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个对政治没有兴趣的人。谁做主，对她的小生活来说，有什么区别呢？ 也许她依旧可以留在这所隔绝人寰的公寓里，想想逝去的人与恋情，写一点痴男怨女的故事。
然而，时局似乎并不允许她如此。在那个红色的年代，张爱玲这个仅关注爱情，并且身上不可避免地带着旧时代烙印的女子，必然不是当局喜欢的对象。更可怕的是，张爱玲与“汉奸”胡兰成的往事，是众所周知的。当然，幸运的是，一开始，在留在大陆的文化人受到第一波“大清洗”的时候，张爱玲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波及。
但她到底还是敏感地察觉到了。她知道自己想要写的是什么，她不愿自己将来的所有文字，都被打上“红色”的烙印。另外，留在大陆，她的物质生活，恐怕也是没有办法得到保证的---有一回，参加某活动，她穿着自己认为已经非常朴素的衣衫，仍然被侧目。
“朴素”是那个时代的口号，但这个口号却是张爱玲的死敌。没有自由的创作氛围，也没有物质的保障，自己爱的人与爱自己的人也都不在这里，为什么还要留下来呢？
张爱玲决定，要离开大陆。
起初，她是不愿出国的---那么便去台湾或者香港。台湾岛上，盘踞着刚刚吃了败仗，一蹶不振的国民党，气氛也很是紧张。相比之下，香港的境况就要好上许多了。更令张爱玲满意的是，香港大学也在那个时期复校。
何必留在这个已经渐陌生，甚至开始变得可怕的地方呢？ 在审查还不算太严格的20 世纪50 年代初期，张爱玲以继续完成学业为由，前往香港。
她当然也是不舍得上海的---她出生、她成长、她笔下大部分人物生活的地方。然而，她熟悉的上海，霓虹灯、舞会、舞女的姿态与绅士的笑，似乎都一霎便消失尽了。这座城市原本如一个烫着头发、穿着旗袍与高跟鞋的女人， 她一举一动都有着让人感到心动的魅力，而她转过身去吸食鸦片时，又让人感到颓唐而疲惫。但新中国成立后的上海，仿佛一下子就被消灭了底气。美丽的妆容都被剥夺了，如同一个惊惶中的女人，抱着双臂，瞪大眼睛。
张爱玲依依不舍地挥别这座城市，临走之前，姑姑张茂渊好似预料到了将来会发生的一切，将曾经的照片，都交给她保管。
该离开的时候总要到来，张爱玲收拾包袱，踏上了永诀故乡之行。她忐忑不安，心里有些惆怅，但又是怀着希冀的。一路上一切都还算顺利。
离开上海之前，她的行李接受了检查。她回忆道：“离开上海的前夕，检查行李的青年干部是北方人，但是似乎是新来的，来自华中一带开办的干部训练班。当时国家是禁止黄金外流的。我身上唯一的金饰是五六岁的时候戴的一副包金小藤镯，有浅色纹路棕色粗藤上镶着蟠龙蝙蝠。我说这是包金的饰品，检察人员要检查弄清这个是不是黄金饰品，是不是真的只是包金的饰品。他用小刀刮金属雕刻的光滑的背面，偏偏从前包裹的金子又特别厚，刮来刮去还是金，不是银。刮了半天，终于有一小块泛着白色。他瞥见我脸上有点心痛的神气， 便道：‘这位同志的脸相很诚实， 她说是包金就是包金’”。
（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没有太多的刁难，到底还是过去了这一关。只是，旧时光如镯子上的金屑剥落，留下一段白，如同疤痕。
就此，三十二岁的张爱玲，一生中第二次踏上了香港岛。
在香港，张爱玲没有看到上次匆匆逃离时的绝望氛围。这座岛屿又复活了，带着欣欣向荣又更加“新式”的做派，向张爱玲打了个招呼。
但这一次到香港，又与上一回的情形全然不同。上一回来的时候，张爱玲还是个少女，也有大家族小姐的身家，至少不必为生计发愁。这一次，她却已经是个成熟的女人---一个没有人撑腰，一切都要靠自己的女人。在港大念书的同时，她还要为生计发愁。
为了节省钱，张爱玲就寄居在基督教青年会，以此免去租房的花销。但吃、穿、行，仍是要钱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香港的确是繁华，较之多年前，只好不坏。但这繁华并不属于张爱玲，她没有能力让自己去享受那繁华带来的乐趣。
有人说，在一个人生命里，理想是最重要的。然而，这话也是不愁温饱的人说说罢了。若连最基本的生活水准都不能维持，哪里还有能量来追逐理想？ 何况，再次入读港大，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也不过是张爱玲逃离大陆的一个借口。
