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蓄久成潮的文化寻根热里，几位学者不辞辛苦劳顿溯源寻根，寻到我的家乡灞河岸边的孟家崖和娲氏庄，找到了民族始祖奶奶华胥氏陵。
历史是以文字和口头传说保存其记忆的。相对而言，后人总是以文字确切记忆里的史实，而不在乎民间口头的传闻；民间传说似乎向来也不在意史家完全蔑视的口吻和眼神，依然故我津津有味地延续着自己的传说。这里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史家的文字记载和民间的口头记忆达成默契，互相认可也互相尊重，就是发生在灞河岸边创立过华胥国的华胥氏的神话。
这点小小的却令我颇为兴奋的发现，得之于学者们从文史典籍里钩沉出来的文字资料鉴证的事实。华胥氏生活的时代称为史前文化。有文化却没有文字。没有文字，反而给神话传说的创造提供了空前绝后的繁荣空间。等到这个民族创造出方块汉字来，距华胥氏已经过去了大约五千年，大大小小的史圣司马迁们，只能把传说当作史实写进他们的著作。面对学者们从浩瀚的史料典籍里翻捡钩沉的史料，我无意也无能力考证结论，只想梳理出一个粗略的脉系轮廓，搞明白我的灞河川道八千年前曾经是怎样一个让号称作家的我羞死的想象里的神话世界。
据《山海经·海内东经》说：“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伏羲。”据《春秋世谱》说：“华胥氏生男名伏羲，生女为女娲。”在《竹书纪年·前篇》里的记载不仅详细，而且有魔幻小说类的情节，“太昊之母，居于华胥之渚，履巨人之迹，意有所动，虹且绕之，因而始娠”。华胥氏在灞河边上，无意间踩踏了一位巨人留下的脚印，似乎生命和意识里感受到某种撞击，那一美妙时刻，天空有彩虹缭绕，便受孕了，便生出伏羲和女娲两兄妹来。
据史圣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说，华胥氏生伏羲女娲，伏羲女娲生少典，少典生炎帝和黄帝。这样，司马迁就把这个民族最早的家庭谱系摆列得清晰而又确切。按照这个族系家谱，炎帝和黄帝当属华胥氏的嫡传曾孙，该叫华胥氏为曾祖奶奶了。被尊为“人文初祖”的轩辕黄帝，埋葬于渭北高原的桥山，望不尽的森森柏树弥漫着悠远和庄严，历朝历代的官家和民间年年都在祭拜，近年间祭祀的规模更趋隆重更趋热烈，洋溢着盛世祥和的气象。炎帝在湖南和陕西宝鸡两地均有祭奠活动，虽是近年间的事，比不得黄帝祭祀的悠久和规模，却也一年盖过一年的隆重而庄严。作为黄帝炎帝的曾祖母的华胥氏，直到今年才有了当地政府（蓝田县）和民间文化团体联手举办的祭祀活动，首先让我这个生长在华胥古国的后人感到安慰和自豪了，认下这位始祖奶奶了。
我很自然追问，华胥氏无意间踩踏巨人的脚印而受孕，才有伏羲女娲以至炎黄二帝，那么华胥氏从何而来？古人显然不会把这种简单的漏洞留给后人。《拾遗记》里说得很确凿，“华胥是九河神女”。而且列出了九条河流的名称。这九条河流的名称已无现实对应，具体方位更无从考据和确定。既是“九河神女”，自然就属于不必认真也无须考究的神话而已。然而，《列子·黄帝篇》里记述了黄帝梦游华胥国的生动图景：“其国无帅长，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欲，自然而已。不知乐生，不知恶死，故无天殇。不知亲己，不知疏物，故无所爱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顺，故无利害。都无所爱惜，都无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热，斫挞无伤痛，指摘无痛痒。乘空如履实，寝虚若处林。云雾不碍其视，雷霆不乱其听，美恶不滑其心，山谷不踬其前，神行而已。”这是一种怎样美好的社会形态啊！其美好的程度远远超出了几千年后的现代人的想象。黄帝梦游过的华胥国的美好形态，甚至超过了世界上的穷人想象里的共产主义的美妙图象。华胥氏创造的华胥国里的生活景象和生活形态，不是人间仙境，而是仙境里的人间。这样的人间，截至现在，在世界的或大或小的一方，哪怕一个小小的角落，都还没有出现过。黄帝的这个梦，无疑是他理想中要构建的社会图景。然而要认真考究这个梦的真实性，就茫然了。我想没有谁会与几千年前的一个传说里的神话较真，自然都会以一种轻松的欣赏心情看待这个梦里的仙境人间。我却无端地联想到半坡遗址。
