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正值宣统元年（1909年），保皇会在海外的事业已经走入绝境。而梁启超的生活更穷困到“为饥所驱，不得不卖文以求自活”的程度。他在当年五月二十五日写给仲弟梁启勋的信中就曾提到，这几个月，他一直“从事于著述以疗饥”。但他尤能苦中作乐，每日与学生汤睿、女儿梁思顺一起读书，学习德文，兼学为诗，“心境之旷怡，乃过于前”，甚至表示“真不欲作出山想”了。不久，为了节省费用，德文教习也不得不停止，可他的情绪并没有受到影响，“精神日用则日出，而心境泰然，其乐乃无极也”。由于在这段时间里，“党事诚不欲问，风波稍静，亦足慰耳”。（同上，490～492页）
不过，梁启超能否“专务养晦”（同上，493页）还是值得怀疑的。事实上，在他给梁启勋写信的前一个半月，广西候补道员刘士骥（铭博）在其广州家中被杀。这件凶杀案引发了保皇会历史上最严重的内讧和分裂，梁启超亦受到牵连，被列入清政府的通缉名单。梁启超于当年九月二十三日给广西巡抚张鸣岐（坚白）写了一封信，自辩此案与己无关：“乃近者复闻诸道路谓我公以刘鸣（铭）博观察事，致疑及仆，甚且谓已以公牍相名捕者。仆始以为悠悠之口，殊不足信，而言之凿凿，谓非子虚，不禁大惊。”（同上，495页）他告诉张鸣岐：“数年来，海外宪政会员（原保皇会）所办之商务，仆自癸卯（1903年）夏以后，即丝毫未尝与闻。”（同上）说到振华公司，他则表示：“及振华议起，彼辈往桂谒公（指张鸣岐），以至奏明定局，仆亦毫无所知。”（同上）
振华公司案发，保皇会分崩离析
梁启超是想竭力撇清自己，但康有为却一定要追究他的责任。不久，他就收到了康有为的来信，其中讲道：“而世变日积，汝又不深思，而大发权利之说，归运来华，以破二千年孔孟义理之学，故全国移风，至有今日败坏之极。夫孔学一已被攻而无可恃，则人不猖狂妄行，假借西俗以趋新利用，其将安之。故汝今论《国风》极纯正严切，然致此之由，汝实尸其咎。此事（与）汝革同，皆汝致之。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功首罪魁，皆在汝也。云樵各人猖狂，尤汝所制造，今汝悔之亦晚矣。”（《康有为与保皇会》，362～363页）在这里，康有为穷根究底，将振华公司案与梁启超前几年鼓吹革命的言论联系起来，认为他搞乱了大家的思想，埋下了分裂的种子，这才是造成振华公司一案的根本原因。他在信中提到的云樵，就是梁启超在万木草堂时的同学欧榘甲，也是江之岛结义的十二人之一，他与梁启超一起鼓吹革命，曾著有《新广东》一书，主张各省独立。梁启超当年写信给康有为，还说由于形势所迫，他不言革命，别人也会言革命，“不惟他人而已，同门中人猖狂言此，有过弟子十倍者，先生殆未见《文兴报》耳。徐（勤）、欧（榘甲）在《文兴》所发之论，所记之事，虽弟子视之犹詟慄，其《论广东宜速筹自立之法》（后辑成《新广东》一书）一篇稿凡二十七续，‘满贼 ’、‘清贼 ’之言，盈篇溢纸”。（《梁启超年谱长编》，286～287页）康有为当时原谅了梁启超，对欧榘甲却怨恨不已，不仅将他派往美洲，甚至还有过把他逐出师门的想法。而梁启超感到奇怪的是，这一次康有为竟把这么重要的事委托给欧榘甲，并且事先不和他商量，“不以云樵（欧榘甲）之事告我，而委信之若彼也”。由于了解欧榘甲的为人，他担心“隐忧在此”。（同上，495页）
振华公司是保皇会所经营的最后一项实业。丁未年（1907年），康有为联络广西巡抚张鸣岐，决定在广西设立振华公司开采贵县天平山矿。次年，保皇会（此时已改名为帝国宪政会）遂派刘汝兴、叶恩（惠伯）、欧榘甲、梁少闲、刘义任五人作为振华公司发起人赴美洲招股，并拨款一万七千元作为他们的路费与活动经费。张鸣岐特派道员刘士骥与他们同行。康有为最初的想法，是希望再作一次努力，以此来挽回败局。但到达美国后，叶惠伯与欧榘甲却突然宣布振华公司与保皇会无关，并指责保皇会所办企业皆亏损，康有为随意提款，大肆挥霍云云。康的外甥游师尹在宣统元年（1909年）三月二十五日写信向他禀告说：“自振华人来后，则局面大变，人心大解，风潮四起，各事皆已发表，虽欲极力瞒掩，万无善策，楚歌四面，实难弥缝。”（《康有为与保皇会》，394页）于是，“人心九成尽归振华”，其原因就在于，他们以知情人的身份，“力责商务腐败，彼等因听谣言太多，至有以为商务尽败者，至大失信于人”。（同上，395页）而且，各埠股东对于保皇会所办企业本来就意见纷纷，传言很多，经过他们这一番煽动，终于祸起萧墙，一发而不可收拾。经此致命一击，保皇会所办企业几乎全部失去了股东们的支持而濒临崩溃。
