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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审过程气氛严肃，没有詈骂，没有嘲讽，且不乏善意焉。都是按照当时政策办事的，不幸也按照运动的荒谬需要办事。我写这段文字，没有半点要伤害主审者和陪审者的意思。陈部长啦张所长啦，就我所知都是好官，半年后他们也挨了别人的整，相继靠边站矣。运动无情，国步多艰，现在才开始呢！

夫妻俩在枕上商量对策。何洁想回成都迁户口到金堂县城厢镇来，同我共分患难。市上迁县上，水往低处流，不难。我说还是不要迁来的好。我深知她性情刚烈，受不了压迫，受不了羞辱，不像我，我已经被压扁了，我已经被羞木了。我这九年来的改造成绩大得很呢，一是获得了最可宝贵的奴隶性，二是学会了最可赞美的无耻性。这两种品性她根本没有，怎能迁到这里来呀。何况在成都教幼儿园，总算有个工作。迁到这里来，被目为大右派臭老婆，想找碗饭吃，难哪！“我把缝纫机从成都搬回来，申请加入缝纫社！”何洁争辩说。“你想得好天真！万一右派被押到远方去集中，你在这里怎么办呀？”我想起从邱原那里听来的右派可能被集中的传闻，便这样问。“我跟着你去嘛，在集中营大门外摆个地摊，补衣裳啦补袜子啦也能挣碗饭吃。”何洁说，脸上居然浮起笑容，好像看见了美丽的天堂。我心绪更乱了。我们什么对策也未商量出来，已听见鸡啼。急于想法应变，鸡声再也引不起我的感伤了。问题很现实，诗意的眼泪救不了燃眉之火。

第二天早晨，我要去拉锯。何洁病恹恹地凭倚在床档头，叫我请假陪她一天。我去社里请假，岳社长说：“你误工太多了，罗师傅有意见。”我想也是。联手罗师傅家中还有三张嘴，嗷嗷待哺。我不能再误工，那样对不起他。可是对得起他来却又对不起我的妻子——她在家中临窗望我归呀。心乱如麻，头晕如醉，拉起锯来老是跑离墨线，解出来的板面都是“浪打浪”。抓钉松了，撑钉又未敲稳，大木料

差一点沿马杆的斜坡滚下来轧断我的两腿。

中午回家，进屋不见何洁，入内间去看了，也不在母亲的床上，母亲从厨房走进屋，悄声说：“她走了。”一潮悲凉，新婚别的悲凉，从心中奔涌到眼中来，又从眼中强压回心中去。我在桌前坐下发呆。燕去了，巢空了，只留下一张字条放在桌上：“坦：我走了。为了生活，保重。妻字忙抄。”我问母亲：“她怎样走的？”母亲说：“她等你好久，不见你回来。派出所张所长又到家中来了，催她快走。她说偏不走，同张所长吵起来。张所长提醒她，说她的户口在成都，不在城厢镇。后来张所长走了，她就清理你的藏书，装满一藤箱最好的，请余勋楣（我的三妹）帮忙，两人共提到北门车站去。离开车时间还早，她又冒着大雨跑回来，从菜市上买了黄瓜和大椒给我带回来。她说雨大，叫我不要去菜市了。大雨不停，她又走了。我拿着草帽去追她，一路喊她，她不回头。我晓得，她在哭。”母亲哽咽着，说不下去了。停了一会，又补充说：“她说她九月上旬一定回来。”

多日以后，我才知道，那天上午她同张所长吵，双方曾有一段激战般的对话。这段对话是躲在屋内的母亲所没有听见的，如下：

“这里是我的家。我不走！”

“你们这是非法同居。不走，赶你走！”

“我们要求补办结婚登记手续！”

“补办了也不准你住在这里！”

“我把户口迁来！”

张所长吃一惊，瞪大眼睛逼视何洁。在成都有工作，生活满好，偏要迁到小镇上来受苦，这样的年轻女子是他从来没有遇见过的。他凭常识判断何洁是在提虚劲，争个嘴巴硬罢了，未必肯认真迁到这里来，便笑笑说：“那你就迁来吧。”

12．红卫兵来了

何洁是在1966年8月27日上午走的，哭着走的。两天后，红卫兵来了。这些小将由老师带着，列队上街游行，敲锣打鼓，裔呼口号，惊动本镇东南西北四条大街。看热闹的观众鹄立街边巷口，有感到快意的，有感到新鲜的，有感到茫然的。想来也还有感到恐慌的，不过我未亲眼看见，不敢妄记。人有了恐慌感，一般都掩饰着，不肯形之于色，例如鄙人便是。当时我回家去吃午饭，路过北衔，正好遇见红卫兵游行。躲吧，来不及了，面对面了。我脸上做出一副温驯无害且能“正确对待”的表情，心中却在诅咒“小法西斯”。这又是奴隶性的表现。读者不妨骂我虚伪好了。须知，“左家庄”的“十年教训”厥功甚伟，岂止教成了一批又一批的棍子和打手，而且训熟了更多的吃棍挨打者。整人的，被整的，双方均已成熟，彼此的表演都很得体了。

