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陕北，毛泽东就写过一首诗，对彭德怀的军事指挥才能大加赞扬：
山高路险沟深，骑兵任你纵横。
谁敢横枪勒马，惟我彭大将军。
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把统领志愿军抗美援朝的重任交给彭德怀，这是出兵朝鲜之前毛泽东所作出的重大决策之一。
我军入朝后，与朝鲜人民军一道，连续作战两个多月，胜利地进行了三大战役。
第一次战役从1950年10月25日至11月5日，歼敌1。5万余人，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
第二次战役从11月25日至12月24日，共歼敌3.6万余人，不仅于12月6日收复了平壤，而且基本上把敌人赶回到三八线以南，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局。
第三次战役从1950年12月底至1951年1月8日，歼敌1.9万余人，不仅于1951年1月4日晚解放了汉城，1月8日攻占仁川，而且向前推进了80至110公里，将敌人驱至三七线附近。
直到第二次战役之后，麦克阿瑟已经连吃败仗，才如梦初醒，知道中国人民志愿军不是少数部队，而是主力出击。于是惊慌失措，急令美军全线撤退，以至美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也在败逃的路上发生车祸身亡。
志愿军的英勇善战，迫使敌人从恣肆骄狂变为惶恐不安，由疯狂进攻转入了防御。美国报纸也开始变调，把美军这次失败说成是"继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最惨重的军事败绩"；不少人认为麦克阿瑟的"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是"历史上最大的愚蠢事件"。
在第三次战役中，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取得了一连串胜利，于是有人产生了轻敌速胜思想，主张乘胜追击，一鼓作品，把美国侵略军从朝鲜半岛赶下海去。彭德怀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实际的。要把那么多装备精良的敌人一下子赶下海是不可能的，敌人不会让我们把他们赶下海去。于是，他毅然下令停止追击，果断地结束了第三次战役。
苏联驻朝鲜大使拉佐瓦耶夫指名道姓地指责彭德怀，说什么"哪有打了胜仗不追击敌人的？哪有这样的司令呢？"他还把这事反映到斯大林那里去了。彭德怀则给毛泽东发电报，阐明了不宜追击的理由，其中包括：我军经过两个多月的连续作战，极度疲劳，减员极大，急需补充休整；在第三次战役中，敌军虽然连遭失败，但是主力未被消灭。毛泽东把彭德怀的意思转告给斯大林。斯大林回了封电报说，彭德怀以那样劣势装备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他认为彭的意见是对的，另外还批评了拉佐瓦耶夫，不准他再乱发言，以后还把他调回国去了。
第三次战役之后，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又胜利地进行了第四次第五次战役。到1951年6月为止，共歼灭敌人23万余人，其中美军占11.5万人。总的说来，已将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到三八线附近。
美国在一年的侵朝战争中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在这段时间内，美国的兵员和物质消耗比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头一年消耗多一倍，其物质的消耗平均每月为85万吨，几乎相当于当时美国援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年半的数量。在侵朝战争中，美国动员了全部陆军的1/3、空军的1/5、海军的1/2，还动员了英、法等国一部分军队，总兵力由中国军队入朝时的42万增至69万。即便如此，仍感兵力不足。美国的战略预备队，只剩下在日本的美军两个师和李承晚军3个师以及在美国国内的6个师，再往朝鲜增兵已十分困难。美国所付出的代价如此巨大，取胜却毫无希望，不得不于1951年7月10日开始进行停战谈判。在谈判过程中，虽然发动过多次攻势，但每次攻势均被粉碎；虽然进行过细菌战，但细菌战计划很快破产。
在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顺利解决了四个问题：最初是能不能打，后来是能不能守，再后来是能不能保证给养，最后是能不能打破细菌战。这四个问题，一个接着一个解决了，中国军队是越战越强。
