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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派在本镇崛起后，要找张彪算帐，把那个被认为是张彪的人揪出来斗。斗来斗去，那人反复申诉活天冤枉。再作调查，那人确实不是张彪。后来查明，张彪乃是张友洪的化名，要去揪张友洪，他却跑了。

想不到小小吾乡也出了一个小小张良。两干年前，张良博浪沙率力士铁锥打秦皇，惊天动地，何等剽悍！太史公司马迁瞻仰张良遗像，看见张良“状貌如妇人好女”，一点也不“魁梧奇伟”。这使他深感意外。张友洪也使我深感意外。

张友洪跑到北京去投靠姐姐。　1967年春节前，为了确保伟大领袖的安全，北京驱逐外来人员，张友洪不得不潜返成都。城厢镇不敢回，造反派要打他。一无工资，二无口粮，为了找碗饭吃，他在成都加入保守派的成大武斗队，当了射击教练。这一步踩虚脚，从此落入了悲剧的深渊。

1968年初，张友洪受命参加成都十中保卫战，率武斗队支援保守派的“红成”守陕西街教堂钟楼，与来犯的成都工人造反兵团街道分团作战。兵团街道分团团长宋立本，雅号“蓉城武斗之花”，凶猛异常，亲自抱炸药冲来炸钟楼。张友洪他们守不住，撤入十中校内。成大武斗队由此与宋立本结了深仇。后来宋立本被敌方抓获，关押在成大教学楼。成大武斗队痛恨宋立本，捆他在椅子上，一顿毒打。武斗队司令姓潘的命令张友洪也去打。张友洪说：“打死人，我脱不到手！”潘司令说：“不打死，打成残废。”于是张友洪也去打。打毕，张友洪吩咐负责看守的两个女学生：“不能给他喝冷水，只能喝人尿。”后来，宋立本要水喝，女学生误给了两杯冷水，一饮而毙命焉。“武斗之花”殒谢，当年轰动蓉城，消息传播四方，我在城厢镇都听见说了。杀人者，人亦杀之，还说什么呢。可是江青说：“越乱越好，乱了敌人。”多美的葬花词！

事过不久，张友洪一错再错，又枪伤过路行人。此事发生在1968年2月28日。那天下午，成大武斗队的人员在杜甫草堂侧门外公路旁拦截“撬狗儿”——成都工人造反兵团的丑称。当时保造两派都在拦截敌方的人，截住便要弄去审问，乃至拷打。中学生唐金桥，一个逍遥派，骑车路过那里。他不肯停下来接受盘查，一冲而过。成大武斗队的小头目姓赵的从后面向他连射三发，未中。赵小头目恼怒，立刻递一支半自动步枪给张友洪，叫打。张友洪问：“要死的，还是要活的？”赵回答：“打死他！”张友洪瞄准了唐金桥的背心，一瞬间他的心忽有所动，便将准星向下微移，一发射中腿部。

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张友洪以打死宋立本和枪伤唐金桥这两项罪名被拘留在成都大学。革委会军代表告诉他：“你的罪起码判二十年。”他便越窗逃脱，展转流亡。后来两派“大联合”了，全国“一片红”了，无处藏身，才不得不潜去广州，偷越边境。被捕，押回成都丢监，差点判处死刑。关押五年后，判刑十五年，送凉山劳改。许多年过去后，唐金桥到城厢镇去看望张友洪，两人感慨不已。原来这唐金桥命运也很坎坷，出院后被卷入一桩所谓的反革命案件，饱尝辛酸，直到1983年才平反。

张友洪是躲避造反派的迫害才逃离本镇的。以后，他的老母无人侍候，饥寒频频。街巷儿童无知，投石打她，吐她口水。她关死门，又向门缝撒尿淋她。可怜老母，旧社会做女佣人，新社会翻身，晚年遭罹文革之祸，陷入比旧社会更悲惨的境况。身心受创，哭诉无门，她疯了。1984年张友洪刑满返故乡。现在在纸盒社劳动，已结婚了。近况不详，想来早已失去二十二岁那年的英姿雄态了，这就是反对红卫兵运动的下场！掷笔拍桌，老泪纵横，叹叹！

说了红的说黑的。黑的那一位姓蔡名长乐，下乡知青，务农。本镇人背后叫他蔡小偷，可能是指他在乡下务农时同某些下乡知青一样的爱在夜间“跳丰收舞”。他的身材瘦弱，脸色苍白，眼眸灵活乱转，一副聪明相。如果不发生文革的噩梦，他可能也有一条明亮的前途。他弄我去审，我认识了他。在他审我以前，我已多次听人谈到他了。他是反到底战团的头头，勇于惹祸，敢于同保守的尖刀团作对，敢于冲派出所，在本镇的造反派内威望颇高。1966年秋后，我的处境已相当可悲了，书籍被抄没一空，又被抄家，上面不再将我“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对待”。一夜，两位我不认识的年轻人到我家中，叫我跟着他们去。他们引我到镇政府旁边的劳动讲习所旧址去，叫我坐在角落等着。这里进进出出的人很多，大约都是红色工人造反兵团的成员。这些人过去地位低，现在随造反派而崛起了。我看见同社的木匠韩二哥也在这里。他过去同我有点头招呼，现在没有了，好像不认识。后来我才知道这里是红色工人造反兵团（简称“红工”）的指挥部。

