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倒是另外一些有害的语义基因更值得我们关注，红与黑的对立便是其一。一切与“红”有关的，自动成为好事，一切好事也都能用“红”来标志——红心、红歌、红色传统、红色后代、红色接班人、红色江山。相反，几乎所有的坏事都能用“黑”来标志——黑帮、（政治）黑线、打黑、黑窝、黑心肠、黑五类或黑七类。比起“西狗”、“五毛”这类明显的骂语，红与黑是更深藏在中国人思维方式中的有害语义基因。红与黑是一种思想短路，时刻在削弱和瓦解人们对错、敌我和是非的真实观念，像病毒一样侵害着人们的信息和社会环境。它总是朝一个极端的方向延展，不是红便是黑，红黑必然对立。一旦公共话语被套上红、黑两色，对话旋即变为战斗，任何的理性辩论都被终止，再也无法进行下去。
审美化的情绪说理有时候不仅需要晓之于理，而且还要动之以情。富有感染力的说理给人一种雄辩的感觉，能够提高说服力的作用。然而，在这种说服中，需要把说理的部分与感染的部分作一区分。有文采，不等于是好的说理。例如，有人这么说：“校长是有气质的流氓，教授是有品味的色狼，学生是有知识的文盲，学校是认钱不认人的银行。”文字的对仗给人一种阅读或听觉的愉悦，听者因此对它有好感，变得容易接受。然而，像这样的断言虽然有文学的感染效果，但并无说理的价值，因为它们显而易见是以偏概全的。说这话的人不是不知道以偏概全，而是因为言辞巧妙，说起来很爽，这话是为图痛快，而不是为说理而说的。
又例如，“电脑和电视的区别：一开电脑：就觉得社会黑暗，官员腐败，恶势力横行，民不聊生，仿佛马上就要革命了；一开电视：就觉得社会和谐，人民幸福，载歌载舞，天下太平，长治久安，一百年都不会出事。电脑是生活照，电视是婚纱照。在中国：油——用不起，路——走不起，学——上不起，病——看不起，房——买不起，墓——死不起，菜——吃不起，债——还不起，状——告不起，官——惹不起，娃——养不起，爱——伤不起，良心——对不起，跌倒的老人——扶不起，我们竟然还活着——了不起，同意的转播，不同意的去看新闻联播”。像这样的话虽然能引起读者的共鸣，但并不是好的说理，电脑和电视并不是非此即彼，黑白两分的，电脑网络上也不是没有电视里的那些东西，程度不同而已。这样的言论诉诸审美化的情绪，在朋友之间聊天时助兴可以，夸耀一下口才可以，但不是好的说理。
审美化的情绪不仅来自诗化的文字，而且来自动情的图像。电视广告宣传要产生的就是这种能催动情绪的作用，一个30秒的电视广告如果能让你笑，你就可能对它的产品有好感，图片广告也是一样，用令人产生某种感觉或情绪来影响你，所谓的让你跟着感觉走，也就是说，让你“兴奋”起来。衣服给你一种虚荣的满足，让你觉得合群、时髦，帮助你克服落伍、寒碜的害怕。高档奢侈的消费品让你感觉到“成功”的兴奋，高档的食品让你感觉到欲望和自己的品味。人的感情一被调动，理性能力就会下降，这就是人所谓的“情不自禁”。
除了理性，人还能用什么去自禁呢？然而，理性的自禁有两面性。只有理性而没有感情的人是难以有所行动的。你可以很逻辑地说服一个人，但却无法激励他的行动。但是，当一个人对某事的感情特别强烈而有所行动时，这种行动又往往是一种冲动。说理有时需要热情，但那是克制的，适度、得体的热情。很难规定什么是适度、得体的热情，但有一点是不用怀疑的，那就是，如果热情过度，变成滥情，那么理性的读者是会有所察觉的，而且会引起他们的不快，因而降低说服的效果。在说理中，热情就像是“格调”和“条理”一样，适度存在的时候，并不明显，然而一旦超过了适度，就会变得相当明显。如何恰到好处，在于说理者的分寸感和经验把握。
冲动和煽情说理需要节制感情，这是由理性说理的性质所决定的，不是一个单纯的说理风格或方式问题。斯泰宾对此写道：“如果我们说话是为了引起感情态度，那么使用带感情色彩的字眼就是好的语言。可是如果我们的目的是把我们相信是真实的情况作一直截了当的报道，那么，带感情色彩的语言就是坏的语言。在诗歌中，在雄辩中，带感情色彩的语言也许对于说话的人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必要的。这个时候它就是好语言，因为合乎当前的目的。但如果我们要思考一件事情，使用带感情色彩的语言就妨害我们达到我们的目的。这种语言可能成为有效思维的不可克服的障碍。”
以研究大众心理著称的法国学者勒庞，把感情容易冲动而又缺乏理性看作是群众（他称为“群氓”）的主要特征。政治的蛊惑、鼓动、宣传总是抓住群众的这个特点，对他们施加影响。群众一旦兴奋起来，他们“所服从的各种冲动可以是豪爽的或残忍的、勇猛的或懦弱的，但是这种冲动总是极为强烈，因此个人利益，甚至保存生命的利益，也难以支配它们。刺激群体的因素多种多样，群体总是屈从于这些刺激，因此它也极为多变。这解释了我们为什么会看到，它可以在转眼之间就从最血腥的狂热，变成最极端的宽宏大量和英雄主义。群体很容易做出刽子手的举动，同样也很容易慷慨就义。正是群体，为每一种信仰的胜利而不惜血流成河”。
