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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5日］姐蝉蝉，弟鲲鲲，爸和妈，共四人。小家庭。［2月16日］外婆好，寄来钱，还有糖，溜溜圆，蜜蜜甜。［2月18日］吃泡菜，俭省钱。味道淡，添点盐。一大坛。［2月22日］蜂窝煤，眼眼多。请妈妈，煎馍馍。“油要多！”［2月23日］弯弯月，锯锯镰。我问你：“好久圆，照人间？”［2月25日］烂字纸，没人要。打开看，五斤票。蝉蝉笑。［2月27日］燕燕飞，草草绿。妈妈走，鲲不哭。我守屋。［3月5日］樱桃花，满树白。花花谢，果果结，红颜色。［3月13日］红桃花，到我家。树上开，瓶中插。像妈妈。［3月14日］妈妈病，流血多。没得钱，买补药，肿了脚。［3月16日］我读书。妈栽菜。鲲理发，马桶盖，头上戴。［4月3日］蝉蝉望樱桃。鲲鲲望批杷。爸爸门前望，天天望妈妈。［4月5日］清明天气好，鲲去幼儿园。横牛要不成，鼻子穿眼眼。［4月6日］鲲鲲小娃娃，逮个大青蛙。“快些放了我！我要找妈妈！”［4月8日］爸爸手脚笨，弄烂温水瓶。应该挨顿打，写他上本本。［4月15日］爸爸害了病，说话没精神，手足软绵绵，脑壳昏沉沉。［4月19日］爸爸挨一针，打的屁股墩。今后发个狠，永远不害瘟！［4月25日］小小小麻雀，一飞飞出窠。妈妈飞来找，又哭又唱歌。［4月26日］爸爸去成钢，电火照胸腔。结果没问题，赶快穿衣裳。［4月29日］虼蚤跳进屋，闻到六六六，吓得惊叫唤：“有人在放毒！”［5月6日］黄狗好伤心，颈上捆绳绳，五个小鸡儿，看到吃不成。［5月7日］尼姑么师父，样子像叔叔。听她说句话，原来是姆姆。

这些记实的顺口溜，蝉蝉照抄练字，便有邻家小孩走来围看，一边念一边笑。这些课文有情有趣，不像他们在小学校读的那些课文，死板枯燥。他们看了，回去告诉父母。这样就传到了居委会何主任耳朵里，再从他嘴巴里流出来，便成了“阶级敌人同我们争夺下一代”的新动向，赶快报告上峰。

何洁常常唱歌自娱，同时给儿女听，当然是关着门悄悄唱，她爱唱陕北的《蓝花花》和印度的《拉兹之歌》《丽达之歌》，以及印度尼西亚的《宝贝》。儿女听熟了，都跟着她唱。她还爱领儿女唱北欧某国的一支儿歌。歌名已忘，只记得反复叠唱“好大的西北风呀吹在树林里”和一句“我们看见野猴和狐狸”。我听了就觉得置身雪野，寒风透骨，好荒凉，这世界！

何洁还唱传统川剧。《评雪》《归舟》《秋江》《长生殿》《三祭江》《三娘教子》这些只有我听，儿女不听。儿女要看有表演的。我和儿女坐在床上，看何洁演《窦驼子回门》。她佝偻看背脊，跛脚走路，边走边唱。鲲鲲乐得拍掌笑。蝉蝉尿都笑出来了。

22．两关派出所

还得退回到1968年去。这年春季，本镇革委会成立后，揪人斗人，到了高潮。一天黄昏，年轻木匠唐娃到家中来领我去揪斗。何洁向他求情，请他招呼不要打我。唐娃人好，从来不欺侮谁。他安慰何洁，说不会打我。我跟着他去了，在镇革委大门旁边，红工06纵队队部门外等着。会场内闹哄哄，所谓镇办福利事业各社的职工挤在里面。我当然是第一个被揪斗的。小李木匠举臂高呼：“现在！把特大号右派分子流沙河！揪出来！”门外两人各抓我的一臂，一下把我拖入会场，朝着毛主席像下面一推。我打一个踉跄，跌跪在地。然后给我挂黑牌于胸前，开始斗我。所谓斗，无非是要我站在长凳上把已经交代过多次的1957年《草木篇》反党啦之类的旧事再重复一遍罢了。一夜过关之后，第二夜起，我便在毛主席像下面坐着，看别人一个个被挂黑牌揪斗。斗毕，便来挨着我坐。我旁边坐的人逐夜增加，愈来愈多。包括我在内的这些挂黑牌者大有“虱多不痒，债多不愁”之概，渐渐心安理得。倒是那些坐在下面的革命职工一个个提心吊胆，盯着小李木匠（他不时觑看手中的名单），深怕他举臂一呼把他们自己呼出来。最妙的是我的大弟，两年来他不断密告我，到头来他也被小李木匠举臂一呼：“把地主家庭的孝子贤孙！余勋鉴！揪出来！”每夜散会，这些揪斗人员从颈脖上取了黑牌，挟在腋下，鼠窜而归。下次开会，还得夹来，自己挂上颈脖。黑牌上的字样就是小李木匠举臂的那一呼。黑牌有大有小，因人而走。我的最大，字样分行如诗：“特大号／右派分子／流沙河／余勋坦。”流沙河三个字大如人头。福利事业系统有二三十人被揪斗挂黑牌，编入揪斗人员学习班，每夜聚集在木器家具社内会场学习。

