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不管谭嗣同是否拟了这道谕旨，重要的是，光绪皇帝确有开懋勤殿的打算，而康梁一党也的确一直鼓动光绪皇帝开懋勤殿。因为，只有通过开懋勤殿（又称议政局），康有为、梁启超等才有可能进入权力中枢，掌握实际的政治权力。所谓懋勤殿，是宫中的一处殿阁，位于乾清宫西侧，共三间，建于明嘉靖年间。它的南面为月华门，由此可出入养心殿。月华门南为内奏事处，再往南就是南书房。明代礼部尚书夏言拟额为“懋勤”，取“懋学勤政”之意，用于收藏图史文书。清沿袭明制，凡图书翰墨仍藏于此处，康熙就曾在这里读书。恽毓鼎在《崇陵传信录》中写道：“咸丰中叶，何秋涛福建主事以进《朔方备乘》，诏在懋勤殿行走。同治后，殿久虚，惟南书房诸臣，时就其中应制作书，以其与南斋毗连也。”而光绪皇帝有意开懋勤殿，目的却是“择康有为、梁启超、黄绍基等八人待制，燕见赐坐，讨论政事”。（《戊戌变法》一，477页）也就是光绪皇帝在原有权力格局之外，拓开一点属于自己的权力空间。
根据内档记载，光绪皇帝二十九日到颐和园乐寿堂给慈禧请安，侍膳。其间或许提到开懋勤殿的想法，慈禧没有同意。这个惯弄权术的老太太当然明白皇帝想要什么，而且在她看来，光绪皇帝的这个想法，不仅是对现存政治体制的挑战，更是对她本人权力的挑战，绝不能让它实现。何况十天前光绪皇帝一怒之下革去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六位堂官的官职，同时表彰了敢于顶撞礼部堂官，坚持上奏言事的礼部主事王照，赏他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已经让慈禧大为恼火，被她看作是光绪的大不敬，要夺她手中的权力。现在，他又提出开懋勤殿，在总理衙门、军机处之外另搞一套，对她的权力基础更是一种很严重的威胁，所以她坚决反对。慈禧的这种态度从第二天光绪皇帝的反应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甚至感到有一些不安。所以，第二天，就有了光绪皇帝召见杨锐，赐他密诏的事情发生。
光绪密诏
但这个密诏的具体内容直到宣统元年（1909年）才公之于世。据罗惇曧《宾退随笔》记载：“宣统元年，杨锐之子诣都察院上书，敬缴德宗朱谕。既奏上，监国询庆亲王奕劻云何，奕劻言不当宣布，以伤孝钦后地下之心，乃仅付史馆敬护而已，亦不敢卹（恤）杨锐也。是诏当时多录存者，荣县赵尧生（熙）、汾阳王书衡（式通）先后录以见示，足见德宗绝无废太后之心，特当时造谣以重变法诸臣之罪耳。”（《戊戌变法》二，92页）录存这个密诏的还有康有为的同年，广西人赵炳麟，他在《光绪大事汇鉴》中所录被许多学者认为是目前所见最好的版本：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荒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随时有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通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知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见赵炳麟：《光绪大事汇鉴》卷九，转引自《戊戌百日志》，528～529页）
可见当时的情形已非常紧张，而且，就在七月二十七日这天，还发生了一件事，即湖南举人曾廉请都察院代递了弹劾康有为、梁启超的条陈，并将梁启超等人在时务学堂课卷上的批语摘引下来，逐条加以批驳，作为他指斥康梁以民权平等之说蛊惑人心的证据，他甚至请求皇上“斩康有为、梁启超以塞邪慝之门，而后天下人心自靖，国家自安”。（《戊戌变法》二，493页）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之《刘光第传》中写道，光绪看到曾廉的上书，“深文罗织，谓及叛逆”，“恐西后见之，将有不测之怒，乃将其折交裕禄，命转交谭君，按条详驳之。谭君驳语云：臣嗣同以百口保康梁之忠，若曾廉之言属实，臣嗣同请先坐罪。君（刘光第）与谭君同在二班，乃并署名，曰：臣光第亦请先坐罪。谭君大敬而惊之”。（《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105页）但据茅海建等人研究，实际情况应当是：当日，由刘光第、谭嗣同当值，见到曾廉的条陈，谭嗣同按规定先拟了“签语”，称言“臣嗣同以百口保康梁之忠，若曾廉之言属实，臣嗣同请先坐罪”；刘光第见之，也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并称“臣光第亦请先坐罪”。光绪皇帝见到后，不愿将事态扩大，遂将此折作为“留中”处理，搁置了之，并下旨此条陈不再呈送慈禧太后。总之，从目前的清室档案中我们看不到曾廉的这个条陈，有传言说已被谭嗣同烧毁。但其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应该是在都察院代递之前，已有很多人传抄的结果。（参见《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679页）