黄帝梦游过的华胥氏创建的令人神往的华胥国，即今日举行华胥氏祭祀盛会的灞河岸边的华胥镇这一带地域。由此沿灞河顺流而下往西不过十公里，就是中国第一座史前遗址博物馆——西安半坡遗址。这是黄河流域一个典型而又完整的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生活图景。有聚居的村落。有用泥块和木椽搭建的房子。房子里有火道和火炕。这种火炕至今还在我的家乡的乡民的屋子里继续使用着。我落生到这个世界的头一个冬天就享受着火炕的温热，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用电热褥取代了火炕。半坡人制作的鱼钩和鱼叉，相当精细，竟然有防止上钩和被叉住的鱼逃脱的倒钩。他们已经会编席，也会织布，这应该是中国最早的编织品，编和织的技术是他们最先创造发明出来的。他们毫无疑义又是中国制陶业的开山鼻祖，那些红色、灰色和黑色的钵、盆、碗、壶、瓮、罐和瓶的内里和陶盖上单色或彩绘的鱼张着大嘴，跳跃着的鹿，令我叹为观止。任你撒开想象的缰绳张开想象的翅膀，想象六千多年前聚集在白鹿原西坡根下沪河岸边的这一群男女劳动生产和艺术创造的生活图景。他们肯定有一位睿智而又无私的伟大的女性作为首领，在这方水草丛林茂盛，飞禽走兽鱼蚌稠密的丰腴之地，进行着人类最初的文明创造。这位伟大的女性可是华胥氏？半坡村可是华胥国？或者说华胥氏是许多个华胥国半坡村里无以数计的女性首领之中最杰出的一位？或者说是在这个那个诸多的半坡村伟大女性首领基础上神话创造的一个典型？
这是一个充满迷幻魔幻和神话的时期。半坡遗址发掘出土的一只红色陶盆内侧，彩绘着一幅人面鱼纹图案，大约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创始之作，把人脸和鱼纹组合在一幅图画上，比拉美魔幻小说里人和甲虫互变的想象早过六千多年，现在还有谁再把人变成狗的细节写出来或画出来，就只能令当代读者和看客徒叹现代人的艺术想象力萎缩枯竭得不成样子了。我倒是从那幅人面鱼纹彩绘图画里，联想到伏羲和女娲。华胥氏无意踩踏巨人脚印受孕所生的这一子一女，史书典籍上用“蛇身人首”来描述。“蛇身人首”和“人面鱼纹”有无联系？前者是神话创造，后者却是半坡人的艺术创作。我在赞叹具备“人面鱼纹”这样非凡想象活力的半坡人的同时，类推到距半坡不过十公里的华胥国的伏羲女娲的“蛇身人首”的神话，就觉得十分自然也十分合情理了。沪河是灞河的一条较大的支流，灞河从秦岭山里涌出，自东向西沿着北岭和南原（白鹿原）之间的川道进入关中投入渭河，不过百余公里，沪河自秦岭发源由南向北，在古人折柳送别的灞桥西边投入灞河。我便大胆设想，在灞河和沪河流经的这一方地域，有多少个先民聚集着的半坡村，无非是没有完整保存下来或未被发现而已，半坡遗址也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兴建纺织厂挖掘地基时偶然发现的。华胥国其实就是又一个半坡村，就在我家门前灞河对岸二里远的地盘上，也许这华胥国把我的祖宗生活的白鹿原北坡下的这方宝地也包括在内。据史家推算，华胥氏的华胥国距今八千多年，半坡村遗址距今六千多年，均属人类发展漫长历程中的同一时期。神话和魔幻弥漫着整个这个漫长的时期，以至五千年前我们的始祖轩辕黄帝，也梦牵魂绕出那样一方仙境里的人间——曾祖母华胥氏创造的华胥国。
告别华胥氏陵祭坛，在依然热烈依然震天撼地的锣鼓声响里，我陡增起对祭坛前这条河的依恋，便沿着灞河北岸平整的国道溯流而上。大雪昨日骤降骤晴。灿烂的丙戌年二月二龙抬头日的阳光如此鼓荡人的情怀。天空一碧如洗。河南岸横列着的白鹿原的北坡上的大大小小的沟壑，蒙着一层厚厚的柔情的雪。坡上的洼地和平台上，隐现着新修的房屋白色或棕色的瓷片，还有老式建筑灰色瓦片的房脊。公路两边的果园和麦地，积雪已融化出残破的景象，麦苗从融雪的地坨里露出令人心颤的嫩绿。柳树最敏感春的气息，垂吊的丝条已经绣结着米黄的叶芽了。我竟然追到蓝田猿人的发现地——公王岭——来了。
这是一阶既不雄阔也不高迈的岭地，紧依着挺拔雄浑的秦岭脚下，一个一个岭包曲线柔缓。灞河从公王岭的坡根下流过，河面很窄，冬季里水量很小，看上去不过像条小溪。就是这个依贴着秦岭绕流着灞水的名不见经传的公王岭，一日之间，叫响了整个中国，乃至世界，进入中学历史课本，把公王岭发现的蓝田猿人铸入一代又一代人的常识性记忆。这是在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人类化石遗存，刚刚从猿蜕变进化到可以称作人的蓝田猿人，距今大约一百一十五万年。