揪斗人员两次被押上街，挂着黑牌，恭立在高凳上，向赶场的往来行人交代所谓罪行。我站在大小东街拐角处示众。有几个青白江区的工人要我把《草木篇》交代出来。五首小诗，我背诵了两首。他们掏出笔记本，要我一字一句交代清楚，他们记录原文，包括标点符号。第二天有一群四川化工厂的青年工人骑车赶来，各携带笔记本，都是来记录《草木篇》的。后来上面就不要我示众交代了。

此后不久，本镇卷入武装攻打中江县的“继匪”即保守派继光兵团的内战。同巷一位小青年对我说：“这是对国民党残渣余孽的战争。那边有国民党的上校指挥作战。”这位小青年很天真，他同许多造反派战士一样，听信了这类无耻谣言。这次战役，本镇武装部队？？曰升？？尸两具而归。

1969年暮春，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我被关入派出所内。在镇革委当了官的造反派头头陈道清负责审我。他冷笑着，引用《增广韵文》之句：“人心似铁，官法如炉。善化不足，恶化有余。”要我接受善化，不要铁了心；铁了心的结果将是被烧成灰烬。可我不知道他究竟要我交代什么。他连续四昼三夜不许我睡觉，叫我写交代，第四夜缓解了，叫我在派出所庭院内左边一个房间睡觉。上床脱袜，双脚已肿亮了。第五天深夜，同院的傅四先生被派来接我回家。当时关在那里，何洁给我送饭，送洗脸水，送烘笼，送香烟。回家不久，上面又把我隔离在木器家具社内月余，住在我结婚前住过的那间黑暗潮湿的土屋。某夜，我在那里听见街上放爆竹敲锣鼓庆贺党的九大。九大以后，隔离的禁令逐渐放松了，我又搬回家去。何洁告诉我，某日给我送饭，途经邻院楼下走廊，楼上的工人射尿淋她的头发和饭篮。人心被左家庄染黑了。夫妻相对无言，欲悲无泪。

二十周年国庆前夕，省公安厅一行四人，三男一女，驱吉普车，插警司三角小红旗，从成都驰来本镇派出所，他们先找何洁去审，然后从社内叫我去。两位公安人员坐在室内等我，此时何洁还在另一室内，尚未审毕。我心情报平静，因为他们都是专业人员，不像本镇的造反派那样毛手毛脚。

眇一眼的那位叫我坐下，逼脸看找，状权凌厉。我也同样逼脸看他，觉得他这一套精神战术全是形而上学。我死死盯住他的印堂穴，甚至做出很恨他的假象。五分钟后，他缓颊了，说：“你还不像邱原那样反动。”我也缓颊，收回了假仇恨。

“你知道邱原现在怎样了？”他问。

我说知道。前些日子何洁从邱原的妻那里已经知道邱原被捕。这位眇一眼的要我交代同邱原的关系。另一位伏案作记录。自信光明磊落，我便如实谈了文革前同邱原的友谊交往。十二年来，我与邱兄见面七次，没有什么不敢见人的事。审毕，我在口供记录上面郑重签字。我指出他误书“吟啸茶园”为“银笑茶园”——我与邱兄路遇，在此饮茶。遥远了，那是1959年的旧事了。

我与何洁一路回家吃午饭。他们有意让我们互相对一对口供，所以一个钟头以后又派人来家中叫我去派出所。我被关入后院右边的房间内，有人拿来纸笔，镇上的白头发向主任要我写交代。我把已记录的口供从语言变成文字，反正无聊，当写回忆录一样，共写出二万五千字。写完，又无聊了，便侦察另一张空床下的弃物。好呀，一本红皮的党的八大文件！1956年，作为机关干部学习文件，我读过这本书。现在被他们弃若敝屣了，这本书。什么党的方针路线，说推翻就推翻，一个人说了算。

向主任来谈话，暗示要我交代有关邱原拟叛逃方面的情况。我不相信邱兄策划什么叛逃。但我总算顿悟了，原来他们从成都赶来是为了追索这个。我那两万五千字显然不合他们的胃口。我对向主任说：“我不知道这方面的情况。”他也不迫逼我。我不再写交代。我在心头写诗。定稿在脑子里，怕出去就忘了，我用我发明的缩语偷写在香烟盒纸背面，藏入衣袋。其中就有十三年后发表出来的《故园九咏》的几首。

日长无聊，听隔墙民家的锅碗声和说话声，仰望一角天宇，忧从中来。这样关下去，我用什么钱去买米呢！何洁带着孩子来看我，幸获允许。我问她这些日子靠什么生活，为什么送来的饭菜有肉食。她告诉我说，缝纫机卖了。

派出所关了大约二十天，深夜11点来人通知我立即回家。卷被盖时，我把空床底下的那一本八大文件也偷偷卷走了。我给自己壮胆，说：“不是我偷，是他们不要！”

走在街上，觉得眼前一切都很新鲜，似乎我已经关了很久很久了。回到人间，我很快活。何况向主任白天已经通知我，说隔离交代期间每日给我生活补助一元，这就更快活了。我真希望今后同公安机关多多打交道。我不怕公安，我只怕那两派和那两派的杂交种——革委会！他们把我，把所有“黑五类”，叫去修路，一修两月，分文不给！做不完的义务劳动，月月不下三日！他们不知道“黑五类”也是人，而人是要吃饭的！