叶恩是加拿大富商，最早的保皇会员之一，因为他有办实业的经验，一直担任香港总商会会长。而欧榘甲是康有为的门生，追随康有为十几年，虽然有分歧，亦有师生之谊。他们为何选择此时与康有为摊牌、决裂？最初，有人猜测他们是见财而起异心，也有人归结为内部财务纠纷。刘士骥被刺杀后，欧、叶向清政府举报，指明康、梁为幕后指使人。康有为亦不示弱，他与徐勤当即鼓动侨商上书清政府，告发欧、叶要“借商谋乱”。据说，有人得到了欧榘甲的亲笔信函，其中明明白白地写着：“欲谋乱，东西粤、云南三省遍布心腹，运购军伙（火），非藉招商股筹数十万不能措办。”（同上，337页）也许欧榘甲真的另有所图，而在另一份揭发张鸣岐受贿包庇欧榘甲据商谋乱买凶诬仇的证书中，康有为为欧榘甲罗织了更多的“罪状”：广东归善生员欧榘甲险诡能文，最溺心于革命，九年前作《新广东》一书，以排满十八省自立为义，遍布内外。即与叶恩潜结，日以煽动华侨作乱为事，故于美国大埠创《大同日报》，至今日煽革义，全美皆知，此彰彰有据者也。欧榘甲、叶恩皆伪托于保党中，欲以暗移人心，既以反背党旨，为党魁所大责不容，则又巧变面目，师法徐锡麟、熊成基、孙文之术而增益之。乃捐道员与其心腹叶恩、梁少闲（梁应骝）并损（捐）道员。梁少闲尤阴狡，有学能谋，令欧为外而居中运动者也。既以入官，藉巡抚之势力，以招商劫商，因广西之荒僻而谋乱，欲据两粤滇黔而自立，此其深谋远图，诚合徐锡麟、熊成基、孙文为一手，而更隐微深固焉。（同上，342～343页）
在这里，康有为不仅把欧、叶说成是隐藏在保皇会内部的革命党，事实上也公开了保皇会内部多年来在政治路线上的分歧。振华公司案发生之后，康有为再度提起数年前关于“革命排满”的争论，就是看到了二者之间的这种联系。在他看来，造成这次分裂的根源，就在于思想上的不统一。尽管梁启超早已公开表示不再谈论“革命”，康有为也承认，“汝乃经七八年又反为吾”，但他仍然视梁启超为此案的“罪魁”，批评他不该“随意所之而妄尽言之”，所以才有今天这样的危难。（同上，363页）不管梁启超如何为自己辩解，康有为的这种看法不能说一点道理都没有。欧榘甲所以走到这一步，与他不肯放弃“革命排满”是有关系的。据说，他“屡欲觊觎非常之举”，梁启田曾经“力止劝之”，但效果也很有限。（《梁启田致谭张孝书》，见《康梁与保皇会》，166页）此后，他作为振华公司发起人前来纽约，终于看到了大展鸿图的机会，他对一个朋友说：“吾等今日之做振华股，不过欲他日图两广之地步耳。吾蓄谋已十有余年，振华、广美两公司若成，吾之目的可达也。”（《伍鸿进等致列位宪政党同志义兄书》，见《康梁与保皇会》，316页）在檀香山时，他还写信叮嘱同会某君，自今以后，切勿再攻革命党。
叶恩早年也曾有过自立反清的意识，壬寅年（1902年）梁启超等人鼓吹革命之时，他甚至想要“剪去满洲种之辫发”，为此，梁启超感到十分欣喜，以为“我等又添一同道中人矣”。（《致叶恩李福基等书》，见《康梁与保皇会》，103页）第二年，梁启超赴美期间，他们还有过一番交谈，都对革命心存向往。这似乎很能说明，叶惠伯与康有为离心离德也有思想上的原因。而且，叶在香港主持商会工作期间，与康有为闹过很多矛盾和纠纷，刘士骥被杀后，他曾与邝寿文联名发表《商务公司征信录》，揭发康有为侵吞港局股银十余万。然而，宣统元年（1909年）十月后，邝寿文又公开发表《驳叶惠伯商务公司征信录》一文，揭发叶惠伯冒用其名义，将香港华益倒闭的责任转嫁给康有为。他说：“查港华益之倒闭，皆自叶惠伯所致。