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当牛德草在县办西岳中学正紧张地复习功课、准备参加高考的非常时刻，华夏大地却突然爆发了一起无比出人意料的非常事件，一股惊天动地的红色风暴眨眼间席卷了五湖四海。这股史无前例的红色风暴一下子就把人们的正常生活、工作秩序给吹乱了，且吹得人们的头脑顿时狂热起来，吹得黄河上下、大江南北沸腾了起来。在牛德草所在的西岳中学，首先是国务院发布的废除高考制度的消息传来，把那些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高三学生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然而他们经过一瞬间的吃惊之后，就欢呼雀跃起来，接下来就停课闹革命了。学生们像发疯似的纷纷跑上街头，配合当前的大好形势，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四处演讲，呼吁砸烂封资修的一切黑货，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决意要缔造出一个全新的红色世界。
记得这场运动是由批判国内一位很有声望的年轻史学家所创作的一出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的，既而在学校里就出现了学生斗老师的现象。牛德草因为在这场运动发生前是他们班的班长、学校学生会副主席，在全校有着一定的知名度，在学生中又有着相当的威望，加之他在运动之初表现得也相当积极，所以理所当然地就被他的那些同学们把他推到这场运动的风口浪尖上，荣幸地当上了他们学校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副组长—也算是造反派的一个头目吧。牛德草自当上这个副组长以后，就带领着他们那一伙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小将，发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批斗起往日给他们教书的那些老师来。对于给他们任过课的老师，牛德草最耿耿于怀的莫过于兼任他们班主任的数学老师，这是因为他以前在申请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时，自己满以为自己在班上担任着班长，在学校还担任着学生会副主席，是够品学兼优的了，如果团组织在他们班上发展团员，他肯定是第一个够条件、有资格加入的。可是谁知道他的入团申请书写了一份儿又一份儿，接二连三地递交上去，眼睁睁看着他们班上那些各方面条件都远不如他的学生，一个接一个地都光荣地加入了青年人最理想的组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而他入团的事情却一直泥牛入海—无消息，连过问都没有个人影儿过问。对此他心里实在不是个滋味，怎么也想不通，到后来终于憋不住了，就斗胆去直接找他们的班主任上官老师问原因。谁知他的班主任上官老师全然是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然而又很心平气和地对他说：“德草，这事我没办法，你也不要责怪任何人，因为上面在这方面有内部明确规定，上中农出身的子女不能接收为共青团员。”牛德草听着班主任上官老师说出这样的话，十分惊讶而又难以置信地反问：“那为啥呀？”“因为上中农在革命队伍中是一个最不坚定、最容易动摇的阶级，他们时刻都在梦想着复辟他们解放前的那富裕日子。”班主任上官老师给他解释说。牛德草马上心气不平地辩驳说：“那么我见咱们班上张××家庭还是地主成分呢，为什么他都能入团而我怎么就不行？难道上中农子女在革命斗争中比地主子女还坏吗？地主阶级在革命中还是个反动的敌对阶级、革命的对象呢！”牛德草由于一时冲动，把他向来一直都很看重的师道尊严一时也都置之不顾了，不惜语言冒犯师长，很有怨气地质问起他那班主任上官老师来，“难道说在革命进程中，作为革命对象—地主阶级的子女还比上中农的子女立场要坚定不成？”