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有许多新政，或是没有实行，或是半途而废，有时是因阻力太大，困难太多，推行不下去，有时是因办新政之人，不甚得力，一人任事过多，顾此失彼。这都是那个特定时代很难避免的。
做事之外，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读书。谭嗣同在南京候补一年，官场他很少应酬，书倒是读了不少，他颇为自豪地说，这一年犹如入山读书，所获颇丰。当时，他们所读之书主要是两类，一类是传统旧学，再一类是所谓新学，也就是新译的西方书籍。他们努力造成的，也正是这样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学派。除此之外，他们中的许多人还对佛学感兴趣。梁启超则把佛学称作晚清思想界的“伏流”。由于作为“今文学家”的魏源、龚自珍的提倡，晚清许多“今文学家”都兼治佛学。康有为最具代表性，在他的影响下，梁启超也把佛学看得很重要。
除了康有为的影响和引导，梁启超治佛学还得益于朋友之间的相互启发和促进。那时经常参与谈佛的，有夏曾佑、吴嘉瑞、吴铁樵、宋燕生和谭嗣同。其中以夏曾佑、谭嗣同与梁启超的关系最为密切。他在《三十自述》中写道：“相与治佛学，复生所以砥砺之者良厚。”（《梁启超年谱长编》，66页）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讲到谭嗣同治佛学，“尤常鞭策其友梁启超。启超不能深造，顾亦好焉，其所著论，往往推挹佛教”。（《清代学术概论》，99页）
他在给夏曾佑的信中也谈到治佛学的情形：
启超近读经，渐渐能解，（亦不能尽解，解者渐多耳）观《楞伽记》，于真如生灭两门情状，似仿佛有所见，然不能透入也。大为人事所累，终久受六根驱役不能自主，日来益有堕落之惧，（日夕无一刻暇，并静坐之时而无之，靡论读经）既不能断外境，则当择外境之稍好者以重起善心，兄之闲暇望如天上也。（《梁启超年谱长编》，75页）
梁启超治佛学曾得到谭嗣同的激励，但谭嗣同治佛学却是从梁启超这里得到启发。在此之前，谭嗣同甚至“不知有佛”，正是梁启超的现身说法，使他了解到佛学与康有为大同思想的关系，才对佛学产生了浓厚兴趣，“日夜冥搜孔佛之书”。（《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109页）其后，在南京候补期间，他又结识了杨文会（仁山），“时时与之游，因得遍窥三藏，所得日益精深”。（同上，109～110页）杨文会是当时的佛学大家，学问博而道行高，与康有为亦有交往。谭嗣同随他治佛学一年，领略了佛学的博大精深，在哲学认识论上接受了唯识论，并把这种影响施加到《仁学》的写作之中。学佛既然是件时髦的事，当时热衷于此的人也就很多，但梁启超说：“然真学佛而真能赴以积极精神者，谭嗣同外，殆未易一二见焉。”（《清代学术概论》，100页）
谭嗣同治佛学，吴嘉瑞的影响也不可低估，他在《金陵听说法诗 ？序》中还说：“吴雁舟先生嘉瑞为余学佛第一导师，杨仁山先生文会为第二导师，乃大会于金陵，说甚深微妙之义，得未曾有。”（《谭嗣同全集》，246页）实际上，在这些人中，夏曾佑、吴嘉瑞、宋燕生在佛学方面的造诣，都比梁启超和谭嗣同高出许多。孙宝瑄（仲愚）的《日益斋日记》便记载了他们与学佛有关的聚会：八月十四日，宴复生、卓如、穰卿、燕生诸子于一品香，纵谈近日格致之学，多暗合佛理，人始尊重佛书，而格致遂与佛教并行于世。
十九日过午，诣谭复生，与燕生、雁舟、穰卿、仲巽、卓如及复生七人同映一像，或蚨坐，或倚坐，或偏袒左臂右膝着地，或跽两足而坐，状类不一。（《梁启超年谱长编》，57页）
这里提到的七个人，即宋恕、吴嘉瑞、汪康年、胡仲巽、梁启超、谭嗣同和日记的主人孙宝瑄。据说，这张照片拍摄于上海光绘楼，孙宝瑄还在照片背面题有一偈：“众影本非真，顾镜莫狂走。他年法界人，当日竹林友。”他们自比魏晋时的“竹林七贤”，每个人都摆出了不同的姿势，谭嗣同甚至致信汪康年，希望能通过对底片进行特殊处理，造成类似佛像的效果。他说：雁菩萨（吴嘉瑞）又带到造像七躯拓本，具种种庄严、种种相，同人咸喜赞叹，说雁是入正定菩萨，嗣同是菩萨旁侍者，抑亦阿那含之亚也。此与嗣同平昔师事雁菩萨之旨正尔微合。前在上海，曾嘱造像之光绘楼造像，若佳，请其将原玻璃片存留，勿遽揩去，以便购回，随时晒印，务恳即为购出。并倩（请）其将雁菩萨与嗣同二躯另晒上一块小磁片，勿添颜色，第将余像暂用纸隔住，则所印止二像矣，亦甚易办耳 ……异时流落尘寰，后之考据家将曰此大魏太和几年龙门摩崖碑也，岂不亦狡狯矣哉！（《谭嗣同全集》，491页）
遗憾的是，当时的技术条件并不能实现谭嗣同的想法，而更加遗憾的是，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造像，竟然真的“流落尘寰”，不知“后之考据家”能否将它重新发掘出来。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看到了佛学给他们带来的诸多乐趣。
“湖南之士可用”