这是本镇最早出现的一批红卫兵。他们都是城厢中学的学生，一般属于家庭出身好的所谓红五类子女，对他们心目中的伟大领袖据说怀有深厚感情，对他们心目中的阶级敌人据说怀有刻骨仇恨。不过据说而已，他们毕竟年幼无知，尚缺乏定向性，所作所为多系受人利用。后来由于组织扩大，兼容了一些“可以教育好的”所谓黑五类子女，又由于政局的苍黄反复对他们产生了种种影响，他们原有的组织便分裂了。于是最早出现的那一批红卫兵被他们的对立面（也是红卫兵）骂成是“官办红卫兵”。这恐怕不公平。形形色色的红卫兵组织其实都是奉“主家庄”之命旨行事的，本质相同。不同的只是有的组织主奉天命，有的组织主奉地旨而已。而“左家庄”是到处都有的，不论天上地下。记得那时候在故乡听见一首从成都传来的民谣，主题是讴歌红卫兵对立的两大派：一派是主奉天命的红卫兵“八二六”，一派是主奉地旨的“红卫兵成都部队”。谣曰：

“八二六”好，“八二六”好。“八二六”教我偷手表。“红成”坏，“红成”坏。“红成”教我偷泡菜。

官办不官办，都是“教我偷”，本质一样。这首民谣真绝！

还是回头来说这一批列队上街游行，敲锣打鼓，高呼口号的红卫兵吧。这一天他们的任务是杀向社会，大破所谓“四旧”。他们先后冲入东南北三条街的几家茶馆，叫那些茶客站起来，跟着他们诵读《毛主席语录》，多半是“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啦，“你不打，它就不倒”啦之类的。可笑茶客们许多是老头，不熟经书，喉咙里打和声，天晓得诵了一些什么，诵毕，都给赶出茶馆，各自散去。于是红卫兵又高呼口号，贴大字报，勒令茶馆关门，从此不许营业。这些勇锐的小将还沿街袭击下象棋的和打扑克的。象棋子有“帝王将相”，扑克牌有K便是王（KING），有Q便是后（QUEEN），都要没收，予以焚毁。商店的老招牌，名字古雅，涉嫌四旧，都要当场砸烂。南街牛肉饭馆的招牌是“清真”，砸了，坡成“回民食堂”。至于街名巷名，有那些古雅的，后来都改成革命的，换挂新牌。西门外有一条破败肮脏的小街，原名“庆泽路”，改成“光明路”，是其一例。历史上的种种革命都很艰难，唯有这种革命十分容易，一夜之间便可大功告成。凡藏有古董、文物、字画、书籍之家，这一天都被红卫兵袭击，横遭抢掠。小将们的这些战况都是我后来听别人讲的。我当时是从北街窜入小巷回家去的，不可能目睹这些战况，特此说明。

急步回到家中，仍然感到恐慌。“上午母亲又去替我交了一背篓书籍，他们也许不会再来找麻烦了。”我这样安慰自己。吃午饭的时候，大弟从街上跑回来，幸灾乐祸地向母亲笑着，大声报告：“来了！来了！进槐树街来了，红卫兵！”他很快凳子上面再搭凳子爬上去，用斧头砍削房柱上端的装饰木雕。装饰木雕两面刻着古代的人物，属于“四旧”。那玩艺儿在他的房门外，他怕红卫兵问罪，所以自己先破。他的房间内，横梁上原绘有贴金的大极图和八卦，几天前他已经用黑漆涂盖了。这时候锣鼓声隐隐可闻，余家大院一片忙乱，院内各家各户都在慌着破自己的“四旧”。哪些东西属于“四旧”，本无明文规定，大家只好按各自不同的理解去破。院内各家各户都在抓紧时间大破特破。吃完饭我出去察看了，前院和后院并无我想象的愁惨气氛。孩子们乱纷纷跑出大门又跑回来，嬉笑喧哗，觉得好玩。锣鼓声既惊心又助兴，合斗争与娱乐为一。有些大人也像孩子一样又笑又嚷，等着看戏，幸灾乐祸者哪里都有呢。

红卫兵队伍后面跟着一群看热闹的孩子和大人，涌入余家大院，挨家挨户匆匆扫完一圈之后，直取我家而来。锣鼓声，口号声，声声逼人。母亲躲入厨房角落，不敢露面。大弟早就锁了自己的门，到外面避风去了。红卫兵进入我家的庭院，带队老师作了战略部署以后，便开始革命行动。一部分小将在庭院里维持秩序，不让那一群看热闹的人挤得太近。另一部分小将进屋来搜查。床下剩余的三四百册书，都搬出来了。箱子、立橱、桌柜、灯柜都打开了，里面也有书。一切抽屉全拉开了，里面也有书。最初他们一本一本的翻着检视，看其内文是否属于“封资修”。拿不定主意的书，还请老师过目。后来发觉这样太慢，便只看封面和前言了。这种仍嫌太慢，便只看其书名是否有拥护毛泽东思想的意向。有，便留给我。最后的结局是只给我留下了几本书，那三四百册书，全投入两具大竹筐抬走了。我的一匣底稿《字海漫游》约十万字，那是解说古文字的科普著作，他们也要没收。我说：“那底稿是散页，容易丢失。你们就连木匣一起拿去好了。”

书们稿们，我的朋友们，恕我无力保护你们。你们曾经给我安慰，给我光明，给我梦想。你们最了解我，你们可以为我的前半生作证，证明我的清白无辜。我还活在世上，你们却要去了。你们不要感到冤屈。你们应该知道，火刑绝非史无前例。你们的先辈，名叫《诗》的，名叫《书》的，还有统名叫“百家之语”的，都曾受过火刑。你们要勇敢些！你们每一本都不是独儿。你们都有自己的同版兄弟，他们散播在辽阔的华夏乃至瀛海之外的大九州，谁也无法烧绝他们！去吧，朋友们，不要哭！