他的班主任上官老师冷不丁还差点儿被牛德草这不顾情面的质问给难住了，他禁不住深深地倒吸了口长气，干张了张嘴，咽了口唾沫，然后干咳了两声，极力调整了一下自己那紧张而难堪的情绪，使自己镇定下来后才向牛德草解释说：“这你就不知道了。我党对敌斗争的政策有明文规定，地主阶级出身的子女有百分之五是可以教育好的，我们要努力争取他们，以做到最大限度地团结大多数，孤立、打击一小撮。你刚才所说的那个同学就是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一类情况。而我党对上中农出身的子女却就没有这方面的规定。”这回牛德草心里即使再憋闷也说不出什么话了，他有心革命，可是无力回天啊，最后只能是极想不通地说了句：“照这样说来，家庭出身是上中农的子女既不是革命依靠的对象，也没有可以教育好的可能，上不着天，下不挨地，哪方面的边儿也都沾不上，革命的这条路是走不通了，只好下地狱啦？”班主任上官老师难为情地摊开两手，无可奈何地说：“这是上面的政策规定，我能有什么办法呢？我也只能是有看法，没办法呀！”
牛德草为这事伤心透了，十分的气馁。他察觉自己现在已经是被革命打入了另册，在他前进的路上无形中横着一条自己不可逾越的鸿沟。他要革命，现实生活中却有着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在坚决阻挡他，不准他革命；他再加劲儿努力，也无法越过这条鸿沟，那有什么办法呢？他自明白了这一点以后，就再也没有自作多情地去写入团申请书，在心里一再提醒自己，共产主义青年团再好，那也是人家的组织，与自己无缘。可想而知，他最终是没能够加入那个他日夜神往、梦寐以求的革命先进青年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团。这事他心里再有一千个想不通、一万个想不通，当然也把国家政策没办法的，这笔账，他只好自然而然地就记在了他班主任上官老师的头上。
“文革”疾风暴雨般地爆发了，学校里纷纷传来了外校学生怎样夜以继日地批斗老师的革命消息。这下子牛德草的革命情绪又高涨起来，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心里长期以来对班主任上官老师的那股怨愤，用毛笔在六张很大很大的旧报纸上，一张写一个他从来都没有写过那样大的大字：“上官如鳖批判专栏”，把它贴在了校内最显眼的一座教室的山墙外面，以鼓动全校学生行动起来，集中火力批判上官老师。满校园学生闻风响应，顿时就掀起了一股轰轰烈烈地批斗上官老师浪潮，揭发上官老师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大字报一下子贴满了教室山墙。后来，造反派还给牛德草的班主任上官老师糊了一顶很高很高的高帽子让他戴在头上游街，游完街后又责令他在学校扫地、掏厕所里的大粪—把他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对其进行彻底地革命改造。上官老师的爱人有一次到学校来看望上官老师，一见上官老师被整成了那模样，吓得回去后不久就和上官老师离了婚—然而这些事情却都是牛德草后来离校以后所发生的，和牛德草似乎已没有了丝毫关系。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学生造反的情绪空前的高涨，继而对所有的老师进行拉网式排查，稍一发现有点蛛丝马迹，就通宵达旦地对其批斗，要其彻底交待问题。作为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的牛德草对此虽然心里有时很想不通，不愿意这样去对待每一个老师，但革命群众一旦发动起来了，就像是一堆干柴燃起了火，愈着愈烈，一发而不可收拾，谁也无法阻止得了。牛德草对这个局面一时失控了，有好些事往往都是被动不得已而为之。革命就是要乘风破浪，革命就是要摧枯拉朽，砸烂旧一个世界、建立一个新社会，革命就是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不断扩大范围，绝不能像小脚女人走路，扭扭捏捏，老是批判原有的那几个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造反派们不停地在物色新的批斗对象，向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发起了一轮又一轮全面的进攻。