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年，一日倘若乐极悲生，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语，岂不虚称了一世的诗书旧族了？
曹家在乾隆朝能否中兴，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曹钅芊窀粗啊Ｄ壳懊挥姓业饺非械闹ぞ葜っ鞔耸拢厦嬉さ拿拦д呤肪扒ǖ囊欢温凼鲋性岬剑骸霸谇〕跄辏茴被授予内务府员外郎的小官职。”这是一个间接证据，是他从周汝昌先生《红楼梦新证》中转引过来的，而这条史料别无其他史料佐证，可能是周先生根据当时的政治背景（乾隆初年政治上有所宽松，对雍正处理的人和事有所纠偏），而推理出来的，仍难肯定真实性。
《红楼梦》文本是如何反映贾府由盛而衰的过程的？
《红楼梦》创作中以曹家家世为素材的来源，已是不争的事实。但经过曹雪芹的“传神之笔”，来自曹家的素材已经在虚构中变形与重组，因此，生活的原型与小说内容之间不存在对照和坐实的关系。它所涵盖的不是一个“曹家”，而是像“曹家”那样的无数个封建贵族之家的典型概括。小说叙事情节的素材有来自曹家的，也有可能来自曹家的姻亲李煦家、平郡王家、福彭家等，甚至一般贵族家庭的生活素材。因而，对曹家家世研究只能用来探索《红楼梦》是如何运用这些素材表现贾府衰亡史的，曹雪芹是如何进行艺术构思的。下面从《红楼梦》的描写中看一看它是如何反映贾府衰败的。
贾府的衰败是《红楼梦》一条重要的意脉，曹雪芹采取两种叙事手段：一是前五回通过三个过场人物甄士隐、贾雨村、冷子兴，在他们凝缩的人生体验中，显现对以贾府为叙事中心的广阔社会生活的概括，勾勒了贾府百年衰败的历史背景，展示了一种原生态的社会。二是从第六回沿着贾府的衰败这条意脉，进入写实的描写。
刘心武对周汝昌的承继与发扬(1)
学术史上常常出现一个共生的现象，围绕着学术大家，形成一个个学术流派或学术团体，他们有的是师承关系或地缘关系；有的是学术方向或研究方法相近具有共同的特征。当我们全面审视刘心武先生“红学”研究的说法时，发现其基本的学术倾向和许多观点，可以说源于周汝昌。特别是90年代以后，他们由于共同的学术倾向，有了彼此的交往，促进了学术交流。
刘心武先生自己也曾深情地谈到周先生对他的影响：“四十三年前所买到的那本《红楼梦新证》，现在竟还可在我的书橱中找到。……
20世纪80年代初，我买到了周先生增订过的《红楼梦新证》，如饥似渴地一口气读完。……十二岁翻阅过《红楼梦新证》后，开始模模糊糊地知道，《红楼梦》不仅可以捧读，而且可以探究，但我自己真正写出并发表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却是90年代初，五十岁时候的事了。……将‘秦学’的探佚心得写成了中篇小说《秦可卿之死》与《贾元春之死》……万没想到的是，我这个学养差的门外汉所弄出的这些文字，竟引起了周汝昌先生的垂注，他不仅撰文鼓励、指正，通过编辑韩宗燕女士的穿针引线，还约我晤谈，并从此建立了通信关系，与我平等讨论，坦诚切磋，他的批评指正常使我在汗颜中获益匪浅，而他的鼓励导引更使我在盎然的兴致中如虎添翼……”
周汝昌先生以《红学——沉滞中之大突破》为题，对刘心武先生的红学研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前几年，忽有作家刘心武先生对秦氏之死提出了他自己的新见解。……
去年，刘心武先生从清初人王渔洋的记载中见到康熙太子胤礽的对联，感到风格与《红楼梦》中联语有其近似处。在他的启示下，我立刻想到‘荣禧堂’御笔大匾之下，一副对联从联文到署名，可断为即系胤礽的艺术造影。大匾是皇帝御笔，字是‘赤金’，而联字则是“凿银”，正点醒这是皇帝和太子的规格。……
于是，刘心武先生之说得到了新的支持点。他进而推断：可卿（原型）是胤礽家之女，因势败变名隐匿于曹家（即贾家）。
我亦大悟：曹家之遭祸，全由胤礽及其长子弘皙与雍、乾两朝的政争而受到了株连。……
……二百多年的红学，直到今时今日，这才有了一个新‘启’点，也是新‘起’点。此点若继续深入研考，就会成为久已沉滞、久乏光彩的红学上的一个极有价值的重大突破。”
刘心武对周汝昌学术造诣的崇拜之情，周汝昌先生对刘心武学术探佚的评价之高，都源于对《红楼梦》研究的学术观点相同，探佚方法相近。都是为了还原《红楼梦》的曹家本事，追寻《红楼梦》的原本真貌。
一、刘心武对周汝昌考证观点的进一步发挥
刘心武的《红楼梦》讲座和著作谈到的关于曹家本事与清代史实的主要观点，都出自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的考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发挥，例如曹雪芹的生年、曹家中兴说、弘皙逆案，并以这些观点作为“历史依据”，想象、推理，进而建构“秦可卿故事新编”。现将周汝昌的学术观点与刘心武的解说对照，不辩自明。
1关于“曹家中兴”说
曹家在乾隆朝“中兴”说，最早出自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这是周汝昌学术体系中的核心观点，因为他红学考证的重点，是曹雪芹的家世和作者的生平事迹。关涉到了曹雪芹的生年，曹雪芹少年生活经历的繁华是否在北京，大观园的原型是否也在北京等一系列的问题，也是红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刘梦溪先生说：“总的看，考证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周汝昌颇多真知灼见，于版本、于脂批、于文物，虽不乏创见，但主观臆断成分经常混杂其间，减弱了立论的说服力。”
余曾谓以乾隆嗣位为枢纽，曹家一脱前此之罪累，又得数年“中兴”。有人颇不以为然，谓曹氏“中兴”说出余“制造”。观本年事实，罪状既得赦免，亏项亦在宽逋。曹家为内务府员，例得起用。其亲戚又皆煊赫一时。此而不曰“中兴”，不知如何始为“中兴”？史迹载在档书，以“制造”相责难者，其更考焉，或别有反证，未可知也。
一七三六年乾隆元年丙辰
曹罟倌谖窀蓖饫伞２苎┣凼辍?