曾廉弹劾康梁一事几乎可以说是戊戌政变的序曲或前奏。据说，光绪七月三十日赐杨锐密诏的同时，另有赐康有为的密诏，亦由杨锐带出。到了八月初二日，形势更加紧急，光绪皇帝明发上谕，催促“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而且，又赐康有为密诏，并由林旭带出，嘱咐他“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戊戌变法》二，97页）这次密诏就是康有为所谓“衣带诏”。但根据今人的大量研究，与康有为有关的这两个密诏都是他事后伪造的，可以确认的似乎只有光绪赐给杨锐的那个密诏。八月初二日召见林旭，很可能只有“口诏”。在这里，光绪的用意很明显，无非是想在锐意改革和让太后满意这二者之间，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他说近来揣摩皇太后的意思，不愿意将法尽变，也不希望把老臣都赶走，完全起用新人。十九日礼部六堂官被罢免，皇太后也认为做得太过了。如果不顾一切，“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于是他问，你们这几个人，有没有什么良策，既可以将旧法完全改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让通达英勇的新人都能参政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他希望四章京与其他同志能商量出一个妥善可行的办法，“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见赵炳麟：《光绪大事汇鉴》卷九，转引自《戊戌百日志》，528～529页）
不过，这几个人无论如何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使光绪皇帝摆脱困境。甚至，杨锐在拿到密诏后是否和其他几个章京商议过，现在也还不能确定。直到八月初三日早晨，林旭才将两份所谓密诏带到康有为的住处南海会馆，希望他能拿出个办法。这时，谭嗣同恰好也在。他又把梁启超、徐致靖、徐仁镜、康广仁等人召来，一直在袁世凯处襄办军务的徐世昌也来了，大家先是痛哭了一阵，商量出来的办法，似乎仍是劝袁世凯起兵勤王。《康南海自编年谱》详细记载了那一天的活动：初三日早，暾谷（林旭）持密诏来，跪读痛哭激昂，草密折谢恩，并以誓死救皇上，令暾谷持还缴命。并奏报于初四日起程出京，并开用官报关防。廿九日交杨锐带出之密诏，杨锐震恐，不知所为计。亦至是日，由林暾谷交来，与复生（谭嗣同）跪读痛哭。乃招卓如（梁启超）及二徐（徐致靖、徐仁镜）、幼博（康广仁）来，经画救皇上之策。袁幕府徐菊人（世昌）亦来，吾乃相与痛哭，以感动之。徐菊人亦哭，于是大众痛哭不成声。乃属谭复生入袁世凯所寓，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59页）
求援袁世凯
谭嗣同当天晚上就去了袁世凯在北京所寓之东城报房胡同的法华寺，这在袁世凯《戊戌日记》中记载甚详。在这里，谭嗣同向袁世凯详细说明了他们的计划，袁世凯记下了谭嗣同的所为和说辞：因出一草稿，如名片式，内开荣某（荣禄）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朱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津，见荣某，出朱谕宣读，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即封禁电局铁路，迅速载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人事可定，如不听臣策，即死在上前各等语。（《清廷戊戌朝变记》〔外三种〕，67～68页）
然而，以袁世凯的巧诈多智，并没有给他具体的承诺，只是虚词应对而已。第二天一早，他在寓所遇到来访的毕永年，告诉他“袁尚未允也，然亦未决辞，欲从缓办也”。然而毕永年却因此判断“事今败矣”，并于当天中午搬出南海会馆，转寓宁乡会馆去了。（见毕永年：《诡谋直纪》，参见《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 761页）而就在前两天，谭嗣同还曾发电报给唐才常，让他尽快带人来京相助。据说，谭嗣同入京前就与哥老会的人接触过，并托唐才常、毕永年和他们联系，有几十个人可以听从他的指挥。他甚至还有过请大刀王五入宫救出光绪的想法和安排。
胡思敬也认为是谭嗣同首先提出了“围攻颐和园，囚禁西太后”的计划，他在《戊戌履霜录》中说得有鼻子有眼：谭嗣同“引有为入卧室，取盘灰作书，密谋招袁世凯入党，用所部新建军，围颐和园，以兵劫太后，遂锢之。有为执嗣同手，瞪视良久曰：‘母后固若是，其可劫耶？’嗣同曰：‘此兵谏也。事成请自拘于司败，古人有行之者矣。’次日，以告梁启超、林旭，启超称善，旭言世凯巧诈多智谋，恐事成难制，请招董福祥，嗣同不可”。（《戊戌履霜录》卷二，见《戊戌变法》一，377页）我们也许可以把它看作是作者故意编的一个故事，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其可能性，至少以谭嗣同的性格而言，他能说出这番话来。
