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小学四年级开始学习短文写作（在这之前学习写段落），以McGrawHill出版的英文教材为例，四年级的语文分为六个单元，每个单元都由两个部分组成：文法和写作。六个单元要求学习六种写作样式，分别是个人叙述、比较、说理、解释、故事、说明。这些都是向别人说明自己的看法并共同分享的写作样式，儿童可以用这些样式说自己想说的话，不必模仿大人说话的样子。例如，这是一篇个人叙述：
米斯提和我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猫米斯提生小猫的那一天。猫喜欢在暖和、僻静的地方生小猫。所以我和爸爸就用一个大篮子和旧的小毯子做了一个窝。后来，我们就去做别的事了。
我们回来的时候，发现米斯提不见了！我很担心，在屋子里到处找米斯提。她正从屋后的树丛里走出来。她嘴里叼着一只刚生下来的小猫！她刚在屋外生下了小猫。
我后来想这件事，不再觉得太奇怪了。米斯提一直都是很独立的。
小作者叙述这件事，用了100多个英文单词，共有3个小段，很率真地说了一件动物不喜欢人类替它越俎代庖做窝的事情。这篇作文的基本格式要求就是作文要有一个中心意思 （theme），所有描写的细节都要与这个中心意思相关［称之为“统一”（unity）］，叙述要先后有序［称之为“连贯”（coherence）］，然后要有一个“总结”（不能有头无尾）。
说理也是四年级作文的一种样式，它的目的是说服别人去做一件事。作文要求“清楚地陈述自己的看法、提出理由、逻辑地组织理由，最强的理由最后说”。有一个叫大卫·刘的孩子写了这样一篇作文：
必读之书！
你上一次全神贯注地读一本书是什么时候？帕特丽夏·麦克拉克伦的《朴素又高大的莎拉》可以让你一口气读完。书说的是草原上的一个人家失去了妈妈，一位妇人来到了他们家。故事会叫你又快乐又悲伤。
每个人都说这是一本好书。它还得到过纽伯瑞奖。我最要好的朋友过生日时我送了她一本。她非常喜欢！
如果你喜欢读关于草原、家庭和动物的故事，你就一定要读这本书。它非常真实有趣。我们这里的图书馆有六册这个书，你可以很容易借到。你一定不会失望的。
这篇作文也用了140多个英文单词，共有3个小段，提出了看法（“必读之书”），并用了三条理由来加以支持（大家都喜欢、得过奖、内容有趣）。《朴素又高大的莎拉》确实是一本很值得一读的书，1985年曾被《纽约时报》评为“年度最佳儿童书”，现已有中文译本，取名为《海边来的新妈妈》。
美国小学的说理文需要在课堂上作口头陈述，当面与同学交流，因此要求“注意语调，要有表情和自信；与听众要有目光交流；用一些手势来强调要点”。这些要求是为了让学生从小知道，作文和说话都是有具体接受对象的，是与他人分享，不是自说自话。四年级的作文不在于字多字少，而在于实实在在的有话可说，并把话说得明白而有条理。有了这个训练，以后继续提高写作，也就有了好的基础。
五年级是美国小学的最高年级，把四年级和五年级的作文要求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小学五年级的孩子忽然长大了。五年级的语文分为六个单元（以Harcourt Language这一教材为例），每个单元集中在一种写作样式，六种写作样式分别是个人叙述、说明、说理、比较和对比、研究报告、故事，样式与四年级的要求差不多，但写作要求却显然有相当的提高。不仅作文的字数从140字左右一下子增加到300字左右（六年级再增加到500字），而且作文的段落也从一般的3段（有的就是一大段）增加到5段，更重要的是，思考问题的全面和复杂性也有了相当的提高，他们开始有“观点”和“看法”了。作为学习动脑筋思考并且写下思考结果的儿童，小学五年级学生已经不再是小小孩了。以“说明”为例，四年级和五年级的学生范文分别是：
怎么去保龄球馆
四年级从我们学校到保龄球馆，要先下高速公路，再向右转到康奈尔大街。见到停车牌，就左转到米希尔大街。沿着米希尔大街往前三条横街，就会看到第一国家银行的牌子，这时候往左转，开过银行。保龄球馆就在你右边的大白房子里。我们会在旁边的入口处等你。这个入口处的大门上有一盏蓝色的大灯。
集邮
五年级如果你想找一个有趣的爱好，它可能就在你家的邮箱里。全世界有许多人都爱好集邮。从邮票上的图画，你可以了解到不同的国家、名人和特殊事件。开始集邮很容易。
首先，想一想你要收集哪种邮票。每年发行的新邮票有几百种。你可以集一个国家的邮票，也可以集一个题材的邮票，例如，各种交通的邮票，或者一种交通的邮票，如船只。
接下来，你需要几件集邮的东西。你需要集邮本、邮票夹和能粘贴的集邮用纸。用小钳子夹邮票就不会有损伤，用放大镜可以看清邮票的细部。有了这些就可以集邮了。
