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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心武“红学”之疑》作者：郑铁生
内容简介：
这本名为《刘心武“红学”之疑》的红学专著，针对《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中提出的“秦学”，从学术视角和平等交流的层面，提出一系列质疑和理性批评，主要证谬了刘心武“秦学”探佚的四个层次及其内涵，得出了“秦学”缺乏文献依据的结论,称其为“秦可卿故事新编”。作者并结合多年对红学的研讨，论述了红学及其探佚学的现状和发展前景，提出研究红学如何走理性之路。由于红学研究本身需要一定的学识和学术修养，刘心武“揭红”书面世后，除了几位红学家发表简短文章提出批评外，目前还没有一部可以应对刘心武红学研究的专著。这部新书的作者郑铁生是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多年研究红楼梦等中国古典文学，此书将成为应对刘心武“揭红”的“叫板之作”，会给广大红楼梦爱好者以更为理性和清醒的认识。
*第一部分
回顾八十年前蔡元培和胡适的红学论争，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标志性事件。除了学术见解不同之外，他们执着于学术探讨，营造争鸣的友好氛围，体现崇高的学者风范，都实在令人赞赏和钦佩。不能不从他们身上汲取精神的素养、学习他们理性的范式、追崇他们为人的道德。
序言一(1)
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
张庆善
在我准备为郑铁生先生的新作《刘心武“红学”之疑》写序时，手头正好有一本《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的第二部，看到这本印刷精美的书的封面上的两行字，我有些犹豫了，这两行醒目的字是：
刘心武：讨论《红楼梦》请不要以专家身份压人
刘心武：上央视是我决不放弃的公民权利
看到这样的“宣言”，我很震惊也迷惑不解。我不知刘先生此话从何而来，对谁而发？有谁能以“专家身份”压刘心武这位知名作家，有谁有那么大的本事能剥夺刘心武上央视的权利！有这样的事吗？在一部发表自己“秦学”的书上，却赫然写上如此与“学”毫无关联的话语，不知是什么意思。在这样的“宣言”面前，你还敢与刘心武先生讨论问题吗？你还敢提出不同意见吗？所以我真的犹豫了。讨论《红楼梦》，讨论刘心武先生的“秦学”，这原本是学术范畴的事，如今刘心武先生竟扯上了“压人”，甚至要捍卫“公民权利”，这样的讨论还有什么学术意义？当然，“压人”的事是根本不存在的。据我所知，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刘心武先生提出他的“秦学”观点以来，十几年了，红学界并没有人对他的观点提出任何批评。2005年4月2日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开始播出刘心武的“揭秘”后，半年多的时间里也没有一位红学家对刘心武先生的“秦学”提出什么批评，刘先生何尝受到了“压制”？他在中国最高的最有影响的媒体——中央电视台上大讲他的“秦学”，而且一讲就是10讲、20讲；他的书在国家级的出版社出版，而且一出就是10万、20万册；他如今受到各种媒体的高度关注，其知名度甚至超过了他发表小说《班主任》的时候。请问，在当今的中国有几个学者教授能得到如此高的待遇？既然刘心武先生已经在公开的媒体上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专家学者都有权利提出不同的意见，都可以进行批评。讨论学术问题大家都是平等的。刘心武先生不应该拒绝批评，动辄把正常的学术批评说成是“以专家身份压人”，不是一种正确的和正常的心态。说到上不上央视，那是中央电视台与刘心武先生之间的事，不要说一个普通的专家学者，就是中国红楼梦学会也无权干涉。至于放弃还是不放弃，那真是个人的公民权利，大可不必写在书的封面上，因为这不利于开展正常的学术讨论。