这个蓝田猿人化石的发现，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或者正应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老话。1963年春天，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人类研究所的一行专家，到蓝田县辖的灞河流域做考古普查。这是一个冷门学科里最冷的一门，别说普通乡民摇头茫然，即使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当地教师干部，也是浑然不知茫然摇头。他们用当地人熟知的龙骨取代了化石，一下子就揭去了这个高深冷僻的冷门里神秘的面纱，不仅大小中药铺的药匣子里都有储备，掌柜的都精通作为药物的龙骨出自何地，蓝田北岭和原坡地带随处都有；被他们问到的当地识字或不识字的农民，胳膊一抡一指，烂龙骨嘛，满岭满坡踢一脚就踢出一堆。话说得兴许有点夸张。然而灞河北岸的岭地和南岸的白鹿原的北坡，农民挖地破山碰见龙骨屡见不鲜，积攒得多了就送到中药铺换几个零钱，虽说有益肾补钙功效，却算不得珍贵药材，很便宜的。农家几乎家家都有储备，有止血奇效。我小时割草弄破手指，大人割麦砍伤脚腕，取出龙骨来刮下白色粉末敷到伤口上，血立马止住不流，似乎还息痛。我便忍不住惋惜，说不定把多少让考古科学家觅寻不得的有价值的化石，在中药锅里熬成渣了，刮成粉末止了血了。
这一行考古专家在灞河北边的山岭上踏访寻觅，终于在一个名叫陈家窝的村子的岭坡上，发现了一颗猿人的牙齿化石，还有同期的古生物化石，可以想象他们的兴奋和得意，太不容易又太意外的容易了。由此也可以想到这里蓄积的丰厚，真如农民说的一脚能踢出一堆来。这一行专家又打听到灞河上游的古老镇子厚镇周围的岭地上龙骨更多，便奔来了。走过蓝田县城再往东北走到三十多里处，骤然而降的暴雨，把这一行衣履不整灰尘满身的北京人淋得避进了路边的农舍，震惊考古界的事就要发生了。
他们避雨躲进农舍，还不忘打听关于龙骨的事。农民指着灞河对岸的岭坡说，那上头多得很。他们也饿了，这里既没有小饭馆就餐，连买饼干小吃食的小商店也没有，史称“三年困难”的恶威尚未过去。他们按“组织纪律”到农民家吃派饭，就选择到对面岭上的农家。吃了饭有了劲儿，就在村外的山坡上刨挖起来，果然挖出了一堆堆古生物化石，又挖出一颗猿人牙齿。他们把挖出的大量沉积物打包运回北京，一丝一缕进行剥离，终于剥离出一块完整的猿人头盖骨化石，震惊考古学界的发现发生了。这个小岭包叫公王岭。我站在公王岭的坡头上，看岭下公路上川流着的各种型号的汽车，看背后蒙着积雪的一级一级台田，想着那场逼使考古专家改变行程的暴雨。如果他们按既定目标奔厚镇去了。所得在难以估计之中，这个沉积在公王岭砾石里的猿人头盖骨化石，可能在随后的移山造田的“学大寨”运动中被填到更深的沟壑里，或者被农民捡拾，进了药铺下了药锅熬成药渣，或者如我一样刮成粉末撒到伤口永远消失。这场鬼使神差的暴雨，多么好的雨。
我在公王岭陈列室里，看到蓝田猿人头盖骨复原仿制品，外行看不出什么绝妙，倒是对那些同期的古生物化石惊讶不已。原始野生的牛角竟有七十多厘米长，人是无论如何招不住那抵角一触的。作为更新世动物代表的纳玛象，一颗獠牙长到二十多厘米，直径粗到十余厘米，真是巨齿了，看一眼都令人毛骨悚然。还有剑齿虎、披毛犀牛，单是牙齿和抵角，就可以猜想其庞然大物的凶猛了。我便联想到20世纪70年代初，我下乡驻队在白鹿原北坡一个叫龙湾的村子里。那是一个寒冷异常的冬天，在北方习惯称作冬闲季节，此时倒比往常更忙了，以平整土地为主项的“学大寨”运动正在热潮中。忽一日有人向我通报，说挖高垫低平整土地的社员挖出比碾杠还粗的龙骨。随之，打电话报告了西安有关考古的单位，当即派专家来，指导农民挖掘，竟然挖出一头完整的犀牛化石，弥足珍贵。龙湾村距公王岭不过四十公里，当属灞河的中偏下游了。可以想见，一百万年前的灞河川道，是怎样一番生机盎然生动蓬勃的景象。这儿无疑属于热带的水乡泽国，雨量充沛，热带的林木草类覆盖着山岭原坡和河川。灞河肯定不只现在旱季里那一绺细流，也不会那么浑，在南原和北岭之间的川道里随心所欲地南弯北绕涌流下去。诸如剑齿虎、纳玛象、原始野牛和披毛犀牛等兽类里的庞然大物，傲然游荡在南原北岭和河川里。已经进化为人的猿人的族群，想来当属这些巨兽横行地域里的弱势群体，然而他们的智慧和灵巧，成为生存的无可比拟的优势。他们继续着进化的漫漫行程。
从公王岭顺灞河而下到五十公里处，即是灞河的较大支流沪河边上的半坡氏族村落遗址。从公王岭的蓝田猿人进化到半坡人，整整走过了一百多万年。用一百多万年的时间，才去掉了那个“猿”字，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真是太漫长太艰难了。我更为感慨乃至惊诧的是，不过百余公里的灞河川道，竟然给现代人提供了一个完整的从猿进化到人的实证；一百多万年的进化史，在地图上无法标识的一条小河上完成了。还有华胥氏和她的儿女伏羲女娲的美妙浪漫的神话，在这条小河边创造出来，传播开去，写进史书典籍，传播在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子民的口头上。这是怎样的一条河啊！
这是我家门前流过的一条小河。
小河名字叫灞河。
也说“抬杠”