最后，你可以这样得到邮票。一个办法是上邮局，看看那里展览的邮票。也可以找一些旅游杂志或上网找找哪里有卖邮票。你可以买整袋的邮票，然后自己分类。不要忘记告诉你的朋友、邻居和家人你在收集邮票，他们可以把信件上的邮票给你。
你知道了怎么集邮，什么时候开始集邮都行。集邮是有趣的爱好，它可以帮你走遍美国，也走遍世界。
五年级的作文比四年级的在内容和结构上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几乎是一个飞跃，其中的一个特点是有了更多自己的想法，章法的格式意识也更明确，条理和逻辑也更清楚。从初中到高中，开始写比较正式的格式随笔，要求也更高一些（可参见第十一讲“说理是一种公民教养”中的一篇中学生辩论文）。小学的写作教育可以说是说理的前期教育，特别重要，因为少年时期人的思维习惯正在形成，古罗马老师收学生，碰到前期教育不好的学生，即使肯收，也要收取双倍的学费，因为老师不仅要教学生好的习惯，而且还要去掉他的坏习惯，而这比培养好习惯要更困难。
大学一年级的作文大学生在学校里也学习写“论文”（paper），“格式化随笔”与“论文”在结构和语言上有一些共同的要求，但也有区别。格式化随笔侧重于表达个人的意见和看法，而论文则注重于陈述客观的事实和发现。所以有的老师会叫学生尽量在论文中避免个人化的话语方式，如在句子中避免用“我”作主语，而在格式化随笔中则不必如此。就公共说理的教学作用而言，学习写格式化随笔更为基本，教学作用要超过论文。格式化随笔更能让作者提出自己的主张和理由，这是由于它与随笔的渊源关系。随笔是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一种写作形式，这个传统富有人文意义，帮助形成了与今天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有联系的写作形式。
随笔是一种体现主体意识的个人写作，它无须遵守任何宗教、政治的教义和教条，写作者可以自由地陈述自己的独立见解和看法。它平等地对待读者，是写作者在“试着”（法语essayer）说服他人，坦诚、平和、真实、理性，有点像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由谈”，因此成为一种交谈和谈论的方式。法国作家蒙田是第一个称自己的写作为“随笔”的，他说自己是在尝试着把真实的想法以合适和恰当的语言表达出来，他的随笔集因此也有被翻译成《尝试集》的。
作为人文教育的一部分，随笔培养的是学生仔细阅读、思考、分析和理性、逻辑说理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人文教育的写作不把写作只当作一种私人的文字，而是文化传播学家波兹曼所说的“书面形式的公共话语”。这也就是说，作文写下来的文字是给别人阅读的，作者有责任清晰而有条理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所以必须讲究一些被公认为是有效的写作规范，这些规范同时也是说理的基本规范。经过从小学高年级到中学的八年学习，大学一年级学生的格式化随笔写作已经可以脱开格式，比较自由了。但是，清晰可循、逻辑合理的章法结构仍然是这种写作的基本要求。下面是我的“希腊思想讨论班”（大学一年级学生人文教育必修课之一）上一位名叫艾伦的学生的作文，讨论的是他阅读荷马史诗《奥德赛》的体会，我在翻译时把原文的引文出处删除掉了。
《奥德赛》中被拒绝的天堂
这学期同时阅读了《圣经》和荷马的《奥德赛》后，我对伊甸园和女神卡吕普索之岛欧矶吉的相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伊甸园和欧矶吉都是天堂般的地方。但是，更令我感兴趣的是，居住在这两个地方的人物却遭遇了不同的事变。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而奥德修斯却自己选择离开欧矶吉。奥德修斯的选择令我困惑。有生以来，人们一直对我说，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是一件可怕的事情，然而，奥德修斯却确实要离开一个与伊甸园相似的地方而去。奥德修斯作了这样的决定，到底是为了什么？
伊甸园和欧矶吉有好些相似的地方。首先是这两个地方的风景都令人赏心悦目。《创世记》里，上帝令“树从地上长起”，那是一些“好看而结美味果实的树”。有一条河“流进伊甸，灌溉花园”，然后分流成四条“小溪”。伊甸是一座花园，是一个所有植物和动物和谐相处的快乐地方。荷马对欧矶吉的动人景致描写得比《圣经》更细致入微：
