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您个人从创作走向研究，和其他研究出身的人相比，在研究上有什么不同？
刘：上面讲了，我仍在创作，只是目前我的小说远没有在CCTV-10讲《红楼梦》那么引人注意。我的红学研究当然凸显着我的个性。
图书市场上各类“红楼论著”尽管层出不穷，但是在刘心武先生的央视播讲《红楼梦》的比照下，已不可同日而语。即使他这位当代颇为令人瞩目的走红的小说家，在他引发的红楼热浪面前，也不得不承认近期发表的小说创作远不如他的《红楼梦》研究那么引人瞩目，这种文化现象说明受众群体的一种心理。受众心理一般来说，既有传承的心理积淀意识，又有现代化的诠释。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品，如唐诗、宋词、四大古典小说等已经深入到人们的集体无意识之中。之所以称为经典，原因就在于她本身具有极高的思想、文化和艺术价值，体现出了丰富的人的情感世界和语言艺术的精妙；无论对于哪一个时期，《红楼梦》都具有强烈的现代性。《红楼梦》崇高的文化品味在国人心目中是任何作品都无法比拟的。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和人们精神视野的提升，世俗品味就不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人们对一种更高的价值体系和精神信仰的渴求，也渐渐凸显出来。
“刘心武现象”正是借助《红楼梦》崇高的文化品味吸引了人们的眼球，明是《红楼梦》讲座，实为从《红楼梦》文本索隐、考证、探佚出一些碎片，把它重新编织成一个“秦可卿”的故事。或者说，它像黑洞一样吞噬着《红楼梦》一切可资利用的东西，《红楼梦》经典名著的价值在被悄悄地改变，崇高的文学品味在慢慢地变味。他以揭秘的形式，背离了《红楼梦》文本的基本内涵，从而误导了广大观众。这实质就触及到了一个要害问题：阅读导向。从受众群体的大多数来看，国内的西部比东部热，下层比上层热，其中有两大群体特别值得注意，一是青少年学生；二是退休人员，他们渴望了解《红楼梦》的知识，但又受地域学术信息的封闭，个人知识层次的局限，分不清刘心武先生讲的“秦学”与《红楼梦》文本的区别，只感到“秦可卿故事新编”新奇，有意思。有的人说：“讲的好啊，听得让人入迷，也算真正地理解了什么是名著了。”这就是说在这样的受众群体中，把刘心武先生的“秦学”当成了《红楼梦》文本的解读，引导他们以为《红楼梦》就是猜谜、揭秘，产生了误导的负面效应。刘心武先生无论怎样探佚，都是个人的事。即使到学术界去讲，那些学人自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也无关紧要。然而对于那些受众群体的大多数的青年学生和退休的人员来说，就等于把他们领上歧途。这才是问题的要害。
另外从出版和媒体来看，也有很大的炒作因素。在《刘心武揭秘〈红楼梦〉》这部书的封面加一个条幅，上面写到：“2005红迷追捧第一书”、“刘心武‘完全’揭秘红楼梦”；同样《红楼望月》封面也加一个条幅，上面写到：“《百家讲坛》超人气节目”、“《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全文字典藏版”。央视《百家讲坛》用“揭秘”二字冠名，迎合人们的猎奇、探秘的心理。总之，宣传炒作导向的错误倾向，给人一种印象，彷佛《红楼梦》是一部谜语大全，以此吸引读者，误导听众，满足他们的好奇心理，使人陷入一种怪圈，越揭秘越猜，越猜得邪乎越来精神。因为刘心武先生的“秦学”，本身就建立在永远解不开的谜底的基础上。
刘心武“红学”热热从何来(4)
从文化学的视野审视，大众文化，特别是流行文化与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根本区别，就是传统文化有一个历史积淀的过程，是经过许多代人的继承和创新，才逐渐形成的，而大众文化显著特征之一是消解了文化的层面，即它把传统中关于文化的高级与低级、经典与粗俗的定位作了否定，善于用一种插科打诨的态度轻轻松松地把某种权威、经典、神圣的东西置于被嘲笑被戏弄的地步，因而缺乏一种提升国人文化品味和文化素养的精神力量，也就是一种文化的引导机制。