有人突然向牛德草建议说：“哎，牛组长，有一回我到给我们教语文的罗老师房子去，发现他神神秘秘地不知道正在日记本上写着什么，一见我来，马上就神色慌张地把他那日记本给合上了，似乎是惟恐我看见了他日记本上所写的内容。我想，他在那日记本上写的肯定都是些见不得人的事情，说不定还是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呢。对此我们革命造反派决不能掉以轻心，得把它彻底查清楚，公之于众，让它充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同时勒令语文罗老师坦白他的反动隐私，以便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个造反派所说的这个罗老师，正好是给牛德草高中一直教了三年语文的老师，牛德草由于在校念书酷爱语文课，所以平时有事没事就总爱往罗老师那儿跑，要么是向他请教一些疑难问题，要么是和他谈论谈论古今中外的一些文化名人、名著。由于牛德草很懂事，在语文方面学习又很用功，罗老师自然也就很喜欢他、赏识他，两人之间的感情十分融洽，师生关系一直很好。现在这个造反派突然提出要对罗老师动手，狠批猛斗，牛德草嘴里虽然没有敢说什么反对意见，但心里确实是很不愿意的。谁知道这事经这个学生一鼓噪，就犹如给燃得正旺的烈火上猛的浇了一瓢油，立刻就得到广大革命造反派同学的热烈响应。他们说干就干，雷厉风行，决意以风驰电掣之势付诸行动。牛德草一见连忙劝阻说：“别急别急。一个人的日记，上面很可能写的是他个人的一些不愿意让人知道的私事。如果人家愿意让我们看，我们当然是可以拿来看看的了；然而如果人家不愿意让我们看，那么我们要强行干涉人家的隐私，这恐怕就不大合适吧？”可是，这时候这些头脑发热的学生革命造反派头脑里只有一个观念，这就是“一切捍卫党中央，一切捍卫毛主席”，至于其它什么，他们就都无暇顾及了，哪里还去理会合适不合适，隐私不隐私这些鸡毛蒜皮的细枝末节？牛德草按常理说的这些话，他们全不当回事，旋风一样，说话间就气势汹汹地闯进了罗老师的房间，翻箱倒柜，没要多长时间就把罗老师仅有十四五平方米的那间宿办合一的房子翻了个底儿朝天，当然毫无疑问的也就翻出了那本他们所谓的罗老师的黑日记，要把它拿走审查。罗老师一见可着急了，发疯似的上去抢夺，说什么也不愿意让这些人拿走他的日记去看。谁知道这罗老师越是不让这些造反派学生看他的那日记，这些造反派学生就越起疑心，越加怀疑这些日记里面写的有鬼，因而要看的态度就愈加坚决，心情也愈加迫切。你想想，这时候的形势怎么能由得了罗老师他呢，不论他是怎么声嘶力竭地阻拦，也阻拦不住这些“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造反派学生的革命行动，最后还是被这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派学生推倒在地，把他那本日记给强行拿走了。
学生造反派们把罗老师所写的那本日记从头到尾，一字不落，仔仔细细地下茬翻腾了好几遍，可惜却没有从日记上找到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字眼。要知道，在那本日记上罗老师全都记的是他和他爱人多年来在私人生活中的一些感情纠葛。罗老师拼死拼活不让人看他那些日记的原因原来是不愿意让外人知道他们夫妻之间的那些隐私。然而造反派们现在既然查抄了罗老师的房子，就得要给人家有个合理合法的说法，说他有问题，不然谁来承担这个行为错误的责任呢？说句心里话，他们怎能愿意让他们的这一革命行动有始而无终？所以，事情既然已经闹到了这一地步，他们自然是不会就这样说不出个张道李胡子而轻易地把罗老师放过，要不然他们就下不了这个台。于是这些革命小将就在罗老师的这本日记上大作起文章来，“上挂黑主子、下打活靶子”，“稳、准、狠”地打击罗老师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所导致的现行反革命活动。他们搜索枯肠地给罗老师罗列反革命罪状，最后给他头上扣上了一顶反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揪住不放，成天价批来斗去。