前不久在《夜光杯》版面上读到说“抬杠”的一篇短文，颇为兴奋。一在“抬杠”这词汇，我以为只是陕西的方言，从字面上很难揣摩其本意所指，所以在以往的写作中很少采用，艰涩的方言不仅于文字叙述难增色彩，反倒会给读者造成阅读障碍，如同吃饭碰到硌牙的沙粒，这是我选择方言的标准。读到这篇说“抬杠”的有趣文章，起码让我知道陕西之外的某个地域的人，也说“抬杠”这个话。再者，由这篇文章的阅读，引发起我的有关“抬杠”的趣事趣人的记忆，也想说一说凑点趣谈。
在我生活的关中乡村，在我工作过的机关，几乎每个村子每个单位都会遇到一个爱跟人“抬杠”的角色。所谓“抬杠”，主要指说话，你说东好，他偏会抬出西好的例证，似乎总与人作对，闹别扭。乡间把这种人称为“杠头”。
民间流传着不少关于“抬杠”的经典话语。孙子问爷爷：“树上的柿子咋那么红呀？”爷爷说：“日头晒的。桃呀杏呀沙果呀都是日头晒红的。”孙子反诘：“红萝卜长在土里，压根儿没见过日头，为啥也是红的？”爷爷被问得哑口无言。孙子又问：“爷爷你脸上咋有那么多渠渠儿（皱纹）？”爷爷说：“爷爷老了。老了的人都是这个样子。你长到爷爷这把年纪，也是满脸的深渠儿浅渠儿。”孙子又反诘道：“咱家的猪娃刚生下来，为啥也是一脸渠渠儿？比你脸上的渠渠儿还多还深？”……
类似这种“抬杠”的民间笑话，常常把取笑的对象对着私塾先生，让他们在学生的“抬杠”话语的反诘中出丑。我粗略想来，“抬杠”的人多出自天性，性格使然。他们好像从小小年纪就显示出不归行列而旁逸斜出的个性，用今天的话说属于“另类”。他们的思维往往是反向的，而且很敏捷，随时随地都会对大路的主流思维做出反向的辩驳。就我接触和见识过的“杠头”人物，有的性格倔拗，行为举止和脸色眼神，都让人一看就是个不入辙的家伙，出口就会顶得你跌个跟头，反不上话来；有的性情却十分随和，蔫不拉唧不动声色，脸孔和眼角总浮泛着捉弄人的神气，轻声慢语里亮出来的却是意料不及的“杠话”。他们看似处处与人作对，却获得周围人的喜欢，在于他们的“杠话”给人们带来意外的惊喜，得一时之开心，并不计较那“杠话”违背了普遍的生活哲理。有时候，他们的“杠话”却被生活实践所证明，因为生活运动里往往有“少数人掌握真理”的事象存在。他们的“杠”就“抬”对了，“抬”出水平了。
如果剔除开“抬杠”中那些片面的故意偏执的意趣，“杠头”们的某些不随大流的独立精神倒是于人有益的。尤其是当一种“流行”覆盖了整个社会、你不“流行”便难以存活的世相发生的时候，有一点“杠头”们反叛的“杠劲儿”，可能会找到更适宜自己生存和创造的道路和途径。20世纪80年代，先锋派文学在中国文坛潮起的时候，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几乎被视为过时的中山装，谁不说先锋创作和先锋理论谁就难得有一口饭吃。记得路遥在这样的“流行”时风里说过一句话：“我不信全世界都成了‘澳大利亚羊’。”这是一个颇富个性的比喻式“抬杠”。当时，陕西引进了优质优种的澳大利亚细毛羊，在省内尤其在有养羊传统的陕北，向牧民和农民推广。为了农牧民致富，应当是好心好意；为了排除农牧民习惯意识里对本地羊的依恋，免不了把澳大利亚羊说得天花乱坠一好百好，同样免不了把当地羊种说得一钱不值一无是处。路遥是陕北人，对羊尤其熟悉也尤其敏感，于是就有了类比先锋文学潮起时那种现象的妙语。他便以“杠劲儿”挑战，不是语言辩论，而是闷住头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探索实践，默默六年过去，完成现实主义的百万字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赢得了读者的广泛呼应。十余年后，我在《文艺报》所做的一次读者调查报告中看到，《平凡的世界》在被调查的大学生读者中，阅读量排列首位。近年又从杂志上看到，当年许多先锋派作家纷纷回归到现实主义创作，颇富启示。
我倒以为，现实主义是一条创作方法，先锋派也是一种艺术流派，况且还有诸如魔幻现实主义、荒诞派、象征派等种种创作方法，都出现过经典的或杰出的文本，也成就过大家大师。问题仅仅在于，既不要把文坛弄成现实主义独尊的一统天下，也不要时兴什么流派就全搞成什么流派的一色样式，不要搞成“全世界都只能养‘澳大利亚羊’”。艺术创造尤其重要的是个性化的创造活动。作家个人的气质和个性，作家独有的生活体验和生命体验，需要找到一种最适宜最恰当的表述形式，才能得到最完美的表述。一种创作方法或流派，既不可能适宜个性迥然的所有作家，甚至同一作家也不可能用一种写作方法去表现各种体验，这是常识。
“抬杠”者往往执一端而蔑视普遍，只当趣事罢了。“抬杠”者说不定执的那一端，却是被普遍现象掩饰住的真谛，倒令人钦佩。尤其在当今一潮卷过一潮一风掀起一风的迷彩世相里，有一点清醒的辨识和选择，再加上“杠头”们的某些“杠劲儿”，对于想在这个世界上成一点事的人来说，可能还是有益有用的。
半坡猜想