群体容易兴奋冲动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易受暗示，而且轻信。处在群众中的个人很容易接受他人暗示性的传染，把人云亦云、道听途说的传闻当成事实。勒庞指出：“群体通常总是处在一种期待注意的状态中，因此很容易受人暗示。最初的提示，通过相互传染的过程，会很快进入群体中所有人的头脑，群体感情的一致倾向会立刻变成一个既成事实。”主观色彩浓烈，言辞极端的言论，加上夸大的手势、表情和肢体动作，最能对群众起到宣传的效果，“群体夸大自己的感情，因此只会被极端感情打动。希望感动群体的演说家，必须出言不逊，信誓旦旦，夸大其辞。言之凿凿、不断重复、绝对不以说理的方式证明任何事情——这些都是公众集会上的演说家惯用的论说技巧”。
群众对事物的看法有“偏执、专横和保守”的特点，这些都与理性说理凿枘不合，“对何为真理何为谬误不容怀疑，另一方面，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强大，群体便给自己的理想和偏执赋予了专横的性质。个人可以接受矛盾，进行讨论，群体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在公众集会上，演说者哪怕作出最轻微的反驳，立刻就会招来怒吼和粗野的叫骂。在一片嘘声和驱逐声中，演说者很快就会败下阵来”。
群众的这些特征形成了不会说理的“群众人”，他们没有独立思想和判断的能力，在认知、心理、感情等方面都有缺陷。不管是文盲还是知识分子，每一个人在一定的环境作用下都有可能变成群众人。德国作家埃利亚斯·卡内提（Elias Canetti）在《群众与权力》中用他的亲身经历说明，只要被放置到群众之中，只要蛊惑的风吹得足够强劲，只要用以鼓动和感染群众的“共同事业”被打造得足够崇高和伟大，每一个人都随时可能很容易地陷入群众状态，再有知识和学问的人，也在所难免。因此，学习说理有一个重要的内容，那就是了解我们每个人自己身上的“群众基因”，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这种基因，但我们可以通过学习说理来降低它对公共生活的负面影响。
公共说理的一个关键是用语言来进行独立的思考，而不是让现成的官话、套话和陈词滥调来代替我们思考。有独立的思考才有独立的判断，阿伦特把判断称为“典型的政治能力”，这个政治不是政客的政治，而是公民政治。公民政治不只是选举、表决，而且是知道自己为什么选举什么人，为什么要这样而不是那样表决。把这样的想法告诉别人，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去影响他人，这就是公民说理。当好这样的公民，需要具备较好的语言能力，善于准确、真实地表达自己，也善于识别带有欺骗性的套话、空话和陈词滥调。
在民主政治中，公民通过说理，而不是诉诸武力来解决问题，说理是民主公民的基本能力。一个人缺乏好的语言能力，不仅自己不能用理性的话语去参与公共事务，还会因无法辨别公共话语中的真实与谬误区别，而变得容易上当受骗，甚至被蛊惑和鼓动，成为愚昧盲从的群众。学习说理是为了学习成为具有独立思想和判断的民主公民，而独立思想和判断则必须要有清晰的思维，正如斯泰宾所说：“一个民主的民族极其需要清晰的思维，它没有由于无意识的偏见和茫然的无知而造成的曲解”。民主公民的清晰思维不仅表现为他自己的语言能力，而且也包括他对公共语言普遍状态的关注和警觉。
第七讲
逻辑谬误
说理的首要前提是愿意说理。有的人不说理，不只是因为不知道怎么说理，而且更是因为仗着有权、有钱、有压制别人的手段，干脆就不愿意讲理（俗称“耍流氓”）。这种极端强梁、霸道、暴力的非理性，已经超出了话语逻辑讨论本身的范围。讲理的弄不过不讲理的，说正经道理的弄不过讲蛮理的，再怎么说理，也是白搭。如果这成为现实，社会也就会陷入一种普遍的非理性、无是非状态。
当然，就是坚决不讲理的，有时也会做出讲理的样子，例如，吵架中常有使出这样手段的——“你亲眼看见了？”这就是装出似乎“实事求是”的说理样子。你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过许多人，他就问：“你亲眼看见了？”连北大教授在公共论坛上也能使出这样的手段，孔庆东在《第一视频》中说：“谁说朝鲜人民正在挨饿了？我刚刚从朝鲜回来，朝鲜人民没有挨饿啊。朝鲜人民生活水平是不如我们，但是并没有挨饿啊，朝鲜人民生活水平相当于咱们90年代初期，你90年代初期挨饿了吗？你80年代的时候挨饿了吗？我任何时代都没有挨过饿，我从小长到这么大都没有挨饿，而且也没有看到周围一个人挨过饿。从60年代到现在，中国人民吃得好好的，红光满面的，你看我身体，哪块儿像挨过饿的样子？”说自己从小到大都没挨过饿，坚持别人也都个个吃得红光满面，一口咬定，死活不松口，这已经不是逻辑的问题，所以也就不能当作是逻辑谬误。