叶惠伯一接办商务，仅逾数月，擅办渔票、酒店及徐闻公司，连息将亏十万，以督办追之而愤，乃冒粤汉铁路招股入美。”当时，粤汉铁路已经不再招收股本，他招得股本八十余万，却没有股票交与股东，只好花高价去收购股票。所需资金都是暗中从华益银行提取的，于是，造成了华益的信用危机，法国、荷兰等银行纷纷提回借款，使得“华益声名沦落，叶乃专办振华，反攻华益，布告四出而华益随倒”。（《康有为与保皇会》，330～331页）所以，两年后康有为仍对此耿耿于怀，他在写给梁启超的一封长信中还责备他看错了人：“以汝之智，何受人些须招呼小惠，而付人以数百万之大业乎？”他这里所说的这个人，就是叶惠伯。在他看来：“今商务之败固多端，亦非一人，而最甚者叶恩也。”如果没有叶恩，谭张孝之流也不能明目张胆地贪污。而当时向康有为力荐叶恩的，正是梁启超。叶恩想做香港总商会会长，他先求康有为，又通过康同璧和梁炳光（子刚）转求，康都没有答应。这时，梁启超来到加拿大，“亲受其情，亲许之，至硬词请吾电认，否则汝难堪。吾深知叶赌而无商才，以汝严硬，不得已从汝所请。及到加后，叶力请归，犹不许。彼乃谓不干商务，只顶空名；与约法三章，乃听其归，又令子节（方子节，康有为表弟）管银以制之。不料港人尊戴太过，又忌子节而排不许入，又既勉（徐勤）用闲（梁应骝）代之，皆寿（邝寿民）听其允之罪也”。因此，康有为痛切地表示：“若必责我商罪，则我最大罪为不能坚守拒汝之荐叶也。”（《康有为致梁启超未刊手札》，见《近代史资料》总114号，60～61页）
振华公司一案暴露了保皇会内部的深刻矛盾，这种矛盾既表现为经济利益的争夺，也表现为思想认识、政治态度的分歧。特别是在刘士骥被杀之后，他们互相指责对方为杀人凶手，要求清政府追究其谋财害命的罪责，都说得言之凿凿，煞有介事。但此案的真相最终并没能水落石出。不久，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轰然垮台，此案也就不了了之了。然而，对保皇会来说，振华公司案却是灾难性的，双方之间肆无忌惮的揭发和诬陷，使得保皇会内部由来已久的矛盾纷争、勾心斗角、藏污纳垢、腐败横行，统统暴露在世人面前，导致了它的最后瓦解和崩溃。
梁启超与辛亥革命
此时的梁启超对保皇会已经完全失望，早在政闻社成立之前，他写信给康有为汇报与杨度组党之事，就一再强调不要将海外的保皇会与新成立的组织混为一谈，不希望保皇会在海外所做之事被内地人所了解。虽说保皇会后来改名为帝国宪政会，辛亥（1911年）之后又改名帝国统一党，但他仍然觉得有必要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推行内地，究有不便”（《梁启超年谱长编》，370页）。新组织成立，他坚持拟一新的名称，以示与保皇会的区别。到后来，政闻社虽然昙花一现，但它给梁启超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结识了很多新的朋友。特别是在各省谘议局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发起入京请愿之后，他通过徐佛苏，与各省谘议局代表建立了联系。
徐佛苏在《梁任公先生逸事》里记载了当时的情形：“于是梁先生精神大振，深信今后大可接洽全国议士及优秀人士，灌注其政见学说。而常由余向各议员汤化龙、林长民、孙洪伊、黄远生诸先生通简论政，联络公义私交。”他还写道：“梁先生自就立宪政治发表数文之后，各省优秀人士，群谋与先生订交论政，信仰倍增于平昔。先生尤乐对人平等博爱，往返通简无虚日，新交渐多，先生并常募款补助报业。在此庚戌辛亥（1910—1911）年余之间，系先生与国内人士通函论政最多之时，亦即先生于戊戌变法后，最为欣慰之时，亦即余爱戴先生最笃之时。”（同上，512～513页）