等了好久，那两个引我来的年轻人叫我进房间去。房间内空荡荡的没有什么家具。只有两把椅子，还有一张办公桌靠墙放着。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好像中学生，怪怪怪，有椅子他不坐，却高高坐在办公桌的桌面上，双手抱膝，背凭着墙，仰面向着屋上。那两个年轻人各坐一把椅子。我没有座位，憨痴痴地站着。

坐在桌面上的那个中学生模样的人偏头向我微笑，似乎在研究我。他忽然问：“认得我吗？”

我回答不认得。

“唔，不认得？”他又问。

我仔细看了他那稚气而清秀的脸，估计只有十六七岁（当然估计低了）。断定从来没见过他，我说：“真的不认得。”

他脸一沉，警告我：“你不要看见我在笑。哼！笑官打死人！”说完话又微笑，笑中透出冷威。

我猜他会不会是有名的蔡长乐。觉得年龄看来太小，不会是。何况他的长相又这样清秀，眼睛又显得很聪明，绝不会是手脚不干净的小偷。使我迷惑的是为什么那两个年轻人在他旁边坐着，不但矮一截，而且表情恭顺，似乎在贴着他。

他不再笑，开始审我。他想知道是谁派我到城厢镇来的。这时候坐椅子的一个年轻人出去拿来一只包装用的草袋，抛在地面，示意我坐。我打盘腿坐着，必须仰起脸来，才能望见双手抱膝高高坐在桌面上的小法官。我向他详细解释，力求消除他的怀疑。这样受审至少半小时，我的颈项仰疼了。他的最后一个问题使我相信他是很幼稚的。他问：“你从前是坐小汽车的吧？”早知道他这样幼稚，我真不该向他作那么多解释。

审毕，他吩咐那两个年轻人带我到隔壁去写交代。我只需一张纸便写成。他晃着头读完，放我回家。回到家中，向何洁如此这般说了。何洁断定此人就是蔡长乐，在“红工”勤务组任职。我真想不到他是这样天真可笑。

1967年的“二月镇反”把他抓了，关入本县监狱，俗谓之“上焦山”。入狱前，他被捆着游街。游入小巷，我看见他。当时有百姓在路旁端水给同游街的本镇党总支部书记沈全彬解渴。蔡长乐也渴了，乞水，没人给他。《红十条》公布后，本省政局又变。造反派战友放鞭炮迎接他光荣出狱。于是他的威名大振，据说还当了官。1968年冬，清理阶级队伍，他又“上焦山”，演了《二进宫》。他的罪名是打砸抢。关在狱中，他还念念不忘革命尚未成功。后来疯了，关入单间。开四届人代大会，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焦山一带敲锣打鼓。他每次听见了，都要高呼口号：“热烈欢呼九大胜利召开！”“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死保卫林副统帅！”“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他的近况不详。他是运动的牺牲品。如果不疯，还有可能回头是岸。可惜他吞服迷幻药过量，恐怕理智不容易回归了。倒是那些“左家庄”的毒品贩子，老谋深算，从来不疯，红黑都有糖吃。

　17．“黑五类”夜学

当时本镇“黑五类分子”约有一百五十多人，每晚聚集在消防队的瞭望台下，听读报纸，有时也听派出所张所长训话。王镇长、城厢区武装部罗部长，偶尔也来训话。1966年秋后，造反派崛起，局面复杂化，考虑到一百多号人聚集在一起容易出问题，上面遂将“黑五类”分散为七八个小组，每晚各组在各组的地方学习。所谓镇办福利事业，亦即街道各行杂业，包括木器家具社、砖瓦社、铁件社、菜蔬社、洗染社、缝纫社、蜂窝煤社、运输队，共有“黑五类分子”十九人，编成一个小组，每晚聚集在我拉大锯的木器家具社的会场内学习。这个所谓会场，实在可怜，只是木器门市营业部通往后院的过厅罢了。会场很窄，内有百瓦电灯一盏，沿壁有矮长凳两条，不够坐，迟到者坐壁下的大木。没有桌子。壁上贴一张毛主席像。像下挂一座老式自呜钟，滴滴答答，让学习者有个盼头。我就在这个小组，每夜在灯光下大声读报纸给同学们听，不时插入几句讲解。岳社长管我们这个组的学习，他的住房就在会场旁边，所以他用不着亲临会场陪我们枯坐。夜学两个钟头，他来两次：一次在7点30分以后，他来看看谁缺席了，明天好去理抹；一次在9点30分以前，他来望望壁钟，稍坐片刻，然后宣布：“今天就学到这里。大家回去。”岳社长家在乡下，桶匠出身，不识字，对政治学习也不感兴趣。我朗读的那些，他多半听不懂。六年后，全国批孔老二。岳社长以为孔老二就是孙悟空（吾乡土音，叫孙悟空是孙吾孔）。在本社的职工学习会上，他发言说：“说他一个斤斗就能打十万八干里，这就不合实际，应该批判！”全场先是糊涂，后是大笑。他管我们学习，一向宽大为怀，从来不骂也不刁难我们。“五类分子”背后都向我说：“你们那个岳头儿是个好人。”（lz）

多亏夜夜读报，终日埋头拉锯的我得以了解天下大事，没有变成政盲。我读报纸非常热心，讨论发言也很积极。当然都是照着报纸宣传口径去说，不敢说出自己心头想的。明知那是谎话，那是邪说，我也带头发言，热烈拥护一番。我有本领转弯抹角把谎话说成是实情，把邪说说成是真理，而不脸红。同学们敬佩我，认为我有学问。有几位不识字的同学，解放前当过士匪的啦当过差役的啦当过法警的啦买卖过枪支的啦，都请我替他们写检讨写保证——检讨他们近期犯的鸡毛蒜皮过失，保证他们今后革面洗心永不再犯。他们认为我写的检讨最深刻，我写的保证最具体，他们拿去交给自己的监督组长，挑不出毛病来，容易过关。

