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日本半年后，到了这一年的十一月，《清议报》出至第一百期。为了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梁启超写了名为《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的纪念文章，并以特大号印行出版。没有想到的是，特大号问世不久，设在横滨元居留地百五十二番馆的报社突遭火灾，馆舍和一应设备全部焚毁。由于保险单没有写清经理人的姓名，保险公司拒付赔款，《清议报》只好停刊。在这篇文章中，他谈到“报馆之势力及其责任”，再次重申他对自由的向往：《清议报》之事业虽小，而报馆之事业则非小。英国前大臣波尔克，尝在下议院指报馆记事之席（各国议院议事时皆别设一席，以备各报馆之傍听记载）而叹曰：“此殆于贵族、教会、平民三大种族之外，而更为一绝大势力之第四种族也。”（英国议院以贵族、教徒、平民三阶级组织而成，盖英国全国民实不外此三大种族而已。）日本松本君平氏著《新闻学》一书，其颂报馆之功德也曰：“彼如豫言者，讴国民之运命；彼如裁判官，断国民之疑狱；彼如大立法家，制定律令；彼如大哲学家，教育国民；彼如大圣贤，弹劾国民之罪恶；彼如救世主，察国民之无告苦痛而与以救济之途。”谅哉言乎，近世泰西各国之文明，日进月迈，观已往数千年，殆如别辟一新天地。究其所以致此者何自乎？或曰是法国大革命之产儿也。而产此大革命者谁乎？或曰中世纪神权专制政体之反动力也。而唤起此反动力者谁乎？或曰新学新艺勃兴之结果也。而勃兴此新学新艺者谁乎？无他，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惟一切文明之母。而近世世界种种现象，皆其子孙也。而报馆者，实荟萃全国人之思想言论，或大或小，或精或粗，或庄或谐，或激或随，而一一介绍之于国民。故报馆者，能纳一切，能吐一切，能生一切，能灭一切，西谚云，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伟哉报馆之势力，重哉报馆之责任。（《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49页）
说到《清议报》的特色，他认为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曰倡民权。始终抱定此义，为独一无二之宗旨。虽说种种方法，开种种门径，百变而不离其宗。海可枯，石可烂，此义不普及于我国，吾党弗措也。二曰衍哲理。读东西诸硕学之书，务衍其学说以输入于中国，虽不敢自谓有所得，而得寸则贡寸焉，得尺则贡尺焉。《华严经》云：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为菩萨发心。以是为尽国民责任于万一而已。三曰明朝局。戊戌之政变，己亥之立嗣，庚子之纵团，其中阴谋毒手，病国殃民，本报发微阐幽，得其真相。指斥权奸，一无假借。四曰厉国耻。务使吾国民知我国在世界上之位置，知东西列强待我国之政策，鉴观既往，熟察现在，以图将来，内其国而外诸邦，一以天演学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公例，疾呼而棒喝之，以冀同胞之一悟。此四者，实惟我《清议报》之脉络之神髓。一言以蔽之曰，广民智振民气而已。（同上，54页）
从梁启超的这一番议论中我们不难体会到，他与康有为的思想分歧至此仍未得到解决，他固执地坚持自己的看法，对康的批评不以为然。甚至康有为明确反对的“自由书”这个专栏，他仍然自诩为“虽复东鳞西爪，不见全牛，然其愿力所集注，不做形质而在精神，以精锐之笔，说微妙之理，谈言微中，闻者足兴”（同上）。谭嗣同的《仁学》在《清议报》连载，由于其中有激烈反满和批判君权的文字，康有为几次干涉，要求撤稿，甚至下令撕毁报纸重印，但梁启超在这里仍对《仁学》称赞有加，他说：“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实禹域未有之书，抑众生无价之宝。”（同上）
《清议报》停刊不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正月，梁启超创办了在其办报生涯中最为重要也最风光的刊物《新民丛报》。这时距《清议报》停刊只有一个多月，梁启超邀了冯紫珊、黄为之、邓荫南、陈侣笙等开创这支生力军，受到读者的热情支持，“销场之旺，真不可思议”（《梁启超年谱长编》，272页），创刊号就印了四次，以后各期也常常补印。很快，发行量就突破五千份，最多发到一万四千份，除了日本，国内的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广西、四川、福建、山东、直隶、上海、天津等省市，国外的朝鲜、越南、暹罗、澳洲、美国、加拿大等地及当时的英属殖民地香港，都设有销售处。这段时间，由于编辑部内部人手很少，梁启超几乎是独自一人承担了《新民丛报》的编撰业务。当时，他每晚要去大同学校给学生们讲授中国历史，白天就在山下町《新民丛报》编辑部的三楼上写文章，每天大约要写五千余字。这是他一生中精力最旺盛，写文章最多，名声最大的一个时期。
