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工的“忠诚、勇敢、服从、完成”的品质，一方面靠自我修养，另一方面更靠教育。
任何一个组织，包括学校、医院、政府机关在内的任何一个领导人，都希望自己的部下和成员具有“忠诚、勇敢、服从、完成”的品质。
忠诚：就是对组织要始终不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绝不背叛组织。
为谁而战：士兵的忠诚靠教育(2)
勇敢：要有“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胆略，要有在任何情况下能够“战胜敌人而不向敌人屈服”的勇气，在关键时刻，要敢于刺刀见红。
服从：组织成员要下级服从上级，服从董事会的领导。
完成：要有能够千方百计创造性完成任务的能力。仅有忠诚、勇敢和服从是不够的。解放军组织重在培养干部、骨干“带兵打仗”，普通士兵也具备能够独立作战的能力；培养能创造性完成任务的人。
华为老总任正非非常注重培养企业员工“勇敢、服从和完成”的“狼性”精神。
华为一创建便面对跨国巨头的激烈竞争，在严重缺乏资源的情况下，只有靠“狼性”冲上去。
所谓“狼性”，用任正非的话说，就是“哪儿有肉，隔老远就能嗅到，一旦嗅到肉味就奋不顾身”。
华为的起家，可以说是在国外企业产品占据整个中国市场的夹缝中成长起来的。
今天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任正非和他领导的华为，中国电信革命的完成可能要晚好几年，中国人可能要用比现在更高的代价使用通讯设施。
任正非曾回忆：“公司初创时期处于饥寒交迫、等米下锅的时候。我们是一群饿狼，只有让‘狼性’爆发才能生存。”从最初的创业到后来的发展，华为充满了坚忍、顽强、不舍、凶狠等典型的“狼性”特征。而且是一群可以咬死任何庞然大物的本土狼。
既然要培养“狼性”，便需给狼足够的刺激。任正非甚至专门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建立适应企业狼性发展的机制》。任正非说：“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一种忍耐的文化，而不是扩张的文化。我们竖起利益均沾的大旗，强行推行扩张文化。”利益均沾原则不仅适用于华为对内刺激狼性，也成为其笼络客户、攻城掠地的利器。
在华为内部，狼性文化同样明显。任正非在大量网罗人才的同时，通过“狼性”安排，在内部制造出激烈的竞争，“在你旁边蹲着一只狼”，随时准备替换表现不佳的员工。在华为，可以看到敢于为人所不为的技术创新和顽强的坚持。
任正非说：
“我永远都不知道谁是优秀员工，就像我不知道在茫茫荒原上到底谁是领头狼一样。企业就是要发展一批狼。狼有三大特征：一是敏锐的嗅觉，二是不屈不挠、奋不顾身的进攻精神，三是群体奋斗。企业要扩张，必须有这三要素。”
火线入党：适时培养组织需要的骨干
火线入党：适时培养组织需要的骨干
解放军有个非常独特的政治行为：党的建设。解放军组织建设中明确要求：连有党支部，排有党小组，班有党员。在“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样一个组织中，为保持制度的延续性，就要把组织需要的人吸收进组织中来。而进入组织的这些人，从普通士兵到将军，都要执行党的方针、政策，遵守党的纪律。为保证这个政策的组织落实，解放军甚至在“急、难、险、重”任务中，进行“火线入党”，把关键时刻为了党的利益能够冲得上去、不畏流血牺牲的战士及时吸收到党组织中来，使之成为组织的中坚和骨干。
把组织需要的人吸收到组织中来，并使之成为组织骨干，是解放军成为最有效率的组织的重要原因之一。
华为集团的任正非是深谙此道的企业家。他在华为集团进行全员持股计划，把高级管理人员变为企业的股东，成为企业的主人，使他们死心塌地地为企业发展出力，并能够分享到企业发展和增长的快乐。
任正非对他身后的“狼群”说：“拿下狮子周围那些领地来，会有你们各自的份额。”——这是华为最初推行全员持股的原动力。
正是靠这些，任正非以三流的产品卖出一流的市场，从一个注册资本2万元的小型交换机代理商到一面总资产上百亿元的民族工业的旗帜，实现了超常规发展。
100年前，美国标准石油公司有一位小职员叫阿基勃特。他在出差住旅馆的时候，总是在自己签名的下方，写上“每桶4美元的标准石油”字样，在书信及收据上也不例外，签了名，就一定写上那几个字。他因此被同事叫作“每桶4美元”，而他的真名倒没有人叫了。
公司董事长洛克菲勒知道这件事后说：“竟有职员如此努力宣扬公司的声誉，我要见见他。
“
于是邀请阿基勃特共进晚餐。不久，阿基勃特成为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的股东、董事会成员。
