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了初中之后，我不得不面对更多这类涉及是非判断的暴力问题，在去年发表过的一篇文章里，我写过这样一段话：
回想起来好像无限漫长的青春期里，除了每个孩子都会感到迷茫的性问题之外，暴力问题也常常让我感到非常困惑。在我校某个同学被“敌校”的某些同学打伤后的报复行动的计划会上，我以我认为很正常的方式询问了受伤同学挨打的原因，结果换来的是一堆白眼和“这个节骨眼上，你还问这个有劲吗”的表情。为了不被伙伴们孤立，我在心里不是很理解的情况下，以超出实际需要的积极性参与了群殴，换来了大家的谅解和尊重，然后我们得知我校同学挨打受伤的直接原因是他之前调戏了“敌校”打人同学的女朋友。接下来让我更加困惑的是，那些不分青红皂白就打了人的同学中的大部分人这时候仍然纷纷表示“这不重要”。
那时候，在我的同学朋友里，好像连一个魏胖子这样的都没有了。
从体校大院的正门口出来，往西走上不到半小时就能走到一座大桥，桥下面就是海兰江。星期天的时候，母亲经常会带上我们到河边去洗衣服。那时候姐姐已经算是大人了，每次去了都会帮母亲洗衣服，没人理我的时候，我就高高兴兴地自己躺在微微有点烫的鹅卵石滩上晒太阳。闭上眼睛，眼前是一片阳光透过眼皮的那种暖暖的红色，耳朵里只有静静的流水声和间或响起的洗衣棒槌的敲打声。远处的桥上难得有车辆经过，偶尔有也是牛车马车，完全听不到噪音。如果拉车的牛偶尔“哞”的一声，就会觉得整个世界更安静了。妇女们洗完了衣服，也会在石滩上躺着休息，也许是因为劳累，她们大都会睡上一会儿。我躺够了，又没人陪我说话，就会走到河边找块大石头坐下，挽起裤脚把腿泡在沁凉的水里发呆。那时候天空湛蓝，阳光充足；轻轻抚摩过小腿的河水清澈见底；空气里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好闻味道；洗干净的衣服在河边的树枝上随风微微晃动，石滩上舒舒服服地躺着十几个懒洋洋的女人，所谓“岁月静好”，应该就是这样吧。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跟着父母搬家离开了和龙县，后来就再也没回去过。
1984年，因为父亲工作调动，全家搬到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首府延吉市。那时候延吉只不过是一个二十万人口的小地方，但对我来说，却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大都市。我永远都记得之前哥哥告诉我延吉市共有二十六所中小学给我造成的震撼（相比之下，2000年我在北京见到二○六中学的牌子时，只是怔了一下就走开了）。“你知道延吉市总共有多少个中小学吗？”进过城、见过世面的哥哥对着只知道胜利、前进、建设、光明的乡下弟弟趾高气昂地说，“我告诉你吧，一共有十三中，十三小，你就算去吧！”很多年以后，我看到武侠小说里提到一种硬功夫叫做“十三太保横练”，理由不是不跳跃的，我突然想起了当时哥哥的样子。^＿^
搬家去“大都市”的那天，我想来应该是非常兴奋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其他的细节全都忘了，只记得路上晕车呕吐。两三个小时的路程，停停吐吐，吐吐停停，好像永远都走不到尽头。终于熬到了新家，一口气松下来就昏睡过去了。傍晚醒过来上厕所，发现这个新家竟然有一个神奇的功能性房间，叫做“卫生间”。想到从此再也不用冬天零下三十度的时候走到屋外去一个四面漏风的木板茅房亮出屁股，或是夏天在满满一池蛆虫的粪坑上忍着呕吐艰辛作业，我夜里失眠了。
除了这个卫生间，这个新家其他方面倒也没什么先进的地方，仍然有传统式的大灶台和土炕，只是贴地的朝鲜式土炕变成了离地一米多高的中式土炕。没有土炕的客厅，冬天取暖是靠一种叫做“土暖气”的东西。我始终不理解父母为什么要浪费煤炭去烧那个倒霉的土暖气，因为客厅烧了土暖气之后也跟冷库差不多。除了冬天最冷的那几个月，我都喜欢在这个客厅里待着，因为客厅里有一套布沙发。作为一个土炕上长大的孩子，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觉得躺在松软的沙发上看书是非常奢侈和惬意的事情。因为怕弄脏沙发无法拆洗的布面，母亲永远用一个做工繁复笨拙、看起来异常丑陋的沙发套包着它。我提醒她如果一直这样用下去，那我们到了要扔掉这个沙发的时候，会发现我们没有以它原来漂亮的样子用过哪怕是一天，这显然是很不划算的。但我的提醒并没有改变什么，好像那个时代每个家庭最终扔掉的沙发的布面都是光亮如新的。经历了工业落后、物资严重匮乏的年代，人们或多或少都会有点这样的强迫症，就像经历过饥荒的人们宁可把吃不下的食物倒进胃里一样。后来家里开始有了进口电器的时候，他们又开始用各种塑料薄膜去折磨家电遥控器去了。
