大虫牛二，暗自畏怯。他把那个整我的年轻人训斥一番，然后对我说：“我们两个一文一武，我不会让你吃亏。”他将套在抬杆中央位置上的绳圈往他那一头移动两三寸，这样就减轻了我肩上承受的重量。每逢我们走到险处，他察觉我桩子不稳，两腿颤抖，总叫我伸出手臂去搭在他的肩膀上，以便有所攀援。我们多次横涉稻田，水深没膝，遇到翻越田埂，他总放矮桩子，一腿跪在田埂上面，让我先跨过去。尽管有杨季火的照顾，十六个人抬那重量超过一吨的水泥电线杆，于我毕竟是太重了，弄得我非常狼狈，多次踩虚脚，跌倒在池，腿上胫上碰得伤痕累累，下唇碰破流血，发生进口危机。我的两肩，前些日子拉锯时晒脱皮露出的红嫩肉，如今又被压肿，进而压青压紫，最后压烂溃脓。“遭孽，文人落难！”我听见杨季火对别人这样说。此话当时属于反动言论。杨季火是文盲，不知厉害，所以这样瞎说。

起自青白江区的桥梁厂，终至城厢镇的钢锉厂，以直线计，约有七公里的路程。抬完了这一路的电线杆，抬工队又动手挖窝，竖杆，架线。前前后后，忙了五十多天，都有我在。其中有一天就是“五一六”。查当时的日记，这一天看来也平平常常，在我。这一天天刚亮我就醒了，急急忙忙吃了母亲为我煮的早饭，便往正在修建的钢锉厂跑去。在那里，我和别的抬工乱纷纷地踏着车轮爬上两辆货车，双臂撑着，翻跨入车厢内。人到齐后，两辆货车相继驰向青白江区的桥梁厂。货车厢内当然没有座位，抬工们都站着，彼此攀肩附背，一任簸来簸去，正好相撞取乐。一个爱说笑话的抬工忽然吼叫：“簸箕街到了！”惹得大家轰笑。簸箕街是成都市区一条热闹的大街，大家都熟悉的。一个烧窑工，小名熊二娃，其实已经是个老大爷了，他常常成为取笑的对象，被呼为“安禄山”。还有个砖瓦工，戴眼镜的，视力不佳，被谑呼为“珍宝岛”。他姓曾，说话很“宝”，走路常跌倒，故名。这一群快乐的抬工都属下层百姓，挺能吃苦耐劳。他们说起笑话来，无所顾忌，就是不肯议政。严酷的政治运动，闭塞的社会生活，粗俗的文化趣味，天长日久，养成他们怕官怕斗，知足常乐，休谈国事的人生态度。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这一天，这平平常常的一天，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奇灾大祸已经宣布开始。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不久以后他们竟会突然发作政治疟疾，奉诏去“关心国家大事”，奉诏去“造反”，奉诏去砸烂这个和那个，去唱语录歌，去揪当官的，去成立“革命组织”，去参加“大辩论”，去“保卫毛主席”，去打人，去挨打，去被另一派打成“反革命”，去跪着“请罪”，去哭，去戴大红花“平反”，去“文攻武卫”，去“解放中江”，去上战场，去杀人，去被杀，去同“保皇狗”“大联合”，去“清理阶级队伍”，去被“清理”出来，去入“牛棚”，去批林彪，去批孔老二，去“反击右倾翻案风”，去评《水浒》兼骂所谓的投降派，去批邓……这些政治魔术，他们都想不到，在“五一六”的早晨。想不到未来的这一切，所以他们现在都很快乐，挤在车上簸来簸去，大讲笑话，不论荤索。每天二元一角，这在本镇该是最高的工资标准了，他们很满意。恐怕只有我一个人不快乐。我头晕，想呕吐。我昨夜失眠了，因为我家中出了使我忧伤的事情。

三天前，5月13日，在我家中，大弟再次殴打十六岁的幺弟，居然操刀要砍。我跳出去挡住大弟，幸末发生流血事件。我回老家以来，当木匠的大弟一直认为是我这个“大右派”影响了他的前程，使他在社会上抬不起头，所以恨我，一向不理睬我。幺弟对我很好，听我的话，夜夜还要我教他识别北天的星座，听我讲希腊神话中这些星座的故事。大弟骂幺弟“中了右派分子的毒”。幺弟不眼，同他吵起来，他便大打出手。夜晚，本镇第三段居民委员会开会调解我家的纠纷。大弟常看报纸，了解近期风向，他坚信他自己和一个“大右派”划清界限，并帮助幺弟划清界限，乃是革命壮举，绝不会错。殊不知居委会的干部不看报，思想落后于形势，不但不表扬他，反而把他臭骂一顿，还要他写检讨，保证以后决不操刀。受了这番羞辱，大弟回到家中，愤然扬言：“我要斗争到底！”两天后他去木器家具社投诉于我的监督小组组长，一个绰号白脸鸡的木匠。白脸鸡的革命觉悟很高，鼓励大弟今后多多向他告密。我知悉了此事，所以忧伤失眠。