也多亏夜夜读报，“黑五类”总算有了社交活动。革命职工是不愿也不敢理睬他们的。所以每晚聚集，他们多半早到，趁学习未开始，三三两两促膝谈笑，或回溯昔年见闻，或报道今日消息，都显得很快乐。更有那五六位运输队拉架架车的同学，因为每晨必去成都市青白江区厂内装货，不免偷看了新贴的大字报，多少知道一些斗争近况，某处揪斗走资派啦某处发生打斗啦某处撬狗儿（造反派）闹事啦某处保皇狗（保守派）挨打啦之类的，带回来给大家分享分享，以助谈资。我就是从他们口头读到“参考消息”以弥补读报之不足的。

1966年11月某夜，9点30分还差得远呢，忽然听见门市营业部外面大卡车轰隆隆至少五六辆驰过北街，同时听见口号爆裂：“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谁不知道李井泉是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岂可狂呼打倒。对于这样反动的口号，“黑五类”同学们又惊又怕。惊的是这世道如此苍黄反复，做梦也想不到。怕的是这口号如此危险，可别沾着自己的边。从车声能听出那是从北门外的青白江区方向驰来的。从口号声能猜出大卡车上挤满一群群的造反工人，也许是四川化工厂的。同学们一个个面面相觑，惶惶不安，谁也无心听我读报。这时候岳社长急匆匆从街上走回来，脸色阴沉，望望壁钟，提前宣布：“今天就学到这里。大家回去。”还缀上一个尾巴，小声吩咐：“不要走大街，从小巷子转回去。”大家低头快走，互相不敢交谈。从小门面的铺板门挤出去，沿街关门闭户，灯火阑珊。自从造反派崛起后，革命组织除已有的尖刀团、千钧棒，又添了一些新成立的，名目繁多，记不清了。其中有个红色工人造反兵团，敞开大门发展组织，吸收成员不管家庭出身，也不深究个人历史，所以迅速壮大，声势煊赫。两派革命组织晚上忙于开会，致使街上冷冷清清，家家商店提早关门。我从北街转入小巷，耳边还留着口号的余响。那爆裂而出的口号声多么悲壮啊！老实说，我不喜欢李井泉这个人，但我更不喜欢这个口号。把他打倒，四川将会更乱。那些想要取而代之的野心家比他更左，更酷！

成都很快传来李井泉被批斗的消息。

中国政治的金字塔在燃烧。雄踞塔峰的人，呼唤八面的风铲地刮来，吹塔底四周之火向上烧，烧那些坐在塔腰一贯吹火向下烧的官员，也烧那些坐在塔腰并未吹火向下烧的官员，也烧那些绕塔腰奔跑着努力灭火、对得起人民也对得起党的官员。“昂岗烈焰，玉石俱焚”，悲哉悲哉！

本镇很快演出罢官闹剧。孟冬寒夜，红色工人造反兵团在公园召开群众大会。我没有资格去，何洁去了。大操场上拥挤不堪，女人呼，小孩唤，秩序混乱如一锅粥。台上悬挂着煤气灯，照亮会场内晃动的兴奋的其数上千的脸面，而腰身以下尽淹没入黑海看不见了。镇长王建周和镇党总支书记沈全彬被押上台，接受批判。他俩身穿纸衣，低头站着。批判完了，大会头头宣布一声“罢官”，便有助手跑去哗哗撕掉他俩的纸衣。于是满场欢腾，大家都确信他俩罢官了。这套戏法起源于野蛮人的巫术，形成于中国的封建帝制时代。在封建帝制下，当场“褫衣”表示罢官。辛亥革命推翻帝制，这套戏法便不玩了。左风一吹再吹三吹，封建亡灵又吹回来。他俩罢官以前，街上的大字报已经把王建周改写成王“贱狗”，沈全彬改写成沈“犬殡”，再各打上三个红叉。这不也是可笑的巫术吗！清王朝盛期，曾把英吉利三个字各添反爪（犬旁）。末期，捉拿革命党人孙文，布告上把孙文改写成孙“汶”——汶字有浑黑的意思。至于李井泉，吾乡的大字报也把他改写成李井“犬”了。回想1957年大字报批我，还没有谁把流沙河三个字的水旁改成犬旁。前进了呢，后退了呢，中国这十年间？

在成都，李井泉被批斗的结果是产业军瓦解，工人造反兵团壮大。在本镇，王镇长和沈总支书被批斗的结果是尖刀团瓦解，红工造反兵团壮大。有趣的是这派来了，那派去了，走马灯开始快速度旋转了。

木器家具社内，岳社长、陈副社长、木匠陈大嘴巴、解匠罗师傅等等都取下胸前的尖刀团徽章。罗师傅对政治毫无兴趣，当初是岳社长叫他参加的。尖刀团开夜会，他一贯打瞌睡。现在取下徽章，他不觉得有什么损失。他双手握大锯，左右一瞥，伸嘴向我低声说：“垮了。”然后嘻嘻一笑。两个月后，跨入1967年，他随大流流入红工造反兵团，夜会照睡不误。“二月镇反”以后，“红工”战士被弄上街跪地请罪，罗师傅也得跪。何洁去北街买菜，看见他畏缩缩地跪在街心，想招呼他。他不好意思，赶快低下头。这一回弄伤心了，从此他再不参加任何革命组织。“都是烫人的！”他对我说。