生活窘困，还读什么书？ 那便退学吧。张爱玲再次离开了港大。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远走日本的炎樱忽然来信，说自己能够在日本为张爱玲找到工作。清高也好，不愿求人也好，既然往日好友已提出相助，为何不顺着台阶下？ 何况---与炎樱一起的日子，真是人生中少有的快乐与轻松吧。何不去见一见，这位非常怀念的故人呢？
仅仅在香港待了两个月，张爱玲便去了日本。
来香港时，还是炎热的夏天，热情的岛屿给人希望。而走的时候，却是秋天了。凉飕飕，冷冷清清，真是与这世情一般。
她踏上开往日本的海轮， 带着母亲当年周游列国时用的箱子。
那只箱子上，有母亲的痕迹，这个强大而自由的女人，将女儿远远地抛开，追逐自己的爱与幸福。她是强大的，也是可怕的。但---不管怎么说，她是张爱玲崇拜的人。
在海轮上，面对茫茫的大海，张爱玲也许感到自己的前途也如这海一般迷茫。从大陆到香港，再到日本，她如同飞蓬一般辗转，却不知道自己终究是要去往何方。
张爱玲到了日本后，到底遇到了什么？ 她和炎樱一起，做了怎样的努力？ 在日本的三个月，她并没有留下文字记录。人们只知道，三个月后，她再次回到了香港。
那三个月里，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炎樱的许诺，为什么成为一纸空谈？ 且不说细枝末节，连事情的大概走向，都湮灭在历史的灰烬里了。人们猜测，是不是她在日本遇到了曾经的爱人胡兰成？或者说，似《同学少年多不贱》里写的一样，当年的一对好友，一个落魄，一个蒸蒸日上，到底拉开了距离。再怀念往昔，也免不了尴尬。
第三次来到香港岛的张爱玲，灰头土脸，垂头丧气。学校也回不去了---因为学费与奖学金问题的纠葛，与学校的关系，彻底陷入僵局。
本来张爱玲打算再次入学， 但港大怎会允许一个学生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于是，港大不但拒绝了张爱玲的申请，还要求她补上欠的四百来元学费。张爱玲当然不愿意还，因为多年前，她离开港大时，学校还欠着她一笔奖学金。
说钱，让人感到俗气。但人又都是爱钱的：没有钱，哪里有安逸的生活，哪里有宝马、香车、美人？张爱玲是爱钱的，但在钱的问题上缠杂不清，到底让人觉得讨厌。这场关于“钱”的拉锯战，让张爱玲与港大文学院院长之间的关系到了非常恶劣的程度。
没奈何，张爱玲唯有带着母亲留下来的古董去赔礼，却仍然没有让对方彻底消气。张爱玲从来不否认自己是一个小市民，但这样放低姿态，的确是难以启齿的羞耻。
在香港的生活，窘迫是基调。香港是一座自由与繁华的城市，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看似美好的自由与繁华的表象底下，是冷酷无情。没有生活来源，张爱玲希望找到一份新的工作。本来，她有希望做一名翻译。但后来，她却因为是从大陆来，而被怀疑是共产党方面的卧底，最终与这工作失之交臂。
从离开大陆开始，好运似乎就没有降临到张爱玲身上。就算幼年时曾遭到继母的苛刻，好歹也是能够吃饱穿暖，所缺的只是新衣服。而这个时候呢？一个孤立无援的女人，一切都要靠自己的双手来赚取。何况，她是除了做“天才”之外，对什么都一窍不通的女人。
不过，值得庆幸的，还是张爱玲是“天才”---一个在文学方面，天赋异禀的能手。张爱玲数年前便在大陆有了名头，这让美国新闻署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对她产生了兴趣。所谓的“新闻署”，当然与政治也脱不了关系。20 世纪50 年代，朝鲜战争期间，大陆与美国方面关系非常紧张。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美国当然需要推销自己，并对“敌方”作反面宣传了。
就这样，张爱玲获得了一份翻译的工作。起先，她只是将一些英文着作翻译成中文。后来，她将一部反面宣传共产党的《荻村传》翻译为英文。在这段日子里，她还创作了《秧歌》与《赤地》，都有些“反共”的意思。有人说，这是在“新闻署”的授意下创作的。但就张爱玲本人来说，何尝不是对共产党有些“怨怼”。若不是大陆换了天，她的上海，会变成一个陌生的城市吗？ 她会被迫远走他乡吗？
在政治上，张爱玲是为人所诟病的：先是嫁了汉奸，又跑去香港，为美国人撰文“黑”共产党。但她不过是一个小女人，不过为情势所迫，吃口饭而已。小说本身，也是充满了文学性---连胡适看了《秧歌》都大加赞赏。