传统文化特别是精英文化与知识阶层，尤其是与权威大家的传播和创造是不可分离的。他们长期把持着这一领域的话语权。一旦这些传统文化被调侃，被戏说，换句话说，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剥夺了学术机构和专家、学者秉有的话语权。大众文化对主流文化、传统文化地盘不仅挤占，而且还表现出“为民请命”的姿态。试想学术界的家有谁能像刘心武这位“平民红学”家那样风光，在中央电视台一连几十集讲《红楼梦》呢，又有谁能像刘心武这位“平民红学”家那样幸运，一连出版那么多研究《红楼梦》的著作呢，还有谁能像刘心武这位“平民红学”家那样大手笔，刮起了一股“平民红楼风”？当然，这其中也积淀着“名人效应”，刘心武先生是当代著名作家嘛！也许换个人讲，就不会如此之热了。
三、“平民红学”背后的个人学术情结
从个人学术情结来看，刘心武先生提出“平民红学”与他在研究《红楼梦》过程中产生的意识、心理和情感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刘心武先生研究“红学”是与他创作上倾向“平民文学”、“平民传记”的思维是一致的，何况作家与学者专家确实有不同的文化视野，总是带着洞悉生活，与时代对话的心态，把《红楼梦》研究的定位也贴近大众，以平等的心态、平和的方式来讲述。他同记者对话时，一而再、再而三地表达了这样一种意思：“我一直很希望能够打破机构和‘权威’的垄断，解除老百姓对红学高深莫测的观念，亲身去体会《红楼梦》，真正体现其民族瑰宝的价值。”这个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其具体的学术研究方法却走偏了。
十几年来刘心武先生沿着探佚学的思维模式研究《红楼梦》，开创“秦学”，几乎不为学术界多数的专家们所认可，甚至遭到批评。这主要是因为先天不足的探佚学在学术界本身就处于的尴尬的地位，况且近年来探佚学的研究完全滑进了索隐派的泥坑，只配学人侧目而视。这种在红学界受冷遇与创作界享有盛誉的巨大落差，造成他心理的不平衡，情感上的不服气。所以他在《红楼望月》序言中明确地指出：
我觉得红学研究目前遇到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还没有充分地“公众共享”，民间的红学票友，常被个别权威或专业人士轻视甚至蔑视，被嗤鼻为“外行”还算客气，有的竟被指斥为“红学妖孽”，试问，如果听任这样的学阀派头霸气口吻笼罩红学领域，红学研究还能有什么起色什么推进？
而他本人对探佚学的前进无路却并不以为然，“对于我的秦学研究，我有基本自信，因为，一、另辟蹊径；二、自成体系；三、自圆其说。”他的自信越发使得他对学术界从事《红楼梦》文献、文本、文化的专家和学者视为“垄断”，感到压抑，所以才喊出：“我觉得我为民间红学拱开了一道藩篱，为研究群体出了口闷气。”
刘心武先生可能受到某些“权威”的轻视，但也受到另外“权威”的重视。在研究和写作中一直与红学家周汝昌保持密切的学术交往，而且受到周汝昌先生的支持和奖掖。
刘心武先生同周先生交往颇多,大概学术观点倾向一致之故，不自觉的与周先生的情感同出一辙，讲了一些感情色彩过重的话语。他在《红楼望月》序言中替周老先生抒不平之气：“我很幸运，自从事‘秦学’研究以来，一直得到周汝昌先生的指点和鼓励，民间都公认周老是红学泰斗，成就斐然，并且不断出新，周老自己却坚称自己不是‘红学界’的，这个现象也颇耐人深思。”此话差矣，翻开国内外几部红学研究史，那一部不推崇周先生是考证派集大成者，岂止是“民间”？
几乎国内外对周汝昌先生的红学研究的学术成果已达成共识：考证派集大成者。至于周先生称自己不是“红学界”的，那只是个人意气的宣泄，中国红楼梦学会顾问名单赫然写着周汝昌；《红楼梦学刊》编委也赫然写着周汝昌，难道这还不算红学界的？学术界对新索隐派的批评，并不是针对他们本人，而是针对这种学术观点和学术方法。试想这种学术观点和学术方法在红学界就不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必然处于尴尬的局面。然而刘心武先生并没有认识到此路不通，相反却引发了受压的情绪，以“平民红学”作为对阵，又差矣！
综上所述，我们对刘心武现象作了概括而简要的剖析，既从宏观上，即文化现象的社会性，指出它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又点到了他个人的学术情结。但对一种文化现象的审视，这是远远不够的，还要从红学发展史、曹家历史本事，以及学术思维方式等各个视角去探析，才能发现在浮动的、琐碎的、狂热的现象的掩饰下，文化现象与社会趋动潜在的关联，深刻而合理地作出回答。
红学史上的“秦可卿之争”(1)