后来，洛克菲勒卸任，阿基勃特继任第二任董事长，后来成为标准石油公司历史上贡献最大的董事长之一。
回到根本：谦虚谨慎艰苦奋斗
回到根本：务必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对大多数企业家和企业管理者来说，什么支撑了企业的成长？答案是明确的，是赢利支持了企业的成长，而不是企业发展支持了企业的成长。
一个企业要想保持赢利能力，管理者和员工应该始终保持创业时的激情、创业时的心态。但实际上这很难。
2004年10月，我去中国著名佛教圣地普陀山，在缆车上看到了几排军营。这是我离开军队10年后，再次近距离观看基层营房。陪同我的一位朋友曾在这里当兵，他指着一片地告诉我：
那是连队的菜地，那是连队的猪圈。
我感叹到：部队现在还养猪种菜呀。我从当兵开始，直到成为带兵的人，成为企业的人，中国社会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部队官兵物质待遇也有了极大提高，但解放军基层连队种菜、养猪，基本没有改变。
其实，自1927年“南昌起义”以来，军队的武器装备、军人的生活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是，解放军许多传袭下来的基本东西并没有变。
这是为什么呢？
1949年3月，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向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提出：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这些年，整个国家都在变，但却始终脚踏实地地坚持“两个务必”，让组织成员始终警醒的，依然是解放军。
国际、国内的环境变了，生活方式变了，兵源变了，连兵役制度也从义务兵向职业军人制度转变了，但是，解放军基本的东西依然没有变。翻开由解放军总政部制定下发的政治工作指示，“解放军光荣传统教育”、“艰苦奋斗教育”、“党指挥枪教育”等仍然是每年部队教育不变的主题。
蒙牛在中国的崛起是一个奇迹：十几个人、集资1000万元，用了不到5年时间，打造出一个产值50亿、企业价值超过百亿的企业。对此，董事长牛根生先生深有感触地说：“没有使命的企业走不远。以我办企业的体会，使命是企业的灵魂。没有使命的企业是生存不下去的，更别说做大了。拿蒙牛来说，在很多人看来，蒙牛的发展是个奇迹，可我从不这样认为。蒙牛的成功从宏观上讲，是得益于我们所处的是个伟大的时代；从蒙牛本身讲，我们这些人是怀着‘强乳兴农’的使命意识来做企业的。正是有这个使命，才凝聚了管理团队，凝聚了员工。大家朝着一个共同目标，克服了企业创立之初难以想象的困难，在超速成长的同时成为西部最大的造饭碗工程。”
仅有使命还不行。世界上有许多为了一个远大使命创立的组织，却在辉煌中分崩离析了。为什么？组织和组织成员永远都应该具有一种创业心态，保持组织创立之初的那种朴素和激情，否则，企业便不再年轻，而一个失去了青春和活力的企业是不可能有竞争力的。
组织要具有无性繁殖能力
成功的企业，其组织外部环境是依照市场经济方式进行资源配置，而其内部的资源配置绝对是“计划经济”，尤其是在人力资源上。服从和步调一致，成为其取胜于市场的法宝。
服从与执行，对企业来说更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现代企业发展的100年间，有一个现象非常有意思：一方面，外部环境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市场化发展成为企业家、而且是政治家追求和努力的目标。另一方面，主导世界经济主要力量的大企业，由于竞争和垄断需要，其内部资源的配置，计划性也越来越强。在企业外部，是市场配置资源；在企业内部，则主要是计划配置资源。由于这个特性，在企业内部，强调了一致和统一，强调了服从。在企业中，不是你愿意做什么，更多的是企业需要你做什么。
组织的效率来自组织的执行能力。执行能力的具体表现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
如果出这样一道题：军人最鲜明的特点是什么？我想答案十之八九会是：服从。
服从具有两个层面：从个体来讲，服从是不讲价钱、千方百计地接受并执行的；从组织来讲，要让成员服从，你的“命令”必须是可以操作的。如同“齐步走”口令，在执行中包含了：
（1）士兵听到口令后先迈出左腿；
（2）每一步的步幅为75公分；
（3）每分钟的步频为116步。
这些内容需要组织的统一和规范。没有统一和规范，执行就是一句空话。规范，使组织按照同一机制和程式发展、扩张，从而具有了无性繁殖的能力。这是组织做大的必要条件。