这时的梁启超又振奋起来。他不仅暗中主持和鼓励国会请愿运动，而且公开发表文章，陈述国会必须速开之理由、迟开之危险，揭露政府无理阻挠速开国会的失职诿过行为。他致函徐佛苏与孙洪伊诸君，指示他们：“为预防全国革命流血惨祸起见，劝告各省法团向政府和平请愿。”（《梁启超年谱长编》，513页）但政府毫无诚意，于是有了第二次、第三次更加激进的请愿，发誓不达到马上召开国会的目的，绝不罢休。特别是在第三次请愿中，代表们委婉地表示，政府如果仍不体恤国民痛苦，吾辈也要倡导革命了。“不料清廷因此震怒，立下明谕，勒令代表等出京还里”（同上，514页）。闻此消息，各省代表“亦极愤怒，即夕约集报馆中，密议同人各返本省，向谘议局报告清廷政治绝望，吾辈公决密谋革命，并即以各谘议中之同志为革命之干部人员，若日后遇有可以发难之问题，则各省同志应即竭力响应援助起义独立云云”（同上）。一年后，武昌首义，各省响应，这些代表在其中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
这时，梁启超的态度也转趋激烈，他在民国元年归国后的一次演说中讲到当时的情形：初志亦求温和，不事激烈，而晚清政令日非，若惟恐国之不亡而速之，刿心怵目，不复能忍受。自前年十月以后至去年一年之《国风报》，殆无日不与政府宣战，视《清议报》时代殆有过之矣。犹记当举国请愿国会最烈之时，而政府犹日思延宕，以宣统八年、宣统五年等相搪塞，鄙人感愤既极，则在报中大声疾呼，谓政府现象若仍此不变，则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复以宣统五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此语在《国风报》中凡屡见，今亦成预言之谶矣。（同上，502页）
梁启超说过很多“谶语”式的话，后来都应验了，字典上不复有宣统五年是其中之一。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 10月 10日），武昌城里的一声枪响，宣统的年代便结束了，一个新的时代便到来了。这一枪何以有这么大的魔力？当今的历史叙事往往强调孙中山和袁世凯的作用，其实不然，如果没有梁启超和立宪党人，单单依靠孙中山和袁世凯，怕也很难这么快就把清王朝送进坟墓。徐佛苏有一段叙述讲得很清楚，他说：回溯川、鄂两省，因争路权而倡独立，革命之最初时期，并未表现革命党人有何种伟大之势力与计画存于国内，尤无一团一旅之革命军队可言。且待至川、鄂久布独立，袁、段已赞成共和之后，则革命党中之第二首领始由海外赶至武昌。待至长江下游，各省完全独立，武昌军府将改都江宁之时，则革命党中第一首领始由海外赶至江宁。若就辛亥年各省先后独立之日历考，乃知辛亥共和之成立，革命党人虽系成功者，结果者，然最初之造因者，实以川、鄂二省之谘议员为最有力。假令清廷昔年不坚持铁路归国有耶，则全国人民及各省谘议局何从得一大题目而谋独立？又假令当年无各省谘议局以集中人才，监督省治，代表民权耶，则人民何从得一法定的议政机关民意机关，借以反抗清廷，扰乱清政？……若就以上事理推论之，则可简括下一断案曰：辛亥革命之一举成功，无甚流血之惨祸者，实大半由于各省议员根据议政机关，始能号召大义，抵抗清廷也；又大半由于各省谘议局之间有互助合作之预备与其目标也。而各省议员之能决心合作，实大半由于议局之领袖曾受清廷驱逐请愿代表之耻辱，及经宪友会秘谋地方革命之激动也。而昔年国会请愿之能监促清廷，设立各省谘议局，畀人民以议政之权力者，实大半由于梁先生能以精神及著作领导余等之奋斗也。此可知民国之成立，梁先生实有间接之大力，并可知先生四十年间以著作报国之历史，实以此次运动者为第二期之事业。（同上，607～608页）
