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23曰，北京治堵方案公布，这一襄括了28条治堵细则的方案，仅仅公示一周时间就宣布实施。细则中的摇号上牌、征收拥堵费等多条措施均倍受诟病，民众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圣诞礼物”显然并不中意。而在广州，《亚运后广州中心城区缓解交通拥堵方案（讨论稿）》也在本月提出，各界对此评价不一。有学者认为广州的治堵方案更显人性化，但也有评论指出《讨论稿》中看不见具体做法，更像是一个思路。何时能够不再堵车，已经成为人们对“幸福”的又一期望。
一、新政后，不堵车堵心了
现在，在我们中国的各大城市，堵车基本成了普遍现象。我们的网友还对每个城市的堵车现象做了个总结，简直太形象了！他们把首都叫“首堵”，上海是“一上路就堵”，广州是“广泛地堵”，深圳是“深度地堵”，成都是“成天堵”，重庆是“重复地堵”……我们首都就这个“首堵”出了一个新政，在2010年12月23日公布出来，也算是给大家一个“圣诞大礼”，名字很长，叫做《关于进一步推进首都交通科学发展 加大力度缓解交通拥堵工作的意见》。对此，我们的网友又调侃说，现在不堵车，堵心了！
【背景提示】
【在北京公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首都交通科学发展 加大力度缓解交通拥堵工作的意见》中，通过28项涉及“建、管、限”的综合措施治理交通拥堵，包括从即日起开始实施《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今后，北京将以摇号方式无偿发放小客车牌照指标。新一年度指标为24万个，这一数量只相当于北京目前两到三个月的机动车增长量，比2010年北京市新增机动车数量减少了70%。】
看到北京这个方案之后，我是拍案称奇，这么差的方案也能想得出来，我真是万分地佩服。这次方案的出台，也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广泛地征求意见”了，就是说征求了3000个人的意见。什么叫做“顺民心，为民办事，得到群众的广泛拥护”呢？就是只有5.8%的人反对，而有94.2%的人都是支持的。而且，更搞笑的是，一个月放2万个号，如果这次你摇不到的活，就下个月再摇。你晓不晓得，这样积累下来是多少人？我们看下这个比例，截至2011年1月8日，首轮的申请指标结束，共收到21万个申请，然后摇中的比例相当于12比1，也就是说，每12个人只有1个人能摇到。但各位别忘了，这些摇不上号的人，是要参加下个月的摇号的，再加上下个月新参加摇号的人，这个比例就不止是12比1 了，如此积累下来，到最后都有可能是好几十比1。可能一个人摇了三年，都摇不上。不过还好，人家说了，对于这样连续三年都摇不上号的人，因为考虑到他的痛苦，相关部门可以考虑直接给个号，也算是个安慰奖吧。但这也只是个传说，还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么个安慰奖呢。
而且，各位注意到没有，难道北京堵车就是因为私家车吗？那我请问，政府部门的那些公车呢，那么多的公车不是制造拥堵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吗？北京市自己就承认说北京有70万辆公车，但是我告诉各位，这70万辆既不包括中央各部门、部队，也不包括国企，如果把这些都算上的话，估计北京差不多有200万辆公车。北京市的机动车拥有量一共也才470万辆，现在是公车占了将近一半。
另外，我觉得，我们在治堵方面陷入了一个误区，总是先想到怎么限牌，怎么限行，出发点就是减少路上的车的一个数量，让人感觉很奇怪。可能是因为我经常在香港和内地之间来回跑，通过对比我就发现，其实香港的道路还没有北京宽，而车也很多，但它就不怎么堵车，而且大部分时候开得还都挺快。我们做不到的事情，香港做到了。
二、香港的“三七定律”
所以，我想跟各位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堵车经济学。它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要降低汽车的密度，而不是减少汽车的数量。我给各位看个数据好了，就以平均每1000人所拥有的道路长度为例，中国香港是0.29公里，新加坡是0.91公里，北京是1公里，日本是9.34公里。从这个数据来看，北京跟新加坡差不多，应该并不拥堵，最起码应该比香港好得多。但是如果只算北京市区的话，就是四环之内，就会发现不一样了，北京市中心区的道路占全市道路大概不到22.5%，其人均里程大概只有0.225公里，基本是全世界上最短的，密度高达每公里680辆车。各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如果我们按照每辆车长度为4米来估算的话，一辆车的位置竟然要停3辆车。拥堵到这种程度，简直太可怕了！