第三天，这个红卫兵组织在东街贴出一张大字报，欢呼昨日首战大捷。说昨日小将们查获流沙河拒不交出的一大批“四旧”物品：有反动日记即“变天帐”若干本；有封资修的反动书籍若干册；有反动文物古董若干件。说流沙河反党野心不死，革命群众必须擦亮眼睛。说流沙河的这些罪证被查获，乃是毛泽东思想在本镇的又一光辉胜利。最后又来什么“勒令”，要我“低头认罪”云云。

我很恐慌，当天下午写了一张“低头认罪”的大字报，说感谢革命小将们的教育。我把这张奴隶性十足的乞怜书交给岳社长，请他转交给那个红卫兵组织。这一天是1966年8月31日，天气晴明。

13．夜半抄家

1966年8月31日的日记是这样结尾的：“别了，我的日记。从明天起我不写一个字了！”一写就是“变天帐”，怎敢再写。说不定过几天又来搜查，像前天中午那样，查出来怎么办！二十一岁那年写日记上了瘾便再也戒不掉。打成右派以后，仍然偷写至今。现在三十五岁，蝶挂蛛网，命在旦夕，还写什么，戒掉算了。奈何戒了几日，笔尖又痒，遂写在每一天撕下来的日历纸上，折成一叠，藏入衣袋。纸叠逐日加厚，衣袋胀臌臌的，又怕惹人注目，便只好誊抄在本本上。殊不知刀剖竹终久还得碰着节疤，某夜忽来抄家，本本又被查获，给自己添一笔“变天帐”。于是又戒掉，戒掉又痛苦，痛苦又上瘾，上瘾又抄家，抄家又查获，查获又戒掉。如此循环两三圈后，终于老实，笔尖不再痒矣。直到五年之后，林彪炙骸黄沙，政局微现一星星光明了，我才又写起日记来。哪晓得批林批孔又批到我头上，又来抄家……

说远了，且回头，何洁被张所长赶走后，音书杳无。她那天冒大雨回成都，肯定病了，想起令人忧愁。半个多月以后，某日我正在拉大锯，忽见她笑盈盈地窜入木器家具社来。我放下锯子，跨出马杆，前去迎接。她递来一张纸，我看了又是喜又是忧。她真的从成都把户口迁来了。

是夜夫妻恩爱，自不必说。第二天她去派出所办户口迁入手续，找张所长。张所长为人讲信用，当初既然说过“那你就迁来吧”的话，不好食言，虽然违背他的本意，也只得照准了。使我铭感在心，至今不忘的是这位所长还给何洁找了一个饭碗，让她加入北街缝纫社。后来我的大弟打我，兼骂何洁“滥货”，纠纷闹到派出所去，这位所长明辨是非，狠刮了大弟，叫他写检讨，保证不再欺兄凌嫂。虽然何洁从前同这位所长吵过，虽然这位所长明明知道我是个所谓的危险人物，他仍然能做到秉公执法，不给谁穿小鞋，不踩谁的痛脚。这位所长清贫自守，公务余暇，回家种菜养猪。我多次在街上看见他担一挑猪泔水，或牵一头猪，或同其妻子抬一笼猪儿，犹有旧时农民本色。张所长名邦荣，臌眼睛，络腮胡，清水脸，高颧骨，走路佝着背，样子古板可畏，我想不起他是否有过笑容。那些年在故乡路遇他，我总要向他鞠躬致敬意，同时想道：“可惜，这样好的官不多。”

何洁加入北街缝纫社，她的缝纫机也跟着抬入店内，每日勤勤踩缝。同我一样，工资也是计件，不敢不勤。店内欺生，来钱的活路总不给她做，所以每月收入低得可怜，活路又紧，晚饭后还要到店内去踩夜车。月经期间不敢休息，照常踩缝，血浸了凳垫也不顾得了。她不觉得辛苦，每天早晨和我同路上班，黄昏和我同路下班，总是又说又笑。夜深我去店上接她，牵着她走入小巷内如沉在甜梦中。她的户口迁来以后，我们又去镇政府补办了结婚登记手续。心里踏实了，谁也没法赶她走了。晚上如果我去瞭望台参加“黑五类”的学习，她在家中便不肯睡。实在渴睡了，也只肯和衣而卧，等我夜深归来叫醒她。她醒后总是嫣然一笑，忙撑起身来，同我一起洗脚。结婚前我曾有《情诗六首》赠她。第六首有这样的段落：

我们将为生活终日奔忙早晨你送我出门傍晚你等我回家我们勤劳如暮春的工蜂自己采的花最香自己做的蜜最甜让花常开在家里让燕子年年来拜访我们我们将珍惜每一个幽夜在灯下读书在窗前望月在枕边谈笑在梦中听屋上的风雨和邻家的鸡啼让尘世的纷争遗忘我们让岁月在门外悄悄地走过