一七三七乾隆二年丁巳
曹雪芹十四岁
傅鼐先是为内务府总管，至二月，授满洲正蓝旗都统。
一七三八年乾隆三年戌午
曹雪芹十五岁
正月，傅鼐以误举参领明山事得罪，革职；寻入狱；病卒于家。
一七三九年乾隆四年已未
曹雪芹十六岁，家重遭钜变。
周汝昌关于“曹家中兴”说，还在他的其他著作中也作了同样的表述，如《曹雪芹小传》“百足之虫”这一章：
雍正做皇帝做到第十三个年头的八月间，忽然“驾崩”（传说是被死仇的后人暗杀了），他的第四子弘历继位，是为乾隆帝。这个新皇帝上来后，又给曹家带来了新的命运。
……
新皇帝即位，照例要有“覃恩”，普遍的封赏和赦宥，示庆贺，买人心。因此在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三日，曹雪芹的高祖曹振彦（曹世选之子）得诰封为资政大夫（二品的虚衔等级），原配欧阳氏、继配袁氏得封为夫人。由于这份诰命，我们得知曹雪芹的一位叔祖曹宜尚在，官职是护军参领兼佐领、加一级（是正白旗包衣第四参领兼第二旗鼓佐领）。“覃恩”诰封虽然只是一种官样刻板文章，但是也说明了此时曹家早已解除了政治犯的罪名，家里还有作参领（从三品）的家长或族长，祖宗里面除了曹玺本来是一品尚书的封诰外，又有了二品的高级封诰。曹雪芹的父亲曹睿耸彼坪跻惨炎髁四谖窀脑蓖饫伞！?
刘心武对周汝昌的承继与发扬(2)
所有这一切，都给我们提供了线索，使我们看得出，曹家的败落并不是从雍正六年就直线发展下来的，他家在新皇帝嗣位的政局下又曾稍稍“中兴”，至少达到了恢复“小康”局面的地位。那时曹雪芹大约正是十三岁左右。
对于周汝昌先生提出的“曹家中兴”说，刘心武先生几乎合盘采用，并用更通俗的语言加以表述：
一般人都知道康、雍两朝交替后，曹家很快败落，抄家被逮，戴罪还京，曹畋患虾牛钍系壬偈沂糁坏盟馐锌谝唬保芳浒胄≡壕幼。腿嗽蛑皇Ｈ裕苎┣塾啄晔贝呛芮罹降摹５话闳擞趾苌僦溃接赫┺啊⑶〖涛缓螅禄实凼敌小扒浊啄雷濉钡恼撸雀接赫适夜侨庀嗖辛粝碌纳丝冢侄栽谟赫娜Χ氛斜磺Ａ墓僭贝蠖加枰钥砻猓茴的罪名以及亏空欠款也就在这样的政策下都一风吹了，并重被内务府叙用，而那时曹雪芹的姑母的儿子也就是他的表哥平郡王福彭，甚得乾隆优宠，居高官，住华府，有权有势，因此已到少年时期的曹雪芹，很过了几年舒适自在的生活，并有机会到比自家更优裕的王府中观察体验，也就是说，并不是像有的人估计的那样，似乎曹雪芹从幼年起就一直与富贵人家公子生活无涉了。
“曹家中兴说”并不仅仅是一个论点的提出，周汝昌先生学术考证带有体系的特点。也就是说“曹家中兴说”并不是孤立的，它与曹雪芹的生年、弘皙逆案、二次抄家这些考证都是相连的。因为周汝昌先生主张“甲辰说”，即曹雪芹生于雍正二年，以此推理，那么乾隆元年他十三岁。曹家中兴，他才能历练繁华；曹家遭故，他才能历经苦难。这大喜大悲、大荣大枯、大起大落的巨大落差，才使曹雪芹面对社会与家庭、时代与人生、礼教与人性这些重大的命题。也许这正是周汝昌先生用零碎的史料，钩沉出几个历史事件的心理动机。考证与想象在周先生的思维中齐头并进，互相激发，以达到自圆其说的目的。“曹家中兴说”因为缺乏史证，在学术界不为大多数学者认可，刘心武先生将周先生这一学术观点故事化，用文学的想像去弥合学术上难以自圆其说的一面。
2曹雪芹的生年
曹雪芹的生年，学术界主要有两种看法：一是“乙未”说，公元1715年，即康熙五十四年；一是周汝昌先生主张的“甲辰”说，公元1724年，即雍正二年。那么这两种说法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呢？按照“乙未”说，曹雪芹在雍正六年曹家被抄离开南京时，已是十三岁的少年了。“秦淮旧梦”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他创作《红楼梦》时，是以江南的曹家为素材的来源。按“甲辰”说，曹雪芹生于雍正二年，抄家时他只有四岁，不可能在他心中留下当年繁华的印记。只有在乾隆朝曹家二次中兴，他才能赶上好时光，或到亲戚家平郡王府亲历繁华盛事。因此他创造《红楼梦》的那个贾府，便是以北京的曹家为依托。周汝昌先生坚持“自传”说，把曹雪芹生年和书中的贾宝玉生年相比照，假如曹雪芹生于雍正二年，那么乾隆元年他正好十三岁，而且是生活在北京。这是贯穿周汝昌先生整个《红楼梦》考证中的一个时间坐标。下面看一下他的论述：
至次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原来这日未时交芒种节。是日黛玉“泣残红”——凤仙、石榴等各色落花。
按殿版万年书，乾隆元年丙辰：“四月小，二十六日庚寅，亥初一刻四分芒种”普通遇节气，无人细记时刻，只记日期，“未时”云者，殆雪芹随手拈来补足之语。