丁酉年（1897年）十月初，梁启超离开上海《时务报》，大约在十月二十二日前就已抵达长沙。他此次湖南之行，是应黄遵宪等人邀请，出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随行的教员还有韩树园、叶湘南、欧榘甲，都是康有为的学生。
当时的湖南，在全国堪称最具活力，最有生气。梁启超说：“湖南以守旧闻于天下，然中国首讲西学者，为魏源氏、郭嵩焘氏、曾纪泽氏，皆湖南人。故湖南实维新之区也。发逆之役，湘军成大功，故嚣张之气渐生，而仇视洋人之风以起。虽然，他省无真守旧之人，亦无真维新之人。湖南则真守旧之人固多，而真维新之人亦不少。此所以异于他省也。”（《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一，130页）
戊戌变法期间，新旧两党在湖南剑拔弩张，冲突一触即发，旧党反应之激烈超过了任何地区，这与湖南的实际情形有很大关系。梁启超说：“自甲午之役以后，湖南学政以新学课士，于是风气渐开。而谭嗣同辈倡大义于天下，全省沾被，议论一变。及陈宝箴为湖南巡抚，其子陈三立佐之。黄遵宪为湖南按察使，江标任满，徐仁铸继之为学政，聘梁启超为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与本省绅士谭嗣同、熊希龄等相应和，专以提倡实学，唤起士论，完成地方自治政体为主义。”（同上）
当时，湖南的形势非常喜人，康有为、梁启超都认为“湖南之士可用”。所以，当梁启超受到邀请“主湖南时务学堂讲席”时，康有为显得很激动。（《梁启超年谱长编》，66页）在梁启超入湘之前，特意就教育方针等问题，与同人一起商议，提出了四条宗旨：“一渐进法；二急进法；三以立宪为本位；四以彻底改革，洞开民智，以种族革命为本位。”据说，梁启超极力主张第二种和第四种。而“南海沉吟数日，对于宗旨亦无异词”。他们还根据所定宗旨编写了课本，后来，“王先谦、叶德辉辈，乃以课本为叛逆之据，谓时务学堂为革命造反之巢窟，力请于南皮（张之洞）。赖陈右铭（宝箴）中丞早已风闻，派人午夜告任公，嘱速将课本改换。不然，不待戊戌政变，诸人已遭祸矣”。（同上，88页）这些收回来的课本装满一箱，后来由狄楚青（卿）带往日本，保存在横滨的大同学校，由麦孺博负责，但以后亦不知去向。
很显然，康有为特别看重湖南，还有更深层的考虑。他不仅积极支持梁启超等人入湘讲学，他在与谭嗣同见面后，也“令复生（谭嗣同）弃官返湘”。那时，恰好发生了德国强占胶州湾的危机，并在西方列强中引发了新一轮瓜分中国的热潮，“国势之陵夷”逼得他必须早作准备，所以他说：“以湘人材武尚气，为中国第一；图此机会，若各国割地相迫，湘中可图自主。以地在中腹，无外人之交涉，而南连百粤，即有海疆，此固因胶旅大变而生者。诚虑中国割尽，尚留湘南一片，以为黄种之苗。”（同上，94页）这里包含着一种最坏的打算。梁启超后来写信给陈宝箴，还在发挥康有为的这种设想。他先讲到陈三立邀请诸公讨论时局，并转达陈宝箴的意见，希望大家能商议出一个“破釜沉舟万死一生之策”。梁启超听了他这番话，“心突突不自制，热血腾腾焉，将焰出于腔”。而且，“欲哭不得泪，欲卧不得瞑”，竟已六天六夜。睡不着时他想了很多，并由此得出一个结论：“今日非变法，万无可以图存之理。”不变法只有死路一条，但变法之事却很难指望政府官员。如果寄希望于这些人，那么，“南山可移，东海可涸”，变法一事终究是办不到的。这样看来，就只有束手待毙这一条路了。数年之后，中国只能成为西方列强案板上的肉，任人宰割。所以，他说：“为今日计，必有腹地一二省可以自立，然后中国有一线之生路。”（《饮冰室合集 ？集外文》上册，11～12页）
这显然是个很危险的想法，梁启超并非不了解这种危险的严重性，他明白：“以今之天下，天子在上，海内为一，而贸然说疆吏以自立，岂非大逆不道狂悖之言哉！”但他认为，既然瓜分的危险已迫在眉睫，那么，忧国忧民的人就难免铤而走险。他看到了另一种危险性，说道：“今日之督抚，苟不日夜孜孜存自立之心者，虽有雄才大略，忠肝义胆，究其他日结局，不出唐景崧、叶名琛之两途。一生一死，而其为天下之人万世之唾骂者，一而已。”（同上）陈宝箴看了他的信，估计会有一点心惊肉跳，他不希望更深地卷入到康梁的政治冒险中去，他的政治倾向、道德操守也不允许他这样想、这样做。但他并不怀疑梁启超救国救民的真诚，他知道梁启超所谓自立，绝不同于旧时代的军阀割据，只不过，他对康梁的激进亦有所不满，所以，只有采取有意疏远他们的态度。
实际上，入湘之初，梁启超几乎受到了全湘政学两界的一致欢迎，甚至像王先谦这样的守旧人物“亦称美焉”。在这里，他很快便进入角色，担负其总教习的责任。虽然他的教学生涯短暂到只有三个月，但他不仅为此制定了一部《湖南时务学堂学约》，还制定了《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并附有《第一年读书分月课程表》。这期间，他还作了《读春秋界说》和《读孟子界说》等文章。那时，他与学生都住在学校里，每天上课四个小时，其他时间或讨论，或写札记。“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他给学生讲的主要是《公羊》、《孟子》，以此发挥他的民权思想，倡言革命。谈到学术，“则自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学者，掊击无完肤”。后来引起全湘大哗，群起而攻之，从湖南一直影响到北京，有御史甚至上书弹劾—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戊戌党祸的，就是这些札记和批答。（《清代学术概论》，84～ 85页）