张爱玲在香港一共居住了三年。这三年的时光，比以往的任何时候让她成长得都多。若说与胡兰成的感情，让她从一个“理论感情专家”完成了一次悲伤又带着幻梦般美好的实践，那么在香港的三年，就让张爱玲彻彻底底地从一个生活的旁观者，成为了经历者。
以往的她，都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此刻却不得不去面对这个世界。她要获得生存的空间……与旁人接触，虽然让张爱玲感到苦恼，但也让她幸运地结识了也是在“新闻署”工作的宋淇夫妇---在她接下来的生命中，都与他们有着联系。
不过，在香港的生活，也给她带来了不少麻烦---胡兰成新书《今生今世》出版，有记者来采访张爱玲，这让她必须不断搬家。
张爱玲终究喜欢做的是旁观者。对于她来说，在不必与人交流的环境里，才是最快乐的。香港……太嘈杂，周围的人对她的窥视欲太强烈，到底不是个久居的地方。索性走得太远一点，再远一点，在没有人打扰她的地方，在更广阔的地方，也许会有新的发现、新的生活。
在“新闻署”负责人的担保下，张爱玲去了美国。被她远远抛在身后的，是大陆，是香港，是日本。是那些她曾经爱过的，又爱过她的人。他们曾经伴着她，走了或长或短的一段。但他们终究还是纷纷离开了。她孑然一身，身上映着青灰的月影，走向自己苍凉的结尾。
是永结无情游，相期……此生，相会无期了。
放入另一个胸膛的温暖一个孤身女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一定是不知所措的。不论她看起来多么独立和强大，在一个身边来往的都是不同肤色的人的地方，总会感到无援。
留学生在美国的状态，是於梨华与严歌苓都描写过的---尤其是女留学生。来自并不宽裕的家庭的她们，不但要完成学业，还要在白种人的夹缝中讨生活，赚取足以支撑日常开销的一点工资。
然而，她们又是有希望的---学成之后，便能在社会上有一席之地，或者返回国内。与这些更类于“过客”的女留学生相比，打算在美国度过余生的张爱玲，境况更加艰难。虽然她有着常人难以比拟的文学天赋，但她孤僻的性格，注定让她的每一步，都不会容易。
那是一个秋天，一辆海轮驶出香港维多利亚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站在甲板上，看着那座在视线里越来越模糊的岛屿。
那是一座繁华却又冷漠的岛屿。它给她留下无限的回忆，又为她带来无限的伤感。她那色调稍明快些的青年时代，在这座岛屿上留下一串串褪色的笑，她落魄的中年时代，又在这座岛屿上留下无数不堪。
它终于在滚滚的海水与灰色天空的交界处消失了。名叫张爱玲的女人转过身来，她知道，她需要向前走，面对新的生活。
人说美国是一个“遍地黄金”的地方。当然，这并不是对所有人而言。对张爱玲而言，这个陌生的国度，带来的是比香港更加难以忍受的艰难。在度过难堪的几个月之后，张爱玲向基因会求助，进入了麦克道威尔文艺营。麦克道威尔文艺营是为有才华却又生活窘迫的作家建立的，张爱玲在这里工作，基本的生活开销得到了保障。
按说，在文艺营中应该有不少写作的“同行”。这些人，都是有才华的。起码，与张爱玲处在同一个精神层面上。与这样的人一起，张爱玲应该能够感觉到快慰些， 或者能够结交到与她性格相契的朋友。然而，不过三十余岁的张爱玲，已经被命运的艰难与坎坷消磨掉了希望。她不愿与人来往，把自己藏在一层厚厚的保护壳里，甚至与自己的同事都鲜有交流。
每天，她都在自己的工作室里读书、写字。她见到了无数的苍凉，无数的悲欢离合。它们就那样静静地在她的脑海里浮动，等她将它们打捞起来，写成令人伤感的文字。旁人的嘈杂喧嚷，她没有兴趣参与，甚至连旁观都不屑了。她只是觉得太累：试图让他人知晓甚至了解自己的心意，是多么困难又可笑的事情。
有一天，她听到自己的工作室外，照例传来嘈杂的声音---她的同行们在热烈地讨论着什么。她本来该如往常一样，对这不属于她的热烈一笑置之的。但这一天，不知为什么，她竟鬼使神差地想出去看看。命运的转盘就这样悄然转动，命中注定的相逢就在下一个转角等待。
她站在大厅里，有些局促，神经紧张起来。她环顾四周，人们带着各种有趣的表情，试图向对方阐述自己的见解，费心费力，不知是否徒劳。她知道，他们都是“天才”。这里集中着许多甚至比她更加出色的天才。这时她忽然感到些快慰，她不再是那个出类拔萃，但永远像是“异类”的、孤单的天才了。这样待在许多“天才”中间，沸腾的人声虽然讨厌， 但未尝不让她感到自己是实实在在地属于这个群体的，她不再是奇怪的一个。