尖刀团瓦解的前夕，聚集在木器家具社的会场内夜学的“黑五类”又惶惶不安，无心听我读报了，因为外面街上人声嘈杂，似乎出了事情，岳社长走进来，叫大家快回去。我拉开铺板门，黑暗中看见满街尽是人，街沿两边都挤爆了。我不但挤不出门去，外面的人倒挤进门来。这些造反群众手无寸铁，乱吼乱叫，轰闹街对面的镇政府。我怕血溅在自己的身上，不敢观战，连声说“对不起”，拨开人群，挤出门去，快快回家。第二天早晨我上班，看见镇政府大门外遍地碎瓦。镇政府临街的屋顶上，只见檩子椽子，不见盖瓦。想来昨夜有一场恶战吧。据说尖刀团战士昨夜登上屋脊，居高临下，防守镇政府大门，投瓦打退造反派战士的进攻，又据说尖刀团头头——对立面叫他们“尖脑壳”——区武装部罗部长不小心踩断椽子落下来，落在灶头上，坐破一口锅，已住医院。此外，别无损失伤亡。

“红工”壮大后，急于表现自己比过去的尖刀团更革命，便弄出更多的无辜者来批斗，当然也有我的份。谁整我谁就是大左派，此理无须证明。那晚是在旧名清善堂的地方，同挨斗的还有三人。我有病，晚饭又吃了肥肉，可能是脂肪酸轻微中毒，我头晕站不稳，便向“红工”头头之一的周抓手请求下贵州。他知道我病了，倒还宽大，叫我原地坐下就是。我穿着棉大衣，跏趺坐地，低头闭眼，像个和尚坐禅。额冒冷汗，天旋地转，不知别人说了一些什么。

何洁此时被迫抬回缝纫机，退出缝纫社。从此她就失业居家了。缝纫社有人说她是走资派介绍来的，不要。她又不肯求情，只好退出。在困苦中，她回想起男锯女缝，同出同归的那四个月，好像回想起失去的天堂一般。

“黑五类”夜学，不论两派冲突怎样激烈，都未中断过。本镇官方做了一件积德的好事，使这些不幸的人在工余有个寄托，不至东游西荡，诖误卷入两派之争，自讨苦吃。本镇就有好几位文革前已摘帽的“五类分子”，不慎卷入两派之争，被人狠狠收拾。同派战友不但不救，反而落井下石。群狼乱咬，哪讲什么义气！

18．替别人挨打

1967年2月17日是阴历正月初一，晴。遵照岳社长的吩咐，这一天我在社内后院休息。凡遇节假日，事前他都要这样吩咐我。我独坐走廊听鸟叫在邻院的高树，看黄鼠狼在院中的木料堆间窜进窜出，颇不寂寞。近午，天空嗡嗡震响，一架军用直升飞机光临敝镇，撒满天红红绿绿的纸片。一片飘向院中，我用双手捧接。四寸宽，五寸长，铅印。读了，是军方警告造反派的宣传品。后来，一派美称这是“二月镇反”开始，一派丑称这是“二月逆流”开始。还记得墙上墨涂的大字标语，“八二六”改写成“扒耳驴”，“成都工人造反兵团”改写成“成都公认造粪病团”，实在有趣。这又是符咒之用于革命。于是本镇开始抓造反派头头，关入县公安局监狱。两个月后，《红十条》传下来，又都放回本镇，公安机关给这些人赔礼道歉。他们凯旋故乡，戴大红花，好不快活。

一天下午，来人叫我去大东街联合诊所。这里是6701纵队所在。头头姓曾，青年医生，招呼我在他的诊桌旁坐下。他的诊桌靠墙。墙上歪歪斜斜写了小字标语数十条，条条一样，全是“打倒曾烧棒”。想来这是前些日子“二月镇反”别人给他写的了。他竟不肯擦掉，让这些标语留着，令我费解。“此人真有雅量。”我想。

他先问我是怎样离开省文联回这里的，又问我的家庭现状。他总是面带笑意，显得从容不迫。我被墙上那一片无声的吼叫所干扰，老是忍不住要去想：“他犯过花案吗？”

最后进入主题，他问我和余柏奎的关系怎样。余柏奎是我的侄辈，比我年长，摘帽右派，在蜂窝煤社当会计。我回原籍这一年来，怕株连他，所以主动避开他，几乎没有往来。我知道他在替红工造反兵团执笔写《口诛笔伐》大字报专栏，轰动全镇。我回答曾医生，说我和余柏奎没往来。

诊所深处，一个红鼻子中年人走出来。曾医生叫我跟着红鼻子去，我便去了。深入内间，倒拐入室。室内有十多人，背靠四壁坐成一圈敌意。红鼻子念了《语录》经三四条，叫我站在中间，老老实实交代。他们总是不肯直说要我交代什么，从前那些人斗我就是这样的，现在这些人还是这样的。他们总是要我同他们玩儿童游戏“瞎子逮猫”，当然是我当瞎子，他们这边咪呜一声，又那边咪呜一声，让我迷惑，无所适从，不知道他们的意图在哪里。我只好从1957年交代起，先说《草木篇》，后说鸣放，怎样向党进攻。他们听得不耐烦。一个带痰的喉音闹起来，好熟，原来是木器家具社的陈大嘴巴。半年前他还戴着尖刀团的胸章到处提劲，怎么现在混到造反派的6701纵队来了。他叭着叶子烟，警告我“少来卖些陈谷子烂芝麻”。于是我一跳跳到了文革，交代我的思想如何反动，表现在拒不交出封资修的黑书，罪该万死。红鼻子听得冒火了，严正警告我“不许用鸡毛蒜皮来搪塞”。我赶快又跳到最近几天……可是又有人警告我：“余勋坦，你放老实点，不要想一趟子跑过十殿！”读者有所不知，我得解释几句。据说人死后都要去城隍庙十殿阎王那里下跪受审，生前所有公私过犯必须老实交代。一殿一殿的审，十殿得审十次，什么罪孽都能审个水落石出。然后定罪量刑，予以惩处，割舌头啦剜眼睛啦锯子锯啦油锅炸啦抱烧红的铜柱啦给抛上刀山啦给推下火海啦等等。谁也休想“一趟子跑过十殿”。

