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犹如暴风骤雨，不停歇地一个劲横扫着一切牛鬼蛇神，顷刻之间就把祖国大地（除台湾省外）闹腾得山河大地一片红。新生事物犹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让人一时眼花缭乱，简直应接不暇。晚上睡觉的时候还一切如故，可是到第二天早上一起来，揉揉眼睛，就发现事情与前大不一样了，所有人几乎都无形地被分成了泾清渭浊的两大部类：一类是红五类（革命干部，人民解放军，军、烈属，工人，贫下中农），这些人都是革命的动力，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也便是打击革命；而另一类则是黑七类（地、富、反、坏、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一部分人全都是革命的对象，这些人人还在，心不死，据说他们时刻都在企图颠覆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阴谋复辟变天，广播报纸天天都在提醒革命群众万万不可掉以轻心，等闲视之。这样以来，一些人顿时就上了天堂，成了天之骄子；而另一些人呢，就没来由犯王法，葫芦提遭刑宪，瞬间被打入了地狱，成了千古罪人——这现象让不少的人瞠目结舌，无言以对。造反派们开始了停产闹革命，每天都在街上游行、示威、喊口号。人们常不常在这些示威游行的造反派队伍中会发现这样一些让人不可思议的现象：某一个造反派正以红卫兵的身份、极左的面目，站在示威游行的队伍里耀武扬威地喊着口号闹革命哩，不提防身边有另一个红卫兵突然举起了拳头，义愤填膺地喊着他的名字高呼道：“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揪出来！”喊声未落，就会有人不问青红皂白地闻声响应，早已把一个用竹篾做筋骨，用废报纸裱糊的，像上古屈原所戴的高帽子扣在了这个人的头上，马上拉出来示众。理所当然，这个人立即就由革命的力量变成了革命的对象——沧海桑田，神鬼莫测。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有些特别激进的造反派，为了显示自己革命的彻底性、坚定性，表现自己对阶级敌人斗争的稳、准、狠，该出手时就出手，竟然别出心裁，在用废报纸、竹篾等材料所制作的高帽子里边还扎上了不少的图钉，每当他们把自己所制作的高帽子往阶级敌人头上一戴时，总忘不了要不失时机地用手使劲儿把它再往下摁上一摁。高帽子里边的那些像针一样尖的图钉尖儿，一下子就都深深地扎进了阶级敌人的头皮，且从头顶上直划了下来。被戴高帽子的阶级敌人那头即刻就会划出一道道血口子，鲜血顺着头直往下流，顿时这人就会流得满脸都是血。那血一直流到脖颈子上，染红了阶级敌人的衣领，简直叫人惨不忍睹。被戴上高帽子的人尽管顿时疼得龇牙咧嘴，苦不堪言，但也无可奈何，而造反派们却以此拍手称快。常言说得好，绑住挨得打。可怜的那些被游街批判的九种人，他们此时的权利也只能是悉听尊便——目睹这一幕幕非人的景象，使人不由得毛骨悚然，望而生畏。
西岳庙街道往日商贸繁华的景象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全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红色革命浪潮席卷着。街道上，红卫兵浩浩荡荡的示威队伍和黑七类示众、晦气无比的小股残兵败将像走马灯似的整日交替出现，穿梭来往，这虽说不上能创造什么经济效益，但也是一道前所未有而亮丽的风景线，它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疑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起初，不论是红卫兵游行示威的队伍浩浩荡荡地来了，还是黑七类戴高帽子游街示众的残渣余孽队伍死气沉沉地来了，两边都会夹道站着很多看稀罕的革命群众，队伍的后面还会跟着一群好奇而凑热闹的小孩——大家都因为觉着这事无比新鲜而围观。人们站在红卫兵游行队伍的旁边观看或者尾随时，不由得内心就激动起来；而站在黑七类示众的队列旁边观看或者尾随时，就会不自觉地厌恶，唾弃，嗤之以鼻。但是，后来时间长了不知怎的，人们的这种心情却在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继而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一种不可言状的滑稽、可笑之感。渐渐地，这一罕见的新生事物，随着斗转星移，也就再也不罕见了，而被人们视为家常便饭。由于司空见惯，人们甚而也就纷纷不以为意起来。