形式的和非形式的逻辑说理谬误在说理中，我们需要特别关注并且要学会分析的，主要是非形式逻辑的谬误。这种谬误与形式逻辑的谬误是不同的。形式逻辑的谬误主要是由于破坏了形式逻辑的规则，如三段论推理，所造成的。形式逻辑具有明确的规则，一旦出现谬误，很容易识别。非形式逻辑谬误则比形式逻辑谬误要来得暧昧不明，所以也就比较难以察觉。形式逻辑谬误不难察觉，从下面这两个例子就可以看出来：
共产党都是好人，国民党不是共产党，所以，国民党都是坏人。希腊人是没有秃顶的，立陶宛人不是希腊人，所以，立陶宛人都是秃子。这两个例子中有相同的形式逻辑谬误，它们都违反了三段论推理的规则——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必须保持一致与连贯。按照形式逻辑规则，大前提与小前提的主语必须具有同类的类群与个体联系，不能出现别类的主语。正确的三段论逻辑推理形式应该是：
共产党都是好人，林彪、“四人帮”是共产党，所以，林彪、“四人帮”是好人。希腊人是没有秃顶的，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是希腊人，所以，埃斯库罗斯不会是秃子。要形成有效的三段论形式逻辑，必须遵循一些基本的规则，不然的话，所说之理，所得出的结论就一定是“不当”（不合理）的，不仅如此，不符合形式逻辑规则的结论也一定是“推不出”的（得不出这个结论）。这样的说理，它的“不当”不一定等于结论“不真实”，例如，立陶宛人可能真的全是秃子（当然，这并不太可能）。然而，即使所有的立陶宛人真的全是秃子，那也是一种巧合，是偶然说中而已，而不是从正当说理逻辑正确地推导出来的结论。
一切包含了形式逻辑谬误的不当说理都是推导不出正确结论的，但是，形式逻辑无误的说理未必就一定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例如，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就以大秃顶而闻名，传说也因秃顶而死。乌龟是老鹰的美食，为了打破乌龟坚硬的外壳，老鹰会将乌龟带上天空，然后再抛回到岩石上，砸碎硬壳享受美餐。那天埃斯库罗斯正在路上散步，不幸被老鹰丢下的“午餐”砸在他酷似岩石的秃头上，倒地死亡。再拿“共产党都是好人，林彪、“四人帮”是共产党，所以，林彪、“四人帮”是好人”这个三段论来说，它虽然没有逻辑的谬误，但结论未必就正确或真实。如果在它的小前提中，用“彭德怀”替换“林彪、‘四人帮’”，结论也许会正确一些，但那也不过是碰巧正确而已，并不是由三段论说理本身推导出来的正确结果。这是因为，三段论要得出正确的结论，必须具备正确的大前提，而这不是形式逻辑本身能确定的。“希腊人是没有秃顶的”或“共产党都是好人”这两个大前提都是错误的。
在公共说理中，可以用形式逻辑本身来确定并推导的绝对正确结论是不存在的。因此，在有不同意见或异议辩论的说理中，每一方都有可能就对方的说理提出异议、疑问和反驳。在说理过程中，人们得到的永远是不同程度上具有说服力的主张和看法，而不是绝对正确或真实的最终结论。
在对说理的逻辑谬误分析中，非形式逻辑的谬误要比形式逻辑的谬误来得难以识别。形式逻辑是否符合逻辑推理的规则，一般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也容易形成共识，要么符合规则，要么就不符合规则，所以是明确的。然而，非形式逻辑的谬误却并非如此，这种谬误有不同程度的差别，有的显然不对，不难看出来；有的看起来有些不对，但是觉得不对，却又说不出哪里不对；有的看不出有什么不对，或者根本就像是对的；有的听上去有道理，但却仍然令人不能接受。而且，人们对非形式逻辑的觉察能力还往往与谁在说理和所说何理有关。许多人对另一方的说理谬误能有所察觉，但对自己一方的说理谬误却不知不觉。这不是因为对说理谬误的知识不足，而是因为利益或情感的原因，会对同样的谬误有不同的包容度。
分析说理中的逻辑谬误往往指的是逻辑谬误中比较困难的那一部分，也就是非形式逻辑谬误。识别这类谬误需要分析者对不同程度的谬误能有所察辨。然而，这种察辨能力的养成会受到不同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的限制，也会有不同的表现。例如，经常被宣传洗脑的人们就比接受过反宣传教育的人对某些谬误说理或歪理感觉迟钝，甚至还会乐于接受，在自己的说理中有样学样。受到这样的影响，当然会使得察觉和分析说理谬误变得更加困难。
说理中的逻辑谬误范围到底有多大，有多少种类，并没有一个确定的说法。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过13种［他称之为“反驳”（refutations）］，现在的逻辑谬误分析所运用的归纳方式和总结种类都与亚里士多德已经不同。许多修辞学家、研究者、教科书作者对逻辑谬误作出不同的区分，有的分得粗一些，有的分得细一些，往往使用不同的名谓，不少类别之间也有所重叠。我们在此不可能一一列举说理中所有的逻辑谬误，而是只能举出一些比较常见的例子。对谬误的种类区分和名称不必太拘泥，以能察觉说理的谬误为要。为了介绍方便起见，在此按照古典修辞说理的三个因素，把常见的非形式逻辑谬误大致分成三类：“情绪性谬误”、“形象性谬误”和“逻辑谬误”。不便于归入此三类的，则姑且称它们为“其他”。当然，这些分类并不是绝对的，同一谬误完全可以同时归入不同的类别。