在各种新闻媒体的炒作下，刘心武先生的“揭秘”《红楼梦》引发的讨论竟成了“2005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评选的热门候选项目，甚至有人把它与“超级女生”的轰动相媲美。但这种“热”似乎与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没有多少关系。人们似乎对刘心武先生揭秘出的离奇故事、刘心武先生“开创”的“平民红学”以及如何打破红学“垄断”更感兴趣，而忽略了红学家们对刘心武“秦学”批评的学术意义。刘心武先生是“平民红学家”吗？当然不是，他并不具备“平民”的身份，一位曾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的知名作家，给自己戴上“平民”的头衔，未免不太合适。红学就是红学，学术就是学术，怎么还能有“平民”与“贵族”的区别。搞学术研究与身份没有关系。说红学“垄断”更是不符合事实。看看围绕“秦学”的热烈讨论，看看刘心武先生在中央电视台的演讲和他的书一本一本的出版的事实，“垄断”的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至于说“围殴”刘心武，同样不符合事实，到目前为止也仅有三五位红学家发表了批评刘心武的意见，这比起“挺刘”的庞大阵容，你还能说红学家“围殴”吗？我们是否应该摈弃这些非学术的炒作，把讨论放在学术的范围内，认真地研究研究刘先生的“秦学”。我们是否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刘心武先生说秦可卿是废太子的女儿有根据吗？研究《红楼梦》中的一个人物秦可卿能成为一门“学”吗？《红楼梦》是一部小说还是曹雪芹的自传或是一部隐去的“秘史”？我们应该怎样解读《红楼梦》？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中华民族引之为骄傲的伟大文学名著？我以为这样的讨论才有学术上的意义。
一些人对几位红学家的批评文字颇有微词。其实红学家们对刘心武先生的批评概括地说只有两点：（1）指出刘心武说秦可卿出身不寒微，是康熙的废太子的女儿毫无根据，是杜撰，刘心武的“秦学”是新索隐；（2）呼吁做学术研究要遵守学术规范，指出刘心武先生的“秦学”没有遵守起码的学术规范，存在生编硬造、歪曲文本、牵强附会等严重的学风问题。红学家们的批评对吗？应该不应该？回答是肯定的。
刘心武先生的“秦学”是新索隐，他自称是“探佚学中考证派”，但遗憾的是刘先生无论是“探佚”还是所谓的“考证”，他都拿不出一条资料和证据。“秦学”一个最基本的论点就是——秦可卿这个人物的生活原型是康熙朝的废太子的女儿，而历史上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人，废太子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个女儿，这完全是刘心武先生杜撰出来的人物。那么，建立在这个基点之上的“秦学”还能靠得住吗？用索隐的方法解读《红楼梦》并不是刘心武的创造，是古已有之。清末民初的王梦元和沈瓶庵在《红楼梦索隐》一书中说，《红楼梦》写的是清世祖顺治与董鄂妃的故事；大教育家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中则说，《红楼梦》是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书中本事在吊清之亡，揭清之实；自清末以来，索隐的观点代有人出，说法五花八门。前几年有一本《红楼解梦》干脆说，《红楼梦》写的是曹雪芹和他的情人竺香玉谋杀雍正的事，其故事之离奇毫不逊色于刘心武的“秦可卿之死”。索隐派的根本失误在于他们根本不把《红楼梦》当作文学作品来读，而是牵强附会地索隐书中的微言大义，什么拆字、比附等等手法都拿来用，完全是主观的臆测。从这一点来说新旧索隐派都是一样的。他们的区别在于，旧索隐派虽然牵强附会，但他们索隐的人和事历史上都有，只是与《红楼梦》毫无关系。而新索隐则没有任何的材料，完全是猜测和编造。刘心武先生的“秦学”正是这样。这样来解读《红楼梦》能行吗？刘心武的“秦学”主要来自于周汝昌先生的自传说，进而大加发挥，是在自传说基础上的索隐。在刘心武的解读下，《红楼梦》中充满了阴谋、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乃至乱伦。把《红楼梦》解读成了这样真是令人担忧。《红楼梦》是小说，是伟大的文学作品，《红楼梦》不是“红楼秘史”或“清宫秘史”。把《红楼梦》这样伟大的文学作品解读成了“秘史”，并不能提高它的思想艺术价值，只会贬低《红楼梦》。我们只有把《红楼梦》当作文学作品来读，才能挖掘出它的伟大价值，才能感受到它的深邃思想内涵和迷人的艺术魅力。
序言一(2)
