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发生后，梁启超流亡日本，礼部主事王照与他同行。他们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九月初二日抵达东京，最初就住在早稻田鹤卷町四十番地高桥琢也家，生活起居悉由日本政府供给。
康有为是政变前一天离开北京的，辗转天津、上海，十四日抵达香港。在这里，他受到英国前海军大臣柏丽辉的约见。柏氏慷慨陈词，在他面前拍了胸脯，并指头发誓，不惜一死，也要救光绪皇帝。康有为大为感动，称赞他是“雄才热血，不可多得之人”。这时，日本驻香港领事上野季次郎也找到康有为，并带来首相大隈重信的邀请，要他先到日本，并许诺给他以支持和帮助。他的老朋友宫崎寅藏还受日本政府委托，秘密提供两千金给他做路费。（《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66页）于是，九月初五日，康有为满怀着希望，自香港动身，与宫崎寅藏一起前往日本。他抵达东京的时间大约是九月十一日或十二日，先住在麴町区平河台区四丁目三桥旅馆，不久又搬到早稻田四十二番的明夷阁。这里距梁启超所住高桥琢也家应该不远。按照他们的想法，日本政府或许可以帮中国一把，使光绪皇帝尽快恢复权力。
废立皇上
这时，距政变的发生虽仅月余，梁启超与康有为却已历经生死大限，如今总算脱离险境，但惊魂未定，用康有为的话说：“日日忧君亲之亡，哀家族之危，闻捕杀之信。”（同上，67页）逃亡海外的党人和志士，以及中外媒体的报道，也给他们带来各种各样真假难辨互相矛盾的流言和信息。梁启超在其所著《戊戌政变记》中就保存了一种说法：“政变之日（八月初六日），北京即有电旨往上海，言皇上已崩，系康有为进红丸所弑，急速逮捕就地正法云。”（《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一，64页）据说，这番话是英国驻上海领事普兰德亲口对康有为说的，但这道谕旨是否真的存在，很多人仍然心存疑问。这天，关于康有为的谕旨确有一条，其内容为：谕军机大臣等：工部候补主事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屡经被人参奏，着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着步军统领衙门，拏交刑部，按律治罪。（《戊戌变法》二，99页）
至于光绪，社会上流言更多，梁启超在同一书中还记载了另一种说法：“初七日，有英国某教士向一内务府御膳茶房某员询问皇上圣躬安否？某员言，皇上已患失心疯病，屡欲向外逃走云。”（《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一，65页）六君子之一杨锐的女婿苏继祖，曾在湖北总督府做张之洞的幕僚，他在《清廷戊戌朝变记》里记载了八月初六日慈禧初审光绪时的情景：是日太后御便殿，召庆王、端王、军机御前大臣，跪于案右，皇上跪于案左，设竹杖于座前。疾声厉色，讯问皇上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留以辅汝，汝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型。何物康有为，能胜于我选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聩，不肖乃尔！”（《戊戌变法》一，346页）
根据他的记载：
初七日，太后单讯皇上一次。
初八日，又同诸臣质讯一次，若原被告焉。
八月初十日，下召医进京之旨。
在他的记载中，初八日那天：
皇上率百官恭贺训政。太后旨，命皇上拜于阶下。礼成，复于便殿召群臣质讯皇上，将所抄皇上书房中及康有为寓中奏章说帖等件，逐条审讯，以诸臣质之。内有杨锐、林旭述上意催康迅速出京之函，太后大怒，问皇上，上不敢认，推杨锐之意。时太后已接北洋袁世凯出首告密之事，追问皇上何意。上只得推康、谭，否则立受廷杖矣。当即饬下步军统领捕拿张荫桓、徐致靖及新进诸人，禁皇上于瀛台，将近御各太监看押，另派太监二十名，随侍皇上，实监禁之。二十名太监，皆太后心腹也。（同上，347～348页）
于是有了初十日召医进京的谕旨：
谕内阁：朕躬自四月以来，屡有不适，调治日久，尚无大效，京外如有精通医理之人，即着内外臣工，切实保荐候旨，其现在外省者，即日驰送来京，勿稍延缓。（《戊戌变法》二，100页）
他也提到社会上的流言：
此时京中议论汹汹。有太监云：皇上有病，正须静养，不能接见臣下；当轴大臣有谓皇上因服康药病危甚，又有言上已大行，俟康拿到讯明酖弑逆谋之党，方声张，恐逆党逃去也。（《戊戌变法》一，348页）
尽管这些真假难辨的消息看上去扑朔迷离，但梁启超还是相信，一向身体健康的光绪此刻已经有了性命之忧。他写道：自四月以来，召见引见群臣不下数百人，日日办事，早朝晏罢，圣躬之无病，众所共见。乃今忽有此诏，盖西后荣禄等之用意有三端焉：一欲施酖毒，二欲令皇上幽囚抑郁逼勒而死，三欲借皇上久病之名，因更立太子，强使禅位也。（《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一，65～66页）
