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4月4日，美国国务院与军方的矛盾进一步加深。"联合国军"越过了三八线；参谋长联席会议初步批准了一份反对任何在朝鲜战场停火的备忘录，想拒绝和谈，一直把仗打下去；参谋长联席会议还催促尽快准备发动对中国的空中和海上攻势。国务院则保持沉默，艾奇逊一方面想与苏联人进行措词强硬的对话，另一方面又担心这样做会得罪盟友，并丧失与莫斯科进行和谈的机会。在此期间，美国虽然策划过由第7舰队对中国南海岸进行一次突袭，但是，也因为担心这样做"太具挑衅性"而没有付诸实施。
杜鲁门在他的顾问们争论不休的时候，岂不及待地想提高自己日渐衰落的领导声望。他甚至命令内阁行动起来，去反对被他视为是败坏他名声的运动。4月4日，他召见国会"四巨头"，希望他们能够帮助告诫国会山和公众关于美军在朝鲜战场上遇到的危险。在这次会见后不久，白宫发言人雷本警告说，美国"卷入一场扩大了的战争的危险现在比1945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大"。
但是麦克阿瑟并不理会白宫的警告。在东京，他的司令部否认有苏军集结，并宣称麦克阿瑟已被授权对苏联的任何进攻进行报复。在华盛顿，雷本的警告甚至遭到共和党人的嘲笑。来自马萨诸塞的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马丁向公众宣读了一封来自麦克阿瑟将军的信。该信称，华盛顿误解了朝鲜冲突的国际战略意义；该信还宣布，在战斗中"没有什么能代替胜利"。杜鲁门总统把这些话当作对他的严重挑战，因而开始了一系列最终导致解除麦克阿瑟职务的活动。
1951年4月6日，杜鲁门决定派遣载有完整原子弹的B-29轰炸机飞越太平洋。这是一项极不寻常的决定。那天早上，布莱德雷将军给总统带来了关于中国军队集结的最新报告，并告诉总统，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授权给麦克阿瑟，让他对设在中国东北和山东的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攻击，以防从这些基地起飞的飞机对"联合国军"进行大规模空袭。紧接着，杜鲁门又与中央情报局局长史密斯交换了意见，以确认敌方人员和飞机集中的情况，并考虑是否需要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然后，他又与总统顾问团会见，与他最亲密的几个助手进行交谈，讨论了解除麦克阿瑟职务的问题，并陈述了他对防止朝鲜战争进一步升级的想法。下午3点多钟，杜鲁门最终下定了决心。他打电话给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迪思，让他立即赶到白宫来。
当迪思走进椭圆形办公室时，杜鲁门向他描绘了一幅不祥的图画。总统告诉迪思，已经发现中国东北有大批空军飞机集中；苏联潜艇正向海参崴集结，苏军一部已开到撒哈林岛；莫斯科还可能正在准备用空军对"联合国军"来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并切断他们逃往日本基地的海上退路。为对付这一威慑，杜鲁门决定将完整的核武器和战略空军轰炸机送至太平洋彼岸，作为一支"决定性的打击力量集中使用"。考虑到使用原子弹的严重后果，眼下杜鲁门还没有把投放原子弹的权限直接交给空军。杜鲁门说，他希望不会有使用原子弹的必要，但在他真的作出任何使用原子弹的决定之前，他都必定会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原子能特别委员会协商。迪思在确信这一点之后，立即返回办公室，打电话告诉范登堡将军说，将有9枚完整的原子弹要转归空军保管。
杜鲁门的高级军事和外交顾问们一度认为，朝鲜半岛及其周围的局势非常糟糕。因此，在杜鲁门与迪思交谈时，他的顾问们就在争取英国同意在"联合国军"遭到来自朝鲜半岛以外地方的攻击时，对那些地方实施报复性轰炸。
4月7日，美国第99中型轰炸机联队受命携带原子弹向关岛转运。就在这时，战场局势有所变化，B-29轰炸机联队并没有依照原来的计划，飞往冲绳岛以寻找"可能的报复性打击目标"，而是仍然留在关岛待命。根据原先的安排，当美军将核武器预先放置在冲绳群岛上时，这支核攻击部队的司令马上就会到任。由于原计划有所改变，即将到任的这位司令也没有飞往东京，而是仍然留在美国东部奥马哈附近的战略空军司令部。布莱德雷将军也暂停了一份由杜鲁门总统批准的指令的执行，该指令授权麦克阿瑟将军对来自朝鲜半岛以外的空袭进行报复性打击。国务卿艾奇逊一反常态，既没有立即反驳英国对华盛顿的非难，也没有压英国同意美国对东方威慑的评价。