做学术研究要遵守学术规范，这是红学家们在与刘心武先生讨论时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学术规范不是哪一个学会或者哪一个人制订的，这是在长期的学术研究历程中形成的学术准则，是每一个治学的人必须遵守的，是一种自律的学术行为。什么是学术规范，简单的说就是实事求是。胡适先生说：“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见《胡适文存》第3集第2卷《治学的方法与材料》）又说：“有几份证据，说几份话。有一份证据只可说一份话。有三份证据，然后可说三份话。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然而决不可以作无证据的概论也”。（见罗尔纲《师门辱教记》，1944年6月桂林建设书店出版）梁启超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讲到学风问题更是列了十条之多，第一条就是“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遗憾的是创建了“秦学”的刘心武先生并没有遵守这些学术准则。立一义尚要“必凭证据”，而立一“学”没有一点证据怎么行？提出这样的要求决不是苛求和为难刘先生，而是任何一个治学的人都必须这样做。这些年来，鉴于学术界存在的学风不正的严重情况，许多著名的学者一再呼吁要坚持学术规范，每一个正直而有学术良知的学者，都不会容忍无根无据的乱说。对不讲学术规范的行为的批评是应该的必须的。刘先生表示决不放弃上央视的公民权利，但当你站在“百家讲坛”上面对着成千上万观众发表你的学术观点的时候，是否应该表现出严谨的治学态度，是否应该有一种责任感。任何学术问题都可以自由讨论，学术争鸣是推动学术发展的动力，但学术研讨应该而必须坚持学术规范，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学术环境不受污染，才能使学术健康地发展。
借此机会我还想澄清一个事实：中国红楼梦学会不是什么“官方”，它既不是文化艺术的行政主管部门，也不是刘心武先生所在的中国作家协会那样的组织，它只是一个松散的民间学术团体。中国红楼梦学会的会员中，有研究员、教授，也有青年学生、工人、农民，学会只是为《红楼梦》研究者和爱好者服务。因此这样的学术组织不可能也不会去“垄断”红学，也“垄断”不了。《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的出版和刘心武先生在中央电视台演讲都证明了所谓的“垄断”是不存在的。
《红楼梦》是中国最伟大的文学作品，是一座装满宝藏的艺术宫殿。研究《红楼梦》的终极目的是要真正认识它的思想、艺术和文化价值。红学的发展历程早就证明索隐的方法不可能正确地解读《红楼梦》，那确实是一条走不通的路。郑铁生先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学者，对中国古典小说深有研究，我相信大家读了他的这本书后，一定会对刘心武先生的“秦学”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对如何解读《红楼梦》有进一步的认识。
2005年12月24日夜
序言二(1)
郑铁生
有朋友知道我要写与刘心武争鸣的文章，便劝我说：“刘心武是名作家，他能上中央电视台讲《红楼梦》，你何必要得罪人，引火烧身呢。”
“学术争鸣，是善意的。”我回答。
“谁还管你善意不善意，只要你一批评人家，就得罪人。”
“蜜房各自开户牖，蚁穴或梦封侯王。”（黄庭坚）学术界确有不好的风气，只要学术观点不同，便会演化成人际关系无原则的纠纷。朋友的劝说很现实，可我读了《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和《红楼望月》，越读越觉得大有争鸣的必要。因为只有争鸣，才能促进学术的向前发展。诚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言：
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其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
从中国学术发展史来看，每一个学术繁荣的时代，都是学术批评活跃的时代。先秦的诸子百家争鸣、汉代经学的论争、隋唐佛学的判教创宗、宋代理学内部的辩论……直到近代中西文化的碰撞。可见学术批评的水平正是学术水平的直接体现，是学术思想创新不可或缺的必要环节。
一、尊重他人是学术批评的基本原则
《红楼梦》问世二百四十多年来，与政治风云舒卷变幻，同文化思想潮涨潮落，从来没有停止过争鸣，评论之多，派别之复杂，争论之激烈，在中国学术史上是罕见的。每一次红学论争，其结果：“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红学研究得以发展了。所以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学术批评、学术争鸣，而在于我们应当恪守什么样的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