情绪性谬误第一类可称之为“情绪性谬误”，主要与古典修辞学所讨论的pathos有关，特征是在说理时有意无意地利用听众的情绪、心理、认知等方面的弱点。
1大家都这么说
借用众人（“多数人”）的偏见（ad populum），如果许多人都这么认为，那一定是对的；又可以称之为“老百姓的话”，用无名无姓、没有面孔、无法核实的“老百姓”来做主语，造成一种大家都这么说，所以一定正确的假象。这种假象就是谎言的诱骗效果。例如，“广大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劳动人民喜爱的春节晚会”、“中国人民绝不答应”。
利用“人民”的名义，人多势众。自己喜欢的就说“广大群众”支持；自己不喜欢的就说“一小撮坏人”反对。又如，“受到群众好评”、“被传为佳话”、“群众都说……”、“刘少奇要复辟，广大人民不答应！”“大伙纷纷表示……”、“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有官员说：“石油电信电力等行业中几乎没有垄断，它是国家的，它是人民的。所以，它所获得的赢利都是为人民谋利益的。”
2诉诸无知和非理性的害怕
这是一种以未知的可怕将来作为恫吓手段的宣传。它以人们目前还不知道或者根本无法证明一定会发生的未来结果，来论证自己现在的做法是正确的。例如，“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果没有某某的领导，必然四分五裂，一事无成”、“我们要反对西方式民主，中国再也不能乱了”、“这些人要求民主不怀好心，中国不能再乱了”、“阶级敌人复辟，劳动人民就会受二茬罪”。
3历来如此
一贯或传统如此，所以是正确的。老祖宗定下的规矩，一定有它的道理。坚持某某光荣传统本身就成为一种合理性的理由。
4 转移论题
转移论题是指在论证过程中偏离正题，转向某一次要问题，从而转移听众对要害问题的注意力，而之后的论证往往再不回归原题。转移论题利用的是听众的不专注和情绪变化。例如，美国副总统拜登于2011年8月访华期间，在美新任驻华大使骆家辉的陪同下，和孙女一起到鼓楼附近的一家饭店品尝北京炸酱面。5个人5碗炸酱面，10个包子，加上拌黄瓜、凉拌山药、凉拌土豆丝和可乐等，总共才花费了79元（合十几美元）。中国民众反应热烈，许多人有意识地将拜登的节俭和一些中国官员的奢华进行对比。对此，有人反驳说：“拜登虽然只吃了十几美元，可中国成百上千人的‘保安费’可不得了！”这种反驳便是偏离了正题——一些中国官员讲究排场，奢华成风。如果要批驳那些民众的联想，就需要对两国官员的普遍生活作风作出切实的比较，并证明中国官员与美国官员同样不讲究排场。而且，生活作风与保安费不是同一个话题。如果要扯到保安费的话，那么就需要问一下，花在两国高官身上的保安费又究竟会比较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5诉诸偏见、愚昧和无知
这种宣传往往用一些高调、抽象，普通人无法用经验证实或证伪的“知识”来愚弄和欺骗听众。例如，有教授说：“中国面对危机，我们各个阶层是没有区别的，哪怕牺牲本单位的局部的利益都要救市来应对危机。西方国家就很难，华尔街的金融企业家有想法，下层人员有自己想法；政治家也是多元化的，有各种不同的想法，所以根本利益是有差别的。我们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矛盾协调起来方便，所以我们的民主政治效率比较高，不仅经济有效率，政治也有效率。”要相信这位教授的话，就必须对自己国内的贫富悬殊和利益冲突一无所知，必须是一个十足的无知愚民。又如，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论调：“美国文化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和个人中心论上的，美国的媒体都是操控在大财团手里，哪里能有独立的舆论。”相信这样的论断必定不知道美国也有人重视家庭、社区、社会，也有人关心社会正义和弱者权利、福利。当然也不能知道美国有许多不同形式的独立媒体。
6以我为中心、随我需要的“辩证”