　除了“在灯下读书”这一句因书籍被抢光而化为泡影以外，其余的预言似乎正在实现。哪知道“尘世的纷争”才不肯遗忘我们呢，“岁月在门外”不是“悄悄地走过”而是狠狠地打门，打得乒乒乓乓，继之以踢，踢得硁硁矿矿，终于惊醒了共枕的夫妻。我看见窗纸上乱晃着眩目的电筒光，听见乒乒乓乓硁硁矿矿之声愈来愈猛，闹不清楚出了什么事情。何洁小声说：“快去开门吧。”我向窗外应答一声：“来了来了。”便披衣下床，趿着鞋去开门。这时候打门踢门之声停了，窗纸上的电筒光也熄了。门外依旧寂寂冥冥，无声无光，似乎瞬间前的声与光都是幻听与幻视在作怪。我迟疑片刻后，拨开门闩，拉开门扉。一道电筒光逼着脸射来，射得我什么也看不见。我仍然不清楚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门外一声严厉的查问：“你是流沙河？”我点头。电筒光从脸上移向身上，看我手中是否握着什么。看见我两手空空，电筒光又移回脸上来。那人又问：“屋里有哪些人？”我答：“一个母亲，一个爱人，都是女的。”那人警告我：“你少装怪！”我才明白自己失言，不该说“都是女的”这一句废话。站在那人旁边的另一人说：“叫她们都起床！”这两人背后还有几个人，黑暗中看不清楚，只听见他们在窃窃耳语，可能是在谈对我的观感。这时候电筒光移向入门的厨房内，这一伙人随即跨迸厨房来。我请他们坐，他们不理我。我进房间去，点燃煤油灯，看见何洁正在穿衣裳。内间的母亲已经穿好了。

何洁很镇静，吩咐我再点一支鱼烛。鱼烛点燃，走出房间，放在厨房的饭桌上。于是厨房内大放光明了，我这才看出来这一伙人是中学生，大约七八个。不久以前何洁说过成都已经在抄家了。我暗自思忖着：“这些中学生该不会是来抄家的吧？”

“叫她们都出来！”为首的那人说。

母亲和何洁来到厨房内。那人翻开《毛主席语录》念了几段。这是一种宗教暗示，暗示他老人家此时此刻也在现场。那人问：“你的《语录》呢？”我说明天去买。母亲赶快去把她的那一本拿来递给我。那人叫我翻到某页，念某一段可用于我自己骂自己的。我念了，站在那里恭候发落。

这时候那人庄严宣布：“我们是红卫兵，大弯中学的，来造你的反！”然后叫我老实交代罪行。我把那一套背熟了的又背一遍。那人喝斥道：“不老实！去给毛主席跪下请罪！”我迟疑好一阵，阴叹一口气，走到厨房正面墙下，向毛主席像一鞠躬，跪下。

小将们审何洁，问她家庭出身。何洁不答，叫母亲把户口簿拿出来，交给为首的那个红卫兵。小领袖翻开看何洁的那一页，知道她的家庭出身原来是贫民（户口簿上写成贪民），便缓了颊，只责备说：“你出身好，应该同大右派划清界限。”何洁答：“我帮助他改造思想嘛。”便过关了。小领袖又翻到母亲刘可芬那一页，知道她是地主，便喝斥她，叫她也到毛主席像下面去跪着。毛主席像下面堆放着杂物，空地被我一个人跪完了。母亲挤不进来，便只好改跪在灶台边，好像腊月二十三夜祭灶神一般。不过她此时此刻暗中祷告的不会是炊神爷爷，很可能是观世音奶奶。这才是错中错哟。

我这人一贯地苟且偷安，心存幻想，遇事总爱做乐观的预测，而往往被结局掌了嘴。这一次也是如此。跪在那里，我想：“骂也挨了，跪也下了，恐怕这样就了了吧。”后来才省悟到，斥骂和罚跪仅仅是革命行动的礼仪性部分，实质性部分还在后头呢。小将们哪能容我一趟子跑过阎王十殿——这是心存幻想！挨挨骂，下下跪，这能算什么哟。吾乡黎民百姓从来不认为挨骂啦下跪啦是什么严重的事情，所以把挨一顿骂说成是“吃一碗宽面”，所以把下一回跪说成是“下一趟贵州”，都纳入了饮食和旅游的范畴。老舍先生，傅雷先生，两位大文豪请听我跪禀。文革以前，你们如果先来敝乡习染习染，或者竟至像我这样生于斯劳于斯，不习而自习，不染而自染，文革期间你们就不至于吃了宽面条立刻去投湖，下了贵州省立刻去碰车，从而得以苟活偷生，同今日之鄙人一样了。什么“士可杀不可辱”，你们太迂了。有一些棍子和打手至今还不承认挨骂和下跪是什么受辱，他们说你们只不过受了“一点冲击”罢了。

小将们随即从礼仪性的革命行动转入实质性的革命行动，杀进房间，放手抢劫。

他们先开启我的一口大红箱，把箱内不值钱的东西抛出来，值钱的留着。然后把桌上的一座闹钟也没收了，投入箱内。我家唯一的灰底绿条毛毯，折叠起来，塞入箱内。还塞了一些什么入箱，时隔十九年，我已记不得。他们动作熟练，不费多少时间便完成实质性的革命行动，提着那一口大红箱，挟着一些包裹，再骂我一顿，便扬长而去。我听见其中两个小将耳语密谈，知道他们还要去某处敲某家的门。此时距天亮还有三四个钟头，来得及再抄他妈的两三家。

他们是成都市青白江区大弯中学的红卫兵。大弯距城厢镇八公里，那一带解放前经常出抢案。大弯被夹在金堂、新都、广汉三县交界处，旧社会谓之“三不管地”，故多土匪抢劫。传说古代某地有一眼“廉泉”，贪夫饮了也会变得廉洁，又有一眼“盗泉”，好人饮了也会变成强盗。不知道大弯有没有“盗泉”。或许时代变了，自来水早已取代了泉水吧。文革期间，大大小小的左营自来水公司到处都有，何止大弯一处，又何必非有一眼“盗泉”不可。好好的青春少年人，只因为饮了那些左营公司的“盗水”便去抢劫，这还不可怕么？十九年过去了，他们现在想起自己当初的错误行为，肯定良心有愧。我在这里向他们问候，希望他们提醒子女：“饮水当心！”