几十年以后周汝昌先生依旧坚持此说，在《红楼小讲》说：“至于宝玉为什么单单生在四月二十六芒种节？这就牵涉着历史事实了：原来那日那时，正是雪芹的生日。”并用注的方式讲述他对此的发现和考证：
我用历法细推时，发现了一个极大的奥秘：自从雍正二年雪芹生辰的闰四月二十六日往后看，次年正四月二十六日为芒种日（已见正文所叙）。此后，再无四月二十六与芒种相叠合的巧例，——直到乾隆元年，这个重要年头的四月二十六日，恰好又巧值与芒种节交会！因此在雪芹来说，乾隆元年的四月二十六芒种节是他自己的一个特大纪念日（中经家世巨变）！我在四十年前推断第二十七回所写，乃是乾隆元年的事，也是有人嘲笑过的；但使嘲笑者惊讶的是，我的推断到今日却获得了确证！
刘心武在讲到这个问题时，直接点明“周先生关于曹雪芹年龄和生日的推算，您可以去读他的著作，我这儿借用他的学术成果”。并做了详细的解说：
什么日子呢？就是四月二十六日。作者就很明确告诉你，这一年的四月二十六日是芒种节。我们都知道，每年的二十四节气，并不都在同一天里交那个节气，有的年还会是闰年，同一个节气，相近的各年日期会差很多天。二十四节气有一个芒种，曹雪芹就在书里告诉你，他所写的这一年就是四月二十六日交芒种。那么你去查《万年历》，乾隆元年就是四月二十六日交芒种。这不是巧合。再加上有的红学家，比如像周汝昌先生他就考证出来，实际上四月二十六日就是曹雪芹的生日！作者之所以这么郑重地来写这一年的故事，就是因为那一年他十三岁了，关于那段时间他的记忆是最完整的，而且这一年生活是最美好的，所以他铆足了劲来写这一年的故事。《红楼梦》里多次明写暗表，贾宝玉在那些情节中，是十三岁。例如第二十三回，写贾宝玉住进了大观园怡红院，就写了几首诗，抒发他四季里快乐闲适的生活。在叙述文字里，曹雪芹就这样写道：“因这几首诗，当时有一等势利人，见是荣国府十二三岁的公子作的，抄录出来各处称颂……”又如第二十五回，写贾宝玉和王熙凤被魇后奄奄一息，一僧一道忽然出现，来解救他，癞头和尚把通灵宝玉擎在手上，长叹一声道：“青埂峰一别，展眼已过十三载矣！”都是表明书里的这位主人公落生十三年了。
刘心武对周汝昌的承继与发扬(3)
3弘皙逆案
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梦新证》对弘皙逆案作了详细的汇录，大都是乾隆对人的评论，未有“逆案”的经过。史书未有明确的记载，他说：“虽然由于文献缺乏，我们对曹家再次惨遭彻底毁败的直接的、确切的案由一时无法列举，因而不能不用间接而曲折迂回的办法来窥测，但曹家最后一次的巨变显然是和这类案子里的下层人物、边沿关系有了株连，其他原因，是否还有，尚待深入研讨。”
关于“弘皙逆案”，周汝昌先生在《曹雪芹小传》“再遭巨变”中作了描述：
曹雪芹在“小康”复苏的家庭中的生活，并没有维持多久，就告了结束。曹家又经历了另一场变故。由曹雪芹后来的处境来看，这场变故似乎更突然，更巨大，使他家破败得更彻底。
……到乾隆四年，以弘皙为首的“逆谋”案件便发作了。
现在所能知道的情况是：四年十月，宗人府议奏“庄亲王允禄（雍正之弟，乾隆之叔）与弘皙、弘昇、弘昌、弘皎等结党营私，往来诡秘”，请将庄亲王允禄及弘皙、弘昇俱革去王爵、永远圈禁，馀人亦都革爵。
……
曹雪芹家，从雍正末年，经过乾隆改元一段时间，大约维持了为期五年左右的小康局面，到此遂再次、也是最后的宣告彻底败落。
刘心武先生在《红楼望月》“月色凄迷”和《刘心武揭秘〈红楼梦〉》“日月双悬之谜”和“秦可卿原型大揭秘”都谈到了“弘皙逆案”，至此，这段未有明确的史书记载的事情，被他当作一个历史事件来讲述：
……
胤礽在王位继承中落败后，康熙另外的儿子们展开角逐，最后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雍正得到了宝座，胤礽死在雍正二年，他死后，他的儿子弘皙被以理亲王的身份移出宫去，安排在现昌平区的郑家庄居住。雍正原以为弘皙不过是“死老虎”的弱后代，集中精力去对付其他政敌，谁知曾被康熙喜爱的弘皙却以“嫡王孙”自居，在雍正暴薨、乾隆继位后，竟图谋政变，他在郑家庄另立内务府，一些被雍正厚待过的王爷及其与弘皙平辈的皇族，集结在他周围，在乾隆四年，他们举事，险些成功，不过最后仍被乾隆破获扑灭，也就是在“弘皙逆案”中，曹家才受牵连而彻底覆灭，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在我这极其简要的概述中，你是不是已经憬悟：曹雪芹写《红楼梦》，那素材里隐藏着一个太子胤礽，以及他的儿子弘皙？所以书里借秦可卿嘴说“三春去后诸芳尽”（曹家虽在雍正六年被抄家治罪，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乾隆一上台就实行的怀柔政策使曹家一度回黄转绿，但在乾隆元年到三年这三个好年头过去后，在第四年的“逆案”里，生活里的曹家和书中的贾家，就家破人亡各奔腾了！）。