他在《新民丛报》章程中讲到办刊宗旨，指出：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立论，以为智育之原本。（同上，272页）
由此言之，梁启超此时的思想，与办《清议报》时是一脉相承的，他的《新民说》显然是对《中国积弱溯源论》的进一步发挥，其规模自然更加宏大，非《清议报》时所能比。这一年，他作了大约几十篇文章，有的甚至就是专著，除了《新民说》是几十万字的巨著外，还有像《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国改革财政私案》、《新史学》、《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匈加利爱国者噶苏士（科苏特）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罗兰夫人传》、《斯巴达小志》、《雅典小史》等著作，篇幅也很长。此外，他还写了一大批更有战斗性的文章，比如《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释革》、《论宗教家与哲学家之长短得失》、《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论政府与人民之权限》、《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敬告留学生诸君》、《敬告当道者》、《敬告我同业诸君》、《答飞生》、《答和事人》等，鲜明地表明了他的政治态度。其中《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一文，再次与康有为发生了冲突。
放弃保教
对康梁来说，保教不是新的问题。至少在万木草堂时期，康有为就有了创立孔教的夙愿，并以教主自居。戊戌变法之前，梁启超在上海主持《时务报》期间，也是“保教”论的积极鼓吹者，“见人必发明保教之义”（《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10页），招致许多人的反感。章太炎就曾为此与梁启超等人激烈争吵，乃至拳脚相加，闹得很不愉快。这也是梁、章最初分手的重要原因。后来，梁启超到湖南长沙讲学，黄遵宪也劝他少谈保教，虽然康有为提出保教是可以理解的，但在科学昌明的今天还提保教却是不明智的。黄遵宪是梁启超尊敬的前辈，他的话，梁启超听了，但并没有完全听进去。另一位前辈学者严复在此之前也曾写信给梁启超，对保教提出不同看法，并与之商榷。梁启超在《与严幼陵先生书》中说得很客气，也很夸张，很有梁氏风格，他说：“来书又谓教不可保，而亦不必保。又曰保教而进，则又非所保之本教矣。读至此则据案狂叫，语人曰，不意数千年闷葫芦，被此老一言揭破。不服先生之能言之，而服先生之敢言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109页）又说：“此义也，启超习与同志数人私言之，而未敢昌言之。”（同上）意思是说，他私下里赞同严先生的意见，但公开场合不敢说，或不便说。但他话锋一转，又说：“中国今日民智极塞，民情极涣，将欲通之，必先合之，合之之术，必择众人目光心力所最趋注者而举之以为的则可合。既合之矣，然后因而旁及于所举之的之外以渐而大，则人易信而事易成。譬犹民主，固救时之善图也，然今日民义未讲，则无宁先藉君权以转移之。彼言教者，其意亦若是而已。此意先生谓可行否？抑不如散其藩篱之所合为尤广也。此两义互起灭于胸中者久矣，请先生为我决之。”（同上，110页）
但数年之后，梁启超无须严复先生为他决之，自己就决定了放弃保教的主张。他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前的小序中写道：“此篇与著者数年前之论相反对，所谓我操我矛以伐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其为思想之进步乎？抑退步乎？吾欲以读者思想之进退决之。”（《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50页）其思想变化之大，连黄遵宪亦不敢相信，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写道：“中国新民当出公手，万一非公所作，别有撰著之人，极欲闻其姓名，又欲叩公之意见也。”（《梁启超年谱长编》，282页）黄遵宪是非常赞赏这篇文章的，他在读了《新民丛报》发表的这篇文章后，给梁启超写了很长的一封信，讨论教不可保的问题，并询问作者“中国新民”是谁。他已经猜到是梁启超，如另有作者，他也希望知道他的名字，并询问梁启超对这篇文章的意见。但是，这篇文章也刺痛了康有为，虽然梁启超事先声明，写这篇文章，是“我操我矛以伐我”，但康有为心里很明白，这是梁启超在思想上对老师的背叛。当时康有为正在大力倡导设孔教会，呼吁将孔教定为国教，梁启超的文章给各地刚刚兴起的尊孔保教运动泼了冷水，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但梁启超却不谓然，他在文章发表后数次致信康有为，申诉自己的理由和立场。在他看来，巴拿马、新加坡乃至日本横滨等地近年来搞了许多尊孔活动，其实对传播孔子的思想毫无帮助，与救国大局也没有任何关系，“徒为虚文浪费金钱而已。诚不如以之投诸学校之为妙矣”（同上，277页）。对于新加坡集资二十余万修建孔庙一事，他更表示“深惜之”，以为不如“投之他种公共事业，无论何事，皆胜多多矣”。（同上）