杜鲁门仍然坚持必须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而且以动用核武器和有条件地授权美军使用核武器的决定，迫使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得不支持对麦克阿瑟的解职决定。由于麦克阿瑟在美军中享有很高声望，参谋长联席会议一开始并不愿意解除他的职务。杜鲁门在调用核武器时，清楚地声明，他虽然不同意麦克阿瑟的那次公开讲话，但总的来说，还是接受了麦克阿瑟所制定的朝鲜战争的战略思想。杜鲁门解释说，之所以要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是因为"信任度"的问题：如果动用核武器，华盛顿绝对需要一个完全听话的战场指挥官。布莱德雷将军又用这些道理来劝说他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同事，终于促使他们在4月8日下午同意支持杜鲁门撤销麦克阿瑟职务的决定。
开头，杜鲁门试图说服原子能委员会主席迪思，让他对把核武器交出军方保管一事保密。但迪思提醒他说，此事必须通知参谋长联席会议及原子能委员会。杜鲁门给他出主意，劝他让康涅狄格州参议员麦克马洪去办这件事，因为麦克马洪是有关这类保密法的制定者，而且是一个比迪思在政治上更有力的发言人。但是，麦克马洪也未能做到只让参谋长联席会议及原子能委员会的几个高层领导知道此事，因为这些高层领导人中，有一个民主党人，坚持要让整个委员会知道总统的这一决定。这样，4月10日早晨，该委员会的18名成员，包括那些最尖锐地批评杜鲁门东亚政策的人，都知道了杜鲁门所进行的冒险，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次将核武器运往海外。
4月11日晚上，杜鲁门向全国发表讲话，竭力为他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和他对朝鲜冲突的处理进行辩护。他猛烈抨击了他那难以驾驭的下属麦克阿瑟，坚持说美国扩大这场战争是"错误的，是一场悲剧性的错误"。接着，他又警告莫斯科和北京，不要对"联合国军"进行空中攻击，否则就要对由此引起的后果"承担责任"。评论家认为，他的讲话虽然没有直接提到核武器，但无疑隐含着使用核武器的威胁。
杜鲁门没有能够通过这次讲话和其他相应的活动控制住局势的发展。在他发表讲话八天之后，麦克阿瑟将军对国会发表了一次极为激动的演说，声称参谋长联席会议赞同他的这样一个信念，即只要将朝鲜战争扩大并升级，就能带来胜利。两周之后，在参议院就解除麦克阿瑟职务举行的一次质询会上，麦克阿瑟又一次成为明星般的见证人。中国人民志愿军不但没有被杜鲁门的讲话所吓住，反而在朝鲜战场上发起了朝鲜战争爆发以来最大的一次地面攻势。
局势的发展，使杜鲁门当局意识到，必须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来威慑和遏制对手，可是，又不敢贸然使用核武器。手里的核武器成了"弃之可惜，食之无味"的"鸡肋"。在其后的九十天里，杜鲁门当局又花样翻新，决定用三种"比较微妙和诡秘"的方式来利用原子弹。
第一，五角大楼直接掌管这次核武器的部署，使B-29轰炸机的这次行动，显得比一般训练飞行或威慑性佯攻要更为严重。4月末，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又一轮地面攻势后，杜鲁门批准再一次将载有核弹的飞机派往战区。战略空军司令部派出了一个指挥与控制小组前往东京，并让其指挥官留在那里，协调可能进行的核攻击计划的制定。华盛顿还给麦克阿瑟的继任者李奇微将军一道指令，授权他针对来自朝鲜半岛以外的空袭进行核报复。原子弹虽然仍留在关岛，但B-29轰炸机组已把准备投弹记入飞行日志。6月初，美军侦察机超出以往的飞行范围，侵入中国东北和山东上空，收集关于空袭目标的情报。
第二，传递"核信息"进行威胁。华盛顿向香港派去一名秘密使者，即议会私人秘书查里斯·伯顿·马歇尔，让他设法给北京发出一个"核信息"。在他起程前一天晚上，他会见了艾奇逊。艾奇逊虽然没有告诉他关于这次核部署的情况，但明确告诉他，必须含蓄地向中国发出警告。马歇尔去香港后，见到了被认为是能够传递"核信息"的几个人。他让他们向北京暗示，美国的核力量是令人不安的。马歇尔还让他们转告中国领导人，"不要误解对麦克阿瑟的解职，不要将杜鲁门当局反对麦克阿瑟扩大战争的呼吁看成是软弱或害怕的表现，美国的耐心和克制是有限度的，中国领导人应当意识到华盛顿有使中国停止发展数十年的能力"。杜鲁门当局认为，这些含蓄的语言，已经足以使中国担心美国使用原子弹。