按说胤礽在雍正二年囚死后，曹家作为“太子党”无论主观上还是客观上，就都“没戏”了，乾隆既已登位，成为“新日”，哪里还有什么“旧月”，但历史上的情势却是，“太子党”不仅没有覆灭，反而更活跃起来，他们聚集在胤礽儿子弘皙麾下，积蓄力量，频繁计议，寻求时机，以求一逞。……在乾隆二三年时已公然营造出了“双悬日月照乾坤”这一紧张局面，“三春去后”，到乾隆四年，他们想趁乾隆出猎时行刺政变，乾隆不动声色，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粉碎了他们的阴谋，此即“弘皙逆案”，牵连到许多官员，曹家也就彻底毁灭在此一“逆案”中。
心武的考证和探佚其实更有诱惑力
刘心武先生从周汝昌那里接受的学术观点自不必多说了，但和周汝昌考证和探佚相比，有哪些新的发展和新的特征，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刘心武把自己的研究归纳为“秦学”，并从理论上划分出四个层次，最后落脚点还是探寻曹雪芹原来的构思，恢复《红楼梦》原来的面貌。这与周汝昌先生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效。半个世纪前，周汝昌先生与其兄周祜昌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石头记会真》的对勘工作，疏理考证、筛洗粗陋，终于出版了这部浩繁的书籍，其目的就是为了恢复曹雪芹《红楼梦》的真文本意。但刘心武先生不同于周汝昌先生的是，他有自己的特点。
第一，真正使探佚走向了文学化、故事化
刘心武先生是一位作家，他的红学探佚具有其他人不可比拟的优势，就是文学化、故事化。探佚并不是像一般人的理解，只是对《红楼梦》具体的情节和人物作一些索隐和考证，而是有更高的追求。还是让我们先看一看从事探佚学研究的梁归智的解说：“因为探佚的具体操作固然是‘显示原著中情节和人物命运的基本轮廓和脉络’，但这种‘显示’并不是探佚的最终目的，它的终极目的是通过情节和人物命运的探讨以‘显示原著整体精神面貌的基本轮廓和脉络’，这也就是‘悲剧性质、价值观念’等‘形而上’层面的‘清醒的认识’。
红学界的一个大问题是大多数研究者缺少艺术感悟力和深邃的思考力，因而不能进入《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殿堂，不能与曹雪芹的心灵作深层的对谈，也就是不‘解其中味’。”
梁归智先生所说的“大多数研究者缺少艺术感悟力和深邃的思考力”，在刘心武先生那里不但不缺少，反而是优长。刘心武自己也这样认识到这一点，他说：“我有我的优势，我会写小说，我把我的研究成果以探佚小说形式发表。”刘心武就是根据脂砚斋残言断语的简单而又模糊的提示或点拨，生发出了“秦可卿故事新编”。这是他比其他搞探佚学的人更能赢得普通读者或观众欢迎的重要原因。
刘心武对周汝昌的承继与发扬(4)
第二，刘心武的解说通俗化
目前有关红学的著作没有比刘心武的解说更通俗的了。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古代通俗小说传播的一个原因是：话语通俗方传远。周汝昌的文章有“掉书袋”之嫌，本来能够说明白的话，有时还要添上一两个一般人都不认识的字眼，如强调荣禧堂那副对联隐语的意义：用一个“隐语”就说能清楚，再重复一个“廋词”，还是隐语的意思，多一个生僻的字眼，有何用呢？刘心武的文章当然和电视讲座有关，但也可以看出他十分重视通俗的解说。脂砚斋对宝玉的考语是“情不情”，刘心武先生在这里马上解释：“第一个‘情’是动词，第二个‘情’是名词，她说黛玉的考语是‘情情’，第一个字是动词，第二个字是名词，黛玉是把她的感情只献给她爱的那个人……”整部书都有这样通俗的解说，是他赢得了广大观众和读者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他使用“原型说”来解释他的索隐和探佚，更具有诱惑力
