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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引我人后台，叫我坐下，然后用臌凸凸的眼睛审视我，问追：“你就是余勋坦？”

我点头。

“就是流沙河？”他又问。

我又点头。

“你认识我吗？”他又问。

我摇头。

“我是派出所的张邦荣。”他说。

“哦，是张所长。”我说。

“对，是我。”他接着说正题：“你不要同四类分子坐在一起。对右派的政策，你也是知道的。你到台下去找个座位吧。要好好改造哟！”说完他就走到前台去了。

这舞台修得绝，后台三面抵紧墙壁，没有出口；要下台去，还得回到前台，从台口的阶梯走下去。我不想再一次出去亮相，只好留在后台，坐等大会结束。夜风从窗口灌入，冷得我牙腮抖。白天抬电线杆，我滑倒在水田，衣裤尽湿，又被太阳晒干。如今再被冷风吹背，我便发起烧来。此时前台闹得啊嗬喧天，又是叫骂声，又是口号声，吵得我头痛。这舞台今后还有许多好戏要上演，现在才开头呢。精彩的闹剧将会一幕又一幕地在这里公演，包括王镇长挨斗啦张所长挨斗啦造反派头头挨斗啦“保皇狗”挨斗啦，呃，当然也有鄙人挨斗——两个大汉挟持着我，推我跑到台口下面，抬起我朝台上一抛……

大会结束，回到家中，母亲为我刮背。上床落枕后，我的头炸痛，眼睛都烧烫了，迷迷糊糊，却又睡不着觉，半夜过后，听见窗外走廊上有来回蹀躞的脚步声。起初我以为是民兵来监视我的动静，接着又听见两响故意扬声的咳嗽，才知道是六弟。此后我便昏昏沉沉入睡，什么都不知道了。

一睡睡到凌晨4点，又被吵醒。枕上细听，是六弟在他的房内呻唤。一声声的哎哟哎哟，好像是肚子痛。过一会，呻唤声愈来愈频密，愈来愈响亮。接着听见堂妹余勋锦在和堂妹夫向大哥说话。又听见向大哥开灯起床，去看六弟的病况，好像在询问他吃了什么。六弟没有答话，只有一声比一声凄厉的喊叫，仿佛谁在撕裂他的肠子。又过一会，喊叫变成哭叫。两声哎哟之间突然迸出两句悲惨的呼号：“我不是反革命呀！”“我还有女儿呀！”接着听见堂妹余勋锦出门到医院去了。

六弟痛得在床上乱滚。砰的一声，滚落在地板上。接着听见他惊惧的叫嚷：“向大哥！快！快！快塞住我的肛门！快塞住！快塞住！不要走气！走气我就完了！快！向大哥！快！”后来他的“快”声渐低，终于听不见了。

凌晨5点过，医院来人抬着无声的六弟走了。

天亮后又抬回来，放在走廊上，用棉被遮着。

黄昏时候，一具用寸板赶制的棺匣抬来。砖瓦窑的两位工人用一床破棉絮将六弟的遗体裹了，放人棺匣。棺匣稍短，腿伸不直，膝弯向上拱起。来收殓的工人用双手狠压膝弯，强迫塞入。然后盖严，钉死。砰砰的钉锤声为六弟的悲惨结局敲出一串惊叹号。

六弟是喝碘酒自杀身死的。“五一六”刚过去半个月，文革在本镇已经制造出第一个冤鬼了，真快！

9．吹火向下烧

1966年中国失火了。

摩天的金字塔被点燃了。

火趁风威，来势甚猛。风是从塔巅向下吹来的。放火者要烧的也许只是塔腰，而不是一整座金字塔。坐在塔腰阶梯上的那些同志，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也，其中有极少数大智大勇者，拍案而起，顶风而出，为民灭火，“死不悔改”。其余的大多数，有捐躯死谏的，有明哲保身的，更多的是委屈求全。还有一些，叫人怎么说呢，虽无救火之良策，却有移火之妙法，他们纷纷披上了防火衣，然后顺着风势，吹火向下，去烧塔底。多年屈居塔底的人，可怜，都是弱者，要跑跑不开，要躲躲不脱，只好蜷在那里，眼睁睁地被火烧焦，做了运动初期的替死鬼。我的六弟只是其中之一罢了，在宽阔的塔底四周，被烧者多得是。

六弟死后，过了两天，6月2日晚上，在一处旧名朱衣楼的地方，镇政府又召开“打击阶级敌人现行破坏活动”的批斗会。我和别的“五类分子”一样，也被带到那里去“陪斗”。挨斗者陈国志，一个脸色惨白的跛子，扶着一根竹杖，表情似有不服。解放前此人是国民党的一个低级军官，1959年以后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接受监督管制。他的罪名是抗拒改造，妄想复辟。罪证是，据揭发，他向别人说过：“等两天国民党打回来了，我就要把这根拐杖丢了。”此外还有态度傲慢之类，记不清了。不久以后，此人被判有期徒刑，大约是十年或十五年。我这才明白六弟为什么要去自杀了。他若活着，便该捆绑上台，捉将官里去。与其丢人现眼，不如死了的好。他是为保全脸面而丢掉性命的。