说到保教的问题，康有为仍然坚持多年前的观点，认为“教强国强”。但梁启超已经不这么看了，他说：“保教而教强，固有之矣，然教强非国之利也。欧洲拉丁民族保教力最强，而人皆退化，国皆日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是也。条顿民族如英、美、德各国，皆政教分离，而国乃强。”他显然看到了一个事实，即今日欧美各大强国之所以强大，都经历了摆脱神权统治以及宗教精神束缚的过程，他说：“且弟子实见夫欧洲所以有今日者，皆由脱教主之羁轭得来，盖非是则思想不自由，而民智终不得开也。”他还看到，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兴起，使得“倍根（培根）、笛卡儿、赫胥黎、达尔文、斯宾塞等，轰轰大名，皆以攻耶苏教（基督教）著也，而其大有造于欧洲，实亦不可诬也”。（同上）他由此联想到孔子思想两千年来对中国人精神的束缚，直接造成了中国人的奴性和愚昧，因而，当今之世，不仅不应该尊孔，相反，应该使国民认清孔子思想的保守性，如果说前若干年还可以借孔子之言“托古改制”的话，那么，到了今天，已经完全没有这个必要了。
所以他认为，用孔教抵制基督教，完全是一厢情愿，不仅没有抵制的必要，而且根本也抵制不了。他明确指出：“保教之论何自起乎？惧耶教之侵入，而思所以抵制之也。吾以为此之为虑亦已过矣。彼宗教者，与人群进化第二期之文明，不能相容者也。科学之力日盛，则迷信之力日衰，自由之界日张，则神权之界日缩。”（《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53页）如果说孔子的思想也是一种宗教的话，那么，在科学日盛、迷信日衰、自由日张、神权日缩的时代，它不仅不能整合国民的精神信仰，使国家摆脱日益衰弱的局面，变得强大起来，反而会束缚中国人的思想，成为阻碍中国进步的一块绊脚石。这个时代的最强音既然是彰显科学、伸张自由，我们又何必逆潮流而动，拾人牙慧，袭人唾余，人弃我取，人恨我爱呢？他说：“弟子以为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欧洲之兴全在此），然初时不可不有所破坏。孔学之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北行南辕也。”（《梁启超年谱长编》，277～278页）这番话能够从梁启超的嘴里说出来，是破天荒的，表明他在思想学术方面确实发生了新的重大的转变。后来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也说到这件事：“启超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 ’，亦不甚谈‘改制 ’。而其师康有为大倡设孔教会定国教祀天配孔诸义，国中附和不乏。启超不谓然，屡起而驳之。”（《清代学术概论》，86页）
在他看来，中国两千年未有进步，其原因就在于“思想束缚于一点，不能自开生面”，而“保教党所生之结果”也在这里。一方面，取近世新学新理去比附孔子的学说，“是所爱者，乃在孔子，非在真理”；另一方面，先哲未尝行则我不敢行，而我行之一定先证明先哲已行。他说：“此病根不拔，则思想终无独立自由之望。启超盖于此三致意焉。然持论既屡与其师不合，康梁学派遂分。”（同上，87～89页）这是梁启超在二十年后的说法。当时，康有为只是觉得，自己的这个学生故意在标新立异，以此来逃避服从的义务。他甚至怀疑梁启超拉帮结派，搞小圈子、小团体，担心因此造成内部的分裂。但是，梁启超不能接受这种“诛心”式的批评，他说，如果先生认为我的意见不对，批评我，教育我，我愿意接受，但也希望能辨明是非；如果说我有二心，想要自立门户，“则不敢受”。多年以后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说：“当时承团匪之后，政府疮痍既复，故态旋萌，耳目所接，皆增愤慨，故报中论调，日趋激烈。壬寅秋间，同时复办一《新小说报》，专欲鼓吹革命。鄙人感情之昂，以彼时为最矣。”（《梁启超年谱长编》，298页）
