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0年5月19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各地政府签订《2010年住房保障工作目标责任书》以来，新建580万套保障房民生“大单”的兑现进度就成了公众视线的焦点。而在最新出炉的2011年建设计划中，全国保障性住房建设目标大幅提高到1000万套，为督促地方政府完成这一艰巨任务，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近期将与各省级政府签订“军令状”，任务完成情况将纳入对地方政府的考核，但数字上的变化难以打消公众对于保障房建设效果的揣度，行政高压的背后亦拷问着保障房计划与结果间的距离。
一、打压房价的四发子弹
面对好像怎么打也打不下去的房价，政府又出台“最最严厉”政策了，住建部说2011年计划要完成1000万套保障房建设，而且给各省市也都下了“军令状”。1000万套这个事情一出来，我就又好奇了，我想搞清楚这1000万套保障房究竟靠不靠谱。像《让子弹飞》里那个黄四郎说的要“了然”，所以我们想“了然” 一下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从政府最近不断发布房地产行业“最最严厉”政策的行为上来看，这1000万套保障房也只不过是这一轮誓言调控房价的四颗子弹中的一颗。之后各地又强化了限购令，就拿北京来说吧，北京的限购令中明确规定本市户籍只许购买两套住房，外地户籍只有在北京纳税满五年，才允许购一套住房；除此之外，在中央政府的频频施压下，各地又给出了自己的房价调控目标，除了普遍承诺的不高过GDP和人均收入增长幅度之外，北京市政府更是明确提出新建普通住房价格与去年相比“稳中有降”；还有，上海、重庆率先开征房产税，更有专家建言说要把房产税推向全国。看到这四发重弹，各位是不是很高兴啊，觉得在这样的打压之下，房价下降是必然的。如果你真这么认为的话，我得提醒一下你，你想到的，未必是对的。为什么这么讲？我先跟各位分析一下这个1000万套保障房吧。
首先，我想请各位注意的是，政府是计划建设1000万套，而不是建成1000万套。以我的经验来判断，基本上是吹牛啦。我给各位看几个历史性数据，2009年全国保障性住房建设规模是260万套，2010年是580万套，2011年是1000万套，我们把这三年数据加一起得出的结果是1840万套。按这个数字计算的话，应该是平均每10个家庭中有一套保障房的，对不对？那我们应该很高兴，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希望。但事实是什么呢？事实是究竟建了多少保障房，我们根本不知道，也没有人公布任何的消息。但我们看到的是，房价仍然是一个劲地上涨，这么多保障房不知道去哪里了？这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我们的保障房建设现在究竟是怎样一个状况呢？我们就从2010年的580万套说起吧。住建部副部长说，2010年全国保障房计划的是580万套，结果是开工了590万套，但只完成了370万套。具体到地方，深圳规划的是16.9万套，结果完成了2万套，完成计划的十分之一多点；上海呢，规划的是从2008年到2012年，计划累计推出30万套。那我们看看2010年完成了多少，官方公布说是建成了200万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那么假设一户是60平方米的话，除下来的结果也就是3万套左右，和深圳一样，也是差不多完成了十分之一。如果深圳跟上海都只是完成十分之一 的话，我相信其他地方会更差。因此我们可以下一个大胆的结论，就是我们政府说2011年要建设1000万套保障房的宏伟计划，到最后能完工100万套就算不错了。
而且，各位晓不晓得建1000万套保障房需要多少钱？ 我告诉你，1.4万亿。1.4万亿是个什么概念呢？我再说个数据，对于现在我们各地方政府来说，土地出让金已经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对不对？那各位知道每年的全国土地出让金是多少吗？2009年是1.59万亿，2010 年是2.7万亿。也就是说，我们要把2009年所有的土地出让金，或者是2010年超过一半的土地出让金拿来建保障房，才能完成这1000万套的目标。各位认为这可能吗？反正我是很不乐观的。