“索隐”这样的字眼，在红学史上多少有点贬意，而“原型说”是中外文化理论交流中引进的一个理论词语。它是文学从原型语义学借用过来的，语义范畴有家族相似性的特征。所谓语义范畴的原型性，就是一个由原型程度不一的成员组成的范畴，原型程度高的成员构成该范畴的中心，代表了该范畴的原型特征，而那些原型程度低的成员就构成了该范畴的边缘。不难看出，语义范畴的大部分变化都是通过引申机制，如隐喻、转喻、联想等方式从原型发展而成的。文学形象的形成也如同语义范畴的家族相似性一样，也是从原型发展而来。当然，刘心武先生使用这一词有理解不当的地方。因为这个问题很复杂，我们放到下一章专门解释。
原型”与“虚构”的对话(1)
刘心武先生研究《红楼梦》十几年了，他很坦诚地告诉大家他的学术研究方法：
我的研究，属于探佚学的范畴，方法基本是原型研究。
他没有对此问题细说下去，但讲述或行文，常常提到“原型”这个词。
外国文学关于原型批评，是从神话、故事等作品中，寻求文化的薄层下，个人行为和社会行为的恒久模式以及社会和自然的某些规律。所谓“原型”，是一种不断重复出现的结构模型。在任何民族的文化传统里，都可以找到若干“定型的套式”存在。在神话研究中被称为“母题”；在人类心理学中，被称之为“原始思维”。该民族的文化原型就寄寓在这些定了型的母题或原始思维之中。显然，刘心武先生讲的不是这些，而是他的一种研究方法。因而首要的问题，先弄明白他到底对“原型”是如何理解的，才能展开关于“原型”的对话。
刘心武关于“原型”的表述：
我自己也写小说，虽然我是一个远不能跟这些大师相比的写小说的人，但是我写小说，我也读小说。我就知道小说有不同的类别，其中有一种带有自叙性、自传性，就是小说的人物是有生活原型的；当然要虚构，当然要想像，但是都是从已经存在的活泼泼的生命基础之上去发展，去想像，去架构这个人物关系，去铺展情节。
这段话既是刘心武先生的创作体会，也是对“原型”的认识。这段话涉及到了几个理论要点：
其一，“自叙性、自传性”小说的“人物是有生活原型的”。他列举了《红楼梦》一些人物，如贾宝玉的原型是曹雪芹、秦可卿的原型是胤礽之女弘皙之妹、北静王的原型是允禧与永瑢、贾代善的原型是曹寅、贾母的原型是李煦之妹。我们知道：“自叙性、自传性”小说都有传主，即主要人物。而像贾代善只是冷子兴演说荣国府，讲到贾府五代人的谱系时才提到的，从来也没有出现。曹寅是历史人物，当他们被看成小说人物的“生活原型”时，是指“自叙性、自传性”小说的性质，实有其人，还是指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原始素材，都涉及到一个问题：《红楼梦》的“自叙性、自传性”与“生活原型”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这应当是对话的前提。先弄明白我们讨论的范畴。过去有的批评者往往操小说典型的理论，去批评“自传性”的说法，各说各的理，批评者针对性不强，显得苍白无力，被批评者根本不买帐。
其二，“原型”与“虚构”、“想象”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刘心武先生将“生活原型”分为原型人物、原型细节、原型事件，被融入小说之后，各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他举过一个“曲柄七凤黄金伞”的例子，是一个原型细节。用来说明康熙和雍正朝的仪仗使用的伞都是直柄的，只有到了乾隆朝才是曲柄的。他从这种真实的原型细节，证明《红楼梦》第十八回以后是写的乾隆年间的事情，从这来看，在原型人物、原型细节、原型事件被融入小说之中的形态是不同的。原型人物、原型事件与“虚构”、“想象”之间存在着关系，原型细节不存在着“虚构”、“想象”，是真实可考的。因而，区分“生活原型”的类别，是研究它们在小说中的形态的重要因素，也是我们认识文学作品艺术真实如何反映历史真实的前提之一。
其三，生活原型的“虚构”、“想象”要“从已经存在的活泼泼的生命基础之上去发展，去想象，去架构这个人物关系，去铺展情节”，这句话非常重要。它显示出一个作家的创作经验，写生命，写个性是文学的根本所在。于是他在不经意中又提出了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理性课题：原型材料是没有生命的生活实录，而赋予“生活原型”“生命基础”是什么？
刘心武讲这段话的时候，也许并不像我们作深入的思考，当然也不可能要求他这样。但正是他，从一个作家的视角触及到了学术界长期没有搞清楚的问题，也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三点。批评者与被批评者之间都沿着一条传统的思维模式，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么就很难进入到一个理论的层面，从学术思维、学术方法上深入探寻尚待开垦的理论荒原。灯不拨不明，理不辨不清。对话的目的是提升我们的理性认识，去辨识那些复杂的文学现象，让红学健康地发展。“刘心武现象”给学术界带来的冲击是多层次的，其中之一便是研究方法。回顾百年红学的风云，虽不能尽收眼底，但有两次方法论的巨变，是有目共睹的。一次是胡适与蔡元培的红学论争。胡适用科学的实证方法考定了曹雪芹及其家世，发现了甲戌本《红楼梦》，并批判和廓清了索隐派的“猜笨谜”。因此，刘梦溪先生公允而深刻地指出：