时务学堂育英才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在其变法维新总战略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他在《变法通议？学校总论》中指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然而，民智如何开呢？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办学校。所以，他的办学热情是很高的，且有一套完整的理念和设想。这套理念和设想与他在万木草堂所受到的教育是一脉相承的。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给了他实践这些理念与设想的机会，他将其贯彻于自己所制定的《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中。这个学约包含了十个方面的内容，依次为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与传教，其中，立志是根本，经世是核心。很显然，他所要培养的，正是以全新的社会理念治理国家的新型政治人才，从这里人们也很容易想到儒家传统的“内圣外王”的思想。
他首先谈到立志，立什么志呢？他提到了孔子、伊尹、孟子、范仲淹、顾炎武等人的志向，然后他说：“学者苟无此志，则虽束身寡过，不过乡党自好之小儒；虽读书万卷，只成碎义逃难之华士。”他借用朱熹的话说，立志就如同播种，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以此强调求学之始，就要树立远大的志向，不能为功名利禄所困。他明确指出，“科第衣食，最易累人”，因此，“有一于此，不可教诲”。（《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二，23～24页）
有了远大的志向，还要通过养心把自己修炼成一副金刚不坏之体，以抵御外界的各种诱惑，并使其成为道德上立于不败之地的内在源泉，所以，他特别重视孟子的“不动心”这三个字，在他看来，孟子一生都得力于此。他指出：“学者既有志于道，且以一身任天下之重，而目前之富贵利达，耳目声色，游玩嗜好，随在皆足以夺志，八十老翁过危桥，稍不自立，一落千丈矣。”这种提醒时至今日仍有振聋发聩之感，实际上，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环境，到处都充满了诱惑，一不小心，最初的人生目标就有可能被打破，被放弃。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有些是来自外界的诱惑，有些则纯粹是自己主动的内心选择，主动放弃一个知识分子所应该承担的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去追求功名利禄、物质享受或无关紧要的“破碎之学”。他以曾国藩为榜样，指出：“大儒之学，固异于流俗哉。今世变益亟，乱机益剧，他日二三子所任之事，所历之境，其艰钜危苦，视文正（曾国藩）时，又将过之，非有入地狱手段，非有治国若烹小鲜气象，未见其能济也。”所以他说：“养心者，治事之大原也。”他认为，养心有两种途径，一是静坐，二是阅历。年轻学子尚未走上社会，闭门读书，无所谓阅历，可行的只有静坐。程子曾要求学生“半日静坐，半日读书”，今日之世，功课多，时间紧，没有这样好的条件，但每天也应拿出一小时或半小时做养心的功夫。这种静坐又并非如老和尚参禅入定，或道家的调息凝神、致虚守静，而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敛其心，收视返听，万念不起，使清明在躬，志气如神；一纵其心，遍观天地之大，万物之理，或虚构一他日办事艰难险阻，万死一生之境，日日思之，操之极熟，亦可助阅历之事，此是学者他日受用处，勿以其迂阔而置之也”。（同上，24～25页）
作为学者道德修养的最后一功，梁启超认为是“治身”。所谓治身，也就是严格约束自身的外在行为和举止，“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其办法就是每日睡前反省自己这一天的言论行事有没有不合礼法、有悖道德的情况，用这种方法不断纠正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完善自己的人格和品德。其目的就是为了“他日任天下事，更当先立于无过之地”也。（同上，25页）同时，群体精神，团结同志（乐群），以及强健身体，张弛有度（摄生），也被他纳入学校教育之中，成为学生必须完成的所有功课的一部分。这里，梁启超通过其教育理念，已经初步表达了他的“新民”思想，这应该也是其大同理想中人的改造的重要内容，我们在其后由毛泽东所发扬光大的对人进行改造和重塑的运动中，也还能看到梁启超的身影。