除了资金的问题，还有土地供应的问题。有件事情让人感觉特别的滑稽，就是上海竟然声称说它们80%的土地都给了保障房了，并且还给出了具体数据，说截至2010年的10月20日，上海市总共供应土地948公顷，其中764公顷是保障房。各位晓得这764公顷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吗？很搞笑的，其中590公顷为动迁房，119公顷为经济适用房，还有41公顷的中小套型普通商品房，这样算下来，只有14公顷的土地是真正用于保障中低收入者的公租房。按照这种解读，在上海，可能除了“汤臣一品”，其他都是保障房。也就是说，基本上只有大别墅才不叫保障房。
二、保障房究竟差钱不差钱？
根据审计署的报告：2007年至2009年，19个省市筹集廉租住房保障资金1038.8亿元。重点调査的32个城市筹集廉租住房保障资金448.65亿元，这么点钱竟然还没有花完，到2009年底还结余了277.97亿元。按照这个比率，2007年到2009年全国廉租房投资应该在570亿元。要晓得，2007年到2009年，全国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一共92092亿元。廉租房的投资仅占0.6%。实际上远远没有这么高，因为廉租保障房资金很多是补贴形式发放的，不是直接建房子的。
最近审计署发布的一个关于政府投资保障性住房的审计报告，道出了我们一直很关心的保障性住房领域的真相。透过这个报告，我们发现保障房建设中竟然存在这么多漏洞，让人很担忧。比如说在调査的这些城市中，很大一部分廉租房保障资金根本就没有用来建房子，而是以补贴的形式发放的。然后还有一些租赁补贴也没有被用在住房改善上，而是变成了生活补贴。还有1.5亿元的保障性住房资金被挪用了。对于1.5亿这个数字，我有点怀疑，如果它后面再多加几个“0”的话，倒让人觉得更可信。要知道，从1998年做审计报告开始，对于中央部门私自截留和挪用的资金，每年公布出来的数据动不动就是几十亿，甚至上百亿。1.5亿 这个数字，根本不算什么。
我的意思其实是说，建保障房，我们根本不差钱。因为按照我们国家的规定，是要从每年土地出让金的净收益中抽出10%用于廉租房建设的。2009年的全国土地出让金是1.59万亿，按照政府规定提取10%的话，至少是1400亿，对不对？那么按照每平方米建筑成本为2000块钱的话，可以建7000万平方米。这还是按最高标准计算的，如果是在中西部地区建房的话，估计一平方米千八百块就够了，这样算下来就不止7000万平方米了。那各位晓得2009年整个中国竣工房屋的面积是多少吗？7亿平方米。也就是说，仅仅是用土地出让金，就可以向全国提供十分之一的房子，如果再算上住房公积金，以及其他一些地方财政的配套措施，我想每年新增住房中至少保证30%的廉租房应该没有问 题的。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我们地方政府根本没打算用这些钱来建保障房。地方政府更愿意建商品房。因为建商品房的话，地方政府就可以卖地了，地价越高越好，尤其是欢迎“地王”的出现，这样它们就可以收取更多的土地出让金。建经济适用房和“两限房”的话，地方政府也觉得可以接受，因为这些都是可以卖的，最起码能增加国内生产总值，而且地方政府在批准这个经济适用房的时候，是存在一些权力寻租的，因为你合格不合格它说了算的，这里面是有猫腻存在的。地方政府最不喜欢的就是建这个廉租房了，因为它不能卖，只能租给那些最低收入的人， 租金又那么低。这样子的话，对我这个地方政府来讲，既没有增加国内生产总值，又没有土地出让金，那我怎么会有积极性呢？有学者估算，由于建保障性住房带来的土地出让金损失，各地方政府加在一起，大概是3000亿元。这在地方政府看来，就好比是你割了我的肉，还不给我一些补偿，那我怎么可能干这种蠢事呢？
三、问责缺失，保障房谁来保障
以前我们媒体经常提到的一个提问就是，为什么建保障性住房这么难？我们各地方政府就用一种简单的或者粗暴的方式回答说：缺钱！那透过我们以上的分析发现，各地方政府根本就不应该差钱，各位是不是好奇钱都去哪里了？根据2006年我们中共中央党校下属的《学习时报》里面的一篇文章讲，我们地方政府一年的“三公”支出，就是什么公款吃喝、公款旅游，还有公车消费，加在一起就是1.8万亿元，如果我们能从这里面拿出个10%的话，也够建保障性住房，让全国老百姓居者有其屋 了。所以说，对地方政府来说，它不是缺不缺钱的问题，而是要看它干什么。如果是搞形象工程或者搞公务接待，它从来不喊缺钱。但是你要是说让它拿钱出来建保障性住房，那它肯定说，太差钱了。