当时的情况的确如此。辛丑年（1901年）底，慈禧与光绪一行启程回北京，结束了一年零四个月的“避乱”生涯。虽然，避乱期间的慈禧迫于国势舆情，不得不假借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了“预约变法”的上谕，宣称“维新”，并将戊戌维新时没有来得及办，或虽然已办，但政变之后又取消的事项拿来做做样子；而且，还一再假借光绪皇帝的名义下“罪己诏”，但是，明眼人看得出来，所谓变法维新，不过是这个老女人在羞愧得无以对人时，假借变法的各种诏旨来遮一遮羞罢了。事实上，人们一直没有看到清朝政府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作出哪些实质性的改变或进步。溥儁的大阿哥的名号虽然被撤销了，但人们所希望的光绪皇帝的复位，看上去仍然遥遥无期。而《辛丑条约》的签订，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的重负，又完全转嫁到老百姓的身上。慈禧的大人大量，“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见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上谕），其实是要老百姓来为之埋单，为此各地纷纷加税，搞得民不聊生；而官员们依然是歌舞升平，贪赃枉法，醉生梦死，腐化堕落。亡国之危险，已迫在眉睫。保皇会都是忠义爱国之人，反而被清政府视为逆党，遭到严酷镇压，许多人的家属亦被抓捕杀害。梁启超的言论日趋激烈，和这样一种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他在写给康有为的信中愤然指出：“满廷之无可望久矣，今日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召吾党归用之，而亦决不能行其志也。先生惧破坏，弟子亦未始不惧，然以为破坏终不可得免，愈迟则愈惨，毋宁早耳。”（同上，286页）在这封信中，梁启超承认，当今讲民主、扑满、保教的确很难说出口，而且，不是他一个人这样讲，同门中像徐勤、欧榘甲、韩树园等人，其猖狂之言，都超过他十倍。他断然指出：“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而且，“迫于今日时势，实不得不然也”。（同上，286～287页）凑巧的是，就在此时，美洲各地的华侨也给康有为写了一封信，希望康有为能像华盛顿领导美国革命一样，以铁血革命的手段，率领大家推翻清政府，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国家。康有为看到众弟子和党徒的这些言论，颇不以为然，但也深感忧虑。所以他当时写了两封很长的信，申述不能革命排满的理由，一封是《复美洲华侨论中国只可行君主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另一封是《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康的这两封信首先刊登于《新民丛报》，不久又合刊为《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作为单行本发行。其巨大的影响力使保皇党内鼓吹革命的声音日渐其衰微，梁启超在癸卯年（1903年）后从革命向改良的大逆转，也很难排除这封信的影响。在社会上，康的这两封信更被看作是反革命的宣言书，章太炎因此写了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对康氏的观点痛加驳斥；随后章太炎因《苏报》案被捕入狱，出狱后，则加入《民报》，参与了《民报》与《新民丛报》的大论战。从一定意义上说，康有为的这两封信是最初的导火索。
康有为之“反革命”
康有为在这两封信里讲了些什么呢？主要讲不能革命的理由。首先他把革命视为忘恩负义的举动，痛责其弟子和会众：“然愤激之余，遽欲为革命自立，独不念舍身救民之圣主乎？”（《康有为政论集》上册，474页）意思就是说，你们天天喊着要革命，要赶走满洲人，对得起舍身救民的光绪皇帝吗？难怪梁启超后来为自己辩解时还说，推翻满清政府，不一定要赶光绪下台，可以请他担任第一代大总统。他还把这个意思写到《新中国未来记》这部小说中，其中大中华民主国的第一代大总统名叫罗在田，就用了爱新觉罗 ？载湉的谐音。即便如此，康有为仍然认为，如果审时度势而明义理的话，就不会选择革命，无论如何，革命都不是明智之举。
他看到的时势和义理是什么呢？那时，主张革命的人动辄爱讲英、美、法，针对这一点，他说：“今欧、美各国，所以致富强，人民所以得自主，穷其治法，不过行立宪法，定君民之权而止，为治法之极则矣。”（同上，475页）原来，在欧洲十六个国家当中，采取革命手段的只有法国，其他国家都选择了立宪。而且，他提醒大家注意：“法倡革命，大乱八十年，流血数百万，而所言革命民权之人，旋即借以自为君主而行其压制，如拿破仑者，凡两世矣。”他还说，如果法国革命真能造福国家和人民，那么，实行革命也未尝不可。但事实上，“今各国之宪法，以法国为最不善，国既民主，亦不能强，能革其君，而不能革其世爵之官，其官之贪酷压民甚至，民之乐利，反不能如欧洲各国”。美国革命又不同，他认为，革命在法国不成功，在美国却很成功，原因在于美国是个新国家，人口不多，没有负担，“故大更大变，事皆极易”。不过，就中国而言，既学不了美国，也学不了法国。为什么呢？“以中国之政俗人心，一旦乃欲超跃而直入民主之世界，如台高三丈，不假梯级而欲登之；河广十寻，不假舟筏而欲跳渡之，其必不成而堕溺，其必然也。”（同上）也就是说，以中国目前之条件，要革命，一定是自寻死路。