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论保教之说有妨外交
第七,论孔教无可亡之理
第八,论当采群教之所长以光大孔教
这八个方面,核心在于第五个方面,他说:“居今日诸学日新,思潮横溢之时代,而犹以保教为尊孔子,斯亦不可以已乎。”也就是说,在这个国民思想日新月异的时代,再把“保教尊孔”拿出来招摇,是不合时宜的,是逆潮流而动,只能束缚国民思想,不能有助于国民思想的解放。他说:“文明之所以进,其原因不一端,而思想自由,其总因也。欧洲之所以有今日,皆由十四五世纪时,古学复兴,脱教会之樊篱,一洗思想界之奴性,其进步乃沛乎莫之能御。”(《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九,55页)他历数中国思想界两千年来保教所造成的结果,就是将一个思想何其自由的孔子,变成了一个狭隘的、僵化的、专制的孔子。从董仲舒到纪晓岚,都以为自己在保教,但由于“思想束缚于一点,不能自开生面”,其结果就像“群猨得一果,跳掷以相攫;如群妪得一钱,诟骂以相夺,其情状抑何可怜哉”?于是,他得出结论说,保教是思想自由的大敌,也是中国思想进步的大敌。大敌当前,他没有选择固守已被证明是错误的己见,而是选择了真理。他说:“区区小子,昔也为保教党之骁将,今也为保教党之大敌。”为什么?他这样回答了我们的疑问:“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吾又知孔子之爱真理,先辈故人之爱国家、爱自由,更有甚于吾者也,吾以是自信,吾以是忏悔。为二千年来翻案,吾所不惜。与四万万人挑战,吾所不惧。吾以是报孔子之恩我,吾以是报群教主之恩我,吾以是报我国民之恩我。”(同上,55~59页)
黄遵宪对于梁启超的以今日之我难昨日之我报以热烈欢迎,他在读了文章以后写信给梁启超,表达自己的心情:“乃惊喜相告,谓西海东海,心同理同,有如此者。”(《黄遵宪集》,488页)他也用很长的篇幅讨论“教不可保”的问题,两人的思想见解,在很多地方都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
从革命排满到君主立宪
但梁启超毕竟还很年轻,他不希望自己的思想总是停留在一个地方,事实上也不可能停留在一个地方,他在写给康有为的信中表示:“弟子意欲以抉破罗网,造出新思想自任,故极思冲决此范围,明知非中正之言,然今后必有起而矫之者,矫之而适得其正,则道进矣。”(《梁启超年谱长编》,278页)此后,他的言论日趋激进,不仅提倡“革命破坏”之说和“冒险进取”精神,甚至主张推翻满清政权,实行民族革命,建立民主共和之国家。对于梁启超的激烈言辞,黄遵宪也很不赞成,但他并不直接提出批评,而是委婉地用亲身经历来启发他,规劝他。他讲到自己年轻的时候:仆初抵日本,所与游者多旧学,多安井息轩之门,明治十二三年时,民权之说极盛,初闻颇惊怪,既而取卢梭、孟德斯鸠之说读之,心志为之一变,以谓太平世必在民主。然无一人可与言也。及游美洲,见其官吏之贪诈,政治之秽浊,工党之横肆,每举总统,则两党力争,大几酿乱,小亦行刺,则又爽然自失。以为文明大国尚如此,况民智未开者乎?