第三，杜鲁门当局在应付国内的政治对手时，也暗示要在亚洲使用核武器。1951年5月上旬，美国国务院公布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修改的东亚政策。除了表达方式的差异外，修改后的东亚政策的基本思想，与麦克阿瑟的想法并无实质区别。麦克阿瑟毫不隐晦地宣称要扩大战争；杜鲁门当局则拐弯抹角，说什么如果对方扩大战争，美军将采取"报复行动"。杜鲁门想通过改变表达方式，粉饰赤裸裸的好战言论，以便在政治上获得更多的支持和压制麦克阿瑟。因此，美国政府发言人在参议院作证时，不厌其烦地反复宣传"报复打击"的思想，国防部长马歇尔重复这一论调至少不下11次。如果知道杜鲁门当局已将原子弹和B-29轰炸机运往太平洋，那么，对"打击报复"的含义是什么就一目了然了。因此，对于知道内情的参议院调查委员会主席和其他4名还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原子能委员会兼职的参议员来说，白宫所宣传的"报复打击"思想并无多少新奇之处，只不过是在玩弄嫁祸于麦克阿瑟的把戏。他们对于杜鲁门当局正在操纵一场战争的表演，早已看得一清二楚。
杜鲁门当局的这次核威胁，对中朝军队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尽管马歇尔所说的那些恫吓之词传到了北京，但美国人一直不知道中国领导人是否确知载有核武器的B-29轰炸机部署到了东亚。不管怎么样，有一点却是清楚的：朝鲜战场上的地面战斗依然照常进行。
面对一个有备无患、不怕核威胁的国家，威胁不起作用，即使真的使用核武器也难讨到什么便宜。和这样的对手打交道，杜鲁门当局机关算尽，依然是一筹莫展。1951年6月末，B-29轰炸机和所载运的核武器，又悄无声息地撤回了美国。随着战场局势的进展，美国人随后不得不坐到谈判桌前，开始与中朝方面进行停战谈判。
2.6 "猫头鹰"瞻前顾后
1952年12月，新当选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12月旅行中经朝鲜返回美国时，思考了他结束战争的选择。他的选择中包括使用原子弹，但因为有了杜鲁门的前车之鉴，他不得不在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上更加谨慎从事。他去了朝鲜，但有意避开与"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讨论第8-52号作战计划，因为该计划要求，在美军向朝鲜半岛中部推进的同时，在半岛内外使用核武器。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还会见了麦克阿瑟将军，但同样没有同意他关于使用核武器来孤立和隔绝中朝军队的建议。有人评论说，他在处理朝鲜战争问题时，表现得像一只瞻前顾后的"猫头鹰"，而不像一只凶悍的"猎鹰"。
然而在内心深处，艾森豪威尔仍念念不忘依靠原子弹来摆脱朝鲜战场上的困境。
1953年初，驻朝鲜美军官员曾向艾森豪威尔正式建议，"联合国军""应该考虑使用小型原子弹和火炮屏障……新发起的攻击应该包括对中国大陆的封锁，并允许攻击敌人的东北基地"。
从1953年2月的第2周到5月底，艾森豪威尔授意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结束朝鲜战争的种种可能办法，其中包括在朝鲜半岛内外使用核武器的"强制性"办法。讨论的结果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在紧急情况下使用核武器的计划。艾森豪威尔明确地警告，如果停战谈判没有进展，战争可能升级，公开暗示有可能使用核武器攻击北京。他说，他的选择"是让共产党当局理解，如果缺乏满意的进展，我们打算以更大的决心，消除对核武迫使用的限制，并将不再承担对朝鲜半岛的有限攻击的承诺"。
起后，杜勒斯又试图通过美国驻印度的使馆，设法向北京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如果板门店协议使华盛顿无法接受的话，美国就可能使用核武器。杜勒斯通知印度总理尼赫鲁说："如果不能安排停战，美国将不再承担不使用核武器的责任。"可是，尼赫鲁拒绝向中国传递任何核威慑的信息，美国人不得不通过板门店的停战谈判，将这一信息传递给中国。
中国官方的新闻机构，在艾森豪威尔就职演说之后不久，就接到指示，对美国计划"诉诸核战争"进行了严厉谴责。在板门店谈判时，中国外交部的声明也说，中国知道艾森豪威尔的核威胁，并已侦察到"联合国军"司令关于扩大战争的提议，包括以大量地面部队侵占朝鲜的西部狭窄地区。中国的主要观点是，面对美国的核威胁，社会主义阵营应该保持高度警惕，但是美国人民和世界公众舆论将使核战争不可能发生，美国将为这种威胁付出代价。
中国人没有反对谈判，但在美国的讹诈面前采取了坚定的立场。中国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方面不能作出任何让步，因为任何让步都会被对方理解成懦弱的表现"。中国方面断言，"要使美方返回谈判桌，唯一的做法就是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准备"。此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动了一场修筑前线工事的运动，其中包括"前线战场的工事，反原子屏障……在山中央挖防空洞"。