我站在中间发楞，不知道该交代什么才好。

有人出来指引迷津，说：“交代写大字报。”

我赶快说没有写过。那人又点醒我：“《口诛笔伐》大字报呀！”我说那是我的侄儿余柏奎写的，与我无关。他问：“总跟你商量过吧？”我说没有。他又问：“你总帮他改过一两篇吧？”我说没有。他又问：“总改过一两笔吧？”我说没有。他又问：“总看过吧？”我说没有。那人拍掌一笑，据理反问“这就怪了。既然没有看过，你怎么又知道他在写《口诛笔伐》大字报呢？”他向前跨两步，指点着我的脸，说：“你们院子里，有人，我不说是哪个，恐怕你都晓得，亲眼看见你的婆娘，就是到余柏奎家里去过，还拿着纸，她手里！”

我相信这件事很严重。6701纵队弄我来斗，就是为了这件事。我那位上过朝鲜战场，在部队当过文化教员，转业回故乡教过中学，写大字报提意见当了右派，受尽折磨终于摘帽的老侄儿，他真不该去给红工造反兵团当笔杆子。四个月前，有人夜半来抓他，还鸣枪两响示警，弄他去某处一顿黑打，打得五痨七伤，就是为了他写的大字报刺痛了一些歪人。其实他执笔的《口诛笔伐》专栏，据他十年以后告诉我说，都是本着《人民日报》《红旗》的社论精神和宣传口径写的。我虽没有看过，却能想象出他的那些大字报一定很左，一定是典型的文革腔。那些歪人不是东西，欺软怕硬。要揪，他们就该去揪姚文元和姚文元以上，不该死死揪住一个无权无势的摘帽右派不放。“二月镇反”坐了监狱以后，本镇的造反派头头们内部分裂，一分为二。一部分人铁了心，要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们继续造反，不想回头。他们是一伙糊涂的杀手。另一部分人学了乖，既要继续造反，以便捞取一官半职，又要讨好实权在握的所谓保守派，以便将来再发生反复时不会吃亏。他们是一伙精明的市侩。6701纵队头头们属于后一部分人。他们要倾轧前一部分人，便从软处下刀，整余柏奎。可是余柏奎毕竟摘了帽，享有公民权利。要整他，不如从更软处下刀，先整我。余家大院内有一位医生，也是造反派战士，他在“二月镇反”中还同余柏奎夫妇以及同院的另一对造反派夫妇一起逃过难，躲避过尖刀团可能的迫害。现在这位医生却去向6701纵队的头头告了密，说我和余柏奎通过双方的妻子有秘密的联系。头头曾医生听信了这位医生的告密，便弄我到联合诊所内室来斗，要我交代。如果余柏奎的大字报专栏真有我参与其中，对他们说来，那就太好了。我相信这件事很严重，所以竭力辩解，力求说明真相。我深怕这件事到头来既污了我的清白，又害了我的老侄儿。

他们误认为我是在狡辩，态度又傲，说话又聱，所以群情愤愤，众口汹汹。红鼻子跳上来扇我一耳光，陈大嘴巴冲上来扭住我打。他自幼当木匠，臂粗拳大，打得我叫：“我还有，唉哟，一家人，唉哟，要吃饭呀！打成伤残，唉哟，拉不动锯，唉哟，我咋办呀！你咋兴这样打，唉哟，陈师傅！”另一些人跑来，拉的拉，挡的挡，将他劝住。会开不下去了，不了了之。

我走出联合诊所，看看天色尚早，便回社内解料。联手罗师傅还在等我呢。

陈大嘴巴从土地改革那一年起，一直当民兵，打人打惯了。他曾胁追一个地主女人同他睡觉，后来做了他的妻子。文革一来，他就很少摸过活路，成天在外面闹革命，多次吃社里的补助。他的工房常常是锁着的。他文化低，所以粗暴，这我能理解，只是我不理解为什么这样的人上面最爱。至于那个红鼻子，我后来才知道姓傅。他是江湖郎中出身，在联合诊所当医生。因为医术太瘟，病家多不找他。他每月诊桌上的进款还不够发他自己的工资。好在所内有两位戴着历史反革命帽子的医生，一是朱中医（后来救过我的命），一是余牙科，医术都很精，进款特高而工资特低，足以分润养活红鼻子之流的庸医，而红鼻子之所以闹革命特别热心，也就好理解了。