走入余家大院，家家已入梦了。走入庭院，透过竹笆看见窗下厨房内一灯荧荧，何洁正在为我备夜饭。她在白天就被通知说我今夜要放回家了。

我把那本八大文件珍藏着。我对何洁说，“让后人知道，从前的中国共产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

第二天去上班。岳社长说，这里没有我做的了，叫我去砖瓦社做砖。谁都知道，做砖比锯木更苦。我不敢有一个字的抗议，逆来顺受惯了。回家同何洁商量。何洁说：“做砖吧，我和你一起去做。”于是我去东门城墙废墟余家湾处，向砖瓦社张人秀社长报到。经过小学校背后，想起二十六年前我是这一家小学校的毕业班的优秀生。我和别的同学曾经在当时的城墙上，现在的双脚履践之处，打棋子牌赌钱。现在我还望得见毕业班教室的屋盖。如果让我进教室去，我还指得出我的座位所在。我记得曾老师讲国文课和钟老师画地图。人生是云，时间是风。啊，都吹散了。

23。做了砖又锯木

我与何洁做砖两月。我踩砖泥，她拌砖坯。时近腊月，寒气侵人。我用光脚在稀泥中反复蹂躏，踩块泥成糍泥，其冷可知。糍泥踩好，我用鍬堆垒成泥塔。所谓拌砖坯，就是从泥塔上割取一坨糍泥，在石板上搓揉成团，然后双手高高捧起，猛用力向下投入木制砖盒，刮平上面，取开砖盒，一个砖坯便做成了。拌砖坯的这个拌字，不是搅拌的拌，而是我在前面说的“猛用力向下投”。何洁小手细嫩，撒炭渣垫坯底，割泥，搓泥，拌泥，不到几天就？？俊皮？？裂了。使人吃惊的是做出一个砖坯工值只有五厘钱，也就是说，要做出二百个砖坯才能挣到一元钱。工值太低，只因为砖瓦社和木器家具社一样，也属镇办福利事业，镇政府要抽取管理费。福呀利呀乃是对镇政府而言，与劳动者无关，我们夫妻体力单薄，手艺生疏，两人劳累一日，共做出砖坯三百个，得工钱一元五角。还不要下雨才行，因为这里是露天的场地。

同做砖者都属本镇社会最下层，对我们夫妻都很好，不时给予指导。

砰砰的拌砖声送走了多灾多难的六十年代。做砖两月，渐渐摸上路了。命运突然转折，我家又被赶上山去。人还没走，户口已迁。1970年1月1日起，我们失去城镇居民身份，就连做砖也没有资格了。我们失业，在家坐待流徙。何时通知，何时就得搬家，到九十公里外的高山中去。那里只产红薯和玉米。这时候我开始教两岁零四个月的余鲲识字。他最早接触的是“高山有玉米”这五个字。

坐待通知期间，没有分文收入。何洁把家中的旧衣物拿到街旁地摊托人代卖。我抽经济牌香咽，每包七分。拖到三月下旬，得到通知：我们这一家又不上山下乡了，仍做城镇居民，这得感谢四川省文联人事科长，今已作古的李彬。金堂县革委提醒城厢镇革委说：“流沙河是省文联遣送回原籍的，你们得去征求省文联的同意。”镇革委叫人去征求同意。李彬不同意。她说：“流沙河已经从大城市下到镇上了，不能再下。”镇革委拧不过，只好把我家的户口迁回来。李彬一句话救了我全家。人就应该这样，还有权时，多做好事。

我又回到社内解锯木料。我的联手不再是罗师傅，而是张师傅了，他也一字不识，年龄也比我大，只是性格一点也不像罗师傅那样和气。他古怪得要命，可以拉一天锯不说一句话。说起话来又冷又硬。动辄鼓起眼睛恨人，大吼大叫。解匠老陈曾经同他联手，深尝其苦。老陈之言曰：“全世界死得只剩他和我两个人了，我是女的，情愿人类绝种，也不嫁给他！”他是个老鳏夫，从未有婚姻史。性格古怪，也许原因在此。他也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对政治不感兴趣，这一派啦那一派啦他都不沾。他对我很粗暴，但也并非出于政治歧视，只能说他涵养太差罢了。他对别的人也没有好脸色。我同他吵过架，不止两三次。他也向岳社长控告我，但他不想给我上纲到“阶级报复”“仇视革命群众”。他只是震着嗓子顿着脚，向岳社长忽然大吼一声：“岳头儿！他要×我妈呀！”便没有多余的巧言了。此外，他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他敢同掌墨的黄老师大吵大闹（罗师傅是不敢的）。如果黄老师待我们不公平，尽给些骨头叫我们啃，他就要去找他闹架。事涉我俩共同的饭碗，我怎能一刀切，责备他爱吵架呢。

张师傅有一回害痢疾，无人照料，我去侍候过他。他住在余家湾一个很偏僻的角落。他只有一间小室，有门无窗。吃、睡、屙、炊都在一室之内，能不生病？他的居住条件竟比我的还差！跨入他的小室，便有奇臭熏人。他躺在床上呻吟，无力回答我的问安。枕边放半碗水，苍蝇在碗沿爬。他已病了三天，脱水严重，致使颧骨高突，眼眶低陷。他同邻居关系又不好，都得罪完了，谁也不埋他。他不也劳动了一生吗！我心中好难受，想哭。可是一看见他那阴冷的表情，我就不好自作多情。我扶他上一辆架架车，拉他到医院去。医生说他病危，立即让他住入病房，输液抢救。我侍候他两个白天，没有听见他说一个谢字。他有一位师娘，也是女友，住在乡下。那女人是他已故师父的遗孀，有儿女一大群，要钱就来找他，病危就不来了。