关于这个客厅，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小学最后一年的假期酷暑难挨。我和哥哥姐姐三个人就索性躺在凉凉的地板上看电视，看着看着都睡着了。半夜醒来，我发现我和姐姐身上盖着同一条毛巾被，我大惊失色，一脚踢开被子坐起来，只觉得满满一脑袋都是“这可如何是好”。那时候，我和这个国家的很多同龄孩子一样，以为男女只要躺在一个被窝里睡觉就会生出孩子。我坐在地板上愁断了肠子，姐姐兀自睡得酣畅。我想叫醒她一起“商量对策”，但又不知道如何开口，最后只好爬起来回自己房间伤脑筋去了。接下来的两三个月里我一直提心吊胆，后来观察到姐姐没有任何异样才慢慢放心了。
因为学校里基本不教（只是发一本没人能看懂的书了事），再加上没有今天这么多的非正常渠道，所以我的很多同学一直到初中三年级，对“生理卫生”也全无头绪。初中快毕业的时候，有一次体育课大家踢完了球，在操场边坐着休息。一个家住学校附近的小混混（好像是已经毕业了几年的同校师兄）叼着烟过来跟我们这些孩子吹牛放炮，吹得性起，顺便给大家上了一堂真实世界里的生理卫生课，让我们彻底弄清楚了父母们是怎样弄出小孩子来的。他绘声绘色地把全部细节讲完，我们都惊呆了，沉默了半晌，突然听到一个孩子尖锐的童音，“别扯了，谁爹妈敢那么干啊？那还不得让警察抓起来毙了？”
搬到这里没多久，我们发现对面邻居家里有一个大胖子。他歌唱得极好，还喜欢开着窗户跟着录音机里的歌声丝丝入扣地合唱。我们家人有那么一阵，都以为他家所有的磁带全是二重唱版本。后来胖子结了婚，也许是新娘不许他再跟着唱了，我们才渐渐听出那些歌其实都是独唱的。胖子看上去总是很严肃，街坊里的妇女们背后议论起来，都觉得一个胖子这么严肃是很滑稽的。这应该多少给我留下了一些阴影，所以后来我也成了大胖子之后，就不好意思太严肃了。
在这个家我们只住了一年，所以留下的记忆并不是很多，只有一件事，是因为母亲经常提起，所以现在还能想起来。有一次母亲去广东出差，狠心花了大价钱给我和哥哥买了在广东刚刚时髦起来的旅游鞋，但那时候在边疆的小破城镇里，视觉效果华丽甚至是刺眼的旅游鞋实在是太超前了。我和哥哥偶尔壮着胆子穿出去，每次都被朋友们围观嘲笑：“你穿的这是啥玩意儿？”即使是马路上的陌生人，也没有放过我们（以他们夸张的目光）。后来我和哥哥只好把鞋扔到仓库里再也不敢碰了。母亲坚持不肯扔掉，她要耐心等待家乡人民的土鳖观念跟上来再给我们穿上。这一等就是四五年，到了延吉市的大街上陆续有人开始穿旅游鞋的时候，我和哥哥的脚都已经长得太大了。
我的小学最后一年，是在延吉市北山小学校读完的。对这个学校，我没有太多的感情，能回忆起来的，大都是些不愉快的事情：好像是第一天上课的时候，语文老师问起冬天那些倒霉的风除了冷风、北风、暴风、疾风还可以用什么词，我就大声答了朔风和寒风。结果前排有个满脸傲气的漂亮女生扭过头来很不屑地看我，好像我调戏了她一样。后来才知道她的名字叫韩枫；上了几天课后，有一次课间上厕所的时候看到一个姓朴的坏小子欺负同学，我忍不住说了两句公道话并与之小规模推搡，结果放学的时候这家伙居然拉来了三四十个小混混要打我。幸好他把规模弄得实在太大，大得超出了实际需要，以至于惊动了几个在操场远处聊天的老师，包括一个教导主任，我才得以免遭群殴；我在和龙的时候，学校里也有很多坏孩子，但尽是些又傻又愣又坏的，到了这里，开始陆续领教了一些阴险诡诈的坏孩子，刚开始很不适应，见得多了才慢慢淡定下来；班里有一个曹姓的小美女同学，我很喜欢她。她好像有严重的泌尿系统疾病，所以老师特许她课上不必请假可以自行去厕所。每次她满脸歉意和腼腆地进出教室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心疼，但不知道为什么，好像班里的同学和老师都不喜欢她，于是我也不喜欢他们了；有一个姓初的男同学，小小年纪为人处事比较大气，所谓的“很爷们”，我对他颇有好感，但因为他经常惹事，家里又不管（好像是只有爷爷奶奶带他），于是班主任对他公然表示彻底放弃，“以后学校不管你了，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课上对全班同学提出任何要求时都不忘残忍地补上一句，“初××同学不用遵守这个规定”，这使我感到很寒心；在到了延吉的头半年里，因为我会讲一些和龙县独有的土话，所以经常会被操一口延吉市独有土话的同学们嘲笑。
我一直到近三十岁，都是一个敏感和易于受伤害的人（当然，我用了那么久才把自己弄得皮实经揍，只是因为我花了很多的精力在如何把自己弄得皮糙肉厚的同时依然保持敏感的优秀品质这一任务上）。多半是由于这些不愉快。我在这里上学就特别没热情，不久，我的学习成绩就明显下降了。
