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世纪过去，这个老君台天天迎来又送走如我一样的观光者，也少不了海外洋人，除了对老子的崇拜以及对神化老子的好奇心，还多了一种对日本鬼子十余发榴弹炮炮弹不响不炸的真实故事的迷惑莫解，然而谁也不会永久放到心上。某一日，一个年过七旬的日本老者专程找到老君台，在圆柱形的砖砌台墙下跪倒了，连连忏悔，连连谢罪。他公开自己的身份，就是当年用榴弹炮轰击老君台的炮手。那场罪恶的侵略战争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游人和观光客把榴弹炮炮弹不炸不响的故事也只当作奇闻逸事传说，倒是这个当年发射炮弹的士兵背上了解不开放不下的心灵负担。他作为榴弹炮炮手，在中国的土地上不知发射了多少枚炮弹，炸死了多少生灵炸毁了多少房屋，他已经完全无记，而只有发射到老子升天的老君台上一颗都未炸未响的榴弹炮炮弹，压在他的心上，不仅不能忘记，而且年龄愈老愈清晰，负罪感愈深重。他向有关人员毫不含糊地说，一共发射了十三颗榴弹炮炮弹，一颗都未响未炸。他说这话之前，在老君台发现并找到十一颗未炸响的炮弹，后来果然又找到两颗，可见当年这个日本炮手的记性。现在，这十三颗未炸响的榴弹炮炮弹，就展示在老君台，供国内国外的游人观赏，再由各人自己去解这个神秘神奇的真实的神话。
我至今解不开。
初看时本不觉得神秘的老君台，在我一下子神秘起来，直到现在依旧神秘莫解。
我猜断那个当年发射榴弹炮的炮手，即后来跪倒忏悔的那个日本老人，已经解开了这个真实的神话。
难忘一渠清流
在村子里的初级小学校念书到四年级期满，算是毕业了。要继续深造，需要通过升学考试，到所辖学区的高级完全小学接着读五、六年级。严峻的前提是，必须通过考试得以录取。初级小学是复式教学，一个教室里四个年级的三四十个男女学生，由一位既是教师也兼校长的青年老师独统这一方乡村教育领地。他很负责任，在我们毕业前夕已经打听到准确的招生消息，属于西安市辖区离我家最近的两所高级小学都不招生，却有蓝田县辖的一所高级小学招生。我家所在的地域属西安市辖的最东头一个村子，再往东就属蓝田县辖的地域了；往北是灞河，河北边也是蓝田县辖地，正对着我们村子的灞河北边的油坊镇上有一所高级小学，距家不过三里地。我和同村的两个同班同学搭伙儿涉过灞河，抱着碰运气的心理找到那所小学，再找到管招生的老师说明来意，竟破例允许不属蓝田县辖的我们报名应考……考试的结果，我们三人有一个落榜，我竟有幸得中。这是1953年的事，我十一岁。
即将开学的时候，天降暴雨，灞河涨起洪水，多日不退，我几乎天天乃至一天三次跑到河边，看河水落下去的情状。直到水落到我可以蹚过的时候，开学已过一周了。父亲送我上学，他肩头扛着一袋面粉，我背着一捆被卷，走进学校大门时竟然忍不住心跳。学校给北边岭上和南边白鹿原上的远路学生安排住宿，并设有学生灶，把自家磨好的面粉交来，再交大约一元人民币的副食费，只有盐和醋两种调味品，酱油属于奢侈品，不供，更谈不到蔬菜或肉了。
父亲回家之后，我进入教室上课，陌生是不消说的，麻烦发生在晚上。作为我们五年级新班的教室是新建的一幢房子，房内用木板铺楼，作为睡觉的宿舍，尚未完全做好，工匠正在赶做尾巴活儿，把我们班临时安排在一个既老又低矮的教室里，晚上就睡在桌子上过夜。我初来乍到，不知底里，天尚未黑，课桌被人并拢占定了，连长条坐凳都被合并各有其主。我把剩下的三条木腿活络的板凳并拢起来，铺开被子，自然是一半做褥一半做被，又找来一块旧砖做枕头，睡下了。睡到不知什么时候，我有从悬崖跌下的恐惧，惊醒后半天反应不过来，迷迷蒙蒙还以为在自家炕上，摸到左右的木板凳，才顿时醒悟，我是从以凳做床的板凳上掉到地上了。我爬起来，眼前黑咕隆咚，那时候尚未通电，照明需学生自备油灯。我刚来一天，还未来得及买油置灯。摸着黑把掉在地上的被子拎起来，才发现三条并拢做床的长条凳分开了，我掉到地上时夹在木凳之间，也就明白是木凳的腿子太活络而难以固定，才造成这场虚惊。这是我第一次离家出门在外过夜的经历，竟铸成永久记忆。