我同张师傅联手近两年，没有一件趣事可供回忆。我一边拉锯一边瞟眼看廊柱上的日影——这是我的日晷。我在廊柱上用粉笔划出一些横线，恰似钟面的刻度盘。午后日影缘柱升爬，爬过那些横线。抬头瞟眼，我就能准确地说出现在是几点几刻了，我同联手无话可谈，所以盼望日影快爬。

我给女儿编《三字书》《五字书》的那段时期，就是在同张师傅联手。那时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已成强弩之未，两关派出所，挂黑牌，流徙，部成旧梦，正好拼命干活。下班回家，也有闲情侍弄小园，栽花栽竹，喂鹅喂鸭，同儿女游戏了。门口石砌洗衣台前，何洁栽的曼陀罗和美人蕉也开花了，白白红红耀眼，向我家报平安。也就是这年的秋天，我听到林彪丧命的新闻，好痛快哟！左家庄终于闹内乱了！可是第二年又批他的“右”。这拙劣的玩艺儿叫人目笑。后来又说“黑五类”是林彪的社会基础，这就更加叫人齿冷。也是顽习难改，我又继续写已中断的日记了。

1972年读了某文豪抬李白揍杜甫的文章后，我给何剑熏写了一封信骂这篇文章。何教授回赠我两首七律。我抄入日记本，烧掉他的原稿。日记本上，我还写了三四首诗，其一便是这年9月13日写的《周年祭》，祭惨死在狱中的邱兄的。十年后这首诗被收入《流沙河诗集》出版，改题为《M的周年祭》。

1973年批林批孔运动，上面又来抄我的家。日记本抄去了。1979年金堂县公安局发还我日记本若干册，唯独这一册至今不还我，当时上面拿着这一册日记本整我，兼整何教授。省文史馆那年正想给他摘掉右派帽子，一见这两首七律，便不摘了。殃及池鱼，对不起何教授。拿着我那首《周年祭》整我，乃是误会。上面看见那首诗是1972年9月13日写的，便说这是我在给林彪写祭文。上面的上面读得仔细些，看见那首诗明明有“画画谋生”“娇妻改嫁”之句，就不相信祭林彪的说法。事情传到省文联去，有人说得活灵活现。事涉我的清白，不得不辩如上。

24．不能拖死在一路

同张师傅联手两年，又同老陈联手。老陈年龄也比我大，但有文化，见多识广，为人正直，且对我极好。他原是城厢中学职员，六十年代初期被人诖误，戴上反革命帽子，弄到木器家具社来解锯木料。木匠白脸鸡负责监管他，对他很苛刻。有一次老陈被白脸鸡羞辱打骂，忍无可忍，愤然自卫反击，一拳打白脸鸡一个踉跄。他是想横了的，存心去坐班房。殊不知白脸鸡欺软怕硬，反而去派出所报告，说老陈改造得满不错。不久以后，老陈就摘帽了。白脸鸡也打过我。我气力小，体质弱，又乏少林之术，无法搬用老陈的宝贵经验。老陈同我联手，多所关照。他又很爱说笑，所以我们十分快活。可惜好景不长，1973年春，他去圆盘锯上解板子，我去做包装木箱，便分手了。

包装木箱是给本镇的四川钢锉厂做的，用于包装钢锉。木箱规格多种，有大箱有小箱还有扁箱。一只木箱，大的要钉一百六十多颗钉子，小的也要钉一百二十多颗。我钉木箱非常认真，绝不偷工减料，质量比别人的好。我的木箱送到厂方，一贯免检。钢锉厂负责收验木箱的人姓张名国靖，原是上海的一个小业主。我们背后叫他“英国人”，因为他身躯挺直，鼻尖微钩，办事又很认真。“英国人”后来指定由我一人包揽做箱。同拉大锯相比，做包装木箱松活多了。解圆盘锯的老陈负责供应我每日所需的木板子，从不让我停工待料。遗憾的是钢锉厂用不了那么多木箱，“英国人”多次来叫停做。这样就使我月月半失业，生活日趋困苦。1974年秋，曾有二十天我家只用去四元多钱，其俭省可知矣，一连三年，拖欠房租。我家常靠借贷度日，顿顿只吃泡菜。营养极差，我与何洁多次大病。蝉蝉较好，她早已回成都投外婆去了。鲲鲲在家，虽入小学，但也无法专心读书，因为他要帮我做包装木箱的档头。他也月月害病，不是感冒，就是腹痛。

生活这样困苦，祸源就在我头上的这顶帽子。何洁1974年在温江县找到临时工作，还出差去上海，顺便看望巴金伯伯，受他之托，回成都时又看望了沙汀伯伯。可是后来临时工作又出脱了，原因多半是她的丈夫是个“大右派”。后来又到外地两个县川剧团糊口，可是都搞不长。当官的一旦知悉她的丈夫是我，便将她婉拒了。“夫妻总不能拖死在一路吧！”有一天我说。于是我们商商量量做了一件当时看来似乎很聪明，后来使我们悔恨不已的蠢事——决定离婚。这个决定是在1974年6月下旬做出的。何洁说：“将来日子稍微好点，我们就团圆吧。”于是我和她一路去找镇革委，又去找城厢区人民法庭。得到的有声回答是“这类事不属我们管”，无声回答是“你们在演戏”。我替何洁写一份离婚申请书底稿，由她抄誊另纸，并由她单独出面，于1974年7月6日去找城厢区革委，递交上去。上面回答：“等我们了解一下，研究一下。”既然要闹离婚，就不能住在一起，何洁当天下午回成都娘家去。当时我家只有十三元钱，而我又在病中。我只给她三元做来回的车费。我要哭，又忍住了。何洁忍不住，伤心哭了。我送她出房门，她在庭院角的花椒树旁站着阴哭很久，擦干泪水后，才低头急走了。