这一天早上的八点钟左右，从西岳庙东南方向的庙坡上面又走下来了一溜儿稀稀拉拉的人。这伙人年龄悬殊很大，他们有年过花甲的老头，也有三十而立的年轻人；个头高低也参差不齐，有一米八以上的彪形大汉，也还有不到一米五的、近似侏儒的三寸钉。他们的穿着更是五花八门，不像红卫兵那样全身都穿着颜色深浅不一的黄军装。不过，这些人虽然走得零零散散的很不紧凑，但所排的单行队倒还不甚紊乱。只见他们每个人都是一只手里擎着面小白旗，像是在表示向谁投降；而另一只手里却拿着可能是自己给自己所糊的那怪模怪样的高帽子；肩膀上挎着颜色各异、样式不一的小布袋，里面装着用做一天充饥的干粮——自己家里蒸的那苞谷面馍和用来喝水的搪瓷碗或者缸子。他们这群人边走边低声说着话，有时候还发出一两声嘻嘻的窃笑——看样子这些人的心情并不很坏，情绪也不是多么的低沉，对他们自己今天所干这事的荣辱也不是十分在意。这就是孟至塬人民公社庙东村生产大队（现在已更名为东风人民公社立新生产大队）的黑七类，他们今天是由革命委员会指派的贫协主席黄娃带领着，统一去到岳庙街游街，向全华阴县革命人民请罪的。立新（庙东村）大队革命委员会要以此次行动在全县人民面前彰示他们革命的彻底性。等这些人慢慢地走近了，人们这才能渐渐逐一地辨清他们的眉目，认出来他们到底都是谁来。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一个个头儿比较高、但又有点儿瘦削的人，他就是牛改娃。这人有三十来岁年纪，在这帮黒七类人中算是最年轻的，原本是个老贫农。以前他总以自己出身好、根正苗红自居，遇事口无遮拦，无所顾忌，往往语言放肆，爱说个风凉话儿，逗人们开心，举止显得很幽默。社员们迟早下地在一起干活，只要有他在场，场面就热闹多了。大家在一块儿总是一边干活儿，一边听他说笑，思想轻松，心情愉快，气氛活跃，觉着时间也都似乎比往常过得快多了，一晌工夫不知不觉就到了下工的时间，所以人们一般都愿意和他交往，干活时老往他跟前凑，听他说些轶闻趣事，以求在紧张的劳动中能够偷得一乐；可他的倒霉运也就由此而来。俗话说得好，“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这话一点儿不假。就凭牛改娃这样的家庭出身，无庸置疑，他都应该是革命的动力，依靠的对象，谁也想不到有一天他也会一眨眼就由革命的动力变成了革命的对象。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自从他有一次向毛主席早请示时，因来迟了点儿，慌乱中把本应举着毛主席语录本的手里一时大意，没留神却举着了把镰刀，向毛主席请示起来，就为这事被革命委员会收拾了一次后，那些革委会的头头儿们就开始注意起他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不巧的是后来又有一次大家都聚在一起惩山治水，移土造田，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英明战略思想时，他嘴上却缺了个把门的，一时口松，不经意间竟然信口说出了一句骇人听闻的话：“林彪挨球的就像□□□裤裆里的那个东西，只要□□□老人家一抬腿，他就在里面来回地摆动起来，把□□□的那绸裤子都顶得在忽悠忽悠的来回动。”他这话一下子惹得在场的人个个都捧腹大笑起来，有的人竟然直笑得连腰都挺不直了，也有的笑得直流眼泪，有的笑得站不稳了脚跟，拄着个铁锨把来回地晃荡，更有人笑得直喊肚子疼。可是谁能知道，就在这笑声还没有落点的时候，牛改娃的大祸就来临了。有人大笑的嘴还没顾得上闭住就愣住了，傻眼了，再也笑不出来了，甚至连已经张开着的嘴巴都无法再合拢得上，一个个的眼睛都瞪得像鸡蛋一样大，贼圆贼圆的。