1953年7月27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不得不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美国侵朝总司令克拉克上将后来回忆说："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个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
美国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五星上将布莱德雷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朝鲜战争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敌人进行的一场错误的战争"。
《武器与战争的演变》一书的作者、美国人T·N·杜普伊在谈到美军在朝鲜战争中的失败时说："从朝鲜战争的失败中，得出一条最重要的教训是：美军应当重新学习步兵如何运用火力和机动作战的基本知识。作战中，开始美军就离不开道路，而且自身也过于依靠坦克、火炮和飞机的火力支援。而装备轻便的中国军队，却是采用机动作战和奇袭、潜伏等战术，活跃在朝鲜的北部和中部崎岖不平的山区，以弥补其火力不足的弱点。他们在黑夜活动，发起攻击；在白天进行伪装、隐蔽。攻击战遵循相同的作战样式——渗透、合围、伏击。正面突击往往采用小部队进行进攻，作纵深穿插。每次交战开始都是利用小分队机动作战，往往是以一个排的规模进行作战。这样，使得美国部队的火力优势，得不到最有利的发挥。"
洪学智同志在《抗美援朝战争回忆》中叙述了他1951年1月上旬在朝鲜志愿军司令部和被俘美军的五个连长，通过翻译进行的一次谈话。
一个连长伸出两个大姆指说："你们是打仗专家！"并说："打仗没你们这样打法的呀！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也参加了，我们的打法是把火炮排好，火炮先轰，飞机轰炸完了，步兵就上去。可是你们打仗怎么跑到我们屁股后面来了呢？我们从来也没有打过这样的仗呀！"
洪学智："你们打仗是平推，我们打仗是穿插、迂回，包抄。"
那位连长说："我很讨厌这种打法。"
洪学智："那说明我军的战术有效。"
另一位连长说："你们的士兵勇敢。我们的士兵都是成群的，一个连、一个营的，你们怎么三五个人就干起来了？"
别的连长也认为，中共的士兵能独立作战。有个连长说："我们打仗讲集体，训练就那么训练的，单兵作战的能力不如你们。"还有一个连长说："打仗都是白天打，晚上休息呀！你们怎么晚上也打，闹得我们坐卧不安，防都不知道你们是从哪里出来的！"
毛泽东及时总结了朝鲜战争的经验，指出我军的打法是：集中优势兵力和火力，采取突然动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成排成连成营的敌军，给以全部或大部歼灭的打击；然后在敌人向我军反击的时候，又在反复作战中给敌人以大量杀伤；然后依情况，对于被我攻克的据点，凡可以守住者固守之，不能守住者放弃之，保持自己的主动，准备以后的反击。
1951年3月1日，毛泽东指示：朝鲜战争有长崎化的可能，敌人品图与志愿军进行消耗战。为坚持长崎作战，达到逐步歼灭敌人之目的，毛泽东指示志愿军拟采取轮换作战的方针，即"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
斯大林对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志愿军以劣势装备打败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十分赞赏。他说，中国的抗美援朝，站在反帝斗争的第一线，打得非常好。苏联供给军火装备是应该的，不要钱。
当时有人对彭德怀有意见，说彭叫志愿军轮换入朝作战，几个师打一段时间，一调换，换上了苏联的武器装备；打一段，又调换，这不是故意换苏联的武器装备吗？
斯大林听了，反而拍手叫好。他说："好，好！彭德怀真有办法！这样一轮换，锻炼了部队，改善了装备，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又便于长崎坚持，妙！真妙！"
2.4 挥舞核弹穷凶极恶
在朝鲜战争中，美国政府曾作出一系列错误决策，其中包括向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进行核威胁，试图通过核威胁乃至使用核武器来扭转对岂不利的局面。不过这种在核火药桶上玩火的"内情"当时鲜为人知，直到朝鲜战争结束八年之后，美国政府官员才逐渐披露出一些使人心惊的战争"内情"。