何洁发现我左脸青一块，有指痕，第二天便跑到联合诊所去找6701纵队的头头曾医生说理。曾医生说他当时不在场，又说以后也没法保证不打，因为下面的人他管不了。何洁同他顶撞，红鼻子便跑来骂何洁是“残渣余孽”。何洁回骂：“解放那年我才七岁。谁是残渣余孽，我和你？”红鼻子大怒，威胁说：“弄你到丁字口去辩论！”何洁说：“好！马上去！”便要拉他同去。那天是本镇赶场的日子，看热闹的乡民围在联合诊所门前，遮断半边街道。何洁痛哭，骂红鼻子。两位不认识的农民大嫂扶她走开，悄悄劝说：“你咋惹得起他们！他们要整你的男人呀！”

当时何洁妊娠七月，挺着大腹。是夜鲲鲲在她腹中躁动。小拳头顶肚皮成一个可笑的凸包。他倒急着要到人间来了。他哪里知道呢，人间已有许多拳头正在等他来挨，只因为他的爸爸是一个“大右派”。

　19．鬼迷了心窍

何洁被迫退出北街缝纫社以后，常在家中给顾客踩缝衣物，挣一点零钱补贴家用。青白江区大同公社光明八队有个顾客陈婶婶，认识何洁后，对何洁极好，为何洁拉一些新顾客来。陈婶婶的丈夫也是解匠，姓吴，见过一面。吴解匠是在成都市郊干活，计件工资标准比金堂县城厢镇定的标准高得多。松杉一类正料，我们这里解一丈四角五分，他们那里解一丈八角。本来地区差额是不会这样大的，只因为我们这里要抽解匠的管理费供镇政府的开支，所以我们的工资很低。而我，由于常常被弄去批斗，审问，开会，办学习班，做义务劳动等等，误工也就特别多，工资当然也就比别的解匠更低了。经济困窘，加上政治压迫，弄得人穷志短，很少想到国家和人民，也很少想到自己的未来。志短了，一遇刺激便容易抑郁。在联合诊所门前哭街以后，何洁的神态忽忽若有所失。同她谈话，她总是眼睛望着我，又似乎不是在望着我，而是在眺望我背后很远很远的地平线。一天黄昏，她在室内寻寻觅觅。我问她找什么，她不答。找到一束竹绳，她拿着出门去。片刻，我听见屋背后厕所那里有响动，便出门去。

半年以前，我和母亲就分家了。每次抄家，殃及池鱼，祸延老母，这个情况迫使我们非分家不可。母亲搬入厨房以后，我将房间通向厨房的门钉死，断绝交通。我和何洁在房间内炊，吃，睡，坐。我另开一扇原有的板门向着院墙。门前有一小方空地，其间有幺弟手植的枇杷一株，我手植的女贞一株，母亲奉第三段居委会之命手植的桑树十八株（居委会每年养三次蚕）。

我听见屋背后有响动，便出门沿屋壁绕行到那里去。在厕所的蹲坑旁，在一株荫蔽屋后的构树下，何洁站在一张凳上，正在把竹绳向屋檐下的横枋抛去。刚才我听见的响动就是她抛绳的声音。

我好像明白了她正在做什么。我也懵了，没有半分惊讶，没有半声呼叫，更没有跳上前去抱她下来。我呆呆地站在她背后，看她向上抛竹绳，一次又一次。啊，如果像小说中编的那样，或者像舞台上演的那样，此时夫妻相抱，丈夫流泪，妻子大哭，丈夫说：“亲爱的，你不能走那条路！”妻子哭够了，丈夫告诉她某书某段斥责自杀行为乃是软弱无能的表现，还念给她听。她听了，恍然大悟，然后自责，丈夫又爱抚她，最后夫妻共同宣誓：“我们要坚决活下去！”如果真是这样，写入找的这篇回忆录，那该多么感人，而且富有教育意义。但是，事实不是这样。我不能编小说，虽然编小说不能算是骗人。

我拍拍她，递一只手去。她回头看看我，似乎不认识。我小声说：“我们回去。”她用冰凉的手捏住我的手，从凳上跨下来。我放开她的手，提着凳子，拖着一条长竹绳，跟着她走回去。

她在床沿坐下，盯着地板，似乎要把地板盯穿。我坐在马架椅上，把竹绳收成一束，缠了又放，放了又缠。

夫妻沉默许久，互相不看一眼。

“我头疼。”她说。

“你睡吧。”我说。

这时候距天黑尚早，不宜就寝，何况晚饭还没吃呢。她面壁卧下，很快入睡。我揭开蜂窝煤，备炊晚饭。饭熟，叫醒她。她好像饿极了，忙忙慌慌地吃。吃完，拿起菜刀便出门去。从她那灵动的眼神，我看得出来她现在清醒了，不再是黄昏时候的梦游神态。我也清醒了，想起她抛绳的情形，感到可怕。只是她现在拿菜刀出门，我不再感到可怕了。

我一边吃饭一边听她砍树的刀声。

吃完晚饭，我在门口坐下，看她砍门前的桑树。树身只有酒杯口大，铮铮铮十几刀便倒一株。我说歇一歇，她不理睬我。她挥臂猛砍，好像杀敌一般。我认为这是她发泄郁愤的最好的方法，不制止她，让她砍个痛快。

天擦黑时，十八株桑树被她砍光了。

“好了。该休息了。”我笑着说。

她不，她叫我把小凳拿给她坐。她要把每一株已砍倒的桑树一一剔掉枝丫。我说这样太费事了，明天再剔。她说非在今夜剔完不可，并且不让我帮她剔。

剔完，夜已深了，她便睡了。

第二天早晨，她看见门前昨夜的一场大屠杀，不相信刽子手是她本人。“我有那么大的力气？”她困惑地问我。她想不起自己昨夜屠桑时是何模样，只感到现在臂膀酸疼，周身无力。

“你看，我们门前亮了！”她惊喜地说。

“原先被桑树遮了光线嘛。”我说。

我忽然想起从前读《搜神记》，其中的某一篇有一句云：“桑，丧也。”又想起甲骨文的桑字和丧字根本就是同一个字——中间画枝丫，周围画许多叶片。繁体的丧字有两个口，这两个口便是残留的一对叶片，而其余的部分便是枝丫。啊，桑，丧也，砍得好！砍去死丧，引来太阳，门前亮堂堂！