炎夏六月，二十三天之内，本镇召开批斗会六次，判处罪犯七名，举行声讨反革命分子破坏活动的群众示威大游行一次。这些事情我都写在日记上了，只怕还有遗漏。回想两个月前，我初回老家时，大街是那样的安静无哗，小巷是那样的幽深有味，人群是那样的和睦多礼，哪怕这些仅仅是表面的气氛，也使我惊喜，也使我庆幸，心想此生就终老故乡吧，让人们都把我忘记吧，我已别无所求。殊不知“树欲静而风不止”，才短短两月，世面就变了。左风从塔巅，更多的从塔腰，如山瀑一般地霍霍吹下，吹得塔底四周之火愈烧愈旺，烧破了我的故乡安乐梦。7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毛泽东思想万岁》又添了风威。7月7日《四川日报》发表了批判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的文章。7月10日何洁从成都来看我，带来了大动荡已开始的凶讯，使我心惊。她怨我当初不陪她去游一游青羊宫和杜甫草堂。她说这两处名胜古迹今后可能被横扫，将来再去那里，恐怕只好伤心凭吊废墟了。她感叹说：“别时容易见时难啊！”我暗暗吃一惊，不知她指的是青羊宫和杜甫草堂呢，还是指的是我和她。7月13日《四川日报》发表了省文联三十一人联名揭发他们的老首长、当代文豪沙汀的文章，使我惊叹世衰道微，人心不古。幸好与我无关，我暗自喘口气。这类事情，我最怕血溅在身上，离得愈远愈好。又哪知是祸躲不脱，四天以后那家报纸又抛出了一篇文章，占了整整一版，怵目惊心：《揭开马识途、李亚群、沙汀一伙黑帮的黑幕》。我双手在颤抖，捧着报纸恭读下去，终于在文章内碰着了这一句：“他们甚至把开除公职的极右分子流沙河也拉到编辑部改稿。”我眼前发黑晕，坦白说，很害怕。1957年批判我的文章上百，我不害怕。那时候我年轻，欣逢太平盛世，党纪国法尚未乱套，对国家，对自己，我都怀着信心，相信将来总会好的。现在情况大不同了，饱经风霜，悲逢乱世，暴政虐法方兴未艾，说声要命就要命的，我还能不怕吗？现在只须用小指头轻轻触我一下，我也会痛得双脚跳，何况是在党报上面点我的名，一掌打我入“黑帮的黑幕”！这篇文章作者署名很怪，好像是左什么——左风？左锋？记不清了。本想去图书馆查一查旧报纸，又怕别人说我什么向后看啦，且罢！7月24日《四川日报》又射出了一篇文章，给已经被打倒的沙汀补一火，又扯到1959年我在省文联《草地》编辑部帮助改稿一事，使我更加害怕。是忧患者敏于预感吗？不是。读者须知，一个被乡邻认为是“皇犯”的人两次被党报点了名，在那个闭塞的小镇上，这是何等令人惊骇的事！

立竿见影，横祸来了。一天晚上，坐在庭院阶前纳凉，我正在指点着星空，教堂妹勋锦认识天琴星座。木器家具社的一个木匠到我家来，说岳社长叫我快去。我心中忐忑着，跟着那个木匠去了。到了社里，原来本社革命职工正在开会，灯火通明。那个木匠叫我站在会场外黑暗处等着，他先进去。我听见岳社长在训话，语调严肃，好像在说什么“严防阶级敌人捣乱”。等了一会，训话结束，我听见他大声吩咐：“把余勋坦带进来！”

走入会场，站在中间，向墙上的伟大领袖一鞠躬后，我看见周围的木料堆上坐满了人，除了本社的，还有外单位的，一个个板着脸，全不似往日的和气相，便知道很不妙。这是批斗会的格局呢。

岳社长把一张前几天我奉命写的《改造规约》递还给我，叫我念给大家听听（后来我才知道岳社长不识字）。念完，我退还岳社长。岳社长清清喉咙，说：“这个人来头大，又有文化。大家要揭发他的放毒，叫他规规矩矩，不许捣乱！”

会上揭发出来的事实全是我想不到的。第一，《改造规约》上“毛主席”三个字前面没有冠以“伟大领袖”四个字。揭发者质问找：“你是不是认为毛主席不伟大？”第二，我咒骂马列主义是野兽。根据是《改造规约》上有我写的这一句话：“我从前只学了马列主义的皮毛。”有皮有毛，不是野兽又是什么！第三，我瞧不起劳动人民。根据是《改造规约》上把木工写成木匠——旧社会才叫木匠，新社会叫木工。第四，我妄想翻案。根据是《改造规约》上我的姓名前面没有戴上“右派分子”四个字的帽子。揭发者质问我：“你是不是认为自己不是右派？”如此等等，叫我瞠目结舌，不知怎样回答是好。看见我现窘相，一上阵就打败，发言者更踊跃，会场气氛遂由紧张转为热闹，抽烟的抽烟，摇扇的摇扇，说笑的说笑，阶级斗争的火药味也渐渐消散了。后来我才明白，身处这类场合，宜打败仗，切忌辩驳。

绰号白脸鸡，专管我改造的那个木匠说话了：

“你交代，为什么还在看苏修的书！”

我摇头，说没有。

“不老实！你兄弟揭发的！”