美国政府认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后盾"是苏联和中国，美国除了向朝鲜进行核威胁外，还向中国和当时已拥有核武器的苏联挥舞核大棒。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军政首脑在使用核武平方面，有三个基本想法。首先，他们相信，美国对苏联占有尽管有限、但仍是很明显的核优势。其次，他们认为，必须用某种方式来利用这一优势。第三，他们认为，在1948-1949年柏林封锁期间美国在原子外交中所表现的既有克制又有果断决心的态度起了作用，并且同样也能在未来的朝鲜危机中起作用。这三个想法。无疑深深地影响了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的决策行为。
1950年6月，和苏联比较，在核力量方面美国占有明显的优势。美国已储备了近300枚原子弹和260多架能将这些原子弹投向苏联目标的飞机。苏联在研制核武平方面还刚刚起步：10个月前爆炸了其第一个核装置，并且只有两个用原子弹打击美国的办法——或者用单程轰炸机执行任务，或者将原子弹放在商船上偷运到美国港口再实施爆炸。虽然在朝鲜战争期间，美苏两大国都急剧增加了核武库的核武器和提高了发射能力，但两国核力量的对比有利于美国，这一基本事实在1950年到1953年间并没有改变。因此，以核力量进行"第一次打击"，是50年代美国核战略的核心。
"第一次打击"的基本含义是，当同共产党国家发生武装冲突时，应在有利于美国的政治形势下，首先使用核武器，突然袭击敌人的城市工业目标，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即以先发制人的打击夺取战略主动权。由此可见，"第一次打击"实际是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同义语，是把核武器当作一柄威慑之剑来威慑对方，维持所谓"世界秩序"。
杜鲁门总统、艾森豪威尔总统和他们的许多高级幕僚及不少美国政客都认为，美国应当充分利用自己的核优势。虽然两个总统对使用原子弹这种大规模杀伤武器所带来的道德问题，不能不有所顾忌，但是出于称霸世界的企图和对原子弹的迷信，他们仍将原子弹列入可以使用的武器的最高档次。在朝鲜战争爆发的那些日子里，他们都曾提到要使用核武器。在1950年7月上旬，五角大楼官员和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都曾推测，如果朝鲜战场局势变得即将把美国拖入绝境，那么美国最高当局将会下达使用核武器的命令。
早在1948年，杜勒斯就主张美国在必要时要使用核武器；1952年5月，他又撰文预见艾森豪威尔当局将推行依赖核武器威慑共产党世界的"新貌"政策；1953年1月，杜勒斯出任美国国务卿，更增强了华盛顿要使用核武器来使美国摆脱朝鲜战争危机的信念。
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政客们回想起1948-1949年柏林封锁期间，美国派遣了两个中队的B-29轰炸机去西欧的事情，想从历史上看看核优势究竟能给美国带来多大的好处。这次类似于广岛轰炸的飞行，是美国在苏联的压力面前显示决心的一种做法，即派遣去西欧的B-29轰炸机所携带的是具有强大杀伤力的原子弹。尽管在1948年夏天的时候，美国政客们对那种做法是否有助于解决柏林危机提出了疑问，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开始相信，原子武器在对敌方进行威慑时，可以成为一种"没有战争的军事力量"。他们据此类推，认为在朝鲜战争中，只要运用得当，核武器将是一种极有价值的解决危机的手段。
1953年初，世界上发生的重大事件是美国依赖核武器威慑共产党世界的"新貌政策"的形成和亚太地区冲突的加剧，美国国防政策转向更多地依赖核武器。
美国政府高度机密的"基本的国家安全政策"(1953年10月30日，代号NSC-1622)要求建立一种以核打击能力为基础的强大的军事态势，使美国及其盟国的部队能够迅速还击"进犯"，并在核冲突中保证胜利。该文件宣称，印度支那和台湾"在战略上是如此重要，如果对它们进犯，可能会迫使美国使用军事力量进行反击"。如何进行反击呢？该文件直言不讳地宣称："在与苏联或中国的敌对冲突中，美国认为核武器将如同其他武器一样是可以使用的。"
在一份最高机密的总统备忘(1953年11月11日)中，艾森豪威尔总统声称："可以认为我们正日益依赖的核武器将证明常规武器的作用大大减少了。"
在1953年8月召开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会议上，当有人问到国务卿杜勒斯新的国防政策时，他毫不含糊地说："要维持像欧洲和亚洲这样地区的安全，将意味着更加依赖空军和原子武器。"
在同一会议上，阿瑟·雷德福提出，在重大冲突事件中，"美国将在战略和战术两个方面使用核武器"。
美国海军上将1953年12月就新的安全政策向国内和国际委员会作过报告，他在公开场合就毫不讳言要依靠核武器，并认为核武器"在我们的军备中已经成为常规武器"。