而香港虽然每1000人拥有的道路长度只有0.29公里，但是它有个“三七定律”。就是说，私家车占七成，公交车占三成，但平时真正上路的时候，却是公交车占七成，私家车只占三成。因为大部分的私车车主平时上下班都选择公交工具，他们只有在节假日才会把车开出来。经过这样一个调整，我们发现香港每公里的密度大概只有133辆车，是北京的五分之一。
现在问题就出来了，以最后这个数据来看的话，它的密度是每公里133辆车，那香港是怎么做到的呢？这个非常有意思。我们先做个对比，先说北京，我们内地的城市基本都是先有城市，之后才开始建地铁。但香港和我们内地完全不一样的，香港整个城市的规划不是从今天开始的，而是很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它一切的规划都是以地铁为主导，基本是地铁开到哪儿，房子就盖到哪儿。所以说香港的地铁公司才是最大的地主，因为它经常拍卖地块，价钱卖得挺高，但卖得还都挺好。因为房子靠近地铁的话，都是很好卖的，这个我们北京的民众深有体会。而在地铁边上居住的居民因为可以直接到楼下搭乘地铁，很方便，所以他们碰到拥堵的时候，情愿坐地铁，而不愿自己开车。这也就是为什么有70%的私家车，但实际上路的却只有30%的原因所在了。
当然，光靠这一点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还要有其他相关措施的配合，才能真正地治堵。香港还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值得我们内地借鉴，那就是把市中心最堵车的地方调节好。比如说，我们去汇丰大厦、中银大廈，或者置地广场，这些都是中环的市中心。在我们的印象中，在这些大厦里面办公的人，或者去这些大厦的人应该都是有钱人，肯定要自己开车的，对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应该有非常完善的地下停车库， 至少也要有地下三层，还可能有地下五层。如果你这么认为的活，那你就错了，因为这三栋建筑根本没有地下停车库。各位觉得很奇怪吧？难道它不让大家停车？你还真说对了，它就是不让你停车。为什么？因为它们做研究发现，如果在市中心搞个地下停车库的话，车子开过来要转一圏才能进去停车，这么转一下的话，就制造拥堵了。所以说为什么不要有车库？就是要避免拥堵。而且还不止这几个大厦，香港的地标性建筑基本都没有地下停车库的。
可是各位再看下我们中国内地的各大城市，比如北京，北京的治堵方案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举措，就是在北京市中心的几大医院、几大银行都要建大型的、公共的停车库，说要建20万个车位。这不是自找麻烦吗？20万个停车位，这么多车停进去的活，是不是每辆车都要停下来拿停车卡？拿卡的话，是不是就需要时间？那后面的车是不是就要停下来等？然后，再后面再停住，这么多车一起停下来等，怎么可能不塞车呢？
除此之外，北京的治堵方案还产生了很多副作用，比如说像2010年底，限牌摇号新政实施之前，在北京的4S店排队购车的人特别多。其中有一个哥儿们去买宝马，排队排不上，一怒之下，拿个锤子把宝马的窗户砸破了，说这个车没人要了吧，我付维修费2000块，然后把这个车开回家了。大家抢车竟然抢到这种程度！北京还有一个措施叫错峰上下班，就是说北京市的单位，原来是上午8点半上班，现在可以9点上班，中央直属单位的话，还是8点半上班，这个措施实施不久问题就出来了，因为上下班时间不一样，有些工作根本没法进行。
三、由“买车光荣”到“用车可耻”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这个北京堵车其实也符合经济学的原理。 你看，过去我们政府是主张大家买车，那是因为汽车工业是中国的支柱产业，所以说，过去是“买车光荣”。现在呢？是在告诉大家“用车可耻”。你用车就是不注重环保，就是违背了低碳生活的理念。然后政府又透过提高油价、提高停车费之类的措施来限制你开车。当然，这些措施出来之前同样没有举行听证会，因为不需要征求我们老百姓的意见，它们需要的是什么？是由我们老百姓来为它们买单。