客观来讲，我们的地方政府确实也差钱。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在没有问责制的约束下，我们的地方债务快要失控了。据中国银监会披露，2009年末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总额为7.38万亿元，2010年末为7.66万亿元。而根据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2008年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不过才2.86万亿元，即便算上中央的转移支出，地方的财政支出也才有4.92万亿元。我们再看看美国，即便是财政已经破产的加州州政府和地方政府2008年的总债务也不过是3410亿美元，而同期的财政支出是4120亿美元。按原加州州长施瓦辛格的话来讲，“加州的财政危机，不亚于欧元区的猪群国家”，严重的时候，不仅42.5万名学生失去了学费援助，而且加州公务员和大学老师的工资以及养老金也都发不出来了，最后连知名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都要带头减薪10%。
但是，我们再看看中美两国地方财政中各项支出的比例差异。美国加州财政支出中，教育所占的比例是26%，医疗和健康占16%，福利占11%，退休金占7%。而我们中国地方政府的支出之中，教育只占17.3%,医疗卫生占5.59%，社会保障和就业加在一起才占13.12%。那我请问，我们大部分财政支出都去哪里了？
【背景提示】
【《上海证券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省级政府将获税政管理权 土地财政或破解》的文章，文中写到：“十二五”时期财税体制改革思路已经基本形成, 其中，赋予省级政府适当税政管理权被列为重要任务之一；另外，正在进行修 订的《预算法》也将在地方发债规定上取得突破，在满足一定条件的基础上给予地方发债权。此外，财政部部长谢旭人近日撰文指出，对于一般地方税税种，要在中央统一立法的基础上，赋予省级人民政府税目税率调整权、减免税权， 并允许省级人民政府制定实施细则或具体实施办法。地税税种就包括营业税、 资源税和房产税等。】
我们地方政府每年有那么多的财政收入，为什么总是不够花？还背负这么高的负债率？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实施的是一种粗放的财税管理办法，而且还没有问责制。可以这样讲，只要我们现在的这种财税体制不改变，无论地方政府有多少收入，都不够花。现在在“十二五”财税体制改革中，提到了要将房产税交给地方自己管，同时中央放权给地方发债。
这还得了？也就是说销售税、房产税统统归于地方，甚至还给地方一个发债的权力。政府的目的是希望能够透过这种改变，来缓解土地财政所带来的各种危机。但是我可以大胆地讲，这个措施一旦推动，新的危机一定会产生。各位想想看，中央给地方政府更大权限的结果，只会导致它更大手笔地乱花钱，它还是不会建保障房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没有人问责。怎么问责？比如说你这个地方政府该建多少保障房，到最后真正建了多少，在面积上都应该有个硬性指标，而且这些都应该纳入对官员的考核中。只有这样，我们的官员才有动力去干这件事。
其实，也不能说我们的保障性住房建设没有指标，只是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哪个城市在任何一年完成过指标，这是个有趣的现象。各地政府似乎是心照不宣，采取了共同的行动，大家都不完成。如果只是个别城市没有完成，我们还可以理解，可以说它贯彻政策不力。但如果说所有的城市都不完成，而且是年复一年地都不完成，这个问题就严重了。想想看，所有人都不完成的指标还叫指标吗？出现这种状况，其实也是很可怕的。如果说各地方政府没有经过商量，步调就如此地一致，这种状况实在让我们难以理解。
四、保障房究竟保障了谁
【背景提示】
【日前有网友曝光，身家数千万的上市公司前高管的儿子李世雄，通过了深圳第二次保障性住房终审，引起巨大争议和质疑。李世雄在接受采访时说，“我爸确实有资产，但他的是他的，跟我没关系。”依照深圳此次保障性住房的申请条件，成年子女可以单独申请保障性住房，资产只计算申请者本人及共同申请者的。从法律政策上来看，无论李世雄的父母多么富有，只要李世雄本人的资格符合条件，就可以申请。但是客观来讲，深圳的公示制度其实已经相当完善，申请人的所有资料不只是贴在社区的门口，而且可以上网检索，可以公开讨论；复审时间也非常充分，经过长达6个月的马拉松式的排查，已经剔除了1472户不合格者。】