在陕西远至黄帝陵，近到最后一家乡试考场的无以数计的历史遗存景观中，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一个完整的村落——半坡遗址，有意与无意间却是我观赏留恋最多的一处。这纯粹出于一种故乡情结。我的生身之地在白鹿原北坡下的灞河岸边。半坡村落遗址在白鹿原西坡下浐河岸边的二级台地上。两个村庄之间的距离不过十公里。绕着白鹿原北坡和西坡的灞河和浐河，在古人迎客的欢声笑语和折柳送别的情殇层层叠叠发生的灞河桥下汇合，投入广阔深沉的渭水。任何时候路过半坡，瞥见那个圆顶无柱的标志性建筑，眼前就浮现出六千年前那个村落里的清晰的格局，圆形或方形的泥墙草顶房屋，屋里的火塘和土炕，那造型精美的陶罐、陶瓶、陶盆、陶壶和陶钵等，还有那野生务育而成的粟，那开创人类乐声的埙，那至今令人百思不得其确切意指的人面鱼纹图画……几十年来，半坡遗址在我心中都是一种梦幻般的景象。
我第一次踏进半坡先民生活过的遗址，是1955年秋天。我刚刚十三岁，到西安上中学，周六回家背馍路过半坡，我和同学到正在发掘的遗址，年老的和年轻的考古工作者蹲在大土坑里，用小铲和小毛刷在小心翼翼地剔除土屑。我连粗通的历史知识都没有，只有新鲜和稀奇，几乎再没有什么价值意义的理解，以及遥远到不可思议的梦幻般的迷茫。
这种梦幻般的迷茫一直延续到现在。尽管我对人类进化的历史普及到一些常识，尽管我记不清多少次听专家讲述半坡人的生存形态和创造性劳动，这种梦幻般的迷茫不仅没有透彻清晰出来，反倒陷入愈来愈富于想象空间的梦幻般的迷茫和诗性的迷离了。水流清澈而丰沛的浐河两岸，丛林修竹野草茂盛，虎、狼、豹子、山猪、狐狸、獐子、野兔和鹿自由其间，天空是各类鸟的领空，河里是鱼蟹的领地，半坡先民生活在这样的自由王国里，那位统领着他们的伟大女性当是怎样的姿容。下河捕鱼上原狩猎，每有重要捕获，该是怎样一种狂欢和喜悦。他们围着火塘烧烤新鲜兽肉的香气儿肯定弥漫到整个村庄，男女老少会是怎样一种欢乐融融。
我总是想着永远也不得解的谜，是哪个男性或女性在野草丛中发现了可以作为吃食的野生谷物，又如何把它引种成功，又是如何发现了将粟煮为熟食的秘窍？神农氏就诞生在这样的村落里，这个氏族的子孙至今依然顶礼膜拜。是哪一位伟大的天才创造出第一件陶器，使人类的生存状态进入一个空前文明的阶段。那个不知名的绘出“人面鱼纹”图画的人，当是人类最早涌现的天才美术大师，其构图里展示的丰富的想象，令今天的现代派艺术家们也叹为观止，亦令今天的现代人仅仅只能做出猜想式的种种判断，诸如氏族图腾生殖崇拜等等，比哥德巴赫猜想还要费解。那只埙或曰陶哨，无疑是人类创造的第一件乐器，捏成这乐器的那位先民，当是人类第一位音乐天才演奏大师，人类从此有了愉悦自己的音乐和乐器。六千年后的当今，中国演奏家用这种陶哨吹出的曲子，不仅令中国人倾倒，连听惯了洋乐洋曲乃至疯狂摇滚的美国人也发出了欢呼。可以想到，从半坡人手里创造的陶哨和由半坡人心灵世界流淌出的音符和六千年后的中国人和美国人完成了交融和沟通，几乎没有时空的阻隔和民族习性的障碍，我更感动音乐的无形的伟力，更感佩制造陶哨和吹出第一声乐器的半坡村诞生的那位音乐天才。他肯定不会想到捏成的陶哨会产生如今人评说的价值和意义。他大概只是对音响尤为敏感的一个普通村民或大酋，照样打猎、照样种谷或者制陶，他独有的一根敏感音符的神经促使他创作陶哨。在他原有的意识里，也许只是一种兴趣，一种试验，一种新奇促使着的好玩的行为。然而，却成就了人类第一件乐器的诞生。
面对那个装殓幼童的瓮棺盖上的圆孔，每一次我都抑止不住心的悸颤。这个装着幼童的瓮棺没有进入成年人的墓葬区，而是埋在住宅区的房屋旁边。据考证说是幼童需要得到母亲的继续守护，或者说纯粹是母亲割舍不开对幼童小生命的骨肉情感，显然是现代人依着常情常理的一种推想。唯有那棺盖上专意留下的小圆孔，令人更多了推测和猜想，据说是给幼童的灵魂留下的出入的途径。我愿意相信这种判断，在于这个圆孔打开了阳世与阴界的隔障，给一个幼稚的灵魂自由出入自由飞翔的途径，可见半坡人的温情。人类后来文明愈发展，反倒是对人鬼两界禁锢愈厉害，无论皇帝的豪华墓冢里的石棺，抑或平民的木板棺材，都是唯恐禁闭不严而通风透气的。
浐河边上的半坡人，距离灞河边上的蓝田猿人不过五十多公里的路程，却走了整整一百一十五万年，我简直不敢想象人类进化史这个漫长的时间概念。在半坡遗址的村落上漫步，我就感觉到很近很近了。在我的家屋不到二里远的华胥镇上，今年农历二月二日举行过华胥氏的祭祀仪式。华胥氏踩踏巨人足印而受孕，生伏羲和女娲。女娲抟土造人，炼石补天。华胥氏和她的女儿女娲，是我们的始祖。这在史籍记载里，也仍然是神话传说。华胥氏冢所在的华胥镇，距半坡遗址不过十公里。华胥氏和她的女儿女娲，当是在无以数计的类似半坡村落里的女性首领的基础上，后人创造的神话。
那是一个最适宜用神话表述的时期。我的家乡有活生生的半坡人遗存，又张扬着一个民族诞生的神话，这是浐河、灞河。
娲氏庄杏黄
蓝田朋友老曾打电话来，说岭上杏黄了，约我去摘杏吃杏。听这话时，心里已沁出酸水来，因为手头事情太稠，一时难以确定成行与否，只好把话说到活处。隔几日，老曾又打电话来，杏熟正到洪期，过三几日该清园了。我终于经不住记忆里的大银杏的诱惑，决定上岭去，又有酸水沁出来，完全是生理反应。