总之，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艾森豪威尔的"新貌"战略，就是完全依赖核武器的同义语，就是挥舞核武器进行恫吓和砍杀的战略。1954年，国务卿杜勒斯公开把"新貌"的要点概括为"大规模报复"。新闻界也准确无误地把新战略称为"大规模报复战略"。这一战略并没有因为朝鲜战争结束而寿终正寝。美国战略空军司令G·勒梅将军，在考虑到1954年初有可能在朝鲜交战时说："在朝鲜没有合适的战略空投目标。然而，我们可以在中国的东北和苏联的东南部合适的地方投几颗原子弹。"白宫一份题为《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的报告中，称中国有一种可怕的力量，认为在与中国全面冲突时，"美国的力量(使用所有可以使用的武器)将给中国共产党的空军和地面装备以致命打击"，并说，这样"或许会消耗掉美国原子储备的一个相当的比例"。
2.5 四次冒险杀气腾腾
在朝鲜战争的第一年，即1950年6月至1951年6月，美军在朝鲜战场上节节失利，华盛顿被迫考虑在朝鲜半岛及其周围使用核武器的战术问题。短短一年之内，杜鲁门政府不仅是在口头上发出使用核武器的威胁，而且在实际上采取了四次使用核武器的行动，因而一连造成了四次颇为惊险的核危机。这四次核危机的头两次发生在战争初期，即1950年7月；第三次发生在同年的11月末，当时美国面临的一大难题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参战，使美国卷入了一场"完全不同的战争"；第四次核危机发生在1951年4月，是四次危机中性质最严重的一次危机。虽然杜鲁门政府在每次挥舞核拳头进行出击时都由于受到种种牵制，最后又收回了罪恶的拳头，但它如何利用核威慑来同政治、军事上的对手打交道的表演，却值得仔细研究和回味。
第一次危机：载有原子弹的轰炸机飞往英国
1950年7月中旬的一天，美国向发动核袭击迈出了危险的一步。这一天，10架载有原子弹的B-29轰炸机从美国本土起飞，跨越大西洋，神秘地降落在英国领土的基地上。空运到这里的原子弹，是经过周密策划运送到英国来，打算用来在必要时向苏联发动核袭击的。
朝鲜战争初期，1950年6月25日晚上，杜鲁门与他的高级顾问，在布莱尔宫举行一次重要会晤，内容就涉及到从战术上使用核武器的问题。杜鲁门问他的空军参谋长H·S·范登堡，美国能否"铲除掉"苏联设在朝鲜附近的基地。范登堡将军虽然作了肯定的答复，但是补充说那需要原子弹。
这次会晤，促使杜鲁门向五角大楼发布命令：立即制定一项计划，内容是，如果苏联参战，如何使用原子弹对苏联进行攻击。
可是在其后的三个星期里，杜鲁门当局又表现出举岂不定。美军入侵朝鲜时，打出的政治招牌是要"维护集体安全及保护美国在非共产主义世界中的领导地位"，杜鲁门及其幕僚希望通过"占压倒优势的军事力量来获得惊人的军事成功"，因此作出决定：首先要更多地从外交和政治上利用原子弹，而不是从军事上使用原子弹。
然而战争的进程却大出杜鲁门的意料之外——不论是轰炸北朝鲜，还是封锁交通要道，都没能制止住朝鲜人民军那"骇人的毁灭力量"向南挺进。最初的几次战斗，使美军遭到惨败。"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慌了神，连忙恳求华盛顿增兵朝鲜，以便守住朝鲜半岛的顶南端。五角大楼一方面要求增兵10万，另一方面财政部则担心全面动员会带来严重的经济影响。
1950年7月7日，杜鲁门在与他的内阁成员会见时，企图设法"让世界知道我们是说话算数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希伦科特提议让联合国支持使用原子弹，即使这样做不一定会使莫斯科约束平壤和北京。虽然杜鲁门对苏联的意图持怀疑态度，但还是倾向于要使原子弹成为手中的一张王牌。
但是，两天以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定，既暂缓答复麦克阿瑟的增兵请求，又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关于给麦克阿瑟配备原子武器的建议搁到一边。参谋长联席会议之所以这样做，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对麦克阿瑟所作出的判断不完全相信；二是不想让朝鲜问题打破美国的"欧洲第一"的战略优先地位；三是不能肯定使用核武器是否就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当然，参谋长联席会议并没有完全拒绝麦克阿瑟的增兵要求，只是作出决定，在作出关于增兵规模的决定以前，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两个委员应去东京及朝鲜战场与麦克阿瑟会晤。
与此同时，杜鲁门当局并没有忘记进行核威慑，而是决定用核力量来显示其要在朝鲜获胜的决心。1950年7月8日，美国战略空军司令勒梅接到命令：实施一项计划，重演1948年柏林危机时向英国派出携带核弹的B-29轰炸机，准备对苏联实施佯攻的计划。实施这一计划，在美国空军参谋长H·S·范登堡将军看来，至少可以抵销美军轰炸朝鲜毫无成效的印象；对杜鲁门来说，则是实现了他原先所表达的一个愿望——迅速制定攻击苏联的方案。