他的所谓义理还是“三世三统”那一套，即以据乱、升平、太平划分三个历史阶段，“据乱则内其国，君主专制世也；升平则立宪法，定君民之权之世也；太平则民主，平等大同之世也”（同上，476页）。他认为，现在是据乱之世，不仅不能一步跨到世界之大同，不能一步跨到民主社会，而且只能搞君主立宪。他振振有词地说，难道欧洲那些国家不知道民主是个好东西吗？为什么他们流血牺牲取得了民权，还要把君主从别的国家请回来呢？因为，“有不得已之势存焉”（同上）。“不得已”这三个字很重要，说明了历史客观性对人的主观愿望的制约，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是不能随心所欲的，所以“百年来欧洲十余强国，亿兆才人志士，但求立宪法，定君民之权耳”（同上，477页）。在他看来，这样做的结果，人民得到的是实惠，君主得到的只是个虚位，又何乐而不为呢？
康有为自诩，戊戌年（1898年）以前，他也曾鼓吹革命，“舍身为之，与天下志士有同心者也”。他历数自己那些年所做之事，无不为争民权，“盖不得于上则欲争于下也”。可是，“戊戌之年，皇上赫然变法，百日维新，薄海额手而望自强，万国变容而为起敬，已然之效，天下所知，非同虚想也”（同上）。英、法等欧洲国家争了上百年，流血数百万，才得到的民权，光绪皇帝“不待民之请，又非鉴万国之变，而以救民之故，亟亟予民权自由”（同上），康有为情不自禁地赞叹：“其心至仁如天，至公如地，其公天下而无少私，视天位如敝屣，此欧洲各国所未有，中国数千年所未闻也。夫万国力争流血所不得者，而皇上一旦以与民，我四万万不待流血，不待力争，而一旦得欧洲各国民自由民权之大利，此何如其大德哉！”（同上，477～478页）这样的皇上，我们忍心背叛他吗？就因为他要救民变法，不幸被慈禧关押起来，维新事业亦半途而废？“人以救我而至大祸，我民乃不能救之，于报施之礼，已为不公，况因恩人不幸在祸，被缚于贼之时，而反戈攻之，曰革命，曰扑满，是以怨报德，以仇报恩也”。（同上，478页）康有为恨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慈禧，一个荣禄；他乐观地相信，只要除掉这两个人，问题就全部解决了，根本用不着推翻清朝政府；而慈禧、荣禄的年纪都已超过六十岁，光绪却只有三十岁，一旦有变，皇上复辟是必然的。在他看来，只要“皇上一复辟，可立行变法自强，立与民权议政，立与国民自由自主，诸君何不少俟之”（同上，479页）！这当然是他的一厢情愿，但他却固执地认为，革命没有必要，不如通过大家的努力，帮助光绪皇帝复辟。
康有为认为，革命不是一个国家的吉祥善事，即使革命成功了，亦不过“为李自成之入燕京矣，为黄巢之破长安矣，且为刘、项之入关中矣”。而且，以中国土地之大，人口之众，语言之难通，要一统天下不容易，要各自为政，拥兵自立却不难。到那时，“流血成河，死人如麻，秦、隋、唐、元之末季，必复见于今日”。（同上，479～480页）法国不到中国的十分之一，革命之后，乱了八十年，而中国“若有大乱，以法乱之例推之，必将数百年而后定，否亦须过百年而后定”。更为严峻的是，当今列强正对中国虎视眈眈，如果中国不乱，或者还有希望；一旦中国乱了起来，必然遭到列强的瓜分，昔日之印度，就是今日之中国。他说得很沉痛：“夫始为变法自强而来，终为内乱自亡而去；始为救国保种而来，终为鬻民灭国而去。”（同上）又说：“言革命者，必谓非经大杀戮，不能得大安乐，故杀人数万万，乃其本怀，原不足动其心，然使杀之而必能救中国犹可也，然自相屠杀，剪其种族数万万，而必至鹬蚌相持，渔人得利也。志士仁人，何忍出此！”（同上，480～481页）
凡是鼓吹革命的人，都自称为争民权，争自立，对此，康有为非常不以为然，他认为，民权自由与革命，根本就是两回事。革命未必能实现民权自由，而民权自由的获取，也不必通过革命。所以，“真有救国之心，爱民之诚，但言民权自由可矣，不必谈革命也”（同上，482页）。他不很相信革命者的表白，在他看来，他们只是利用了民众对民权自由的渴望，把民权自由当作诱饵，“以鼓动大众，树立党徒耳！假令革命果成，则其魁长且自为君主，而改行压制之术矣”。不能认为他说的全无道理，事实上，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一再为他的这种理论提供了注脚。而且，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中国，“能以革命成大事之人，其智术必绝伦，又必久拥兵权者。中国枭雄积于心脑者，人人有汉高、明太之心，吾见亦多矣”。不要指望他们中能出华盛顿，法国革命前，其社会发展比当今中国进步得多，但是，仍然不能阻止拿破仑的出现，何况中国向来没有民主立宪的社会基础，如果轻信了革命者关于民权自由的许诺，那么，一旦他们掌权，只能是秦政、刘邦、曹操、刘裕、朱元璋，绝不可能是尧、舜、华盛顿。他批评梁启超等，“一二文章好异求速之人，日读法、美之书，而不审中国之势，妄为此说，此以四万万之人命为戏场也”（同上）。即便有一天成功了，“亦不过助秦政、刘邦、曹操、朱元璋之帝业”（同上，483页）。经历过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人，不能不佩服康有为的预见性，对此人们是有切身体会的。