我想起了，大弟前几天看见我读一本《高尔基论文集》。我解释说，高尔基是革命作家，不是修正主义。

这才难不倒白脸鸡呢。他不慌不忙，用细嗓子追问道：“你说他是革命的，那苏联为什么又出了修正主义呢？”

我又瞠目结舌，打了败仗，站在会场中间，两手直搓裤缝。于是四面吼起了喝斥声：“老实交代！”“态度放端正点！”“低头！”“你不要麻我们劳动人民不懂！”

最精采的一段发言出自外单位的一个技工，姓巫，读过书的，口齿伶俐，也难怪他后来当了造反派小头头。他站起来，挥着手臂，斩钉截铁他说：“知识分子的坏，就像辣椒的黑幕”！这篇文章作者署名很怪，好像是左什么——左风？左锋？记不清了。本想去图书馆查一查旧报纸，又怕别人说我什么向后看啦，且罢！7月24日《四川日报》又射出了一篇文章，给已经被打倒的沙汀补一火，又扯到1959年我在省文联《草地》编辑部帮助改稿一事，使我更加害怕。

是忧患者敏于预感吗？不是。读者须知，一个被乡邻认为是“皇犯”的人两次被党报点了名，在那个闭塞的小镇上，这是何等令人惊骇的事！

立竿见影，横祸来了。一天晚上，坐在庭院阶前纳凉，我正在指点着星空，教堂妹勋锦认识天琴星座。木器家具社的一个木匠到我家来，说岳社长叫我快去。我心中忐忑着，跟着那个木匠去了。到了社里，原来本社革命职工正在开会，灯火通明。那个木匠叫我站在会场外黑暗处等着，他先进去。我听见岳社长在训话，语调严肃，好像在说什么“严防阶级敌人捣乱”。等了一会，训话结束，我听见他大声吩咐：“把余勋坦带进来！”

走入会场，站在中间，向墙上的伟大领袖一鞠躬后，我看见周围的木料堆上坐满了人，除了本社的，还有外单位的，一个个板着脸，全不似往日的和气相，便知道很不妙。这是批斗会的格局呢。

岳社长把一张前几天我奉命写的《改造规约》递还给我，叫我念给大家听听（后来我才知道岳社长不识字）。念完，我退还岳社长。岳社长清清喉咙，说：“这个人来头大，又有文化。大家要揭发他的放毒，叫他规规矩矩，不许捣乱！”

会上揭发出来的事实全是我想不到的。第一，《改造规约》上“毛主席”三个字前面没有冠以“伟大领袖”四个字。揭发者质问找：“你是不是认为毛主席不伟大？”第二，我咒骂马列主义是野兽。根据是《改造规约》上有我写的这一句话：“我从前只学了马列主义的皮毛。”有皮有毛，不是野兽又是什么！第三，我瞧不起劳动人民。根据是《改造规约》上把木工写成木匠——旧社会才叫木匠，新社会叫木工。第四，我妄想翻案。根据是《改造规约》上我的姓名前面没有戴上“右派分子”四个字的帽子。揭发者质问我：“你是不是认为自己不是右派？”如此等等，叫我瞠目结舌，不知怎样回答是好。看见我现窘相，一上阵就打败，发言者更踊跃，会场气氛遂由紧张转为热闹，抽烟的抽烟，摇扇的摇扇，说笑的说笑，阶级斗争的火药味也渐渐消散了。后来我才明白，身处这类场合，宜打败仗，切忌辩驳。

绰号白脸鸡，专管我改造的那个木匠说话了：

“你交代，为什么还在看苏修的书！”

我摇头，说没有。

“不老实！你兄弟揭发的！”

我想起了，大弟前几天看见我读一本《高尔基论文集》。我解释说，高尔基是革命作家，不是修正主义。

这才难不倒白脸鸡呢。他不慌不忙，用细嗓子追问道：“你说他是革命的，那苏联为什么又出了修正主义呢？”

我又瞠目结舌，打了败仗，站在会场中间，两手直搓裤缝。于是四面吼起了喝斥声：“老实交代！”“态度放端正点！”“低头！”“你不要麻我们劳动人民不懂！”

最精采的一段发言出自外单位的一个技工，姓巫，读过书的，口齿伶俐，也难怪他后来当了造反派小头头。他站起来，挥着手臂，斩钉截铁他说：“知识分子的坏，就像辣椒的辣！辣椒，随便你怎样弄，它都辣。生斩，斩碎，做豆瓣酱，它辣；晒干，切成截截，用油煎了，它还是辣；丢进泡菜坛子，泡它个一两年，它还是辣；用碓窝舂它成细面面，它狗日的还是辣。吃在嘴里，它满口辣；吞，它辣喉咙；吞到胃里，肚子火烧火辣。屙出它来，它狗日的还要辣你的屁眼儿！”

好一篇《辣椒颂》，可惜我不敢当。我惭愧。年轻时我还敢辣它个三分钟。这九年改造来改造去，锐气消磨，苟且偷生，早已改造成四川特产的灯笼海椒，只大不辣了。难得这一段坦率的发言，使我猛然省悟到“左家庄”是怎样地仇恨知识分子。