学术批评、百家争鸣最基本的原则是尊重他人，尊重他人的创造劳动和学术成果。无论是批评者还是被批评者都应当恪守这一学术原则。绝不能摆出一副真理在手，置对方于死地的架式，“非其种者，锄而去之”；更不能拉帮结派，以亲疏为线，正像鲁迅先生批评的“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还有的以调侃谩骂的口吻恣意批评，缺乏深入严谨的文学分析，缺少切中肯綮的事实论证，常常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语出惊人，故弄玄虚。同理，被批评者也不能一触三跳，意气用事，反唇相讥，把本来正常的争鸣或学术批评，变成了人际关系的恶化。一句话：尊重人是最基本的学养。
从刘心武先生著作中的表述，可以看出他是很尊重不同观点的，他说：“我也一直提醒自己：一、千万不能以为真理就只在自己手中；二、千万要尊重别人的研究成果；三、广采博取，从善如流，欢迎批评，不断改进。”他还谦虚地说：“我在中国只是一个非专业的《红楼梦》研究者，我的‘红学’论著更仅是一家之言。”他说的这些话很真诚，显示出其应有的风度。
有学养，懂道理，是学术争鸣的前提。
争鸣首先要尊重他人，理解他人。
刘心武先生的红学著作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秦学”；二是“红学”研究的随笔；三是学术小说。第三类从严格意义上讲属于文学创作，不属于我们争鸣的范围。“秦学”是我同刘心武先生争鸣的主要内容，后面将设专章讨论。“秦学”而外，他的“红学”随笔还很有见地。
从一位作家的审美视觉出发，刘心武先生一边向《红楼梦》学习曹雪芹的创作经验，去丰富和提升他的小说创作的水准，一边随手写点研究性文字。这是他不同于一般学者研究《红楼梦》的地方，也是搞创作的人的优长。近几十年来，有许多作家专门写出谈《红楼梦》的著作，像徐迟、王蒙、李国文等，他们的著作章法灵活，言语俊俏，常常能着眼他人不曾留意的细节，稍加点拨，意趣横生。刘心武先生在同网友聊天时谈体会：“我研究《红楼梦》，……获得的最好的营养就是对那些别人忽略的小人物的关爱。”又说：“贾宝玉他所关注的是青春短暂的花朵般的女性无可奈何的命运。”他以作家的感悟能力对贾宝玉性格结构中积极的肯定的素质，三言两语就点透了。《贾珍尤氏的夫妻生活》这一篇写得很出色。每个人就是一个独特的世界，都是一个有机的系统。不管性格多么复杂，都有潜意识下原始本能的一面，有意识提升精神品味的一面，从而构成所谓‘灵与肉’的矛盾。贾珍之流是有钱有闲的贵族，出则与妻妹染指，入则同儿媳爬灰，这不仅仅是传统道德评判的“淫乱”，而且是他们的一种特定生活方式。纳妾是中国古代“一夫一妻制”婚姻家庭的合法补充，是一种妻妾有别的礼制。嫖娼是男性社会的必然反映，是市俗之欲在商品经济下的泛滥。正如贾蓉所概括的“从古至今，连汉朝和唐朝，人还说‘脏唐臭汉’，何况咱们这宗人家！谁家没风流事？”因而，这样的叙事内容就具有了深刻的社会文化的意蕴。整个封建社会就是男人文化，封建礼制从根本上就决定了男女之间的不平等。
再如他谈曹雪芹的美学思想：“曹雪芹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超越了政治，超越了家族苦难，也超越了个人得失，进入到了一种最了不起的对人的生存、对人性进行深入思考的境界。我认为他在第二回中借贾雨村之口所说的‘正邪两赋相激论’透露出了他的初衷，他就是要为那些被正方和邪方都忽视的个体生命树碑立传，从中表达出对个体生命有权力过一种诗意生活的无限肯定。”这些在网站同大家交流时随口而出的见解，那么深邃，又那么灵气，充满了审美意味的哲思，表达了他独到的见解。
序言二(2)
“红学”随笔，对《红楼梦》的物件和掌故，如“腊油冻佛手”、“羊角灯”、“烟画”；“齐纨”、“热车”……的来龙去脉说得十分细致，成为他研究《红楼梦》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比如“曲柄七凤黄金伞”讲的是皇宫仪仗里的一种伞，康熙雍正朝的时候，伞把都是直柄的，而到了乾隆朝开始变为曲柄。虽然细小，但可以看出他研究的深入和细微。何况类似这样信手拈来的解说，对于今天的读者，不仅丰富了知识，还颇有趣味。
我之所以举上述的例子，是想说明刘心武先生研究红学的确是下了功夫，读了许多书。假如说争鸣的对方有一桶水，那么你就得掂量掂量自己是否也有一桶水，争鸣的过程也是提升自己、完善自己的过程。尽管作家审美视角与学者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只要是学术研究，就为争鸣铺垫了好的前提。
二、我们需要的是理性批评
理性原则是学术批评的规范。也就是说理性的学术批评，不是针对个人的。它不去批判坚持某一理论的个人，只批判理论本身；批评该思想理论形成的历史背景、思想渊源；批评作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批评其学术思想对该领域和社会的影响等。