牛德草一方面心里一直认为罗老师的问题根本就不是个问题，更主要的是另一方面从感情上压根儿就不忍心眼看着自己所尊敬的老师没来由挨批判，受冲击，遭非人的折磨。总之，牛德草在对待批判罗老师的问题上态度颇为消极，行为十分被动，很不尽如人意。全校各年级的造反队队长一再向他提出这个问题，而他却总是推三阻四地一拖再拖，一直拖了一个多星期，还是迟迟不见有所改正，不去积极组织全校革命师生，召开大型批判小资产阶级反革命知识分子罗××的师生大会。造反派们这时候的办事原则是“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他们怎能容得牛德草这种磨磨蹭蹭，拖拖沓沓的工作作风呢？牛德草的这种不作为行为确实把这些当时六亲不认的造反派给惹恼了，气怒了，一声呐喊，就给他们这个温文尔雅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头上扣上了一顶“资产阶级保皇狗”的帽子，把牛德草从西岳中学学生造反派领导的宝座上给拉了下来，让另一个叫刘满祥的替代牛德草当造反派总司令。刘满祥走马一上任，批判牛德草“保皇”的大字报瞬间就贴满了西岳中学的角角落落，愤怒痛斥牛德草历来不问政治，只专不红，是个走资产阶级白专道路的反动典型。大字报上以令人醒目的字样触目惊心地写着“我们誓死要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保皇狗—牛德草拉下马，打翻在地，再踩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牛德草很快就被整得灰溜溜的，拉到他们班学生批判大会上批判去了。不知为什么，这些造反派对牛德草的批判还算是很温良恭俭让的，他们在批判时没有让牛德草站在教室前面的讲台旁边，以往让挨批判老师所站的那个三条腿的板凳上，而是让他坐在自己原来上课时所坐的那个座位上。
牛德草被打倒了，他所敬爱的语文罗老师就失去了强有力的保护伞，自然也就没了挡风的墙。这些学生造反派把他可给斗惨了，让他一天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站在教室前面、讲台旁边放着的那个三条腿的窄板凳上，而他们自己分成三组，两个钟头一换，不分昼夜车轮战式地对罗老师进行批斗。罗老师成天价都要把腰弯得像弓一样，胳膊伸直，向后背得像鸟儿将要飞起时的翅膀，站在那个三条腿的板凳上接受暴风骤雨式的革命洗礼和学生造反派们的革命再教育。这三条腿的板凳稳定性极不好，站在它上面稍不注意就会摔下来，可怜的罗老师不知道一天要从它上面摔下来多少次。他摔下来了，就又被造反派们强行扶了上去，责令他继续站在上面斗私批修，接受革命教育。罗老师就这样摔得鼻青脸肿，惨不忍睹，整天过着度日如年、生不如死的生活。造反派们锐意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这方面他们所采取的那些强硬的革命手段，以及他们所喊出的口号：“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使牛德草越来越看不惯，接受不了。可惜现在他已经被揪下台、靠边站了，西岳中学的文化革命究竟该怎样进行，和他已毫无关系，他也无权过问了。他此时所有的权利就只能是随大流，随喜西岳中学学生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们的革命行动。
西岳中学的造反派们组织全校学生，走出校门，到西岳庙去革封资修文化的命。他们排着整齐的队伍，打着迎风招展的红旗，红旗上耀眼的金黄色大字“西岳中学红卫兵”看着着实让人精神振奋。他们一路上一个个斗志昂扬，放开喉咙，十分整齐而强劲有力地高唱着革命歌曲：“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造反，就革命，就干社会主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浩浩荡荡地向着西岳庙开去。既然是西岳中学造反派所组织的全体学生革命行动，牛德草也就不得不参加了，不得已他尾随其后也前去了。