而且，无论油价多高，停车费有多贵，对公车来说，这都不是问题。你看现在，我们有200多万辆公车行驶在路上，公家的油、公家的车，还有表面上不是公车，但其实费用都是可以报销的，实际上也算公车的。而且一般来讲，公车的使用频率非常高，你去其他单位办事要用车吧，你去医院看领导也需要用车吧，并且，公车要去的地方一般还都在市中心，因为党政机关、学校、事业单位、医院这些比较重要的、需要经常去的地方都集中在市中心。你看现在北京的协和医院、北医三院都在扩建，名字居然就叫“高干病房”，不仅房子盖得很高，位置还都靠近机关。我们老百姓呢，为了看病，也要到这些地方去，不管市中心有多挤，你都要挤进去，要不然你就找不到好的医生看病。还有那些学校，非常好的学校，所谓的重点中学，也都在机关的周围。也就是说，全国的资源都集中在北京，而北京的资源又都集中在市中心。
同样的问题，香港就解决得很好，它是怎么做的呢？在香港除了像中银大厦、汇丰银行之类的必须在市中心的，其他功能区都在尽量往外移，比如说购物广场，沙田也有，别的地方也有，这样规划的话，就可以把人疏散开来，把人移出去，交通问题自然就解决了。北京可倒好，基本都反着来，比如说朝阳区东扩，海淀区中关村北移，也叫北扩，西城区搞个金融街，东城区搞个20平方公里的什么地下城，然后丰台区又搞个城南区。也就说是，原先在市中心的功能区，不但不移走，反而继续扩大，继续增加人流、车流，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越来越堵。因为这完全违反了堵车经济学的原理，这一原理就是减少汽车的密度。
还有一点香港也做得特别好，那就是它的公交系统很发达。除了香港，还有法国的巴黎、英国的伦敦，公交系统都非常完善。而且，对这些地方的人来说，乘坐公交是很正常的事情，不牵涉到什么身份地位。前几天有一张照片，纽约市长在地铁里面，旁边的乘客见了他也都没什么感觉。还有，瑞士的总理也乘坐地铁，丹麦的首相骑自行车等等，都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也没有什么丟人的。再看看我们的官员，哪怕是一个处长坐一次地铁，如果被人知道了，他都会感觉很没有面子。
不过，我也理解，我们很多人不愿意挤地铁，也并不完全因为面子问题，而是因为我们的地铁很不方便。看看我们这个地铁的设计，比如在北京，我们从5号线倒到1号线，基本上是小1公里的路程，差不多要走10分钟的。真不知道是谁设计的，一点儿都不人性化，为什么非要搞得这么复杂呢？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很多地方政府根本就不愿意为我们老百姓着想。更可怕的是，我们的官员跟我们的专家学者总认为自己比老百姓聪明，各位晓得他们是怎样拟订方案的吗？比如前面提到的北京出台的28条治堵方案，就是几个官员找几个所谓的专家，然后闭门造车地把这个弄出来，完全不征求老百姓的意见，然后用一周的时间来公示，之后就开始实施了。如果你赶不及在这之前买车上牌的话，你就只能怪自己倒霉了！
四、“享受堵车”：谁动了我们的权利
所以，不知道各位发现没有，在我们的行政体系里面，政府部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效率很慢，但有些事情效率可不是一般的高。通常情况下，只需要经过几个或者十几个部门通力合作，就把事情搞出来了。但奇怪的是，即使是这些部门之间也是没什么协调的。还拿北京治堵这个方案来说吧，政府部门就采取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先弄出个方案，之后就把它报到国务院去了，让国务院先批复，把这个方案上升为一个文件之类的有权威性的东西，之后再征求民意，那我们还能提什么意见？包括媒体也不能提什么反对的意见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程序走下 来，这个东西就公布出来了。
还有我们的四大医院，就是解放军总医院、同仁医院、人民医院、北京医院，规定说要加快投入、加大建设，实行特许经营，还要建四个超大停车场。那我请问，你打算怎么协调？谁来加大投入？谁来加快建设？ 谁来做特许经营？特许谁经营？还有，你这个超大停车场准备用谁的钱建？是不是纳税人的钱？哎哟，你说要搞一个特许经营，这个口号倒挺好听的，可是到最后，我们发现搞得乱七八糟。为什么？就是因为各部门之间毫无协调的。但是如果你到香港的话，你就会发现香港各部门间的协调分工是非常明确的，比如说规划处跟运输署专门负责系统的设计，路政署负责的是道路建设，还有这个工程署和警务处，它们负责的就是给这些道路系统提供一些在交通及土地规划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而且这几个部门一直是这样子整合在一起分工协调的。