欧矶吉不仅美景如画，而且芬芳袭人：洞府的四周长满了郁郁葱葱的各种树木，有杨树、桃树和香气四溢的柏树。在树林间，各种大羽的飞鸟筑了窝巢，有猫头鹰、鹞鹰和黑黑的乌鸦。洞府的岩壁上长满了青青的翠藤，上面挂着一串串晶莹剔透的紫葡萄。两侧有四股山泉，吞吐着清香的泉水，奔驰而下，流向不同的方向。周围平地上是柔软细嫩的草坪，有欧芹和紫罗兰。这种美好的田园风光，使初来乍到的永生的天神也备觉清爽。伊甸园和欧矶吉的第二个相似之处是，住在那里的人都安逸快乐，全无痛苦。亚当、夏娃和奥德修斯都不用为生活有任何劳作。亚当和夏娃虽然不可以“从分辨善恶的智慧之树”上采食果实，但他们的食物非常充足。上帝确实把亚当放置在花园里“令他耕作、照料”，但亚当的劳动并不累人。亚当被逐出伊甸园以后，劳动才真正成为他不得不操劳的事情，“你必须以额头的汗水换取面包”。亚当和夏娃都从来未受到过痛苦。待到他们偷食禁果后，上帝对夏娃说，会叫她在分娩时痛苦，而亚当则必须在大地上“披荆斩棘”。至于奥德修斯，女神卡吕普索也为他准备了充分的食物：“我会为你准备足够使用的食物、淡水和香甜美酒”。
女神卡吕普索也告诉奥德修斯，一旦他离开欧矶吉岛，等待他的便是磨难和痛苦，他总有一天也会像所有的凡人一样死去：
卓越的奥德修斯，不久你就能离开这神仙洞府，回到你可爱的家乡。在归途中，你会经历无数的苦难，或许那时，你就后悔离开了我，抛弃了长生不死的权利。伊甸园和欧矶吉的第三个相似之处是亚当有夏娃做伴，而奥德修斯则有女神卡吕普索作伴。上帝在创造了亚当之后，怕他孤独，所以又先创造了动物，然后再创造了夏娃，于是亚当就有了伴。亚当和夏娃是第一对结合的人类伴侣，“合为一体”，赤裸时彼此不感觉羞耻。奥德修斯当然想念自己的妻子佩涅洛佩，但他有可爱的女神卡吕普索作伴，而且很喜欢她，也就在奥德修斯向卡吕普索说明归意之后，他们还一起共度良宵：
这时，夕阳已经西下，夜幕已经降临。他们二人相伴走入洞府深处的睡房。欢爱之后，才拥抱着睡在一起。伊甸园和欧矶吉岛最重要的相似之处是，这两个地方都没有死亡。上帝告诉亚当和夏娃说，如果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就会死亡，果然如此。他们在偷食苹果后，上帝对他们说：“你们从尘土中来，也将回到尘土中去。”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他们不偷食禁果，本是长生不死的。卡吕普索对叫她给奥德修斯放行的信使赫尔墨斯说：
（奥德修斯）被飓风卷到我这里来的时候，是我，把他从水中拯救出来。我给他可口的美食，细心照料他，并劝他住在这里，和我作伴，这样就能够永远快乐，长生不老。总之，在伊甸园里和在欧矶吉岛上，亚当和夏娃，还有奥德修斯，他们都似乎享受着天堂乐园的快乐，享受着美景如画的环境、安逸舒适的生活、可爱的伴侣和永恒的生命。但是，奥德修斯却偏偏拒绝了他的天堂生活，那又是为什么呢？
对这个问题的明显答案是，奥德修斯爱他的妻子佩涅洛佩，想回家与她团聚，我们在《奥德赛》中第一次见到奥德修斯的时候，
他正坐在波涛汹涌、一望无际的大海边，
思念着故乡，思念着亲人，泪珠不断。
奥德修斯对女神卡吕普索说，佩涅洛佩在哪个方面都无法与身为女神的卡吕普索相比，他想要离开神仙世界的欧矶吉岛，
（原因）并不是您在容貌、身段
和皮肤方面，不如我的妻子佩涅洛佩。
这怎么可能呢？您是一位女神，能够容颜长驻。
奥德修斯告诉女神卡吕普索说，他也知道回家的路途会有多么危险，但他去意已决：
我希望自己能踏上离别多年的故土。
很有可能，我会在海上经历诸多磨难。
但我返家的决心不会动摇，决不后悔。
以前，我就曾历尽各种苦难。
加上这一次冒险，又有何妨？
最后，奥德修斯历经了千难万险，确实实践了他的诺言。我觉得，《奥德赛》故事的高潮是奥德修斯与妻子佩涅洛佩久别重逢，两人共同就寝的那一刻。
奥德修斯为何要离开神仙世界的欧矶吉岛，还有另一个不那么明显的答案，那就是，他的决定符合他的性格。他精力充沛、机敏过人、有勇有谋，所以总能克服困难，排除艰险。围攻特洛伊的木马计就是他想出来的，而《奥德赛》就是一部他凭勇气和智慧不断历险，不断化险为夷的故事。奥德修斯是一个喜欢动手的人，他的婚床就是他自己的作品，这是一张奇巧的床，是他这么做成的：
以前，在庭院里有一株枝叶繁茂，树干极为粗壮的橄榄树，我盖睡房时，将它盖在了房内，用光滑的大石砌起房壁，又在上面盖好屋顶，然后安上制合严密的牢固的门扇。在房内，我砍掉了橄榄树上多余的繁枝长叶，只留下树干，并仔细切割修整，沿着笔直的墨线用铜斧破削，将它做成一个漂亮的床柱，并在上面打上孔眼。从这棵树开始，我做好了我的睡床，用结实的牛皮在四周束紧，并镶嵌上了大量珍贵的金银和柔和的象牙，这就是我的睡床的秘密所在。奥德修斯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爱动脑子、爱动手，总是在行动中展示和实现他自己。像奥德修斯这样的人，又怎么能一辈子都待在欧矶吉岛这样的“天堂”里呢？欧矶吉岛确实可以像伊甸园一样让人安逸舒适，无忧无虑。但是，这种地方有一个问题：没有挑战，也没有可以克服的困难。在这样的地方，奥德修斯会无聊，会心灵不得安宁，甚至会疯掉。这就是他选择离开欧矶吉岛的原由。他似乎早已经感觉到了，欧矶吉岛只不过是一个懒汉的天堂，在那里注定只能过一种永无变化、永无奋斗的生活，而这样的生活并不是他心目中的天堂生活。