到第二或第三四天，我的紧张心情才逐渐缓解，也才敢把这个学校的前院后院走了一遍看了个明白。大门朝南临街，将一排作为教室的房子中间留一间作为通道。进入校内，西边一排低矮的房子，是老师的餐厅和学生灶，还有储藏杂物用房；北边是一排教室，中间夹着校长和几位教师宿办兼用的单间房；东边就是新建成的即将启用的我们班的教室了。四面被连排房子连接，中间是一方甚为宽敞的空地，下课后便被拥出教室的学生渲染得生动活泼。最令人难忘的一景，是从围墙外引进一渠清流，从北边那一排教室前折拐到我们的教室门外，再向西折拐到大门通道，从石板铺盖的地下流出学校，穿过街道流进对面的村子。这条水渠的水一年四季都清澈无浑，是地下渗出的一股颇为丰盛的清泉，大约流过许多许多年了，渠边上粗大的小叶杨树即可见证。北排教室外的水渠边，有小块竹林，是冬天里校园内的一抹绿色。竹林边，还有一大丛玫瑰花。北排房子中间也有一条通道，出去后便是偌大的操场，只有一副木制篮球架，再无任何体育设施。操场东北角还有两座教室，供低年级学生学习。操场西边是土打围墙的厕所。北围墙紧靠着一条沙石出路。我出围墙门站在公路边上，平生第一次看到大卡车。那些从北岭和南原上来的同班同学，晚饭后常不约而同走出北围墙后门，站在公路边等待过往的汽车看风景。那时候汽车很少，往往等半个多小时，未必能看到一辆汽车，小车几乎没见过。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关中通中国南方的唯一一条公路。
我很快便和同学混熟悉了。大约是年龄造成的不同兴趣，我和那些年龄接近个头也相差不多的小同学很自然地聚拢为友。我的学习不是太用功，把老师讲的课本内容听懂了，很顺利地做完作业，就不再翻揭书本了，课余便尽着性情玩。那时候尚未使用钢笔，必备一支大字毛笔和一支小楷毛笔，一个砚台或墨盒，每天写一张大字，两天写一页小楷字，连算术作业的洋码字也是用小楷毛笔书写。我现在还后悔那时候把大仿字和小楷字只当成作业去完成，没有认真用心地练习书法基本功。我们班有一位个头不高却很老气的同学，毛笔字写得好到被老师划归为柳体，即大书法家柳公权的笔体风格。我常见他在课余独自写毛笔字，用粗糙的黑麻纸钉成一个大厚本子，一张一张地写，左手边就放着一本柳公权的字帖，做临摹。我第一次听说大书法家柳公权的名字，第一次见到字帖，皆缘于此。我和不少同学写毛笔字还处于描“影格”的初始阶段，“影格”是班主任杜老师写的，放在纸下，再在上面白纸上照着描摹。杜老师后来把给学生写“影格”的事转嫁到那位同学身上，他在全班同学面前说，谁要用“影格”，别找我，让×××同学写，他比我写得好。可惜，我忘记了这位同学的名字。
学校最火的体育运动是篮球比赛。班级之间搞得热火朝天，却是那些年龄大个头也高的学生。如我一样年龄小个头又矮的同学，流行一种小皮球的玩耍，比赛人数和规则与篮球完全一致。我曾经热衷到入迷的程度，一个篮球场，很难有给玩小皮球的学生尽兴的机会。我在闲余时就踢毽子，仅仅一条灞河之隔，我们河南边的村子里的小孩，几乎人人会踢用鸡毛扎的毽子，女孩也踢，而河北岸的同学却把我的毽子当作稀罕物，无人会踢，许多同学竟然没见过。不过，他们好奇地试踢几回之后就索然了，我一个人玩不出兴趣，就又找机会和他们一起打小皮球了。