回顾八十年前蔡元培和胡适的红学论争，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标志性事件。除了学术见解不同之外，他们执着于学术探讨，营造争鸣的友好氛围，体现崇高的学者风范，都实在令人赞赏和钦佩。不能不从他们身上汲取精神的素养、学习他们理性的范式、追崇他们为人的道德。
（一）学术观点的分歧
1917年1月辛亥革命元老、著名学者和教育家蔡元培到北京大学任校长。胡适于1917年9月到北京大学任教授。蔡元培对《红楼梦》研究非常认真，《石头记索隐》是一本“索隐”性质的红学著作。他把小说中的人物与情节同清朝的人物、事件一一比附，如以贾宝玉影射胤礽，林黛玉影射朱彝尊，薛宝钗影射高士奇，探春影射徐乾学，王熙凤影射余国柱，史湘云影射陈维崧，刘姥姥影射汤斌(潜庵)，等等。此外，他还将其索隐派研究上升到理论层面，总结出了一套索隐的方法，即他本人所说的“知其所寄托之人物，可用三法推求：一、品性相类者；二、轶事有征者；三、姓名相关者”
胡适写成《红楼梦考证》批评蔡元培等人的“索隐红学”“走错了道路”，是“绝无道理的附会”。胡适说：“蔡先生这部书的方法是：每举一人，必先举他的事实，然后引《红楼梦》中情节来配合。
1921年9月，蔡元培回到北大，胡适将刊有《红楼梦考证》的亚东版《红楼梦》送了一部给蔡元培。蔡元培复信说：
《考证》已读过。所考曹雪芹家世及高兰墅轶事等，甚佩。然于索引(隐)一派，概以“附会”二字抹煞之，弟尚未能赞同。弟以为此派之谨严者，必与先生所用之考证法并行不悖。稍缓当详写奉告。
1922年1月30日蔡元培写出《〈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对于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之商榷》，同样，蔡元培也将自己的文章送给胡适听取意见，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承索《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奉上，请指正。”
（二）学者的风范
双方的态度和方式是在平等友善、随时沟通的气氛中进行，不失学者的风范，就令人钦佩不已。在两人论争期间，蔡元培帮胡适借到了其久寻不遇的《四松堂集》刻本，为胡适解决了有关曹雪芹生平的一些问题。胡适为此很是兴奋。
（三）辩论的成果
批评和论争是发展学术的必要方式。学术上的是与非，是在学者们的研讨、争论中才能辨清的。经过胡、蔡之间的论争，“索隐红学”很快在读书人心目中失去了吸引力，失去了学术地位。胡适把《红楼梦》研究纳入考证的道路，赋予红学考证以特殊的对象、范围和方法，并逐渐形成红学史上影响最大、实力最雄厚的学派。他提出新的研究方法，建立新的学术规范，为一门学科打开了局面，有力地推动了红学研究。1964年8月毛泽东同哲学工作者谈话时说：“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毛泽东的这个评语是客观的。
学术界普遍把《红楼梦考证》视为“新红学”的开山之作。截至今日，胡适考证《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及其家世的论断，虽经百年时光的冲击、洗刷，依然是站得住的，有着里程碑的性质。
三、与刘心武先生争鸣的意义
我与刘心武先生争鸣，其意义首先在学术探讨，彼此补益，促进研究。
刘心武先生说：“我个人的研究方法，属于探佚学当中的考证派，我考证的思路，就是原型研究，所以我现在进行这些考证，我觉得不好笑，因为脂砚斋鼓励了我，脂砚斋就说了，‘大有考证’。”
何谓探佚学呢？
姚奠中先生1981年在为梁归智的《石头记探佚》所作的序文中说：
他所用的论据：一是原著未佚部分中的伏笔、隐喻、暗示和文章发展的必然趋势；二是……“脂批”。从今天看，两者都是第一手材料。但是这一工作，却仍十分困难。因为伏笔、隐喻之属，需要猜，猜，就难保证十分准确；而脂批既零碎，又有相互矛盾之处，要分析、辨别，才能用来印证。……但由于资料有限，而明确的资料更少，这就使得有些结论，猜测推论占了很大比重，不能使人满足。在这里，其意义便只限于提出问题，给出可能的设想……
序言二(3)
探佚学作为一种学术研究范式，不仅先天不足，而且有一个界限。探佚学只能止步于某些片断的探索上。
刘心武先生的“秦学”正是这样做的，他说：“《红楼梦》因其传稿的不完整与其作者身世之扑朔迷离，给我们留下了刻骨的遗憾，也使我们在‘花开易见落难寻’的惆怅中，产生出永难抑制穷尽的‘寻落’激情，我们不断地猜谜，在猜谜中又不断派生出新谜，也许，《红楼梦》的伟大正在于此——它给我们提供了几近于无限的探究空间，世世代代地考验、提升着我们的审美能力！”所以，蔡义江先生认为刘心武的研究可称为新索隐派。这是我们同刘心武先生之间的分歧之一。
其次，刘心武先生的“秦学”研究是当今多元文化格局在红学中的反映，所谓“平民红学”这个提法尽管不准确，但它向从事传统文化中精英文化的“专业人士”发起一场挑战。这种文化现象说明：无论是中国古代的旧经典，还是现代以来形成的新经典，抑或是外来的洋经典，都面临着一个空前强大的对手的挑战，这就是大众文化。