村子后背的崖坡上，东头有一株粗大的银杏树，西头也有一株。从杏儿在刚刚萎干的杏花里形成如小拇指大小，绣着一层茸茸细毛，我和伙伴就开始偷摘了，咬一口就酸得龇牙咧嘴睁不开眼睛，仍然还是要偷摘；在树的女主人尖锐的叫骂声中，迅即逃遁到坡沟里隐蔽起来，嘻嘻哈哈品尝那酸过醋精的小杏儿。到我成年后成为基层干部，有年夏天到盛产杏子的一个村子去帮助收麦子，生产队队长曾领我到一棵最好的杏树下，几乎吃饱了肚子，实在忍不住这大银杏清香绵甜味道的引诱，中午饭都免吃了。三十多年过去，留在味觉记忆里的香味，再也没有重得享用的机会。
大清早起来，空气都是燥热的。城里燥热，家乡的田野里也燥热，毕竟是夏天的征候了。汽车在我最熟悉不过也亲近不过的灞河川道里疾驰，满眼扑来绿树和绿草，以及刚刚割过麦子在阳光下闪闪泛着亮光的麦茬地，怎么看都觉得舒服。这种舒悦是潜存在生命深层的每一根神经里。除了父母和屋院，我睁开眼睛看到世间的第一道风景，就是割过麦子后留在土地上的麦茬子，被夏天的太阳晒得闪闪发亮，还有河川灌渠上一排排优雅傲然的白杨树。几十年里年年都重新温习反复观赏这河川和岭坡上的景致，铸成一种永久的油画在心灵深处，只是近年间隔断了。今日又触及了，搞不清是眼前的景致融汇到心底，还是心底的那幅油画铺展到眼前的天和地之间，我却是陶醉了。发亮的无边际的麦茬和碧绿的白杨树，引发的是久违的生命本能的舒悦。乡情何止一杯酒所能比拟。
车子拐上岭坡通直的乡间公路。在遇到第一个村子时又拐向西。村子里一幢幢红砖红瓦的新房子，还有两层小楼，迎面的墙壁多用白色和橘红色瓷片装饰，在庄前屋后的椿树槐树桐树和杏树的绿荫里，看去煞是鲜艳煞是清爽。新房和小楼背后的黄土崖下，还遗存着一孔孔窑洞，那是不知多少辈人出出进进过的落生和终老的穴居式住宅。他们搬出窑洞住进新房小楼了，从昏暗的穴居迁入阳光敞亮的新居了。不过十多年的时间，河川和岭坡上的农民，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告别。
车子向西走到一个阔大的河谷的东岸，再沿山路往北，满眼都是绿树，可以闻到杏子成熟时散发的香味了。这觉得有点眼熟，这应该是红河谷，二十多年前我曾来过这里，就在车子向北折拐的坡嘴上。那是杏花三月，我从自家门前的场塄上看到对面岭坡上一片白色的花云，回家收拾了书桌，戴上草帽，蹚过灞河，在小镇上买了两瓶啤酒，找到一条上岭的小路走上去，已见热力的太阳正对着后背，浑身有热瘙瘙的感觉，走到这个坡嘴上，我被眼前阔大的沟壑迷住了。红河谷入口处不过是一条小小的窄巴巴的山沟，上游却豁然展开一片偌大的谷地，被四周的山岭环抱着，岭坡上到处都是粉白的杏花，如同云彩，隐隐可以看到隐藏在花云之中的村庄里的黑色屋瓦。我便坐在红色黏土地上，面对那层层叠叠的岭坡环抱的谷地，吸着弥漫在温热的空气里的杏花的清香，席地而坐，打开了啤酒瓶。那是我最温馨的一次春游。我那时就想到这满坡满岭杏黄的时节，再来尝一回刚刚摘下的杏子，不料几十年过去，到今天才成行了。我走进了盛产大银杏的娲氏庄。
娲氏庄在红河谷延伸过来的谷地的南岸。娲氏庄以女娲名字得名的，现在无人能说得清是从哪朝哪代开始启用这个村名的。村子的西北是开阔的谷地，四面再大的暴风刮到这谷地时，都会减弱其暴力而温柔起来，确属一块天成的风水宝地，七八千年前的女娲选择这块地盘，哺养她繁衍的和用泥土抟造的儿女是有道理的。这方岭坡地带整个都弥漫着人类始祖的美丽神话。下了谷底，上了对岸的岭坡，一直向北走，不过三十里地就是闻名天下的骊山下的秦始皇陵墓了，我现在摘杏的娲氏庄，是骊山南麓的边缘，整个骊山浑然一体无所间断。北边的山顶上有“人祖庙”，是秦汉以前始建的女娲祠，每年农历七月十五，四面八方的乡民都来朝拜，多为成年女性，依然向这位抟土繁衍了华夏民族的女神乞求一个大胖大壮的儿子。人们广泛知晓骊山下杨贵妃沐浴的香池，也知道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丢失江山的典故，更知晓杨虎城和张学良在这儿扣蒋发动西安事变的故事，却忽略了女娲氏在这方山地岭坡上抟土造人和炼石补天的神话。我到女娲的村庄里摘杏来了，我踩踏的村巷和坡地上的黄土小路，我走进的杏园里的松软的土地，肯定是这位老奶奶无数次奔走踩踏过了的。还有比这更幽远更神秘的岭坡吗？
得了山水地脉独有的优势，娲氏庄的大银杏是口味最好的杏子，左右的或对面岭上坡下的村庄，不过三五里或几十里，都是铺天盖地的杏林，为何娲氏庄的银杏远近传出了名声？据说还是土地和地下水的差异，还有光照的差别，再就是沾着女娲氏的神韵仙气了。娲氏庄银杏出名，不是商业宣传的效应，而是早已名声远播，起码在我小小年纪就听说了，早已有口皆碑了。眼目所到之处，尽是大大小小的杏树，岭坡被层层叠叠的杏树覆盖着；屋院内外都是杏树，金黄的杏子在绿叶里显露出来；墙外的杏树把枝条伸进院子，院里的杏树的枝条又逸出墙头来，枝条上都串结着半黄的和金黄了的杏子。