她的视线掠过许多人的面孔，最终停留在一个男人的脸上。他已经不再年轻了。他高而壮实，头发花白，生着典型的白种人的高鼻子，蓄了一点胡须，看起来是个顶普通的西方老头子。但他的双眼里，却闪着熠熠的光辉。他正在对身边的几个人讲着什么，而听众们也表现出很有兴趣的样子。
缘分是很奇怪的东西，它让人们在不期中相会，让两个本来天南地北的男女相爱。放在人群里，他们也许都很普通，甚至难以在茫茫的人海里，一眼辨认出对方的模样。或者说，他们都太出色。按照他们本身心里的界定，对方是无法打破自己高傲的壁垒。但缘分却让他们鬼使神差地遇见了，甚至相爱了。也许这就是上帝的游戏。当张爱玲看到甫德南·赖雅时，便进入了上帝最新开局的一场游戏。
她并不是还做着公主梦的女孩子了，她也是有过爱人的，有一段过去的女人。曾经的爱人，胡兰成，始终是她心里的一道疤痕。在她离开他之后，从来没有想过，要把爱交给另外一个人。但在她与赖雅相逢时，忽觉得心里一暖：“这张脸好像写得很好的第一章，使人想看下去。”
她向他走进一步，听他在说什么。原来，他是在讲笑话。她听了几句，也不自觉笑起来。他的目光，恰好在这时候移到了她脸上。他看到的是一个成熟的、眯着眼睛笑的黄种女人。她的身材并不像自己的同胞一样娇小，看起来高挑而又伶仃。她的下巴仰起来，那笑容很快收起来之后，眉眼间有些冷淡的意思。但，那冷淡中，分明还有些别的。或许是掩藏起来的一点温热。
这相视中的默契，带来了第一次交谈。这次的交谈，让张爱玲感到惬意而温和，这个大了她几乎三十岁的男人，是异国的一盏灯。他并不那么明亮，只是暖暖地烧着，有一点让人安心的光芒，昏昏的，显得闲适又安静。
他甚至有些像她的父亲。她记得许多年前，自己还小，母亲还没有与父亲决裂，父亲的阿芙蓉癖也不是那么严重。那时候的父亲，是个温文尔雅的男人。他身上虽然带着些遗少的味道，却并不妨碍他活得优雅而考究。他本来是一个温柔而博学的男人。
她想，若是生命中没有那么多变故，父亲老了以后，也会是这个样子吧？ 他不应该被生活折磨成一具让她恋慕又恐惧的行尸走肉。
他应该是，应该是赖雅这个样子的。幽默，博学，又很温柔。
也许这只是臆想，但与赖雅一起时，张爱玲确凿地感受到了温暖与片刻的安宁。让人厌倦而恐惧的生活，终于留给她一点宽慰。
与赖雅几次交谈之后，她知道他是一个永远“在路上”的男人。
他写剧本，写小说赚钱，然后将它们统统花掉。旅行，美餐，他不会吝啬，但也不是一个静好而安稳的居家男人。不过，她喜欢他的生活方式，她也急迫地需要一个依靠。
他们就这样一起了。
张爱玲对赖雅的爱，与她对胡兰成的爱不同。对胡兰成，是歇斯底里、不顾一切的爱，如野火一般燃烧过去，不管不顾的决绝。而对赖雅，则是对父亲般的依恋。
然而，命运注定不公，这份如奇迹一般的爱情，没过多久便遭遇了一场危机。原来，文艺营收留作家们的时间，是有限定的。赖雅的最后期限到了，他不得不离开生活安逸的文艺营。
分别在即，但张爱玲对此又能做什么？ 她的一身中，经历了太多的分离，送走了太多的人。她必须保证自己生活的安稳。
赖雅离开的日子，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张爱玲只能看着这个即将离开她的男人，她那父亲一般的爱人。
实际上，喜欢漂泊的赖雅，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良配：他并没有钱，也不会过日子，他所能提供给张爱玲的，只是心灵上的依靠。即便再标榜自己喜欢物质，张爱玲更加需要的，还是一个能够懂她的男人。
她的经济条件本就很不宽裕，在送走赖雅的时候，她却将自己手中为数不多的钱都给了他。一个看透世情的女人，一个认为花爱人的钱就是幸福标志的女人，在两次恋情里，都没有享受到这样的幸福。她够聪明，却不够幸运。
这段如冬日阳光一般的感情，看似就要结束了。但是，在分别之后不久，张爱玲发现自己怀孕了。
一个幼嫩的生命正在她体内孕育，那是她生命的延续。张爱玲对此感到困惑又惶恐。她从来没有想过要做一个母亲，她从小就没有体验到真正的母爱，她不知道怎样去做一个母亲，她缺乏母性的温柔与怜悯。
于是，她给赖雅写了信。这个已经六十五岁的“浪子”得知这个情形，终于打算安定下来了。他不再如年轻时一样，有无限的精力去冒险。他老了，这个世界上最尖新的东西，属于年轻人。
于是，他立即给张爱玲写信，向她求婚。在求婚的回信还没有送到张爱玲手中时，她决定，要去找他。
这情形，与多年前是多么相似。那时候，她独身上路，去温州寻找一个叫胡兰成的男人。那时候，她心怀忐忑，他在那边过得怎样？