解放军的“一切行动听指挥”，是建立在统一和规范基础之上的。只有制度化才能使成员的“服从”成为一种习惯和自觉。
服从是军人的天职，更是解放军这个组织具有效率的基础和前提。
建章立制：无规矩无以成方圆
建章立制：无规矩，无以成方圆
规矩的制定是组织成员行为能够全体一致的前提和基础。实际上，任何组织都一样。要使组织成员——从数量上说是从“2到无限多”，能够具有统一的行为，组织者首先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建章立制”、确定游戏规则的工作。所以，一个明智清醒的管理者，其在组织建设上都把很大精力放到规则的制定上。
换一个角度说，使命和目标是指组织要干什么；而建章立制则主要是指这个组织和组织成员不能干什么。
某些时候，对一个组织来说，“不能干什么”比“能干什么”更重要。
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从江西遂川县准备向井冈山进发。他向部队指出，如果没有群众的支持，红军是无法生存的，所以，要爱护人民群众。为此，他亲自宣布了红军的“三大纪律”：
第一，行动听指挥；
第二，打土豪款子要归公；
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
此后不久，毛泽东针对红军部队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又宣布了“六项注意”：
第一，上门板；
第二，捆铺草；
第三，说话和气；
第四，买卖公平；
第五，借东西要还；
第六，损坏东西要赔。
红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赢得了群众的真心信赖。当时流行着这样一首歌谣：“红军纪律真严明，行动听命令；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遇事问群众，买卖讲公平；群众的利益，不损半毫分。”
1929年，毛泽东将“六项注意”改为“八项注意”，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敌兵腰包”。至此，形成了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雏形。
1947年，随着解放军成为中国最具有竞争力的武装集团，解放军的大兵团作战对其自身的军事纪律、政治纪律和群众纪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0月10日，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起草了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要求“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
“三大纪律、八项纪律”的重行颁布，对统一全军纪律，加强部队的思想和作风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可以说，许多中国人对解放军的最初认识，是通过对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了解开始的。
企业同样需要自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985年，张瑞敏到海尔任厂长，他规定的第一条纪律竟是“不准在车间大小便”。20年后的今天，我们听起来可能感到有些可笑，但事实是，没有“不准在车间大小便”这条纪律，就不可能有海尔的今天。
联想董事局主席柳传志也是从制定“小”规定开始带领联想开始国际化历程的。柳传志自己讲：由于是知识分子办企业，最初大家没有时间观念，开会经常迟到早退。为此，他规定：
谁迟到，谁罚站。但第一个犯规的是柳传志的老朋友、公司副总经理。怎么办？柳传志硬着头皮执行了纪律，自己也吓出了一身汗。
15年后，2004年底，当联想宣布收购国际著名IT企业IBM的全球PC业务时，尽管有人怀疑这个“蛇吞象”能否消化，但没有人质疑联想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大公司。
军令如山：服从就是尊重自己
军令如山：服从就是尊重自己
制定规矩，目的是组织成员要全体一致地遵守。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而不能自觉遵守组织规定（纪律）的士兵，是不可能当上将军的。所以，服从命令听指挥，不仅是口头上，而且是行动上的。8年前，我退役到企业工作。当部属问我什么是服从时，我告诉他们：服从就是在执行中不问为什么，只想怎么干。