堂妹余勋锦的母亲，我称她是大婶，走来看见了，也说砍得好。她已年老，不免迷信。她引用“门前不栽桑，屋后不栽构”的迷信话，证明该砍。

我们屋后就有一株构树，真巧！

奈何它已太粗，不好砍了。何洁常摘构叶拭擦洗脸盆和痰孟，它也并非无用。每年秋季，构果红熟，总有一群红嘴相思鸟来啄食啾啾唱鸣，给鲲鲲带来惊喜。不过这已是几年以后的事了，当时他还蜷缩在屠桑者的腹中挥舞小拳头呢。记得有一次何洁袒腹，叫她姐姐的女儿虹虹来捉小弟弟的小拳头。虹虹一把捉住了，大声喊我：“姨爹，来看！”我跑进屋去。她又叫道：“缩回去了，小狡猾！”

此后，何洁一直不好意思再提到抛竹绳挂横枋的旧事。她说：“当时我真糊涂。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想去死。会不会是鬼迷了心窍？”

我不信有鬼神。我知道，她是患了癔病，亦即歇斯底里（hysteria）。病因不是门前的桑树和屋后的构树，而是经济的困窘和政治的压迫，但我不愿向她点醒。就让她，也让我自己，对居住环境保持着几分敬畏的神秘感吧，相信那些桑啊构啊都具鬼性，且能迷惑我们的心智，作祟于我们吧。朦朦胧胧，似乎万物有灵，生活在其中亦有乐趣，当社会环境是那般冷酷绝情的时候。

20．儿子来得不是时候

吾乡迷信者说：“七月半，鬼乱窜。”。

小鬼余鲲就是在1967年阴历七月半那天早晨窜到人间来的。不是时候！

何洁仰躺床褥，满脸痛汗，不再呻吟，放松冰凉的小手，也不再紧抓住我的手了。民间接生婆徐大娘向我道喜，说生个“做活路的”而不是“煮饭的”。我看腕表，8点40分，这时候听见巷口电杆上的大喇叭正在哇哇叫，本镇有线广播站一个严厉的女声高诵《毛主席语录》。就有那样巧，正是这一段：“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当进行批判，决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当夜这个“做活路的”居然大扯其噗鼾，使我与何洁惊愕相视，忍不住笑。“这小子长大了恐怕又是个打梦脚的。”我说。

坐蓐三旬，何洁只吃过一只鸡，四十个蛋，此后多年，听别的女人说坐月吃了几十只鸡，几百个蛋，我就惭愧。何洁不说这些。可是后来同我吵架时，她就要说了，而且哭着说，说得我再不敢气焰嚣张，只好挂免战牌。

鲲鲲襁褓中吃米羹，兼吃何洁奶。何洁营养可怜，奶泉只有涓涓滴滴。牛奶啦奶粉啦买不起，她就遵照某贫妇的传经，每夜剥两角钱的生花生米，慢慢细嚼。第二天果然泉涌汨汨，就像诗人灵感滔滔一般，让那小鬼嘬了个饱。那时吾乡物价很低，又逢挖花生的季节，两角钱可以买一大包呢。倏忽秋去冬来，造反派揪何洁到居民段去批斗。何洁背负婴儿，站在革命群众中间，挨骂受辱。一气之下，奶泉断流，一涓一滴也难乎为继了。于是鲲鲲四个月便断奶，坐在竹椅轿内，一天三顿净吃蒸红薯。半岁，红薯之外，又添米饭抓吃。没有梗死呛死，也是幸运。营养严重不良，一岁多了还站不稳，跨步即跌。再大一些，何洁就顾不上鲲鲲了，每日在家领看同巷曾绪容的婴儿冬冬。曾绪容在大东街金城食堂当招待员，是何洁最好的女朋友。我们都叫她小名满满。她叫何洁为姐，叫我为九哥，经常给我家端一大瓷盅肉菜来，并不忘记塞给鲲鲲一个馒头。我们有时候开玩笑喊她一声“主人家”，喊冬冬一声“小买主”。她却从来不以保姆看待何洁，虽然月月她都按时给了工钱。金城食堂经理多次提醒她不要和何洁好，她才不管那一套呢。经理也拿她没办法，她家庭出身好，本人又无文化，能把她怎样呢！七年后，何洁蒙冤被浦，满满仍然经常来我家，看看有什么困难，给以帮助；摸摸鲲鲲的头，给一点吃的；问问何洁狱中近况，两眼噙泪而去。满满拖着冬冬，丈夫不幸去世，一个人工资低，生活并不宽裕。后来再组家庭，拖一大群孩子，更困难了。就是这样，鲲鲲每次跑去找她，都能捞到一些口福。