不唯梁启超这样想，其他不信光绪有病的人也有很多。有人问军机大臣王文韶，皇上的病究竟如何？王文韶说，我天天见皇上，实在不觉得他有什么病。如果非要说他有病的话，那么，他的病也只是肝病。因为皇上总是抱怨诸臣贪图安逸享乐，常厉声责备，可见其肝火很盛。谭嗣同在光绪召见他时，曾当面询问其病体如何。光绪说，我向来不曾有病，你怎么忽然问起我的病体？搞得谭嗣同很惶恐，也很狼狈。恽毓鼎曾在光绪年间担任宫廷史职长达十九年，他作《崇陵传信录》一书，应该是较为可信的。崇陵是光绪的陵墓，书中所记见闻多与光绪有关，其中也提到光绪的身体状况，在他眼里，光绪“体气健实，三十四年无疾病，未尝一日辍朝，郊庙大祀必亲临，大风雪，无几微怠容，步稳而速，扈从诸臣常疾趋追随”。（《戊戌变法》一，474页）
由此看来，关于光绪有病的流言，绝不仅仅是茶余饭后的八卦谈资，而是个包藏祸心的政治阴谋。尤其再将其与废立的传闻联系起来，阴谋的气味就更加浓重了。苏继祖也注意到一些蛛丝马迹，他在书中写道：九十月，有问皇上病者，某大臣曰：“吾料断无病好之日。”又有问枢臣者曰：“皇上如此囚禁，倘太后千秋万岁后，再出来，更不好。”曰：“幸病已深，恐非药石可能奏效。”十月初，有执事太监为其侄娶妇，原定腊月，忽催其媒人改十月底，其亲再三问故，乃密曰：“皇上病重，并有传宗人府近支宗谱，凡十二岁以内，溥字辈，皆预备太后召见之旨。”当时买小花衣袍者，极多。……怀尚书之罢斥时，其家人已知其不久仍出来，且曰：“一换皇上就好了。”虽小人言语，有由来也。（同上，351～352页）
种种迹象都表明，有人想制造光绪有病的假象，以便在合适的时候，宣布他病逝的消息或强迫他逊位，而这个人就是慈禧。当时甚至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据“某西报载述法医（法国医生）之言，谓皇上每日饮食中皆杂有硝粉，故病日增”。（《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一，66页）这位法医，或许就是英法使臣推荐给荣禄，请求为光绪会诊的那位医生，报上刊载他的话，虽不可全信，却也不可不信。谁也不敢断言，慈禧没有这样的想法。现在有很多人愿意相信戊戌政变是家务事的说法，把光绪与慈禧的矛盾，说成仅仅是母子之间的矛盾，仿佛只有这样，历史才更加人性化。还有人为了贬低康梁，故作惊人之语，说慈禧不仅不反对变法，而且是主张变法的，说她“但知权利，绝无政见”（王照：《德宗遗事》，见《陶庐老人随年录南屋述闻》〔外一种〕，166页）只是在争变法的领导权而已。殊不知，如果忽略了慈禧与光绪在政治身份、政治态度，以及政治远见等诸多方面的不同，那么，我们与历史真相的距离，可能会更加遥远。梁启超说：“夫皇上能行改革之事者，有忧国图强之原点故也，有十年读书之学识在也。”（《饮冰室合集 ？集外文》下册，1195页）变法之初，大学士孙家鼐曾提醒光绪，他说：“方今外患殷迫，诚不可不变法，然臣恐变法后，君权从此替矣。”光绪对他说：“吾变法但欲救民耳，苟能救民，君权之替不替何计焉。”（《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一，156～157页）试问，慈禧有这样的见识和胸襟吗？光绪做过的那些事，她肯做吗？可以想见，“今西后，则除一身之娱乐，非所计也；除一二嬖宦之言论，无所闻也。彼其前此当国三十年，其成效昭昭可覩矣。使他日而能改革，则彼前者应改革已久矣”。（《饮冰室合集 ？集外文》下册，1195页）
慈禧既不能担负改革的历史重任，她与光绪也不能认为是母子关系。慈禧是穆宗（同治）的母亲，但她又是文宗（咸丰）的妃。光绪入继大统，过继给文宗，是文宗的后代。按照清代的规矩，凡入嗣者，是不能把妃当作母亲的。所以，光绪与慈安太后才是母子关系，与慈禧并非母子关系。就穆宗朝言之，慈禧是太后，到了德宗（光绪）朝，慈禧就不再是太后了，她只是文宗的遗妃而已。但慈禧是个热衷于权力的女人，善于用阴谋手段攫取权力。为了独揽大权，她害死了慈安；穆宗死后，她又通过立幼君的办法，继续把朝政抓在手里。她最怕光绪向她讨要皇帝应有的权力，哪怕光绪流露出一点点想法，她都很紧张，都要将其扼杀于萌芽之中。
光绪十六年（1890年）下诏归政，布告天下，可谓光绪皇帝亲裁大政之始，却也是慈禧将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无时无刻不欲将其拔除之始。随着皇帝一年年长大，到了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时候，恰逢中日甲午之战，皇帝是很想有一点作为的，但他手无寸权，空有抱负。“于是，有御史安维峻抗疏，言太后既已归政于皇上，则一切政权不宜干预，免掣皇上之肘。西后大怒，立将安维峻革职，遣戍张家口。”（《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58～59页）同时，还将瑾妃、珍妃革去妃号，并加以廷杖的处罚；二妃之兄志锐则贬谪于乌里雅苏台；二妃的老师文廷式也被迫托病出京，仅免于罪。