在成都等了一个月后，何洁回家，又单独去找区革委。上面回答：“这是个特殊问题，我们作不了主。你还是去找区法庭吧。”听得出来这是推口话。住了两天，她只好又走了。

就这祥，走了又回来，回来又走了，半年内约五次，无任何能离脱的迹象。是年12月，何洁又回来。我们又商量，说得烦了，吵起架来。这半年内，我几乎每月病一场。社内来通知，有箱箱钉了，我便抱病去做。做不了几天，又完了，只好回来。何洁住在娘家，也不愉快，常和岳母吵架。她便去投她姐姐，给姐姐带娃娃。

跨入1975年，我们商量决定，婚还得离。是年2月28日何洁去赵镇找金堂县革委，仍然不得要领。她是在这前一天从成都回来的，住同巷满满家。夜深人静后，她悄悄走回家来看我。夫妻抱头小声痫哭，因为前途看不见半点光阴，鲲鲲早已睡熟。我听见他在说梦话：“I work！”（我做工）“Cake！”（糕饼）“Sweet potato！”（红薯）何洁不愿叫醒他，只轻轻亲他。亲了又哭，哭了又亲。她没有钱，这次深夜回家，只给鲲鲲带了三个冷馒头。她上次托满满给我带来十元，我一直舍不得用掉，这时候摸出来退给她。她哭着责备我不该这样和她生分。她说她只要一元便够明晨乘车去县上。结果是平半分，退她五元，我留五元。结婚以来，我们也多次吵过架，但没有一次是为了钱。她从破书柜里找了几件换洗的衣裳，便到满满家去了。第二天上午，鲲鲲听同院的小孩说昨夜妈妈回来过，他便回屋侦察。发现地上丢了许多烟蒂，他知道我是不丢烟蒂的，我总是存着烟蒂，剥出烟丝，用来吸竹水烟袋，所以他认定妈妈昨夜回来了。我说：“我昨晚上睡不着，抽了许多烟。”他才罢了，中午吃馒头，我说：“这是满满孃孃给你的。”他毕竟是小孩，容易被骗。他不知道昨夜妈妈为他流了那么多泪水。是年6月1日我们还在商量离婚，决定变换方式进行。于是我写一份离婚申请书，由我单独出面去找派出所。上面又推了，说这不该他们管。我们闹离婚闹了一个对年，就这样毫无半点能离脱的希望。何洁烦躁地说。“算了算了。还是拖死在一路吧。”25。　国难来了又去了

经过夫妻别离，经过半失业，经过疾病，经过日记本上长长的债务清单，经过司马迁《史记》的两读，我跨入难忘的1976年。周总理逝世时，我正在拼命钉箱，1月9日那天我做出三十只包装木箱，挣来整整三元。一月份我破记录，挣来五十一元五角。要多挣几个钱准备买过年货，我撬开室内的地板，挖出从室外窜入的药瓜根六十多斤，送到药材站，卖了七元多，为了不让全家拖死，惭愧啊惭愧，我已无暇留心国家大事。直到本镇四家工厂职工群众为周总理开追悼大会那天，我在街上看见他们静默无哗列队走向公园，被他们深沉的悲哀所感染时，我才想起国难当头，从而萌发自责之意。可是我能为祖国做什么事情呢，我是右派！

不久，住在我家窗口对面的那一对造反派夫妇，为了他们栽的一株价值一分钱的桉树苗被别人折断了，两次打我。第一次是其夫姓李的扇我两个耳光。第二次是其妇姓赵的揪住我的衣领打我。这两次我都是一手未还。其妇打了我，又去打九岁的鲲鲲。打了，她还投大石入厨房，砸破我家水缸。别以为这都是十家院坝里的无聊纠纷，都是莽夫泼妇的逞凶耍横，可以海量涵之。不，这里面有政治——周恩来死了，邓小平霉了，造反派要翻起来了，其夫夺过手而又失去了的东街印刷厂的大印，其妇夺过手而又失去了的西街糖果厂的大印，可能都要重新夺回手了，所以他和她的气焰就高张起来，敢于出手打我了。他们这样打我，促使我改变了想法：“现在是国难家灾两当头。”

又不久，在报上读到天安门事件，我又挨到一顿触及灵魂的打，比触及皮肉的打更凶狠。4月8日之夜，那一对造反派夫妇把他们家中的收音机调到极限音量，向庭院其余的四家人示威似地高声传送邓小平被撤职的决定。我至今仍不忘其夫的鼓掌声和鸱鸮夜啼一般的哈哈怪笑声，这促使我再一次改变想法：“还是国难当头！”