这一场小小的批斗会临结束时，岳社长命令我，《改造规约》必须重写，写好后张贴在会场的墙壁上，以利革命职工对我加强监督。此外，从现在起，今后必须每个星期书面汇报一次，交岳社长。他说，书面汇报必须逐日写明去了何处、干了何事、晤了何人、谈了何话，还必须检举他人，争取立功赎罪。此外，必须尽快搬入社内住宿，不得留宿家中，以利经常监督（怕我逃亡）。还有，他说，无论到何处去，只要走出本镇范围，必须事先请假，事后销假，不得有误。最后，他说：“你回去吧。”

我低着头走出会场。后面忽然七嘴八舌叫嚷起来，喊我回会场去。于是我又低着头走回会场，站在原处，莫名其妙地望着岳社长。

“你就这样走了？”白脸鸡冷笑着问道。

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傻兮兮地搔着头发。

“想一想，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岳社长说。

会场上闪烁着窃笑声，好像是善意的。我瞥见近处的老李桶匠，一个瘦弱佝背的老汉，笑嘻嘻地用翘嘴指墙上，向我暗示。我总算明白了，赶快转身，面向着墙上的伟大领袖，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老李桶匠的大儿子小李桶匠怕我鞠个不停，便说：“够了够了，又不是敬菩萨三叩首，一鞠躬就行了。”老李桶匠后来对我一直很好。他没有读过书，但他懂得尊重知识，从不认为我是坏人。此后不久，有一次我走到他面前，看他箍桶。他抬头小声地劝慰我：“常言说得好，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啊。”他谈话爱引用《增广贤文》，什么“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啦，什么“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啦，什么“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啦，等等。运动中期，老李桶匠同本社的职工一道下乡支农，帮助割麦，过分热心，累成瘫痪，卧床年余，病故。小李桶匠对我也还不错，只是欠缺他父亲的忠厚，爱出风头。两三个月以后，有一天我正在拉大锯，他从成都回来，感染了流行的造反症，无心继续做桶。他把手中的工具狠狠地一摔，自言自语骂道：“做你妈的妣！老子他们也去造反！”他去组织了一个小老虎战团，自任团长，红极一时。这些都是后话，暂且不表。

首次批斗会后，第二天我遵命搬入社内住宿，三顿饭仍在家中吃。在社内住宿的职工，连我在内，只有四人。岳社长和我的联手罗师傅住在前院会场旁边。老木匠白大爷住在后院右角。我住在后院左角，紧靠一带土墙。门口横置古碑砌的洗衣台。大木料如山叠，遮蔽门外。来来去去，穿行在木山间，必须走之字胳。稍远处有一株老龄的核桃树，时有栖鸟鸣啭。木山间多鼠蛇，还有黄鼠狼窜来窜去。黄昏时坐门前，看不见一个人，十分僻静。室内原有地板，拆了，所以地势卑湿，入门便闻着霉味，无窗，门一关白日便是黑夜了。室内无桌椅，只有一条木匠做工用的马凳，七尺长，八寸宽，凸凹不平。写日记啦给何洁写信啦都伏在这一条难忘的马凳上。电灯是没有的，用墨水瓶做一盏煤油灯照夜。夏夜多雨，雨水向低处流，流入室内，逼得蟑螂和蜈蚣爬上我的床。独坐室中，无人对语，便默诵文天祥《正气歌》的小序：“予囚北庭，坐一土室，宽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白间短窄，汗下而幽暗……”不免浩叹一声，心想这就是被党报两次点名带来的甜头。

我道事态发展到此为止，哪知道还有连锁反应在后头。几天后跨入了八月上旬，攻我的大字报上街了。两张出现在东街，见鬼，要我老实交代和周扬，沙汀“一伙黑帮”的关系。一张贴在北街木器家具社的铺板上，安心向街上往来的行人介绍：流沙河在此！这张大字报是以“本社全体革命职工”的名义写的，如下：

　警告大右派分子流沙河你必须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赶快交出你从成都带回家的大批封资修黑书否则将对你采取革命行动特此勒令

前两张大字报都是胡扯，我不害怕。这一张却厉害，绝非捕风捉影。我带回家的六百多册书，用左尺量，可以说全是“封资修”，悉在横扫之列。莫奈何，连夜清理出一百二十多册，从甲骨文到基督教《圣经》，从孔子到普列汉诺夫，分三次由母亲用背篓送到镇政府去了。母亲送书如送鬼，绝无怨言。把这些作祟害人的鬼书送出去了，家宅就吉祥了，她以为。

10．快快结婚

被党报点名后，相继收到何洁三封来信，感到宽慰。心灯接通电源，大放光明，便连夜伏在马凳上写诗。十三年后排成铅字，是为《情诗六首》，赠何洁的。三封信的最后一封，她说，看见我被点名，她很忧虑，将在8月2日前来看我，叫我到青白江去接她。上次她来看我，闹了地理笑话。她以为城厢镇就是金堂县城，便买了去金堂的车票，直抵县治所在的赵镇。到了赵镇，东问西问，她才知道城厢镇不在那里。有一位被她问路的好心人指引她去赵镇木船社找我的二妹余勋萍。二妹接待了她，请她乘车去城厢镇。这样往返之后，她才找到我家来的。这次她聪明了，只买成都市郊区的公共汽车票，到青白江下车。我去那里接她，走七公里的路程，不远。