对我有利的，就大肆渲染；对我不利的，就全盘否认；实在无法否认的，就轻描淡写、文过饰非。例如：“透过现象看本质”、“形势大好”、“困难是暂时的”、“看主流”、“看发展”、“提拔干部要看‘大节’”。有一个堪与黑色幽默媲美的黑白颠倒辩证法的例子。有人问毛泽东的摄影师陈石林，为什么照片上毛主席的牙齿都显得那么白？陈石林回答：“刚解放时，主席抽烟抽得牙齿颜色很深，拍照的时候，一笑，牙全是黑的，逢到有主席把牙露出来的照片，那一定是要把牙齿的黑色修掉的。”还有人问，这是不是违反真实性呀？陈石林说：“这个问题要这样看，主席工作那么忙那么累，叫他经常去洗牙，把牙搞得很白，不可能这样做！我们搞技术工作的，要体谅主席，给照片简单地修一下也就完了。假如照片上牙是黑的，我认为这是不真实的，要从本质上看，主席的牙本身是白的，把黑牙齿修掉才是真实的效果。”
7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借用好名目
用看上去对一般民众有好处的计划，来掩护对他们不利的、有伤害作用的做法。例如，以“扫黄”、“反低俗”为名义来控制公共言论和群众文化空间。
8扯开本题
把主要问题扯到别的事情上去。例如有这样的说法：“要积极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能照搬西方的那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绝不搞西方式民主”。多党、分权、民主，本来是政治学的重大讨论议题，在中国讨论这些议题，提出有关建议和设想，与西方不西方没有必然的取舍关系。
9所谓的“某国特色”
有一篇《莫让“中国特色”成为既定利益集团攫取财富或是逃脱罪责的借口》的文章指出，“现在的社会，不管是什么样的怪状都会被他们贴上‘中国特色’的标签，就有了理所当然的存在理由；什么困难被他们打上‘中国特色’的烙印，就成了难以克服的痼疾；什么‘从来如此’的规矩被他们加上‘中国特色’的大印，就成了不可更改的金科玉律。是否坚持‘中国特色’，何时使用‘中国特色’，不需看客观实际，只需看这些人的个人旨意和利益权衡。”韩寒有一句挖苦的话说：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叫逻辑，另一种叫“中国逻辑”。“中国特色”是一种“中国逻辑”，一种在世界别的地方说不通，而只有在中国才有人在硬说的“道理”。
10利用联想转换
利用暗示和联想，把表面真实的现象转化为实质虚假的意义引申。例如有这样的报道，“焦裕禄、孔繁森——一个，长眠在为之耗尽了心血进行治理的沙丘下；一个，献身于带领边疆少数民族脱贫致富的事业中。两个闪耀着时代精神的名字，如同两颗耀眼的明星，跨越30年的时空，交相辉映，光彩照人……从焦裕禄到孔繁森，中国共产党涌现出了如此优秀的领导干部，感动了、激励着千千万万的民众，绝不是一个偶然的、孤立的现象，它深刻地反映了党的本质，鲜明地体现了党的主流，同时也充分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所以能英雄辈出的历史必然。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上写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体现了我们党的宗旨”。但是，许多干部并不是这样，《当代顺口溜》（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年出版）指出，不少干部是“‘私’字当头，吃、喝、嫖、赌、贪、占六毒俱全，为人卑鄙猥琐”。因此民间顺口溜讽刺道：“群众学孔繁森，干部学王宝森”。
形象性谬误第二类谬误可称之为“形象性谬误”，与古典修辞学所讨论的ethos有关，这在说理时故意造就有关人物的或好或坏的形象。这样的形象会造成听众非理性的信任、喜欢或厌恶、害怕和不信任，因此影响他们对说理的接受方式和意愿。
1 因人废言
因人废言的正式称谓是ad hominem（反对那个人），因为不喜欢一个人，所以就反对他的看法。“文革”中最常引述的一条语录就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因人废言的另一种表现是“因为你没做过这事，所以你没有资格说这个事”。例如，“神父有什么资格与信众谈婚姻的道理，他自己又没有结过婚，能懂什么？”同样，碰到外国人士及媒体的批评，就一律以“指手画脚”、“不了解情况”、“干涉内政”来全盘否定。不管人家说得对不对，在理不在理，一概斥之为“无知”或“动机恶毒”，概不认账。再一种表现是公域和私域不分，用私生活来攻击对手。美国作家沃尔夫（Thomas Wolfe）、诗人弗洛斯特（Robert Frost）的传记中都有不好的生活记录，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是受人尊敬的大作家。在公共说理中，情况稍有不同，一个人的私德会影响他的可信度，有的私德与公德是有联系的，如“诚实”。因此，什么是因人废言，需要在阅读时作具体的分析。
2动机论