在和龙县读小学的时候，我们班里转来过一个姓解的外地学生，感觉他很聪明，但不知道为什么，自暴自弃得很厉害，总是跟老师和同学们作对，于是大家就都不喜欢他。在老师的眼里，他还是一个给优秀班级拖后腿的祸患。这好像使他的性格变得更乖张孤僻了。那时有同学告诉我说，在他原来的学校，他竟然是班长，学习好，工作也好，同学老师们都很喜欢他，只是他来自一个比我们那里还落后的小地方，又有些口音，刚来的时候就被一些同学笑话过他土气，于是就颓掉了。成年后的观察和思考使我觉得转校好像对小孩子很容易造成伤害，我见过很多类似的例子。我在北山小学的一年多里，状态一直不是很好，觉得自己作为一个新人，很难融入到已经有了四年交情的一群老同学当中去，何况为了前面讲过的一些理由，我还从感情上经常抗拒融入他们。好在这个学校我只读了一年左右就毕业了。稍后上了中学，同学们都“来自五湖四海”，大家全都重新来过，就又没事了。
关于北山小学，最难忘的一个记忆是，那年寒假前，全校学生（也许只是四五年级的学生，记不清了）每天下午都被要求穿上一种特别恶心的传统服装，到操场上集体排练，扭一种特别白痴的东北大秧歌，然后在元旦期间集体上街表演。我很清楚地记得几乎所有的同学都很愤怒，但是除了少数几个幸运的坏小子（出于对他们的不信任，老师不让他们参加）之外，我们都被迫屈从了。我在学校尝试过消极抵抗、非暴力不合作等手段。后来班主任把家长叫来谈话，我又试着跟父母抗议、哭诉、哀求等等，结果全都失败了。
最后那天被逼着上街出丑的经历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但很多细节对我来说，还都像昨天发生过一样。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看起来好像不是很严重的事情带给我的是那么巨大的屈辱和挫败感，但这个不重要。如果这个国家的笨蛋校长和笨蛋教师们在这二十年里没有什么进步，那我至少希望现在的父母们变得好一些了，希望他们不会再逼孩子们去做他们认为是屈辱的事情了。
1985年，按照家庭住址划分学区，我去了延吉市第六中学。同一年家里也搬到了离原来的房子只有几十米远的一个新住处。我的整个青春期全都是在这个二层楼的房子里度过的，所以对它的记忆最深。可惜那里现在已经全拆掉了，赶上了一个高速发展和变迁的时代，虽然理性地说应该是好事，但有些平凡的小幸福，比如上了年纪的时候回到自己长大的地方去怀旧一下，也就成了奢侈的事情。
好像是从搬到这个家的时候开始，人们即使在白天也要锁家里的门了，至少在我的家乡是这样。在这之前，社会治安一度好得让今天的人们没法想象，虽然不至于像古书上说的那样“夜不闭户”，但那时候白天有人在家的话，锁门确是极为罕见的作风。在改革开放逐渐深入、经济发展逐渐起步、犯罪率也随之逐渐上升的那些年代，我也曾无知地跟着一些长辈们感慨过“人心不古”，感慨过“早年间的治安可是真好啊”。那时候我不知道之前“真好啊”的治安，是以剥夺了很多人们的基本权利为代价实现的。
当然，过去的治安好，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之前的中国人家里基本上没什么可以偷的。
我在六中时，前两年的班主任非常糟糕，几乎在每个方面都是。好像所有的学生都瞧不起他，大家编排了无数糟蹋他的故事和段子，尽管他自己已经做得足够出色以至于使得这些编排活动变得没有多大必要了。我离开这个学校后的十多年里，在家乡陆续认识了一些同样是他的学生的朋友，最大的要比我大十来岁，最小的比我小五六岁。聊起这个初中时期的班主任，大家的一个共识是，一个优秀的烂教师，是可以“打败时间”的。
印象比较深的另一个老师是教英语的崔老师，三十多岁，很严肃，黑框眼镜，笔挺的藏蓝色中山装，非常有型，还有好听的男中音。他好像什么都好，除了不喜欢我。当然，他不喜欢我很正常，我一直都不肯好好学英语，成绩差，而且上课从不听讲，总是低头看课外书。有一次他在整个年级搞英语书法比赛，我也写了一份交上去，他看了很怀疑，就让我当面写一次给他。他看完没了话，怔了一会儿，又“哼”了一声，就严肃地走了，转天板着脸给了我一个一等奖，然后又不理我了。如果他知道多年以后，我竟然成了中国第二著名的英语教师，想必也会严肃地再“哼”一声吧。
初中期间我暗恋过一个女老师，她二十多岁，白白净净，清汤挂面的垂顺长发，有时候也会扎成一条马尾巴，无论扎上去还是放下来，都清秀得让我有些呼吸不畅。每次上她的课，我都会放下课外书很专心地捣乱，她被惹得真生了气，就会提高嗓门瞪着我喊一声“罗永浩”，然后就说不出话了。这样的时候我会低头趴在桌子上老实一会儿，但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大喊：“她又叫你的名字啦！”
有一次我分寸掌握得不好，把她气得哽咽住了，就丢下我们冲出了教室。同学们顿时高高兴兴地嬉笑打闹起来。我不放心，就一个人跟出去看，发现她在走廊里站着，扶着墙边的暖气片，肩膀一耸一耸地在哭，从后面看过去，雪白的脖子上，几缕细细的绒毛让我心惊肉跳。我呆呆看了半晌，想伸手拉一下她的胳膊以示安慰，但终究不敢唐突，就低头走开了。这之后一直到毕业，她再也没跟我说过一句话。如果我再在课上捣乱，她就放下书本，停下来看天花板或是窗外，直到我讪讪地说不出话来，她才又接着讲课。