立时回过神儿来的人们，禁不住对他的话打上了一个问号——满脑子大的大问号：“这话能说吗？这不是彻头彻尾的反动言论是什么？”“哎呀我的妈呀，不要说说这话的人不得了，就连在场听见这话的人恐怕到时候也都脱不了干系。”立马就有几个聪明些的人打算拿着自己手里的家具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了：“刚才我可没在这儿啊！牛改娃说了什么，我一个字可都没听见。”就在这几个灵性些的人想尽快离开这里，以便明哲保身而又还没走得开的时候，就有人怒突然不可遏地举起了攥得嘎嘎响的拳头，像山洪暴发、摧枯拉朽地带头高呼：“阶级斗争无处不有处处有！”人们马上就像有只无形的手摁动了他们背后控制他们的那电钮，一个个不假思索，神经质地也都齐刷刷举起了拳头，振臂回应道：“无处不有处处有！”“无时不有时时有！”口号声像山呼海啸，震耳欲聋。有一个红卫兵战士当仁不让，拿着顶工地上为抓革命、促生产，早已就糊好了的那顶高帽子，一个箭步蹿了上去，猛一下子就狠狠地扣在了牛改娃的头上，并动作十分娴熟得又使劲儿往下摁了一下。只见牛改娃随着“哎哟妈呀”一声撕心裂胆的惨叫，脸上就血泪模糊一片。这时又有人振臂高呼：“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抓革命，促生产！”大家照样都忿忿地应和着，同时不要任何人引领，人们不约而同地就都齐声高唱起革命歌曲来：“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它谁就是我们的敌人！”他们一遍又一遍刚健有力地唱着，牛战斗接着又带头喊起了气壮山河的革命口号：“谁要是胆敢污辱我们伟大的革命统帅毛主席以及林副统帅，我们就坚决砸烂他的狗头！”一时间口号声又此起彼伏起来——众怒难犯哪。牛改娃以前因不慎曾经有过向毛主席早请示时来迟了，匆忙中忘记放下手中的镰刀，情急之中拿着镰刀（而不是毛主席红语录本），向着毛主席画像一挥一挥地请示的劣迹。造反派那次说他是蓄谋用镰刀暗杀毛主席，属于现行反革命行动，把他的这一行为当作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典型，左批判，右斗争，不知再教育他了多少次，他也不知为此写过多少检讨，终于因为他是贫农成分，家庭出身好而得到了革委会的谅解。可是这次他又旧病复发，足见其屡教不改，理所当然地被认定为处心积虑、蓄谋已久，那自然就再也不能宽恕了，而务必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对其穷追猛打。故而从此以后，他就成了批判会上场场都在桌子前面站的一个惟一的贫农阶级异己分子——名副其实的现行反革命，从此以后，革命委员会就再也没有让他安安宁宁地过过一天日子。
走在这帮人里边的第二个黑七类分子，就是那个像侏儒似的三寸钉。他排在这支队伍里的第二位，与他前面的大个子牛改娃一低一高，形成了惊人的悬殊对比，让人在觉着有种说不出的滑稽之余，同时又禁不住产生了一种错觉，似乎觉得牛改娃的大个头越发的高大而侏儒的个子竟越发出奇的矮小，他们如果一个是亚洲的珠穆朗玛峰，那么另一个则应该是非洲的大裂谷——这足见他个子小得是多么的惊世骇俗。然而你可千万别小看了他这个低个头儿人，秤锤虽小压千斤哩，他的能耐可是不可低估的。据他说，他这人的本事可大着的，甚或还有过一段不同凡响的辉煌经历呢。庙东村的人都知道，这人在解放前年轻的时候可不是一般人，他曾经闯荡江湖，还曾扬言“不挣十万洋圆不回家”。起初，他专门从事卖壮丁的营生。他这人，人小鬼大，每次自己把自己卖掉，替人顶了壮丁去当兵，然而走了以后都能在去军队驻地的半路上伺机从队伍里逃了出来，安然回到家里。他回到家以后就又会故技重演，再去自卖本身，卖了后又得以逃了回来。就这样，他周而复始，以至无穷地从这营生中牟取暴利。可是谁都知道，河里往往淹死的是会水的，后来有好长一段时间人们都没有再见他回来过。据他说，他是一次卖壮丁被押解到了一支管束很严的国民党队伍里，没能逃得出来，因而只好就在里边吃粮当兵了。然而不幸中却有万幸，在那里鬼使神差，使他意外地碰到了一个很赏识他机敏、聪明而颇有才华的师长。