先把对方说得十分不堪，再明言或暗示，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或者就是追究动机，以“动机不纯”来攻击对方。例如，陕西定边县群众反映该县森林公园大量树木枯死。有人批评说，该公园园区道路绿化死亡率估计已过半，部分地方绿化死亡率达90%，但县林业局长在回应此事时说：“老百姓就是事儿多，是吃饱了撑的。”在“吃饱”和“提出批评”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因果关系。局长的谬误推理是：吃饱了没事干的人，都是无事生非的蠢人，这样的蠢人，他的批评意见哪里会有什么道理可言？蠢人的话，不值得理会。
又例如，一位北大教授说：“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偏执型精神障碍属于需要强制的一类，因为他扰乱社会秩序”，“你们可以去调查那些很偏执地上访的人。他反映的问题实际上都解决了，甚至根本就没有问题。但是他就没完没了地闹，你怎么和他解释都不成”。这番话的推理是，既然是精神病人，他们的话，当然不能当真，不值得理会，不仅不值得理会，还要强制关押起来！再例如，《南方周末》发表王彬彬的文章，质疑汪晖涉嫌剽窃，马上就有人说王彬彬“动机不纯”。汪晖抄没抄，是一个事实判断，跟王彬彬的动机不应扯上关系。如果抄了，王彬彬动机再不好，也是抄了。如果没抄，王彬彬动机再好，也是没抄。
3误用权威
用权威来支持自己的看法，但对权威说法是否值得信赖，或证据是否与问题有关联，缺乏思考或分析。“文革”时，许多人一碰到事情，就会用“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再加一段语录来证明自己的正确。利用权威必须先树立绝对权威（永远正确的党和领袖），然后要求绝对服从。例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毛主席无产阶级卫生路线的光辉指引下”、“在某某路线光辉照耀下”，为了树立权威，甚至还有《毛泽东思想治好了聋哑人》这样的新闻宣传片。许多被利用的权威都是虚假的，例如，电影明星在电视上充当某药品的广告代言人，可电影演得再好，也不是医药的权威。
4我错你也错
不讲是非、对错，而是用挑别人的错，或者找看上去类似的事情，来堵别人的嘴。你批评孔庆东骂人，他就问你为什么不批评美国副总统切尼说粗话。你说恐怖主义不该滥杀无辜，他就责问你为什么不揭露美军在伊拉克、阿富汗的罪行。你说他人权有问题，他就说别人也有问题，他还指责你双重标准，根本就是居心叵测。这是一种变相的贼喊捉贼：我肮脏，你也不干净，我说你不干净，看你还敢不敢说我脏。据1977年3月3日《纽约时报》报道，卡特总统批评苏联的人权纪录，苏联的外交官回答道：“美国今天的人权纪录非常糟糕：成百万的人民失业、种族歧视、妇女社会不平等、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犯罪率攀升等等。”
5稻草人
树起一个容易攻击或者实际上根本不存在威胁的靶子，拼命攻击，却是完全不着要领。例如，相晓冬在《警惕骆家辉带来的美国“新殖民主义”》一文中说：“60年一个甲子，一个轮回。60多年前，毛泽东曾以一篇《别了，司徒雷登》送走了一位美国驻华大使；如今，我们应该以一篇《向骆家辉学习》欢迎新时期的华裔驻华大使了。这前后的两个大使，标志着中美关系的两个时代——司徒雷登的离开，标志着工业时代美国旧式殖民主义的破产，标志着中国殖民地时代的结束；而骆家辉的到来，则标志着信息时代新式殖民主义的高潮，标志着中美在意识形态层面冲突的全面爆发。”骆家辉真有那么可怕吗？觉得骆家辉可怕的是些什么人呢？普通中国人有什么好害怕骆家辉的呢？
6极度简单化（往往为此制造一个绝对的权威）
对复杂和多种因素的事情进行单一、肤浅的解释，并将之打扮成“高度概括”和“本质总结”的模样。例如，“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大跃进”时代的共产主义宣传口号：“共产主义就是一切生活资料归大队”、“共产主义就是吃大锅饭”、“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一句顶一万句”。又例如，有官员激情解读“不折腾”三字的含义说：“这表达了全党、全国人民总结30年的改革开放巨大成就，最根本的就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这样一个道路，不是别的什么道路，就是这样一个理论体系，不是别的什么理论，我们中国在下一个30年、下一个50年就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就，就一定能够发展得更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三个字能解决一个国家30至50年的发展和稳定，这比“一句顶一万句”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极度简单化是一种过度夸张，它会削弱说服的力量。