当然，学生以学为主。梁启超对于学生的学业也是非常重视的。他提醒，学生在其志向确定之后，还要在读书治学上下功夫，才能使得其志落在实处，“否则皆成虚语，久之亦必堕落也”。在其所定“学约”中，其四读书，其五穷理，其六学文，看起来都在讲知识的传授与接受，但是，与传统的私塾、书院教育已有很大不同。传统教育也强调读书，但“通古今，达中外，能为世益者”却很少，由于这个原因，“儒者遂以无用闻于天下”。梁启超不主张读无用之书，在他的教育思想中，读书一定是和经世联系在一起的。他说：“凡学焉而不足为经世之用者，皆谓之俗学可也。”而且，今日所言经世，又与唐宋以来所说的经世不完全一样，要解决今天的实际问题，不仅要读中国书，更要读世界各国的书，甚至，“非读万国之书，则不能通一国之书”，这是今天的学生所遇到的新的情况。所以，“今中学以经义掌故为主，西学以宪法官制为归，远法安定经义治事之规，近采西人政治学院之意”，这样才能改变以往读书“于大道无所闻，于当世无所救”的状况。他说：“今与诸君子共发大愿，将取中国应读之书，第其诵课之先后，或读全书，或书择其篇焉；或读全篇，或篇择其句焉。专求其有关于圣教，有切于时局者，而杂引外事，旁搜新意，以发明之。量中材所能肄习者，定为课分，每日一课，经学、子学、史学，与译出西书，四者间日为课焉。度数年之力，中国要籍一切大义，皆可了达，而旁证远引于西方诸学，亦可以知崖略矣。夫如是则读书者，无望洋之叹，无歧路之迷，而中学或可以不绝。”（同上，24～28页）
可惜的是，梁启超虽有极好的教育理念，但他在湖南时务学堂的教育实践，却仅仅维持了三个多月，戊戌年（1898年）二月十四日，他便因病离开长沙，回上海去了。尽管如此，“在这样一种不拘形式，而朝气蓬勃、精神充沛、乐趣的、进取的学风之下，自然能够造就出非常奇伟的人才来。当初时务学堂第一班的学生只有四十人，而五分之二都成了革命先烈或开国名人。庚子汉口革命之役，教习唐才常率领学生林圭、李炳寰、田邦璿、蔡钟浩、傅兹祥等二十余学生，受着孙、梁共同的指挥，联合会党举义兵不成，踏着 ‘戊戌六君子 ’的碧血，而碎首成仁于国贼张之洞之手。以上六人，就是所谓 ‘庚子六君子’！时务学堂第一班的学生已去了一半。那时四十门徒中，最小的一位蔡艮寅，只有十六岁，大家都很爱他，他便是我中华民国建国伟人中的一位，民四护国之役的元勋—蔡锷将军。门徒中最穷苦的，要推范源濂。他在开国时期，终身致力于教育事业，他在中国教育界、一般文化界及生物学界的建设成绩是决然不朽的。总之，这样一种 ‘设备不具 ’的学堂，竟培养了如此伟大、质量俱优的杰出人才，真是收获着‘乐育英才 ’最大的成功”。（《梁启超传》，44～45页）这里所述，应该是时务学堂最值得骄傲之处。事实上，在当时，没有任何一家学堂能和时务学堂相比。
开启民智南学会
在这段时间里，除了讲学，梁启超还与谭嗣同、黄遵宪一起参与了南学会的筹办工作，并为之作《南学会序》。如果说办学校是为了培养年轻后学、少年子弟，为将来储备人才的话，那么，办学会则是为了开启民智，使民众觉悟到自身的责任和权利，并逐步养成参政议政的习惯和能力。在他看来，这是使国家由弱变强走向新生的最有效的办法。不过，南学会二月初一日首次开讲，谭嗣同、皮锡瑞、黄遵宪、陈宝箴等都发表了演说，梁启超却因病重未能参加。那时，他们的野心都很大，忧虑也很深，谭嗣同在给陈宝箴的信中就曾提到兴办南学会的目的是为了“救亡”，要作“亡后之想”，“筹办亡后之事”，他指出，既然封疆大吏如张之洞者不能保证中国不被瓜分，生民不遭杀戮，那么，就应该兴民权而自救之。而要兴民权，没有比国会更有效的了。学会恰恰隐含着国会和议院的性质。他说：“湘省请立南学会，既蒙公优许矣，国会既于是植基，而议院亦且隐寓焉。”有了学会，也就有了未来国会的基础。（《谭嗣同全集》，278页）
梁启超在《湖南广东情形》中讲得更加具体：“而南学会尤为全省新政之命脉，虽名为学会，实兼地方议会之规模。先由巡抚派选本地绅士十人为总会长，继由此十人各举所知辗转汲引以为会员。每州每县皆必有会员三人至十人之数，选各州县好义爱国之人为之。会中每七日一演说，巡抚学政率官吏临会，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及学长 □□□等，轮日演说中外大势、政治原理、行政学等，欲以激发保教爱国之热心，养成地方自治之气力，将以半年之后，选会员之高等，留为省会之会员，其次者则散归各州县，为一州一县之分会员。盖当时正德人侵夺胶州之时，列国分割中国之论大起，故湖南志士人人作亡后之图，思保湖南之独立，而独立之举，非可空言，必其人民习于政术，能有自治之实际然后可。故先为此会以讲习之，以为他日之基。”他甚至说：“南学会实隐寓众议院之规模，课吏堂实隐寓贵族院之规模，新政局实隐寓中央政府之规模。”（《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137～138页）