这个师长喜欢他小机灵，自然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提拔他，以至最后让他这个其貌不扬的三寸钉竟然当上了声名显赫的少校团长。此后，他所在的那支军队就被调到陕北去了，在宜君、清涧一带负责剿共。他说他剿共很能干，由他所带的那支部队曾经在宜君把共军一时打得晕头转向，首尾不能相顾。你想想，当时的国民党连长都是枪子一响，黄金万两，何况他一个大名鼎鼎的团长呢，那搂的钱还能少吗？还是据他说，他当时都用现大洋摞子在支床哩，那钱多得就没法数，满屋子堆的都是，人在屋子里走路，来来回回现大洋都绊脚哩。可是庙东村全村人哪一个不知道他是有一年的三九天回来的，回来时大冷天浑身上下可怜兮兮地就只穿着件半截裤。他到家天没明，连门吓得都不敢叫，就像一条癞皮狗似的蹲在他家的门口，还是他妈早上起来开门时才发现了他。那时候的他已经倒在了门口，都快要冻僵了，浑身发紫，不住地颤抖，身上一文不名，哪还想能来得什么现洋？后来，每当他在人前夸耀他的那段经历是怎样怎样的辉煌时，就有人毫不留情面地问他：“那你当时所挣的那些现大洋呢？”他迟早一听人问自己这话，立马就像被霜打的茄子一样蔫下来了，无比沮丧地说：“唉，提不成了，事情不幸得很。后来有一次和共军交火失利了，那些数也数不清的现大洋被贺龙的军队一下子全都给缴获走了——有什么办法呢？”也有人在背后地里议论他说，他根本就没有过那么多的钱，也没有发迹当什么团长那回事，一切都只是他为了显示而给自己瞎编的。但不管他的事是真是假，文化革命来了，他还就理所当然的成了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
排在队伍里的第三个人是一个小学教师，人看起来还挺文质彬彬的，然而却是个坏分子。这人大概是因为他在任教期间，有一次裤裆裂开了一道缝子，他没有脱下来，而是穿在身上就叉开两条腿，让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女学生给他缝补。文化革命来了，这事就被人检举了出来，而给他定性为坏分子。队伍里的第四个是当时驰名庙东村周围几十里，外号被叫做母老虎的李玉琴。她就是解放前逼着牛福平给他家过继的那个地主婆。紧挨其后，排在队伍里的第五个是右倾分子牛福平，他本来家庭出身很苦，解放前他和他妈受尽了地主牛仁义一家的欺凌压迫，解放后是个国家干部、共产党员，1958年反右斗争中因诚心给党组织提意见犯的错误。58年初，他们机关的党组织一开始号召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向党交心，向党组织提意见，开展轰轰烈烈的“四大”运动，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他一心忠诚党的共产主义事业，期盼党组织能把各项工作都搞得锦上添花，从而能够早日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于是就激情满怀，踊跃响应党的号召，给他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开诚布公地贴了张大字报，提出了他所认为的合理化建议，尤其还对当时党的“三面红旗”提出了异议，说“大跃进”实质上是“大冒进”，是一股浮夸风在泛滥，是一些人头脑发热，大炼钢铁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谁知道到后来整风运动一收口，他立马就遭殃了，被划定为右倾分子，成了冷落的对象，以致发配回原籍，光荣的支援农业第一线。现在文化革命爆发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他自然也就在劫难逃，被从庙东村生产大队队长的宝座上给一把拉了下来，接受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每次开会，都少不了也都得挨批判。