7豪言壮语式泛论
把自己说得非常了不起，以显示自己的绝对正确。这种建立在情绪高涨之上的正确是根本用不着理性思考和逻辑论证的。政治口号中有许多例子：“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大造人造粪，气死小日本”（不买日本化肥）、“东风压倒西风”。
8耍横
你说我不对，我不对你能拿我怎么办！？你说得不对正是我说得对，对错是没有什么道理可说的，只要你不敢惹我，拿我没办法，就算是我对。动不动就吓唬别人，说自己“不是好惹的”，这是一种政治流氓话语。
9替罪羊
把自己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把政策的失误责任推给外部原因。例如：把“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把政府的责任推给“自然”，或推给“苏修逼债”。又例如，尽管“四人帮”必须对“文革”承担重大责任，但如果把“文革”完全归咎于他们，他们也就成了“文革”罪魁祸首的替罪羊。
10. 自我吹嘘
把自己说成是某个问题的研究权威，用自己的特殊经历，而不是相关说理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例如，在一次论文答辩会上某教授不满意考生对《了不起的盖茨比》（1925）中“美国之梦”的解释（许多美国人相信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位教授说：“我20世纪20年代就在美国，知道所谓的‘美国之梦’是资产阶级欺骗美国人民的宣传。”什么时候到过美国，这与如何理解作家菲茨杰拉德在小说中描述美国之梦并没有关系，摆老资格吓唬学生更是虚张声势的无聊之举。又例如，北大前校长周其凤曾说：“我认为美国的教育一塌糊涂，他们的每一任总统都不懂得尊重人，总是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别人，如此看来，他们的教育是一塌糊涂的。”“美国总统都不懂得尊重人”，这本身就是一个没有得到证明的说法，以此理由并不能证明美国教育是好是差。北大校长说美国教育一塌糊涂，在无法提出充分理由的情况下，利用的是他自己是北大校长的身份和权威——堂堂一位北大校长，对美国的教育还能不了解吗？以这样的权威身份断定美国教育“一塌糊涂”，还不是一言九鼎吗？这是一个典型的利用权威身份乱发谬论的例子。
逻辑性以及其他谬误第三类可称之为“逻辑性谬误”，与古典修辞学所讨论的logos有关，这些是非形式逻辑谬误中最为狭义的逻辑谬误。
1草率概括与以偏概全
在证据不够充分时，就下普遍结论。例如，因为某些专家不讲事实，就把专家全部称为“砖家”。许多的成见或偏见都是因草率概括造成的。成见或偏见就是在握有充分证据之前，便先有了确定的意见和看法。许多社会、政治、人生的“迷信”也是草率概括的结果。迷信的定义就是“在存在反证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例如，有人坚信，就算毛泽东在反右、大饥荒、“文革”等运动中犯下了错误，今天也仍然“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大旗”。就算根本得不到医学上的解释，也相信红歌可以唱醒陷入脑昏迷的病人。草率概括还包括不同形式的以偏概全，例如，因为民主制度中的一些问题就否定民主，或者在讨论这种制度时专挑坏的来说。
2推不出
推不出包括多种不同的理由与主张之间的脱节或缺乏联系。有的推不出是因为逻辑跳跃，例如，“这个学校的师资是全国最强的，因为有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这里任过教”。有的推不出是因为使用了与主张无关的理由，例如，“我不该在这门课得C，因为我在别的课上得的都是A和B”。还有的是推理缺乏可靠中介，例如，“戴鼻环的人真恶心，应该立法禁止在公共场合戴鼻环”，“靡靡之音令人意志消沉，应该加以禁止，引导人们唱红歌”。除非说话的人能证明“我不喜欢的，法律都应该禁止”的合理性，这类要求就是犯了推不出毛病的谬论。
3不可靠的因果关系
又称“事后归因”、“假性因果”，由于一件事发生在另一件事之前，所以成为另一件事的原因。因为鸡叫了天就亮了，所以天亮是因为鸡叫。许多迷信也是由于对真正因果关系缺乏知识而造成，例如大年初一说了不吉利的话，一年都要倒霉。这种低级错误不是只有没文化的人才犯，有学者就提出前30年后30年的理论，坚持认为毛泽东时代的前30年是之后30年改革开放的预备阶段。
4 错误类比