初六日政变发生时，梁启超正在浏阳会馆谭嗣同的住处。谭嗣同恰好昨天从南海会馆搬到了浏阳会馆。他们正在商议对策，忽然有人来报，说康有为在南海会馆的住处已遭查抄，并传慈禧训政，下令逮捕康有为和康广仁。好在康有为已于昨日出京。谭嗣同这时倒很从容镇定，他对梁启超说：“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先生亦无可救，吾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耳！”（《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一，108页）这时他已抱定了必死的信念。但他又说：“虽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为之，足下试入日本使馆，谒伊藤氏，请致电上海领事而救先生焉。”梁启超听从谭嗣同的建议，当天就去了日本使馆，当晚就住在那里。而谭嗣同则“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但捕者竟没来，第二天，他又去日本使馆与梁启超见面，劝他到日本去，并带去了自己所著书籍和诗文辞稿本数册，以及家信若干，托付给他。他对梁启超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程婴杵臼是春秋时的人物，为救赵氏孤儿，一个活了下来，一个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而僧月照和西乡隆盛是日本江户时代末期的人物，参与维新变法，在失败后的绝望中，也是一个活下来，一个死去了。谭嗣同以“程婴杵臼，月照西乡”比附他与梁启超，希望也能作出这样的选择。（同上，109页）
喋血菜市口
八月初八日，谭嗣同被捕。梁启超最初担心自己也将被捕，并在三天内被杀，他到日本公使馆去见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的时候，还郑重地请他帮忙做两件事，一是救皇帝，再一个是救康有为。但林权助和伊藤博文都准备先救他，并说：“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梁启超年谱长编》，156页）大约第二天，他便化装成外出打猎的日本人的模样，在日本驻天津领事郑永昌的保护下离开了北京，并很快登上了日本军舰大岛号。谭嗣同被捕时，梁启超应该已在日本兵舰上了。这时，他孑然一身，仓皇东渡，后来他曾写道：“戊戌去国之际，所藏书籍及著述旧稿悉散佚。”（《饮冰室诗话》，2页）船行期间，他还作了一篇《去国行》，慨然长叹：“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四十五〔下〕，2页）
谭嗣同或许是可以不死的。据梁启超介绍，当时日本人一再劝谭嗣同到日本去，但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去赴死，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当年《知新报》在报道此事时，也提到谭嗣同曾说过这番话，这与谭嗣同一贯的想法是一致的。八月十三日，六君子被斩于菜市口，谭嗣同年仅三十三岁。梁启超写道：“就义之日，观者万人，君慷慨，神气不少变。时军机大臣刚毅监斩，君呼刚前曰：‘吾有一言！’刚去不听，乃从容就戮。”（《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一，109页）也有记载说他是讲了话的，流传比较广的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谭嗣同全集》，287页）还有一种说法，见于《知新报》第 103册：“临斩之际，曾号于众曰：‘是日每斩一首级，则异日必有一千倍人起而接续维新。’”这自然是谭嗣同所希望的，他之所以一定要死，就是想以自己的死，唤醒更多的人，投身改革变法的事业。李提摩太有一段话似乎可以和《知新报》的报道相互印证，他说：当他们解往刑场的时候，林旭请求允许说几句话，但是被拒绝了。可是，谭嗣同不顾是否允许，勇敢地说，他听说别的国家有许多维新志士为自己的国家而牺牲，他对刑官喊道：“为了救国，我愿洒了我的血，但是今天每一个人的牺牲，将有千百人站起来继续进行维新的工作，尽其忠诚去反抗篡夺。”（《戊戌变法》三，566页）
谭嗣同狱中绝笔信是真还是假
谭嗣同死后，他在狱中写给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绝笔信经报纸刊载而广为流传，并分别收入《谭嗣同全集》。但王照在梁启超去世之后写给江翊云和丁文江的信中，却揭发绝笔信为梁启超、唐才常、毕永年三人伪造。（《辛亥革命》二，575页）据唐才质所作《戊戌闻见录》，他说，唐才常当年曾讲到，绝笔信出自梁启超之手，他伪造此信的目的，“欲藉以图勤王，诛奸贼耳”，是一种政治需要。（《戊戌军机四章京合谱》，236页）
谭嗣同的《狱中题壁》诗也很有名。此诗最早由梁启超刊布，他在《戊戌政变记》之《谭嗣同传》中写道：君既系狱，题一诗于狱壁，曰：