服从从最基层开始。自从人类以组织的方式实现个人无法达到的目标，管理活动就成为人类社会各种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因素。而管理的前提，是组织内的个体意识服从于群体意识。
我刚参军到部队，班长对我们这些新兵说：新兵怕炮，老兵怕号。意思是，新兵听到炮响，浑身就哆嗦；而老兵听到军号响，就一激灵。
开始我不大明白，但吃了几年军人饭、自己也成为一个老兵的时候，明白了个中道理。军号就是命令，而命令是需要“令行禁止”地执行的呀！军人的一天是从接受“号令”开始的：
起床号响起，起床，一直到熄灯号响起，就寝。指挥官发出“稍息、立正”口令，队列中的人按口令指示操作。
新兵到部队后，班长上的第一堂课就是：服从。在军中，服从是无条件、不能讲价钱的。
服从中，不要问为什么，只要集中精力考虑怎样完成。
命令就是命令！只有服从！只有懂得服从命令的士兵才有可能当上将军。
一切行动听指挥，从尊重领导开始。
我是从解放军的一个基层作战连队的普通士兵一步步走到解放军高层领导机关的。我看到、接触到，甚至是直接体验到：将军之路是从服从班长开始的。
军中有句俚语：
要想干得好，班长得汇报；班长不汇报，连长咋知道？
尊重上级，是组织中成员要学习的第一课。
万科董事长王石是军人出身的企业家，被尊称为“房地产界的登山勇士”。2003年5月，王石作为企业老总第一个登上了喜马拉雅山顶。据媒体透露，就是在这次登山中，由于登山队长不让王石登顶，王石向队长发了火。按照行规，在登山队，前方队长有绝对权威。王石发火之后非常后悔，当场道歉。为缓和气氛和弥补自己的过失，第二天早晨，王石悄悄把队长脱下的臭袜子洗了。
尽管绝大多数“班长”的人生辉煌、职场荣耀，在班长这个位置上戛然而止，但班长是走上将军之路的第一个上级。人生之路必须跨越的就是班长这个“坎”。如果没有班长的支持、保护和“汇报”，你再有本事也会被埋没，不可能完成将军之路。
在部队中，我也遇到过许多很有才华的人，他们的军旅生涯结束得很快。原因是他们埋怨自己遇到了一个能力不如自己的上级，而“咽不下这口气”，和上级产生了矛盾，最终选择了离开，以至于许多人年纪轻轻便在回忆中打发日子。
在职场生涯中，那些职场胜利者的成功经验是：如果上级能力不如自己，最好的办法是千方百计地使他得到提升，最终离开本部门。
尊重领导、尊重班长的道理，是靠教育使员工懂得的。
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曾说：中国的职业经理人应该懂得尊重出资者，尊重老板。其实，何止是职业经理人，企业的员工也必须学会用平和的心态尊重老板、尊重财富。
这是成熟企业的员工应该具有的成熟心态。
一切行动听指挥：有效执行(1)
一切行动听指挥：有效执行
一只表可以报时，两只表在一起怎样确定时间呢？
在我服役的解放军“红一师”流传着这样一个红军长征时的故事：
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了四川大渡河。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情况下，如何能占领大渡河上唯一的铁索桥成为关键。
在确定任务和作战时间后，毛泽东对林彪、彭德怀等众将领说：我们以聂荣臻同志的表为准，各部队天亮前必须到达指定位置。现在大家对表……
对表既是解放军各级组织经常性的一种活动，也是解放军作战训练中必要的一个环节。在一个有效率的组织中，谁的表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明确以谁的表为准。这是组织能否具有效率的关键。
在这个前提下，指定（授权）一只报时的表成为必然。
解放军组织的执行系统是非常明白个中道理的。我们在观看军事题材的影视作品时，常看到这样一个经典镜头：无论是大战之前的总攻击、总撤退，还是小分队行动，最高军事指挥官在行动之前总要说：
我们对表。现在的时间是……
其实，这个时候，谁的表是天文时间已经意义不大。时间在整个执行环节中，已经成为服从于有效执行的工具。在军队中，有时为了保密，除去天文时间，作战部队还制定了自己特有的时间：作战时间或演习时间。而这个时间的确定（约定）权力，就在最高指挥官手中。
我们发现，许多企业把执行中“时间”的确定机械化了。他们追求的是怎样确定准确的时间。其实，时间的准确与否是个相对的概念。
我们可以套用一句俚语：
说你的表准你的表就准，不准也准；
说你的表不准你的表就不准，准也不准。
当然，这里有个关键：谁有权说？
当然是企业的所有者了。
组织运行是个层级管理的体制，任何组织概莫能外。“一切行动听指挥”，要求组织成员能按组织规定和号令行动。但在一个多层级的组织中，这种号令是如何有效传达的呢？答案是：授权。