8月1日收工下班，放下大锯以后，我向岳社长请假，说我明天要去青白江接一位女朋友。岳社长迟疑了好一阵，似乎在研究“女朋友”一词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对象”。他想问我，又怕失格，便嗯了一个朦胧，算是准许。然后我和联手罗师傅商量从明天起休假二日。罗师傅没二话，因为他刚领了工钱，要送回乡下家中去。他是个恋家者，说走就走，晚饭也不煮了，背着一筐柴，拄着一根棍，笑嘻嘻地向我道别，忙慌慌地回家去了。望着他的背影出门，我忽然感到秋天的凄凉，悄悄念出一句：“Home，　Sweet home！”（“家啊，甜蜜的家！”）

这天晚上我睡不着，老是担心她有事来不成。太兴奋了，便会萌櫱种种不祥的预感，如车祸之类的，愈想愈怕。上次她来看我，距今不过二十一天罢了，可是我觉得已经很久了，久得像几十年。我甚至怀疑她是否还在，是否还住在成都鼓楼北三街56号附2号的小楼上。她不会像一朵白云吗，风一吹就散了？她是真有其人，还是一个幻影呢？我是清醒白醒，还是在做梦呢？信不过，点燃灯，从枕底摸出信来从头再看。笑一回又叹息一回，如痴如醉。廉价的“飞雁”，一支接一支，飞烟结成雁阵，绕着瓶灯盘旋，又各自飞散去。临近半夜，吹熄瓶灯，说服自己好好睡去。一觉睡得真好，醒来瞥见门缝透入白光，知道天已大亮。赶快起床，穿好。咿呀一声拉开板门，抬头一望，原来是西天的下弦月。看表，怎么，才3点过！独自暗笑，掩门上床。这一折腾，再也睡不着了。听见邻家的鸡啼，一遍，二遍。看见门缝透人的月光如银锭，从地上缓缓移到壁上，又渐渐消失。天不但不壳，倒黑下来了。临近6点，起床，扫净社内的走廊、甬道、会场、厕所，一如平日，然后回家。母亲知道我要去接何洁，早已备好早饭。母亲上次见过何洁，很喜欢她。

早饭后，忙登程。母亲送我出门，说天有雨，叫我带伞。我赶路心太切，摆手不要。中途果然飘落秋霖，衣裳尽湿。到一家茶馆内去烤干，待雨稍小，又急步赶路去。到了青白江车站，时间尚早，便去大街邮局找个角落坐下，专心读契诃夫《带阁楼的房子》——何洁最迷这篇小说。十年前我也迷过它，记得它的结尾一句：“米修司，你在哪儿啊？”多优美的感伤，念着想哭。如今重读，兴味不减当年，而感伤倍增矣。

读完后才想起看看表。糟！10点过5分了，米修司很可能已经下车，在车站等我了！

跑到车站一看，下车的乘客都已经散去。正在徘徊，东张西望，忽听一声熟悉的“嗨”。回头望去，那边矮屋檐下，一个披雨衣的小姑娘在招手。我试着走向她，见她脱下雨衣，对着我笑。原来是何洁啊！起先她披着太长的雨衣，雨帽又覆着额，人显得小了，所以认不出，我们握着手，如旧友重逢，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这时候我才注意到还在飘微雨，便引她去邮局躲雨。她原在信上说，今天我们要去游新都宝光寺。雨还在下，当然去不成了。我们坐在邮局的角落里，互道相思之苦，视而不见眼前人来人往的拥挤，听而不闻室内混响的烦嚣声。我们竟有那么多话要说，都是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与其说是要告诉对方一些事情，不如说是我们醉心于向对方展示自己的趣味和性情，观念和梦想，而展示本身就是一种快乐。我们都是诚实而有弱点的人。我们没有想过，这一句话说出去了，会给对方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好的或坏的，有利的或不利的。我们都不掩饰自己的短处，包括可笑之处。“给你看一样东西。”她探手入提包，含着神秘的微笑说。

接过手来，我怔住了。这是一个浅蓝色玻璃纸小包，不用拆就能看见里面包了三枚烟蒂，飞雁牌的。“忘了？”她笑问着，一把抓去，放回她的提包。

我想起了。三个月前，邱原引我去她家中，临窗同她谈话，我抽了三支烟。我穷，抽廉价烟。居然被她收藏，我倒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藏在枕头底下，给妈妈发现了，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我说是我抽的。她用奇怪的眼光看我，给我丢了。我又悄悄下楼去捡回来。”她笑着说，调皮如小女孩。然后又摸出一个纸包递给我，说：“送你的。”

她同我一样穷，买不起堪称为礼品的东西，送我的是一块洗澡海绵。这块海绵至少用了三年，儿子鲲鲲婴时，常捏着啃。

雨停。邮局门外檐滴收了。我们走回城厢镇去，一路笑谈。公路旁多泥泞，脏了她的塑料凉鞋。每遇小溪，她便停步洗脚。她双臂攀着我，轮换伸双脚入水去，划来划去，觉得好玩。我笑她。她问我笑什么。我说：“难怪你叫何洁——多么干净！”她快乐了，便唱苏联歌曲。我也跟着她唱，好在路上车辆多而行人少，没人听见。同唱苏联歌曲的习惯，结婚后我们仍保持了好几年。七十年代前期某夜，我偷听莫斯科的华语广播，听见那边的某个评论员大骂1957年中国的所谓右派分子如何反党，我们才不再唱那边的歌曲，也不再有兴趣听那边的左调了。