辛亥年（1911年）五月，康有为来到日本，最初就住在梁启超的双涛园。八月，武昌起义发生，梁启超与康有为对于全局和进行方针曾有过一番筹划。这时，他们的意见还是一致的，都主张君主立宪，继而附和康有为所主张的虚君共和，担心革命可能带来秩序的破坏和国家的分裂。九月初八日，武昌起义二十天后，梁启超在写给徐君勉的信中详细谈到他们的打算：今日所欲办之事，则一面勒禁卫军驻宫门，以备非常，即逐庆（庆亲王奕劻）、泽（载泽），而涛（载涛）自为总理，杀盛（盛宣怀）以快天下之心，即日开国会。当选举未集时，暂以资政院、谘议局全数议员充国会议员，同时下罪己诏，停止讨伐军，极言即日时势不容内争。令国会晓谕此意，然后由国会选代表与叛军交涉。幸此次叛军非由中山主动，不纯然为种族革命。告以国会既揽实权，则满洲不革而自革之义，当能折服；若其不从，则举国人心暂归于平和党，彼无能为力矣。政府一面仍下诏废八旗，皇帝自改汉姓，满人一切赐姓，以消除怨毒。其他应办之事尚多，不能具述，荦荦大端，大率如此。若果能办到，则缘有武汉之一逼，而国会得有实权，完全宪政从此成立，未始非因祸得福也。（同上，554页）
历史只能按照自身的逻辑发展，它不会照顾任何人的情绪。事实上，康梁的如意算盘在吴禄贞被刺杀后即宣告破产。但在得到吴禄贞被杀的消息之前，梁启超仍决定作一次努力。九月十六日，他由日本乘“天草丸”号轮船返国。临行前，他在给徐君勉的一封信中说到此行的使命和整个方针：仆明日行矣。禁（党禁）已解，此行掉臂而前，更无险象。前所布画，今收功将半（亦有不能行者）。此次政治革命之成功，颇出意外也。惟拨乱反治之大业，终未能责诸旦夕，非躬赴前敌，难奏全功。幸资政院已握一国之权，而议员大半皆同志，仆此行必当有所借手也。和袁，慰革，逼满，服汉，大方针不外此八字，望以告各同志。（同上，558页）
梁启超兴致勃勃，刚到大连时，还以为“吾事大可为也”，打算先到滦州，随后入京。但他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了，杨维新记下了此次随梁启超归国的经历，从中可以窥见其大概的情形：宣统三年武汉起义之后，吴禄贞、张绍曾在滦州发表十九条，梁先生由日本回国至大连（弟同行），行前与南海有密议，（在船中计画甚多，拟即往见吴禄贞。）到连后知吴禄贞已死，梁大失望，曾往见关东都督，请其电驻京日使，提议由使团设法维持京城治安（恐京城有事变，梁欲即入京也）。是时蒋百里在赵次珊处任参谋长，梁与蒋见面数次，似有运动军队之接洽（详情须问百里）。适汤觉顿（汤睿）、罗瘿公由北京过奉来连，谓蓝天蔚等将不利于梁，促即回日本，因与同船渡日。（同上，561～562页）
经此一番挫折，梁启超并未完全失望，他于九十月间发表《新中国建设问题》一文，希望能从理论上提出解决当前问题的意见。这篇文章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论述单一国体和联邦国体的问题，他是主张采用单一国体的；下篇讨论虚君共和政体与民主共和政体的问题，但这个问题让他感到有些为难。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还横着一个民族问题。满族作为异族统治中国近三百年，“久施虐政，屡失信于民，逮于今日，而今此事，殆成绝望”（同上，565页）。虽然虚君共和最适宜于中国，但考虑到民众的情感、意愿，似乎又不能保存其皇统而虚存之。所以他说：“夫民主共和制之种种不可行也既如彼，虚君共和制之种种不能行也又如此，于是乎吾新中国建设之良法殆穷。夫吾国民终不能以其穷焉而弃不建设也，必当思所以通之者。吾思之思之，既竭吾才矣，而迄未能断也。吾只能尽举其所见，胪陈利病于国民之前，求全国民之慎思审择而已。”（同上，566页）
他把选择国家政体的决定权交给国民，此时此刻，所表现的也只是他无可奈何的心情罢了，于是他怅然叹道：“是真可为长太息也。”（同上）不过，无论如何，形势的发展已经不可能再给“虚君共和”留下半点机会。十一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十二月南北议和成功，清帝随之宣布退位，局面就全变了。这时，就算虚君共和再好，他也只能放弃而接受民主共和。但康有为仍然固守其主张，不肯改变。于是，朋友当中有些人便写信劝梁启超，不要再屈从于康有为，因为“南佛（康有为）之政见，偏僻迂谬，不切时势，万无附从之理”（同上，598页）。他们告诉梁启超，南中首领即革命党，与他的感情本来是融洽的，但康有为“语言过火，挑动恶感，有一部分人极为衔愤，日恣诽谤，腾电相闻，遐迩喧传，互相指目，若不即行自辨，必于前途有碍”。因此，他们建议梁启超再写一篇文章，阐述自己最新的政见。他们担心梁启超有顾虑，特别提醒他：“政见本随时势而变迁，不足为病也。如佛（康有为）决不以为然，出其专制之力来相阻格，则各树一帜，各行其是，万不可再屈以求合。”（同上）