大学生作文的要求《〈奥德赛〉中被拒绝的天堂 》是一篇典型的大学一年级学生作文，对于大学低年级学生的写作，无论是写作课、人文基本课程（如希腊思想、罗马和早期基督教思想、文艺复兴与启蒙时代、近代和20世纪思想），还是英文系或其他人文科系开设的专门课程，作文说理都有四个方面的具体标准：一、目的（内容）；二、结构（组织和发展）；三、语言；四、技术性细节（拼法、句法、正确引述法等等）。写作技能并不单纯是技能，因为它是与内容联系在一起的。
作文的内容并不是文字写出来的任何东西，而是指言之有物的看法。艾伦在作文中提出了一个问题：生活在天堂乐园般地方的奥德修斯为什么选择离开那个地方？这是一个学生们可以联系自己生活经验和价值的主题。几乎所有的人都向往某种完美的幸福生活，允诺这种完美生活的理想、未来、主义便对世人充满了吸引和迷惑的力量。对于这样的乌托邦，人们常常是以不可能实现的理由来反对它，但艾伦提出的问题是，如果乌托邦能够实现，那是一个天堂般的地方吗？所有的人都会喜欢这样的地方吗，会不会还是有人要像奥德修斯一样选择出走？如果有的人在“幸福的地方”觉得不幸福，甚至会疯掉，那又是为什么？
这些问题是艾伦在同时阅读《圣经》和《奥德赛》时所产生的想法，他不仅对阅读有所思考，而且还把思考的结果用说理的文字表述出来，使我们可以成为他的读者。
艾伦的作文有一个清晰可循的章法结构，这使得他的说理能够条理有序、逻辑清楚、具有说服力。例如，艾伦说，伊甸园与欧矶吉岛是很相似的地方，这是一种需要证明的“看法”（主张）。他为支持这个看法提供了四个理由。这四个理由是按其重要性而有序地一一分别陈述的——美景、无痛苦、伴侣和生命不朽。在说明这四种相似之后，艾伦作了一个简短的总结（“总之……”）并将说理过渡到作文的第二个大的部分——奥德修斯为什么决定离开那个天堂般的地方。
公共说理应该是一个事实和观点（看法、主张）明确而有序的组合。艾伦对四个相似之处的每一个都提供了文本事实（直接的或间接的引文）。每一个相似之处都与主题相关，保证了文章的统一（unity），而它们的逻辑顺序则使它们呈现出整体的连贯（coherence）。在作文第二部分，艾伦保持了这种明确有序的结构特征，他为“为什么离开”这个问题提出了两个理由，先说的一个理由比较明显，而后说的另一个则不那么明显，更有赖于作者对人物的理解和对“乌托邦令人不快乐”的思考。比起第一部分来说，这个部分的说理相对薄弱，因为第一部分不过是第二部分的准备，而第二部分才是论述的本身所在。
作为艾伦的读者，我觉得作文的第二部分还可以更充分地讨论“从乌托邦出走”的问题。在对他建议这种补充可能的时候，我的说理身份是与他平等的，我不能武断地要求他补充第二部分，而是必须为我的建议提出理由。我希望第二部分能更充分一些，是因为我觉得可以对这个论题提出一些更多的讨论。例如，奥德修斯不安分的性格使他无法适应乌托邦的生存状态，那么那些安分守己的人呢？奥德修斯是一个工于心计、善于伪装的人，他对女神卡吕普索说的话，就真的可以完全信以为真吗？
当然，我还有一些没有与艾伦说的想法，例如，奥德修斯是被命运强迫安置到欧矶吉岛上的，在岛上生活从一开始就不是他的自由选择。那些流落在政治制度的欧矶吉之岛上的人们，命运又是如何左右他们的生存呢？他们当中有许多人相信自己是生活在最完美的伊甸园，也非常满意那里的生活，他们所感受到的又是一种什么样性质的幸福和好生活呢？哲学家凡维克（Robert V. Wyk）说：“一个好生活必须至少包含两个部分，幸福以及不在寻找幸福中上当受骗。”越容易上当受骗，也就越不容易确保那是真正的幸福。这样的想法虽然不在艾伦的作文里，但却是那作文在我的头脑中引发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尽管艾伦的文章尚不能令我满意，但仍然让我有了思想的收获。
这便是说理的人文价值的一种体现，在人文讨论课上，学生们就共同阅读的文本进行讨论，提出的看法都不会太完整，都不过是一得之见，但却值得与他人分享。这种阅读是一种细读，它要求每个学生在提出与文本有关的看法时，都要用文本来作佐证，避免印象式的泛泛而谈或无根游谈。学生们讨论的不是各自个人的看法，而是与他们共同阅读的文本有关的个人看法，只有这种看法才具有在他们这个阅读群体中的公共性和可交流的意义，也才可能成为一种公共说理。这样的说理并不需要有一个我对你错的最终结论，它是开放的、多元的、相互补充的，只要言之有据、言之有理，它可以不断进行下去。对经典著作的讨论就是这样在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之间传承的。共同的阅读和平等的讨论形成了一种说理的环境和气氛，在这样的说理环境中，政治权力组织的那种像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朱光潜美学思想、胡风文艺思想或钱谷融人性论的批判，无论它们多么振振有词，都会显出其不说理的霸道特性。