后来发现亦舒有一个中篇小说《我这样爱她》 ，讲述一个中学男生暗恋女教师的故事，我胸口酸痛地看到这个跟我一样苦命的孩子说：“每一年至少有两千多个男学生爱上了女教师，虽然我尽力与自己说我没有那两千个庸俗，但是，心里还是知道好不了多少……”
又过了很多年，看了些探讨青少年心理的文章之后，我才能较为完整地梳理我的行为动机和心理。当年她只不过二十岁出头，在我今天看来当时她也是个孩子，希望她在后来的日子里，能明白那个讨厌的坏学生其实对她没有任何恶意。这是一段永远不可能被表白的绝望爱情，只是一个傻小子笨拙固执地希望引起他仰慕的人的注意而已。
我在演讲里批评中国的制式教育并回顾我的成长经历时，经常提及的，都是那些摧残学生的恶劣教师。但在教过我的老师中，其实也有些很好的老师是让我心里时常感念的，比如六中的语文老师李老太，物理老师李伟明，和初中最后一个班主任彭老大，他们都曾经给予我信任，并对我付出过足够的耐心，但是因为我那时烂泥扶不上墙，着实辜负了他们，回想起来，不是不愧疚的。
高中时让我印象深刻的只有一位教语文的刘灵老师。她很年轻，也是二十多岁，目光清澈，面容清秀，短发清爽，声音清亮，走路也很轻盈，有轻微的跳跃感。无论课上课下，她说话总是情绪很饱满，富有感染力，在普遍无趣又严肃的中小学教师群体当中，她甚至还拥有难得的幽默感。在她的课上，我很少看课外书，也从不睡觉。
高中入学后不久，有一次留作文作业，标题大概是“记一次有意义的劳动”。我就写了一篇集体劳动的真实记录交上去，文中除了描述我对劳动的真实感受，也有很多对这类作文的八股式谎言（比如“我们擦着辛勤的汗水，都觉得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啊”）的冷嘲热讽，风格应该是比较阴损。结果“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篇作文被刘老师在第二天的课上当众宣读并大加赞扬。我小时候很喜欢被老师当众表扬，但遗憾的是那一次刘老师当众夸我的时候，我没有在场。那天早晨我迟到了近二十分钟，后来一路小跑冲进了教室，看到我突然冒出来，刚刚听了我的作文的全班同学顿时哄堂大笑。我不明就里，站在门口发呆。刘老师山清水秀地站在讲台上笑吟吟地看着我，直到同学们的笑声渐渐平息了，才温言示意我坐到座位上去。
这场景在后来的许多年里，被我无耻无厌的回忆一次次地添油加醋，以至于现在想起来已经完全不真实了，美好得像是顾长卫拍摄的一个电影画面。
后来我的作文总是写得格外用心，每次看到她字体娟秀（嗯，她的字体好像其实是比较凌乱的，我不管了！^_^）、充满激励的红笔评语，都觉得很幸福。我起初只是喜欢刘老师的样子，后来觉得她又是如此地识货，就索性爱上她了。我不擅掩饰，所以很多同学都看出了我的心事。我辍学后，同班同学李堃有一次吃饭时还骗我说：“其实她也挺喜欢你的，我听人说的。”我知道这绝无可能，但还是轻易地劝自己信了。
和这个国家大多数有点想法的孩子一样，在我十来年的校园生涯里，几乎每一次尝试表达真情实感的时候，都会被那些智力、知识、思想和道德水平都明显有问题的教师们打击，通常的评语都是些“阴阳怪气”、“思想复杂”、“哗众取宠”、“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满脑子谬论和歪理”。
对于这样伤害感情的学校，我心中并没有存下多少值得回味的记忆，但刘老师对我的赏识和鼓励，却是一个弥足珍贵的例外，让我终生难忘。最终长大走进社会之后，我也是类似的遭遇和感受：尽管会碰到无穷无尽的混蛋和笨蛋，但总会有一些人，让你感觉到生命的温暖和满足，让你感慨生命的“不虚此行”。
有一次，刘老师在我的作文本上写道，“希望你将来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我三十岁之前就知道我在文字创作上永远都达不到我希望达到的高度了，但还是很想把稍后出版的一本杂文集献给我的刘灵老师。
在暗恋女教师之余，我也忽明忽暗地恋过一些女同学。我对女同学的暗恋开始得比较早，所以到底哪一个算初恋已经没法追溯了。如果从初中时算起，那我的初恋就是六中同班的一个女生。她总是剪一头短发，性格也有点像假小子，很少有男生喜欢她。虽然我通常偏爱的是长发且斯文的女孩子，但不知道为什么，竟一意孤行地迷恋她。我们只做了一年同学，她就随父母搬家离开延吉了。有幸和她同学的那一年里，我经常痴痴地盯着她看，有时候她发现了，就会腼腆地对我笑一下。我觉得自己的目光很深情，但后来交往过的女朋友们都说，当我对着喜欢的女孩子深情凝视的时候，从别人的眼中看来，刚好是我最猥琐的时候，这样看来，当年还真是难为她了。