朋友们的意见让梁启超似有所动，他也考虑到，如果此时仍和康有为搞在一起的话，不只会引起很多人对自己的误解，更重要的是，立宪的事业也会受到很多负面的影响。所以，到了民国元年 （1912年 ）的四五月间，梁启超便提出请康有为宣布退隐。这当然不是梁启超一个人的意见，当时，国内各方面对保皇派的攻击非常厉害，梁启超要想在国内站住脚，并在政治上发挥作用，就不得不如此。这一次康有为似乎并没有表示反对，出面反对的还是他的学生麦孟华。他分别写信给梁启超和康有为，明确表示：“北江（康有为）宣布退隐不预政界一事，弟谓不可。”（同上，620页）他认为，在此危急存亡之秋，正是康有为大显身手、实现其理想和抱负的时候，如果骤然宣布退隐的话，“岂不尽失天下人之望”（同上）？但此时他已不能像当年那样，让康有为拿出老师的权威阻止梁启超了，而只能建议他们“分道而行，目前不作张皇之举动”（同上，621页）。也就是说，康梁如果一定要分手的话，只管自己做自己的事，不必张扬，也不必对外公布，所谓可做而不可说也。
康梁分道扬镳
康梁在政治上分道扬镳，大约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此后，他们再也没能走到一起。民国四年（1915年），袁世凯要当皇帝，梁启超和他的弟子蔡锷策划反袁，二人相继辗转南下，发动了护国战争。此时，康有为也表现出很大的积极性，据康同璧所编《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记载：“十二月，袁世凯帝制将成，先君遣门人潘若海赴南京，劝江督冯国璋保持中立，并电蔡锷先收川蜀，然后出军以争武汉。电文中有以朝气方兴之义旅，对此时日曷丧之独夫，其必胜无俟言也。蔡锷，湖南人，为梁启超时务学堂高材生。袁世凯谋帝制时，梁启超即与蔡锷谋赴云南起兵讨袁。蔡锷由沪过港，先君电徐勤接船保护。未几，徐勤亦回粤讨袁。张夫人以港屋质二万金助饷，徐以十九舰攻粤，龙济光始求和焉。”（《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171页）
梁启超抵达上海后，范静生已经为他安排好了住处，但是，康有为听说梁启超来了，要求他必须和自己住在一起。梁启超在十二月十九日写给女儿梁思顺的信中抱怨：“南佛（康有为）闻我至（吾未往见，适因昨日下午彼召静生往，不得不告之）。昨日半日中三次遣人来强迫我迁往彼处（夜十一时尚遣来下严厉之训令），吾为此几与决裂，可恼亦可叹也。”（《梁启超年谱长编》，726页）梁启超的反应有点不大合乎情理，虽说他们师生二人政治见解一直不同，但感情上似乎并未走到绝境。梁启超在事过之后所写的《从军日记》中透露了当时他的担心：此议初发生，最费踌躇者，则告南海（康有为）先生与否也。原无取隐乎南海，然南海以不能守秘密著闻，吾此行在途二十日，生命常在人掌握中，未当以为戏也。顾两月来，南海以吾凡百专擅，蓄怒既久，今此大举而不以告，他日责备，何以堪者。实则吾之专擅，良非得已，若事事秉承南海，靡特吾精神上常感不断之苦痛，抑凡今之与我共事者，皆将舍我去矣。难言之隐，莫此为甚。虽然，吾终不欲更开罪于长者。故濒行遂决告之。吾在沪本蛰居不出一步，仍使觉顿（汤睿）往谒将意。南海深嘉许，固在意中。然有意外者，则正色大声疾呼以主张其平昔之复辟论也。且谓吾辈若不相从，从此恐成敌国。其言甚长而厉，觉顿咋舌，唯唯而已。此等不祥之言，本无价值，然正恐有利用之者，劳他日一番收拾也。颇思在舟中作一长书相忠告，其夜君勉（徐勤）至，遂与极陈利害，讬其代诤，君勉深然吾言，然亦自审不能匡救也。吾已就睡，君勉始至，剧谈殆至达旦。时三月三日也，南海闻吾不挟仆卫行，则大诧而深忧之。（《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122页）