大学生作文的基本要求是，概念要有规范定义，论点、论证和论据要有符合逻辑的联系，分析要有切实的求证和说明，提供相关的引述材料和文献来源，等等。这些对学生们熟悉学术规范和培养专业素质都有长远的教益作用。但是，仅仅把这些当作专业技能训练是不够的，它们还是人文教育和公民训练的一部分。专门学术训练与公民素质训练的内容看上去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但它们的指导思想却有重要的不同。如果把这种训练看成只是少数专家才配接受，才能够完成的话，那么它的指导思想是精英式的。如果把它看成是每个公民都应当接受并能够完成的话，那么它的指导思想就带有了民主的性质。精英思想并不一定是与民主背道而驰的，精英思想可以也是民主的。民主的精英思想强调的是思想和说理的质量与素质，无论一个人从事哪一种社会工作，参与哪一种文化，进行哪一种说理，他都要做得尽可能的好，只要做好了，不只是学术研究，任何工作都有人格培养和道德训练的作用。有质量的民主需要有素质的公民，因此离不开公民教育和公民自治的教育，而说理教育正是公民教育和公民自治教育的重要部分。
第十讲
书面说理的演变与人文传承
学校里的说理教育主要是通过阅读和写作来进行的，这是因为，公共说理是一种文字形式，用波兹曼的话来说，是“书面形式的公共话语”，“即使是演讲，也不能掩盖这个事实”。就美国的学校而言，说理教育最普遍采用的是一种可称为“格式化随笔”（essay）的书面文字形式，它是实用的而非文学性的写作。这种写作形式常常被翻译成中文的“作文”或“话题作文”。单单这样的中文称谓不能充分显示格式化随笔的意义与内涵。为了说明格式化随笔所可能具有的人文价值和公民教育内涵，需要追溯到它的源头，也就是“随笔”，在英语中叫essay。这个词有时候也翻译成“散文”或“小品”，用以指称一些文学性的写作。对于说理文来说，还是“随笔”这个说法比较恰当。
“我写作”和“我说理”随笔是一种出现于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写作形式。16世纪的知识话语，用法国学者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话来说，正在发生一种从“注释”向“评说”的转型，随笔的出现是这种知识话语转型的一部分。注释的任务主要是搜集，然后才是添加。它对任何一种对象或话题，都是把前人写过的所有东西尽量收集起来，不管由谁写的，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把它们合为一个知识整体。评说的知识者则必须有他自己的主张、观点、看法。它要求写作者回到“事情”本身，以事情本身为对象，这就必须对前人对具体事情说过的话和积累的知识作评价性的甄别，在其中选择那些与写作者自己直接观察相一致的部分。一直到今天，随笔的这种知识特征仍然被保留在格式化随笔的基本要求中——说理必须要有自己的看法，用以证明自己看法的权威或知识都必须经过写作者自己的选择和评估。
16世纪的随笔大师蒙田（Michel Montaigne）被公认为是这一写作形式的开创者，但他并没有把随笔变成一种真正的公共说理形式。蒙田是一位非常私人化的写作者，普通民众并不是他头脑中的读者。作为一个退隐的人文主义者，他为之写作并分享写作成果的是一些与他一样的上流绅士淑女。在蒙田写作随笔的时候，既无报纸，也无期刊，“书”是唯一出版的形式，书里每篇随笔因此也都称“章”（chapter）。当时非诗歌的出版物都是这样的，书也还远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大众媒介。没有大众媒介也就不可能有今天我们所说的公共说理。“随笔”在蒙田那里有着与现在不尽相同的含义，它有一种自谦或自我辩解的意味，与蒙田常用的那种自贬、自嘲的口气很符合。他用随笔的复数（Essais）为书名，是零零碎碎的意思。蒙田的随笔无一定格式，飘忽不定，偏离主题成为他的风格。这在今天的文字说理中被看作是应当避免的。