这是光绪与慈禧的第一次较量，虽以光绪失败而告终，但光绪也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他说：“我不能为亡国之君，若不假我权，我宁逊位。”（同上，147页）于是慈禧遂有废黜光绪而立某亲王孙为新皇帝的计划，只是由于恭亲王的反对，入选的某亲王孙又“佯狂不愿就”，慈禧只好作罢。到了乙未年（1895年）六月间，光绪听取翁同龢的意见，将慈禧的两个亲信孙毓汶、徐用仪罢斥，“慈禧大怒，乃将翁同龢革去毓庆宫差事，令其不得与皇上有密谈”。不久，又借口长麟、汪鸣鉴与光绪议论“母子”问题，以“屡进谗言，离间两宫”的罪名，将他们二人革职查办，永不叙用。恭亲王问起长麟获罪的原因，“皇上垂涕不答，恭亲王伏地痛哭不能止”。以后更有将文廷式革职，逐回原籍以及杀宦官寇连材的事发生。
戊戌年（1898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下《定国是诏》，第四天，慈禧就强迫光绪下诏，将翁同龢革职，开缺回籍；又命在廷臣工蒙慈禧赏项及补授文武一品暨满汉侍郎均具折向慈禧谢恩；再命直隶总督王文韶入朝，而以荣禄暂署直隶总督。这三道上谕犹如三条绳索，将光绪手脚紧紧锁住，“任其跳跃，料其不能逃脱”，但也昭示其“篡废之谋已伏”，只待时机一到，光绪便只有束手就擒了。（同上，57～67页）而袁世凯出首密告，将康有为的“戊戌密谋”和盘托出，更激发了慈禧对光绪的敌意，她厉声质问光绪：“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汝不知乎？”竟吓得光绪“魂飞齿震，竟不知所对”。（《戊戌变法》一，347页）当时，日本《时事新报》刊登了驻北京特派记者发来的专稿，“最能窥见满洲党人之用心”，也最能说明光绪的处境：太后欲九月八九日废立皇上，预约庆端二亲王率神机营之兵入宫，发西太后之诏而举事。而卒不见诸实事者，亦有故也。废立之谋，自摄政时已定计画，非猝然而起也。自摄政以来，悉废皇上之新政，帝党或刑或放，或革帝之爱妃，亦剥夺其首饰，以今之天时，犹穿单衣，此皆以禁制皇上之自由，而使毫无生趣者也。今传闻政变以来，宫人咸怀匕首，潜迹宫中，不幸发觉，竟被斩戮者甚多，故太后深忧之。满洲人之意，以为太后既老，皇上方壮，若太后一旦死，恐皇上复政，不利于己，故不如及太后在时，绝其根也。然彼辈之所恐者，一日废立，国人必有兴师问罪，而外国亦必责问之。故尚犹豫。虽然亦不足为皇上幸也。今托词皇上有疾，召集名医，而观九月三日之病谕，则可为深虑焉。盖彼辈之意，以为废病危之帝，而招天下物议，不如俟其自死。今惟设法速其死而已。故皇上今有大病，而求米粥则不得，求鸡丝则不得，凡所求食，皆诡词拒之，故伤其意，而太后置若罔闻，惟数日一招优伶入宫，临观取乐而已。或曰，已召濂贝勒之第三子于宫中，将立之云。（《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一，67页）
康梁保皇
这时，对孤悬于海外的康梁来说，光绪不仅牵动着他们的情感神经，也蕴涵着他们的精神寄托。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大声疾呼：“吾以为海内臣子，如有念君父之仇者，则宜于今日而兴讨贼之师也；海外各国，如有恤友邦之难者，则宜于今日而为问罪之举也。”（《饮冰室合集 ？集外文》下册，1189页）在他看来，保光绪，就是保中国；光绪有救，改革就有救，中国就有救。他还记述康有为的话说：“中国危亡如此，今躬遇圣主，安可计较祸患而不救？”（同上，1193页）当时，对于如何保全中国，有三种主张：甲说曰：望西后、荣禄、刚毅等他日或能变法，则中国可保全也。
乙说曰：望各省督抚有能变法之人，或此辈入政府，则中国可保全也。
丙说曰：望民间有革命之军起，效美、法之国体以独立，则中国可保全也。
梁启超逐一驳斥了这三种说法：甲说不可能，乙说亦无望，丙说则时机尚不成熟。他认为，在民智未开，民力不厚之今日，“倡民政于中国，徒取乱耳”，搞不好还会带来瓜分的危险。“故今日议保全中国，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同上，1198～1199页）所以，康梁此时一定要把保皇乃至勤王作为自己最主要的政治诉求，并以此来号召国人。固然，他们的这种主张说服不了孙中山的革命党，但在绝大多数国民和海外华侨中，尤其是在知识阶层和士绅官吏中，是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所以，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六月，当康有为在加拿大的维多利亚港和温哥华创建保皇会时，真可谓应者云集。保皇会很快在南、北美洲及澳洲遍地开花，一时号称有百万之众，兴中会员多有投奔保皇会者。其势力之大，即使孙中山亦不敢小觑。“时那拉后与守旧派正谋危光绪，故保皇云者，当时抗那拉氏之谋而言，此保皇会之缘起也。”（《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72页）