14．躲蟾酥

在成都市城区内，某中学的红卫兵的某战斗队一群小将，1966年深秋某日，杀向布后街2号四川省文联抓我，扑了个空。获悉我已“逃”回老家，他们便跑到金堂县城厢镇来抓我。又获悉我“躲”在木匠那里，他们便去本镇公园内的木器厂捉人。木器厂的人说我在北街木器家具社，他们又奔向北街来。

木器家具社有相邻的两间门面，一大一小。大门面是门市营业部，卖木器家具，摆满大床小床立柜平柜方桌圆桌椅子凳子盆盆桶儿之类。小门面是细木工张云舟的作坊，他专做镜匣像框鼓风器之类。两间门面都可直通后院。木匠都在后院干活，各有各的作坊，设在室内。解匠无作坊，架马在室外走廊上，各有各的地盘。

小将们从大门面窜入后院来抓我。没有谁给他们“点水”，他们未能认出我来，怏怏而出。出门看见小门面贴着那一张过时的“警告流沙河”的大字报，他们遂怀疑在那里佝着背推刨子的张云舟师傅可能就是流沙河。盘问他：“哪个是流沙河？”他回答：“不晓得。”小将们说：“你就是！”要围上去捉他。他操起斧头向马凳上砰的一捶，摆开架势，假装迎战。小将们手无寸铁，被他吓退。在门前摆地摊卖草药的潘大爷说：“他不是流沙河。流沙河早就不在这里了。”小将们这才明白认错人了，遂向别处去找。这个张云舟师傅，那年大约六十岁，与我非亲非故。他掩护我，只是出于相信因果报应，不肯做损阴德的事情。他也许听说过，当时成都斗人兴打，像我这样的人，弄去可能打伤打残。

我很恐慌，去派出所找张所长。也算凑巧，县委组织部陈部长（他审过何洁）也在座。我告诉他，成都来的红卫兵要抓我回去。我希望领导上告诉我，我该怎么办。陈部长说几句不着边际的话，便目送我走了。陈部长和张所长，我猜想，当即做了某项安排。

本镇的一些民兵奉命在北街巡逻，其任务是阻止成都来的红卫兵到社内抓我走。如果抓了，民兵们就将我反抓回来，说：“我们要斗，不能带走。”我每日提心吊胆，上下班绕小巷，怕碰见成都的红卫兵。后来风声转紧，上面又将我混藏在地主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群内，每日押送到南门外姚家渡河滩捡石头，早早出，晚晚归。来来去去，我都夹在队伍中间，草帽压眉，衣衫褴褛，低头佝背，拖脚走路，模仿那些地主。地主林伯伯对我母亲说：“我们都是来陪勋坦的哟。”明知捡石头只是做过场，一挑挑堆在岸边毫无用处，大家还是努力干活。请容我直说吧，这些人在旧社会，或收租剥削农民，或溷迹旧军队，固各有其历史过失，但是在新社会，他们早已自食其力，他们谨言慎行，循规蹈矩。天下大乱，谁在煽风点火？谁在推波助澜？谁在打？谁在砸？谁在抢？谁在抓？谁在抄？谁在斗争共产党员？谁在占山为王？谁在持枪杀人？谁在残害百姓？谁在动摇国本？不是他们。阶级敌人，他们曾经是，总不能老是。人心是向善的，世态是趋新的。死死揪住他们不放，遇事总拿他们开刀，便是形而上学猖撅。就我个人而言，不能忘记的是他们待我不错，对我小儿鲲鲲很好，爱他，逗他，塞糕饼给他。我从前也以为他们都是凶残阴险之辈，后来自己被推入阶级敌人群内，与他们同劳动同学习，得以就近观察研究他们，才发现绝大多数都不是。他们由坏变好，不是也反映出国家的兴盛和新社会的人道主义性质吗？我看只有左家庄才需要他们永远做阶级敌人，以便制造出“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假象，从而找到发起运动整好人的理由。

捡石头有一次收工太早，队伍走近本镇，天尚未黑。怕我被成都的红卫兵认出来，领队干部便叫我们在城外路旁溪畔坐等天黑。那一轮老太阳悬停在西山上，迟迟不坠，令人心烦。想起我这几日为了躲成都的红卫兵，一个钱也未挣，拿什么去买米，不免忧从中来。眼前是秋收后的稻田，一群游牧的棚鸭在田间觅稻粒，嘎嘎呼应。既饱者便跳入我临坐的溪水，找鱼虾吃，游来游去，各享生命之乐，都不像我这样无聊。遥遥听见城内的有线广播大喇叭，又是那个可厌的革命腔，而且出自女广播员之口，正在报告本镇红卫兵又横扫阶级敌人若干之类的战况，以及“只许左派遣反，不许右派翻天”之类的恫吓，令我纳闷。我想：“本镇右派总共四人，她在说谁？”后来我才明白，广播站替本镇官方发言，所说“右派”是指红卫兵“八二六”派以及那些正在暗中串联，准备奉伟大领袖之命起来勤王“造反”的英雄豪杰。红卫兵在成都闹事，公开煽动“火烧省市委”和“炮轰西南局”。波及本镇，便有少数野心勃勃的人，加上一些多年受压的人，再加上更多的既无野心又不受压，仅仅是太热爱伟大领袖，爱得迹近宗教迷信的人，暗中串联，跃跃欲试。本镇官方当然憎恨他们，但又苦于对付。政局如火山将爆发，我的命运茫茫难测。“变棚鸭好！”我想。