我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深圳出现了富二代通过保障性住房终审的现象，那它算不算最坏的地方政府？ 透过我们的调研分析，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各位，相比较其他城市来说，深圳已经很够意思了。因为在各地方政府只是假惺惺地说要建保障房的时候，深圳市政府就已经开始给老百姓建保障性住房了，而且深圳也没有把什么动迁房之类的数据算进保障房。更重要的一点是，在深圳只要是享受市民政部门核定的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申请者，在没有房子的情况下，都有资格申请廉租房。再看看其他城市，比如上海，最近上海出台了一个所谓的“善政”，给人的感觉就是虚伪，大概意思是说持有两年以上《上海市居住证》，并且连续缴纳社会保险金一年以上的流动人口就可以申请保障房。但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上海市外来人口大概有600万，但截至2009年的数据显示，只有20万人参加了社保，仅占3.3%。所以，我想请问，你上海出台这个政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你这不是忽悠老百姓吗？你还不如不做，那样我们 老百姓也就认命了，你现在天天打雷，就是不见下雨，不是更让老百姓觉得无奈吗？
再说说北京，北京的政策规定申请廉租房的家庭人均月收入必须低于580元。这太搞笑了，因为目前北京市的最低工资都已经上调到了1160元，也就是说，对于由两个人组成的家庭来说，只要其中一个人有工作，这个家庭就失去了申请资格。而三口之家，如果夫妻两个都有工作，也没有资格申请。其实，如果说当地政府真是按照这个标准严格执行的话，那我们老百姓也就认命了。但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我给各位举几个例子，2009年9月份，当时北京宣武区的一户经适房备案家庭，公示的身份证号码是18个1，网友称为史上最牛的身份证号码，这个人叫高明显，他的名字同时还出现在廉租房的申请名单里，他的身份证号码是18个0。我觉得，如果他去买商品房的话，他也能开出证明，证明自己一个月有10万块的收入。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应该享受保障性住房的人没有享受到，而没有资格享受保障性住房的人，倒凭借某种特权享受到了。各位晓得天通苑吧，它是北京最大的经济适用房小区，有一个现在已经去世的很有名的相声演员，为了表示尊重，我就不说他的名字了，他在天通苑就有10套房子。更让人无奈的是，这种情况还不是少数。所以说，我们现在在一些经济适用房小区里经常可以看到很多开宝马、奔驰的人。还有一些官员，也凭借手中的权力，弄了好几套，甚至几十套保障性住房，这些现象都已经被披露出来了。还有更搞笑的，2010年北京市东城区申请经济适用房的人，有20户家庭收入是0，资产是0。那我请问，如果你既没有存款，又没有收入的话，那你怎么买得起经济适用房？
透过我们以上的比较发现，深圳市政府不一定是全国最好的，但肯定不算最差的。那为什么老百姓对深圳骂得这么凶呢？而且根据网易的网络投票调査，反对深圳市政府现在的保障房项目的网友竟然高达70.6%。 而网友支持的建议是什么呢？排在第一位的是我提出的重庆模式，“禁止保障房项目上市交易，只能住不能卖”；排在第二位的还是我提出的重庆模式，“建更多的公共租赁房，而非保障房”；排在第三位的是我一直以来呼吁的严刑峻法，“加强对弄虚作假者的打击力度”。
各位晓不晓得，在西方国家那里，廉租房或者公屋建设是社会的首席“稳压器”，因为充足的廉租房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房价的大起大落。所以说，现在我们应该做的是大力加强廉租房建设。政府应该停止建设经济适用房，反正买得起经济适用房的人都是租得起房的，对不对？那我们就把所有的建设经济适用房、“两限房”的资金都拿出来，去建这个廉租房。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除了廉租，我们还需要廉住。我们现在的廉租房建设存在不少误区。首先是廉租房的位置，我们恨多廉租房都是建在郊外的，而不是在城中心。在这种状况下，各位会选择廉租房吗？我看大多数人都不会，包括很多低收入者，因为大部分人都是在市区的中心或靠近市区的地方工作的，如果在城乡结合部或者城郊去租这个廉租房的话，他进城就很不方便，那怎么工作呢？ 其次就是小区的贫富分化概念很严重，高档小区和廉租房小区的区别非常明显，这就让大家产生一种普遍的感觉，廉租房小区似平就是一个准贫民窟，只有没钱的人才会住在那里。就拿2005年的法国大騷乱来说吧，那次的示威游行几乎震惊了整个世界。各位晓得是什么原因吗？就是因为政府在廉租房，或者说公屋方面的决策失误，它把贫民窟或者说是低收入者安排到了城郊，而富人在中心区。而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其实就是对低收入者的一种羞辱。