我不能说那时候我憎恨四人帮。那时候我尚未听说过四人帮三个字，从何恨起。我只能说，我恨文革，从开始我就恨。我恨文革，也包括恨文苍的两派。一想起我在故乡亲眼看见的那两派如何争宠，如何标榜只有他们自己这派才是毛泽东思想的嫡系真传，我就感到肉廊。一想起那两派如何整我，整善良的百姓，整正派的官员，整他们自己这一派的对立面派，我就感到血热。我恨义革，顺理成章地我爱民主、自由、法制，我爱真正的社会主义。我恨文革的两派，顺理成章地我爱那些被文革的两派所共同切齿的所共同迫害的所有的好人。

鸱鸮夜啼之后的第六日，沈序福来家中看我，他是做小工出身，在困境中自学成才的英语教师，二十多岁，我叫他Teacher沈，他在成都工作，有老家在城厢镇南门外乡间。过去他来我家，我总向他请教英语。这次他来看我，告诉我天安门事件真相，使我激动不已。从他口中，我获悉北京的大学生要求清算左倾错误，从1957年清算起。这一段话，也许是考虑到“墙有耳”吧，Teacher沈是用英语对我讲的。from nineteen fifty seven（“从1957”）这一句他重复说了两次，面带笑容，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没有任何人，除了我的妻子，对我讲过这样的话。真是“好言一句三冬暖”啊！到那时为止，我已被孤立整整二十年，成了井底之蛙，我不了解天有多大，云有多美，我不了解中华民族复兴希望之所在的那些年轻人，包括我面前的沈老师。现在我开始了解了。“国难当头也不可怕！”我想。

这一天沈老师亲眼看见那个造反派女人怎样打鲲鲲。沈老师站在房间门口，质问那个女人。我把沈老师劝住了。我怕那个女人去告沈老师“和大右派勾结”，将不利于没有背景的沈老师。

五个月后，毛主席逝世时，我也正在拼命钉箱。当天下午4点，社内的大喇叭播送讣告。我暂停手中的钉锤，侧耳倾听。听毕，只有一个想法：“他从此失去改正错误的可能性了，永远地。”

四人帮垮台的消息传到本镇引起普遍喜悦，以情理推测之，该有些人惊慑忧愤，不过我没看见。10月26日晚上，本镇各单位职工，手持竹筒，灌煤油点燃，高举火炬游行，欢庆四凶落网。鲲鲲去看热闹，岳社长牵着他，带他跟着游行。我为此很感激岳社长。

“继续批邓”作为第一章，历史翻开“华国锋时代”。　1976年底，我已听到一个现代民间传说。说邓伯伯来成都游杜甫草堂，被游人发现，报以掌声。邓伯伯含笑挥手答谢说：“继续批邓，继续批邓。”这个传说富有我蜀人的幽默感。我听了没有笑，却差点哭起来，当然不是悲哀。

26．闹地震

不要感叹人间的不公平。文革十年，毕竟公平过一次，那就是闹地震。地震风声一紧，本镇全民皆闹。1976年7月28日唐山地震后，8月6日闻说成都已经闹得如沸如羹，我们这里岂能不闹。官员和百姓，专政者和被专政者，“红五类”和“黑五类”，造反派和保守派，所谓左派和所谓右派，从这天起，全部心慌意乱，坐不住了。这不是挺公平吗？

迄至8月6日这夭，我已失业半月（七月份我的工资只有二十二元五角），日日在家为鲲鲲编英语课本。黄昏时候，总是带着鲲鲲和堂妹余勋绵的两个儿子——旭旭和阳阳，去西门外罗家碾河边水浅处，教他们游泳。就是8月6日这天黄昏，我都还带他们去游了。看来我好像还能稳得起。可是到了晚上，想起这天黄昏在河边看见的一具死尸，便从水淹死联想到房屋震塌压死，从别人的死联想到自己的死，就再也稳不起了。这天晚上写日记，我埋怨“洁也不回来看看”我和儿子。“如果一旦不幸来临，也算彼此见了最后一面。”这时候才想起我家尚未采取防震措施，这样下去恐怕不行。我对鲲鲲说：“睡觉警醒些！一有响动，赶快往床底下滚！”他说：“房子垮下来打坏我们的家具，那才可惜哟！”儿童的想法确实可笑，他以为房屋震塌只打家具不打人。难怪他这几天一说起闹地震就很兴奋，惊险有趣嘛。

第二天看见余柏奎老侄率其子女和段老师从住房内搬床到大院坝中间来了。余家大院内还有几家人也在往大院坝中间搬。我总觉得睡在院坝中间就像在办展览，有些不雅，所以不愿意往这里搬。这天晚上，我在床底下放一张塑料布，以便在必要时滚进去。捏着鼻子哄眼睛，也算采取了防震措施。

又过几天，在连续失业二十日之后，又有包装木箱做了，我赶快去上班。这天是8月11日。我在木器家具社后院从前拉大锯架马处，挥动钉锤，乒啉乓咙，在我的工作台上钉起箱来。埋头做了许久，才注意到后院的几间木工房的人都逃走了，只有旁院做棺材的彭师傅还在。他衔着叶子烟袋走来，笑嘻嘻地说：“嗨！你也是个要钱不要命的！”原来地震风声这几天更紧了。镇革委早已通知所有居民（这又是平等的）：12日、17日、21日这三天有可能发生地震。我何尝不知道有危险，可是人要吃饭呀。我问：“彭师傅，你为啥不去躲？”他稀开牙巴一笑，满不在乎地说：“活着有个×意思。打死算×。”六年后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不过是病死而不是打死。