康梁既以救光绪为当务之急，那时，他们所能做的，似乎也只有求助于日本政府，如果日本能出面干涉，光绪恢复权力或指日可待。所以，康有为抵达东京的当天，梁启超就与大隈重信的代表志贺重昂进行了笔谈。这显然是有意安排的一次谈话。笔谈中，梁启超除了向日本政府及大隈重信、犬养毅诸君表示感谢外，更多的是向日方介绍了戊戌变法及政变后的有关情况，并明确表达了“深望贵邦之助我皇上复权”的愿望。按照梁启超的设想，如果日本政府能够与英、美两国合谋，仗义干涉，使慈禧归政于光绪，中国每年可以出五百万金将慈禧供养起来，并请英、日、美作为监督。为了说服日本政府，梁启超还一再表示，戊戌政变的发生，将“牵动地球全局”，而日本与中国唇齿相依，“所关尤为重大”。他还说，东方的安危，全在于中国能否自立。中国能够自立，则日本“受其利”，反之则“受其害”。但是，中国能不能自立，却“全系于改革不改革”；而中国的改革能否继续并最终完成，“又全系乎皇上之有权无权”。（《梁启超年谱长编》，159页）
于是，如何保护光绪皇帝的人身安全并使其尽快恢复权力，就成了那段时间梁启超最焦虑的问题。不久，梁启超又作《与日本东邦协会书》，重申他们的主张。该书发表于《东邦协会会报》，而成立于 1891年的东邦协会，正是日本亚洲主义的大本营，与他笔谈的志贺重昂就是其重要成员之一。他在书中继续发挥其思想逻辑，极言中国改革成败与日本的利害关系，并敦促日本政府，重视与中国的合作。因为，中日两国有“同洲同文同种”的先决条件，只有中日联合，才能抵御西方国家对亚洲的侵略和瓜分。他提醒日本人注意，俄国、法国、德国已经结盟，他们的目标之一，就是强化俄国在远东的地位，以牵制英国、美国和日本。而西太后恰恰是亲俄派的首领，“惟一意求俄人之保护，甘心为奴隶”，如果西太后一派得了势，恐怕“亦非日本之利也”；而“哥杀克（哥萨克）之兵队长驱以入关，蹴踏支那东北，日本能高枕无忧乎？故今日为日本计，支那安则日本安；支那危则日本危；支那亡则日本亦不可问矣”。（《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51～55页）然而，防止这一切成为事实的唯一办法，就是恢复光绪的权力，使他能重新推行新政。
梁启超的“为日本计”，其实也是为中国计。而数月前刚刚接任日本首相的大隈，竟也持同样看法。他的“大隈主义”，其思想核心，便是以种族性作为西方侵略亚洲的根源。在他看来，日本除了联合中国一起对付西方，别无选择。因此，他很愿意帮助中国的维新派和革命党。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康有为，从一开始就受到日本上层人物的照顾和殷勤接待，不是无缘无故的，大隈重信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期间，梁启超还被安排会见了主张民族主义和亚洲主义的代表人物近卫笃麿。在日本，近卫以其精神领袖的显赫地位，拥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并有众多的追随者。他的名言是：“中国人民的生存决不只是事关他人的福利，它涉及日本人自身的根本利益。”（转引自《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424页）他既愤慨于中国遭到列强瓜分的现状，提出“东亚保全论”，主张建立日清同盟；同时，又创建东亚同文书院，其目的也在于反对欧美、俄国主导支配中国。吊诡的是，多年后，他的儿子近卫文麿恰恰根据这一理论，提出了“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并发动了持续八年之久的全面侵华战争和“不惜与英美一战”的太平洋战争。
当初，梁启超与康有为对大隈重信的确抱着很大希望，以为他迟早会履行其承诺。但谁都没有料到，就在康有为抵达日本的第五天，大隈内阁便倒台了。作为首相，大隈甚至没有在国会议政坛上站过一次。康梁的希望也因此而落了空。这时，日本政府担心康有为名气太大，长期留在日本会有诸多不便，再加上清政府不断地施加压力，于是，由近卫出面，向康有为提出了离开日本的建议，并由外务省提供给他一笔秘密经费。转过年来的二月十一日，康有为过完四十二岁生日，一周后，便在几十个学生及追随者的目送下，从横滨登船，向美国驶去。康氏此行的意图，在于争取英美的同情和支持，帮助光绪收回权力。但他不仅没有得到想要的东西，反而领略了多年来他一直所向往的西方议会政治效率低下的一面。失望之余他作了一首诗，表达自己的无奈之情：秦庭空痛哭，晋议自纷纭。使者是非乱，盈廷朋党分。陈桓谁得讨，武曌亦能君。只愁飞祻水，八极起愁云。（《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72页）
浏阳志士
外援既不成，他们只能把目光转向自身。