然而，这时的国际形势又有了新变化。
1952年12月，莫斯科暗示，斯大林欢迎举行首脑会谈。
1953年3月初，斯大林去世，美苏之间的紧张关系便有所松动。3月30日，中国宣布有条件地接受双方自愿遣返战俘的原则。
在美国国内，在是否需要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上，意见纷纭，无法形成一致。国会山对于怎样结束朝鲜战争，令人奇怪地保持沉默；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则拒绝了克拉克将军提出的再次将载有原子弹的B-29轰炸机调往西太平洋的请求，也没有答应授权给克拉克使用核武器。
在五角大楼内部，对怎样在朝鲜使用核武器有很大分歧，无法就第8-52号作战计划取得一致意见，国防部的官员们只好将它转交给联合战略研究委员会，希望他们研究出一个以非紧急的常规作战为基础的方案来。一个月以后，他们所提交的研究报告，也显示出各军种之间有很大的不同意见。空军和海军官员们认为，核轰炸可以产生足够大的压力来迫使中国作出妥协，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却不同意这种看法。在柯林斯看来，只有陆、海、空协同作战，才能在军事上取得打到北朝鲜或鸭绿江的胜利。诸如此类的意见分歧，使得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结束朝鲜战争之战略的讨论，不可能取得很大进展和形成一致意见。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许多次讨论，由于没有关键性的头面人物参加，因此无法形成决议。该委员会在1953年2月到5月间召开的7次讨论使用核武器之可能性的会议中，只有两次会议，艾森豪威尔总统、他的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都到齐了。5月20日，当一些高层分析家坚持认为有必要作一个关于偶然使用核武器的决议时，国务卿杜勒斯又跑到沙特阿拉伯去了。五角大楼和国务院出于各自的考虑，都只想让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一下使用核武器的问题，并不想让它作出什么决议来。
4月8日，布莱德雷提出，"解决朝鲜问题的最好办法"是"拖延时间"。他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之所以持这样一种态度，是因为对于究竟应当怎样使用原子弹的问题，老是争论不休；同时，他们还认为，在军事上讨论在朝鲜部署原子弹之前，先应该有一个政治上的决策。布莱德雷将军还推迟让国家安全委员会考虑使用核武器的方案，一直推迟到柯林斯将军从拉丁美洲返回美国，而柯林斯将军是使用原子武器的最坚定的反对者。当这一方案最终提交给国防部长并让国家安全委员会考虑时，柯林斯却给它附加了许多前提条件。这样做，实际上排除了从战术上在朝鲜使用核武器的可能。
美国的盟友尤其是英国对战争升级的恐惧和反对，也对美国造成牵制。
1953年3月5日，杜勒斯告诉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爵士说，为了结束战争，可能有必要扩大战争，如果对位于"中心地带"的中国施加压力，以迫使其放弃增援印度支那和朝鲜的努力告吹，那么，在朝鲜中部地区挑起包括空中行动在内的"一起事件"的可能性就不能排除。可是，杜勒斯在离开伦敦时，仍然没有得到艾登对这一提议的明确支持。4月初，他却谈到要在不冒犯盟友的前提下，"灵巧地"解决朝鲜问题。5月初，杜勒斯获悉，伦敦方面撤回了它早先许诺的对扩大战争的支持。
在盟友疑惑、五角大楼意见不统一的情况下，艾森豪威尔也就无法成为凶悍的"猪鹰"了。他不想让他的行政当局，在执政伊始就冒军事上的风险。因此，直到1953年3月底，他仍在考虑削减战略空军司令部的预算，并且显然对核武库中武器数量心中无数。4月28日，当一份关于在紧急情况下将核武器转归军方保管的初步方案提交给他时，他的结论是还没有任何紧迫的理由要这样做，所以就将其退回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特设原子能委员会，让他们作更进一步的研究。艾森豪威尔还限定了在朝鲜进行虚张声势活动的范围。4月28日，他见到一项关于假装在朝鲜集结一支大部队的提议，但是这项提议没有得到批准。有一种意见是把核武器转交给军队，以"形成力量和决心之印象"。但是艾森豪威尔把这种想法抛到了一边。他认为，这样做将给对方施加过大的压力，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同时还会使国内和盟国惶惶不安，以为华盛顿又要搞什么大动作了。