翻开红学史，关于秦可卿之争是由来已久的问题。但从来没有像刘心武先生把对秦可卿这一形象及相关问题的研究，视为红学的一个分支——“秦学”。关于秦可卿的研究能够成一门学问吗？带着这些疑问，去探寻刘心武先生研究“秦学”的路数和内涵。
刘心武先生在《刘心武揭秘〈红楼梦〉》“说在前头”作了表述：
从对秦可卿原型的研究入手，揭示《红楼梦》文本背后的清代康、雍、乾三朝的政治权力之争，并不是我的终极目的。我是把对秦可卿的研究当作一个突破口，好比打开一扇最能看清内部景象的窗户，迈过一道最能通向深处的门槛，掌握一把最能开启巨锁的钥匙，去进入《红楼梦》这座巍峨的宫殿，去欣赏里面的壮观景象，去领悟里面的无穷奥妙。
这段表述告诉我们：刘心武先生选择秦可卿这个人物形象作为“秦学”突破口，理由是：“《红楼梦》的‘文本’（或称‘本文’）。众所周知，现存的《红楼梦》前八十回里，秦可卿在第十三回里就死掉了，是‘金陵十二钗’里惟一一个在公认的曹雪芹亲撰文稿里‘有始有终’的人物；可是，又恰恰是这一‘钗’，在现存文本里面貌既鲜明又模糊，来历既有交代又令人疑窦丛生，性格既在行为中统一又与其出身严重不合，叙述其死因的文字更是自相矛盾、漏洞百出。亏得我们从脂砚斋批语里得知，形成这样的文本，是因为曹雪芹接受了脂砚斋的建议，出于非艺术的原因，删去了多达四五个双面的文字，隐去了秦可卿的真实死因，并可推断出，在未大段删除的文字中，亦有若干修改之处，并很可能还有因之不得不‘打补丁’的地方。因此，‘秦学’的第一个探佚层次，便是探究：未删改的那个《红楼梦》文本，究竟是怎样的？”
这里他涉及几个问题：（一）《红楼梦》文本中秦可卿形象是被“删改”过的；（二）“删改”过的文本隐去了秦可卿死因；（三）“秦学”探佚曹雪芹“未删改的那个《红楼梦》文本，究竟是怎样的？”这些问题看似简单，实际上要搞清楚，我们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起：第一，“秦可卿之死”的论争在“红学”发展史上是怎样揭开的？第二，半个世纪以来，学术界对“秦可卿死因”之争有哪些主要的论点？第三，刘心武先生的“秦学”是对《红楼梦》文本的秦可卿研究，还是“秦可卿故事新编”。这些问题的一一辨析，才能使我们对“秦学”的内涵有一个大致了解。
在回答上述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弄清一个理性的前提：从红学史上最早揭开“秦可卿之死”的论争，直到学术界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刘心武先生的“秦学”研究，表面看起来都是在《红楼梦》文本有关秦可卿的基础上的探佚，但二者之间有一个原则性的区别：不能离开文学研究。否则，便不是对《红楼梦》的研究，而是借着《红楼梦》文本，另外搞什么“秦可卿故事新编”。“秦学”的要害问题正在这里，离开了《红楼梦》文本，去探佚什么，去揭秘什么，从根本上取代了《红楼梦》的美学价值。
一、胡适、顾颉刚、俞平伯的学术通信，引发了关于“秦可卿之死”的考证
红学发展史上最早引发“秦可卿之死”的学术论争，是从胡适、顾颉刚、俞平伯这几位学者的讨论开始的，并由俞平伯写出了《秦可卿之死》的考证文章。
1“依册子看，可卿确是自缢，毫无疑义。”
2俞平伯认为：“第十三回说‘彼时合家皆知，无不纳罕，都有些疑心’。……‘纳罕’、‘疑心’皆是线索。”
3“写贾珍之哀毁逾恒，如丧考妣，又写贾珍备办丧礼之隆重奢华，皆是冷笔峭笔侧笔，非同他小说喜铺排热闹比也。”
4“秦氏死时，尤氏正犯胃痛旧症睡在床上，是一线索。似可卿未死之前或方死之后，贾珍与尤氏必有口角勃谿之事。且前数回写尤氏甚爱可卿，而此回可卿死后独无一笔写尤氏之悲伤，专描摹贾珍一人，则其间必有秘事焉，特故意隐而不发，使吾人纳闷耳。”
5秦氏死后，二婢一个触柱而亡，一个甘作义女，这说明此二婢与秦氏之死的关系，正是她们撞破了贾珍与秦氏的私通，秦氏才羞愤自缢。
1927年夏，胡适先生得到“甲戌本”，第一次发现了脂砚斋的批语，揭开了“秦可卿之死”这一章回的删改问题。如：“甲戌本”十三回回前总批残文：
〔……〕在封龙禁尉写乃褒中之贬，隐去天香楼一节，是不忍下笔也。
同回回末有朱批：
“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有凤姐贾家后事二件，嫡(岂)是安富尊荣坐享人能想得到处?其事虽未漏，其言其事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
又有朱笔眉批：
此回只十页，因删去天香楼一节，少却四、五页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