所以他说：“与其望之空虚必无有未可信未出现未著效之华盛顿，何如望之已有已现已效之皇上乎？”（同上）康有为的一厢情愿，固然有他个人对光绪知遇之恩的感念和回报，但不能说没有他对形势的估计和判断：“故审时者，无皇上之圣仁，而绝望于西后、荣禄，言革命可也，有皇上之圣仁，则不必言也；有皇上之圣仁而已遭毒弑之大变，而绝望于高丘之无女者，言革命犹可也，有皇上之圣仁，而历劫不坏，则犹有可望中国自强，生民自由之日，则不可言也。”（同上，485页）其实，康有为为报光绪知遇之恩而尽力维护清朝政府的做法，一直是革命党攻击的主要目标，但他自称保皇，似乎并不以保皇为耻。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主张革命的人，开口闭口必攻满洲，难道满洲人不是中国人吗？如果说因为政治制度不好，那么，清朝的政治制度是从汉、唐、宋、明那里继承下来的，不是满洲人独创的；而且，清朝政府废除了明朝的许多苛政，康熙实行一条鞭法，取消了实行两千余年的徭役制度，使百姓再无差徭之苦，“可谓古今至仁之政矣”（同上，487页）。满人固然有该杀者，不过慈禧、荣禄而已。他质问革命者：“日言文明，何至并一国而坐罪株连之”；“日言公理，何至并现成之国种而分别之，是岂不大悖谬哉！”（同上，488页）
康有为的这两封信都写于旅居印度的时候，除了身边的个别人，他与梁启超等弟子门人，自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以来见面的机会很少，思想交流更谈不上，因此造成了很多误会和分歧。他所以要写这两封信，目的很简单，就是重申自己的政治立场和主张，制止愈演愈烈的思想混乱。他说：仆自逋播海外，与知友门人离群索居，不得讲习讨论久矣，其或激于回銮之后，复辟不闻，贼臣柄政，中国无望，怨愤之余，或生异说，非仆所知。今自由之风既开，求新之说日甚，亦非吾远隔万里所能遑制。惟仆开会保皇，矢死靡他，苟非皇上遭变，必不少改宗旨。其各报有异论者，皆非仆之意。即使出自仆之门人之说，若为保皇立宪以达民权自由之旨与仆同者也，吾徒也；若为革命攻满之说，则与保皇之旨相反，与仆不同者，非吾徒也。即使出自仆门，或已有盛名，亲同患难者，既为异论，即与仆反，诸君切勿以为仆之意也，勿听之也。（同上，490页）
康有为在这里说得还算克制，没有点梁启超的名，其后，《不幸而言中不听则国亡》一书辑录这两封信时，康有为在其所加跋语中，直斥门人梁启超、欧榘甲为“愚妄无知”，他说：诸公终日饱食，摩腹无事，掉笔摇舌，妄放高谈，曰联邦联邦，曰邦联邦联，小民无知，震于诸公之盛名，或学者之雄辩而误信之，则中国殆哉！美、日一言而夷吾为保护国，再进乎则不知所届，其亡其亡矣。近廿年来，自吾愚妄无知之门人梁启超、欧榘甲等妄倡十八省分立之说，至今各省分争若此，此则梁启超之功也。欧榘甲作《新广东》一书，流毒至今，今《新广东》如其愿矣，而新广东分为七政府，生民糜烂，则欧榘甲之功也。不料今者某君又倡联邦之说，腾报全国，议论纷起，大率恐中国太寿而促其亡而已。今俄革命后分为九国，将亡于德矣，能不耸乎？综合十余年来各新学者之说，拾欧美唾余，高谈革命自由共和联邦一切之论，自以为知新得时，皆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奇谬大愚，发愤以亡中国而已……此书当时专为教告梁启超、欧榘甲等二人，离索既久，摇于时势，不听我言，谬倡新说，以毒天下，吾国人尚慎鉴之，勿甘从印度之后也。（同上，504～505页）
康有为的这两封信公开了他与梁启超的矛盾，他甚至威胁要断绝师生关系。在不久之后写给梁启超的私人信件中，他再次强调了这一点：“盖宗旨不同，则父子亦决裂矣。”（《梁启超年谱长编》，300页）对梁启超来说，这是一件很严峻的事，他不能不有所表示。康有为在收到他的悔过信后，虽余怒未消，暂时还是原谅他了：“知汝痛自克责，悔过至诚。此事关中国之大局，深为喜幸。前事可作浮云过空，皆勿论也。惟汝流质易变，若见定今日国势，处万国窥伺耽逐之时，可合不可分，可和不可争，只有力思抗外，不可无端内讧，抱定此旨而后可发论。至造国民基址，在开民智、求民权，至此为宗，此外不可再生支离矣。”（同上，299页）在这段时间里，黄遵宪也曾写信与梁启超讨论民权、自由、革命、自立以及将来政体等问题。除了在保教这一点上，黄遵宪不同意康有为的观点外，在其他方面，他们接近的地方倒是很多。不过黄遵宪讲得很委婉，比如：“然读至冒险进取破坏主义，窃以为中国之民，不可无此理想，然未可见诸行事也。”（同上，301页）又说：“以如此无权利思想，无政治思想，无国家思想之民而率之以冒险进取，耸之以破坏主义，譬之八九岁幼童授以利刃，其不至引刀自戕者几希。”（同上，302页）说到革命、排满，他也表示了自己的担忧：“然以今日之民操此术也以往，吾恐唱革命者，变为石敬瑭之赂外，吴三桂之请兵也；唱类族者，不愿汉族、鲜卑族、蒙古族之杂居共治，转不免受治于条顿民族、斯拉夫民族、拉丁民族之下也；唱分治者，忽变为犹太之灭，波兰之分，印度、越南之受辖于人也。”（同上，305页）梁启超有一种看法，认为清政府已失民心，破坏是不可避免的，与其迟发而祸大，不如速发而祸小。黄遵宪则告诫他：“仆以为由蛮野而文明，世界之进步，必积渐而至，实不能躐等而进，一蹴而几也。”（同上）他还举了义和团的例子，以此来说明当下的国民素质，是不宜以冒险进取破坏革命鼓动之的。