勒梅为使他的部队尽快进入戒备状态，提议给B-29装上除了核弹裂变芯以外的核弹的一切装备。如果这一切付诸实施，并且把10架装有核弹的B-29轰炸机及其支援飞机和坦克部署在大洋彼岸的预定位置，那么对苏联进行核袭击所需要的时间就可以大为缩短。
然而勒梅的提议并没有马上被采纳。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提议进行了修改，只是部分同意了这一提议。这样做，可能是担心引出外交上的麻烦。英国皇家空军认为，这一提议将具有"多方面的后果"，而且可能会被莫斯科视为"一个不友好的行动"。因此，英国拒绝答应美国的请求，除非首先在政治和外交一级上达成协议。可是，1950年7月9日黄昏，美国空军副参谋长诺斯塔德成功地说服了英国空军的特德元帅支持修改后的提议。诺斯塔德还获得了"来自最高级别"的许可，去寻求英国总参谋部的批准。
其后，美国务卿艾奇逊批准将这一部署当作一次显示决心的表示。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寻求英国的支持并非易事。这位国务卿对伦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感到不悦，对英国不同意美国第7舰队干涉台湾海峡也大为不满；他还担心英国会提出一项让美国从朝鲜半岛撤军的和平解决方案。虽然7月9日下午与英国大使弗兰克斯爵士举行了会谈，但国务卿对英国的疑虑并没有消失。第二天，艾奇逊致信伦敦，反对为从朝鲜撤军而付出代价，并呼吁英美两国在苏中似乎肯定要卷入朝鲜战争时，在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上保持一致。艾奇逊说，派遣B-29飞机到英国，只不过是更强调了形势的严重性，并进一步显示美国的决心以及与它最重要盟邦英国的合作。
7月10日早上，美国驻英大使把英国首相艾德礼从内阁会议上请出来，向他递交了部署B-29的议案。艾德礼对1948年的柏林危机记忆犹新，他怀疑华盛顿方面调动B-29是故技重演，是美国有意向苏联人显示自己的实力。他确信这样做是错误的。于是，他询问：这些飞机上是否装有原子弹？驻英大使承认，它们除了没装核裂变芯外，什么东西都"有可能"携带。艾德礼不便当面拒绝美国提出的议案，便把议案带回去交给他的内阁成员讨论。内阁意见并不一致，经过一番激烈辩论，才使议案获得批准，此外还附加了一个条件：伦敦和华盛顿必须协调对外宣传口径，使得这次部署看上去纯属例行调动。
这一附加条件并没有使杜鲁门感到为难。他的行动迅速，于7月11日正式批准了这一部署方案。实施这一方案，无疑是拿核武器作赌注，但杜鲁门有很多理由这样做。首先，B-29跨越大西洋的调动，将进一步提高驻欧洲战略力量的戒备状态。虽然当天早上出版的《纽约时报》将这次部署称为一次"正常的换防"，但有见地的评论家却看透了实质，指出这次部署将在不激怒苏联的情况下，进一步提醒苏联注意到美国的核力量。其次，将装有核弹的B-29派往英国，表明美国非常重视美英联盟，强调了重新巩固美英联盟的需要。最后，杜鲁门总统还通过这次行动，使他在国内政坛中获得了一些好处，因为这样做缓和了国务院与国防部之间的矛盾，也冲淡了民主党人对他处理朝鲜事务软弱无能的批评。在这次冒险中，杜鲁门总统把核拳头举到半空中，并没有往下砸。威胁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尚未达到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地步。杜鲁门并没有打算立即使用运往英国基地的那些核武器，也没有放松对这些核弹的控制，这些核弹的可裂变芯仍然留在美国。举到空中的核拳头是否往下砸以及何时往下砸，都还是未知数，杜鲁门总统给自己留下了充分的回旋余地。
第二次危机：威胁把可怕后果降临到北京头上
杜鲁门在派遣携带核弹的轰炸机飞越大西洋后不到三个星期，又派遣了10架B-29轰炸机横越太平洋，降落在关岛，准备在朝鲜战场上使用核武器。这是帝国主义者首次用核武器直接威胁中国，火药味比第一次危机更浓。
杜鲁门宣称，他是在朝鲜战场上"风云莫测和危机来临"时采取这一行动的。
采取行动之前，杜鲁门的顾问们已反复考虑从战术上把核武器用于朝鲜战场，但在如何使用、何时使用等具体问题上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五角大楼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核武器在一般意义上的威慑价值，远远超出了它在遥远的朝鲜半岛上立即使用所能带来的好处。五角大楼作战部的高级官员则提议，让陆军参谋长柯林斯询问麦克阿瑟是否有可能在朝鲜使用核武器。美国国务院的一份研究报告却认为在朝鲜可以使用核武器，但是必须满足两个先决条件：一是莫斯科或北京已经参战，二是一旦使用核武器就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掌握核武库的美国武装力量特种武器规划委员会主任则报告说，使用核武器可以防止美国军队被朝鲜军队单独赶出朝鲜半岛。在听取了这一报告后，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新任主任保罗·尼兹提醒国务卿艾奇逊说，在朝鲜半岛，从战术上使用核武器的大门仍然是打开着的。