企业作为赢利性组织，其根本目的是股东利益最大化。为达成这种最大化，企业的决策权力在代表股东利益的股东会，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为公司决策层；这里有个问题：决策确定了的目标，在组织运作上该由谁来执行呢？答案是：强有力的经营管理层。
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绝对不应该是议会方式的组织，而是一个类似于寡头的组织。
曾做了几十年参谋总长，并三战三胜帮助威廉一世建立德意志帝国的毛奇，对军队统一指挥原则有极深刻的见地：
（1）战争不能通过会议方式领导，必须有人说话作出决策；
（2）参谋长以及指挥官的参谋仅仅是指挥官的顾问；
（3）即使是蹩脚的计划，如果能彻底执行也比计划优秀但执行者犹疑不定要好得多；
（4）必须在统一的作战原则下，鼓励指挥官发挥主动精神；
（5）上级对下级的命令越少、越简单越好。
一切行动听指挥，不仅靠觉悟、靠常识，更要靠制度。没有一个保证能够“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制度，是不可能建立起能够执行的体系和文化的。
为保证能够“一切行动听指挥”，解放军把管理者分为三个层级：
第一，高层管理者。这主要是指担负集团军以上的将领们（军衔上，从少将到上将）。他们在军队中主要从事决策、引导、协调工作；战区以上的将领主要负责制定法规制度，并对实施起监督作用。
第二，中层管理者。主要是师、旅、团的校官们（军衔上，从中校到大校）。他们在军队中主要从事计划、组织、沟通、治理等工作，在决策、监督等方面也起一定的作用。
第三，基层管理人员。主要指营以下领导，包括连排和班长（军衔上，从少尉到中校，主体是士官）。他们主要执行、贯彻上级的指令，带领部属实现既定的管理目标。
在组织建设上，纵向看，军队的组织有决策层、执行层和操作层，但每层的角色又是相对的：他们相对于下级，是监督层、决策层；相对于上级，又是操作层、执行层。
在组织建设上，横向看，有参谋部、政治部、联勤部和装备部，他们保证和监督决策的落实。
与此相对照，现代企业管理有四项基本原则：
原则一：该谁干？这是组织管理中的首要问题。有的组织是先找到合适的人，再开展这项工作；有的组织是先让人员干起来，再分配合适的工作给“干事的人”。
原则二：怎样干？作为组织，应该有自己的“规矩”、“操作手册”和“路线图”。组织是人群的集合，要让找到的合适人选有“操作手册”，并按手册操作，保持组织的一致性。
原则三：干到什么标准？找到的人按照规定的方法，达到预定的目标（标准），是组织管理的目的。实施，则是组织的绩效考核。
原则四：谁有权检查（向谁负责，谁有权听汇报）？谁是组织者（领导）？这是组织管理活动开始的基本条件。
一位朋友在美国通用公司工作。他讲到一个情况：他报到的时候，人力资源负责人给他一张表，告诉他，向谁汇报（上级是谁），谁向你汇报（下级是谁），什么事情与谁协调（同僚是谁），以及每天需要做什么，每周需要做什么，每月需要做什么。然后问他：明白了吗？
一切行动听指挥：有效执行(2)
他说明白了。年底，人力资源部也是按上述内容考核。他感慨地说：越是大的公司，越简单。
其实，这些清楚了，管理自然就到位了。
华为今天的成功直接源于1996年开始的制度建设和全面优化管理。历时3年，1998年定稿的《华为基本法》完成了华为对自身过去与未来战略的系统思考，并形成了严格的管理范围和决策程序。在中国，很少有企业能将管理制度上升到如此高度并给予坚决地贯彻执行。
《华为基本法》虽然打下了管理制度化的基础，但具体怎样整体提升管理水平却令华为无从下手。由于缺乏经验，自己摸索无法在根本上获得突破，这迫使任正非反思：“毕竟我们没有做过世界级企业，没有经历过成熟管理是怎样形成的，只有花钱去买人家成熟的流程管理，实际上是花钱买经验、买时间。”
在这样的背景下，1998年，华为下大决心，斥资5亿元聘请国外管理咨询公司，全面改造华为的流程系统。这是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造。
他们首先从研发管理上开刀。过去，华为的研发体系经常出现两个后果：一是实用产品迟迟推不出来；二是摸不准符合市场需求的标准，产品一改再改，无法一步到位。早在1997年，华为已经尝试改革研发体制，专门收集过IPD（集成产品开发）研发管理方面的资料，让公司高层一次次地学习，但这种摸索并未带来多大的成效。1998年，华为聘请IBM管理人员为流程管理顾问，耗费巨资的IPD变革就此开始。2000年，任正非在华为干部大会上没留一点余地：“不学习IPD、不支持IPD的干部，都给我下岗！”