大约那个时候的维新人士都很看重西方的议会政治，《黄公度先生年谱》也有这方面的记载：“南学会实兼学会与地方议会之规模，会中每七日大集众而讲学。讲论会友，以学问渊博、擅长言词者充任，当时公推先生主讲政教，皮鹿门（锡瑞）主讲学术，谭复生（嗣同）主讲天文，邹沅帆（代钧）主讲舆地。在第一次讲学时，陈右铭（宝箴）、谭复生、皮鹿门及先生俱曾讲演。先生首倡民治于众曰：‘亦自治其身，自治其乡而已。由一乡推之一县一府一省，以迄全国，可以成共和之郅治，臻大同之盛轨。’”（《人境庐诗草笺注》，1224页）
维新守旧水火不容
很显然，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等人对于湖南的“政改”，抱有一种更大的希望或野心，而关键还要看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态度。陈宝箴，字右铭，江西义宁人，著名学者陈寅恪的祖父、陈三立的父亲。他不是一个昏庸、保守的官僚，而是一个有作为、有担当、有真性情且又老成持重的封疆大吏。乙未年（1895年）八月，由于荣禄的保荐，诏授湖南巡抚，甫一上任，便以“变法开新”为己任，将行新政作为其执政的基本诉求，先后“设矿务局、官钱局、铸钱局；又设电信，置小轮，建制造枪弹厂；立保卫局、南学会、算学堂、湘报馆、时务学堂、武备学堂、制造公司之属，以次毕设”。（《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上编，171页）黄濬著《花随人圣庵摭忆》对此有一段非常切实的评价，他说：“湖南之焕然濯新，实自陈右铭抚湘始。当时勇于改革，天下靡然从风，右铭先生与江建霞（标）、黄公度（遵宪）、梁任公（启超）等入湘，併力启发，一时外论以比于日本变法之萨摩长门诸藩。”（同上，226页）可见其声势浩大。不过，陈宝箴对于维新派的主张并不完全认同，而是有所保留。他几次请谭嗣同回湖南，但谭回到湖南后，却始终未被重用。据陈寅恪回忆，筹办时务学堂之初，黄遵宪曾向陈宝箴建议聘请康有为主讲时务学堂。陈宝箴征求陈三立的意见，陈三立说，他曾见过梁启超的文章，“似胜于其师，不如舍康而聘梁”。陈宝箴采纳了儿子的意见，才决定放弃康有为，改聘梁启超。（《寒柳堂集》，167页）从这里也能看出陈宝箴对康有为等人的态度，一方面，他不得不借助这些人的力量在湖南开展维新运动；另一方面，他又很难接受其民权、平等的主张，对康有为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的议论，也不以为然。事实上，他对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等人请求设立南学会的真实意图是清楚的，但他总是尽可能地要控制局面，不让改革的列车驶出他所设定的轨道。所以，他在南学会的演说，并不理会谭嗣同、黄遵宪大谈民权、议会，而是强调该会宗旨在于防治有人反洋教，皮锡瑞在《师伏堂未刊日记》中记载陈宝箴所说：“中丞曲为譬喻，嘱湖南莫打洋人，学会之设，原为此事，至今日始点题。”（《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 4辑，77页）
此时，梁启超已离开长沙，谭嗣同则留下来继续参与南学会的组织工作和演讲。如果说他的确是在四月初离开长沙的话，那么，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他六次到南学会发表演讲（一说八次）；梁启超离开长沙的第二天，《湘报》创刊，他还担任《湘报》的董事兼撰述人，并为《湘报》撰稿十六篇。当时，梁启超、谭嗣同已不断遭到守旧人士的攻击。先是湖南岳麓书院斋长宾凤阳，他联合杨宣霖等数人，上书院长王先谦，要求辞退梁启超等。他们指出：“今康梁所用以惑世者，民权耳，平等耳，试问权既下移，国谁与治？民可自主，君亦何为？是率天下而乱也。”（《苏舆集》，164页）王先谦接受了他们的请求，并邀叶德辉等与巡抚陈宝箴交涉，受到陈宝箴的斥责。王先谦不服，再次致函陈宝箴，为宾凤阳辩护，并以辞去岳麓书院院长相要挟。陈宝箴感叹：“国家事势至此，我辈尚以口齿微嫌，龂龂不已耶。”最终只有将时务学堂教习中的康门弟子欧榘甲、韩文举、叶觉迈全部辞退才算了结。
不久，又有左都御史徐树铭上疏弹劾陈宝箴、江标、徐仁铸，并要求责令其撤换梁启超，另聘宿学老儒主持湖南时务学堂。实际上，在徐树铭上疏的前两天，张之洞已经致电陈宝箴，提醒他警惕报纸的言论，以防言官弹劾，结果，不幸被他言中。但徐折留中，光绪帝不予理睬。不过，此事并没有完。在湖南守旧人士的鼓动下，紧接着，便“有御史黄均隆参劾黄遵宪、谭嗣同和梁启超两疏并上，皇上于劾者置之不问”，也就是说，光绪又把它留中了。（《梁启超年谱长编》，126～127页）