……那好吧，那时候我经常不得不猥琐地凝视她，时间一长，她的两个闺蜜就发现了，以后我再看她，她们就会看着我微笑，虽然年纪相仿，但我总觉得她们笑的时候很慈祥，就像MSN表情里的“书呆子”（尽管她俩都不戴眼镜）一样慈祥。到了她家快搬离延吉市的时候，也是这两个善良的女同学提前透露给我的。从知道消息的那一天起，我的每一刻都是在焦虑和无力感中度过的，那时候我行事畏手畏脚，竟然一直到了最后也没敢表白，如果可能，我真想穿越时空到当年的我的背后推上一把，或是踹上一脚。终于到了她搬家的那天，我骑了自行车到她家门口附近去看，她出门看见了我，没有显得诧异，仿佛是意料中的。我没敢说话，远远地站着看她，她犹豫了一下，回头看了看父母，又看了看我，没有跟我打招呼，低头上了车。两辆载满杂物的汽车在胡同里艰难地向外开动，我骑自行车在汽车前面远远地蹬着，好像带路一样。我用双手交替扶着车把，笨拙地左拐右扭我的胖腰，不停回头张望，中间拐到几处接近直角的地方，我就停下来等一下，看到她的脸隔着挡风玻璃重新出现，才又紧蹬几下。应该是一条很长的胡同，一眨眼就到头了。出了胡同口，我下车站在路边，看着汽车从我边上缓缓开过，车窗里，她扭过头来，用没有表情的眼神盯着我看，最后她终于抬起了雪白的手，朝一边挥动了一下，但还没来得及挥动回来，就永远消失了。生命残酷无比，尤其是对孩子，为数不多的安慰之一是，它总算还有些美感，至少在记忆里。
另一个没有正式追求过的女朋友，是初二时从外省转校过来的一个女孩子。她长得很漂亮，瘦瘦高高，经常穿一件暖色的高领毛衣，总是笑得很温婉。因为说家乡话会被同学笑话，说东北话又不会，所以说的是一口刻意的、略显笨拙的普通话，在我们这些塞外的浑小子听来，美好得一塌糊涂。起初是跟我比较熟的一个男同学先看上了她，他为了追她，就安排了一个外校的小兄弟在公共汽车上调戏她，然后他从后排突然冒出来英雄救美，把他事先付过费的小兄弟拉下车暴打了一顿。演出倒是没有穿帮，但显然火候掌握得有问题，事后她跟很多同学说，她虽然感谢他，但觉得他打人时看起来实在是太心狠手辣了，她喜欢善良一些的。
那之后她就不大坐公车了，于是几个跟她一样住在郊区的男同学就争先恐后地要求放学后用自行车送她回家，我刚好就是善良系的，又住在她回家的半路上，所以偶尔也会送上半程，再把她当成接力棒交给住在郊区的其他同学。每次她坐在车上拉着我的衣服出发的时候，我都会打起精神给她讲我猜想她会喜欢听的东西，送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每次中途交接力棒的时候，她都显得很幽怨。我又惊又喜，于是逼她点头表态，从此不再交棒，天天自己跑完全程。很快班里的同学都拿我们当小俩口，我们好像也有意无意地秀过些恩爱。
但好景不长，没多久我就觉得和她在一起其实没有任何共同语言，渐渐地感到跟她实在没什么话可说了。这时候我发现感情问题远比我那个年纪所能理解的复杂，我对她没有过任何承诺，但结束这样淳朴的来往好像也没有那么简单，我是说我们甚至没有拉过手，但这件事怎么看都像是始乱终弃。那几个住在她家附近的男同学的眼神也让我觉得我是一个坏人，我克服不了沉重的良心负担，所以一直硬着头皮送。后来她渐渐察觉到了，就坚持不再让我送她，每天一放学，就早早走在前面，坐一个同路的男同学的车子走了。看着她瘦弱愁怨的背影，我心如刀绞，我坚信我没做错什么，但总感觉自己禽兽不如。我们来到世间，本不想互相伤害，但是由于年轻，由于造化弄人，我们确实伤害和被伤害了。接下来的寒假，有一天晚上我在家读闲书，林清玄在一个著名的短篇故事里说，“除非有雪崩，但雪崩也不能保证永恒”，我看了看神色木然坐在边上看电视的哥哥，只好恨恨地跑到院子里的雪地上痛哭了一场。
再后来的一个女同学，是我正式追求过的第一个。她是从其他学校转来的，长得只能说是顺眼，但气质很好，肤色白，戴一副黑框眼镜。知识分子气质的女性，一直是我无法抗拒的类型之一（我年轻时还暗恋过严肃的龙应台老师），奇怪的是，当时班里的很多不读书的浑小子居然也喜欢她，和我一起整天围着她打转。过了一段时间，大家陆续死了心，都以为只有我有戏，但实际的情况是，她对我从来没有过任何表示。拖了整整一个学期后，我下了狠心鼓足勇气约她出来表白，那天傍晚，在她家楼下的胡同里，我被告知她的主要顾虑是因为我们民族不同（我是个朝鲜族），将来不可能获得双方家庭的同意。
一个初二女生面对男同学示爱时有这样深谋远虑的反应让我倍感邪门儿，这使得我事先准备好的所有紧急应对措施集体失效，我慌不择路，还给她讲了会儿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你记得上学期历史课上的那个故事吧，其实……”最后，我还是失恋了。
在我长大成人之前，和大部分的傻孩子一样，感情上的得失总是伴随着愚蠢的面子问题，由于没法躲避知道前因后果的同班同学，我的那次失恋格外地难挨。我上中学时又不幸读了很多文艺小说（包括《琼瑶全集》！我是我知道的人里唯一读过《琼瑶全集》的奇男子），加之性格敏感及生活经验不足，总觉得此生注定是郁郁而终了，谁知道活到后面，越活越没气质，越活越不惨绿，越活越欢天喜地。