然而，1950年7月份的最后一周开始的时候，这一切争论都变得毫无意义了。白宫突然感到陷入了困境，已经面临"可能不得不使用原子弹"来挽回败局的局面。在战场上，朝鲜人民军乘胜追击，将美国侵略者赶到了釜山四周的一个只有90英里长的一个狭窄区域之内。尽管麦克阿瑟将军发誓说再不会有撤退了，但在短短的五天之内，人民军又把美军和李承晚军队坚守的阵地压缩掉1/3。另一方面，美国旗图通过把第7舰队开进台湾海峡来孤立朝鲜半岛的构想，眼看成了南柯一梦。美军司令官说，他不可能在与朝鲜人民军作战的同时，又制止住中国军队的进攻。因此，当中央情报局报告说，中国两栖作战部队和伞兵部队大量集结于台湾海峡前线时，杜鲁门总统拒绝了蒋介石关于向大陆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攻击的请求；同时，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也不同意向国民党提供军事援助。在外交上，艾奇逊想让英国"同情(如果不是支持的话)台湾摆脱大陆控制"的努力，也无功而退，不了了之。
由于担心朝鲜三八线和台湾海峡的军事分界线被打破，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提出了派遣载有核弹的轰炸机飞越太平洋的计划。当他与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将军在东京与麦克阿瑟会晤时，柯林斯并没有根据他下属的建议，提出在朝鲜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问题。但当范登堡问麦克阿瑟，如果中国军队参战，他将如何切断普通道时，麦克阿瑟毫不含糊地回答说："只有使用原子弹"，才能将中国军队困在北朝鲜！麦克阿瑟还出主意说，如果范登堡能"哄劝"上头将B-29飞机归他麦克阿瑟指挥，这件事就可以做成了。范登堡立即答应下来。
然而，当范登堡回到华盛顿时，由于军事形势"日益恶化"，使他确信事情已变得"一团糟"。于是，他修改了与麦克阿瑟商定的计划，岂不及待地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建议，把战略空军司令部的B-29轰炸机派去毁灭北朝鲜的城市。布莱德雷一开始对这一建议反应冷淡，但是在7月28日会见了三军参谋长之后，对于实施这一建议，态度变得积极了。
一方面，布莱德雷及其幕僚出于对台湾海峡局势的高度"关注"，建议批准国民党军队在那里进行"攻防行动"，尽管早先杜鲁门总统曾反对那样做。另一方面，在7月29日早晨，参谋长联席会议给战略空军司令部跨越太平洋的任务组，又增派了10架载有核弹的B-29轰炸机。
参谋长联席会议这样做，使战略空军司令部欣喜若狂。因为他们早就要求将核打击力量派往海外了他们认为，为这一行动动用美国的核力量，无疑比允许蒋介石进攻大陆来对付中国的威慑，要更为有力；同时，这一行动虽未使麦克阿瑟获得对核弹的直接控制权，这与他和范登堡参谋长商定的计划有距离，但是跨越太平洋部署B-29轰炸机，多少可以冲淡他对华盛顿的不快。
国防部长约翰逊很快批准了增派轰炸机的计划，但他面临的一项颇为棘手的任务，是说服总统批准这一计划。在杜鲁门乘"威廉斯堡号"快艇去周末度假之前，约翰逊又在海军大院的突码头会见总统，对他陈述增派核轰炸机的理由，并就关于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与总统进行了一次激烈的辩论。三天之前，杜鲁门总统还矢口否认他曾考虑过要在朝鲜使用核武器。但是经过约翰逊的游说，总统很快改变了态度，批准了将非核部件运给关岛驻军。
杜鲁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期望通过这一行动达到什么目的呢？实际上，他这一步棋是下给中国看的。国务卿艾奇逊的一位中国问题专家曾透露了美国驻印度大使馆在新德里"精心策划的一次泄密行为"，目的是要给中国发出一个信号，警告中国说，如果中国采取军事行动，那么美国将使"可怕的后果"降临到北京头上。这就是说，艾奇逊通过新德里那个渠道，强调了华盛顿的愿望：希望中国不要参战。这次，艾奇逊又重施故技，在接到增派核轰炸机的计划被批准的通知后几个小时，便故意把消息透露给了《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于是，第二天的报纸便报道了即将进行的B-29轰炸机跨越太平洋的飞行。传媒的宣传，使这一消息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开来，变得几乎尽人皆知。