是不是还想着她？ 但她披星戴月地去到他身边时，发现他已经同别的女人在一起了。这是如同死亡一般沉重的绝望，一颗心脏的枯萎。
多年后，她再次上路，风尘仆仆，千里迢迢，去寻找另一个男人。
她想，他会怎样呢？ 是不是也和当年的那人一样，同别人在一起，她被踢出局，成为一个可笑的失败者？ 不过，不论如何，她一定要找到他。他是她在这个陌生国度，唯一的依靠。
她到达那座美国北方小镇时，看到了他。在那一瞬间，她心中一紧：他身后，有没有跟着一个女人？
但这个有着慈父模样的爱人，走到她身边。他来迎接的是，是他的新娘，他向她求婚了。这突如其来的巨大幸福，在瞬间淹没了她。
她不是没有人爱着的女人了。他是她的磐石，她是缠绕在他身上一株藤，开花结果，依靠在他的身上。
但生活永远是这样戏剧化：当她等待着温暖时，意外总是在下一个转角等她。每每当她发现自己收之桑榆，却又被告知失之东隅。
她抬起头，想要安稳地过下去，把漫长时光、琐碎生活过成一帖褪色了却又喜庆的旧年画，生活立即给她迎头一棒。她在角落里养伤，好不容易再次鼓起勇气，结果却仍然是头破血流。生活永远是绵长而真实的：即便是王子和公主，结婚之后生活还在继续。
与赖雅结婚后，张爱玲的生活并没有更加容易。生性自由的赖雅，不愿意再负担一个孩子，于是建议张爱玲把胎儿打掉。本就不知如何做母亲的张爱玲同意了。那个代表着她生命延续的孩子，再也不能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贫贱夫妻百事哀”，张爱玲与赖雅都只能依靠写作赚一点聊以度日的微薄钱钞。在之后漫长的十一年里，他们的生活状况每况愈下。
在这期间，张爱玲的作品产量是很大的。但它们并没有在美国获得成功，这让她灰心丧气。而赖雅年龄毕竟大了，身体状况不容乐观。他摔断了股骨，又几度中风。在他们十一年婚姻的最后两年里，赖雅瘫痪在床，全靠张爱玲照料。
在生活方面一窍不通，甚至需要他人照料的张爱玲，负起了生活的重担。这一次的婚姻，实际上并没有给她带来依靠，反倒是对她生命力与希望的透支。
对于这段婚姻，张爱玲并没有留下太多的文字记录。只有赖雅的日记，一字一句，将这漫长的十一年记录。而这日记的笔调，也从明媚渐渐转为绝望。
这一段婚姻，到底给张爱玲带来了什么？ 它在她本就伤痕累累的心脏上，添了一条新鲜的伤口。十一年的爱恋与现实的困苦纠缠、折磨，让她在余下的生命里，永远地向旁人关上了通往心灵的门。
她如彼岸花般的遥望在张爱玲和赖斯婚后的第二年， 她的母亲黄逸梵在英国病逝了。
“母亲”是一个柔软的字眼。但凡说起母亲，人们心里便会温柔起来。“母亲”永远代表童年的摇篮，轻柔舒缓的摇篮曲。母亲是爱，是童梦里最美好的微笑。但对于张爱玲而言，“母亲”却是一个让她爱恨交织的人。
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出身名门。她的祖父黄翼升是清末的水师提督，父亲黄宗炎是独子，但她的母亲说起来有些让人唏嘘，她是一个买来的农村女人。她有幸留下了一张照片，那张照片上的女人，生得木讷，并不美貌。她坐着，似乎有些紧张，缩着脖子，双手放在腿上。
水师提督的公子，为什么会看上这样的女人？ 原来，黄宗炎的原配夫人多年无所出，为了延续香火，家里便从长沙乡下买来一个女子做小妾。不过多久，这女子有了身孕，而黄宗炎也前往广西做官。
谁知不到一年，黄宗炎便在广西染病去世了。而留在南京家里的姨太太，则生下了一对龙凤胎，不久后也去世了。而那对龙凤胎中的女孩子，便是黄逸梵。她原本的名字，叫作黄素琼。
出生在这样的人家，黄素琼自幼便接受严格的封建教育。她被要求做一个温顺的官家小姐：要低眉顺眼，背要微微弓着，让自己显得更加没有存在感。当然，缠足也是不可逃脱的。
黄家的所有女人，无一例外的，都裹了足。用明矾、布条，将幼嫩的双足裹起来。五指折断，弯向脚心。剧烈的疼痛折磨着年幼的黄逸梵，但她又是无力反抗这命运的。在那个封建的男权社会里，女人畸形的小脚，让她们无法快速行走，甚至连站立，都是颤巍巍的。这让男人们有了强烈的征服欲，让他们感到，这些女人，是不得不依靠于他们的。
这样的心理，在中国的白蛇传说中直接将脚化为蛇尾，与西方的人鱼传说中脚被化为完全失去行走能力的鱼尾类似。
张爱玲的《对照记》里，有一张黄逸梵少时的照片。背景大概是家里的大厅，有一方木桌子，桌上放着瓷器与西洋钟表，背后则是雕花的木门。照片上的女孩子不过十岁左右，斜坐在一张圈椅上头。她头发团了一个如道人一般的发髻，穿着浅色的衫裤，都滚了边，领口绣了一溜的花，很是精致。她手上握了一柄团扇，大抵画着竹子，一丛丛墨竹在扇面上铺开。她身后，则站着一个年纪与她相仿的少女，手中也握着团扇。这应当是她的侍女。