艾森豪威尔玩的一个新花招是，对外宣称已将核武器转交给军队看管，并制造一些"迹象"，故意表明一些核武其实际上已处在五角大楼控制之下。他得意洋洋地说，只要"略施手腕，就肯定能获得预期效果"。5月13日，他又让代理国务卿史密斯放出风声，承认扩大朝鲜战争将使北约出现分裂，而华盛顿又"急切"需要其欧洲盟友。艾森豪威尔还拒绝了副总统尼克松的一项建议，这项建议的内容是，要求在苏联核力量强大片来之前，立即采取重大行动，认为这样做对美国更为有利。
当1953年5月20日国家安全委员会考虑朝鲜紧急核计划时，艾森豪威尔虽然批准了这个计划，但又对它的实施进行了一些限制。他意识到，由于计划包括对中国进行核打击，杜鲁门曾遇到的棘手问题——苏联对日本进行报复——很可能又转到他手上来。因此，他一方面承认发动一次快速而突然的核打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表示，他有意与苏联领导人进行首脑会晤。最后他说，现在还不到派部队去执行这一紧急计划的迫在眉睫的时候。他只是承认，"如果发生了迫使美国扩大朝鲜战争的情况"，那么，需要一年时间做准备的这一紧急核计划，将"极有可能达到我们寻求的目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迫使美国坐下来与中朝两国进行谈判。为了捞到在战场上和谈判桌上都无法得到的好处，美国于1953年夏季唆使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对中国东南沿海进行登陆骚扰。国民党军队陆、海、空及伞兵1万余人，于7月15日晚从金门起航，16日5时许，分三路登陆东山岛，伞兵中队则在东山岛北部后林地区着陆。守岛的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第80团，在民兵和人民群众配合下，给来犯之敌以重大杀伤，守住了主阵地。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旧镇地区某步兵团，于当日10时30分渡海入岛参战，配合守军，迅速歼灭了国民党军队的空降兵。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广东黄冈地区某陆军师和驻福建晋江地区某陆军师，相继于当夜和17日上午抵达增援，17日上午向国民党军队展开全面反击，18日结束战斗。此次抗登陆作战，歼灭国民党军队3000余人，击落敌机1架，击沉敌登陆舰3艘，缴获各种枪支数百支，残敌狼狈逃窜。国民党军队的这次失败，使美国又输了一着棋，只得老老实实在朝鲜停战协议书上签字。
在朝鲜停战协议签订的前夕，艾森豪威尔还授权将完整的核武器转交驻海外的美军保管。然而，这一决定看上去更像是一个长崎对苏战略，与朝鲜战争没有太大的关连。停战协议得到了交战双方的遵守。历时三年的朝鲜战争，就这样在核幽灵的几次骚扰后结束了。
2.7 美国为什么没有使用核武器？
由于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核大国美国直接插手朝鲜战争，因而朝鲜战场上空自始至终都笼罩着核威胁的阴云。朝鲜战争虽然是一场局部战争，但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规模最大、卷入国家最多、美国最可能使用原子弹的一场局部战争。似乎没有理由认为，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不会再一次使用原子弹。然而，尽管美国在朝鲜损失惨重，伤亡巨大，大丢面子，却始终没有使用原子弹。这是什么原因呢？
第一个原因：受"有限战争"政策的制约
美国在日本投掷原子弹，是杜鲁门总统下的命令。在朝鲜战争中，不管他进行过多么厉害的核威胁，最终还是拒绝使用原子弹。杜鲁门自己解释说，1945年，"我们处于战争状态，为了拯救我们士兵的生命，我们必须结束战争"。那时使用原子弹，确实加速了太平洋战争的进程，而且对于原子弹的实战威力进行了一次检验。然而，朝鲜战争的情势大不相同了：在朝鲜战争中使用原子弹，不仅不能结束战争，反而会扩大战争，陷入短时间无法脱身的泥坑。美国当局在这个问题上是比较清醒的，因此在朝鲜战争中，奉行的是"有限战争"政策，这一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防止对中国的全面战争和苏联的介入。
美国政府中的有识之士认为，苏联才是劲敌，保卫西欧、遏制共产主义，关系到美国的根本利益。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说过："我们是在同一个不该打仗的国家、次要的对手进行战斗，真正的敌人是苏联。"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削减了部分军队，主要靠核武器来平衡东西方的军事力量。就当时美国的核力量和武装部队规模而言，虽然拥有核优势，但却无力做到：既屯兵欧洲以威慑军事强国苏联，又大规模投入朝鲜战争。如果在亚洲陷入对中国的全面战争，势必大大削弱美国的军事实力，使它在全球性对抗中丧失战胜对手的能力。杜鲁门甚至认为，朝鲜战争的爆发，是"俄国人的策略，是克里姆林宫破坏自由世界团结的计划的一部分"。考虑到这一点，美国防止朝鲜战争进一步扩大是合乎逻辑的。既要防止战争进一步扩大，又不愿意放弃侵略，这就陷入了自相矛盾的两难境地。因此，主张扩大战争的叫嚣不时可以听到，使用核武器的威胁始终存在。