随笔成为相当程度的公共说理文字，对此作出贡献的是蒙田的同时代人，英国哲学家培根。蒙田认为，选择知识应该与知识者自己的观察相一致，这种知识态度与当时已经开始出现的实证科学是相一致的，而培根则正是这种实证科学的创始人之一。不过，尽管随笔与实证科学在认知上有亲缘关系，但它与实证科学在知识性质上却有根本的不同，也不属于实证知识的一部分。蒙田对经验材料的运用比实证科学要有限得多，这从蒙田与培根对随笔的不同运用中就可以看出来。培根比蒙田更直接地批判中世纪的“经院学术”（academic scholastics），那些经院学者完全只是在书堆里打转，把时间花在注释和相互辩诘上，既不能产生新思想，也不进行新观察。培根所追求的新知识虽然以个人的经验观察为本，但却是一种与他人合作的、公共的、积累的知识。培根所写的随笔尽管尚不足以实现这样的知识，但却是把随笔明确地引向了这个方向；而没有公共的意识，没有公共性，则不可能有我们今天所说的公共说理。
16世纪虽然还不是启蒙时代，但已经有了启蒙思想的因素，形成了早期随笔的样式，包括来自蒙田和培根的不同人文因素。随笔写作的特色不仅仅在于文字风格，而且更是在于思想内涵。这种思想内涵的本质是个体化的思想，不仅是自由、独立的，而且是理性、逻辑和条理分明的。用“启蒙”一词来概括这样的思想特征，是因为启蒙的基本含义是由智慧和理解达到清晰的认识和表达。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启蒙是思想发展史的一个阶段，是人的“信念”的转变结果，由对神启或体制化宗教的信念（信仰）转变为对人的理性的信念。说理的“理”就是由自由的人通过自己的理性，而不是别人的灌输去获得的。这个特征成为今天公共说理的话语伦理核心。
说理：普通民众的理性思考与表达让随笔真正成为公共说理文字的是英国18世纪时论作家艾迪生（Joseph Addison，1672—1719），艾迪生对自己的随笔有社会启蒙的意识，他说：“人们说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搬到了人间；我希望人们会说我把哲学从国王议事厅和图书馆、学校和学院搬进俱乐部、公民议会、茶桌和咖啡馆。”他所说的“哲学”是指深入的思考和理性的表达，他要使这样的思考和表达成为一般人，而不只是少数人所能做到的事情。德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称18世纪的咖啡馆是一种典型的新型公共空间，使得说理成为一种被普通人普遍认可的话语伦理。
用普通人能懂的语言来与他们理性交往，这不只是一种说话的语言能力，而且更是对待他人的方式。说话者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具备与之相应的性格、秉性、习惯和气质。艾迪生以古罗马作家塞内加（Lucius Annaeus Seneca）和蒙田为楷模，要以一种平和、理性的方式为读者写作，并影响他们，让他们懂得如何自制、温和稳健、不走极端、顾及公众利益。人的趣味和感受不只是审美的，而且也是社会人格的。国民的性格与他们相互之间的交往方式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这二者的变化都是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的。启蒙引导它们变化，不是通过惊天动地的“革命”或“运动”，而是通过优化人际交流的公共话语，这是一个春雨润无声但影响非常深远的教化方式。
17世纪的英国经历了许多剧烈的社会变更和革命，剧烈的社会、政治、文化变更动摇了传统体制的权威，也使社会共识处于失范的危机，党派之间的争论简单粗暴、充满了敌意和对抗。这与今天中国面临的诸多“后革命”问题有相似之处。艾迪生的写作力图影响读者，让他们对社会形成一种相对复杂、精致，而非简单、粗糙的感觉和观察，学会以一种平和、深入、令他人愉悦的方式，而非以粗暴对抗和争吵来谈论共同的问题。他的写作可以说不断在为此设立标准和作出示范。艾迪生的对象读者是中产阶级，这是他要启蒙的主要对象。以中产阶级读者为对象，使得艾迪生比许多同时期的随笔作家更能贴近和赢得普通读者。
18世纪是随笔在英国兴盛的时期，有一些偶然但又必然的原因。1695年英国政府放松了对出版的管制（在这之前政府绝对控制着出版许可），涌现出众多的期刊，刊登短小生动的文章。经济的发展使得新的经济富裕阶级加入了以前的有闲读者群，对“谈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新兴的中产阶级人士在咖啡馆里谈论，人数远远超过以前在沙龙中谈天论地的贵族阶级。中产阶层的阅读是学习与消遣的结合（到今天仍然如此），他们是真正的报刊读者，谈论的话题也比“严肃读者”更丰富多样：政治、道德、文学、艺术、人生、成功和处世，无所不谈。咖啡馆代替沙龙，成为社交和社会教化的主要场所，而杂志刊物则为在这些场所的“谈论”提供了轻松、优雅的话题，引导谈论者的感受、品味、格调和趣味。19世纪的随笔高手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就说过：期刊的随笔小文对于调教中产阶级最为适宜，“经常性地刊登短文，让读者有所消遣，而不只是学习。如果题材轻松，论述也就会简短。忙的人读起来不缺时间，闲的人读起来不乏耐心”。