第二天就是12日，我仍然去上班，但把鲲鲲留在家中。父子俩分开，总能活一个出来，不会死在一起，这天深夜，写日记如下。

整日钉箱。

晚上到处空气紧张。许多人在逃了。隔墙楼上的工人宿舍似已逃空，家家窗口墨黑。他们都在坝子里搭棚睡。他们的命比我们的命值价些。钢锉厂的上海人已有逃回上海去了的。

对面住的恶邻造反派夫妇平时盛气凌人，此时全家惊惶失措，大喊大叫，跑进跑出。

更可笑者同院某胖婆竟将锅碗之类全搬到院坝中间地上放着。又抬方桌到院坝中间，全家五口钻入桌子下面，挤在一起端坐，如儿童扮姑姑筵然。大凡此类怕死之辈都甚愚昧，平日心肠不好，整人害人，所以现在怕老天爷惩罚他们。他们迷信因果报应，所以万分惊惶，如恶邻夫妇之所表现者。

风声紧急，我本也该惊惶一下。可是看见他们如此惊惶，便决意不要惊惶了。

传说唐山死去百分之八十。我们这里将来不知怎样。但愿少一些。最好大难化小，小难化无，平安无事，一场虚惊。一想到一片瓦砾场，满街倒房塌屋，到处闻到尸臭，便今人心悸。何况人愈穷，死亡的可能性愈大。所以还是不震为好。

13日我照旧整日钉箱。这天晚上仍然空气紧张。同院邻居几乎每家都捆好了被盖卷，备好了干粮，只等本镇西街瞭望台上的警报器一拉响，便要出门逃命去也。据堂弟余勋钺回家来说，此次震级可能很高。又说，凡预报了的后来都震了。可见情况严重，不可小看。听他这样一说，我倒希望快些震了，免得提心吊胆，神经紧张得难受。

14日钉箱。青白江区四川化工厂某车间的一个阀门爆炸，引起惊恐。人们误以为地震发生了，纷纷往城厢镇逃命。青白江区立即发了警报，于是更多的人逃命，造成跌伤踏伤。

15日钉箱。空气稍缓和。后院木工房又有人干活了。16日钉箱。白天也在平静中度过。晚上我在堂妹厨房背后小天井闲坐纳凉，听她谈北京有一位地震学女专家姓梅的到成都来监测地震……刚刚谈到这里，一句话尚未完，忽然听见天井三面的木结构老式房屋嘎嘎咋咋响声大作，似乎房屋有生命了，活了，一瞬间剧烈咳嗽了。我当时躺在马架椅上，感到身体微微一荡，同时听见房屋剧烈咳嗽，但尚未想到这是地震，几秒钟后，又听见隔墙的邻院传来一片混乱的呼喊声，才想到这是地震。想到这是地震，地震已经成为过去。所以地震都属回忆，谁也不可能当面告诉我：“你看地正在震！”当我双脚探入塑料拖鞋，从马架椅上撑起来，叫一声“地震了”的时候，地已经不震了。地不震了，我才感到情况危急，开始恐惧，开始逃命。坐在我对面的堂妹也从竹椅上站起来，和我同逃。可笑的是我们都往厨房内逃，进而逃入房间，好像地震是从天空掉下来的，躲入屋内，我们便安全了。其实我们当时应该留在天井，坐着不动。如果接连再震，露天处总比屋盖下安全。逃入房间，乃是自寻死路！（lz）

我的鲲鲲，堂妹的旭旭和阳阳，都跟着我们一窝蜂逃入房间。堂妹夫向大哥在房间内指挥应变。他家防震措施也是往床底下滚。床底下早已垫好被褥准备着，收拾得很精致。大婶爬入床下。外面圆门旁的陈婆婆也来寄居，提着包袱，爬入床下，同大婶分享安全。阳阳也爬进去，还在笑呢。向大哥叫阳阳缩头入内，不要伸出。因为，向大哥指着前床枋说：“这里容易断。断了压下来，正好压在你脑壳上！”

我带着鲲鲲往家中跑去。我们穿了衣裳，换了鞋子，提着几天前已装好了的帆布包，锁了门，往外逃。此时已是夜深10点半了。

跑过大院坝，见这里好热闹。整个余家大院数十户人家都麇聚在此了。叫声唤声，一片嘈杂。大院坝中间肯定是安全的，哪怕四面房屋合围塌下，也打不着。非中间地带就很难说了。我带着鲲鲲跑出大院，穿过槐树街，往西街跑。槐树街其实是一条小巷。巷口有一座砖砌的门洞，门额石刻槐树街三个字。门洞左右两边，承受重量的砖柱，原已被人拆去不少砖块，显得摇摇欲坠。我怕门洞顶部因再震而坍塌，便牵鲲鲲试着试着一下冲出门洞。结果没事。说来好笑，到我写这篇回忆录时，将近十年又过去了，那危险的门洞依旧健在。

冲出门洞便是西街，向右便可以逃出西门城。所谓西门城早已不存在，仅仅作为地名保留在居民的口头上罢了。这一段西街两旁的居民都逃到开阔处躲地震去了。我一边跑一边想：“等我回来时，这两旁的房屋还在吗？”

跑到城外水沟边的开阔地带，我和鲲鲲临水而坐，坐以观变。黑暗中一些居民还在不停地跑出城来，有抱被褥的，有背小孩的，有提包包的。向西望去，看见青白江区的方向正在发射红红绿绿的信号弹。还隐隐听见零星的枪声四起，这是乡间的警报信号。本镇的警报器在地震发生时就已拉响，现在还呜呜的缭绕在夜空中，如泣如诉，鲲鲲坐不住，跑来跑去看热闹，觉得新鲜有趣。我却回忆起小时候，也像鲲鲲这样大吧，夜间跑警报躲避日本飞机空袭，那情景和现在差不多。