康梁初到日本时，他们的老朋友，湖南志士唐才常就从上海赶来了。唐才常与谭嗣同是“刎颈交”，多年的挚友，他也是湖南浏阳人，所以人称“浏阳二杰”。政变前的八月初一日那天，他忽然接到谭嗣同发来的急电，催他“速偕同志，来京相助”。据唐才质回忆，谭嗣同进京前曾与哥老会有过接触，唐才常与会党更是素有来往。他们曾与会首们相约，挑选数十人，由谭、唐二人指挥，并秘密地培训他们，以备急用。现在，变法到了关键时刻，面对保守派和满洲贵族的强大压力，谭嗣同急电唐才常，让他带人赴京，以助其一臂之力。（《戊戌军机四章京合谱》，218页）袁世凯在《戊戌日记》中也记下了谭嗣同对他说过的话：“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召集好将多人，不日可到。”（《戊戌变法》一，551页）
不料，形势发展太快，唐才常刚刚行至汉口，政变已经发生，谭嗣同等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唐才常闻讯恸哭，并以联语挽之：与我公别几许时，忽警电飞来，忍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漫赢将去楚孤臣，箫声呜咽；近至尊刚十（卅）余日，被群阴构死，甘永抛四百兆为奴种长埋地狱，只留得扶桑三杰，剑气摩空。（《唐才常集》，273页）
七十二个字，“至今读之，犹字字精神活现，凄人心脾”（《饮冰室诗话》，15页），“其悲愤之意，可以想见”（《唐才常集》，273页）。
谭嗣同戊戌死难，唐才常是准备到北京为他收葬的。行至上海，听说他的骸骨已经南下，只好作罢。于是，他返回湖南，安排好家务，又直往上海，东渡日本，去见康梁。日本人宗方小太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九月十七日的日记，就记载了在康有为处见到唐才常的情形：“与柏原同至加贺町访问康有为，湖南（南）学会代表人物唐才常在座。”（转引自《寻求历史的谜底》，44页）这是康有为抵达日本的第五天，唐与康就见了面。九月初八日或初十日，毕永年、罗孝高（普）一起拜访了梁启超，不知唐才常是否同行。但唐才常的出现，确实让康梁眼前一亮，他所言在“湘、粤及长江沿岸各省起兵”之计划，更让康梁激动不已。“其眼中之徐敬业，舍唐莫属”。（《革命逸史》下册，1024页）冯自由的这个比喻或许带有揶揄的成分，但是，对康梁来说，唐才常的计划不仅非常及时，而且是很有吸引力的。他们显然都参与了这项计划的讨论和完善，按照康有为的说法：“一旦举事，将引军直进，略取武昌，沿江东下，攻占南京，然后移军北上。”（转引自《寻求历史的谜底》，44页）他希望唐才常早日回国，谋划此事。
唐才常与康梁的关系自是不同，他在写给谭嗣同的挽联中提到“扶桑三杰”，所指应该就是流亡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毕永年。后者也是戊戌年（1898年）积极参与湖南变法，倡导民权的活跃分子，康有为曾想派他入袁世凯军中，协助其完成“围颐和园，杀西太后”的任务。但他不相信袁世凯，认为这个人极不可靠，拒绝前往。这时他已看出康有为的计划有可能失败，力劝谭嗣同，尽早离开北京。谭嗣同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他便自己先跑到日本去了。毕永年对清政府的态度较谭嗣同、唐才常都更激烈，从小便有兴汉灭满之志，即使谭嗣同等在遇到光绪的恩宠，有辅佐其实现改革理想的愿望时，他也始终坚持“非我种类，其心必异”（《唐才常集》，198页）的理念。政变发生后，他得知谭嗣同死难的消息，立刻动手剪了辫子，烧了护照，表示不再承认清政府的统治。后来，他在横滨遇到孙中山，意气投合，以为遇见了知音，马上要求加入兴中会。他和唐才常同为丁酉年（1897年）拔贡，唐才常到日本后，他不仅全程陪同，还把唐介绍给孙中山。他们也谈到在“湘、粤及长江沿岸各省起兵”的计划，此时，孙中山正与李纪堂商议发动会党在粤起义的事，自然对唐的计划表示极大兴趣。于是，唐才常与毕永年便建议孙中山，不如趁此机会，促成兴中会与康有为的联合，以两党之力，共同完成这项计划。孙中山当即表示：“倘康有为能皈依革命真理，废弃保皇成见，不独两党可以联合救国，我更可以使各同志奉为首领。”据说，唐才常“闻之大悦”，马上自告奋勇，要“约梁启超同向有为进言”。（《革命逸史》上册，64页）
然而，两党联合一事进行得并不顺利。原因是两边成见太深，一时很难调和。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记述，说到两党联合的，主要是冯自由的《革命逸史》，以及《孙中山年谱长编》与《梁启超年谱长编》所引述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和日本的某些文献档案、个人回忆等材料，其中往往将两党不能联合的责任推给康有为，或说他“骤获显要，以帝师自居”，或谓其“自称身奉清帝衣带诏，不便与革命党往还”，或记其所言：“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只知冬裘夏葛而已。”