令人感到一阵不忍的是，两个女孩子裤脚下面，都露着裹过了的小脚。黄逸梵穿着一双绣鞋，斜面上密密匝匝地绣着花。那鞋子尖尖的，短短的，几乎不到一掌长。这是一双让她终生感到羞耻的脚，是男权社会发展演变出的畸形产物。
这个女孩子是聪明的。虽然，她心里有无数反抗的呐喊，但她在家里保持沉默，作出乖顺的表象。也许她想，等到自己长大了，总有一天，能够过上自由的生活。
童年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当年的女童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又长成美貌的青年女子。她并没有遗传到生母的平庸，反倒拥有令人讶异的美貌。
当然，即便成年了，她也是没有自由的。她被迫嫁给了遗少张廷重。这个男人初看时，还是好的，温文尔雅，又有学识。但他身上带着她讨厌的陈腐的味道，让她感到窒息。
有人说，嫁到夫家，最难处的是婆媳关系与姑嫂关系。对于黄逸梵来说，却并非如此。婆婆早就去世了，小姑张茂渊，却和她非常投契。张茂渊是个活泼而有见地的女子，她的生长环境，也比黄逸梵要自由许多，这让黄逸梵非常羡慕。她尤其羡慕的是，张茂渊能够去学校里读书。
张爱玲后来回忆自己母亲时，这样说：“她是个学校迷。我看茅盾的小说《虹》中三个成年的女性入学读书就想起她，不过在她纯是梦想与羡慕别人。后来在欧洲进美术学校，太自由散漫不算。一九四八年她在马来亚侨校教过半年书，都很过瘾。”（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对黄逸梵来说，也许她并不是真的有那么强烈的求知欲，她只是想走到外面的世界去，想要自由。家庭是温暖的，是一个保护巢，但她厌倦了家里如一团死水一般的生活，她想要行走，想要去看这个巨大的、不可思议的世界。
她一直在酝酿，直到生了两个孩子---张爱玲与张子静，她还是没有放弃。许多希望外出闯荡的女人，在有了孩子之后，都会静下心来，将自己整个投入家庭当中。但向往自由的黄逸梵却并没有这样。她如同一阵风，一阵无情的风。对于自己的孩子，她没有太深的感情，她自我，她最急迫的事情，就是去呼吸外面世界的新鲜空气。
在张爱玲的记忆里，母亲总是郁郁寡欢的：“我记得每天早上女佣把我抱到她床上去，是铜床，我爬在方格子青锦被上，跟着她不知所云地背唐诗。她才醒过来总是不甚快乐的，和我玩了许久方才高兴起来。我开始认字块，就是伏在床边上，每天下午认两个字之后，可以吃两块绿豆糕。”（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家庭生活不是她的全部，她属于更广阔的世界。
很快，机会就来了。小姑张茂渊要外出留学，这让黄逸梵也一起激动起来。她不想自己的年华在幽深寂静的院落里腐坏，她要跟着张茂渊一起走。这样的想法，在那个年代毫无疑问是惊世骇俗的。但黄逸梵坚持着，她也有自己的借口：小姑外出留学，她要做她的监护人，照顾她。
任何艰难险阻，都不能让一个坚定的女人放弃她的理想。黄逸梵就这样把她的家庭远远地抛在身后了。迎接她的，是一个全新的、未知的世界。黄逸梵的人生之门，这才算刚刚开启。
在国外，她看到了这个世界有多大。她学习油画，参加各种新式的活动。很快，她就成为一个新派的人。
当她和张茂渊再次回国时，曾经那个身上还能看到些传统闺秀气质的黄素琼，已经被一个完全西化的黄逸梵所代替。在《对照记》里，存着好多张黄逸梵的照片。真是极美的一个女子，烫着卷发，穿西式的连衣裙与高跟鞋。她的五官长得非常精致而深邃，竟有些欧洲人的意思。在照片上，她带着似有若无的笑容，双眼熠熠地看着镜头，如同一个派对上的女王。
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张在海船上的照片。黄逸梵站在甲板边缘的栏杆前，侧着身子。她裹着头巾，头发在颈后绾起来。她穿着无袖束腰的连衣裙，逆光让她的身形成一个美好的剪影。
回到国内的黄逸梵， 不愿自己的女儿也成为一个温顺的闺秀，便坚持要带她去学校，并且教她钢琴与绘画。她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母亲，但她的一举一动，都让张爱玲非常羡慕。这样一个如同“女神”
一般的母亲啊……见识到世界广大的黄逸梵，当然是不愿意再与抽鸦片、下堂子、娶姨太太的张廷重一起生活了。她果断地和丈夫离了婚，并和小姑张茂渊一起搬了出去。这小姑子张茂渊也非常看不惯哥哥的生活习惯。