艾迪生和斯蒂尔（Richard Steele）编辑和担任主笔的《旁观者》便是当时期刊中的佼佼者，每一期要印三四千册，有时竟会超过一万五千册。这个印数的读者非常可观，因为每一册都会在读者中传来传去，据艾迪生自己估计，每卖出一册，传阅的人数都会超过20位。所以每一期的读者人数相当于当时伦敦人口的十分之一。塞缪尔·约翰逊特别看重艾迪生小品的社会教化作用，因为从文艺复兴开始，“教化”一直就是随笔的一项主要功能。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作家卡萨（Giovanni della Casa）所著的《礼仪手册》（The Book of Manners），卡斯蒂廖内（Baldassare Castiglione）的《廷臣手册》（The Book of the Courtier）对当时的贵族文化都影响极大。而艾迪生的读者对象是那些刚刚富起来，但未必有文化修养和精致趣味的新有钱、有闲者。艾迪生的目的是通过随笔在中产阶级中形成一种彬彬有礼、富有学养、思维清晰、说理合度的风气。
艾迪生的影响当然不限于普通的资产阶级读者，他对思想人士同样有所影响。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和艾迪生一样，也是一位随笔作家，他非常敬佩艾迪生的随笔写作。休谟在《论随笔的写作》中称自己是“从学问界来到交谈界的住户或使节”。在休谟那里，“交谈”是一种与他人平等的说理讨论，也是随笔的主要功能。亚当·斯密（Adam Smith）继承艾迪生中立、平和的旁观者立场，在《道德情感论》一书中，他将此确立为道德哲学的原则。塞缪尔·约翰逊说，要想写好优秀的随笔，“必须日夜诵读艾迪生”。卢梭在《爱弥儿》中称《旁观者》为青年女性理解其社会责任的最佳读物。艾迪生在美国革命前后成为新大陆读者最喜爱的作家之一，对美国建国之父如华盛顿和约翰·亚当斯都有重要影响。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中的青年本杰明偶然得到一本《旁观者》，用来作为自己写作的楷模，自我训练清楚、准确表达思想和感情的能力。
艾迪生公共说理的那种人文教化作用正是今天人文教育想要在学生们身上看到的。艾迪生能用一种理性而令人愉悦的方式把理说清楚，不仅如此，由于他用一种富有教养的方式说理，而他的读者们又都认同这样的说理方式，说理本身也就成为一种社会能够共同赞成的“好”和“价值”，一种具有公共规范作用的话语伦理。同样，在今天的人文教育中，说理并不仅仅是一种用话语影响和说服别人的技能，而更是一种文明社会的教养和价值观。
说理谈论的是“人的事务”在艾迪生之后，随笔逐渐朝专门领域个人化写作的方向发展。有的作家把它变化成一种以诙谐幽默著称的小品［如兰姆（Charles Lamb）］，有的用随笔来谈论社会道德（如约翰逊），有的用它来讨论艺术、文化旅游和人生［如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有的用它来谈论阅读和回忆［如伍尔夫（Virginia Woolf）］，有的用它来谈论文学理论［如TS艾略特（TSEliot）］，有的用它来谈论工人生活和左派政治［如奥威尔（George Orwell）］。1688年，英国哲学家洛克发表了《论人类的理解力》，其“论”字用的就是“essay”这个词。伏尔泰于1756年发表了历史著作《论风俗》，1889年，柏格森将他的哲学著作命名为《论意识的直接材料》，其中的“论”字用的都是“essai”。随笔成为一种无所不谈的写作方式。今天，随笔最常见的是四种文字：沉思、阅读、回忆、旅游。
英国大随笔家威廉·赫兹里特（William Hazlitt）说，随笔“把思想的才能与资源运用于人的事务（human affairs），这种写作虽然不属于艺术、科学或职业，却属于作者的认知范围，贴近人的事务和关怀”。以人的事务为题材，这是一种人文的写作，一种非专业的，独立于科学、哲学或宗教的写作，“在道德与方法上正如实验之于自然哲学，与教条的方法正好相反”。这样一种可以称之为“业余”的写作，它强调的是写作者个人的看法和认知，个人的独立观点。它拒绝接受任何宗教或政治教义的束缚，它让写作者自己的声音成为说理的声音，这种业余而独立的精神正是我们今天在学生说理作文中要鼓励的。
刚进大学的学生们往往对自己缺乏自信，经常会问，在作文中可以用“我”（“我认为”，“我的看法是”）来作主语吗？我本人给学生们的回答总是很肯定的，不仅可以，而且还应该让读者听到写作者自己的声音。我们可以用改变句法或句式来隐藏“我”，例如使用被动语态，用“我们相信”或“一般人认为”这样的说法来代替“我”。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说话者是在以个人的声音说理，他既不代表什么组织，也不代表什么学科，更不代表真理。