然而中国人并没有被核讹诈所吓倒。这些B-29轰炸机也没有参加对朝鲜的轰炸，而是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之前，就迫于国际国内的种种压力而返回到了美国。在返航途中，一架可能载有核武器的飞机在旧金山附近坠毁。在B-29轰炸机返回美国本土之前，美国国务院官员曾考虑过怎样帮助空军选择中国大陆的轰炸目标。但是，中国并没有被美国显示的"决心"所吓倒，也没有改变派兵入朝参战的决心，中国人民志愿军仍然迅速向东北集结，积极准备入朝参战。由美国的核威胁所引发的第二次核危机，这时候自然也就画上了句号。
第三次核危机：对核武器的使用"一直在积极考虑之中"
第三次危机虽然短暂，但是比前两次更为严重。危机发生于1950年11月末。当时，中国人民志愿军不仅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而且很快打退了"联合国军"的猖狂攻势。降临于美国头上的这一"灾难"，使杜鲁门惊恐万状，慌忙扬起核武器进行恫吓。他告诉记者，他将采取"一切必需的手段"来应付目前的局势，并进一步露骨地宣称，对核武器的使用"一直在积极考虑之中"。不仅如此，他还说出了一句使人极为震惊的话，说他的战场指挥官将"负责"对核武器的使用。这句话把危机推到了顶峰，犹如一石激起千重浪，使得有关国家的政治、外交活动加足马力，极度紧张地进行。
杜鲁门的讲话，遭到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强烈反对，迫使白宫对杜鲁门的谈话不得不又作了一次"澄清"。英国首相艾德礼不满意白宫所作的"澄清"，还宣布要飞往华盛顿去与杜鲁门会谈，据推测，是要去劝说杜鲁门不要扣动核扳机。四天以后，即12月4日，杜鲁门和他的高级顾问们更是忙得不可开交，很不情原地开始了一系列的首脑会晤。
杜鲁门总统发表那一通非同寻常的讲话之后，战略空军司令部司令勒梅以为，他马上就会接到命令，让核轰炸机再次向西飞行。然而让人纳闷的是，这种命令一直没有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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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核阴云飞渡朝鲜上空(2)
美国最高当局迟迟没有采取在朝鲜战场使用核武器的行动，并不是由于仁慈或良心发现，而是由于受到国际国内各种力量的牵制，而且技术上的诸多障碍，也使它无力把核弹扔向遥远的朝鲜半岛。
首先，美军战术专家从战术效果方面考虑，认为不宜在朝鲜战场上使用核武器。因为，在中国出兵以前，朝鲜人民军呈高度隐蔽和小股分散状态，使用核武器起不到预定效果。而在中国志愿军进入朝鲜后，美军联合战略规划委员会又认为，根据中国军队的作战特点，在朝鲜战场上使用核武器只能起防御作用，而岂不到任何威慑强制的作用。因此，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告知英国首相艾德礼，除非因保护"联合国军"撤退或防止一场"巨大的军事灾难"而岂不得已时，美国"无意"在朝鲜使用核武器。
其次，美军内部有人认为，还没有到非用核武岂不可的时候。参谋长联席会议就持有这样的见解，认为朝鲜战场的局势并没有坏到只有用核武器才能解决问题的地步。海军作战部主任舍曼甚至对麦克阿瑟报告的准确性提出了怀疑。在这种情况下，参谋长联席会议便决定派遣两名有代表性的将军去东京同麦克阿瑟会晤，一名是不赞成使用核武器的柯林斯将军，另一名是赞同使用核武器的空军情报部主任卡贝尔将军。在东京，他们发现，"联合国军"总司令对战局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尽管麦克阿瑟原先曾与他的参谋人员讨论过使用核炸弹轰炸中国目标的问题，但他现在觉得，朝鲜地面战场的形势正趋于稳定，因而建议推迟作出任何使用核武器的决定。柯林斯将军对此感到满意，而且据此公开宣称，他认为不必在朝鲜使用原子弹。
除了军方之外，美国国务院也显示出了谨慎态度。在11月中旬，国务院的二级官员们几经考虑之后，也反对在朝鲜使用核武器。他们认为，使用核武器的代价是：打破"联合国军"的团结，失去在亚洲的面子和与中国全面开战，不良后果的代价远远超出任何军事上的利益。国务卿艾奇逊也特别害怕这些代价的后果。由于杜鲁门轻率地发表了关于使用核武器的讲话，导致艾德礼首相不请自来，匆匆赶往华盛顿，给艾奇逊造成不少麻烦。与中国共产党打交道也使他长了一点见识：原来以为中共刚刚夺取政权，羽翼未丰，对于打到自己国门口的美国人会不闻不问；后来又以为中国会被美国的原子弹恫吓所吓倒，结果证明他两次都估计错了。多次碰钉子和引起一大堆麻烦之后，他变得更加优柔寡断，再也不敢随意挥舞核武器进行恫吓了。