同车一位壮妇给我几粒仁丹，噙在嘴里，头晕稍减。到桥梁厂，下车。幸好这一天的活路不重，尚能支持，虽然头重脚飘，背脊寒颤，常打喷嚏。上午抬的都是短型的电线杆，较轻。下午两组轮换抬一根长型的电线杆，也还可以。中午照例借农家的锅灶，付农家的柴钱，由三位壮妇下厨，煮洋芋面皮稀饭两大锅，随大家舀。抬工们饿极了，也不择席，三三五五蹲在遍地鸡屎鹅粪的农家院子里，吃得霍霍有声，笑语喧哗。有那些带了辣豆瓣酱来的，带了泡酸菜来的，带了腊肉来的，大家就一窝蜂拥上去吃。闷恹恹的我只吃了半碗，便在院角的竹篱边坐下，看杨季火一碗又一碗地埋头大嚼，吃得好香。他的门齿因打架被撞落，致使狗窦大开，有利于喝稀饭。他的身边放了半瓶酒，不时地拿起来灌两口，满意地舒一口长气，接着又喝稀饭。他的胖脸和肥胸被汗水浸出了油光闪闪的橄榄色。他吃一会松一松裤腰带，旁若无人。

“你吃几碗了？”我问。

他不应声，张开拇指和食指，比了个八。想是半醉了吧，他一边灌酒一边谈起旧事来。我这才知道，年轻时他在广汉机场给美国兵当过炊事员，也是见过大世面来的。使我惊奇的是他说五十年代初他在《川西日报》食堂又当过炊事员。难怪有些面熟，我早就见过他！“我们那位家门社长对我很好！”他说。我知道他指的是社长杨效农，一位很有学识的老干部。我曾经是杨社长的下级的下级，在五十年代初期。如今我面对着杨季火，忽然怀起旧来，好像杜甫江南逢李龟年一般，暗自感伤不已。问杨季火为什么后来又离开了报社食堂，他不肯回答我，吞吞吐吐，面有愧色。三年以后“清理阶级队伍”他被揪了出来，我才知道他有过小小的贪污劣迹。他在会上认罪交代，一开口就惹人哂笑：“我不说大家都晓得，我这个人从小就是无产阶级……”文革结束以后又过了好几年，砖瓦厂的莽汉杨季火死于酗酒伤肝。愿他夜台常有冥钱买醉，呜呼！

抬工们吃完午饭，纷纷到竹林间去小睡。我独自坐在院角的竹篱下望着青翠的田野发呆，看见几条田埂上走着三三两两的农民，手提木凳和竹椅，各自回家去。一位老农走向我们所在的这一座院子，想是这儿的主人吧。一位农妇站在门前问他：“今天队上又开什么会哟？”

“廖馍馍不咸挨了秤砣。”那位老农说笑话作回答。

我懂，他说的是“廖沫沙吴晗还有邓拓”。连我们这里的乡下也在批“三家村”了，在“五一六”这一天。两天以后，邓拓自杀身死，做了文革的第一个冤鬼。

8．六弟之死

“五一六”这平平常常的一天过去了，城厢镇的阶级斗争形势急转直下。第三天晚上，在北街剧场内开大会，王镇长作动员报告，中心内容是“打击阶级敌人的现行破坏活动”。密锣紧鼓，来势汹汹的又要整人了。第四天晚上，木器家具社岳社长通知我到瞭望台去开会。瞭望台乃是本镇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通称“四类分子”，也就是剥夺了公民权利的阶级敌人，每天晚上开会，低头聆听训话的场所。岳社长说：“从今天晚上起，你不能再到社里来同人民群众一起开会了。快到瞭望台去吧！”我知道这不是他个人的意思。从此以后，阶级敌人由“四类”扩大为“五类”了。当时我很伤心。白白地改造了整整九年，规规矩矩，勤勤恳恳，不但不被谅解，倒做了法定的阶级敌人。天啊，结局竟会是这样！

我的大弟很高兴，常常在家中放声怪笑。我做了法定的阶级敌人，仿佛竟是他的胜利。我的幺弟很气馁，忽然怕起我的大弟来。十天以后，幺弟凄然辞家远行，到威远县做工去了。我的母亲劝慰我想开些，横顺这辈子劳动吃饭就是了。她到街上买回一包黑色染料，把我仅有的两套灰卡叽制服都染黑了。问她为什么这样做，她低眉俯首说：“不要让别人想起你从前当过国家干部。”我联想起秦朝的罪徒都穿赭衣，似有道理。如今黑色又是阶级敌人之色了。后来我注意到，夜夜在瞭望台开会的本镇“五类分子”确实有许多穿黑衣的。