梁启超的担忧是有道理的。袁世凯取消帝制不久，民国五年（1916年）四月，康有为公开了他的复辟主张；六月，又发表《中国善后议》，主张“虚君共和”，认为“行虚君共和为最良法”（《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180页）。他这里所谓“君”，不是袁世凯，也不是黎元洪，而是他心目中的“故君”，也就是辛亥革命以后退位的满清皇帝。此时梁启超还在广西前线，他当即撰文，公开抨击康有为的谬论。他在所作《辟复辟论》中痛责主张清帝复辟的“耆旧诸公”：“当筹安会炙手可热，全国人痛愤欲绝时，袖手以观望成败，今也数省军民为帝制二字断吭绝脰者相续，大憨尚盘踞京师，陷贼之境未复其半，而逍遥河上之耆旧，乃忽仰首伸眉，论列是非，与众为仇，助贼张目。吾既惊其颜之厚，而转不测其居心之何等也。”（《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117页）意思就是说，袁世凯称帝的时候，你们不出面为故君请命，现在袁世凯要垮台了，你们却跑出来收渔人之利，无论如何都有点不地道。
民国六年（1917年），安徽督军张勋拥清帝宣统在北京宣告复辟，康有为果然参与其中。据《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记载：“五月，张勋拥宣统复辟，先君到京，主用虚君共和制，定中华帝国之名，开国民大会，而议宪法、除满汉、合新书、去跪拜、免忌讳，各省疆吏概不更动。而张勋左右刘廷琛、万绳栻等，顽固自专，排斥不用。先君正拟辞去南行，而兵事已起，乃避居美使馆之美森院。”（《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129页）后来，冯国璋进京，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下令逮捕他，他发表致冯国璋的专电，揭露这次复辟另有主谋，乃冯国璋也，希望冯能够一并到案候质。他说：“公自克复汉阳而功不得竟，乃心皇室，日谋复辟，吾门人麦孺博（麦孟华）、潘若海入公幕府以来，偕胡愔仲所日夕与公谋画者，复辟也。孺博舍袁世凯教育总长而屈从公者，以公主复辟也；所与公日夕谋先倒袁者，以为非倒袁则复辟无自也。”（《康有为政论集》下册，1008页）他在专电中还说到徐州会议的情况：“不意各省督军与张绍轩（张勋）会议徐州，决行复辟，信誓旦旦而忽背之也。绍轩提轻兵六千，深入京师，举行复辟者，信诸公同心之故，不图今皆改易面目，大声疾呼，反称讨逆也。”（同上，1009页）
由此可见，康有为一直没有放弃复辟清室的努力，只是这一次他过于相信军阀们的信义了。在他看来，徐州会议的结果已经达到了倒袁以收北军的目的，复辟岂非轻而易举之事？殊不知这些北洋军人早就熟悉了翻云覆雨的政治技巧，没有人会信守这种貌合神离的会议所作的约定，康有为自己却深陷其中。刚刚从政治漩涡中退出的梁启超，不得不再次出手，救民国于危难之中。七月一日，张勋正式宣告复辟。七月三日，天津《大公报》就刊载了《梁任公反对复辟之通电》。同日，段祺瑞以讨逆军总司令的名义，在天津马厂通电讨伐张勋，电文也出自梁启超之手。这里面固然有段祺瑞与研究系的相互利用，但不能说没有梁启超对共和的呵护和坚持。为此他不惜与老师决裂，说了那段著名的话：“且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五，17页）这里的大言不惭之书生，指的就是康有为。
当时，很多人称赞他写得好，但康有为却恨他恨得咬牙切齿，专门写了一首诗骂他：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日落泪潸潸。（《追忆康有为》，450页）