两个留过洋的女人，租了一所漂亮的房子，请了白俄的厨师与司机，过着小资的生活。受到继母与父亲虐待的张爱玲一度与母亲居住在一起，母亲的冷漠与高姿态，西式的“自由”与无情，都让张爱玲又爱又恨。
当然，对于黄逸梵来说，安定不是她的本性。自由的风，只会在某个地方暂驻，而不会永远停留。不久之后，她又出国了。
与多年前那个和小姑一起第一次来到国外，对一切都感到无比生疏而惊讶的女子相比，这一次的黄逸梵，是一个熟门熟路的旅行者，是一个生命的书写者。她的旅行经历，简直可以用传奇来形容。
她去过许多国家，多年后，女儿张爱玲继承了她惯用的行李箱。那箱子上满满地贴着各国轮船的标签，这是一个旅行者得到的徽章。
在张爱玲的记录中，黄逸梵在国外的生活，时刻都充满了趣味，当然也免不了危险。张爱玲在她的文字中记录道：“她画油画，跟徐悲鸿、蒋碧薇、常书鸿都熟识。”
“珍珠港事变后她从新加坡逃难到印尼，曾经做尼赫鲁的两个姐姐的秘书。一九五一年在英国又一度下厂做女工制皮包。连我姑姑在大连收到信都有点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向我悄悄笑道：‘这要是在国内，还说是爱国，破除阶级意识---’”
“她信上说想学会裁制皮革，自己做手袋销售。早在一九六三年她绕道埃及与东南亚回国， 就在马来亚买了一洋巷碧绿的蛇皮，预备做皮包皮鞋。上海成了孤岛后她去了新加坡，丢下没带走。我姑姑和我经常拿到屋顶阳台上去暴晒防霉烂，视为苦事，虽然那一张张狭长的蕉叶似的柔软的薄蛇皮夹实在可爱。她战后回国才又带走了。”
……“她总是说湖南人最勇敢。”（摘自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黄逸梵如同一个小说里的人物，自由，肆意，活得似凡高的向日葵，热情四溢，几乎燃烧起来。
对于这样一个母亲，张爱玲的心情很复杂。母亲曾经努力让她上了新式的学校，也教她怎样生活得有情调，教她怎样生活才是有趣味的。但母亲到底是自私的，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义务。在《小团圆》里，影射黄逸梵的蕊秋，甚至将女儿的奖学金拿走打麻将。女儿在学校过着拮据的生活，依靠这奖学金度日，母亲却住在豪华的浅水湾酒店。
总觉黄逸梵与玛格丽特·杜拉斯有相似之处。同样是追逐爱情与自由，从不停留如卡门一般的女子。在异国他乡辗转，黄逸梵与女儿的联系越发少了。她带着自己的身家，几箱子古董，永不停止地冒险。她爱过许多人，无一例外，都是外国男人。大概是彼时的中国男人让她感到乏味而陈腐吧。
多年以后，张爱玲到美国定居，与赖雅结婚。这时候，已经苍老的黄逸梵漂泊到英国。婚后不久，张爱玲生活拮据，黄逸梵到底还是挂念着这个不幸的女儿，便为她寄来了一箱子古董。可在张爱玲婚后第二年，黄逸梵就病逝了。
得知这个消息的张爱玲，心中非常痛苦。她是爱着她的母亲的，她崇拜着她。处于极度痛苦中的张爱玲，大病了两个月。
对于黄逸梵来说，在异国他乡孤单地病逝，也许并不如旁人眼中那样来得凄凉。回望自己的一生，她一定未曾后悔出来闯荡。这多年的冒险，让她风一样的生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
自由，才是风的意义所在。若是老死在家中的床榻上，即便儿女满堂，有人照顾，又有什么意义呢？ 死去元知万事空。多少年在一所房子里徘徊，每天见到的都是相同的人，做的都是相同的梦，这样重复相同的生活，还不如来一场短暂却终生难忘的冒险。说到底，人不过活一世，区区几十年太短暂，如白驹过隙。人说青青镜中发，忽忽成白首，若不依着自己的愿过一辈子，岂不是太委屈、太不甘心？
而对于张爱玲来说，这个几乎没有尽到母亲义务的女人，是她遥望的，追逐的一朵花。她绽放得肆意而又热烈，在自己能够看到，却无法触摸的彼岸。
绿蜡春犹卷，红楼梦未完近几年《红楼梦》忽又热起来，出书考据的、在电视上做讲演的，那一百二十回的故事，总能演绎出许多新东西。而在《红楼梦》研究史上，张爱玲这个名字，是不得不提的。就连红学家周汝昌也说：“只有张爱玲，才堪称曹雪芹知己。”
其实，张爱玲与曹雪芹，应当是有共鸣的吧。同是生在显赫之家，不，是没落的显赫之家，总有些相通的地方。
张爱玲与《红楼梦》，是很有渊源的。她第一次读《红楼梦》时，不过八岁。那时候，一家子住在天津。彼时，母亲黄逸梵已经出国，家中只剩下三人。父亲过着声色犬马的生活，张爱玲与弟弟张子静只能待在寂静的大宅子里，读读书，或在花园子里玩耍。就在那时候，《红楼梦》走入了她的生活。