至此，新旧两派的情形已成水火之势，而谭嗣同在《湘报》接连发表《读南海康工部有为条陈胶事折书后》以及《治事篇第十 ？湘粤》两篇文章，则无异于火上浇油，不仅使守旧人士更加愤愤不已，而且，还引起了维新人士的不满，陈三立、邹代钧等人便指责谭嗣同钻营康门。随后又发生了陈宝箴调阅时务学堂札记的事，更进一步造成了维新派内部的不和，谭嗣同与陈三立、邹代钧的关系也进一步恶化。邹代钧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一再谈到他与谭嗣同、熊希龄之间激烈的矛盾冲突：湘事大坏，义宁（陈宝箴）有忌器之意，鄙人力量何能胜之，言之愤甚，谭猖狓过于熊，若早去谭，事犹可挽回。（《汪康年师友书札》三，2756页）
鄙人为时务学堂事，竟与谭、熊为深仇，谭虽得保而去，熊则仍踞此间，动辄以流血成河为言，且行同无赖，似难与计较。学堂事渠虽交出，费尽许多心力，实一言难磬。右丈委汪颂年与鄙人接办，而熊怒未息，其无状竟及于义宁乔梓矣。湘中万难相容，势必走附康门，求一出身也。公以恬退责我，我不受也。苟不恬退，谭、熊必以洋枪中我矣。此二人者，鄙人向引为同志，本有才，从前作事尚为公，一旦陷入康门，遂悍然不顾。吁！康徒徧天下，可畏也。（同上，2757页）
这里似乎已经闻到了火药味。情况也许没有这么严重，但分歧和不满确实存在。谭嗣同在写给欧阳中鹄的信中就充满了愤愤不平之气：惟学堂事则有传闻不确者。姑无论功课中所言如何，至谓“分教皇遽无措，问计秉三（熊希龄）乃尽一夜之力统加决择，匿其极乖谬者，就正平之作临时加批”云云等语。嗣同于调札记时虽未到省，然于秉三及分教诸君，深信其不致如此之胆小。宗旨所在，亦无不可揭以示人者，何至皇遽至此？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耶稣以一匹夫而撄当世之文网，其弟子十二人皆横被诛戮，至今传教者犹以遭杀为荣，此其魄力所以横绝于五大洲，而其学且历二千年而弥盛也。呜呼！人之度量相越岂不远哉！近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徧地，方有复兴之望。不然，则真亡种矣。（《谭嗣同全集》，474页）
陈三立平时对梁启超、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等人的言行或有不满，对康有为更有很深的成见。他到欧阳中鹄那里告谭嗣同的状，说他有意与康有为套近乎，自称其门人，是给湖南人脸上抹黑，要欧阳中鹄设法阻止他。这事偏巧被谭嗣同撞上，他在给欧阳中鹄的信中说：“及下午到尊处，见某在座，神色颇异，方欲与言，旋即避去。”这个“某”，所指应该就是陈三立。他是否以为谭嗣同《读南海康工部有为条陈胶事折书后》一文的结尾数语是骂他，我们已无从了解，但谭嗣同认为，他是出头领了这个骂的，“乃彼则自出承当，谓为詈彼”，并由此揣测他的心机，“平日诋卓如（梁启超），诋绂丞（唐才常），（及力阻不许聘康南海来湘。）则其人亦太不测矣。而又往函丈（欧阳中鹄）处陈诉，岂欲出死力钤束嗣同等而后快耶”。（同上477～478页）他以为陈三立是受了别人的蛊惑和影响，希望欧阳先生能转告陈三立：“远毋为梁星海（鼎芬）所压，近毋为邹沅帆（代钧）所惑。”这个梁鼎芬是张之洞的幕僚，在海内群起攻击康梁时，他是最积极的一个。湖南维新人士间发生矛盾，致使“湘事大坏”，他要负很大责任。陈三立视康梁为洪水猛兽，不能说其中没有他的挑唆。谭嗣同激愤不已地质问他们：“康某果何罪于天下，乃不许人著一好语耶！”（同上）
戊戌变法，百日维新
就在湖南的顽固守旧人士对谭嗣同、梁启超穷追猛打之时，他二人却已先后来到北京。梁启超到北京的时间大约在二三月间。当时，俄国向中国政府索要旅顺港口和大连湾，梁启超与麦孟华协助康有为奔走其事，遂约同两广、云、贵、山、陕各省举人上书都察院，力陈旅、大之不可割，并请求变法拒俄。不久，康有为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梁启超紧随其后，也跟着大力提倡。保国会首次开会是在三月二十七日下午一时，地点在南横街粤东会馆，众人推举康有为发表演说。这一次不知什么原因梁启超没有参加，但闰三月初一日第二次集会，梁启超不仅参加，而且发表了演说。
这时，发生了德军在山东即墨孔庙毁坏圣像的事件，消息传到北京，举人们都非常愤慨。梁启超与麦孟华、林旭等十一人联名上书，他撰写的《呈请代奏查办德人毁坏圣像以伸公愤稿》还刊登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五日（1898年 6月 3日）的《湘报》上。当年五月，梁启超还联合百余举人连署上书，请求废除八股取士的制度。但是，都察院、总理衙门都不代奏，举人们也无可奈何。
四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戊戌年的百日维新由此拉开大幕。就在光绪颁布《定国是诏》的第三天，二十五日，徐致靖上了著名的《保荐人才折》，向光绪保荐了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五个人，他称谭嗣同“天才卓荦，学识绝伦，忠于爱国，勇于任事，不避艰险，不畏谤疑，内可以为论思之官，外可以备折冲之选”；并称梁启超“英才亮拔，志虑精纯，学贯天人，识周中外，其所著《变法通议》及《时务报》诸论说，风行海内外，如日本、南洋岛及泰西诸国，并皆推服”。当日虽然还有掌陕西道监察御史黄均隆上了参劾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及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诸人的折子，但光绪皇帝对弹劾他们的折子置之不问，对于举荐他们的折子则明发上谕，谭嗣同着江苏督抚“送部引见”；梁启超着总理衙门“查看具奏”。（《梁启超年谱长编》，120～121页）