我每天照样去抬电线杆，早出晚归，两头摸黑。5月下旬某日傍晚归家，路上饿了，急步行走，从糠市巷斜穿范家坝的菜园，往余家大院的缺墙口走去。这里没有路灯，黑蓊蓊的。小时候听说这里有鬼。走到缺墙口，迎面遇着一个黑影移来，差点对撞着，吓得我一叫。黑影抬起头来，一张灰白的脸，原来是我的六弟余勋镒。他佝着背脊低着头，双手插在裤袋内，大约是晚饭后在这里散步吧。我正要点头招呼他，他却低下头去，急步走入黑暗中。我怔了一下，这才想起他的神色不对，眼睛里好像有恐惧感，眼皮又是肿的，似乎刚刚哭过一场。

晚饭桌上，我对母亲说：“六弟也不理我了。”母亲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俯身向我耳语：“他出事了，半个多月都没有去拉车了，天天躲在屋里。听说上头叫他反省，交代问题。”

“他能有什么问题？”我漫不经心池问道。

“不晓得嘛。听说是他坐茶馆，三朋四友，说了一些不满的话，别人去告发了。唉，茶馆酒楼自来就是是非之地，去不得啊！”母亲愁眉苦脸他说，又补一句：“你在外面说话也要注意。”

“我想去找他摆一摆。”我说。

“去不得！去不得！”母亲吓得缩颈摆手，不时瞟着窗外，害怕有人偷听。窗外一片墨黑，纵然有人站在那里偷听，也不可能被她看见。这是她老人家的习惯性反应。我想笑她，却又笑不出来。母亲由于规矩守法，勤劳家务，严束子女，早在1956年就被摘掉了地主帽子，给予公民权利。1957年我出事以后，她也被牵连地重新戴上帽子，予以监督管制。她是钟鼓楼的麻雀，吓破了胆。如今我又成了法定的阶级敌人，于她的处境显然更不利了。为她老人家也为我自己考虑，我应该谨慎些才是。“那我就不去找他摆吧，”我说。母亲这才放心了，微露笑意，两肘搁在桌上，灯下看我吃饭。这也是一种幸福，在她。

六弟余勋镒是我的堂弟，同我共一个祖父。我的父亲和他的父亲是亲兄弟。槐树街余家的勋字辈男丁，按大排行，我是老九，余勋镒是老十六。十字碍口，简呼他为六弟。六弟小我四岁，高头大马，爱说爱笑，在本镇运输队拉架架车。早在解放初期，他就离家参军去了。在部队里，先是学医，后是做医务工作。其间详细情形，已不可考。他的双亲先后病死在三年饥馑时期，其状甚惨。他的父亲，我呼幺爹，解放前抽鸦片，当过保长。这对六弟在部队里的前途显然有不利的影响，所以未能入党。双亲去世以后，他从部队转业回家，在本镇某医院当医生，娶了一位农村姑娘为妻，生活还过得去。后来在工作上不小心，出了医疗事故，被贬到运输队去技车。生活困窘，导致他的妻子回了娘家，形同离异。我被押送回老家时，他已经在拉车，一个人独居了。他住在余家大院的一个小庭院内，同我的堂妹余勋锦一家紧邻，同我一家斜对角。我和他都是早出晚归的人，天天忙着挣钱吃饭，所以很少晤面。说他坐茶馆说了一些牢骚话，以常情推之，恐怕也是确有其事。日子艰难，还能没有牢骚。也是我太天真，竟没有憬悟到前几天开大会王镇长宣布的“打击阶级敌人的现行破坏活动”究竟指的是什么。

此后一连几日，我劳累于抬电线杆，涉水田，淋雨，又受了凉，弄得发烧咳嗽，疲惫不堪，便忘记了六弟的事情。每夜归来，从缺墙口步入庭院，远远一瞥六弟的窗户，总是黑灯瞎火，也不想想他到哪里去了。后来他死了，才听说那些夜晚他被叫到镇政府接受严厉的审问去了。

5月30日晚上，北街剧场内又开大会，揪一些所谓的阶级敌人出来批斗。真是立竿见影，“五一六”才过去短短的半个月，小小的城厢镇就冒出了这么多搞“现行破坏活动”的阶级敌人！本镇的四类分子一百多人，加上我这个右派分子，在大会开始时，被持枪的民兵押上台去，一排排的坐在地板上，在全场炯炯的目光下，低头接受陪斗和示众。我坐在那里，既不好太低头做出一副猥琐状，又不好昂起头来给人留下抗拒改造的印象，只好适当地低一低又适当地昂一昂，低低昂昂，如鸡啄米。殊不知这样做更不好，徒惹台下群众注目而已。正在狼狈之际，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四类分子用肘触我，小声说：“叫你去。”我侧脸向旁边望一望，望见舞台后角有一个人站在那里向我招手。我站起来，向他走去，不免心怀鬼胎，怕叫去挨批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