每日去姚家渡捡石头，有一位本镇的红卫兵，姓刘，眼镜，随队伍监视我。他后来做了本镇红卫兵的小领袖。可能是他把内情透露出去了，县上遂有造反派的大字报贴出来，攻中共金堂县委“包庇大右派流沙河”。造反派都是些极左的夸大狂，幻觉特强，能够白日见鬼。陈部长啦张所长啦不是在保护我，他们是在保护中共对右派的政策不受干扰。这项政策已经够左了，左出许多家破人亡。造反派认为左得还不够，所以攻县委“包庇”我。造反派其实也并不恨我（当然也不爱我），攻县委却把我扯出来，只是为了给对方抹黑脸，以便搞而臭之，打而倒之，取而代之。这套拳路不是造反派发明的，文革前十七年早就有，旧社会国民党早就有，中国历史自有封建主义的权力争夺战以来，一直就有！共产党人不应该有这套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拳路，但是不幸也有！而且被他们的对手学去，用来回整他们！

捡石头不得不中断。我又回到马杆旁拉大锯，从此无处可躲。我是五月的蟾蜍，川谚说它“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此话出自《淮南子》云：“造鼓（蟾蜍）避兵，寿尽五月之望。”五月十五过了，采药人就不再捉它取蟾酥了。怕只怕过不了，捉住要挨一刀。所以吾乡说人躲祸谓之“躲蟾酥”也。

不久以后，某日早晨我正在拉大锯，忽听背后一片杂沓的脚步声，见一群年轻人涌入后院，东张西望，似在找谁。他们厉声逼问木匠唐娃儿：“哪个是流沙河？”那位少年木匠不知所措，正在为难。明知躲不脱了，不如自首，也显得那个些。我大声说：“我是！”那一群年轻人跑过来，半圆圈围了我。联手罗师傅放下大锯，回避开去。包围圈缩小了。又一群年轻人从小门面飞跑而来，七嘴八舌问道：“在哪儿？”他们蜂拥而上，包围圈由一层变为两三层。原来这两群年轻人就是成都来的某中学红卫兵战斗队的小将，他们驻扎本镇多日，煽了不少风，点了不少火，已将此地革命形势推向了高潮。现在他们即将凯旋成都，准备抓我回去，行“献俘”之礼，开斗争之会。他们先去家中捉我，又扑了空。可能有邻居给他们“点水”，他们跑到这里，兵分两路，一路从大门面，一路从小门面，杀入后院来。他们的小领袖甲问我：“你就是流沙河？”他似乎怀疑我是假冒的。

“同学们，我就是。”我握着锯柄说。

“你说你的本名。”小领袖乙说，似乎有考核我是否是假冒的意思。

我说出本名来。他们不再怀疑，但显然很失望。我是这样瘦弱，蓬头垢面，裸体跣脚，只穿一条幺裤，寒伧之至，不像他们斗争过的“黑帮分子”。

“你为什么躲在这儿？”小领袖甲问。

“我被押回老家，接受群众监督改造，已经半年。我不是躲来的。”我放开锯柄，伸手掌请他们看凸起在指根下的茧皮。我说：“我靠拉大锯维持生活，已经半年。”

小领袖乙愤怒地喝笃道：“狡辩！你以为我们不看报！你是黑帮！沙汀黑帮！”他双臂反抄在背后，似乎双手捏有一件东西而不让我看见。我怕，可能是打人的凶器。

我解释说，1957年定我右派罪，当时沙汀是省文联负责人，我怎么可能入他的“黑帮”。我说，我与文学绝缘已九年了，根本不是文学界的人，不可能入任何帮。

“是小汽车送你到这儿来的吧？”有人问。

我解释说，1958年我被开除公职，只拿生活费，每月三十元，做体力劳动，迄今九年了，怎么可能坐小汽车。

小将们还提了许多质问，都显得很无知。他们居然以为我的生活很好，拿稿费啦有存款啦住洋楼啦吃营养啦。他们不了解当右派多么苦，因为他们太年轻了，又都是红五类子女，没有当右派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我一一回答了他们的质问。他们都很失望，遂不再问。

这时候小领袖甲向小领袖乙做眉眼。小领袖乙面容黑瘦，眸子清亮，一副聪明相。他仍然双臂反抄着，不让我看见他捏的东西。他把嗓子提得老高，表情非常严厉，吼道：“你！好生改造！”随即垂下双臂，不再反抄。我看见了，他手提的是一卷粗麻绳。他那清亮的眸子轱辘一转，向小领袖甲投一个询问的眉眼。于是小领袖甲用目光扫一扫半圆形包围圈，命令：“走吧。”又掉脸向着我，叫我写一份认罪书，下午交到他们的驻扎地，由他亲收。然后他们一窝蜂似地走了。

我坐下来，准备吸烟。手抖，擦不燃火柴。叼着烟的嘴唇也在抖。罗师傅走回来，不好意思用眼睛看我，也不好意思开口说话，只坐着。我说头疼，下午再锯，便回家写认罪书去了。“十五也躲过了。”蟾蜍这样想着，不快乐，只悲哀。