家中常吃泡菜，所以鲲鲲蛔虫严重。八岁那年夏天，蛔虫纠结，堵塞肠内，造成严重肠梗阻。无钱送医院，只好在家中拖延着。剧痛四天四夜，痛得绕桌跑圈，抱着肚子大哭大叫：“我害癌症了！我快要死了！”日不能食，只喝醋水、盐水、糖水，已呈危象。夜不能睡，由我通宵伏卧，拱起背脊向上顶着他的肚子，这样稍可减痛。历四日而缓解，屙出蛔虫七十八条，满一瓦钵。幼年他吃得太差了，常常害病，每逢自我感觉不良，他就走来说，“爸，碰碰头。”用他的额头抵紧我的额头。我若说：“不发侥。”他就又跑出去玩耍，我若说：“发烧了。”他就去找我的堂妹夫向迪琦要药吃。向迪琦在医院工作，家中常备药品。

鲲鲲小时候没有耍过用钱买来的儿童玩具。他的玩具全是我钉包装木箱时抽空暇给他做的。还记得的有：木刀二，木剑二，弓箭一，弩箭一，秤一，木制手枪一，木制汽车二，竹蜻蜓若干，纸？？弋鸟？？若干，木制弹射滑翔机一，木制装有滚珠轴承的滑车三——其中一辆性能特佳，有手扶的类似自行车龙头的方向操纵杆，有前轮和后轮各一，都是用滚珠轴承代替的。鲲鲲左脚踏车板上，右脚蹬地。一蹬地可滑行两三丈远。不停地蹬地便可飞驰大街。车速可跟上自行车，而又极省力，且穿行在人丛中比自行车更灵活。车身小巧，从后面望去，只见他的背影飘滑在大街上如溜冰一般，而看不见车身。重量很轻，不想滑了，他便放在肩上扛回家。运动后期，“黑五类”夜学变回到运动前的“黑四类”夜学，我放闲了。晚饭后若不须赶夜工，我便领他去北街长长的一段缓坡路面滑个痛快。这辆滑车引起过许多孩子的羡慕，堪称杰作。为制作它，我曾思索三夜，为之心醉神迷。

制刀也是很有趣的事情。最初是制木刀，纯属儿童玩具，做给鲲鲲玩的。后来是制钢小刀。磨擦钢锉于大砂轮，砂成毛胚。再磨擦毛胚于小砂轮，砂出刀型。然后用手工在磨刀石上慢慢细磨，磨出锋锷。最后放入灶膛，烧成白热耀眼，急投冷水淬火。再细磨，磨出闪闪寒光，便成。这也是做给鲲鲲玩的。钢小刀接连制出三柄后，我自己也入迷了，便精心用大板锉制出一柄真正的匕首，长七寸，一戳便可杀人致死！夜间睡觉，我放匕首在枕头下面，骗鲲鲲说：“有人想暗杀我！”待他睡熟了，我便从枕头下面抽出匕首，摩挲玩弄，幻想出许多惊险故事来。这把匕首一直被我珍藏到现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没有一丝一毫杀人之意，好玩罢了。

鲲鲲爱玩蟋蟀，可以说是受了我的影响。运动后期，右派分子不再参加夜学，年年秋季，我都带他在小园捕蟋蟀。门前小园，本无遮拦，何洁斩尽桑树以后，只是一片空地而已，说不上什么园。后来何洁利用这片空地栽菜，成了菜圃。后来不栽菜了，何洁栽花，我便栽竹栽树。我用石方砌成一带矮墙，同外面的庭院隔断，这片空地便成为小园了。园中孟夏草长，初秋便有蟋蟀叫了。夜深，我们照油灯捕蟋蟀，捕来养在瓦罐罐里。后半夜睡醒来，听它们的多部轮唱，有趣之至。四人帮时代结束后，我们养了几只鸡，小园的蟋蟀就很少了。秋夜只有一两只偷唱，听来好凄凉。下面是鲲鲲的一篇日记。我当初给他修改过。改好了，才叫他誊上本本的。

［1978年8月22日］现在有一只蟋蟀正在我们的园子里唱歌。亡唱的是秋天的歌。我坐在书桌前，能够清楚地听见这个歌。它似乎正在告诉我们：“天气渐渐地凉了！你们应该注意自己的健康，不要得感冒！”从前那几年的秋天，园子里有许多蟋蟀，在夜里举行音乐会，为什么现在只有一个呢？因为我们养了鸡，鸡是昆虫的敌人。

21．给女儿编课本

小女余蝉一直跟着外婆郑雪华。1969年，外婆到湾丘五七干校，蝉蝉也跟着去。外婆在那里要劳动，照料她有困难，我们便接她回老家来。全家四口挤在一张床上睡。蝉蝉的睡态又不老实，常常把我蹬得惊叫喊，她多次梦见新尿罐，结果总是梦中来尿。湿了床，何洁赶快和我起来收拾。蝉蝉白天玩累了，夜间睡得沉沉不醒，我若忘记后半夜叫醒她下床小便，她就要梦见新尿罐。记得有一夜叫醒她以后，我太困乏，等不到她爬上床，我就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何洁踢醒我，问：“蝉蝉在你那一头吗？”我摸一摸，没有。想起她下床去小便过，怕是坐在尿罐上睡着了，我便唤她，何洁也唤。终于听见她含糊的回应，在床底下！她在床底下的刨花堆中睡得好香！

1971年春，我给蝉蝉编课本。每天中午回家吃饭，在饭桌上，我用当天我家发生的琐碎事情，择其对儿童说来有兴趣者，编写一课，交给蝉蝉，叫她午后念读，读熟以后，照看抄写练字。每天我编一课，日积月累就成册了。第一册是《蝉蝉三字书》。第二册是《蝉蝉五字书》。两册书多少含有一些日记性质，从中可以窥见一点我们的家庭生活。摘录一些课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