在这里，康有为骂梁启超违背伦常，食父食母，禽兽不如，够狠的了。不过，这只是他们关系中的一面，他们二人的关系中还有另外一面。“凌霄一士”是徐仁锦和徐仁钰合署的笔名，他们的父亲即徐致靖，戊戌年（1898年）曾上书举荐康梁，关系自非一般。他们谈到这一次的冲突，认为：“启超中举后师事有为，执弟子礼甚谨，且为之宣传最力。戊戌政变，亡命海外，议论渐有不合。入民国，意见益形参差。惟师生情谊，尚能保持。至是乃大决裂。其后事过境迁，复为师弟如初。”（同上，204页）这里所说的“其后”，大约是指民国十年（1921年）之后，梁启超虽然一直想跟上时代的发展，但仍有被时代甩在后面的焦虑。这时，他或许慢慢理解了康有为的顽固与守旧。民国十六年（1927年）春，康有为在上海做七十大寿，梁启超与同门诸弟子亲往祝寿，并撰写《南海先生七十寿言》一文，被认为“情文并茂，传诵一时”（《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235页）。据说，他把这篇寿言亲自书写在十六幅寿屏上，以白玉版宣朱丝阑锦缎精裱，可谓精美绝伦，当时北平的《晨报画刊》曾将其影印发表。他还集汉贤成语撰成一联：述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齐，入此岁来已七十矣！奉觞豆于国叟，致欢忻于春酒，亲授业者盖三千焉！（《梁启超年谱长编》，1124页）
这次生日寿诞之后不到一个月，民国十六年（1927年）三月三十一日，康有为因病在青岛去世。四月十七日，梁启超与同门诸子在北京畿辅先哲祠举行公祭，当日，他撰写祭文一篇，挽联一副。其挽联写道：祝宗祈死，老眼久枯，翻幸生也有涯，幸免睹全国陆沉鱼烂之惨！
西狩获麟，微言遽绝，正恐天之将丧，不仅动吾党山颓木坏之悲！（同上）
这一联比上一联，更加感慨悲凉之致。这时，梁启超也是一肚皮不合时宜，他在祭文中特别提到复辟一事，他说：后有作新中国史者终不得不以戊戌为第一章。斯万世之公论，匪吾党之阿扬。复辟之役，世多以此为师诟病，虽我小子，亦不敢曲从而漫应。虽然丈夫立身，各有本末，师之所以自处者，岂曰不得其正思报先帝之知于地下，则于吾君之子而行吾敬，栖燕不以人去辞巢，贞松不以岁寒改性。宁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毅然行吾心之所以自靖。斯正吾师之所以大过人，抑亦人纪之所攸讬命。任少年之喜谤，今盖棺而论定，呜呼哀哉，今复何言。（《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四十四〔上〕，30页）
在康有为死后，作为弟子的梁启超总算给了老师一个交代。刘太希在《记康有为先生》一文中这样评价梁启超的《祭文》，他说：“以曲笔为乃师辩护，梁氏用心可谓良苦。康氏地下有知，亦当有知师莫若弟之感，悔以前詈梁之不当吧！”（《追忆康有为》，452页）说到他们二人，还是梁启超的一番话最为精到：“启超与康有为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去治学也亦有然。……故有为之学，在今日可以论定；启超之学，则未能论定。然启超以太无成见之故，往往徇物而夺其所守，其创造力不逮有为，殆可断言矣。”（《清代学术概论》，90页）
也就是说，康有为是以不变应万变，早年由于太超前，晚年由于太落伍，所以一生都被国人视为怪物，总被别人嘲笑；梁启超则以其善变而追求不变，变的是他要努力适应这个时代，不变的是他对国家、对民族、对国民的爱和责任感，这一份大爱当中，当然也包括他的老师康有为。他在公祭后第三天写信给孩子们，还说：“南海先生忽然在青岛死去，前日我们在京为他而哭，好生伤感。我的祭文，谅来已在《晨报》上见着了。他身后萧条得万分可怜，我得着电报，赶紧电汇几百块钱去，才能草草成殓哩。我打算替（周）希哲送奠敬百元。你们虽穷，但借贷典当，还有法可想。希哲受南海先生提携之恩最早，总应该尽一点心，谅来你们一定同意。”（《梁启超年谱长编》，112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