不知道是哪天开始的，青春期突然就来了，一些本来只是好看的女同学一夜之间就在我的眼里妩媚起来。曾经为“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之类的屁话热血沸腾过，但什么东西“忽如一夜春风来”，顿时觉得缺手缺脚乃至缺胳膊少腿好像也没什么了。
男同学们凑在一起闲聊，说的没有一句是人话，即使有女生在场，也会说很多故作隐蔽的龌龊话。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听到什么都会联想到性，比如看到民国故事里的军阀讲话，“诸位都是读书人，兄弟我是个大老粗。”马上产生的反应是，吹什么牛啊？
当时看过一个不是很好笑的笑话，说是法国文化部长到美国访问，参观高耸入云的帝国大厦，部长站在大门口抬头向塔顶望去，看了一会儿，突然“扑哧”笑了，美国人问“怎么了”，部长笑道，“这让我联想到性”，美国人笨笨地追问，“为什么会联想到性？”部长愣了一下，只好说，“我看到什么都联想到性。”有那么一阵子，我觉得我们全都是“法国文化部长”。
对一群“法国文化部长”来说，那实在是一个灭绝人性的年代，那时几乎所有的女明星都是政工干部气质，只是眉眼比寻常的政工干部好看些。偶尔有看起来像女人的珍稀女星，也全然跟性感无关，比如面容姣好的龚雪和洪学敏。
在我的青春期，在大陆的女星里，除了那些活色生香但是默默无闻的国民党女特务扮演者，我唯一的性幻想对象就是麦文燕，她穿什么衣服都像国民党女特务，即使是邮递员的蹩脚制服。我简直不敢想象她要是穿护士装或是警服会是什么样子。和历史上很多懵懵懂懂的伟大人物一样，她以为她什么都没做，对自己抚慰了整整一个时代的苦难心灵和肉身这一事实浑然不觉。
第一次梦遗，是在一个周末的中午，我很紧张，把内裤脱了扔到洗衣机里，越想越害怕。那时候哥哥去了部队，父亲好像是出差去了，我只好去问母亲。她打开洗衣机拿出来看了一下，又闻了闻，说，没事，很正常。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然后开始深切怀念那个流氓无比的梦。多少个夜晚，我在入睡前都要祈祷能再现那个梦境，但是后来好像再也没有过，直到长大之后梦境成真。
第一次鼓足勇气去买避孕套的时候，心里特别没有底，那时候大大小小的药店还没有像今天这样遍地开花，更没有什么“情趣用品”商店（“情趣”可能是我们这个恶俗的时代毁掉的美丽中文词汇中最令人痛心的一个了），买一盒避孕套竟然要去国营的百货大楼。我故作镇定走向柜台的时候，脑子里完全不能抑制地在胡思乱想，要是售货大妈一把抓住我的手腕断喝：“呔！你是哪个学校的？！”我该怎么办？要是慌慌张张地跟她说“我……我这是给我爸买的”，会不会太怂了？好在到了最后，大妈只是表情僵硬地随手甩了一盒给我，就跟另一个大妈聊天去了。走出百货大楼的时候，我大惊小怪地觉得自己就这么长大成人了。那天其实是个阴天，但我总有种冲动，想在回忆里把它弄成：“正午的太阳简直让人睁不开眼睛……”
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自己心中的血泪史，我们年轻的时候，在身体状况最好的时候，在爱和荷尔蒙在体内翻腾不已的时候，竟然完全没有地方可以去做点什么。
家里永远有长辈，女朋友从来不敢尝试野合，旅馆执意要看结婚证。其实，就算不看结婚证，我们在绝大多数的时候，兜里也没有足够的钱支付旅馆费用。过年时手头难得宽裕的那么几天，凑巧听说某旅馆不查证，但还没来得及动手，就被身边倒霉蛋讲诉的人民警察“破门而入，当场抓获”的英勇故事吓得兴致全无。最苦的时候，要是听说哪个臭小子竟然找到了一个敢于野合的伟大女友，我们就会口吐白沫，集体祈祷，虔诚呼唤冬天的到来。
三十岁过后，我看到一篇新闻报道说，半数左右的美国青年，是从他们的汽车里开始人生的第一次性生活的。我鼻头酸酸地放下报纸，暗暗发誓，将来生了孩子，不管是男孩女孩，不管到时候我手头是否宽裕，只要孩子到了岁数，马上就给买辆车，然后在车内的储物格子里为他们塞满优质的进口避孕套：螺纹的，浮点的，带毛的，带刺儿的，水果香的，巧克力的，孜然羊肉味儿的……
在我的青春期，尤其是在民风剽悍（其实这只是“民风粗野”的另一个好听的名字）的东北，中学的校园暴力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我曾经以为这是个全国性甚至是全球性的问题，后来发现并非如此，比如我在天津认识的一些朋友读书时甚至没见过打架的）。有些学校每天都有人打架，每学期都有至少一场大规模的群架。当群架的规模特别巨大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已经离校多年的成年大流氓参与进来，大流氓之间都有比较复杂的人际关系的交集，这通常意味着群架会以谈判和解结束而不是以血战告终。如果这样的大型群架竟然最后真的动起了手，战况就会格外惨烈，这类的战役稍后会在荷尔蒙分泌旺盛的青少年当中成为武林传奇，指挥战斗的骨干流氓也会成为人人景仰的所谓“传奇人物”。