他们这伙人从城墙上刻着“敕建西岳庙”几个隶书大字的大门蜂拥般冲了进去，继而冲进了五凤楼，冲过了“文武官员至此下马”那个石碑，直冲到古柏参天、庙宇森严的西岳庙内院，面对着西岳庙这座五岳第一庙，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不知道从哪儿搬来了一个很高很高的梯子，朝着作为西岳庙的象征性主建筑—灏灵殿前一架，就打算爬上去砸它上面的那些他们所认为的封建阶级黑货—屋脊雕饰及周围的兽头瓦当，“破四旧、立四新”。可是谁知道西岳庙内的这座灏灵殿，修建得实在是太巍峨高大了，造反派们搬来的那梯子已经是够高够高的了，但是搭在灏灵殿前的明柱上，却还达不到灏灵殿的大梁下面，离殿的房檐尚差很大一段距离。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们虽然一个个天不怕，地不怕，很是勇敢剽悍，但是怎么攀登也还是无法攀登得到这座高大巍峨的灏灵殿屋顶上去。接替牛德草职务，新任学生造反派头目（现在已称作“红卫兵司令”了）的刘满祥虽然是西岳中学的体育健将，百米赛跑、撑杆跳高还都打破过华阴县的体育纪录，但是对此也无可奈何而只能望而却步。灏灵殿檐墙外四周那排排列整齐的明柱，粗得他们两个人合在一起也抱它不住，挺立在他们这些造反派面前，似乎毫不示弱。
没办法，造反派们只好退而求其次，攀着梯子爬上了位于灏灵殿两旁的那些比灏灵殿低得多的廊房顶，在上面肆无忌惮地来回奔跑着，尽情高呼，把廊房上的瓦踩得稀哩哗啦一片乱响。这些烧制精致的瓦瞬息就全都被踩成了碎片。造反派们在它的上面完全彻底地进行着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房脊上、房两侧那些作为装饰的，烧制非常精美的瓦制兽头、花卉雕饰全都给扳了下来，砸得稀巴烂—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彻底造封资修的反，以实际行动砸烂封建主义思想黑货，革一切非无产阶级的命的暴烈行动。学生造反派们在灏灵殿两旁的廊房上歇斯底里地肆意折腾了一通，直把一个个累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就这还没尽兴，有几个剽悍过人的红卫兵随之又不惜艰难险阻，想方设法地攀上了灏灵殿正南面，位于院子中央的那座矗立在南北甬道上的石牌坊，在它的上面乱扳乱砸一气。
这个石牌坊被这些英勇无畏的革命小将们一阵子就砸得千疮百痍、遍体鳞伤，牌坊上那些象征吉祥的石雕人物眨眼间就缺胳膊少腿起来。牌坊顶上正中央镌刻的那四个大字“天威咫尺”，因为落款是明。严嵩—严嵩可是明朝一个有名的大奸臣，造反派们一见可气就不打一处而来，把对封资修的满腔怒火一下子就都集中朝它尽情撒来。怎奈镌刻着这四个字的石匾额都是古代那些能工巧匠们不知用什么办法和石牌坊连接在一起的，镶嵌得太结实了，这些造反派们把它根本就无可奈何。这时候只见有个造反派学生不知是从什么地方找来了铁锤和錾子，于是他们就充分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用这把铁锤和錾子把这写着“天威咫尺”四个大字的石匾额落款“严嵩”几个字一下一下地给錾掉了。这才算稍稍地解了一点儿他们这些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的心头之恨。
眼看着这些沉淀着极其深厚文化底蕴的古迹，就这样轻而易举地遭到了造反派们这样惨不忍睹的摧残、破坏，牛德草不敢有丝毫不满情绪和半点怨言，而只能暗暗地感到痛心、难过。他屡屡忍不住想上前去劝阻他们，但是看着这些盛气凌人，不可一世，气焰无比嚣张，已经忘乎所以了的革命闯将们进行革命的那股子坚定性和彻底性，回头一想：“自己现在算个什么东西？这会儿说话还有谁能会听？要知道自己已经是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保皇狗了，造反派们能让自己这次站在这支革命队伍里，也跟上来西岳庙革命，这对自己来说已经是法外施恩，够仁义的了。然而现在自己说任何话，也只能是给这些人火上浇油，不仅起不到丝毫作用，反而会更激怒他们，使得他们变本加厉。”目睹这次西岳庙革命之行，牛德草止不住眼流泪，心滴血，觉着这些人的所谓革命简直是在胡整，一赌气就跑回了孟至塬庙东村自己的家，不再到学校去了。