在这方面，美国就做得非常好。在美国，房产开发商在开发一个社区的时候，必须保证在这个社区里，有25%是廉租屋，这是硬性指标，而且是一刀切的，所有的居民区都是这样要求的，也就是说，他们都是贫富混居的。我这里有一个数据，美国现在修建了大概130万套公共住房，包括廉租房，其中74%是建在市中心的。除此之外，美国还为低收入家庭提供租房补贴，如果说房租超过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一的话，政府就会给差额补贴。也就是说，在美国你只需拿家庭总收入中的30%来支付房租，如果不够，就由政府来帮你支付。截止到2004年，美国已经补贴690万个家庭了。
我们正好相反，在北京、上海这些地方，不仅房价高得离谱，租房子的租金也高得吓死人。对于在这些城市的打工者，还有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买不起房子也就算了，现在是连租都租不起。可是我们都晓得，一个城市要想有发展前途，就得不断地吸收聪明的年轻人、勤奋的年轻人过来，如果这些年轻人连房子都租不起的话，他们还会来这些城市吗？而如果一个城市留不住年轻的血液，就会失去活力，那还能是一个有希望的城市吗？
五、“排队理论”：让我们由幸运到幸福
透过以上分析，我们晓得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把住房问题全部解决。那怎么办呢？我给政府的建议是，首先要建立排队秩序，制定合理的规则，还大家一个公平。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既然不能让所有的老百姓同时住上房子，那就应该有个顺序，就要排队。怎么排呢？当然需要先制定一个能让老百姓都接受的规则了。如果想让老百姓满意，就必须让老百姓参与进来，而绝对不是说找几个专家，关起门来一商量就可以了。 而且，要考虑的因素很多，比如说家庭人口、收入水平、纳税记录、有没有小孩、老人是不是需要特别照顾、有几辆车、有多少存款、有多少股票，等等，然后对列出的每一项都设置相应的权重，最后出来一个总分。 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公平，因为每个人都能算出自己是多少分。然后再根据分数的高低排队等候。比如说，现在市政府能提供5000套房子，那就是得分在前5000名的人先入住。因为政府每年都会提供一定数量的房子，所以大家按照自己的分数轮候就行了。我们假设一个25岁、 月收入5000块钱的小伙子在进行相应的计算之后得出的分数排名，让他很清楚地知道自己两年后能入住廉租房。在这种状况下，让他现在去市场上租房子，他就没有什么怨言了，因为他知道有比他更需要房子的人，大家是公平的。同时，政府还给自己臝得了建廉租房的时间。香港特区就是这样的，大家基本上清楚知道自己要多久能住上廉租房。
但是我们现在的政策是什么？是摇号。各位晓得通过摇号得到房子的老百姓是什么感受吗？央视就采访了一位，这位说，感觉很幸运。在这里我要提醒各位，这哥们儿说的是幸运，而不是幸福。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一字之差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政策完全错了！其实我们老百姓的要求并不高，也没有提明天就要拿到现房之类的要求。老百姓要的是什么？就是上面说到的一个稳定的排队预期，你得让老百姓知道，他究竟什么时候能拿到保障性住房，这样他才能安心地等，而不是说一天到晚地想着自己什么时候能幸运一回，能摇上号。
当然，我们的错误不止这个，还有保障房的定价问题。我们的保障房是怎样定价的呢？基本都是市价的80%。也就是说，定价是浮动的，而不是固定的。这不是很搞笑吗？我们现在市场上的房价这么高，按照这个标准定价的话，老百姓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买得起保障房了。
那保障房要怎样定价才是对的呢？我觉得新加坡的方法值得我们借鉴。新加坡对保障房的定价既不是根据建房子的成本，也不是根据市场的价格，而是根据居民的收入来确定的。它有一个总的原则，就是要让70%的家庭能够买得起三房式的组屋，相当于我们的两室一厅，价格相当于家庭年收入中位数的四到五倍。
【背景提示】
【据囯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在从2000年至2009年的10年时间里，全国房地产企业一共购置占地面积近33亿平方米的土地，而在这10年内全国房地产企业完成土地开发面积仅有近21亿平方米，这意味着仅仅这10年出让的房地产开发土地，就被房地产开发企业“雪藏”了近12亿平方米，这足够全国开发6年。而潘石屹更是爆料说开发商囤地足够开发151年。】