这是何洁第二次来看我。她这次在我家中住了两天，脚不出户。门外的世界是反对我们恶毒，我们很清楚。不时有人假装过路，或假装检查清洁，前来窥觇。母亲上街买菜，有人向她探问：“听说你家来了一位电影女演员？”其实早在何洁第一次去县上找我时，由于她向别人问路，不小心说出了“找流沙河”的话，就已经有人在注意她，并怀疑她是女特务了。本来嘛，电影里的女特务不是都很漂亮吗。

我们的谈话内容不外乎三方面，虽然海阔天空，似无边际，虽然一会笑，一会哭。

一是共忆五十年代前期的光明，由此而引起我们感情的共鸣。

二是同评1957年的“阳谋”，由此而导致我们思想的一致。

三是互诉九年来彼此的坎坷，由此而促成我们命运的相依。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此话不错！

两个晚上，我们并肩坐在庭院的石阶上，携手谈到半夜。不闻人声，但闻竹响萧萧，虫鸣唧唧；不见灯光，但见明星灿灿，银河耿耿。这世界静极了，仿佛能用灵耳听见地球的自转声，那么和谐美妙。她唱了《莫斯科近郊的晚上》之后，我背诵苏轼的《洞仙歌》给她听：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倚枕钗横鬓乱。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但屈指秋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

人间虽好，可是，她一想起成都街头的大字报，我一想起几天前的第一次挨批斗，我们就感到“来日茫茫愁如海”了。还有更凶的，我们不知道——此时此刻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在举行。大火烧来，今夜的“冰肌玉骨”便是来日的焦头烂额。我们不知道，却预感到了。不要让左风把我们吹散，我们商量定了，准备结婚。说到结婚，我们频频相吻，泪流满面。

8月4日凌晨4点半，点灯起床，叫醒同母亲共枕的何洁。梳洗既毕，天还没亮，我牵着她那冰凉的小手，送她出门上路。走了三公里，天渐渐亮了。回头看见朝霞如大火，点燃半壁天，距离我们似乎很近。走到青白江车站，赶上了头班车。忧伤使人糊涂，我竟忘记问她下一次何时来。目送她远去了，怅怅而归。回到木器家具社，罗师傅已挫好锯齿，站在马杆外面等我了。

几天以后，“文革十六条”公布。大火燎原，已成不可扑灭之势。又过几天，何洁来信，说北京的红卫“天兵”奉命来成都煽风点火，在街头同市民唇枪舌战。又说邱原听到风声：全市右派将被集中，押往边远地区。邱原说，一旦风声紧了，他将逃往外地，劝我也作准备。何洁信上还说，再过几天，她一定来看我。

我得作好准备，当然不是准备逃往外地。我请母亲去南街买篾笆，将一间屋隔成两个小房间，母亲住宿内间，我以后从社内搬回来住宿外间。母亲明白我的用意，她很快乐。此外，还得准备一些什么，我再也想不出。

此后，每日黄昏下班回家吃饭，我在路上总要设想何洁已经来了。回到家中，总要先看屋内。母亲总是轻声带着歉意，说一句“她还没有来”。于是饭桌上又添一样菜，凉拌沉默，味苦。吃完饭也不想坐一坐，我就回社去了。晚上总是凭着马凳发呆，看瓶灯的火焰摇摇曳曳，听老鼠在墙角追逐打架，一页书也读不进去。

8月22日中午回家吃饭，我看见母亲笑得很异样，赶快瞥一眼屋内，还是没有来。我进屋去再看，忽然背后伸来一双小手攀住我的两肩，还哇的吼一声吓我。啊，是何洁从门背后跳出来，笑盈盈的！母亲在门外探首看我们亲热，她笑了，随即去厨房备午饭去了。

“昨天从乐山沙湾我姐姐那里赶回成都，天都黑了，才看见你的信。哟，你瘦了！”她说。

我看看壁上的日历，想了片刻。我说：“我上街去有事，很快就回来。”她问我上街去有什么事。我笑笑而不答，挥挥手就走了。

我想此事有必要向岳社长说一声，所以才去社内找他。他听了，很惊诧，嗯了好一阵，便叫我去找派出所。我到了派出所，说给黄干事听。黄干事说：“可以。”我真想不到此事居然这般容易。踏着轻快步，飘飘然回家，站在门外招手，请母亲出来。我低声向她耳语：“妈，我同何洁今天结婚。你看还得准备些什么？”母亲说：“枕头。”她用欢喜得颤抖的手指解下围腰，忙着去百货商店买枕头去了。

然后我迸屋来，望着何洁笑。她一边梳头一边问：“你在搞什么鬼啊？”我拉着她的手，说：“我要对你突然袭击了。”

她用食指顶着下唇，眼痴痴盯着我，等着听我到底要说些什么趣话。

“我们结婚，今天。”我很认真他说。

“哎呀呀，你真是！我毫无准备！”她说。

“今天是七月七。七夕到了。”我说。

她哦了一声，若有所悟。接着又似怨非怨地笑着说：“这一来你就使我被动了。”