再说牛保民自从给自己大队的水磨房去寻一盘理想的面磨子买，半路上猝不及防淋了一场大暴雨之后，回来立时就病倒了。一开始，他还以为是淋雨受凉而感冒了，吃点儿药，最多是打两针就很快会好的，没想到一连吃药、打针好几天都不见一点儿效。这下他着忙了，到县医院一检查，医生诊断结果是心脏病，并且已经到了晚期。医生一再叮嘱他说，这病要好好将养，千万不能出大力，不能生气—不能情绪过分激动，否则时刻都会有生命危险。自医院里一回来，牛保民心里这下就有事了，他跟上就自己单个再到西安的大医院里复查了一次。西安医院复查的结果和县医院的诊断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出入。牛保民一看情况既然是这样，就开始盘算起自己的后事来。他想自己如今得下了这冤孽病，是很不好治疗的，听说全国现在只有上海的一家医院能够给人的心脏动手术，但是那样的手术目前的成功率很小很小，基本上是九死一生，就这样，手术费还高得实在骇人听闻。自己这病既然是看不好，那么还看它做啥？人生在世谁能不死得行？死迟死早，反正都得要死，自己又何必为了多活那么几年而看病耗费自己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钱财呢？再说了，自己花了那么多的钱看病，如果病看好了，那当然好说；如果病没看得好，岂不是自己死了还给儿子留下了一笔一辈子也还不清的债？这何苦呢？—他现在对一切都看淡了，心灰意冷，唯一的心愿就是想在临死前给儿子德草把婚结了。自己一辈子就只这么一条根，农村人的观念历来是父母没供给得儿子把书念成，这不算个什么，然而死前没有给儿子把媳妇娶到家，这却是一档子死也难以瞑目的事。为此，他在两年前德草才十六七岁的时候就一手给德草在邻村订下了一门亲事。当时他看着儿子是那样的懂事，念书又是那么的勤奋专一，怕一旦他知道了分心，就没有敢把这事的真相告诉给儿子德草，然而现在看来是不说不行的了，于是他就让婆娘刘碧霞给儿子德草开始正面谈这件事。
厨房里正在做饭，碧霞擀面，牛德草坐在灶火前帮他妈往灶膛里添柴烧火。刘碧霞心里挂牵着牛保民叮嘱她给儿子德草要说的那件事，开口就对德草说：“德草啊，你看你大现在也老了，最近又病不离身，前些日子到西安去看了一趟，听医生说这病不是个好治疗的病，咱庄稼户人平日里过日子，这外圈不能没有个男劳力，再说那学校里的学生最近也不念书，成天都在停课闹革命。我看，你还是再别上那个什么用处都没有的学了，干脆把它一停，回来一婚结，一劲儿给咱务农过咱这日月光景吧。”牛德草对他妈那一天没完没了的唠叨本来就有一种逆反心理，一见他妈唠叨就心烦，今日一听他妈居然要他把学停了不再念书，这更反感透顶了，于是极不愿意地噘着个嘴，用手里的烧火棍只是一个劲不住地在拨弄灶前的柴火灰，好大一会儿都没有说话。这不做声的确是一种让人难以忍受的寂寞，明显是牛德草的一种消极反抗。“你到底愿意不愿意，说话呀！”他母亲刘碧霞憋不住了，催促德草说。“不，我不想结婚，我还是想要念书考大学。我觉着，现在我还是个小娃，正是长身体，学知识的大好时候，必须得先立业，后成家。”接下来牛德草就嘟嘟囔囔的，说的都是一些刘碧霞根本就听不懂，也压根儿就不爱听的那些有关人生处世的大道理。母亲刘碧霞对儿子德草唔哩哇啦说的这些话一听就来气，心里瞀乱得说不成，然而她却连一句话又都搭不上茬，干着急没办法。牛德草他父亲牛保民在上房屋里的炕上躺着，隔窗子对这情景心里很不高兴。他越听灶房里牛德草所说的这话就越听不下去了，憋不住一下子扎挣着坐了起来，手扶墙壁，一步一步艰难地走到灶房门口，没好气地冲着牛德草说：“德草，你娃能说，我把你娃如今养活大了，你妈她说不过你了得是？你嘴能，你只要嘴能得往学校里念书去不背馍，三天不吃饭肚子里不饥，我才算你能成……”他话还没说完，就一个劲儿地咳嗽起来，喘得上气不接下气，头上豆大的汗珠子直往下流。刘碧霞一见这阵势可着慌了，急忙撂下擀面杖，走上前去，给牛保民又是捶背，又是抚摩胸膛，嘴里还不住地一个劲抱怨说：“别生气，别生气。你看你这人，生的这气干什么呢？咱俩不是说得好好的嘛，这事让我给娃慢慢说，谁叫你又跑出来做啥了？赶紧躺到炕上歇着，将养你的病去，我会给娃比方着说清楚的。只要你的病将息好了，咱家的什么事情都好说。”说着她就强把牛保民扶回到上房屋里去了。