历史上创立新学派的人，主要意义是推出新的研究方法，建立不同于以往的研究规范，为一门学科的发展打开局面，而不在于解决了多少该学科内部的具体问题。
一次是1954年李希凡、蓝翎“两个小人物”引发的红楼梦大讨论。尽管它的学术层面被政治运动的烟尘遮盖了，出现不该发生的悲剧，给后世留下了伤痛和遗憾，但对整个意识形态所产生的震撼之威，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的普及。
研究方法的重要已被学术发展史所证实，每一次学术的大发展都是先从方法论上打开缺口。
原型”与“虚构”的对话(2)
于原型与虚构之间的关系
原型素材在《红楼梦》艺术创造中，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原型”与“虚构”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冯其庸先生说：“曹雪芹的《红楼梦》主要取材于他自己的封建官僚大家庭和他自己的经历，他是以他身经的时代、家庭和个人的生活遭遇作为他的小说主要生活依据的，无论是小说情节的典型化，时代环境的典型化，封建贵族家庭的典型化以及小说人物的典型化，都在不同程度上，与他的家庭和生活经历有关。”这个孕育和成型的过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创造过程。不仅决定于原型素材的来源，在塑造的文学形象中占有多大的比重，而更重要的是决定于结构方式。当这些原始素材进入曹雪芹概括、想象等一系列思维过程的熔铸和营造时，便受到他的情感、心理机制等主观意象的制约，导致人物形象创构的不同形态，成功的标准就是性格化。因此，人物性格也可以看作是诸多个性意象的聚合和整体化，此时已无法分辨其原型素材来源是实有还是虚构，否则便是割裂人物的整体性格。另一方面，人物性格与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和生活情境，又构成了同步关系，组成一个以某些主要人物为主体的各个阶层人物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形象体系，也就是小说叙事结构形态。这两个方面构成了小说创造的全过程，其中无论在哪一个阶段，都无不存在着“原型”与“虚构”之间的关系的建构。
论述“原型”与“虚构”之间的关系，应该从选材、提炼、叙述的不同角度去分析。选材角度存在于主体（曹雪芹）与客体(原型素材)的关系中，曹雪芹面对社会生活，总要选择某一个领域作为表现对象，并在这个领域中考虑从哪一个角度去选材，其中无不渗透着创作主体的认识因素和情感因素。而实际上人的认识又总受到历史、社会和审美的制约，不可能纯客观地反映社会生活，因而，不可避免地介入主观色彩。
叙述角度是曹雪芹处理和表达《红楼梦》故事情节的一种方式，也存在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中，曹雪芹可以能动地改变现实时空形式，增大审美时空容量和自由度，这也是“虚构”的表现。
《红楼梦》全书一百二十回是曹雪芹人生体验的凝聚、虚构、升华而成的一个整体叙事结构，是巨大的思想内容贯注其间、人物性格气脉和神韵统一的生命体，尽管她的身上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斑点，但都不能因此而否定她自身的完整性。
《红楼梦》以百年望族贾府的兴衰为历史背景，展开了具体故事的叙述，从外部来说，以贾府为中心，写四大家族的“联络有亲，荣损与共”，并与四王八公的世代交往，结成了上流社会的关系网。从内部来说，贾府有两个支脉：宁国府和荣国府，主子就有二三十个人物，围绕他们且受他们驱使从上到下就有二三百个奴仆。上上下下，里里外外，事无巨细，盘根错节。而又不能像历史著作那样年年岁岁铺排开来，因而故事的重心放到了贾府百年的后期，即贾府嫡孙宝玉少年到出家这十几年里。因此说，读懂《红楼梦》，先要搞清作者是通过什么样的叙事方法把这个故事讲给我们的。