我是顶着“毛盖”发型走进这所高级小学的。还有北岭南原偏僻乡村的同学也蓄着这种乡村未成年男孩传统的发型，即前脑上蓄留一绺长发，苫住了前额。在已经普及了所谓“一边倒”和“平头”等文明发型的学校里，常常遭到讥笑。班主任杜老师倡议男同学每人交一毛钱，买回推子、剪刀和梳子，亲自动手，把我和其他所有蓄着“毛盖”发型的同学的头发剪掉了，一律变革为新式文明发型。他随之培养了两个心灵手巧而又热心服务的男同学做理发师，给全班男生义务理发。我后来由此番发型革命约略可以感知当年辛亥革命男人剪辫子的心理。
从教室门口流过的清湛湛的水，是我们寄宿学生洗脸的再好不过的水了。因为是地下涌泉，夏天清凉，冬天又显得温热，洗手洗脸是一种享受。半夜从楼上宿舍下来小解，出门便对着水渠撒个痛快，尿被水流冲走，不留任何遗味。记得某年初夏，我似乎睡醒后还有点迷糊，下楼后刚站到水渠边，看到前方站着一个没有脑袋的人，吓得折身跑上楼去，躺进被窝再无法入睡。第二天早晨起来在水渠边洗脸时，才看出那个无头的“鬼”是那丛含苞待放的玫瑰。我把这场虚惊写成作文，受到杜老师的表扬，不仅在全班通篇读完，而且对几处生动描写做了点评。这是我的作文获得的第一次评论，而且以阅读的形式公开“发表”在全班同学面前，难以忘记。
在油坊街高级小学的两年寄宿生活，几乎记不起任何不愉快的事。唯一的缺憾，春末初夏时节遇到暴雨，灞河涨起洪水，周六回不了家。寄宿的同学和学校老师都回家了，只留下我和灞河南岸三五个同学，好生凄惶。我常站在河边，看着南岸走动的大人和小孩，清晰到可以辨认出张三李四来，却总无法回到母亲身边，忍不住滴泪。尤其是升中学考试的关键时候，遭遇洪水，不能回家，不仅口袋无钱，关键是我穿着一双鞋底快要磨透的布鞋，踏上行程三十华里的沙石公路，很快就把脚后跟磨破流血了……
人生九问（代后记）
一、请在一百字以内写出自己的特点、身份和成就。
从来似乎都没有总结过我有什么特点，至今仍然说不清楚。
我的社会身份是作家，家庭身份是儿子、丈夫、父亲和爷爷。我出版过二十八种版本的小说、散文书籍，其成色自然不能以获过多少次什么级别的奖项来评说，我更看重读者的阅读印象。我只是做到了截至目前的种种努力，包括社会、人生和文学的思考和探索。
二、你是怎样看待人生机遇的？
首先承认人生存在着机遇，且不止一回。
机遇应该是在较宽泛的社会层面上对一茬子人同时存在，才具有意义的。能否抓住机遇，首先是要有敏锐的思维和切实的判断。更重要的是实力，即成就某项事业的实力，才可能在这项事业上有所作为，有所创造，有所成就，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体现自己的生命价值。不具备成就某项事业的实力，即使抓住了机遇，哪怕是天赐良机，机遇仍然会流失。
当然，这个实力自然包括物质的和智力的两个方面，未必都是一次性具备齐全了的。物质有一个积累扩大的过程，智力也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尤其是后者，要不断地更新知识结构，要博览博采一切人类优秀的成果，以扩展自己的视野，开启思维疆域，不断地冲破思维定式，才能实现一次突破又一次突破，才能完成新的创造，取得属于自己的在某项事业上的成就。
三、你认为什么才算成功？
一个人对上帝赐予他的或多或少的智慧，通过不懈的努力而发挥到了极限，甚至超极限发挥了，都是成功。一个具备创造原子弹的智慧的人创造了原子弹是成功，如果创造一个普通的常规炮弹，就浪费了智慧也浪费了生命。
在正常的合理的社会环境里，能否走向成功，靠科学的方法，也要有科学的态度。首先是科学的态度，有了科学的态度才能遵循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态度在我看来还是一句老生常谈的话，实事求是。任何虚妄的投机的行为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延误走向成功的路程，造成智慧的浪费。
四、你是如何处理身边的各种干扰的？