刘碧霞再次从上房屋里出来，就不住地一个劲小声数落起牛德草来：“你看你这娃，今日把你大气成啥了？你现在也是老大不小的人，该懂点儿事了。你大他一辈子为咱这个家把心力都操劳尽了，你要知道他现在心里一天有多难为，过咱这个日子他有多熬煎？你不在其位，不谋其事，不知道内情—不容易啊！你怎知道，他在世如果不给你把这婚结了就死不下呀！我实话给你说，你大那病不敢生气，你可千万不能再让他生气了。”母亲刘碧霞说着说着，忍不住就啜泣起来。为了了却父亲的一桩心愿，让父亲心里不生气，病体能够日见康复，牛德草这时候心里再想不通嘴里也都不再说什么了。他纵有再多的委屈，再多的苦楚，这时候也只能独个儿把苦水一口一口地往自己肚子里吞。只见他的喉结蠕动了两下，咽了两口酸涩的泪水—默许了。一切他都忍着，一切他又都直面现实，承受下来。他决定要去做一件自己实在不愿意去做的事情—这是现实给他带来的不公，对此他有什么办法呢？
牛德草遵从父亲的指令，不久就结婚了。他结婚的仪式很简单，冷冷清清，一切都是得过且过，凑合着的，一点儿都不讲究。迫于当时艰难的时势，他家没心思张灯结彩、鼓乐庆贺，更没心思摆酒设宴，邀请亲朋，只希图以此得以了结父亲最后一个可怜的夙愿。再说这时候社会上也已普遍开展起了“破四旧、立四新”运动，全国各地、角角落落都在砸烂“封、资、修”的黑货，移风易俗，谁还敢再按以往的那些老套数办事？加之他家现时也已经是庙东村生产大队内定的漏划地主嫌疑，正背时晦气着的，亲戚朋好友们一个个避之犹恐不及，他家不请就更乐得不来省事了，谁还敢没事找事，到他家来拉近乎？甚至连晚上到他家闹新房来的人都很少，稀稀拉拉的，没一点儿人气。然而，这回他家所举办的这桩婚事越草率，邻里们评价起来，倒越显得他们家能够紧跟形势，与时俱进。事情这样办，这倒让那些对他家虎视眈眈的造反派们差强人意。
事情不管怎么说，牛德草毕竟是个年轻人，积极向上、努力发奋，总想能够有所建树是他体内遏止不住的基因，这种思想火花时不时地都在猛烈地撞击着他那难以紧闭的心扉。社会上开展得风起云涌，日新月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及那些层出不穷的新生事物，无时无刻不在强烈地吸引着他那颗时时都想飞出去的心。别看他那次一憋气，不吭声从学校偷偷跑回来了，到家以后听从他父母亲的安排，悄悄结了婚，但是学校里开展得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却磁性强烈、不可抵御地一直挑逗得他剪不断，理更乱，心猿意马，割舍不下。他三天两头不由自主地背着父母往学校里跑，探听他们班上那些同学文化革命开展的新动向，总想及时了解到革命的最新动态，呼吸呼吸斗争风云给学校带来的新鲜空气。牛德草老在心里想着：“人常说‘好男儿志在四方’，我一个热血汉子总不能就这样守着媳妇在家里平平庸庸过一辈子吧？”新婚宴尔，蜜月柔情并没能捆绑住他那双时刻都想腾飞翱翔的翅膀。
随着文化革命的不断深入开展，全国性的革命大串联开始了，各级各类学校里的学生瞬间都成了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革命路线的红卫兵。他们起初是徒步，后来就是不掏钱抓火车，像潮水一般一浪高过一浪地涌向了首都北京，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伟大领袖、英明统帅、革命舵手，心中的红太阳—毛泽东主席一次又一次地接见（实质上去的人大都是想亲眼瞻仰一下当代伟人毛泽东的容貌，一睹毛主席的风采）。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天涯海角，远道跑来北京，期盼毛主席接见，聆听他老人家教诲的红卫兵自然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客人，沿途的人谁敢阻拦、慢待？去北京的火车上全坐的是要去接受毛主席检阅的学生红卫兵，挤得水泄不通。车厢里人挤满了，列车每一到站时列车员打不开了车厢的门，红卫兵们就毫不客气地从窗子往进钻。一时间公路、铁路交通运输就都应接不暇，显得一片紊乱，甚至有些失控了。