孩子们对流氓的盲目崇拜，可以达到匪夷所思的程度，以至于被某个大流氓“亲自”揍了一顿都可以成为出来吹牛的资本。初中时我们班里有个叫CQH的同学，有一天早自习的时候整个脑袋都缠满了纱布走进教室，看起来应该是被打得很惨，但他的表情却是无比的亢奋和满足，仿佛被暴打的是别人。有一个他的好朋友显然之前就已经知道出了什么事了，走到他身边看了看他，转过头来得意扬扬地看着我们说：“QH，快跟大伙儿说说，你这是怎么弄的。”CQH坐到桌子上，慢条斯理地点上一根烟，缓缓扫视一周，然后吐了个烟圈说：“哥儿们昨天被QL打了。”那时候，“QL”是传说中延吉市最牛的流氓头子，几乎所有的青少年都是他的粉丝。教室内至少有一半的男生满脸羡慕地围上去说：“你居然被QL打了？牛！牛！快给大伙儿说说他是怎么打你的，说得细一点儿……”
我上中学时，被传诵最广的一场校园大战竟然发生在市里最好的两所重点中学之间，这成为很多人相信“优秀的学校样样都优秀”的理由。而我所在的延吉市六中，就好像在各个方面都很平庸，校园暴力情况基本上也是中等水平，隔三差五的打架是免不了的，但大规模的群架还是非常罕见的。
从初中时起，也许是因为看到和听说了很多远比小学时见识过的更为血腥的打斗，我和大部分纯良老实的孩子一样，突然变得很害怕打架了，毫无意外地，在“动物凶猛”的青春期，这种态度带来了更多受气和挨打的机会。一般说来，如果冲突来自于熟悉或半熟悉的人（校内和学校附近的流氓都在此列），这种对打架的恐惧就会维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但如果是和完全陌生的人发生冲突，恐惧就会变得非常夸张和不可理喻。有一天放学时，我的同学ZSM把另一个同学WJJ打了，跟WJJ比较要好的JG和我就冲上去一起把ZSM放倒了。之后我和WJJ和JG一起去看电影，路过延吉市公安局时，天已经黑了，突然迎面冲过来四个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的孩子，在马路边毫无理由地把我们痛打了一顿（我小时候几次被人抢钱、恐吓和殴打都是发生在公安局门口附近，还有一次是在光天化日下的公安局正门口，那时候的警察几乎完全不理会小孩子间的冲突，由此可见一斑）。难以置信的是，被殴打的三十多分钟里，从没在校外正经打过架的我们是如此地害怕，以至于甚至没想到要逃跑（这可是连动物都会的本领，毕竟这几个坏小子手里并没有拿着什么使得逃跑变得不明智的东西，比如弓箭或是手枪），而是老老实实地站着让他们蹂躏了半个多小时。他们没有像常见的那些小混混一样跟我们抢钱，从他们的对话来判断，好像是两个前辈小流氓带两个新人出来找茬儿打架练胆儿。因为我比较肥硕一些，还被格外关照，领头的两个孩子对显然是小弟的那两个孩子说，“你们多踹一会儿这胖子，胖子结实。”打到最后，他们明显是累了，几个人都微微地有些气喘，这才挥了挥手，放我们走了。下面是最邪门儿的部分：出于某种我到今天也没想明白的原因，我们被打成猪头之后，竟然还是去电影院了，想来是真的被打成猪头了。影院虽然放了观众进去，但离开场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三个都没有说话，低头坐在里面发呆，后来我和JG一起出来上厕所，洗手的时候看了看镜子，才发现脸已经肿胀得很难认出自己来了，这才回过神来，恼羞成怒，悲愤交加，终于没看电影，回家生自己的气去了。
在那次的暴力事件之后，我们几个本来比较老实的孩子也开始硬着头皮学流氓打架了，入行最快的是那天受伤最严重的JG。我和WJJ在挨打后的第二天，都在父母的淫威之下鼻青脸肿地去上学了，到了学校被同学们嘲笑了一通之后，我们发现JG没有来上课。到了午休的时候，ZSM的哥哥带了七八个比我们大五六岁的大小伙子过来报复我们，我和WJJ被拎到了校园外面的围墙边，就在我们即将再次被打得支离破碎的时候，奇迹发生了：在秋日的阳光下，JG穿着一身军装，斜挎一个军用书包，脑袋上缠着纱布，从围墙对面的河坝上步履稳健地走下来，他的表情和步伐显得过分镇定，镇定得都不正常了，大家都愣住了盯着他看，走到离我们还有十来米远的地方，JG停下脚步，从书包里缓缓掏出两把大号菜刀攥在手里，以一种超出实际需要的平静语气说了一句，“ZSM是我打的，有什么事情，你们跟我说。”ZSM的哥哥们全都呆住了，过了半晌，一个师爷感很强的哥哥说：“哥儿们，你不要激动，你和SM是同班同学，有什么事不可以商量啊？”
在我的印象里，大多数时候，小孩子打架最需要解决的，不是格斗能力，而是心理问题，简单地说就是要尽可能消除恐惧。除了那些意外导致的措手不及的打斗之外，大部分的肢体冲突发生前，即将参战的双方都会紧张快速地计算“现在的世界谁怕谁”，心理上完全垮掉的一方会直接选择挨揍或认怂了事，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校园里如此频繁地发生打架事件，但实际上导致的严重身体伤害却并不常见。