此外，中国是以"志愿军"的名义投入朝鲜战争的。种种迹象表明，中国人是比较克制的。如果美国扩大战争，轰炸中国东北的基地，封锁中国海岸甚至使用原子弹，不信邪的中国人必然不惜一切代价，与美国战斗到底。这一点美国当局是认识越来越清楚了。更危险的是，战争一旦扩大，苏联很可能主动介入，从而使战争升级为全面战争，甚至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鹿死谁手，美国没有把握，谁也不敢保证美国能稳操胜券。
从全球范围来权衡利弊得失，美国制定并执行"有限战争"政策，必然要限制朝鲜战争。杜鲁门政府在朝鲜战争中没有使用原子弹，平原因之一，就是考虑到不能打破"有限战争"的战略。
第二个原因：害怕陷入孤立无援的地位
1950年11月30日，杜鲁门声称美国正在考虑使用原子弹的讲话传开，世界舆论哗然。
西欧对于美国旗图扩大战争的动向极为不安。英、法和美国的其他大陆盟国反对扩大战争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它们刚遭受过战争和沦亡的惨祸，仍继续在从事复兴工作。如果美国对中国大陆发动攻击，那么前景只能是如下两种：或者引起大规模的战争，即使这场战争仅局限于远东，也会使美国的力量因此而转移至亚洲，使欧洲没有足够的防御力量；或者可能由于轰炸中国东北而招致苏联的干预，那时战火不可能不波及欧洲，而对于欧洲人来说，扩大战争的任何一种前景都是不能接受的。
杜鲁门认为，使用原子弹只能由美国来作出决定，而美国的盟国则认为，"像这类重要事项不能随便代替联合国作出决定，必须事先和目前在朝鲜参与国际警察行动的成员国进行最充分的商讨"。
杜鲁门那引人注目的讲话发表九十六小时之后，英国首相艾德礼就不邀自来地赶到美国，进行为期四天的国事访问。他动身之前，曾和法国总理及外交部长进行会谈。会谈后发表的公报表明，两国政府对当前国际形势已有了普遍一致的看法。艾德礼这次来到华盛顿的身份，不仅是美国最大的盟国领导人，而且是整个西欧的发言人。他的使命是，确保在朝鲜问题上的一切决策都协商一致，从而防止美国过深地陷入朝鲜战争。欧洲人不愿意在朝鲜冒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或过多地把北约组织所属的有限力量，投入遥远的朝鲜半岛去打"消耗战"。
丘吉尔作为反对党领袖期间，也曾说过："……虽则远东对我们的牵制很大，但毕竟只是一个牵制而已。我们应当稳定那里的局势，越快越好。……因为决定世界命运的地方是欧洲……致命的危险也在这里。"
英国人还认为，毛泽东政府的性质有别于其他共产党国家的政府，不能把中国看作是苏联的卫星国。英国人的有些见解不乏卓异之处。他们认识到，中共是个土生土长的党；他们取得政权，靠的是卓越的组织，坚强的意志，还有团结的愿望和明确的目标。英国人深信，假如给新中国以适当的鼓励，使之与西方进行友好交往，它的政府就可能与莫斯科断绝关系，还可以利用它抵销苏联在远东的力量。英国人断言，中国的干预，至少部分地是由美国政府不明智造成的。西方与中国之间没有基本矛盾，假如美国不跨过三八线，麦克阿瑟不发动"回家过圣诞节"的攻势，也不阻挠在朝鲜建立一个缓冲区，那么，北京本来是不会出兵朝鲜的。
英国人在麦克阿瑟的狂妄自大、不负责任、急躁和轻率的危险性格中，看到的是大洋彼岸年轻而缺少经验的"小兄弟"的典型形象，认为这个"小兄弟"希望以自己年轻充沛的精力在世界舞台上横行霸道，而完全不考虑后果。英国人感到气恼的是，大英帝国是政治上"成熟的"强国，长崎负责处理国际事务，具有丰富的外交经验，现在居然给刚愎自用的美国当票配角来了。对于朝鲜战争，英国人和美国人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北约组织在朝鲜战争过程中，因意见分起而面临分崩离析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如果违背盟国的意愿而一意孤行，必将失去盟国的支持而陷入孤立。后来杜鲁门透露说，他最大的担心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时，美国处于没有盟国的孤立无援的地位。盟国的意见，对美国无疑起了一定的牵制作用。
杜鲁门的声明引起的反响也很强烈。印度总理尼赫鲁描述说："原子弹是专门用来对付亚洲的——这种感觉在迅速蔓延。"在联合国，沙特代表警告说，如果美国在朝鲜或中国使用原子弹，那么整个亚洲大陆的人民将会认为，那是白种人反对有色人种的行为，这种行为对美国与其他国家多年发展起来的关系将起破坏作用。