许多的类比都是描述性的，斯泰宾（L.Susan Stebbing）在《有效思维》中说，比较的目的“不是为了解说或说服，而是为了让人欣赏的”。在说理中运用的类比并不是理由或证据，而只是说明与解释，“用类比做论据，主要是用来劝说别人接受一个结论，或者启发对方，让他在新的光照下看清当前的情况”。好的比喻让人觉得愉快，并印象深刻，英国哲学家培根很擅长于这么做，他说：“金钱如厩肥，铺开才有用”，“怀疑在思想中间犹如蝙蝠在众鸟中间，总是在半明半暗之中飞舞”。约翰逊博士（Samuel Johnson）说：“好的比喻既能说明一个道理，又能抬高这个道理。但粗俗不雅的类比则会削弱说理的说服力，因为它会同时造成不良的信誉和不快的情绪”，例如，“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或者把人比喻为“苍蝇”、“豺狼”就会有这样的效果。
5非此即彼
亦称黑白谬误，只考虑极端，而故意隐去所有中间的可能，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例如，“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又如，“用中华武德压倒军队国家化”，中华武德和军队国家化这二者为什么非要互相压倒不可？为什么不能相互并存？
非此即彼经常与敌我对立两分论结合在一起，例如，有的后殖民理论持“非中即西”的观点。其实，这个世界并不是按中西划分的，有许多非中非西的国家，“两方”中的各一方也不是铁板一块。又如，“坚决不搞西方民主那一套”，好像民主一沾上西方，有道理也变成了没道理，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欺骗手段”，不可能对人民有保护作用。
连一些学者的所谓的“中西比较”也都落入了非此即彼、非白即黑的陈套，例如，一位教授在《中国的“三和文明”应与西方的“三争文明”互补》一文中写道：“中国不是好战的国家，中国文化是一种和谐文化。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究竟是什么？在我看来，是‘三和文明’——在家庭是和睦，在群体社会中是和谐，在国际间是和平！但中国文化已经被边缘化了，这导致‘三和文明’的声音不仅没有放大成为国际的声音，反而成为中国落后僵化保守的说法，进而成为西方妖魔化中国的理由。”
中国真的有什么“三和文明”吗？中国的家庭都是和睦的吗？西方就没有和睦的家庭了吗？中国的群体社会真的是一派和谐而没有矛盾冲突吗？中国人不喜欢打仗吗？与别国之间也都只是和平相处吗？一口咬定中国“不是好战的”，是否就可以因此一笔抹去血腥内战的历史，一下子变成一个与喜欢侵略和战争的“西方”完全不同的爱好和平国家？
6滑坡推论
常常用于预言灾难性的未来——“如果……那就……”。例如2011年10月，《南风窗》采访《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书的作者，这位作者断言，中国不能接受普世价值，因为“实行普世价值的后果就是分裂”，“有人作过研究，178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没有一个搞普世价值成功了的”。且不论这178个是哪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普世价值指的是哪些价值，不成功的标准又是什么，单就预言中国会“分裂成七块八块”而言，就可能有这样的滑坡推理。称之为“滑坡”，是因为每一步都还没站稳，就急着走下一步，一路滑向结论，打滑的每一步都包含某些缺乏解答的疑问：
1. 不接受普世价值（疑问：指哪些价值？中国人的所有价值都与普世价值无关吗？）2. “普世价值不符合中国国情”（疑问：中国人不喜欢普世价值中的任何一种价值吗？普世价值是捆绑成一堆的，还是可以分别并加以选择的？）3. “所以普世价值必然对中国造成破坏”（疑问：为什么一定不利于或会伤害到中国？具体会造成怎样的政治、社会、文化伤害？）4. “伤害必然造成分裂”（疑问：什么是分裂？不同意见、不同看法，甚至不同政治见解就是分裂吗？）7乞求问题乞求问题就是论证的前提里偷藏了一个不可靠的结论，把一个本来有问题的看法当作确实的结论，这也是一种循环论证。如：“西方民主绝不能用于中国，因为中国不是西方”。又如，
前提： 放松对社会中自由言论的管制，就会让污泥浊水沉渣泛起。（已经把自由言论与污泥浊水悄悄联系在了一起。）
理由： 不应该让污泥浊水沉渣泛起。
结论： 所以，必须对社会中自由言论进行管制。
8隐藏不可靠的假定
在“看法”（结论）和“论证”（理由）之间会有一些隐而不见，但不可不核查的假定。例如，“某某政府真好，因为它成就了全世界最高的GDP”。在这个理由和结论之间其实有一个不可靠的假定，那就是:凡是能提高GDP的，不管用什么手段，不管造成多少社会不公和腐败，不管多么专制独裁，都是好政府。这个假定把衡量好政府的标准严重单一化了。《中国不高兴》作者之一说，“中国GDP增长比美国高，所以中国比美国更有活力”，就是从这种不可靠的假定出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