简单地说，IPD就是把以前由研发部门独立完成的产品开发任务，变为打通全流程、跨功能的各部门联合运作。华为以前的产品开发都在中央研究部，现在改由“产品开发团队”来承担。每个产品都有各自的开发团队，由研发、生产、市场、财务、采购、用户服务等各部门抽调的员工组建，就像一个个创业型的小企业，全程负全责。
IPD说来简单，但如果想让其真正全面实施起来，整个企业从结构到文化都要随之进行相当大的改革。任正非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因此，他把实施IPD放在“华为10年改良计划”的第一步。现在，华为所有的新项目都导入了IPD，牵涉到IPD变革的员工已占员工总数的70%以上。
为了保证能够将国际先进的管理体系不走样地移植过来，任正非下了死令：“5年之内不许进行任何改良，不允许适应中国特色，即便不合理也不许动。5年之后把人家的系统用惯了，我可以授权进行局部的改动。至于结构性的改动，那是10年之后的事情。”这便是任正非著名的“三化”理论：先“僵化”接受，再“固化”运用，后“优化”改良。这种态度坚决的流程改善和制度建立，保证了华为至今在持续超常规发展中没有出现过大的管理失误。
缸满院净：露出你的上八颗牙
“缸满院净”：“露出你的上八颗牙”
制定了规矩，教育组织成员服从，授权有人监督执行，仅有这些还不够。组织的规定是要能够按标准操作的。
“一切行动听指挥”，对于组织来说，行动应该有标准，并且应该形成制度无条件执行。
“每分钟116步，每步75公分”——这是对军人齐步走步频和步幅的规定。这个规定，使几百万军人能够步调一致地前进。
1990年，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特警部队——某部特警团的组建。这支部队是从5个集团军、6个师、200多个连队抽调军官和士兵组建的。我清楚地记得，按照命令规定，所有人员在第一天报到后，第二天就开始出操，形成战斗力了。
军队组织与跨国公司一样，是可以自己“复制”、无性繁殖的。这就是为什么跨国公司能够把店开到全球的原因。军队有一套可以“复制”的制度、方法和文化。解放军之所以能够作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在于她的一切管理可以量化。我们部队驻守北方，每年要到野外驻训。
几十年来主要是征住民房。由于军队的传统，驻训期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密切联系军民关系。部队各级政治机关还有专门负责军民关系的干部——群众工作干事。而检查的标准，是有没有“缸满院净”。
什么叫“缸满院净”呢？由于北方缺水，农村主要靠村中的水井吃水。战士们为房东挑水并保证水缸里水满，是每天必须做的事情；再一件，是卫生。凡是有部队住的院落每天都必须打扫。现在回想起来，我们每天做的“缸满院净”，从个人角度讲有多大意义不好说，但数百万军队，每年、每月把小事情连续不断地做到如此，确是世界军队的奇观，也足以看出解放军的伟大和不凡。话说回来，做到了，军民关系也好了。
中国是没有经过彻底工业革命的国家，所以在管理上缺乏“科学管理”阶段的积累。受电影《摩登时代》的影响，我们大多数人认为，即使在大工业化时代，人也不应该是机器。但恰恰相反，在工业组织中，人的作用可能就是一颗螺丝钉。
在现代工业和企业管理运营中，如果管理过程和管理内容不能量化，不能用数字表达，这个管理方式是注定要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的。
2004年夏天，我去一家企业讲课。这是一家从事连锁销售的企业。同国内许多企业一样，到处可以看到口号式标语。厂区显眼的地方挂着“顾客是上帝”的牌子，各办公室张贴着《服务守则》。我特别注意到，守则第一条是：“员工要热情对待顾客”。
开始上课，我从“顾客是上帝”和《服务守则》谈起。我把沃尔玛“三米之内，露出你的上八颗牙微笑”与“员工要热情对待顾客”对比，问大家：哪个更“科学”呢？
结果，全场的人都“露出上八颗牙”，笑了。
我告诉他们：与“员工要热情对待顾客”的含糊要求相比，“露出上八颗牙微笑”的量化要求就是科学管理。
课后，老板很有感触地对我讲了这样一个被当地人作为笑话的故事。麦当劳在当地种植了几百亩马铃薯。少雨的当地有一天下起了雨，在田里抽水灌溉的农民都停了电机。
但人们看到，麦当劳马铃薯地中自动喷灌机又开始喷灌了。农民们笑说：“老外”真傻，下雨还浇地。秋天到了，好奇的农民跑到“下雨还浇地”的麦当劳马铃薯地里，他们都惊奇了：
这里的马铃薯不仅产量高，而且大小形状一样。其价格自然也高出当地农民马铃薯的数倍。
步调一致需要标准。没有了标准，组织就无法“步调一致”。