我的日记本上有她在1966年8月22日写的一段话：“我心爱的坦仅仅凭了自己的灵感就决定了我的命运，但我仍能原谅他。这一切的一切意味着我们相爱得如此真挚。”这是那天夜晚我请她写的。我说：“我们写给未来看吧。”

是夜月黑风高，不见牛郎织女双星。人间要乞巧，天公偏不给，给了一个不巧，不巧母亲夜晚病了。我去东街医院请向医生。他说她是食物中毒，给巴比妥吞服。我与何洁服侍母亲——今夜唯一的证婚人。临近半夜，母亲病况好转，脸上有了笑容。她说：“我想我是藤藤菜吃多了，菜叶有猪儿虫。”顺便说说，我们的结婚晚宴只有两样莱：一是红烧肉，二是炒藤藤菜。

这一夜只睡了两三个小时。有那么多话要说，怎睡得着。我们听见屋后邻家的鸡啼，看见纸窗变白。听鸡啼，我哭了，因为想到新的一天又来了，那茫茫难料的未来更逼近了。

11．新婚别

不明白为什么结婚后我变得感伤了，爱哭。记得那时候夫妻俩枕上议论民情冷漠，我引一句古语：“足寒伤心，民寒伤国。”嘴上轻轻念着，眼中就湿润了，真不明白这是为了什么。人民寒不寒，国家伤不伤，干我鸟事！还有，谈到当时被党报点名批判的周杨，我也咽喉梗塞，仰天唏嘘。其实我和这位前辈绝无往来，不过是十年前听过他讲课而已。我有什么必要惦念他的安危！我看中国知识分子就是可厌甚至可杀，当了九年的“阶级敌人”还是不死心，还要做出那一副“唯我独醒”的酸相，还要念念不忘什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夫妻俩就这样疯疯傻傻，一会说，一会唱，一会笑，一会哭，酸甜混糅，如广东味。说啦唱啦笑啦，新婚嘛，好理解。唯独这哭，实在弄不明白为了什么。结婚后第四天中午，我拉锯回家太迟，何洁和母亲都已经吃过饭了。我饿得心慌，独霸方桌，顾不上说话，埋头猛吃，吃得虎虎有声，嚼得啧啧有味，虽然只有两样小莱加一碟泡豇豆。我吃得正来劲，听见背后何洁喉咙哽咽，断断续续用鼻抽气，就像小孩伤心一般。我回头一瞥，见她斜凭在床档头拭泪水。

“出了什么事？”我问，感到紧张。

她摇摇头。

“腰还在疼吗？”我又问。

她又摇头。’

“那你哭什么？”我再问。

她不回答，掉开脸去，用手帕遮住眼睛和鼻子，咪呜一声就哭起来。哭够了又扑哧一笑，小声说：“你吃饭的样子好饿痨哟，看了伤心。”我赶快端着碗跑去亲她。我向她解释，当解匠以前，我吃饭不是这样的。她说：“这我知道。我是想起你的命好苦哟。”于是又哭。

就在这天晚上，铁帚入门，夫妻俩的感伤情绪一扫而光，不再哭了。

事情是这样的突然，城厢镇派出所张所长夜访我家，在窗外叫我的本姓本名。当时母亲刚刚上床，我和何洁正在煤油灯前笑语。听见有人叫我，好生诧异。出门一看，是张所长，手中握着一支电简，站在窗外，状甚严肃。张所长说：“你叫何洁出来。”

何洁闻声，不须我叫，立即出来。张所长例行公事问一句：“你就是何洁吗？”然后向何洁作了自我介绍，要她现在到派出所去一趟。何洁闻变不惊，回到室内添了一件外衣，强笑着安慰我两句，随即出门，跟着张所长走了。庭院墨黑，听见她的履声渐远，我站在石阶上，茫然不知所措。要知道，我从来未遇过这类事，加之以又胆小，当时惶悚，可想而知。

黑暗中我闷坐在阶前，等了很久，不见人归，忧心如焚。看了表又抽烟，抽了烟又看表，真要命。“不会又是一篇《新婚别》吧？”这样一想，便不再感伤了，只有愤慨。我想应该去南街派出所看一看，便向外面走去。走出余家大院，看见一个民兵背着步枪，站在路灯下面，惊诧诧地看着我，走出槐树街口，又看见一个民兵背着步枪，站在街口旁边，好像知道我会上街，先在那里等我似的。我明白了，他们审问何洁的同时怕我畏罪潜逃，所以布置岗哨。我怕他们怀疑我有异动，只好乖乖地折回到墨黑的庭院去，绕阶徘徊。这一年秋风来得早，吹得我背脊寒颤，已有深秋意味了。若按阴历，七月半尚未到，才是初秋时节呢。想是雨水太多，使初秋早行了深秋令。身感宋玉说的“薄寒之中人”，我入室添衣裳。这时母亲已经醒来，我告诉她，说何洁已被张所长带走。母亲懵懵然不相信有这事，下床到外间来看了，果然空床无人，才相信了。她说：“张所长好，不会怎样。事情问清楚了，就会放回来的。”我没有告诉她，大院门外和断墙缺口处以及槐树街口外部有民兵监视我的行动。她若知道这个，肯定吓傻。我说：“妈，你快去睡吧。”她进内间上床去了。隔着一层篾笆，我听见她在喃喃地祷告。她信仰“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数十年如一日，虔诚不改。在艰难困苦中，纵然儿女不在身边，她也不会感到孤独。她的信仰是坚定的，但又是隐蔽的，从来不敢公开标榜自己是观世音的信徒。唯其隐蔽，所以愈加坚定，儿女拿她莫可奈何。我自从成人后，一贯信仰马克思先生首创的我所能理解的那个共产主义，但我无力也不忍心去打破她的迷信。每逢她祷告时，我总是假装未听见。