在布置学生作文时，教师一般都会给学生们一个比较大的选题范围，让他们能充分选择一个自己觉得有话可讲、有理可说的话题。学生们不需要是（事实上也不是）话题内容的专家。尽管他们不是专家，但他们还是可以就话题进行议论和说理，当然，为了让说理令人信服，他们必须作一些相关的研究。然而，最后完成的作文仍然是一篇随笔，不是专业论文。
随笔与论文之间是有区别的，随笔与论文之间的区别往往也就是“说理”与“专业论述”的区别。亚里士多德说，说理的修辞，它涉及的是“那种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人都能认识的事理，而且不属于任何一种科学”。这正是随笔与论文的主要不同之处。随笔探讨的是人人都能认识的事理，不是专业人士的知识。一个人写专业论文，需要在有了相当的专门研究和新的发现后才能开始。论文写作的成果是由专业内同行所评审的，他们是论文的主要读者。随笔的说理不需要从专业研究开始，它的对象不是专家、学者，说得在不在理，是由普通读者来评判的。而且，论文需要以注释的形式来提供详细的相关专门资料，随笔说理则无须如此，引用他人言论时，只要大致说明来源即可。
学生们在写作课上也会学写论文，但只是作为一种格式训练（包括正确的引述和注释方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论文。老师在教授论文（research paper）写作时，往往会布置一个以学生自己的兴趣而非专业知识为出发点的“我发现”（Isearch）作文。“我发现”不同于学术论文那种在别人发现成果基础上的“再发现”（research），它以“我”而非“我的专业”需要知道什么为求知动力。例如，一个学生到号称“东方威尼斯”的苏州旅游，发现所见的河水乌黑肮脏，散发着令人恶心的臭味，有感于此，他想知道，20世纪50年代或一百年以前的苏州河水是不是也是这样，于是，他开始了“我发现”的调查，收集了材料，进行分析与综合，加以条理化的组织，就能写成一篇关于苏州河道问题的说理作文。
这种与每个人的经验和周围世界有关的事情，就是“人的事务”。关心和讨论“人的事务”，对之进行说理，这是随笔写作的一个传统。这也是说理写作教学努力要保存并延续的。与此相比，说理写作的另外两个主要方面，逻辑（包括逻辑谬误识别）和章法结构（文字语言另作别论）就显得是比较技术性的了。
对今天的说理写作教学来说，逻辑，尤其是逻辑谬误识别，主要是发轫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宣传研究在学校教育中的推行，而不是古代逻辑研究。说理文的章法结构可以回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修辞规范，但已经被大大简化，为的是适应普及的高中教育和相当普遍的大学教育。这与以前文化精英式的教育是不同的。现在美国小、中学教的说理文的章法结构是非常基础的，程度只相当于写毛笔字的描红或稍高阶段，而大学写作课上的说理写作则相当于差不多刚能写正楷。学校教授的说理写作章法是经过简化的，起到的主要是基础训练的作用。这是中国学校教育可以借鉴的。
逻辑和结构章法在说理文教学中受到较多的重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们直接反映在说理的文字形式之中。但是，逻辑和结构章法之所以对于说理至关紧要，是因为它们有人文价值在背后支撑。这些人文价值的许多因素都蕴含在随笔这一文字写作形式的传统之中。这个传统包括一种不脱离个人经验、自由思想、独立判断的知识观；坚信“理”来自每个人自己的理性，而不是外力灌输或强迫；说理必须自制、温和稳健、不走极端、顾及公众利益；说理不只是技能，而且更是教养，因此深入、平和、令他人愉悦的说话方式应该成为文明说理的规范；说理的权利与把理说清的责任是结合在一起的，因此说理者应该有明确的看法、清晰的条理、准确的措辞。更重要的是，说理是就多种多样的“人的事务”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因此是对普通人和广大公众说理，而不只是在一个狭小的圈子内（政党、教派、小专业等）的同声相求和互相吸引。公共说理的先决条件不是先成为某个专业问题的专家，而是对公众共同面临的问题有所关心，并对之形成自己的看法。这种看法是否合理，需要由说理者自己先行评估，并且要有他人的认可。说理因此成为一种不断在与他人互动中“寻求合理”的社会行为和话语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