刘心武文化现象的确值得我们思考，其讲授的内容所带来的隐性的负面影响，常常不会为大众群体所识别。所谓的“秦学”是经过多次的渐变而生成的，追溯其胎记，可以找到胡适“自传说”的胎痕，经周汝昌推向极至，又经过变构，及延至刘心武开创“秦学”。“秦学”的问题集中表现在：
（一）刘心武的“秦学”是新索隐派“红学”，但它比同类型的索隐派对广大观众有更大的误导作用，是因为他将索隐、探佚故事化，以文学的感染力打动读者或观众。
（二）“秦学”与曹家本事合流，使广大观众更加信以为真，以为是在还原“曹雪芹的构思”。因为广大观众毕竟不是学者，他们分不清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何况又是名作家说的。
（三）“秦学”解构了《红楼梦》的精神、意蕴和哲思，却以电视讲座这一大众化的消费形式去推广，以猜谜这种通俗的民间方式表达，颇受观众的欢迎。在悄悄而不为人所注意地向观众偷换《红楼梦》真正的审美价值。
最后，我认为同刘心武先生争鸣的过程，也是清理我的学术思想、锤炼我的思辨能力、提升我的写作水平的过程。
*第二部分
对待刘心武研究《红楼梦》，提出“秦学”的观点，很多人都持这种看法：“刘心武的秦学，最近炒得很热，其实根本不值一驳。他的要害，首先在无文献版本的根据；其次是误导观众。”但也有的学者指出：“刘心武现象是一种文化现象，应当好好研究。”
刘心武“红学”热热从何来(1)
对待刘心武研究《红楼梦》，提出“秦学”的观点，很多人都持这种看法：“刘心武的秦学，最近炒得很热，其实根本不值一驳。他的要害，首先在无文献版本的根据；其次是误导观众。”但也有的学者指出：“刘心武现象是一种文化现象，应当好好研究。”
新时期以来，红学的争论不可谓不多，而大多都囿于学术圈。像刘心武先生在中央电视台讲《红楼梦》能引起这么大轰动效应，而且是在社会的基层、普通民众中间，无论你赞同还是反对他的说法，都必须承认这股“红学热浪”是空前未有的，是在多元的文化格局中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
对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不能简单地说好或说坏，更不能依据过去的成见或者直觉而做出判断。从社会文化视觉来看，刘心武先生在央视讲《红楼梦》，从形式上实现了学术研究向大众文化的转型。这是“刘心武现象”的正面效应；但他借助《红楼梦》崇高的文化品味吸引了人们的眼球，用宫闱秘事猜谜偷换了《红楼梦》的审美价值。这是“刘心武现象”的负面效应。
从个人学术情结来看，这与他在研究《红楼梦》过程中产生的意识、心理和情感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说明白的。对此我们不妨先看看近期报刊杂志、网络媒体的几则报道。
报道之一：“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刮起了一股平民红楼风（沈沣）
刘心武的“揭秘《红楼梦》”系列讲座在播出时聚集了超强的人气，一时间男女老幼皆谈“红楼”。
......
刘心武开辟了研究《红楼梦》的全新渠道，打破了“红学”为某些专业人士独享的传统观念。“自己这回到CCTV-10讲《红楼梦》，算是获得成功了么？说真的，我还没自信到那个份上。但是，‘另一部分人恨不得把你撕成两半’的滋味，我确实是尝到了一些，这对自己的心理承受力，应该是一种锻炼。”①
报道之二：刘心武：研究《红楼梦》向曹雪芹学习（摘抄）
田小沛(以下简称田)：......《刘心武揭秘〈红楼梦〉》是否可以认为是您创作的延续？您能谈谈您的创作观吗？
刘心武(以下简称刘)：我努力去体会曹雪芹的创作心理和写作路数，从中汲取营养。我之所以对《红楼梦》作原型研究，就是为了学习曹雪芹把生活真实升华为艺术真实的本事。曹雪芹教会我，要有政治倾向，但到头来要超越政治；要尊重真实，但要会进入艺术想象；要有宽广的人道情怀，但又不能回避人性的诡谲……我对自己的作品，最珍爱的是《四牌楼》，这部长篇小说饱浸着《红楼梦》的汁液。
田：我们有一种感觉，您并非是为着纯粹的“娱情”而讲《红楼梦》的，您能否谈一谈您的《红楼梦》学说与当下的社会人文风气有没有关联？展开说，当下的“红楼热”有没有社会学寓意？
刘：有的。在当下，尊重我们的母语，尊重我们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尊重非急功近利的铸造民族魂魄的细致工程，尊重渐进式的社会改良，都可以从阅读、分析《红楼梦》入手，来加以推进。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不同的人士还可以从许许多多另外的方面，来推进我们的社会进步......