15．戴高帽子游街

有一天看见做桶的小李（小老虎战团团长）放着桶不做，坐在那一株秋深叶落的核桃树下，一边与人淡笑，一边用刀剖竹，扎制高帽子的骨架。骨架扎好，只须用纸糊了，便成。“也有我一顶吧？”我一边拉锯一边想，渐渐沉入愁海。耳边铮铮嚓嚓之声愈去愈远，听不见了。罗师傅以为我瞌睡，狠送一锯，催我快醒。

考证高帽子之古制，想起楚国的切云冠。屈原说他自己“冠切云之巍峨”，这不就是戴高帽子吗。古之儒者“峨冠博带”显得英俊渍洒，可知高帽子绝不丑化人，相反，倒美化人。汉代有方山冠，又有进贤冠，也都是高帽子，皆沿袭古制。这类高帽子，不是那个人，还不能戴呢。到了宋代，苏轼的老朋友陈季常（此人害怕老婆“河东狮吼”）到山中做隐士，出门总戴着高帽子。山民“见其所著帽方耸而高”，不但不羞辱他，还认为他是在遵古制。事见苏轼《方山子传》。大约唐宋以来，戴高帽子已不时兴，或早已淘汰了。不过，高帽子之古制，作为残余观念，仍然保留在我们的灵魂深处。所以吾乡百姓见某人喜听奉承话，便笑他“爱戴高帽子”。这是善意的嘲讽，不是恶意的羞唇。高帽子丑化人，可能同封建迷信有关系。城隍庙内有塑像名无常，左手摇扇，右手执牌。牌上楷书：“正在拿你。你也来了。”无常鬼，俗名吴二爷，头戴高帽子，同手提铁链子的鸡脚鬼一道，专职收摄将死者的魂魄。他俩是阴司冥府的衙役，形象丑恶。旧戏曲舞台上的无常鬼尤其可怖。丑化人的高帽子是否从无常鬼的头上借来的呢？

这都是我书生迂阔之论。实际情形简单得多。听当时的红卫兵说，他们是从毛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上搬来的，那上面就有戴高帽子的记载，只一句。我查了这一句，并未发现有提倡的意思，更未发现有四十年后照此办理的批示。居然有这样的“凡是”！

看见小李做高帽子的前几天，我听见罗师傅说，本镇最近成立革命组织“刀儿团”和“棒棒会”。这两个名称使我深感错愕，因为旧社会的市井恶少就有“刀儿团”和“棒棒会”的组织名称。我认为罗师傅是在乱说。后来才知悉，确实已成立两个革命组织即尖刀团和千钧棒。造反派说这两个组织是保皇狗，谑呼之为“刀儿团”和“棒棒会”，罗师傅遂信以为真。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有人叫我跟着他去。我放下大锯，跟着他走。走到大东街某处，他叫我进门去等着。原来这里是尖刀团团部。尖刀团头头之一的黄连长（其实他是民兵队长）正在指挥一群青年成员忙着准备游行。几个女青年正在赶着用纸糊高帽子。近11点，准备就绪。黄连长把一顶三尺高的给我，冷冷他说：“自己戴上！”这就是几天前小李扎制骨架的若干顶之一。我的头颅小，难为他想得周到，扎的帽圈不大，刚好戴上。接着便押我去游街示众。黄连长领队。一群青年成员，还有两三位女的，簇拥着我，沿途高呼口号。看热闹的很多，因为这是本镇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真个前无古人，使本镇一万多人耳目为之一新。有笑看的，有静观的，有惊视的，也有掉开脸不看的。大街游了游小巷。小巷里，有胆小的女人吓得惊叫唤，仿佛我是无常鬼来收摄她们的三魂七魄。也有心慈的女人急忙叫回自己的孩子，关门不许看。

游到西街丁字口，押我的一位女青年，黑蛮蛮的，不知为何骂起我来。她向押我的另一位女青年，名叫曼英的，愤慨他说：“还有他的婆娘何洁！”我吃一惊，怕她们去抓何洁游街。这时候曼英小声说：“何洁是贫民出身。”那黑蛮蛮的女青年便息怒了。两年后，曼英同何洁成了好朋友。此是后话，不提。

这一天和我同游街示众的还有两人。一个姓曾的地主，串脸胡，宵箕背，犯了什么我不知道。两三年后，“黑五类”被押到公园去参加批斗大会。被拖出来抛上台去挨斗的有我，所以记得。这个姓曾的老大爷在会场上惊恐太甚，大脑溢血，当天去世。另一个游街示众的是江裁缝，犯了私藏一件戏袍，被上纲到“妄想复辟”之罪。尖刀团的成员叫他穿着那一件多年前自己花钱买的戏袍，弄得他面红耳赤，羞得要命。我在童年，他就是裁缝，开过缝纫店。他吃亏在参加过国民党（当然是解放前），被人抓住这个历史问题慢慢整治。他的剪裁技术本镇第一，干活勤劳，为人本分。

记得那天有风，三尺高的帽子戴不稳，我只好一直用双手扶着，使它不倒。我没有羞耻感，所以表情冷漠。我一路不停地默语着：“你们践踏国法！你们践踏国法！”

小小襄球，只有一个国家是这样，在每一个省。每一个市、每一个县、每一个镇，在同一段时期，用高帽子羞辱数十万人于阳光之下。岂但史无前例，而且世无双例。华夏子子孙孙，永其毋忘：这是国之耻！这是人之羞！