在管理上，跨国公司有个重要组织理念：无性繁殖。无性繁殖是说，一个组织需要有“自己复制自己”的功能。麦当劳的成功，就在于它对店面设计、汉堡包的大小、薯条原料的选择，在全世界的店都是一样的。这里没有特例。这种“一个标准”，是工业化生产、管理和组织的先决条件。企业要真正做大、做强，管理的标准化是基础和前提。不具备这种能力，肯定做不成一个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大企业。
解放军的“步调一致”，在于她所有组织单元执行的是同一个条令，这是共同的标准。
从养成抓起：注重细节
从养成抓起：注重细节
一切行动听指挥，需要从细节、从养成抓起。使组织成员把“一切行动听指挥”变为自觉。
在解放军中，一个经常性用语是“抓作风养成”。能不能抓部队行为习惯的养成，是衡量军官有无带兵能力的标准之一。
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仗要一个一个地打，基础工作要一件一件地落实。养成，就是从细节入手，从每个动作举止入手，从每天入手，把“一切行动听指挥”化为具体、可操作的行为和规范。
在军队管理上，200多万军队，依据的就是3本共同条令：《内务条令》、《队列条令》和《纪律条令》。这是保证全军步调一致的基础。
解放军在规范军人一日生活举止方面规定：
练三相：坐、行、站；
振三声：口令声、呼号声、掌声；
纠三手：背手、袖手、插手；
去三长：长头发、长胡须、长指甲；
紧三带：鞋带、腰带、领带；
扣三扣：领扣、衣扣、裤扣；
行三礼：举手礼、注目礼、举枪礼。
每天只干一件事，每年只干一件事，一生只干一件事。始终如一，何事不成？我曾在解放军仪仗大队生活过几天。这是世界上最好的仪仗兵。为什么？一年365天他们只干一件事：队列训练。
部队管理出战斗力，企业管理出效益。军队的指挥者始终相信，科学管理出战斗力。企业管理100余年的发展，产生了这样那样的时尚主题和“秘籍”，但基础是企业的“科学管理”
。什么是科学管理？我认为，科学管理就是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把简单的事情可操作化，把可操作的事情可度量化、数字化，把可度量、数字化的事情可考评化——执行需要简单。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西蒙认为：人们通常将管理当成“完成任务”的艺术来讨论。这种管理思路强调的是保证管理行为能深入开展的过程和方法。设定管理原则的目的是为了让团队成员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
八大军区司令对调：不能另立山头(1)
八大军区司令对调：不能另立山头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解放军的“一切行动听指挥”，在于绝对的纪律性——命令和制度具有绝对的权威。
现代企业不同于现代国家，所代表的是一种类似于“封建时代”的结构。从政治上说，它是一种“寡头政治”，但作为一个经济体，它则表现出“寡头经济”。
军队与企业有类似的地方：军队不允许在组织中还有“亚组织存在”。换句话说，不能允许有“独立王国”和“山头”的存在。解放军非常好地解决了中国军队几千年来存在的与国家相对的“家”军队现象。
1973年12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提议全国各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根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于12月20日召开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毛泽东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全体高级将领。
关于此次对调，有几点是非常特殊的：第一，下命令就走；第二，上任不准带秘书等人；第三，人走家搬。
对调的八大军区为：
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与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
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与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对调。
当时全国共11个大军区，同时就有8个军区的司令调动，这在我军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可见当时毛泽东下的决心有多大（没调动的军区司令员是：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