杜鲁门总统发表关于可能使用核武器的讲话之后，各方面的压力使他几乎透不过气来。国会中反对意见不绝于耳，白宫行政当局不得不花大片力气息国会山中的议论。此外，杜鲁门还得承受来自"英国佬"的压力，拒绝与他们共同分享在朝鲜战争中对使用核武器的监控权。在国际国内政局的压力下，总统最终也与他的军事和外交顾问们一样，作出了在朝鲜不宜使用核武器的结论。就这样，引发危机的军事大国的头面人物好不容易捱过了1950年12月头两周的"严酷"时日，最后只好放弃考虑使用核武器的问题。朝鲜战争中的第三次核危机也就就此平息了。
这次核危机，使华盛顿在关于朝鲜战场上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上，形成了两个基本看法。其一，认识到核武器并不能掩护"联合国军"从朝鲜撤退。这一事实使美国军方对核武器的兴趣消减了。到1951年1月底，麦克阿瑟将军甚至已经拒绝考虑关于用核武器掩护美军撤退的建议。其二，1950年12月的事件，使白宫的高级文职官员开始厌恶随意进行核威慑，但是他们并不反对用品他方法使用核武器。当国家安全资源委员会主席赛明顿坚持认为原子弹是美国的一张"政治牌"时，杜鲁门只好让艾奇逊对这种论调进行反驳，并断言原子弹是美国的一个"政治累赘"，它的威吓作用只会使"我们的盟友吓死"，而不会使苏联人担忧。
但是，这并不是说，杜鲁门当局已经完全放迫使用核武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辩论的结果，就认为不应排除用其他方式更微妙、更诡秘地使用核武器。应杜鲁门的请求，中央情报局局长史密斯告诉国家安全委员会说，核优势是一种"消耗性资产"，它最好是在苏联核武库还没有强大到使莫斯科也想冒一场原子战争的危险之前就加以使用。对于这种言论，杜鲁门当局没有一个人出来反驳，因此，后来仍会发生核危机也就不难理解了。
第四次危机：发出报复打击的"核信息"
第四次危机发生于1951年4月初，这是杜鲁门总统任内的最后一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核危机。当时，他面临着一个"极为严重的局势"：中国军队入朝参战，给"联合国军"以沉重打击，正当"联合国军"准备跨越三八线大举进攻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准备好了一次大规模的地面攻势；此外，华盛顿又得到情报说，莫斯科已调派3个陆军师进驻满洲里，并部署了其他部队准备进攻日本。不管情报是否准确，在美国看来，朝鲜战场正处于一个"危险的转折点"。
面对这一局势，华盛顿当局内部争论不休，美国与其盟友之间也经常唇枪舌剑，无法取得一致。美国一些外交人员对中朝是否愿意与美国进行谈判持怀疑态度；参谋长联席会议和麦克阿瑟则强调必须在朝鲜战场上占有优势，并且对中国保持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压力，只有这样，才会使战争有一个满意的谈判结局。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分歧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当华盛顿致力于发表一篇"措词恰当的总统演说"呼吁举行停战和谈时，麦克阿瑟却在东京声色俱厉地叫嚷"联合国军"将"超出其忍耐的极限"而将战火蔓延到朝鲜以外。这篇讲话无异于反对和谈和给和谈制造障碍，使杜鲁门的高级外交顾问们大为光火。可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却对麦克阿瑟采取维护态度，拒绝谴责麦克阿瑟的讲话。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消除混乱，外交顾问们不得不建议总统对他的政策进行一次"澄清"，这次澄清政策的讲话，给报界的印象是"令人困惑不解"。
麦克阿瑟那一篇慷慨激昂的好战的讲话，使杜鲁门总统处境为难，陷入了双重苦恼。一方面，英国人开始担心那个在东京的"疯狂的总督"麦克阿瑟，将把他们拖入一场"全面战争"。因此，伦敦的抗议纷至沓来：英军总参谋部拒绝让英军参加任何三八线以外的重大军事行动；英国内阁决定，要催美国给麦克阿瑟下达一个更有约束力的指令；英国下议院则将一个对麦克阿瑟表示不信任的议案提交讨论。另一方面，杜鲁门在国内的形象正变得软弱和优柔寡断，国内对他的支持进一步下降。美国新闻评论家李其曼将杜鲁门与国会的关系，说成是"国家安全的一个危险"。尽管参议院批准了杜鲁门向欧洲增派部队的要求，但是附加了许多条件，这些条件被广泛认为是侵犯了总统作为武装力量总司令的特权，标志着总统的威望大大下降。连负责公共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也认为，美国人对他们的领袖结束朝鲜战争的能力失去了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