对于光绪皇帝的谕旨，总理衙门没敢耽搁，五月十三日，奕劻等就上了《举人梁启超遵旨查看片》，称赞他“志趣远大，学问淹通，尚属究心时务”；而且称他“平昔所著述，贯通中西之学，体用兼备，洵为有用之才”，建议“酌予京秩，以资观感”。（《戊戌百日志》，98页）意思就是请皇上酌情委任他一个京官的职位。其实，早在五月初十日，奕劻等在《遵议开馆译书折》中就给梁启超作了安排：“兹查有广东举人梁启超，究心西学，在上海集资设立译书局，先译东文，规模已具，而经费未充，殊非经久之道。上海为华洋总汇，所购外洋书籍，甚为利便，刷刊工本，亦较相宜，该举人经理译书事务，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同上，91页）五月十四日，总理衙门又上了《请京师编译局并归举人梁启超主持片》，主张将京师大学堂所设译书局，一并交给梁启超办理，并称：“梁启超学有本原，在湖南时务学堂，编有各种课程之书，教授生徒，颇著成效，若使之办理此事，听其自行分纂，必能胜任愉快。”（同上，105页）
光绪在五月十五日这天召见了梁启超，并要他进呈所著《变法通议》一书。作为一介布衣（即没有官职的人），能受到皇帝的召见，这在当时已经是天大的殊荣。当天，光绪皇帝就下谕：“赏举人梁启超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同上，109页）不过，也有人认为召见并不顺利，梁启超当时并未得到重用。梁启超去世后，曾因弹劾礼部六堂官而在戊戌政变后与康梁一起逃亡海外的王照在写给丁文江的信中这样回忆：清朝故事，举人召见，即得赐入翰林，最下亦不失为内阁中书。是时梁氏之名，赫赫在人耳目，皆拟议必蒙异数。及召见后，仅赐六品顶戴，是仍以报馆主笔为本位，未得通籍也。传闻因梁氏不习京语，召对时口音差池，彼此不能达意，景皇不快而罢。（《戊戌变法》二，573页）
梁启超倒是不嫌皇帝给他的官小，他很快就将译书局的筹办工作开展起来，六月二十九日，通过孙家鼐代奏，将他所拟就的译书局章程十条，以及译书局筹办情形进呈给皇帝。光绪给内阁的上谕很快就发了下来，梁启超所请三件事，都得到了批准。上谕中说：“该举人所拟章程十条，均尚切实，即着依议行。此事创办伊始，应先为经久之计，必须宽筹经费，方不至草率迁就，致隘规模，现在购置机器，及中外书籍，所费不赀，所请开办经费银一万两，尚恐不足以资恢扩，着再加给银一万两，俾得措置裕如。其常年用项，亦应宽为核计，着于原定每月经费一千两外，再行增给每月二千两，以备博选通才，益宏搜讨，以上各款，均由户部，即行筹拨。以后至七月初一日起，每月应领经费，并着预先发给，毋稍迟延。”光绪还指示：“国家昌明政教，不惜多发帑金，该大臣等务当督催在事人员，认真筹办，务令经费卓有余裕，庶几茂矩闳规，推之弥广，用副朝廷实事求是至意。”（同上，54～55页）七月初十日，梁启超再上一书，请求在上海设立翻译学堂，并希望能为书籍、报纸免税，也得到了光绪的首肯。特别是梁启超提出，翻译学堂的学生，如果考试合格，学业有成，也应给予学生出身，光绪也欣然接受。梁启超后来作《戊戌政变记》，写到这里还颇有些得意：谨按我国科举，向皆由学政考试乃得出身，学校生徒，向无学级，故不足以鼓励人才。梁启超以微员所开之学校，而请学生之出身，实为四千年之创举。（《梁启超年谱长编》，128页）
谭嗣同进京
谭嗣同进京要比梁启超晚了许多天，因为他有些事务要处理，而且，他到湖北后又大病一场，也耽搁了一些时间。但对于能够离开湖南，进京发展，他还是充满了欣喜。他在给妻子李闰的信中情不自禁地说：“我此行真出人意外，绝处逢生，皆平日虔修之力，故得我佛慈悲也。”（《谭嗣同全集》，530页）在圣旨和总理衙门电报的一再催促下，他决定于六月十六日启程，应召入京。康有为 1901年写给赵必振的信里，提到谭嗣同赴京之前见张之洞的情形：“复生之过鄂，见洞逆（张之洞），语之曰：‘君非倡自立民权乎？今何赴征？’复生曰：‘民权以救国耳。若上有权能变法，岂不更胜？’复生至上海，与诸同人论。同人不知权变，犹为守旧论。当时《知新》亦然。复生到京师，即令吾晓告《清议》（康记忆有误）《知新》诸报，然当时京师之哗谤，文悌攻我保国会，谓吾欲为民主，保中国不保大清，致荣禄得藉此以报那拉，于是圣主几弑，而令中国几亡，酿至今八国入京，东三省被割。虽诸贼之罪，而亦吾党当时笔墨不谨，不知相时而妄为之，有一（以）致之。”（《戊戌变法史研究》，3页）