《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分为两个叙事形态：一是前五回作为《红楼梦》故事的蓝图，介绍《红楼梦》的主要人物和他们生活的典型环境，给读者一个初步的印象，也就是身临其境，感受贾府；另一个是第六至第一百二十回为《红楼梦》故事的生命历程。这是《红楼梦》叙事的主体，是一座璀灿夺目的艺术大厦，展示出活脱脱的群体人物形象的生命轨迹，包容着巨大的思想内涵。
前五回与第六回以后所展开的叙事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前五回亮相的人物及他们的性格命运，与第六回以后所展开的艺术生命形态流贯的叙事，形成了互动互补、显隐相彰的动态性叙事形态。前五回宝玉亮相时八岁、黛玉进贾府时七岁，薛宝钗随母进入贾府时九岁，凤姐这时也就是十七八岁，但曹雪芹采用画龙点睛式的笔法刻画了他们性格的核心因素，为张扬他们性格的能量留下了铺张的空间，都将在第六回以后的叙事结构中显示其性格的丰富性，并在贾府衰败这一定势中开拓着他们自身的生命历程。无论是贾府的老爷少爷、奶奶太太，还是以金陵十二钗为代表的群体青年女子，都被封建的伦理和宗法的网络捆绑在一起，在温情脉脉的面纱下，有的掩饰着内心的淫邪、贪婪、嫉妒和仇恨；有的压抑着青春生命的活力、气血、情感和欲望，总之是互相冲撞、彼此张扬、互为影响地拉扯着……让读者仿佛走进诗意栖居之地，从而获得精神享受的世界。
因此，我们可以说：原型材料只不过是红学家搜求考证一些素材而已，而不能视作《红楼梦》人物的原型，事件的原型，因为靠这些原型材料在《红楼梦》生命形态中找不到“家庭特征”，更看不到曹雪芹点铁成金的创作过程。《红楼梦》与其他长篇小说相比，曹雪芹家族流传于世的原型材料相对较多，从而大大地开拓了“曹学”研究的领域，但这并不能改变《红楼梦》“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的基本叙事特征。“自叙性、自传性”的研究，主要失误表现在：一，混淆文学与历史之间的界限。二，在考证曹家本事和作品评价上本末倒置，以考证代替对作品的历史分析和美学分析。
原型”与“虚构”的对话(3)
二、“生活原型”其实是没有生命的生活实录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知所谓的“生活原型”是没有生命的生活实录。除此而外，整部《红楼梦》找不到一个“人物原型”、“事件原型”。首先，《红楼梦》将曹家家世与封建上流社会相融合，以个别显示一般。贾家虽然有曹家家世的投影，但更重要的是概括了封建上流社会许许多多类似贾家的共同特征，从而预示了整个封建社会末世的衰败。其次，曹雪芹将个人的情感与同时代的许多青年的追求和欲望相融合，写出了千千万万青年共同的苦恼与不幸，从而展示了人性向新的层面发展的趋势。再次，曹雪芹在回忆往事时，超越了家族和自我，从世道演变和人性本身，对自我评价，对流失岁月、秦淮旧梦进行思考，并坦诚地表明了自己的困惑和无奈。
而刘心武先生在谈“生活原型”的“虚构”、“想象”时说：“当然要虚构，当然要想像，但是都是从已经存在的活泼泼的生命基础之上去发展，去想像，去架构这个人物关系，去铺展情节。”倒值得我们认真的深思，它揭开了“生活原型”没有生命的生活实录，是如何获取血肉，获得生命的。我们对曹雪芹的创作，实在是知道的太少了，尽管红学家穷年累月地精心考证原型素材，再加上“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展开丰富的联想，但是我们还是难以据实素描似地勾勒曹雪芹的风貌。不过，正因为他写出了一部伟大的《红楼梦》，曹雪芹才成为伟大的人物，从而具有了研究的价值。我们虽然不能详知具体的过程，但清楚一点，曹雪芹是以巨大的情感力量创造这部伟大著作的。
苦难，对于一个有思想的人来说，是一种精神财富。它涵养了人的气质，提升了精神境界，塑造了人的风骨。否则，无论其身世遭际如何，都不可能成为伟大的人物。曹雪芹与敦诚、敦敏和张宜泉，彼此唱和，留诗数首。从这珍贵的文字里，了解到他豪放不羁、才华横溢、高谈雄辩的风貌；了解到他叠遭大故、感愤时事、倾注笔端的创作情况；了解到他晚年生活困顿，流落京郊的生活概貌。除却曹家史料和脂评提供的若干信息而外，敦敏、敦诚等人的诗中关于曹雪芹的行状就是最有价值的了。凝缩的诗句，使我们感悟到了一种追求独立人格的精神，一种在人生的无奈中寻找个性至上的精神。