牛德草禁不住绚丽多彩的外界社会那瞬息万变的诱惑，于是不顾父亲有病卧床，母亲的百般阻拦，也寻了个机会，借口到学校里看看，就从家里给溜了出来，和邻村的一个同学结伴来到学校。学校里这时已经乱成了一团麻，拿公章的当然是支持一切革命行动了，也没有多问什么，就给他们开了一张革命大串联的证明。他们按照规定领了当时由国家发给串联学生的生活补助费，也就出去串联了。不过牛德草和他的那个同伴没有敢到那么远的首都北京去，这一方面是因为不管怎么说，他心里还是总惦记着他那卧病在床的父亲，快过年了，到时候家里有好多事情父亲已经都做不了了，还是得要靠他去做的；另一方面这时候北京那里也传来了消息，说毛主席最后再接见一次来京的造反派学生了，他算计着他们如果要去的话，等到到了北京的时候，毛主席的最后一次接见早就都过去了，时间赶不上，已经来不及了。由于心里有事，“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他连革命圣地延安就都嫌远、交通不方便，害怕赶年跟前打不下一个来回而没有去，只是背着个铺盖卷儿，徒步来到省城西安，然后又乘火车就近到三门峡、洛阳转了一圈儿。一路上，目不暇接的革命大好形势在他心里并没有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而每到一个红卫兵接待站投宿，第二天早晨接待站那些工作人员和蔼而亲切的催促串联红卫兵快点儿起床的声音却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萦绕耳际、经久不息。
太阳已经升起老高老高，大概时间离九点钟都不远了，投宿在红卫兵接待站里的那些出来四处串联的造反派学生一个个还都躺在的床上睡着不起来，可能是他们前一天的长途跋涉使他们疲倦得经过一晚上的睡觉还没有缓过劲儿来吧。这时只听接待站的工作人员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在催促说：“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同志们，‘早起三光，晚起三慌’，快点儿起来，洗把脸、吃点儿饭，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出发，进行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吧。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牛德草和他的同伴经过一番坚持不懈地长途跋涉，步行刚一到西安火车站，抬头就老远看见了火车站广场东南侧高大的解放饭店上挂着一条巨大的横幅，十分显眼：“红卫兵井冈山兵团总部”。这一下牵动了他那颗激情勃发、火热难按的心。他和他的同伴怀着几分好奇就走进了解放饭店，等到从里面出来时他手里就拿着了一张介绍信。原来他们在里边已经填写了一张申请表，这就意味着参加了这一组织。该组织的总部给他们开了一张介绍信，要他们回到本县去组建“红卫兵井冈山兵团华阴分部”，进而迅速壮大革命组织，积极开展文化革命的造反工作。
牛德草和他的同伴在西安进行了几天革命串联，发现虽然报纸上整天都在一个劲地夸赞、推崇红卫兵徒步串联的革命精神，但实际上那些串联的造反派学生红卫兵徒步往来的越来越少，他们来来去去几乎都是坐不掏钱买票的那火车。这下子他俩可也开窍，学乖了，心想，大势如此，不掏钱买票就能坐的火车串联，这多美的事？不坐白不坐，坐也就白坐了，谁犯傻呀？所以他俩就再也没有“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在尘土飞扬的公路上发扬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汗流浃背、风尘仆仆地靠磨脚板子往前走革命了，从西安到洛阳去串联也就改成坐火车。坐火车串联不仅省劲，而且比步行当然要快多了，一路还能尽情放眼观赏祖国的大好山河，那是够潇洒的。他俩到洛阳不仅参观了那里很大很大的东方红拖拉机制造厂，而且还顺便去看了那里好多的文化古迹。折回来时又顺路到三门峡去了一趟，到那里看了看黄河三门峡水库的宏伟工程。这时候那里的苏联专家已经因为中苏关系破裂而扯回他们国家去了，工人们也都停产闹革命了，工地上没有一个生产劳动的人，原来设计在那里修的水力发电站也只修了个半桶水，就不得不停住搁在那里，让人一看不由感慨万千。（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