报道之三：刘心武为读者签名并认真回答读者的问题（摘录）
刘心武现身北京图书大厦，为新书《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做签售活动。刘心武表示很欣慰：能让《红楼梦》的优美泽被普通民众，这是为普及古典名著做了“功德”。
……
看到这么多普通人在自己的诱导下，纷纷走进《红楼梦》博大精深的世界，让一门正在被遗忘的“显学”再度焕发荣光，刘心武兴奋地说完成了一个心愿：我一直很希望能够打破机构和“权威”的垄断，解除老百姓对红学高深莫测的观念，亲身去体会《红楼梦》，真正体现其民族瑰宝的价值。他特别提到，现场有一大批年轻的读者，他们因为听了这个讲座，产生了阅读和探究《红楼梦》的兴趣，这是让他尤为高兴的事。
类似的报道还很多，就不一一摘抄了。不难看出无论是记者报道，还是刘心武先生本人的表述，都强调了一点：“平民红学”。
我们先看一看刘心武先生对“平民红学”的表述：
第一、“平民红学”的提出，第一次在红学研究史上明确地区分学术群体的社会性和阶层性。号称“平民红学”，无疑是代表大众文化中的流派或文化群体，有别于从事传统文化中的“专业人士”、“机构”和“权威”。前者是民间，后者是专业。前者是下层；后者是上层。
第二、“平民红学”的出现，仿佛红学研究今天才走向大众，走向民间，走向基层。意味着过去“专业人士”、“机构”和“权威”长期占据红学文坛，专业与民间、上层与下层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有“一道藩篱”。正如刘心武先生所说的，“我觉得我为民间红学拱开了一道藩篱，为平民红学研究群体出了口闷气
第三、“平民红学”的出现，开始平分天下，占据了自己的地盘。不仅打破了“机构”和“权威”的垄断。民间红学的水流旺起来，畅起来”。刘心武兴奋地说完成了一个心愿：“我一直很希望能够打破机构和‘权威’的垄断，解除老百姓对红学高深莫测的观念，亲身去体会《红楼梦》，真正体现其民族瑰宝的价值。”
刘心武“红学”热热从何来(2)
从中国文学史考察，市民文学的兴起，是以勾栏瓦肆的说讲和演唱的出现为标志的。它是伴随宋代市民阶层的形成而出现的，以词曲、小说和戏剧形式为突出的特征。自它兴起之日，就显露了勃勃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以下层民众的喜闻乐见而与典雅的正统文学分庭抗礼，平分秋色。“平民红学”不具有特殊的社会阶层和独特的文学特征，它只是将《红楼梦》文本解读的方式转换为电视媒体形式，何况它的内容是中国文学的名著，不会因为传播的形式而改变《红楼梦》的文化品味和审美价值。我认为：刘心武先生提出的“平民红学”是不可取的，不过“刘心武现象”却值得认真研究。
一、刘心武现象寓示了学术研究向大众文化的转型
那么到底“平民红学”内容是什么？“专业人士”、“机构和‘权威’”又代表什么？为什么刘心武先生号称自己是“平民红学”？也许解读这些问题正是分析“刘心武现象”的关键所在。
在全面进入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政治化、一元化的文化必然要走向大众化、多元化，在这种态势下，以商业性、通俗性、娱乐性为基本特征的大众文化的流行，就势在必然了。
大众文化的兴起成了一道靓丽的文化景观，而且以生机勃勃、咄咄逼人之势，与以学术界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形成了双峰对峙、平分秋色的局面。因此，大众文化是社会转型期多元文化格局发展和变化的必然结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改革开放大气候的确立，为大众文化的萌动和勃发提供了宽松的社会环境；现代传媒事业迅猛的发展为大众文化的繁荣提供了技术手段；广大民众的丰富生活、舒缓紧张、宣泄情绪等的多元化则为大众文化提供了受众基础，大众文化出现的正面效应对推动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但不可忽视的是中国当代大众文化是在港台文化和西方大众文化影响和渗透的大背景下形成的，加之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完善，繁荣与混乱并存，狂欢与堕落同在，使得大众文化在生成过程中难免出现泥沙俱下、鱼目混珠的负面效应。大众文化是一种世俗性文化，它追求时尚，迎合大众，以感官刺激为最高的选择。特别关注自我、直面当下生活、倡导物质享乐，主张“跟着感觉走”、“潇洒走一回”、“过把瘾就死”、“玩的就是心跳”。这种并不关心文化产品是否具有人文价值和教化功能的大众文化，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各领风骚三五年，必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主流文化形成冲击和瓦解。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刘心武掷出“平民红学”这块石头，投向了学术界的深潭，溅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刘心武先生所说的“平民红学”，就是将自己定位在大众文化的格局上，而将奉传统文化为圭臬的那部分“文化精英”视为“专业人士”、“机构和‘权威’的垄断”。这种对立的潜台词，意味着过去红学研究长期囿于学术界，而漠视或者忽略广大人民群众对这部名著了解的渴望和需求。并把这个受众群体的空白地带，视为是“一个公众共享的文化空间”。身为著名作家的他为什么如此定位呢，仅仅是一种自我标榜的显示，或是一种时下流行的煽情吗？显然不是这样，而有着实实在在的文化内涵。