堪称中国古代最杰出小说的《红楼梦》，的确精彩；但让一个年仅八岁的小孩子去看，未免有些难了。但张爱玲毕竟是张爱玲，是能够写出“声如羯鼓催花发”的天才。这部书给她带来的乐趣，远胜于任何游戏。
有时，父亲有空，也会为她讲一两段。父女二人一同读书，在张爱玲灰色的童年里，尤其难得。父亲张廷重也非常喜欢《红楼梦》，他甚至算得上是张爱玲读《红楼梦》的启蒙老师。
她第一次读那部书时，只见厚厚的大部头，带着好奇，也为“红楼梦”三个虚渺又旖旎的字所吸引，便读了去。不想这翻开了第一页，一生都对它爱不释手了。
《红楼梦》中人物众多，关系复杂，伏笔也不少，成人要看懂也够呛，但张爱玲竟在十二三岁时，便入了《红楼梦》之门：这部共有一百二十回的小说，前八十回，看起来是光风霁月，转到后四十回，瞬间便觉“天日无光，百般无味”，能分辨出前后两部分的差别，对于这样一个小孩子来说，真是十分难得。
众所周知，关于《红楼梦》后四十回，真个是众说纷纭。大部分人认为，此乃高鹗续书，于是，对于曹雪芹原本安排的结局的猜测，也有不少。当时，张爱玲看了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内有一段话，说有一个旧版本的《红楼梦》，结局是荣宁二府败落，宝玉沦落成了打更人。后来，宝玉与湘云重逢，白头偕老。见到这样的结局，张爱玲的反应，竟然是“石破天惊，云海垂立”。年幼的女孩子能说出这样的话，文学功底真不是一般的深厚。
张爱玲对《红楼梦》有着特殊的偏爱。到了十四岁时，她执笔写下一篇《摩登红楼梦》，将红楼中的人物都放到了民国背景里。父亲张廷重心血来潮，还为她这部小说拟了章节的名字。
这篇共有六回的短篇小说，内容非常有趣。在故事的开头，秦钟与智能儿私奔，结婚了。这里看起来，有些孩子气：幼小的张爱玲，大抵是希望两个人在一起，才编出这样的情节吧？ 但张爱玲终究是不落俗套的。在故事的后来，这一对私奔的爱侣，过得并不好。原因很简单：因为没有钱。这是个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桥段，不脱离现实，也有合理的幻想，但更像是她在自我宽慰：看，即便他们能够在一起，结果也不会太好。那么，在原着里，秦钟病死的遗憾，也就不那么重了吧。
张爱玲对于《红楼梦》的爱好，终其一生也没有改变。而《红楼梦》对她的影响，也显而易见。在张爱玲的小说里，许多细节描写，都能见到《红楼梦》的影子。《红楼梦》偏好对景物与器物、服饰的描写。
那些器物与服饰，都有长长的名字，十分考究，描写得非常细腻。而曹雪芹对颜色也十分偏爱，整部《红楼梦》里，可见他不厌其烦地对各种颜色进行描写。这一点，在张爱玲的小说里也能见到。如这样的段落：“七巧翻箱子取出几件新款尺头送与她嫂子，又是一副四两重的金镯子，一对披霞莲蓬簪，一床丝绵被胎，侄女们每人一只金挖耳，侄儿们或是一只金锞子，或是一顶貂皮暖帽，另送了她哥哥一只玦琅金蝉打簧表，她哥嫂道谢不迭。”
而一些情节的铺垫，人物关系，对话与人物情态描写，也有许多借鉴之处。比如，《金锁记》里下面这段：“小双道：‘告诉你，你可别告诉我们小姐去！咱们二奶奶家里是开麻油店的。’凤萧呦了一声道：‘开麻油店！打哪儿想起的？像你们大奶奶，也是公侯人家小姐，我们那一位虽比不上大奶奶，也还不是低三下四的人。’小双道：‘这里头自然有个缘故。咱们二爷你也见过了，是个残废。作官人家的女儿谁肯嫁给他？老太太没奈何，打算替二爷置一房姨奶奶，做媒的给找了这曹家的，是七月里生的，就叫七巧。’凤萧道：‘哦，原来是姨奶奶。‘小双道：’原来是姨奶奶的，后来老太太想着，既然不打算替二爷另娶了，二房里没个当家的媳妇，也不是事，索性聘了来作正头奶奶，好教她死心塌地地服侍二爷。‘凤萧把手扶着窗台，沉吟道：’怪道呢！我虽是初来，也瞧料了两三分。‘”这语言描写生鲜泼辣，恰到好处，与《红楼梦》里小丫头私底下排揎主人家的情形，很是相似。
而对女性的描写，也是很有意思的。《红楼梦》是封建男权时代，一部褒扬女性的作品，塑造了许多鲜活的女性形象。作为主角的金陵十二钗且不提，就是一些仅仅出场过几次的丫环、戏子，都非常有性格。这源于其对人性的复杂性与矛盾性的精确把握。这在张爱玲的小说里也能够见到。她笔下的女子，总是活灵活现，形象丰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