还记得游行到北街剧场门口，一个红卫兵，大弯中学的，戴着皮帽子，冲上来打我。我的双手必须扶着三尺切云之冠，无法推挡，只好干挨。背上，腰上，胁上，小弟弟啊，你打得好狠啊。我不恨你，我知道教唆者是谁。你是无知的。愿你有一天能醒悟。你，还有你的同龄人，如果你们永不醒悟，中国早晚必亡！

游街示众一个钟头，正午结束。回到尖刀团团部，黄连长叫我把高帽子拿回家保管好，以便下次再戴。我捧着这玩艺儿，不甘示弱，不走小巷而走大街回家，放它在厨房内。邻居猫来，见风吹帽顶的纸缨抖动，便扑去抓。抓破了可不行，我将它悬系在壁上。我的大弟喜见我又倒霉，引乡下他妻子家中的妇孺来我家瞻仰这一顶罕见的高帽子，乐得嘻嘻哈哈，气得母亲发昏。这一顶高帽子悬在那里，终于未能再戴，很久以后，被母亲悄悄烧掉了。

第二次我戴的那一顶高度低些，只有一尺五。那时候尖刀团已散伙，群众专政大军已取代民兵组织，政局改变。崛起的造反派导演的游街示众，在方式上，不同于尖刀团导演的。造反派弄出一大群“黑五类”上街，只图量，不图质，而且高帽子都是同一种规格的，只见一般，不见重点。造反派很少党团员，所以在方式上存在着一些缺点。尖刀团内党团员多，毕竟水平高些。更可笑的是弄出来示众的“黑五类”，在小镇上，谁都认识他们，知道他们的底细，造反派偏要给他们背部各贴一方纸，写明地啦富啦反啦坏啦右啦不同的字样。贴纸又不细心，我贴成“反”，另一个该贴“反”的却贴成“右”，被街上的观众笑话。本镇无“富”，不知道从哪里硬弄出一个来凑数。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在方式上，造反派导演的比之尖刀团导演的多出一项节目，致使趣味增添，博得满街哂笑，那就是自骂。给我制定的自骂词如下：

各位革命群众：我是大右派分子流沙河！我有罪，罪该万死！死了喂拘，狗都不吃！

我一路叫喊着。中途，根据一位姓黄的小战士的口授，结尾增加一句：“喂给猫吃，猫都嫌臭！”此外，还要叫喊三句从成都传来的自骂词：“群众专政就是好！牛鬼蛇神跑不了！我也跑不了！”这首《新编好了歌》规定一群“黑五类”必须同叫齐喊。奈何末经训练，所以听来总是乱糟糟的不成样子。“黑五类”大多数很穷苦，衣衫破旧，又走得慢，脚步拖泥带水，一片可怜的叫喊，就像旧社会的一群乞丐沿街悲唱讨饭词，实在凄凉。

本镇白铁社有人锤制一顶白铁高帽子，重达二十一斤，戴着等于顶一桶水。造反派倒霉后，对立面翻起来，上面追查铁帽事件，说此帽是用来追害本镇革命干部的刑具。被追查者理直气壮，抗辩说：“我这是做给流沙河戴的。”上面立即停止追查。

16．一红一黑

故乡小镇有两位年轻人，一红一黑，1966年秋前和秋后，与我各有一面之缘，使我至今不忘，想起他们，心中难受。

红的那一位姓张名友洪，共产党员，转业军人，在镇政府分管民兵与保卫工作。他走路挺着胸，甩着臂，目不斜视。穿一条亮膝的短裤，英姿雄态，仍保持看军人作风。为人正派，声誉很好。如果不发生文革的噩梦，他可能有一条美丽的前途。

我去镇政府取钱，认识了他。省文联遣返我回原籍，给了我一笔钱，由镇政府代管——实际上是由他代管。那年秋前，何洁在成都决意学缝纫。我去找张友洪取钱，寄给何洁买缝纫机。两次去镇政府，他都不在。第三次是他到木器家具社来找我，我跟着他去镇政府。镇政府内，庭院深深，回廊曲曲，幽静宜人。转了许多弯，进了许多门，走到他的住处。他入室去拿钱，让我站在室外，也不叫我进去坐坐，更不问长问短。九年来一直被孤立，我已养成“君子自重”，决不和人攀谈。瞥见他室内有有线广播设备，我退得远远的。这玩艺儿弄不好要惹麻烦，我怕。他走到室外把钱交给我，彬彬有礼，但不说话。他的脸色是和蔼的，看得出来不敌视我，不同于镇上其他工作人员。我对他的印象很好。

这样的人竟做出了胆大包天的事情！

成都的红卫兵来点火，本镇的红卫兵也“跟着洋人造反”，贴大字报啦搜查人家啦闹得乱翻翻的。谁不知道这些小将人小鬼大，他们是奉天命造反的，后台硬，惹不起！有一些聪明的共产党员不怕老百姓，只怕红卫兵；不怕红卫兵，只怕“紧跟”不上；不怕“紧跟”不上，只怕纱帽不稳。还有一些清醒的共产党员看在眼里，忧在心里，说在嘴里，就是不敢堂堂正正站出来碰一碰那些歪人。这时候街上贴出反击红卫兵的大字报，张彪写的。张彪的大字报一张又一张，听说先后贴了四张痛斥红卫兵的，火力甚猛，轰动全镇。可惜我一张也未能拜读。派出所张所长已向“黑五类”宣布“八不准”，包括不准看大字报，我得遵守。拉锯时听人说“张彪不怕惹祸”“张彪又出来了”“快去看张彪”，说这些话的人都很兴奋。我真想看看这张彪是何威武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