走出村子，下一道坡坎，沿一条铺满青草的小径走过，草木的清香和杏子的香味在微风里迭过。小路上有男人和女人推着用大竹笼装满银杏的独轮车走过，汗涔涔的脸上堆满真诚的笑，大声爽气地礼让我和朋友吃杏。几经转弯，走到一棵大杏树下，树冠遮盖了至少一分多地的山坡，树干已有空洞，枝叶却依旧茂盛，壮气而又精神，不显一丝衰老气象。老人说这棵杏树已超过百年，记不清是哪代先人栽植的了。我相信他的话，两人合抱的树干就摆在这里。我惊讶的是这株杏树活力依然。杏子已经黄了，熟了。主人颇为遗憾地说，他刚刚摘掉树顶上的杏子，只剩下中下部树股树枝上尚未熟透的杏子。杏子是从树梢往下逐渐成熟的。我坐在杏树下，浓密的树叶遮挡着六月的阳光，一片让人可以享受树荫的凉爽。你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接受诸多的现代享受，也可以获得前人想象不出的快意乐趣，却难得这种原始的树叶遮盖下的一方阴凉儿的享受。远处是不尽的群山岭坡，眼前是随着地势起伏着的杏园里的绿叶，坡坎上正竞相开放着的野萝卜野豆荚的白色和紫色的花，我坐在一棵百年大银杏树荫下，享受山野里大太阳下的一种清凉，似乎回到我青壮年以前的天地里的生活方式和歇息方式。我没有拒绝现代文明生活的矫情，却在重温以往的那种生活形态里除了苦涩，只留下简单的温馨和单纯。我已经很久没有在山野里的树荫下独坐和吸烟的那一份纯净到简单的心境了。
主人攀上一架梯子，从树上摘下几个杏子来。我捏在手里，凭感觉就知道它熟透了，通体金黄，轻轻掰开，就是鲜黄近红的杏肉，略停片刻，凹心里便沁出一汪杏汁来，用舌尖舔一点，那种清香的甜味真是无可形容，无可比拟，因为它是独有的唯一的银杏的香味，何况又是久负盛名的娲氏庄大银杏。只觉得清凌凌的蜜一样的水汁，和着杏肉，入到口里，已渗入到心肝脾脏里去了。主人在骄傲地宣扬他的杏，干净无染，尽可以放心吃。我完全相信，杏树无病虫害，四季不洒任何化学成分的药物。况且这岭坡山洼，没有一家工厂，不见任何有害气体和煤烟，甚至连尘土也很难飞扬。我贪婪地连续吃着，大约把多年以来的亏欠一次性补偿了。
这位拥有百年大树的主人是一位智者，又是一位热心公众利益的富于威望的老者，他把村子里的农民联合起来，组织了一个果农协会，扩大宣传，统一包装，吸引来不少客商，不用推车挑担到城里沿街串巷去叫卖，城里的果品商人开着汽车到村里来收购。还有大批的城里人结伴来摘杏买杏，既体验了自摘鲜杏的情趣，也到山野里怡悦性情。一位年轻干部悄悄告诉我，经过挑选分类，再经过印刷精美的盒子包装，银杏的价值成倍提升，村民自然高兴了。华胥镇政府几年来在岭坡地带搞银杏基地建设，娲氏庄银杏已打出名声，农民见着实惠，仅留一点土地种植粮食作物作为自食，绝大多数土地都栽植大银杏树了。据说他们近年来一亩地杏树的收入，抵得上十亩麦子的价值。真应了乡村自古就流传着的谚语：“一亩园，十亩田。”娲氏庄和岭上的乡民，真没料想到指靠杏子可以过上舒坦的日子了。
朋友老曾约我明年再来。
我便玩笑说，我明年到岭上来种植杏园，你帮我物色一块好地。把写作重置于业余。
父亲的树
又有两个多月没有回原下的老家了。离城不过五十华里的路程。不足一小时的行车时间，想回一趟家，往往要超过月里四十的时日，想来也为自己都记不清的烦乱事而丧气。终于有了回家的机会，也有了回家的轻松，更兼着昨夜一阵小雨，把燥热浮尘洗净，也把心头的腻洗去。
进门放下挎包，先蹲到院子拔草。这是我近年间每次回到原下老家必修的功课。或者说，每次回家事由里不可或缺的一条，春天夏天拔除院子里的杂草。给自栽的枣树柿树和花草浇水，秋末扫落叶，冬天铲除积雪。每一回都弄得满身汗水灰尘，手染满草的绿汁。温习少年时期割草以及后来从事农活儿的感受。常常获得一种单纯和坦然，甚至连肢体的困倦都是别有一番滋味的舒悦。
前院的草已铺盖了砖地。无疑都是从砖缝里冒出来的。两月前回家已拔得干干净净，现在又罩满了，有叶子宽大的草，有秆子颇高的草，有顺地扯蔓的草，吓得孙子旦旦不敢下脚，只怕有蛇。他生在城里。至今尚未见过在乡村土地上爬行的蛇，只是在电视上看过。他已经吓得这个样子，却不断问我打过蛇没有。被蛇咬过没有。乡村里比他小的孩子，恐怕没有谁没见过蛇的，更不会有这样可笑的问题。我的哥哥进门来，也顺势蹲下拔草，和我间间断断说着家里无关紧要的话。我们兄弟向来就是这样，见面没有夸张的语言行为，也没有亲热的动作，平平淡淡里甚至会让生人产生其他猜想，其实大半生里连一句伤害的话从来都没有说过，更谈不到脸红脖子粗的事了。世间兄弟姊妹有种种相处的方式，我们却是于不自觉里形成这种习惯性的状态。说话间不觉拔完了草，堆起偌大一堆。我用竹笼纳了五笼。倒在门前的场塄下，之后便坐在雨篷下说闲话。懒得烧水，幸好还有几瓶啤酒，当着茶饮，想到什么人什么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还有一位村子里的兄弟，也在一起喝着扯着闲话。