我用主动的方式坚决排除了一些干扰，譬如截至目前依然无止无休的各种媒体的采访，先是劝说对方，申明对我的宣传已经够了，没有再宣传的必要了。劝说不下就反诘一句：你总不能宣传到让观众（包括读者）一看见我的脸就想吐唾沫吧！十有十回就把好心的采访者噎住了。
我也选择比较被动的逃躲的办法，排除连续不断的各种挂着文化名义而另有所谋的研讨会、新闻发布会之类，我在这些场合仅仅只是一块招牌，连任何文化的气味也闻不到的，常有一种悲凉的心理感受，便在无奈时逃躲起来。
五、你向往什么样的生活？
以至诚和尊重为基调的生存环境，比物质的多寡更重要，比环境的污染更迫切。我无法承受一边工作一边又要提防老鼠偷咬脚后跟的境遇。
六、你喜欢的座右铭是什么？
从青年时代起，一直喜欢把“不问收获，但问耕耘”的字牌放在墨水瓶旁边。近十年以来，偏重于这样一种意思，只说自己想说的话，尽量不说自己不想说的话。用一句民间俗语来概括：自己的头由自己摇。对于我这样经历的中国人，能意识到自己的头由自己来摇，既是人生立世的启蒙，也是自己活人成事的基本之点。这句蕴含着哲理也蕴含着民间智慧的谚语，启示我努力地体验社会和人生，然后发出自己的声音，且不管它宏大或微渺，只求是自己的就足以心地踏实了。
七、你尚未实现的人生梦想是什么？
我无梦想，我只有文学理想。我的理想从来都是文学创造。我不喜欢“梦想”这个词，因为它太虚幻。我想以自己的新的创作不断展示自己的独立体验，直到拿不起笔的那一天。
八、你的业余爱好是什么？
独自坐下来喝茶，哪怕什么也不想，进入一种无思的恬静，是最有益于身心健康的。看体育竞赛，我在那种激烈的竞争中感到的是一种无所企及的酣畅淋漓，心理舒展了，精神张扬了，情绪亢奋了，完全是一种享受。当然，在我看来，体育竞赛是最公平的，尽管球场有过黑哨，其他项目也有过黑分，但总体来看，仍是人类所有具有竞争意义的活动中，最具透明度也最公平的一种。我尤其喜欢看高水平的足球比赛，但涉及到国家队的重要国际比赛，涉及到陕西队的命运的比赛，哪怕水平不高，我仍然喜欢看。在体育竞争中，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甚或是一个地方主义者。当然，工作之余，与孙子逗玩也令人忘乎所以。
九、你是如何看待名利和金钱的？
坦率地说，文坛本身就是一个名利场，任何一个身在其中的人，都不可能摆脱名和利的诱惑。这情形有如磁场，除非你脱离文坛，兴趣转移甚至改走他途。
我向来不说淡泊名利的话，我以为这样说法总带有某些勉强或做作，或者如身在磁场内还要摆脱磁场的辐射一样。不断地过分地表白自己的淡泊，反而使人容易产生虚伪的印象。
作家写小说是给读者看的，喜欢读你的小说的读者多了，作家不可避免地就出名了，知名度也就高了。你写的小说读者不喜欢，或者读者很少，知名度自然就小，这是很自然的事，合乎情理的事。这个道理和演员的演出效果是一样的，赵本山和黄宏靠自己的演技赢得了观众，被观众所喜欢，这是很好的事呀。他还有什么必要再三再四地表白自己淡泊出名这样的蠢话呢！反之，如果不是靠杰出的表演技艺，或者说不具备这样的技能，他们两人即使斥巨资在全国媒体上做一年自我标榜自我吹嘘的广告，也是难以达到今天这样几乎家喻户晓的知名度的。
作家靠作品赢得读者，也体现自己的创造价值。作家依靠自己的作品造成了在读者中间的知名度，是顺理成章的，不仅无可指责，而且应该得到鼓励。中国早应该多出几位享有盛名的作家，像托尔斯泰之于俄罗斯，歌德之于德意志，马尔克斯之于拉美，鲁迅之于中国，这已经不是个人的名誉的事，而是一个民族的财富和骄傲。
文坛上时不时地流行一些自吹自捧的风事，他吹他捧的风事，更如早就有人讥讽过的哥们姐们互吹互捧的风事，确也能在文坛奏一时之效，然而一到真实的读者层里，就很难奏效了，更不要说严峻的文学史了。