他继续讲述自己的故事:
又历三四年,复往英伦。乃以为政体当法英,而其着手次第,则又取租税、讼狱、警察之权,分之于四方百姓;欲取学校、武备、交通之权,归之于中央政府,尽废今之督抚藩臬等官,以分巡道为地方大吏,其职在行政而不许。上自朝廷,下至府县,咸设民选议院为出治之所,而又将二十一行省分画为五大部,各设总督,其体制如澳洲、加拿大总督。中央政府权如英主,共统辖本国五大部,如德意志之统率日耳曼全部,如合众国统领之统辖美利坚联邦,如此则内安民生,外联与国,或亦足以自立乎。
最后他说:
近年以来,民权自由之说遍海内外,其势长驱直进,不可遏止,而或唱革命,或称类族,或主分治,亦嚣嚣然盈于耳矣。而仆仍欲奉王权以开民智,分官权以保民生,及其成功则君权民权两得其平。仆终守此说不变,不知公之意以为然否?(《黄遵宪集》,491页)
黄遵宪这一番谆谆教诲,没能让梁启超的思想马上刹车,我们看他这个时期的言论,仍然以“革命”、“排满”为主调。而有意思的是,恰恰是这个时期的言论,使梁启超不同程度地影响到毛泽东、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的思想和行为,在年轻一代的心中赢得了一席之地。他们在很多年后仍然记得梁启超的文字带给他们的激动。然而当时,梁启超却承受着来自黄遵宪、康有为等师长的巨大压力。黄遵宪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年十一月又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他,专门讨论民权、自由、革命、自立以及将来的政体等问题。在这封信里,他反复说明其道理,并动之以真情,就是要劝梁启超回头。他明确表示:公(梁启超)所草《新民说》,若权利、若自由、若自尊、若自治、若进步、若合群,皆吾腹中之所欲言,舌底笔下所不能言。其精思伟论,吾敢宣布于众曰:贾、董无此识,韩、苏无此文也。然读至冒险、进取、破坏主义,窃以为中国之民,不可无此理想,然未可见诸行事也。
他告诫梁启超:
以如此无权利思想、无政治思想、无国家思想之民,而率之以冒险进取,耸之以破坏主义,譬之八九岁幼童,授以利刃,其不至引刀自戕者几希。
他担心:
然以今日之民,操此术也以往,吾恐唱革命者,变为石敬瑭之赂外,吴三桂之请兵也;唱类族者,不愿汉族、鲜卑族、蒙古族之杂居共治,转不免受治于条顿民族、斯拉夫民族、拉丁民族之下也;唱分治者,忽变为犹太之灭,波兰之分,印度、越南之受辖于人也。
他特别希望梁启超能用好手中这支笔,“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芒芒禹域,惟公是赖,求公加之意而已”。他认为,若论对社会舆论的影响,没有谁能胜过梁启超,所以,“以公今日之学说、之政论布之于世,有所向无前之能,有惟我独尊之概,其所以震惊一世,鼓动群伦者,力可谓雄,效可谓速矣。然正以此故,其责任更重,其关系乃更巨”。(同上,504~513页)
让黄遵宪感到欣慰的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梁启超从美国考察归来后,竟完全放弃了革命、排满、共和的主张,转向君主立宪。黄遵宪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七月写给梁启超的信中大发感慨:“公之归自美利坚而作俄罗斯之梦也,何其与仆相似也。”(同上,514页)我们也还记得,黄遵宪放弃卢梭的学说,转向“守渐进主义,以立宪为归宿”,正是在美国那三年结下的果实。此时,梁启超完全接受了黄遵宪的思想和主张。即使在不久之后所爆发的《新民丛报》与《民报》关于革命与君主立宪的论战中,梁启超的立论,也基本上是在发挥黄遵宪的思想。可惜,此时的黄遵宪身患重病,已不能治。甲辰(1904年)冬,病中的黄遵宪做了个梦,醒来后他作诗三首寄给梁启超,记述了梦中的情境以及对往事的追思。他在最后写道:“我惭嘉富洱(加布尔),子慕玛志尼,与子平生愿,终难偿所期。何时睡君榻,同话梦境迷?即今不识路,梦亦徒相思。”(《人境庐诗草笺注》,1078页)此二人,一个嘉富洱,一个玛志尼,此时此刻,也只能隔海遥望,梦里相思,让人唏嘘不已。