传播学者认为，媒介是人体的延长，例如语言是人的肢体表情的延长，文字是视觉的延长，广播是人听觉的延长，那么作为视听传媒的电视，就是人的视觉与听觉同时的延长。可见，电视的魅力是多么的神奇，电视占领了人们大部分的业余时间，阅读文学经典的时间就所剩无几了。于是文学经典就成了某类特殊人群(文学研究者、中文专业的大学生、研究生等)不得不读的“专业”书籍了。大众文化借助电视传媒手段带来了新的契机。传统的文学是书面语言传达出来的意义，通过语言符号，使人们领略文本深层的意蕴。当然就要受到文化程度的限制，而电视呈现给人们的图像则是直观的，其受众面之广，简直是无与伦比的。大众文化之所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就是因为这些媒介的巨大影响。
刘心武先生和央视《百家讲坛》正是看到这一点，并有效地运用这一手段，将《红楼梦》名著阅读转换为电视播讲，收到前所未有的效应。当人们习惯了文本阅读，在面对电视讲座没有显示出来特有的关注的时候，他已经从学院式的研究走到电视传媒的平台，从书斋走向了民间。这不仅仅在于其受众群体之广大，更重要的是谁出镜，谁长时间占据着电视传媒的空间，谁就占有了话语的控制权。出镜人物虽然不一定具有权威，但他们借助媒体的话语控制权却行使了“权威”的权力，由电视传媒的代言人转变为“权威”的代言人。
今天这个“热”，明天那个“热”，也许是文化浮躁的现象，然而现象的背后，却潜在一种变化。冷眼观看刘心武“红学”热，便会发现他有自己的特征：学术的娱乐化、探秘的欲望化和受众的平面化。所谓“学术娱乐化”，是指在这股热浪的下面，并不一定有多少人真正研究《红楼梦》，而大多数是在崇尚《红楼梦》的心理驱使下，以娱乐的心情听他讲得挺有趣、挺新鲜，听完一笑了之。所谓“探秘的欲望化”，刘心武一面把自己的“秦学”称为学术研究，一面又把它下嫁到低俗的层面，言其“揭秘”。有意而为之，制造悬念，迎合民众的猎奇和探秘的心理。特别是“宫闱秘事”的猜谜更强化了探秘的欲望。所谓“受众平面化”，是指观众的主体是青少年学生和退休人员，他们大多没有读过《红楼梦》，或知之甚少，缺少有关“红学”方面的基本常识。这三点是“刘心武现象”的表征，在热浪漩涡的中心，蕴含的则是探佚与索隐交流而生成的合力，并向“平民意识”趋动的情感动因。
刘心武“红学”热热从何来(3)
刘心武新时期小说创作走进了多元文化格局的对话中心，成为当代国内外令人瞩目的作家，在红学研究上也把学术的话题带进多元文化格局的平台。“刘心武现象”的出现，是向学术界发起挑战，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这就是传统文化是文本意义的研究模式，而大众文化则要求文本意义在社会文化语境中实现的研究模式，也就是内容向媒介的转换。精英文化、主流文化如能充分利用大众文化的传媒手段，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深刻的人文关怀、合理的价值观念、丰富的思想情感以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形式表现出来，实现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主流文化的优势互补，必将会开创出社会转型期文化发展的新格局。也许刘心武先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把《红楼梦》带到了电视讲座，从而走进了千家万户，掀起“红楼”热浪。
学术界的许多学者苦苦地在日渐荒芜的学术领地守望，只懂得在一个层面，即学术上对话。这是他们执着和可爱的一面；而他们长期远离基层、远离大众、远离书房外面喧嚣的世界，对“刘心武现象”所产生的正面效应，提出的新课题，毫无知觉，这又是他们木然和可叹的一面。我们知道：大众文化以其特有的娱乐性、流行性、通俗性，以及对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与内心世界的揭示，使人感到可亲可敬，这些都是精英文化与主流文化无法企及的。把平民百姓的生活引到了时代舞台的中心，在文化领域开拓出了一片新的绿地，是大众文化之所以能赢得普通百姓青睐的重要原因。多年来，我们的精英文化与主流文化更多地讲的是思想性，强调灌输、启蒙和引导，形式单一，内容枯燥，相反，那些低俗的搞笑、宣泄的狂欢、无益的猜谜等，却乘虚而入，赢得很多观众或听众的心。
二、刘心武“揭红”使名著变了味儿
《红楼梦》崇高的文化品味在国人心目中，永远富有无穷的魅力。以刘心武先生自身为例来看，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回答记者说：
有人误解，说我是因为写不出小说了，才研究《红楼梦》，其实我一直在发表小说，……还有人说我因为出不了别的书，才出《刘心武揭秘〈红楼梦〉》这样的书，其实从去年到现在我已经出了17种书，像《心灵体操》，是很贴近现实的随笔集，今年由时代文艺出版社推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