同样，利与名是捆在一起的，作品发行量大，就可以获得优厚的酬金，可以改善生活也改善工作条件，这是合理的。我基本上遵从以自己的劳动（创作）获得生存和生活的物质。至于金钱，如果脱开名利中“利”的含义，而单纯去论述金钱，话题就太大了，超出这篇小文的范围了。
编后记
我和陈忠实先生虽未曾谋面，但在约稿出书的过程中交往益深。
2015年初，我向陈忠实先生约稿，说明想出版一部他的短篇小说集，先生慨然应允：“可以。”我问先生对稿酬有什么要求，他说：“你定。”至于小说集的具体篇目，先生让我先选。先生说普通话，带一点陕味。话语简洁，声音厚重，却让人感觉温暖。
有一次我给先生打电话，先生没有接到。几分钟后便回电给我，我恰又离开办公桌，接电话的是同事小王美女。我回来后，小王美女说：“刚才有个人给你打电话，他的声音好严厉的。”我耳边立即响起先生略带陕味的厚重的声音。我对她说：“是陈忠实老师，他是很和蔼的人。”
我又打先生的电话，先生这次接到了。我大致汇报了我们组织稿件的一些想法，也罗列了一些备选的书名，先生觉得《白鹿原纪事》不错，但是书稿篇目要寄给他过目确认。我请先生写一篇序，先生说：“写不了了，身体不好。现在在医院，抱歉了。”
2015年8月，《白鹿原纪事》出版后，我问先生稿费怎么支付，先生说就寄到陕西作家协会。其实之前的合同、信件都是寄到陕西作家协会的，但是我这次居然没有听清楚，先生便又一字一字地重复：“陕，西，作，家，协，会。”尽管仍然不是很清晰，但是我听懂了，只是不知为什么先生突然吐字不清楚了。
2016年初，我又向先生约稿一本散文集，就是《白鹿原头信马行》。先生也同意了，并且说“篇目由你来定”。但我不敢擅定，还是将篇目寄给先生过目。这一个阶段，我感觉先生说话比之前清楚了许多，因此又提出请先生作一个短序。先生答应了我。
后来先生寄来书信，说“短序待后，争取写成。化疗使我失却记忆，也失去思维……我再争取，请您谅解”。我看到书信后只觉得自己太残忍了，但又不能对先生说“不要写了”，便在3月8日的回信中安慰他“照顾好身体，保持好心情”。
虽然看到“化疗”这两个可怕的字，但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病魔会如此无情，丝毫没有意识到灾难会这么快来临。直到2016年4月29日早晨，那个消息让我浑身冰冷。
这个令人悲痛的消息让原本还在等待短序的我倍加自责：我们一直只知道向先生索取，却不知道先生身体遭受着怎样的折磨。先生是个坚强的人，在病魔缠身之际，仍然尽力满足我们的要求，甚至在病床上仍在为我们的社会写寄语，而始终没有提出个人要求。
痛定思痛，我所能做的就是把《白鹿原头信马行》这本散文集出版好。这本集子收录了先生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30年间创作的70多篇散文。作品中既有对于一草一木一虫一鸟的精细描绘，也有对于自己所到之处的速写；既有对于关中大地、西安古城的建议和辩证，也有对于白鹿原下老宅生活的记录和对自己内心的剖析；既有入选教材、教辅资料的典范作品，也有之前传播不很广泛的优秀文章……整部作品展现了先生30年间的生活和创作的整体面貌，是读者了解先生的一面镜子，也是我们纪念先生的珍贵资料。
只是，短序未成。尽管没有序言并不妨碍图书出版，但我知道先生是严谨的人，我知道他心里装着这件小事。因此我选出《原下的日子》代序。这篇文章记录了先生2000年后再回乡下投入创作时的情景，既是先生写作生活的一个缩影，也借用白居易被长安官场蝇营狗苟的龌龊倒了胃口的事表明自己“白鹿原头信马行”的心境。
是的，白鹿原头信马行！有了这样的心境，相信先生自会一路安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