梁启超于民国元年（1912年）回到北京，他在报界欢迎会上演说，讲到自己思想的变化，是这样说的：“其后见留学界及内地学校，因革命思想传播之故，频闹风潮。窃计学生求学，将以为国家建设之用，雅不欲破坏之学说，深入青年之脑中。又见乎无限制之自由平等说，流弊无穷，惴惴然惧。又默察人民程度，增进非易，恐秩序一破之后，青黄不接，暴民踵兴，虽提倡革命诸贤，亦苦于收拾。加以比年国家财政国民生计，艰窘皆达极点，恐事机一发，为人劫持，或至亡国。”所以，“自癸卯（1903年）甲辰（1904年）以后之《新民丛报》专言政治革命，不复言种族革命，质言之，则对于国体主维持现状，对于政体则悬一理想，以求必达也”。（同上，298～299页）在这里，梁启超虽然没有提到康有为的批评和黄遵宪的劝说，但无论如何，如果没有壬寅年（1902年）的这一番思想激荡，恐怕也未必会有癸卯年（1903年）梁启超游历美洲之后所发生的政治思想的根本性转变。
师生龃龉，关系恶化
然而，梁启超思想上的“出轨”，不仅给他和康有为的关系罩上了一层阴影，师生之间的交往不再像过去那样坦然，多了几分小心和顾虑；而且，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也被保皇会内部的一些人利用，挑拨离间，制造事端，引起很多不必要的误会和龃龉，一度甚至到了分裂的边缘。癸卯年（1903年）正月，梁启超启程赴美洲考察，并为保皇会所办各项实业集股、筹款，其中，扩大广智书局的股份，并为即将开办的香港商会集股招商，是此行的两件大事。在此期间，港、澳方面与横滨方面的矛盾终于爆发了。
保皇会成立之初，考虑到港、澳特殊的地理位置，靠近广东，便于对内地开展工作；而康有为被日本礼送出境之后，这里更成为最佳的落脚点；许多老朋友和同情康梁的人，都集中于此地，他们中不乏肯出钱支持保皇事业的商界精英；于是，便将总局设在了澳门，由何穗田、王镜如、欧榘甲、韩文举主持日常工作。不久，欧榘甲被派往美洲，韩文举亦赴日本，罗璪云恰于此时加入进来，成为港、澳总局的实际领导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初，梁启超曾致信康有为，希望能被派到港、澳主持大局，但由于他和孙中山来往密切，又力主两党联合，引起康有为的反感和疑虑，对他放心不下，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不过，几年来，梁启超在日本办报、办学、译书、写书，搞得有声有色，他在海内外的影响力和号召力都明显超过了康有为，日本横滨也成为保皇会事实上的另一个中心。这种情形的出现，康有为固然不能说什么，但他心里不可能没有想法。平常可以相安无事，一旦有了分歧或嫌隙，就会慢慢发酵出一种怨恨的情绪，从而使两个人的关系恶化，并最终演变为一种成见。
保皇会自成立以来，活动经费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会员缴纳的会费；二是会员中富商或家境富裕之人的资助；三是经营性的收入。最初，经营的项目基本上都属于文化范畴，比如他们先后创办了《知新报》、《清议报》、《新民丛报》以及《新小说报》，并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底创办了广智书局。这些项目均采取集资认股的方式，广智书局更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后，向港、澳华人，北美和大洋洲的华侨出售股票。此次游历美洲，恰好可以扩大书局的股份，梁启超自然不肯放过这个机会。
上述这些项目，除《知新报》外，都在梁启超的实际控制之下。那时，康有为正遭清政府追杀，避居在印度大吉岭，经济一度十分窘迫，接济他的主要是梁启超。自立军勤王失败以后，保皇会把工作重点转向办学和实业，香港方面也提出了集股开办商务公司的建议。当时，梁启超曾表示反对，以为不容易成功。冯紫珊和黄慧之也不很赞成。这就引起了港、澳总局同仁的不满，以为他们意气用事，不肯帮助总局，于是，反过来攻击梁启超和黄慧之。黄是华侨富商，同时担任广智书局的总经理，于是有人说广智书局经营不善，又说福生泰（黄家生意）资本全系书局之款，黄慧之在给横滨麦孟华、冯紫珊、谭伯笙、罗孝高的信中说：“彼等与滨中人极少交涉，本无意见，彼近日最恶滨中人者，其故有二：其一则谓译局加股，有碍商会招股，且谓弟等只顾译局，不理商会；其二则谓截留报栈股份不交，使港局无款开办。因此二事，遂迁怒于横滨，并且肆言攻击矣。”（《梁启超年谱长编》，313页）当时，香港这边主要是罗璪云、邝寿民、王镜如等，他们不仅威胁要自立门户，一拍两散，而且到康有为那里告梁启超的状，说他“欲背长者”（同上，320页），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最容易挑拨康梁之间的关系，使康有为动怒。无奈中的梁启超只能向他的老同学徐勤（君勉）求救，因为，在康有为看来，忠厚老实的徐君勉要比流质易变的梁启超更可靠。事实也正如此，为了缓和康梁的紧张关系，徐君勉说了梁启超许多好话，称他为“最忠于大局者”（《康有为与保皇会》，223页）。得知有人打小报告，诬陷梁启超和黄慧之，他赶紧劝阻康有为：“卓、为（梁启超、黄慧之）二君为吾党柱石，夫子切勿攻之、疑之，切叩 ！切叩 ！他人言之，尚无害。出于夫子之口，则大害矣。焉有信众小而攻君子之理。”（同上，224页）