从雨篷下透过围墙上方往外望去，大门外场塄上的椿树直撑到天空。记不清谁先说到这棵树，是说这椿树当属村子里现存的少数几棵最大的树，却引发了我的记忆，当即脱口而出，这是咱伯栽的树。这话既是对哥说的，也是对那位弟说的。按当地习俗，兄弟多的家族，同一辈分的老大，被下辈的儿女称伯，老二被称爸，老三老四等被称大。有的同一门族的人丁超常兴旺，竟有大伯二伯三伯大爸二爸三爸和大二大三大八大的排列。这里的乡俗很不一般，对长辈的称呼只有一个字，伯、爸、大、叔、妈、娘、姨、舅、爷等，绝对没有伯伯、爸爸、大大、妈妈、娘娘、姨姨、爷爷、舅舅等的重复啰唆……我至今也仍然按家乡习惯称父亲为伯。父亲在他那一辈本门三兄弟里为老大，我和同辈兄弟姐妹都叫一个字：伯。如此说来，这文章的标题该当是：伯的树。
我便说起这棵椿树的由来。大约是“三年困难”最困难的1960或是1961年，我正上高中，周日回到家，父亲在生产队出早工回来，肩上扛着头，手里攥着一株小树苗。我在门口看见，搭眼就认出是一株椿树苗子。坡地里这种野生的椿树苗子到处都有，那是椿树结的英角随风飘落，在有水分的土壤里萌芽生根，一年就可以长到半人高的树秧子。这种树秧如长在梯田塄坎的草丛中，又有幸不被砍去当柴烧，就可能长成一棵大椿树；如若生长在坡地梯田里，肯定会被连根挖除晒干当作好柴火，怕其占地影响麦子生长。父亲手里攥着的这根椿树苗子是一个幸运者，它遇到父亲，不是被扔在门前的场地上晒干了当柴烧，而是要郑重地栽植，正经当作一棵望其成材的树了，进入郑重的保护禁区了；也自这一刻起，它虽是普通不过平凡不过的一棵树，却已经有主了，就是父亲。父亲给我吩咐，你去担水。他说着就在我家门前的场塄边上挖坑。树只是个秧儿，无须大坑，三头两铁锨就已告成。我也就没有要替父亲动手，而是按他的指令去担水。那时候我们村里吃的是泉水，从村子背后的白鹿原北坡的东沟流下来，清凌凌的，干净无染。泉水在村子最东头，我家在村子顶西边。我挑一回水。最快也需半小时。待我挑水回来，父亲早已挖好坑儿，坐在场塄边儿上抽旱烟。他把树苗置入一个在我看来过大的土坑里。我用铁锨铲土填进坑里，他把虚土踩踏一遍，让我再填，他再踩踏。他教我在土坑外沿围一圈高出地面的土梁，再倒进水去。我遵嘱一一做好，看着土坑里的水一层一层低下去，渗入新填的新鲜土坑里，成活肯定是毫无一丝疑义。父亲又指示我，用酸枣刺棵子顺着那个小坑围成一圈栽起来，再用铁丝围拢固定，恰如篱笆，保护小椿树秧子，防止猪拱牛抵羊啃娃娃掐折。我从场边的柴堆上挑选出一根一根较高的业已晒干的酸枣棵子（这是父亲平时挖坡顺手捡回来的），做着这项防护措施。父亲坐在地上抽烟，看着我做。我却想到，现在属于父亲领地的，除了住房的庄基，就是这块附属于庄基地门前的这一小片场地了，充其量有二厘地。下了这个场塄，就是统归集体的土地了。父亲要在他可以自主掌控的二厘场地上，栽种一棵椿树。
我对父亲的一个尤为突出的记忆，就是他一生爱栽树。他是个农民，种玉米种麦子务弄棉花是他的本职主业，自不必说，而业余爱好就是栽树。我家在河川的几块水地，地头的水渠沿上都长着一排小叶杨树。水渠里大半年都流淌着从灞河里引来的自流水，杨树柳树得了沃土好水的滋养，迎着风如手提般长粗长高。随意从杨树或柳树上折一根枝条，插到渠沿的湿泥里，当年就长得冒过人头了，正如民间说的“三年一根椽，五年长成檩”的速度。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我的父亲就指靠着他在地头渠沿培植的这些杨树，供给先后考上高小和初中的哥和我的学杂费用。那时的小学高年级，我都是住宿搭灶的学生。父亲把杨树齐根斫下来，卖了椽子，大约七八毛钱一根，再把树根刨出来，剁成小块，晒干，用两只大老笼装了，挑过灞河，到对岸的油坊镇上去卖。每百斤可卖一块至一块两毛钱。我至死都不会忘记50年代中期的这两项货物——椽子和木柴的市场价格。无须解释原因，它关涉我能否在高小和初中的课堂上继续坐下去。父亲在砍了树干刨了树根的渠沿上，当即就会移栽或插下新的杨树秧或树枝，期待三年后砍下一根椽子卖钱。父亲卖椽卖柴供两个儿子念书的举动无意间传开，竟成为影响范围很宽的事。直到现在，我偶尔遇到一些同里乡党，见面还要感叹几句我父亲当年的这种劳动，甚至说“你伯总算没有白卖树卖柴”的话。不久，农村实行合作化以后，土地归集体，父亲也无树根可刨了。我就是在那一年休了学，初中刚念了一个学期。不过，我那时并不以为休学有多么严重，不过晚一年毕业而已，比起班上有些结婚和得了儿女的同学，我是年龄最小的一个。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才获得念书机会的乡村学生的真实情况，结婚和生孩子做父母的初一学生每个班都有几个，不足为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