为了验证庭院的断墙外是否也有民兵放哨，添了衣裳后，我便去侦察。我吸燃一支香烟，向断墙缺口走去，一边慢步着一边猛吸着，让这一星烟火在黑暗中亮成信号，好给那很可能隐藏在缺口外菜园中的民兵一个通知，免致互相惊扰，发生误会，乃至啵砰一声结束我的贱命。走出缺口，假装呛咳，沿小径斜穿入邻家的很大的一片菜园，站在一丛瓜架旁边，随地小便，排泄满腹恐惧。四面竹树剪影，萧萧瑟瑟，阴气逼人。三个月前喝碘酒自杀身死了的六弟就是在这里同我路遇的。站了片刻，确信这里没有民兵。我想：“只有傻瓜才会相信我有可能潜逃。”便不再侦察了，急步回去。走近断墙缺口，竹林下忽窜出一个黑影，挡住我的归路。

“还没睡？”黑影问。

我只唔了一声，算是回答。

“吸个火。”那人说。

他叼着一支香烟，凑上脸来同我面对面吸燃火。他看清楚了我的脸貌，我看清楚了他的步枪。走回我家庭院，心跳怦怦，我想：“还是我傻！”

我在窗外阶前坐下，借烟火的微星看手表，已经11点过。我担心他们会把何洁扣留在派出所。现在是乱世，什么都可能。我决定去那里看一看，便又走出余家大院。原先站在大门外路灯下的那个民兵，难受风凄露冷，这时已经坐在大门口的石墩上打瞌睡了。我向槐树街口大步踏去，黑暗中看见前面有电筒光，听见走来的脚步声。我屏息停步，看清楚了渐近的两个人影——一个是何洁，另一个握电简，显然是奉张所长之命护送何洁回家的。

等这两个人影更近了，我咳两声响嗽，让何洁知道是我在这里。于是何洁向护送者致谢，说不必再送了。待到那人晃着电筒走远以后，她才轻声寻唤我的小名，摸摸索索伸出手来，让我牵她如牵盲人一般地走向余家大院。她的小手冰凉，说明她很紧张。她不笑，也不语，说明事态严重。我想问，又不敢。

两人跌跌撞撞走入大院，但见家家户户都是黑灯瞎火，悄然无声，唯余我家孤灯一盏照纸窗微亮而已。这一朵荧荧暗火，在我们眼中，在我们心中，毕竟是光明而又温暖的，胜过那些高举的火炬。何洁吁一口气，心情由紧张而舒缓，这才压低嗓子，贴着耳朵告诉我：“他们要赶我走！”

走进屋内，母亲还在等着我们。我催她快睡了。她看见何洁平安回来，也就放心睡了。于是我们洗脸洗脚。倒水声，碰盆声，响得叫人听了心惊肉跳。吹熄煤油灯，准备上床去，我又溜到外面庭院中去察看是否有人来听壁脚。所谓阶级敌人鬼鬼祟祟，大概就像我这个样子。屋前屋后都察看了，我才溜进屋来，摸上床，吸燃烟，听何洁在枕上陈述详情。

派出所内三个钟头夜审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主审者：中共金堂县委组织部陈松林部长。陪审者十余人。除张所长一人外，何洁都不认识。审厅外面有持枪民兵走动。

第一阶段，审查何洁。陈部长当天下午从县上来，就是为了此事。听说我们结婚了，他们不理解，遂怀疑何洁是女特务。何洁作了详细的历史交代，从戴红领巾说起，说到入成都市川剧团，说到1958年被错误处分，说到去新疆入兵团歌舞团，说到回成都，说到去贵阳，说到她的妈妈郑雪华在省工商联工作，说到她的舅爷李宗林在省委统战部当部长还当成都市市长，一直说到她目前在成都市鼓楼街幼儿园工作。说得不惊不诧，叫你不得不信。看来看去，实在不像特务，恐怕是个好人。

第二阶段，启发何洁。她固然是好人，可是，太幼稚，受人欺骗成婚。张所长说：“你肯定不知道流沙河是全国闻名的大右派！”还有呢，这个好人觉悟太低，同坏人划不清阶级界限，现在就吃亏上当了。何洁只好照实陈说：“早在1957年我就知道详情了。”又说：“我当然是爱他才嫁给他的嘛。我可以帮助他改造思想嘛。”

第三阶段，驱逐何洁。听她那样说来，又不像好人了，恐怕不宜留在本镇。陈部长好言相劝：“你明天就回成都去吧。以后不要来了。”张所长婉言提醒：“现在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呀！你一会成都一会城厢跑来跑去，叫我们怎样监管流沙河！”何洁申辩说：“我们已经结婚，应该住在一起。”张所长说：“结婚证都没扯，不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