为了接济困难中的康有为，梁启超几次请邝寿民拨《新民丛报》款给先生，但他并不向康有为说明这些钱来自哪里，在给徐君勉、欧榘甲的信中，甚至说是他自筹的，以至于康有为在信中多次骂梁启超为“无赖子”；再加上梁启超多次去信劝康有为节俭，不要乱花钱，康有为更因误会而迁怒于梁启超。这时，他也只能在写给徐君勉的信中发一发牢骚，他说：“先生处既非滥费，而吾党皆有服劳奉养之责，党中他人无能分此劳者，则其责任非在弟肩上而何？弟无论如何困难，不能卸此责也。”（《梁启超年谱长编》，319页）
这场“官司”最终由梁启超按照康有为的要求向香港方面的四个人（即何穗田、王镜如、梁铁君、邝寿民）道歉，承认错误，而暂时归于平静。但广智书局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经营不善所造成的窘境，一直困扰着梁启超。几年来，康有为也曾出手为他解围，不仅亲自出资襄助，增加广智的资金投入，而且，暗中让汤觉顿为其顶股，以缓和事态的恶性发展。尽管如此，广智书局依然是不死不活，不得已宣布停息，此举更引起海外一片哗然。无奈之下，最后还是梁启超站出来主动引咎并承担责任，风潮才得以平息。宣统元年（1909年）四月，梁启超写了一封长信，致美洲各埠帝国宪政会（前身为保皇会），报告多年来经营广智书局的情形和解决办法。他在信中承认，广智书局受到的第一个重大打击即黄慧之贪污三万余金，“至今此款化为乌有”（同上，487页），可见香港方面有人说他在自家生意中用了书局的钱款，也并非空穴来风。只是梁启超当时很信任他，徐君勉也为他辩解，未能及时制止他的行为，给事业造成了损失。梁启超说，不能识人，用人失当，这是他要负的责任。
但此后广智书局在经营中也遇到了许多困难，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当本局初办时，科举未废，故所印之书，多为科场应用。及科举废后，此等书全不能销行，以致壬寅（1902年）、癸卯（1903年）两年所印出之书，积压不售者，值数万元。此其难一也。前此内地党禁甚严，各官场皆有意与吾党作对，故欲求确实之版权而不可得。本局所印好书销行稍广者，无不为他局所翻印，贬价夺市，虽屡禀官究治，皆置之不理。故本局每出一书，未能赚回本钱，已为他人所翻，本局若不贬价，则一本不能售出，而成本既重，贬价则必至亏本而后已。此其难二也。科举废后，则学堂教科书最为盛行，然教科书必须由学部审定乃得行销。近年由学部自编自印，颁行各省学堂，则此宗利益更非书坊所能有矣。此其难三也。近年书市大坏，有江河日下之势，其资本雄厚集股至八九十万元者，且不能获利，况我局资本既少，而又经为之（黄慧之）亏蚀，虽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此其难四也。（同上）
还有一事，此时也必须向持股者作一番交代，即为了资助“唐才常君遗族之家费”，数年来一直从书局借支。梁启超说：“唐君兄弟皆死于王事，而其祖母九十余岁，父母皆七十余岁，一家二十余口，非老病，则妇孺幼弱，不能自给朝夕。吾党与人共事，岂能当其死后，坐视其遗族之冻馁，而不一救援？而公款既一文无存，弟之自力复有所不及，故不得已由广智就近拨款每月一百元（近两年来因力竭渐减至九十元），而其家老人久病，所需医药费常有额外借支。自辛丑（1901年）迄今，八年有余，诸君试一计，则此数之巨，亦可想见。”（同上，487～488页）
针对这样的状况，梁启超提出两种解决办法，其一，请各位股东公举人前来稽查账目，并派人接管书局的业务。黄氏所亏三万余金，由他偿还；唐家借支万余金，如果诸君共议必须由他偿还，他也愿意承担。“惟此两项皆须限若干年陆续归还，一时不能还出耳”。第二种办法，即将现在局面维持下去，仍然由他负责，他则拼命著书，“一二年后，元气乃可恢复，然后将原股派回一半，所余一半之股乃可获利”。（同上，488～489页）
梁启超的这封信写得声情并茂，诚恳坦白，而且有理、有利、有节，股东们于无可奈何之中，又经一番算计，还是觉得没有比交给梁启超更好的办法。这些年，保皇会在海外经营的项目实在不少，但真正赢利的似乎不多。一方面固然在于经营人才的缺少，另一方面却也因保皇会内部争权夺利，人事纠纷，矛盾错综复杂，更兼有人假公济私，贪污自肥。黄慧之是个例子，谭良（又名谭张孝）侵吞十余万金，也是个例子；叶惠伯作为香港总商会会长，经营渔票酒店亏损七万，数月之所掷，相当于加拿大保皇会九年的捐款；黄宽焯（侨领）与黄日初（医生）更被看作私心好利之徒，墨西哥地产、电车等实业最终一败涂地，他们要负很大的责任；再加上美国银行忽然倒闭，墨西哥地价应声大降，康有为从前寄予很大希望的墨西哥地产和电车业，都变得岌岌可危。他因此大为恼火，在给梁启超的信中他说，“为商务事累几呕血，刻下头痛肝痛”（同上，443页），但也无计可施，无能为力，原来答应救广智的钱，包括梁启超等人的生活费用，也都没了着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