某一次气头上的或硬着头皮的英勇表现，可以换来别人长期的尊重，以及自身长期的安全：JG那次兵不血刃地搞定ZSM的一堆哥们之后，学校附近的流氓们很快就全都知道了，这使得他一直到毕业为止，再也没有被周边的流氓欺负过，后来我和他一起到另一所中学读书的时候，新的噩梦才又开始了。
当然，这种英勇表现换来的尊重其实很脆弱，一旦下一次不小心露了怯——有时候甚至不需要露怯，仅仅是不够英勇——就会彻底毁掉它。我在另一篇发表过的文章中记录过这样一件事：
工人文化宫东边的胡同，一直朝前走上去就是河边的大坝。当年我在这里帮JG打长期欺负他的小流氓WZT，一路追杀到水边，当着阿狄丽亚的面把WZT揍了一顿。事后WZT跟同学们表示，他从此服了JG，但是因为老罗打他的时候明显下手不够重且迟疑，所以他对老罗一百二十个不服。让年轻的老罗伤感的是，JG这个臭小子对此最津津乐道，他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让我们所有共同认识的人都知道了WZT的看法，让他们知道了老罗打人下手“特面”。在那个校园暴力频繁的时代，这种名声带给我的，除了羞辱，还有很多潜在的危险，所谓“群狼虎视眈眈”。“让善良的人们感到气愤的是”，这件事发生的几个月前，老罗还帮JG打了另一个长期欺负他的ZJL（ZJL不是周杰伦，ZJL姓左），那一次老罗状态好，下手又重又黑，事后JG曾激动地表示：“罗哥，我彻底服了你了，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
无论是对渴望成为大流氓的孩子，还是对仅仅希望自己不再受到欺凌的孩子，能够做出分寸感良好的“无畏表现”都是最优的选择（那些因为基因上的缺陷，真正“无畏”或接近真正“无畏”的孩子，常常会在成年之前就会被废掉），这通常需要很好的心理素质。而我天生就在心理素质上是一个残废，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比我更容易紧张的人。即便真有和我一样容易紧张的人，他们也能比我掩饰得好很多。紧张、生气、兴奋、难过都能让我出一身大汗，在我努力学着镇定但终究不免汗流浃背的一生中，和我长期交往过的女朋友都会无师自通地掌握一个搞定我的必杀技，那就是在怀疑我撒谎的时候，她们会把手伸到我的衣服里摸一下我的后背，如果天气并不炎热的时候我的后背竟然潮湿，那可以百分之百肯定我就是在撒谎。偶尔走运的时候，这种糟糕的心理素质也会带来出乎意料的好效果，有一次我鼓足勇气把一个跟我找茬的小混混打翻在地，由于异常害怕，我又歇斯底里地大叫着冲上去在他身上猛踹了一气直到他完全不动了为止，这时候我发现由于不能抑制的恐惧，我的全身都在剧烈地颤抖，但在观战的小混混们的眼里，这个故事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版本——“这哥儿们脾气太暴了，来来来，消消气……”
为了很好地掌握“无畏表现”，为了不在紧张对峙的时候脑门上全是冷汗，你必须克服或至少是减轻对打架的恐惧，这种能力需要时不时打一些不太严重的架来培养（类似的锻炼非常重要，否则你会在习惯了一段安逸日子之后的某一次冲突中不由自主地露怂——就像很多离开战场多年的老战士有一天发现自己的胆子突然变小了一样——这意味着你会被重新列入“可以欺负”的那个倒霉群体中去），但是一旦你开始动手打架并且有了成员相对固定的小团伙，学校周围的流氓就开始不再欺负你了，即便他们依然有能力搞定你。他们会继续保持居高临下态度的同时，开始友好地拉拢你，这样的结果就是，除非你主动去挑起事端，否则就要面临无架可打的尴尬局面，至少在自己熟悉的地盘上。为了维持“时不时打一些不太严重的架”，这些刚刚脱离苦海的孩子们中的多数人，会去选择风险最小的方式，也就是去欺负和过去的他们一样胆小怕事的孩子。
一些本来胆小怕事的孩子被流氓多次无端欺凌毒打之后，会在某一次的标志性事件之后突然变得凶猛起来，这应该是一种自我保护的需要，但大多数孩子的这种转变通常伴随着思想认识上的幼稚或是懒惰：他们会倾向于从此把这个世界上的人简单地分为“欺负我的”和“我欺负的”两种，拒绝考虑存在其他的可能，认为所有的人都只能在他们的生命中充当这两种角色中的一个，他们的最终结论是，人的一生就应该是尽可能把他生命中的第一种人变成第二种人的过程。嗯……我没想把这个话题搞得很深刻，很“普适”，但必须承认，在一个不健康的社会里，比如一个法制不健全的社会里，大多数的成年人最终也都是这样认识和选择的，和那些看起来更幼稚的孩子没什么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