我们现在的房地产市场为什么这么乱？就是因为这些搞房地产的商人都抱有一种投机的心理。开发商为什么囤地？因为他们在赌，跟政府赌，赌的是保障房的建设究竟能不能落实，或者能不能持续搞下去。开发商为什么会捂盘惜售？是因为我们的宏观政策很不稳定，变化很快， 对房地产的态度一会儿紧一会儿松，地产商都愿意钻政策的漏洞，抓住对他们来说最有利的机会，把房子卖出去。所以说，要想有一个健康的房地产市场，不仅要让老百姓搞懂“排队理论”，更需要让这些搞房地产的商人学会排队。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向美国学习，就是你开发商在开发一个小区的时候，必须保证一定面积的廉租房，美国规定的是至少三分之一。我们也要有个合理的硬性规定，并且严格执行，如果你开发商不承担这个任务的话，你就拿不到地。这个措施一旦形成规矩，开发商就认命了，就不会再出现囤地和捂盘惜售的现象了。
还有一点是我必须强调的，那就是建保障房的钱说到底是非保障房提供的。即使是在保障房制度非常完善的新加坡，也有乌节园、Boulevard Vue、CYAN、Jardin等这些豪牮物业，这些房子的价格换算成人民币的话，每平方米至少十多万，甚至数十万，跟中国香港最知名的高层豪宅区西九龙价格差不多。但是这些豪宅，在市场上却卖得很好。透过这个现 象，我们发现，一个真正健康的房地产市场不仅要保障一般老百姓有房住，还要保障给这些保障房提供财政支持的非保障房市场的兴旺！
我之所以说，凡是像上海一样大张旗鼓地宣传保障房的一定是错的！是因为这样只有两种结果：一种是保障房提供的不够，房价会在经过短暂观望之后再次疯狂上涨，然后所有没有房的老百姓都会骂你政府官员无能；另一种就是你提供的保障房太多了，导致商品房卖不出去，结果土地出让金收入大减，到最后政府没有钱继续建保障房了，商品房价格也会因此大跌，然后所有买了房的老百姓都会骂你。所以说，保障性住房建设对政府的公共政策水平要求是很高的，中国香港失败了，美国的房利美和房地美还没走出破产的阴影，你凭什么相信你能像新加坡一样幸运呢？
【延伸阅读】日本的反省：依赖美国的罪与罚
近几年来，日本企业的收益状况持续改善，2007-2008财年所有东证一部的上市企业实现了连续六年的增产增收。
对此，有人用“日本企业通过结构调整和改革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来解释。早在2005年也有一种主流的说法—— “日本已经走出了长期不景气的低谷，开始步入新的增长阶段”，作为该看法的印证，股指也从2005年起显著回升。伴随股指的回升，“今后是日本的时代”这种声音也时有耳闻。
企业实力增强的重要表现是与其他企业相比有自己的独特产品，并以此提高产品的附加值以获得非价格竞争力。如果日本企业实力真的增强了，因汇率变动导致企业收益大幅度下滑的现象就很难理解；因美国金融危机导致日本的股价跌幅大于美国的现象就更难以理解。
“改革改变了日本”的说法只不过是一种诓骗，日本经济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好转。出口增长不是通过提高日本出口产业自身竞争力来实现的，而是通过扩大出口量和日元贬值来实现价格竞争力的提高。
日元汇率在1970年夏季达到了历史性的低点，从实际汇率（名义汇率除以各个贸易对象国相对于日本的消费品价格指数）上看，1985年“广场协议”前日元呈贬值趋势。
由日元贬值导致出口增加，自然会提升出口关联企业的业绩，另外美国住宅价格泡沫也助推了汽车消费，所以说景气复苏的基础是十分脆弱的或者说是被贴了金的。这是此轮股价暴跌的原因之一。
世界需求会随时间的推移而恢复，可是汇率恢复到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是不可想象的，日本出口产业的出口业绩恢复到数年前的高点更是不敢想象的，这也是日本股价下跌的原因之一。
制造业正经受着双重打击，其一是世界需求（特别是美国的需求）减少导致销售额萎缩，其二是因日元升值导致的利润降低。尤其是日本支柱产业——汽车制造业受到的冲击更为严重，也宣告了日本支柱产业的现行商业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由此可见，“日本股价暴跌与日本经济本身没有直接关系，只是受美国景气衰退的间接影响”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应该说：“日本不是受美国的影响，而是美国金融危机的参与者。”
本文摘自[日]野口悠纪雄的《日本的反省：依赖美国的罪与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