（《革命逸史》上册，46～47页）这里所记康有为的话，或能说明他拒绝与孙中山合作，有他狂傲自大、顽固不化、固执己见的毛病，但他讲到对光绪的感情，却应该是真情流露。《孙中山年谱长编》也看到了这一点，其中讲道：“康有为避而不见，乃是因为清帝视先生为大逆不道的叛徒，先生则视清帝为不共戴天之仇敌，康有为想恢复皇上的统治，囿于以往的情义，又担心受人怀疑，加上他自负心盛，以为能说服日本外相出兵牵制顽固派，挽回其势力。”（《孙中山年谱长编》，165页）不过，需要指出：康有为与孙中山的差别并没有表面看去那么大。第一，康有为的思想中本来便包含着“保中国不保大清”的内容，他与孙中山的不同在于，孙想造反，用武力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而康想通过自上而下的“自改革”，建立现代的民族国家；第二，他在慈禧政变后提出保皇，绝非一般意义上的保皇帝，而是专指光绪皇帝而言。他们甚至有过改革成功，请光绪担任大总统的想法，这在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亦有所表现。
说到底，孙、康两党在晚清社会仍然属于少有来往的两类人，孙党所依赖的，多为游民或商人，任侠好义，性情不羁，少年负气，慷慨激昂是其特点，比较容易接受反满复汉的主张；康党却是个有师承关系的群体，成员主要是万木草堂和时务学堂的同学、老师，兼有私淑康梁的士子，以及变法维新中的支持者、合作者与同路人，他们或是青年学子，或是官吏士绅，与孙党之人即使说不上格格不入，也是相当隔膜的。唐才常周旋于两党之间，想要说服他们放弃各自的主张，求同存异，建立统一战线，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两党都看重他是个人才，有能力，有资源，都想笼络他。他也只能“脚踩两只船”，在两党之间虚与委蛇，见康梁则慷慨“勤王”，“清君侧”，“请光绪皇帝复辟”；见孙中山就“保种救国”，“决定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要把乾坤扭转来”，“成一新政府”。（《唐才常集》，2页）
然而，唐才常与康梁的关系，自非孙中山所能比。尽管有毕永年居中谋划，又有所谓保皇会比兴中会有钱的说法，但是，我们在谈到唐才常与康梁的关系时，还是要看到其中的情感因素与思想的一致性。这是孙中山所不具备的。
时务学堂缔交谊
梁启超与唐才常早在湖南时务学堂时期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冬天，梁启超到长沙讲学，谭嗣同把唐才常介绍给梁启超。《饮冰室诗话》记下了这件事：余识唐浏阳最晚。乙未（1895年）秋，与谭浏阳定交。叩其友，则曰二十年刎颈交，绂丞一人而已，余心识之。丁酉（1897年）冬讲学长沙，谭公乃为余两人介绍焉。（《饮冰室诗话》，15页）
这里所说唐浏阳与绂丞，都指唐才常。绂丞是唐才常的字，又作黻丞，亦字佛尘，自号洴澼子。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湖南兴起改革运动，他表现得十分积极，先与谭嗣同、江标等创办《湘学报》，并自任总编辑兼史学、时务、交涉三个栏目的编辑和撰稿人，撰写了很多文章，当时就有人称赞他“所为文有雄直气，高洁稍不及谭（嗣同）。两人少同游，长同志，订为生死交，才名亦相伯仲”。（《戊戌变法》四，90页）这年八月，江标离任，徐仁铸被任命为湖南学政，谭嗣同读邸钞得到消息，马上写信表示祝贺，并向他介绍了湖南新政的情况，特别提到《湘学报》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诸新政中，又推《湘学报》之权力为最大。盖方今急务在兴民权，欲兴民权在开民智。《湘学报》实巨声宏，既足以智其民矣，而立论处处注射民权，尤觉难能而可贵。主笔者为同县唐绂丞拔贡才常，嗣同同学，刎颈交也。其品学才气，一时无两。（《谭嗣同全集》，270页）
不久，在陈宝箴、黄遵宪等人的主持下，又办起时务学堂，以熊希龄为总办，并以高薪聘请梁启超、李维格，分别担任中西文总教习，以谭嗣同、唐才常等为中文教习。那时他们几乎天天在一起，讨论学问，鼓吹革命。一个史无前例的新局面出现在湖南，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都是开创这新局面的急先锋。他们一起办南学会，一起办《湘报》，很快使湖南气象为之一新。梁启超一直很怀念那段日子和那些朋友，二十六年后，他在为《石醉六藏江建霞遗墨》所作书跋中还深情地回忆起那时的情景：余生平所历，镂刻于神识中最深者，莫如丁酉戊戌间之在长沙，时义宁陈公（陈宝箴）为抚军，其子伯严（陈三立）随侍，江建霞（标）、徐研父（仁铸）先后督学，黄公度（遵宪）陈臬，谭壮飞（嗣同）、熊秉三（希龄）、唐绂丞（才常）以乡党之秀左右其间，咸并力一致，以提倡当时所谓新学，而余实承乏讲席。（《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四十四〔下〕，31页）