人不能有傲气，但不能没有傲骨。曹雪芹不阿权贵、不随流俗、超尘脱俗，几乎他的朋友都把他比作“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司业青钱留客醉，步兵白眼向人斜。”(敦诚《赠曹雪芹》)阮籍是一个愤世疾俗的人，狂放不羁，脱略形骸，背叛礼教，曹雪芹引阮籍为同调，遗恨不能生于同时，无奈在梦中以求之，自号“梦阮”。在煌煌一部文学史上，阮籍成了继往开来的一座里程碑，再现了屈原沉痛幽深的心，重弹了《离骚》飘逸浪漫的调。屈原悲怆地呼喊：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阮籍读懂了屈原，他悲沉地写道：
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
曹雪芹很理解屈原和阮籍的心，屈原太“痴”了，为人格，为国家，竟投江自尽了；阮籍不痴吗?然而，谁又能晓得，这痴必是性情中人；这痴必是郁结之心；这痴必是大志难遂。曹雪芹没有像屈原和阮籍那样的官位，那样的名士地位，面向天地，呼天抢地的宣称，而他只是一介寒士，生前默默无闻，但内心的痛苦更加深广，情调更加低沉，用如椽的巨笔写下了调侃而凝重的诗：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人生的无奈，在无奈中寻找，这是一种独立人格的追求，是一种自由思想的追求，是一种众人独醉我独醒的精神!这种精神，不是视富贵如浮云，而是拒绝与功名相掺合的庸俗。
他像阮籍一样，地地道道用青白眼观察社会。他用青眼，看到了被侮辱、被压迫的青年女子悲惨的命运和人生；他用白眼看到“须眉浊物”般的贵族上流男子的卑劣和无耻。《红楼梦》是曹雪芹用青白眼辨析后的活生生的社会写实。
他像阮籍一样，敢于公开表示好色，喜欢他所喜欢的女人，好色而不淫。曹雪芹用一生的心血描写贾宝玉是一位情痴，是一个意淫的典型，嘲笑用封建礼教包装的市俗世界。
他像阮籍一样，穷得家中别无长物，除了书就是酒。他读书，平复他受伤的心灵，开拓他驰骋的思路，挥洒他创作的灵感。他嗜酒如狂，在酒醉朦胧的意态中远离世俗的黑暗和不幸，在酒醉亢奋的激情中走进创作的天地，恰如敦敏所题：
醉余奋扫如椽笔，
写出胸中块垒时。
曹雪芹少年时代一下子从“钟鸣鼎食之家”跌落到“茅椽蓬牖，瓦灶绳床”的贫困境地，虽然受到巨大的打击，面对残酷的命运，他依然狂放不羁，抗争命运，不惧厄运，一股英气胆魄溢于言表。等到他晚年，体力渐渐不支，贫困对他的精神和生活的压迫，日见加著。敦诚说他“举家食粥酒常赊”；敦敏说他“卖画钱来付酒家”。人生只有在最艰难的境遇下，才能体会人格的伟大。曹雪芹的人格伟岸虽不减当年，但更多的是借酒浇愁，敦诚以诗劝慰：
劝君莫弹食客铗，
原型”与“虚构”的对话(4)
劝君莫叩富儿门。
残杯冷炙有德色，
不如著书黄叶村。
曹雪芹在朋友的鼓励下，愤发著书。他创作《红楼梦》的过程，我们几乎无所知之，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其心理动机的揣想。古今中外的作家们，其创作心态虽多种多样，但大抵离不开“发愤”二字。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段话道出了这些卓越人才的创作心理机制，一般都是从大得大失、大欢大悲、大起大落的生命体验中经历过，“意有郁结”而后产生巨大的悲愤的情感力量。它不再为个人的悲愤的处境而呼天喊地，而是指向了冥冥的上天、苍茫的大地，进行无穷的拷问；将自己溶于历史长河之中，思索兴荣衰败的答案；追问人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愈是拷问的执著，愈是思索的深刻，愈是趋向哲思，也就愈是远离芸芸众生，愈是不为世俗所理解。
这是天才的痛苦!天才的孤独!也是伟大的痛苦!伟大的孤独!
曹雪芹内心激荡的情感被岁月不断冲洗后，趋于淡泊。平静背后孕藏着巨大力量。身处末世，半生潦倒，一事无成，他只好立言，以“假语村言”，为“闺阁昭传”。出于这样一种创作动机，年年岁岁守着“蓬牖茅椽，绳床瓦灶”；日日月月伴着“晨风夕月，阶柳庭花”，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就是为了给自己一个完整的梦，给世人一个清醒的梦，给后世一个理想的梦。在他的心中，不仅仅是八旗才子的“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风月忆繁华”，而是透过悲凉之雾看到美丽可爱的女儿世界，激发了他“写出胸中块垒时”，“直追昌谷破篱樊”!他用生命在拼搏，同时向中国文学的顶峰冲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