这说明，坚持集中统一，必须靠铁的纪律作保证。
企业是个以赢利为目的的竞争性组织。一个成长起来的组织容易出现“诸侯割据”现象。这种局面一旦出现，企业也就失去了市场竞争能力。因为“诸侯割据”绝对会削弱企业的整体竞争力。
世界上那些著名的跨国企业、百年老店，在“削藩”上，都有自己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绝对不允许“割据”出现。解决的基本方式无外乎两种：
第一是通过财务。应用现代财务管理手段和方式，使企业的财务大权控制在总部一级。不论企业规模多大，几乎都是如此。如，美国的通用、沃尔玛。中国企业近些年也在搞财务的统一。华润集团总裁宁高宁在集团进行的重要改革措施，就是建立企业统一的结算中心，把“诸侯”的财权收归“中央”。
第二是通过组织调整。跨国公司对领军人物的培养和任用有两个标准：一是任职的时间标准。原则上在同一岗位工作不超过5年，一般为3年；二是岗位的轮换。常常可以看到的是，我们许多企业的分公司老总在岗位上工作几年后，往往利用公司的资源办起自己的“小店”，甚至“大店”，最后不仅另立山头，而且成为企业的竞争对手。这是很让中国老板头痛的事情。
万科是从事地产的公司，这些年出了不少职业经理人，但没有出现过“诸侯”，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王石对各个领军人物的管理行之有效。其实，我研究万科多年，王石也没有什么高招，无外乎是：在“诸侯”没有形成的时候，进行全国性调动。对于这种调动，也有不服从的老总。出现这种情况，只有请他走人。一个真正成功的企业，是“离了谁都照样转”的企业。这是王石的万科的成功之处。
七、“啃骨头”与“吃肉”
“啃骨头”与“吃肉”：团结就是竞争力
一切行动听指挥，还表现在内部的团结上。
解放军的内部团结，一靠觉悟，大家在一个共同目标下，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全军步调一致；二靠制度，解放军有铁的纪律。由于顾及个人、小团体、局部利益而不执行命令将受到严厉制裁，所以，官兵都向一个标准高度看齐，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觉悟和制度，保证了团结。
刘伯承元帅曾经讲过一段话：打仗有个“吃肉”和“啃骨头”的关系。“啃骨头”的部队，仗打得硬，牺牲大，俘虏和缴获少。而“吃肉”的部队，仗打得痛快，牺牲少，俘虏缴获多，功劳也大。
对这一点，原国民党将领、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的董其武将军也讲过一段话：“共产党部队打胜仗是因为有人愿意‘啃骨头’。国民党部队打仗不行，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都想‘吃肉’，没人‘啃骨头’。”
1946年6月，粟裕集中华中野战军主力3万人迎击大举进犯的国民党5个整编师约12万人。一个半月，七战七捷，歼灭敌人53000余人，震惊苏中。喜讯传到延安，毛泽东极为兴奋，亲自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将“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的范例通报全军。
这就是在解放军战史上著名的“七战七捷”。
但是，这个“七战七捷”中还有一个英雄——能“啃骨头”的将领李先念。李先念在解放军历史上素以能“啃骨头”著称。红四方面军西征，他带部队“啃骨头”；中原突围，他再次带部队“啃骨头”。这次，为保证粟裕指挥华中野战军主力3万人作战，李先念带着1万余人的部队，以几千人的牺牲，牵制了国民党军队另外30万大军，使其无法增援，从而使粟裕歼敌作战计划得以实现。
八大军区司令对调：不能另立山头(2)
这种战例在解放军中有许多。这也充分说明这个组织的团结统一。实际上，解放军把保持内部的团结统一，强调到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
解放军的内部团结主要有五个方面：
第一，是官兵的团结。
第二，是领导班子的团结。解放军管理领导班子有两个部门：干部部门和组织部门。干部部门主要从干部本身来考核：在各级领导班子建设中，能不能团结一致，能不能开展内部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考核领导班子建设的主要内容。而组织部门的考核，把能否团结一致地带领部属完成任务作为衡量党委、支部有没有战斗力的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