当然，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是需要时间的，可能从我们政府部门的角度来看，这些部门彼此协调的效率太低了，出台一个所谓的政策，或者所谓的治堵方案根本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要知道，香港的市区有40年的长远计划，它只要解决了汽车密度的问题，基本就解决了堵车的问题了。 我们内地呢，比如北京，它的规划都是荒谬的，总是拿道路和车辆做文章，根本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我们是怎么做规划的？首先是各个部门商讨一下公车怎么限，因为它们可不想把自己限了，所以得先把自己摘清，然后再出台相关的政策。这样做公平吗？想想看，已经有车的，那就有车了，可对于没车的人来说，实际上是限制了他们买车和开车的权利，你有权力这样做吗？那怎样做才叫公平？就是不要限制人们使用私家车，你就让大家买车，一直买到所有的人都在路上走不动了，大家都愿意坐下来一起想办法了，这个时候才是公平的。公车首先就要被限制，凭什么你就可以坐公家的车？而且，如果老百姓都堵在路上，你领导到了单位，到了办公室里，你领导谁呢？所以说，北京要大力发展公交的话，首先就应该让我们的官员去坐公交。
有意思的是，实际上害怕堵车的，更多的不是老百姓，而是我们的官员。你想啊，官员一上班之后，就要开着车到各个单位，中午可能还要去喝酒，有的晚上还要到歌厅去唱歌。还有他们的司机，可能还要开着公车去办自己的私事，所以他们更觉得堵车可恨。而我们老百姓绝大部分都是按点到公司，甚至提前。那作为老百姓来说，是不是应该有“享受堵车”的权利？就是说，堵车我不怕，我就喜欢坐在车里看着车在堵，你要尊重我这种权利！这样子才公平嘛。
在这点，其实上海做的也不错，以上海最繁忙的延安高架为例，我基本每天都路过那里，绝对没有像北京这么堵，虽然它应该是上海最堵的地方。你知道它是怎么做到的吗？一旦堵车，交警可以封闭所有交流道，不让你上，只让你下，这样的话，顶多几分钟之后就不堵了。在北京就不是这样了，可以说哪里有交警，哪里就添堵。不过，也不能怪北京的交警。要知道，北京的官员很多，北京的一个部委就相当于整个上海市的行政系统了。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不同地方的市民有不同的行事风格，而这种风格又决定了各个地方政府的决策方式。比如说，北京的市民是自觉地拥护北京市政府的政策，你不征求他的意见，他也无所谓。而上海呢，恐怕你是要征求一下市民的意见，让他们之间有个互动。广州市政府算是比较有雅量的，还能容纳批评的声音。
五、“天下忧”，我们还在乐？
在我们内地的治堵方案里，广州的方案算是比较成功的了。我对广州的方案也做了一个比较深入的调研，它基本上符合了我所提出的堵车经济学，就是减少市中心车辆的密度。怎么减少？从广州方案里我们看到它要做的几件事情：第一，推进两个新城区，还有六个配套城区的规划建设，就是实现抽离功能，把人从市中心抽离出去。这个刚好跟北京的做法相反。第二，重新整治货运中心、批发中心，实行剥离，把大量的功能拉出去。第三，鼓励建设外围停车场，而不是鼓励建设市中心停车场，比如说30%的停车场可以预约，50%的可以信息共享等等，就是把市中心最拥堵的密度稀释掉。这样的规划还是比较合理的。当然，关键还是看执行，我希望看到广州市能够彻底执行。
【背景提示】
【广州方案的四大争议是：第一，对于提高停车场收费，网友质疑如何保证停车场不乱涨价；第二，对于特定时间主干道限行，很多人都认为这只能作为非常态化措施；第三，针对开征交通拥堵费，网友是清一色的反对，很多人都认为这只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手段；第四，针对外地车禁止在市区行驶，网友质疑禁行了，如何体现广佛同城。】
但让我看到希望的是，广东省允许老百姓在网上吵，在网上骂，在网上讨论，这个事情在北京是见不到的。为什么？ 因为北京根本就不给你这个机会，以拥堵为例，它反映的就应该是民意，但事实是北京的官员根本没有真正地站在老百姓的角度考虑问题。在广州方案里，老百姓对其中四条争议特别大，包括提高停车场收费、主干道限行，还有征收拥堵费、外地车禁行。可是你发现其中有两个，一个是主干道限行，一个是外地车禁止进入，其实就是北京28条里面的第20条。也就是说，广州老百姓讨论一年多还在讨论的时候，北京一个礼拜就开始执行了，根本没有经过民意的认可。