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一，109页）
此后，梁启超撰写《饮冰室诗话》，又一次刊载此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饮冰室诗话》，14页）
关于两昆仑，梁启超认为：“其一指南海（康有为），其一乃侠客大刀王五，浏阳（谭嗣同）作《吴铁樵传》中所称王正谊者是也。”
这里略有不同的是，“望门投宿”改为“望门投止”。民国初年，谭氏后人刊出《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就从梁著转录此诗。再后，陈乃乾和蔡尚思等编印《谭嗣同全集》，都将《狱中题壁》诗收录其中，一直未见有人怀疑其真实可靠性。直到1969年，台湾学者黄彰健对此提出了疑问，他的根据来自一本名为《绣像康梁演义》的小说。该书卷四记载了六君子之一的林旭，在临死前吟了两首诗，其中一首为：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黄先生首先判定，这首诗是谭诗，却被演义作者误记为林诗；同时他认为，《绣像康梁演义》所记谭诗比梁启超所记更加真实可靠。戊戌政变后，梁启超为了宣传保皇，故意贬低谭氏的自立民权思想，导致了他对谭诗的“润色改易”。但他也承认，《康梁演义》毕竟是小说，而且错字甚多，希望在北京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努力访求谭诗早期的传抄本。
1995年 6月，研究清史的学者孔祥吉先生发表《谭嗣同〈狱中题壁〉诗刑部传抄本之发现及其意义》一文，公开了自己在近代史研究所找到的谭嗣同《狱中题壁》诗之戊戌年刑部传抄本。这个传抄本保留在《留庵日钞》中，它的作者唐烜当时为刑部司员，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1898年 10月 10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廿五日，晴，入署。李左堂是日午刻到任。散值回寓，在润田书室遇樊竹臣，小谈。……在署闻同司朱君云：谭逆嗣同被逮后，诗云：望门投宿邻张俭，忍死须臾待树根，吾自横刀仰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前二句，似有所指，盖谓其同党中有惧罪逃窜，或冀望外援者而言，末句当指其奴仆中，有与之同心者。然崛强鸷忍之慨，溢于廿八字中。（《晚清佚闻丛考》，200页）
唐烜的这段记载应该是真实可信的。他是光绪十五年（1889年）乙丑科二甲第九十四名进士，旋授刑部主事，尔后一直在刑部任职。他有写日记的习惯，戊戌政变期间，他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记下了他本人耳闻目睹的大量事实，关于六君子在刑部狱中的表现，记载尤详，我们不能不相信他的记载。
既然如此，我们再看唐烜所记与梁启超所记有哪些区别呢？首句“望门投宿邻张俭”，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将“宿”改为“止”，这是用了《后汉书？张俭传》中“望门投止”的原句，他又将“邻”改为“思”，却有些费解，如果说邻与怜通，显然用“怜”字比用“思”字更有意味，梁启超选择用后者，只能说他在作诗上还欠些火候。这一点他本人也不否认。
第二句“忍死须臾待树根”，梁氏将“树根”改为“杜根”，“树”“杜”音近，听错以致误记亦很难免，以梁启超对史书之熟悉，想到“杜根”是很有可能的，杜根亦东汉时人，曾上书请邓太后归政于安帝，太后大怒，杀之。幸好行刑人不甚得力，使杜根得以逃过一死。谭嗣同或许希望在他死后朝中能有人效法杜根，也未可知。至于把“树根”比附为菜市口刑场每以巨大树根剖面为刀俎，则大可不必，太过牵强了。
第三句“吾自横刀仰天笑”，梁启超将“吾”改为“我”，“仰”改为“向”，这一改动并不涉及诗的含义，只是对平仄四声的一种调整，读起来更有抑扬顿挫的感觉。
第四句“去留肝胆两昆仑”，则梁氏所记与唐氏所记相同。
至此可以认定，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和《饮冰室诗话》中刊布的谭嗣同所作《狱中题壁》诗是真实可信的，并无不妥。虽然他在转抄过程中对个别文字有所改动，但无伤大雅，说不上是“篡改”。这一点，黄彰健先生在读过孔祥吉先生的文章后也不甚认可，不过，他并不认为这就是谭嗣同在狱中写下的诗作，而推测其可能作于戊戌（1898年）八月初七日与梁启超言及“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一抱而别”之后。由此可见，这段公案尚未了结而有待后人。但他将“两昆仑”解释为“谭嗣同”与“梁启超”，一留一去，似乎更符合诗人当时的所思所想。梁启超硬要指为“康有为”和“大刀王五”，的确有些牵强。或许他确有难言之隐，也说不定。（以上参见《晚清佚闻丛考》，201～209页；黄彰健：《论谭嗣同狱中诗—与孔祥吉先生商榷》，《戊戌变法史研究》下册，808～8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