临水坐到半夜过了，提包内的馒头也吃了，不见再震。这时候，跑出城的居民又纷纷回去了，我们也回家去，进了余家大院，大院坝挤满了。我们去依傍老侄余柏奎。鲲鲲在一张竹椅上睡了。我在矮凳上枯坐，坐到天亮。

此时已是17日。更多的人搬到大院坝来住。我懒，未搬。夜晚鲲鲲在这里同老侄的小女挤一床睡。我在这里坐到半夜，估计不会再震，便回家去睡了。

此后一连四日大雨。大院坝积水如池塘，床群密集成水中小岛。大婶和陈婆婆都住在床岛上。向大哥背负她们来回渡水。这般怪异景象为我平生所未见。

我这五天照旧去做木箱。街上几乎关门闭户，一片萧条景色。地震前的所谓阶级斗争——追查各地曾经响应天安门事件的“反革命”——终于被闹地震闹散场了。从此以后，松松垮垮，人心涣散，谁要想搞运动整人，再也不那么容易了。

8月22日晨近6点，我被地球妈妈猛烈摇醒，听见房屋又是一阵嘎嘎咋咋大响。我拖起鲲鲲滚入床底下，吓得发呆。随即听见大院那边一片惊诧的喊妈喊爸的童声。惊魂甫定，才想起这次比16日夜间那次厉害得多。天大亮后，看见再无动静，我们便爬出来，转移到堂妹那边去。我家所居和她家所居虽然同在一乘屋盖之下，但是我家这边山墙孤绝，没有别的房屋拉扯，不如她家那边牢固。大婶和陈婆婆前两日已从大院坝床岛上迁回室内床底下了。陈婆婆是摘帽地主，一贯奉公守法，逃命仍然不忘随身带着选民证和户口簿和购粮册以及摘帽证明书。她一个人独居，所以一切贵重物品全部纳入一口大提包内，放在床下。此外，她为人细心，电筒、火柴、手纸、牙刷、牙膏、针线、糕饼等等，也都随身带着。

此后还小震一次，发警报两次。直到8月29日，本镇仍处在警戒状态。那天是星期日，本镇赶场之期。怕地震造成市面混乱，四门都有民兵守卫，阻止农民入城赶场。

闹地震闹完了整个八月份。本月做工十九日，失业十日，躲地震两日。领工资二十七元，偿债十二元。尚余十五元，将用这点钱支撑九月份。

跨入九月份，不再闹地震。本镇全民皆闹的公平的日子遂告结束。看来又该搞运动了。

27．家灾踵至

圆盘锯可不是走马灯，虽然都在旋转。走马灯你想看就看，不想看就掉开脸。圆盘锯一开动，你就得不停地给锯口喂木料，而且必须全神贯注地喂。稍有不慎，便要出事，我从前的联手，那位可爱的罗师傅，就是由于偶一失慎，到头来吃了圆盘锯的大苦头，被飞旋的锯齿啮掉四根手指和半截手掌，致残终身。这是我离开那里五年以后的事了。

1977年2月14日下午我正在圆盘锯的工作台上喂木板，把原板裁锯成箱板。我是带病上班的，额烧，头晕。想到明天是腊月二十八，我家团年之期，囊中钱少，不知如何是好。忧从中来，未能做到全神贯注，不慎将右手中指喂去。那家伙还算客气，只啮掉中指尖的背面，连根啃去指甲，便一弹弹开了。当时不觉得痛，还笑。夜晚才痛起来。此后夜夜痛得难以入睡。中指既伤，整整一个月不能握钉锤做包装木箱，我家生活更困窘了。我以为四人帮下台了，我家就会好起来了。哪知竟是这样！

还有更恼人的事呢。上海《文汇报》一篇文章批姚文元，说他支持《草木篇》。原来两年前《诗刊》准备复刊，姚文元批示曰：“我们不怕出《草木篇》！”明明是一句战斗口号嘛，怎么会是“支持”我呢？

我想起了，1958年我这一类人是资产阶级反动派，代表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1959年变成美蒋匪帮在大陆的代理人。六十年代前期反修，又变成帝修反的代理人。文革开始，变成“党内走资派”复辟的社会基础。林彪丧命黄沙以后，才发现原来是林彪“克己复礼”的社会基础。后来又挂到了孔老二的帐上。批《水浒》时，批邓时，我这一类人又被叫去投靠了新主子四人帮。四人帮下台了，终于最后查清，什么都不是，只是四人帮的社会基础罢了。既然如此，姚文元“支持”我，也就不足怪了。

家灾接踵而至。1977年3月25日何洁被关入城厢镇派出所。鲲鲲每日给她送饭。4月22日晨他送饭归来，说：“爸，他们要把妈妈押走！”放下盛碗筷的提篮，他又跑去派出所。进大门后，他看见民兵正在捆绑何洁。他要上前去把钱粮交给何洁，别人不准。何洁被捆押着带出派出所，向东门方向走去。鲲鲲跟着走，走到大小东街拐角处，确信何洁是押送到县上去了，他才含泪回家。

后来我才知道，这次捕人之举不但是全县规模的，而且是全省规模的，全国规模的。一次运动捕人之多，超过四人帮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