美国如果对中国东北的城市进行饱和轰炸，可能会遭到批评；但若使用核武器进击这些目标，无疑会遭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并激起亚洲人强烈的反美情绪。使用原子弹和使用常规武器，在战场上所取得的效果可能是差不多的，但世界舆论的反应却大不一样。这种后果，美国政府不会没有估计到。
第三个原因：使用原子弹在军事上也可能得不偿失
原子弹不同于常规武器。美国政府在考虑是否选择使用原子弹时，无疑首先得权衡军事上的利弊、使用效果和可能承担的风险。反复权衡之后，大概也看出在朝鲜战争中使用原子弹，在军事上也难免得不偿失。
如果把战争限制在朝鲜境内，就只能攻击朝鲜境内的战术目标，例如对方的军队和物资集结地，无疑是最适合于战术核武器攻击的目标。但这样的目标在朝鲜并不明确。因为中朝军队都很少暴露在适合于原子弹袭击的开阔地带，而是广泛疏散和隐蔽在山林中；即使在露天，他们也很少集中兵力于一地。况且，发现和查明这种集结地点，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1951年2月，"联合国军"司令部研究过在朝鲜使用核武器的问题。经过研究后发现，至少有两个问题使"联合国军"感到棘手：一是难以发现中朝的集结部队，往往在其散开后情报系统才能搞清确切的集结地点；二是在三八线附近为中朝部队最可能集结的地区，但在这个地区使用原子弹会使美军也受到伤害和波及。
此外，朝鲜地形复杂，即使使用原子弹，其破坏作用也极为有限。一枚核弹在山谷里爆炸，对山那边敌方的军队可能触动不大。在朝鲜战争前半期，美国原子弹还不能精确打击战术目标，对对方的战术目标进行攻击，较大当量的原子弹，爆炸威力实在太大了。总之，在朝鲜对中朝军队使用原子弹，在战术上并不十分有效。
原子弹也不能为地面部队提供有效的支援。炮兵的压制火力在地面战斗中起重要作用，它能有效地阻止敌人恢复到原来的位置上。原子弹是一次性爆炸，因此其作用就无法和炮兵的压制火力相比。有人估计，如果在紧要关头用原子弹支援地面战斗，压制敌人火力8小时，大约需要2至3枚原子弹。这样使用原子弹，不但效果太差，而且需要的原子弹数量太多，将大大减少美国核武库中核弹的贮量。同时中朝方面的军事目标较分散，用原子弹对付小型分散的目标，实在是得不偿失。
在战略上使用原子弹，的确可以找到一些比较合适的袭击目标，如中国东北的基地、供应站等。但是，这种袭击不但把战争扩大到了朝鲜之外，势必陷入与中国进行全面战争的泥潭之中，甚至冒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而且也不能阻止中国出兵朝鲜，更不能削弱中国人继续战斗的意志和能力。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于60年代初访问中国后，颇有感慨地指出："战争的禁律之一就是不能进攻中国，谁要是进攻就一定要大倒其霉，因为中国就像一块吸水石一样，任凭你有原子弹，有大量新式的技术装备也无济于事，必将被7亿中国人所击败。"美国当局当年不一定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但至少也感觉到了原子弹不可能使中国屈服，况且，当时中国的军用物资主要由苏联提供，袭击中国的基地和供应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第四个原因：美国的核优势受到限制
连美国的决策者也不得不承认，当时美国的核优势受到两个方面的限制。
一方面，原子弹数量有限，并担心遭到苏联的报复。据美国有关人士估计，1950年和1953年，苏美核力量的情况大致如下表所示：
原子弹 核轰炸机
1950年
美国 292枚 250架
苏联 10-20枚 600-700架
1953年
美国 1000枚 1000架
苏联 150枚 1000架
朝鲜战争刚开始时，美国的核贮备还不足以应付如下局面：既在欧洲遏制苏联，又用在朝鲜战争中对付朝鲜和中国。虽然在1950年4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美国的核攻击能力是充足的，包括原子弹和投掷工具都是充足的，但事实上，其核力量还不足以应付一场全面战争，只能顾此失彼：要么用于威慑苏联保卫西欧，要么用于朝鲜战场。
战争后期，美国的核力量有大幅度增加，但苏联打击美国的核能力也不断增长。美国如果使用原子弹，就难免遭到苏联的报复。美国人认为，1951年苏联有足够的能力对美国本土进行核轰炸，只要苏联使用品核武库中半数的核武器，就会有12-14枚命中目标，至少可以造成400万人的伤亡。如果苏联对美军在朝鲜和日本的目标进行报复性攻击，其核攻击能力更是绰绰有余。