国际上的公共政策研究专家有种观点说，一个国家的交通公路的密度，可以反映出这个国家的发达程度，交通公路的建设速度，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这跟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很符合，而一个国家的通行状况，反映的则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公共管理能力。
也就是说，拥堵看似是个小问题，其实背后有大学问。为什么说“堵车经济学”呢？ 因为它不仅跟规划相关，也不仅仅是一个行政命令，它还跟建设相关，跟经济相关，甚至跟很多政治权力构成、制度都是相关的。我们现在一味地追求国内生产总值，结果看起来很亮丽， 我们的汽车消费量全世界排第一，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全世界排第二，等等。这个我是非常讨厌看的。我们希望我们的政府在依法执政的过程中，能把像拥堵这种事关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事情照顾到。我们呼吁各级政府能够像广东那样，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什么叫负责任的政府？就是老百姓的诉求才是你政府应该考虑的重点，而不是你政府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的政府应该真正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看看现在，简直就是先天下之乐早就乐了，天下忧你现在还在乐呢！
【延伸阅读】石油战
约旦的范围是丘吉尔在地图上划出来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近东的战场上，英国的对手是德国的同盟军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英国计划煽动土耳其国内的阿拉伯人发动叛乱。而英国人挑中的人选是哈希姆家族37代族长侯赛因，土耳其皇帝所任命的阿拉伯半岛西部圣地麦加的治安官。哈希姆家族是先知穆罕默德之女法蒂玛的后裔，是阿拉伯的名门。随后，英军指派有“阿拉伯的劳伦斯”之称的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大尉任其顾问。
劳伦斯任命侯赛因的三子费萨尔取代其63岁高龄的父亲成为阿拉伯军团团长。费萨尔率军攻入大马士革，并于1918年在大马士革宣布独立。
然而此时，法国已经同英国秘密达成瓜分东阿拉伯地区的协议。1920年法军进入大马士革，阿拉伯人的军队不得不选择退让。对此，一直企望建立一个纯粹阿拉伯国家的侯赛因次子阿卜杜拉大为愤怒，率军从阿拉伯半岛出发，于1921年3月到达安曼并驻扎下来。
此时，身在埃及开罗的、时任英国殖民大臣的丘吉尔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法。将同法国秘密条约中获得的巴勒斯坦以约旦河为界分为东西两部分。东侧为外约旦，立阿卜杜拉为外约旦酋长国酋长。当时的外约旦连一条像样的公路都没有，除了英国的补助金以外没有任何收入。1946年，外约旦正式独立，成为现在的约旦王国。过了十分钟左右，五井商事一行人所乘坐的两辆车驶出了安曼。又开了三十分钟，周围已经看不见人烟，所见之处尽是一片荒漠。一 片褐色的苍茫大地上只有沙石滚动。
荒漠中，这条灰色的公路上仅由一道行车线隔开行车方向，也没有设道路中央隔离带。
这就是“石油之路”。几辆满载石油的油罐车从伊拉克方向驶来，同金泽一行人擦肩而过。
约旦的原油百分之百从伊拉克进口。在联合国的许可下，约旦从伊拉克无偿获得石油供给量的一半，另一半则以特定的价格购买。
道路是右侧通行，回约旦一边的路面被洒出的石油染得斑斑点点。 这条石油之路是伊拉克在联合国经济制裁下唯一的物资输入渠道，也可以说是伊拉克的生命线。
本文摘自[曰]黑木亮的《石油战（上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