他在这篇书跋中提到了唐才常赠送的一方菊花砚，他说，江标离开湖南时，船就要开了，他来时务学堂与梁启超告别，碰巧看到了这方石砚，上面有谭嗣同撰写的铭文：“空华了无真实相，用造莂偈起众信，任公之研佛尘赠，两公石交我作证。”江建霞看了谭嗣同的铭文，他说，这段铭文怎么能让石工来镌刻呢？能做这件事的只有我了。我要为此再留一日了此因缘。于是，回到船上，换下官服，连夜奏刀，将铭文镌刻在石砚上。第二天天将明时才解缆东去。然而，遗憾的是，就是这样一件寄托着梁、唐、谭、江四人情感的珍贵证物，竟然在戊戌去国之际，被他遗失了。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初，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并开始发表《饮冰室诗话》，写到第三则的时候，就讲到了这方菊花砚：“戊戌去国之际，所藏书籍及著述旧稿悉散佚，顾无甚可留恋，数年来所出入于梦魂者，惟一菊花砚。”更令人伤心的是：“今赠者铭者刻者皆已没矣，而此砚复飞沉尘海，消息杳然，恐今生未必有合并时也，念之凄咽。”（《饮冰室诗话》，2页）
更有意思的是，这则诗话发表后，引起了远在广东乡下一位朋友的极大兴趣，他就是黄遵宪。他在戊戌政变后被逐还乡，此时与梁启超刚刚恢复联系不久，见他不能忘情于菊花砚，就在这年中秋后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吾有一物能令公长叹，令公伤心，令公下泪，然又能令公移情，令公怡魂，令公释憾。此物非竹、非木、非书、非画，然而亦竹、亦木、亦书、亦画。于人鬼间抚之可以还魂，于仙佛间宝之可以出尘，再历数十年，可以得千万人之赞赏，可以博千万金之价值。仆于近日，既用巨灵擘山之力，具孟子超海之能，《楚辞》送神之曲，缄滕什袭，设帐祖饯，复张长帆，碾疾轮，遣巨舶，载之以行矣！公之见此，其在九月十月之交乎？（《黄遵宪集》，496～497页）
不知道梁启超刚接到这封信时心情如何，但其后来在《饮冰室诗话》中写道：“余狂喜几忘寝餐。”尤其是在黄遵宪不愿过分吊其胃口，提前将自己补作的铭文拓片寄去之后，梁启超更加兴奋起来，他不仅建议以新的铭文拓本向朋友们征集诗作，并征求黄遵宪的意见，甚至想象着遗失的那方石砚有一天能由武昌或京师寄来。
这当然只是一段文人佳话，但透过这段佳话，我们分明感受到了洋溢在这些志同道合者之间那种难以言传的友情。而这种友情恰恰是在思想的讲求磨砺与理想的追求向往中建立起来的。
唐才常与康梁
唐才常的思想是相当复杂的，也包含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但其主导方面，却与康梁有许多相同或相近之处。他们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内忧外患，时局艰难，瓜分的危险迫在眉睫，而朝中守旧大臣与地方上的顽固士绅，“惟因循苟且，偷一日之安，而不顾其后。其以洋务自重者，徒粉饰夤缘以邀厚糈，于制造学术茫无头绪。其以清议自许者，惟痛诋西学，目为异类，以自护其时文试帖之短。湘人虚憍（骄）尤甚，辄为大言曰：‘夷人特深畏我湖南耳！’及问其所以制敌之策，则曰：‘恃我忠义之气在。’”（《唐才常集》，227～228页）他们都是有感情，有血性的年轻士子，现在，国家搞成这个样子，他们固然不能坐视不管，但“士人不得志于时，无所藉手而奏其效。位卑言高，已干咎戾，矧并无位之可言，其亦不可以已乎”？（同上，229页）尽管如此，他们却不肯罢休，更不轻言放弃。他与谭嗣同互相激励，“恒两人对坐，彻夜不寐，热血盈腔，苦无藉手，泣数行下”。（同上，158页）那时他们的心情，真是悲愤万千。特别是甲午一战，水陆诸军，溃败不可收拾，煌煌大国，竟败于小小的日本，直闹得割地赔款的地步，而“静观朝政，秽浊之气，充塞天地”，“如再不变法，亦万无复存之理”，他担心，“如再拘泥故常，因循不振，虚以圣人之道，自欺欺人，异日求为土耳其、暹罗（即泰国）之苟延残喘而不得，乃任彼教之横行中土而无可与抗，则匪惟中原陆沉之忧，而吾千万年周孔之道，将有不堪设想之日”。（同上，228～229页）
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是唐才常最终与康梁走到一起并惺惺相惜的思想基础。在湖南新旧两党斗争最激烈的时候，有人诬蔑“浏阳二杰”因为追名逐利而依附于康门，他毅然写信给老师欧阳中鹄，义正词严地宣称：“至其拜服南海五体投地，乃因历次上书，言人所不能言，足愧尽天下之尸位无气而窃位欺君者，故不觉以当代一人推之。”（同上，238页）说到时务学堂的课程，“只以卓如（梁启超）勤恳付托，未忍背之”，并非专为那一点“微名微利”。他在另一封致欧阳中鹄的信中更与康梁以赞美之词：“工部（康有为）毅然以天下为己任，死生祸福，早已度外置之。卓如汪洋千顷，今之叔度（东汉黄宪，字叔度），外似温柔，内实刚劲，尤非人所易知。夫子（欧阳中鹄）曾与绍航言云：‘天挺异材，五洲仅见 ’，受业（唐才常）等极叹为知人。”（同上，239页）唐才常既以知人、知音、知心自许，可见，他与康梁绝非泛泛之交。虽然冯自由素以贬低康梁为己任，他在写到唐才常与康梁的关系时，也不得不承认：时才常亦奉康有为命经营勤王军事，先在上海发起正气会以为活动机关，继复以挽救时局为辞，邀请海上名流容闳、严复等开国会于张园（又称味莼园）。其宣言书有曰：“低头腥膻，自甘奴隶。”又曰：“君臣之义如何能废？”（毕）永年以才常为自相矛盾，且违背向日宗旨，特以此相驳诘。才常借口须恃保皇会款接济，为权宜计，不得不措辞如是。永年大非之。适杨（鸿钧）、李（云彪）、辜（天佑）、张（尧卿，以上四人均为哥老会头目）诸人株守申江，浪用无度，闻才常方面富而多资，遂纷纷向才常报名领款，愿为勤王军效力。永年复力劝才常断绝与康有为关系，才常坚不肯从。（《革命逸史》上册，64页）