另一方面，美国当时把核武器投放到敌方目标的能力也是有限的，或者说在使用技术上也受到了限制。尽管美国军方想在爆发一场全面战争时发动一场针对苏联的原子闪击战，但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初，美国仍然没有一架装有核武器的美国飞机部署在美国本土以外的任何地方。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决策者们估计，在缺乏前进基地和海外燃料供应的情况下，至少需要花三个月时间的轰炸，才能使莫斯科投降。到1953年，由于美国空军装备了喷气式轰炸机，建立了海外基地，又部署了经过改建的能携带核弹的航空母舰，这样，美国更快、更成功地打击苏联的可能性增强了。但是，五角大楼尚未正式掌管任何完整的原子弹，美国国务院也没有开始与外国谈判将核武器部署在它们领土上的问题，这意味着美国在朝鲜附近并没有立即可以使用的核武器。
虽然有这些限制，但是杜鲁门总统、艾森豪威尔总统及他们的许多高级幕僚和不少美国政客都认为，美国应当利用自己的核优势。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带着结束朝鲜战争的诺言就任总统。他认为，美国"不能永远守着僵持的前线而毫无结果地遭受伤亡"，"山丘地带的小规模的攻击不能结束朝鲜战争"，必须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军事压力，甚至准备冒更大的风险。但由于使用核武器的各种制约因素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艾森豪威尔最大的担心是，苏联空军有可能对几乎毫无设防的日本人口中心地区进行空袭。因此，尽管他声称"无论是什么理由，有关使用核武器的禁忌都必须去掉"，但最后并没有改变杜鲁门的"有限战略"。
1953年7月，朝鲜战争结束。美国终于没有使用核武器。拥有核优势，而无法依靠它使富于斗争精神的民族、国家俯首称臣，想使用核武器又不敢用，这种两难情结确实值得回味。原子弹是万能武器吗？有了核武器就能为所欲为吗？在核时代，道义、国际舆论、国家政治等因素，对战争的胜负是否就没有影响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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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核秃鹫"悄悄逼近奠边府
1953年初新上台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提出过一种理论——"多米诺理论"。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解释说："你立起了一堆骨牌，只要是碰倒了第一块，那么最后一块也会很快地倒下。这样你就让影响深远的分崩离析开了头。"他向持怀疑态度的温斯顿·丘吉尔说，如果"印度支那落入共产党人之手，对我们和你们的全球战略地位的最后影响……将是灾难性的"。
正因为相信"多米诺理论"，所以朝鲜停战协议签订后不到一年，虽然对朝鲜战争记忆犹新，心有余悸，美国当局却又企图在越南投掷原子弹，用原子弹帮助法国殖民主义者挽回败局，继续维护法国在越南的殖民统治。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便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另一次核危机，出现了核威慑战略史上惊险的一幕——"核秃鹫"悄悄逼近奠边府。
3.1 奠边府告急
奠边府位于河内以西200英里的越南境内，是越南西北部的战略要地，以奠边府为据点，就可以控制住越南西北部和老挝上寮地区。在印度支那，奠边府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是不足为奇的。
1954年3月13日，越南人民军包围了奠边府，并对奠边府一支被包围的法国守军发动了大规模的猛烈进攻，法军眼看就要坚守不住。于是，在一年前结成了尴尬但却很认真的伙伴关系的美法两个政府，便在惶恐不安的情绪中，进行了紧锣密鼓的关于在奠边府使用核武器问题的磋商和策划……
奠边府无可争辩地是越南领土，与美法相距不止万里之遥，法军为什么会驻守在奠边府？
关于这个问题，还得从一个世纪以前说起。
1852年12月，法国路易·波拿巴即帝位，称拿破仑三世，法兰西进入第二帝国时期。国家的真正统治者是金融贵族集团和工业巨头。在第二帝国时期，工业与交易所投机事业得到空前的发展，法国最后完成了工业革命。拿破仑三世为了维护一小撮大资本家的利益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不仅在国内采取了反革命的军事独裁，把国家的军事警察官僚机构发展到前所未有的规模，而且对外采用扩张政策，以满足大银行家和工业巨头扩大投资场所和市场的需求。除在欧洲进行扩张以外，第二帝国还于1854-1860年间加强了对中国和印度支那三国的侵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