几个月后,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年)二月二十三日,黄遵宪死于肺病。梁启超二十八日得到黄遵宪去世的消息,悲痛异常,当即在《饮冰室诗话》中记下了自己的心情:二月二十八日忽得噩电,嘉应黄公度先生遵宪既归道山。呜呼痛哉!今日时局,遽失斯人,普天同恨,非特鄙人私痛云尔。吾友某君,尝论先生云:有加富尔之才,乃仅于诗界辟一新国土。天乎人乎,深知先生者,必能信此言之非阿好也。(《梁启超年谱长编》,351页)
他继续写道:
先生著述百余万言,其数年来与鄙人通信则亦十数;壬寅(1902年)本报中所载师友论学笺,题东海公、法时尚任斋主人、水苍雁红馆主人者,皆先生之文也。其他述作,或演国学,或箴时局,一皆经世大业,不朽盛事。鄙人屡请布之,先生以未编定,不之许也。呜呼!先生所以贻中国者,乃仅此区区而已耶?天道无知,夫复何言!先生平生所为诗不下数千首,其赠余诗仅二。畴昔以自居嫌疑之地,不欲布之。今者先生已矣,仇先生者亦可以息矣。“平生风谊兼师友,不敢同君哭寝门。”呜呼!吾安得不屑涕记之?(《饮冰室诗话》,105~106页)
这里可以看出,梁启超对黄遵宪不仅由衷地敬重和钦佩,而且感情深厚,这种感情就源于他们的共同理想和精神追求。
所以,黄遵宪在弥留之际还致信梁启超,与他讨论“吾党方针,将来大局”,颇有些交代政治遗嘱的意味。他说:“渠意盖颇以革命为不然者。然今日当道实既绝望,吾辈终不能视死不救。吾以为当避其名而行其实,其宗旨:曰阴谋、曰柔道;其方法,曰潜移、曰缓进、曰蚕食;其权术,曰得寸进寸、曰辟首击尾、曰远交近攻。”(《黄遵宪集》,517页)他这时已经看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遂与梁启超谈起对待生死的态度:“余之生死观略异于公,谓一死则泯然澌灭耳。然一息尚存,尚有生人应尽之义务。于此而不能自尽其职,无益于群,则顽然七尺,虽躯壳犹存,亦无异于死人。无辟死之法,而有不虚生之责。”(同上,518页)也就是说,人没有办法逃避死亡,但是,人不能不对虚度此生负有责任,一息尚存,就要尽应尽的义务。
虽然黄遵宪病患已深,但他仍一如既往地关心梁启超的精神状况和身体健康。从随信寄来的照片中,他看到杂坐于熊希龄与杨度之间的梁启超,“意兴萧索”,“神采乃不如人,面庞亦似差瘦也”,深为他感到担忧,特意在复信中劝慰他:“公二年来所谋多不遂,公自疑才短,又疑于时未可。吾以为所任过重,所愿过奢也。”接下来又说:“公今年甫三十有三,年来磨折,苟深识老谋,精心毅力随而增长,未始非福。(七年来所经患难不足以挫公,盖祸患发之自外,公所持之理足以胜之。惟年来期望不遂,则真恐损公豪气,耗公精心矣。)公学识之高,事理之明,并世无敌。若论处事,则阅历尚浅,襄助又乏人。公今甫三十有三,欧、美名家由报馆而躐居政府者所时有,公勉之矣!公勉之矣!”(同上)在这里,他勉励梁启超,不要因一时的挫折而沮丧,要在生活中不断地磨砺自己的品格,增加自己的阅历,相信未来一定有可以大展宏图的时候。
黄遵宪最后高吟着他的诗句,向梁启超挥手作别,其诗曰:谬种千年兔园册,此中埋没几英豪。国方年少吾将老,青眼高歌望尔曹。(《人境庐诗草笺注》,865页)
一代思想大师与之渐行渐远,而梁启超则独行在风雨飘摇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