康有为的这段话至少提供了两个信息，一个是说，谭嗣同应召北上，寄希望于光绪皇帝能推行维新变法，他在写给妻子李闰的另一封信中说得更加清楚：“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我因此益加奋勉，不欲自暇自逸。”他甚至告诉妻子：“此后太忙，万难常写家信，请勿挂念。”（《谭嗣同全集》，531页）另一个是说，朋友们不知权变，在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以后，还在大谈民主、民权，给顽固派留下把柄，诬蔑他们“保中国不保大清”，导致了百日维新的失败，戊戌政变的发生，这是非常惨痛的教训。
谭嗣同到北京已经是七月初五日，离八月十三日“六君子”蒙难，只有三十八天。在他进京半个月后，即七月二十日，光绪皇帝召见了谭嗣同。梁启超在戊戌政变后所作《谭嗣同传》中提到：“至七月乃扶病入觐，奏对称旨。皇上超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饮冰室合集 ？专集》，107页）他还写到召见时的情形：“谭嗣同召见时，当面询皇上病体若何，皇上言朕向未尝有病，汝何忽问此言？谭乃惶恐免冠谢云。”（同上，63页）关于这次召见，坊间也有许多说法，据当时的报纸报道：“嗣同既得见上，慷慨论列当年之利弊，上大悦。”（见《知新报》第 75册《清国殉难六士传》，转引自《戊戌军机四章京合谱》，192页）又如《知新报》第 73册载铁冶生的《书今上口谕军机章京谭嗣同语后》一文，其中引述了《天南新报》所录光绪皇帝给谭嗣同的口谕：我为二十三年罪人，徒苦我民耳，我何尝不想百姓富强，难道必要骂我为昏君耶？特无如太后不要变政，又满洲诸大臣总说要守祖宗之成法，我实无如之何耳……汝等所欲变者俱可随意奏来，我必依从，即我有过失，汝等当面责我，我必速改也。（同上）
谭嗣同就在这天与杨锐、刘光第、林旭一起被光绪皇帝任命为四品军机章京，参与新政。按说，军机章京归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由军机大臣直接领导。但是，新任命的四章京却有些特殊，他们直接对皇帝负责，职责是专门阅看司员士民的上书，并由他们对这些条陈添加“签语”，再奏明皇帝，形成旨意，其实就是光绪皇帝的秘书班子。梁启超把他们比作宋代的参知政事，说他们实有宰相之职，其实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他们四人分值两班，杨锐、林旭一班，双日入值，刘光第、谭嗣同一班，单日入值。值班期间，如有司员士民上书，先由他们签拟，类似于传统内阁的“票拟”，即在这些时务条陈上签拟意见，方便皇帝阅看。但他们的实际权力却要大于军机大臣，因为军机大臣只是奉旨票拟，是先有旨意后有谕旨，而新晋的四章京却是先有意见，然后奏明，形成旨意。（参见《戊戌变法史事考》，81页）
请开懋勤殿
据梁启超讲，七月二十七日上谕就是谭嗣同草拟的：“皇上欲开懋勤殿设顾问官，命君拟旨，先遣内侍持历朝圣训授君，传上言康熙、乾隆、咸丰三朝有开懋勤殿故事，令查出引入上谕中，盖将以二十八日亲往颐和园请命西后云。君退朝，乃告同人曰：‘今而知皇上之真无权矣。’至二十八日，京朝人人咸知懋勤殿之事，以为今日谕旨将下而卒不下，于是益知西后与帝之不相容矣。”（《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一，107页）
关于开懋勤殿，命谭嗣同拟旨一事，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还有一段记载，与上述略有不同：“上既广采群议，图治之心益切。至七月二十八日，决意欲开懋勤殿，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各国政治专家，共议制度，将一切应兴应革之事，全盘筹算，定一详细规则，然后施行。犹恐西后不允兹议，乃命谭嗣同查考雍正、乾隆、嘉庆三朝开懋勤殿故事，拟一上谕，将持至颐和园，秉命西后，即见施行。”（同上， 73页）梁启超的这两段记载在细节上有一些出入，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提到了皇帝命谭嗣同草拟上谕。康有为在其自编年谱中也说，光绪曾因开懋勤殿令谭嗣同拟旨。不过，据后来许多学者考证，光绪皇帝自七月二十日召见谭嗣同之后，一直没有再召见他，于是，谭嗣同是否替皇帝拟过这道谕旨也就变得十分可疑了。
不过，光绪皇帝那天的确发布了一道谕旨，而且要求各省督抚将这道谕旨悬挂在衙门大堂让众多的人都看到，“使百姓咸喻朕心，共知其君之可恃，上下同心，以成新政，以强中国，朕不胜厚望”。在这道谕旨中，他批评了“不肖官吏，与守旧之士大夫”，提出要学习西方政治，各地司员士民上书言事，督抚不能稍有阻拦，必须将代递各件原封呈递，“总期民隐尽能上达”。（《戊戌变法》二，84～85页）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一书“新政诏书恭跋”里称赞这道谕旨：“此诏为国朝第一诏书，恻怛爱民，饥溺自任，以变中国二千年之弊政，定开懋勤殿选通才入直之旨。”并再次强调此诏“为谭嗣同所草”。（同上，8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