……走在这溜儿人中的最后的一个是我们大家早已都十分熟悉的那个历史反革命兼地主分子牛保国。他此时似乎还多少有点儿脸上上抹不下面子，看起来行动总有些怯怯缩缩的不利当，好像觉着走在最后就能有前边的人给自己遮羞，挡风，打掩护似的。这尽管是他自欺欺人，然而他这样做心里就多少觉着能好受一些。在庙东村这支游街示众的黒七类人松散队伍里，令人们奇怪的是怎么也找不见那个人们最不满的，曾经给敌伪乡长牛保国当乡丁、背枪，经常狐假虎威而且是枪杀地下党员赵广锁的真正凶手的牛运通。他的劣迹在人们的眼里确实不少，但根据当时文化革命的有关文件规定，历史反革命分子一定要是曾经担任过敌伪连长或乡长以上职务的人员，要不就是敌伪宪兵，他作为一个乡丁在这方面够不上杠儿，更何况解放后土地改革时他因为家穷，很幸运地还被政府给定了个贫农成分，现在倒成了革命的依靠对象，革命阵营中最坚定的力量，推动革命向前发展的巨大动力。天网恢恢，再疏而不漏，也难收得住这个网外之人哪。封神榜上没有他的名字，姜子牙的打神鞭就是再厉害，也是打不着他的。
这一行不到十人的队伍，在立新（庙东村）生产大队革委会贫协主席黄娃的带领下，缓缓地，无精打采地一路走来。当他们走到西岳庙东边并且离西岳庙已经不远了的一处地方的时，因为马上就要进西岳庙街了，这儿的路旁又正好有一眼水井，附近生产队正在用抽水机从井里边给苞谷地抽水灌溉，清澈无比的井水在哗哗哗地不住往苞谷地里流，所以他们就在这里席地而坐，充分利用这个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从各自所背的布袋里掏出了他们来时从家里所带的那些早已被风吹得龟裂了的干苞谷面馍馍，大口大口地就啃了起来，打算在这儿吃饱喝足歇得有劲儿了，接下来再走进岳庙街去向革命人民群众认真、彻底地示众请罪。硬邦邦的苞谷面馍馍，再加上这热烘烘的天气，他们一个个口干舌燥，此时吃这东西，实在难以下咽，于是他们纷纷用自带的搪瓷碗或者缸子盛些浇地刚从井里抽出来的那凉水，就着吃。这水刚被从井里抽出来，喝起来倒也十分清凉爽口。这时，他们中间有个人禁不住无可奈何地慨叹了一声：“唉，过这日子，何时……”下面“才是个头儿”那半句还没等他说出口来，就遭到了带队的贫协主席黄娃指指戳戳地严厉训斥：“你说话注意点儿！我可警告你们：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谁要是胆敢散布消极言论，革命造反派组织决不轻饶！记着：‘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抓紧时间，收拾好各自的东西，我们马上出发。今天的任务是，你们把西岳庙街和县城的角角落落都得给我转遍，少去一个地方都不行。任务大着的，我希望你们老老实实地接受贫下中农、革命群众的再教育，在示众过程中努力改造自己的那些非无产阶级世界观，争取早日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贫协主席黄娃的这一通教训，把他面前的这一伙黑帮们立马吓得一个个噤若寒蝉，只是一个劲儿的点头哈腰，唯唯诺诺，再也没有谁敢说一句有情绪的话了。他们赶紧收拾好了自己的东西，郑重其事地戴上上面写着各自身份的高帽子，一手拎着他们刚才喝水所用的搪瓷碗或缸子，另一只手拿着根筷子，也有个别人边走边从路边地上捡起根木棍儿、石子或者瓦片，五花八门的，不一而足，然而还是按照原来的先后顺序站好了队，从街东头儿松松垮垮地进入了西岳庙街。
他们这一溜儿人一进西岳庙街道，立马就有几个小孩兴致勃勃地尾随跟了上来，边冲着他们不住地做鬼脸儿，边无不滑稽地模仿着他们的动作。这时，只见他们一个个叮叮当当，乱七八糟，毫无节奏地敲击着自己手里拿着的那搪瓷碗或者缸子，开始依次自报起了家门：“现行反革命分子牛改娃。”站在队伍里的第一个人说，他脸上再也看不见往日那种无忧无虑，喜笑颜开的神色了。“历史反革命分子牛清。”站在队伍里的第二个人，别看他个子小，声音倒还蛮洪亮的，看来这人对他们的这次行动全然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不仅一点儿都不羞赧，甚至多少还有点儿自豪。“坏分子牛琛。”他的声音好像是在喉咙眼儿里似的，小得几乎没人能够听得见。“地主分子李玉琴。”“右倾分子……”走在最后的牛保国也不得不依葫芦画瓢地说：“历史反革命兼地主分子牛保国。”最后他们合起来，齐声说道：“向全县革命人民群众低头认罪！”……（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