毕永年与唐才常虽是同年，但他对唐才常并不真懂。冯自由以赞赏的口吻讲他：“少读王船山遗书，隐然有兴汉灭满之志。遇乡人有称道胡、曾、左、彭功业者，辄面呵之曰：‘吾湘素重气节，安得有此败类？’闻者为之色变。”由此也看出他的狂妄和浅薄，后来他之所以与浏阳二杰“相善”，主要是因为，“谭、唐亦夙具种族观念，佥谓非推翻异族政府无以救国”。（同上，63页）其实，谭、唐都不认为“非推翻异族政府无以救国”，在他们看来，救国的途径非此一途，更重要的，以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非推翻异族政府所能奏效，关键要看有没有办法改造这个国家，改造这个社会，改造这一群人。康梁在戊戌以前乃至戊戌之中，确实有过“保中国不保大清”的想法，康梁讲素王改制，讲春秋三世，讲民权民主，其中便隐含着建立新的国家的诉求。而且，他们的理想并非到此为止，他们的终极目标，是要建立世界大同，这个大同也就是春秋三世的太平之世。所以，梁启超认为，西方的民主也仅仅达到升平之世而已，“其以施之天下群则犹未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4页）但是，他相信，“凡世界必由据乱而升平而太平，故其政也，必先多君而一君而无君”。（《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一，108页）谭嗣同的《仁学》，对于这种最高理想，也有明确的表达，以及进一步的发挥。他以儒学、佛学，乃至基督教的原理，推演了康有为《大同书》所提出的平等自由之旨，“主张各国联成一邦，进而废除国界，达到天下一家的大同世界”。（《谭嗣同年谱》，93页）
至于唐才常，却更愿意谈素王改制，他说：“欲治公法，以平一国权力，平万国权力，谁其信之？虽然，此亦无戾于吾素王也。吾素王以《春秋》为公法，或与当世乖午，而诡其实以有避，五其比，屠其赘，微其词以有需。或治据乱世之律，治升平世之律，治太平世之律，纷然殽陈。要其微言闳旨，如重民恶战，平等平权，以礼仪判夷夏，以天统君，以元统天，与远近大小若一诸大端，则所以纳万世于大同之准的，与天地相始终。彼西国布衣有能不戾吾素王改制之心者，乃全球之公理，而世界日进文明之朕兆。”（《唐才常集》，156～157页）他的这种讲法，很容易使人觉得他与康梁有什么关联，因为康有为治《公羊》学，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讲的就是这一套，借所谓素王改制，发挥其政治革命、社会改造的思想。唐才常不希望别人误解他，为此，刻意要把“素王改制”与老师欧阳中鹄联系在一起，他作《浏阳兴算记》时强调，早在接触康梁之前，他已接受素王改制的说法：“先生早即力昌西学，至谓华盛顿为尧、舜、汤、武合为一人，皭然西方之圣者。我中国不欲保种则已，如欲保种，必尊崇西人之实学，而后能终卫吾素王之真教，黄种乃以孳孳于无尽。往者才常偶于应试小文，引用素王改制，即蒙激赏，至贻书奖励之，亦可知为学宗旨之所在矣。”（同上，159页）这倒也透露了唐才常与康梁之间同气相求之所以然。
对于新党的异志，湖南旧党是看得很准的，他们攻击新党之稳、准、狠，一下手便抓住了对皇帝的态度问题。他们是忠君的，而新党则“专以民权、平等、无父无君之说，为立教宗旨”，“视君父如弁髦”（《苏舆集》，177页）；张之洞亦心如明镜，何况还有梁鼎芬的嗅觉，《湘学新报》在其创刊《例言》中只说了一句“或主素王改制”，张之洞马上出面干涉强令改正。这些都从反面证明，新党即康党绝非简单的保皇党，与其说康梁保皇，不如说他们保的只是光绪。他们对光绪的情感，既有报知遇之恩的成分，也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成分，正是光绪，给了他们施展其政治抱负的机会，他们也看到了光绪皇帝“赫然发愤，排群议，冒疑难，以实行变法自强之策”（《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1页）的决心。在此之前，他们所主张的改革是自下而上的，遇到光绪之后，他们可以自上而下推行新政，变法维新了。从这个角度说，他们的所谓保皇、勤王、清君侧，说到底，就是要搬掉慈禧这块绊脚石，将他们的“自改革”进行下去，继续推进中国走向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