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唐才常在见过康梁之后，很快便启程回国了。按照他们商定的计划，唐才常先回湖南老家，与哥老会中的朋友取得联系，动员他们起兵勤王。将抵家门的时候，在浏阳境内枨市（今枨冲镇）这个地方，他被一个姓邹的乡绅认了出来，此人是个顽固派，与旧党是一伙儿的。戊戌政变后，唐才常也是朝廷通缉的罪犯之一，他马上报了案，并纠集一些人来围殴之。幸亏这里离唐家祠堂很近，同族的人听说了，都跑来救护，唐才常才免除了一场灾难，但左额还是被铁尺击伤了，在家休养了十几天才痊愈。这期间，他陆续见到一些老朋友，谈起湖南的情况，他们的情绪都很消沉，不敢轻举妄动。康有为寄予很大希望的南学会及公法学会都已瓦解，唐才常所称的一万二千名会员也已不复存在，只有哥老会的人还肯出力。看到这种景象，他也无能为力，只好先行离开，再作打算。大约在己亥年（1899年）的正月，他不敢再经长沙，乃绕道江西，折往上海。
其后，唐才常往来于上海、香港、南洋之间。同年三月，他接手《亚东时报》，担任主编，直到第二年庚子三月，起义迫在眉睫，无暇兼顾报纸，他才被迫离开。《亚东时报》是日本人创办的，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在上海出刊，开始为月刊，第六号起改由唐才常主编后，即改出半月刊，每册约三十页，并用日、汉两种文字刊登。该报创刊于戊戌变法的高潮中 ，对中国的变法维新表现出同情和支持。政变发生后，该报第四号未能准时出版，延期至同年十月初二（11月 15日）才问世。在当时中国出版发行的华文报刊中，它是唯一公开对戊戌六君子表示哀悼的，并对康梁的逃亡表示同情，反对慈禧重新垂帘听政。这期《亚东时报》还刊出了梁启超的诗作《去国行》，《六士传》（即《戊戌六君子传》），以及日人深山虎太郎的《挽六士》，甚至刊出了孤愤子的《书八月初六日朱谕后》，公开否认慈禧政权。这期《亚东时报》出版时，上海各日报刊出了大字告白，进行宣传。这些举动，在当时都为清廷所不能容忍，但此刊为日本人所办，又在租界发行 ，上海地方官吏也只能装聋作哑，不闻不问。《亚东时报》第五号起就在卷首位置开始连载谭嗣同的遗作《仁学》，以后，又陆续发表了《论戊戌政变大有益于支那》、《论党会》、《大变小变说》、《答客问支那近事》、《论支那严治会匪之非》、《支那皇帝宜力疾亲政说》以及《论保救大清皇帝会》等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多由唐才常执笔，“大率以开拓民智，阐明公理，革改旧习，以激发其忠君爱国之志气为宗旨”。（《自立会史料集》，223～224页）
《清议报》：“作维新之喉舌”
比唐才常在上海接管《亚东时报》更早一点，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清议报》。这两个人，一人一支笔，一人一张报，声气相投，遥相呼应，成为维新派在戊戌政变之后最重要的舆论阵地。
《清议报》创刊于戊戌政变的三个月之后，当年的十一月十一日（1898年12月23日），第一期登台亮相，梁启超专门为其撰写了《叙例》。他想起三年前在上海创办《时务报》时的风光，称它为“支那革新之萌蘗”；而《清议报》作为它的精神遗产继承人，其主旨依然是开民智，通声气，新政治，倡民权，“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把媒体称为“喉舌”，梁启超怕是第一人。他在《叙例》中讲到《清议报》的宗旨，共有四项：一、维持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
二、增长支那人之学识；
三、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联其情谊；
四、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三，30～31页）
《清议报》也是旬刊，十天一期，每逢阴历的初一、十一、二十一出刊，用连史纸印刷，按线装书的款式装订，每期三十至四十页，三万余字，几乎就是当年《时务报》的翻版。开办经费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旅日侨商冯镜如、冯紫珊、林北泉等人的投资，二是梁启超逃亡时其恩师兼内兄李端棻赠与的“赤金二百两”，由于起居饮食自有日本政府供给，这笔救命钱遂被他拿出来办报了，三是黄遵宪等人的捐助。
梁启超是《清议报》的实际负责人，也是最主要的撰稿人。他把精力主要放在办好这份报纸上，为其撰写了几十篇文章和两部专著，以及《饮冰室自由书》和《汗漫录》等专栏作品。此时梁启超的言论，要比办《时务报》时激烈得多。其文章所涉及的内容，也相当广泛，绝不像冯自由所断言的那样：“出版数月，除歌颂光绪圣德及攻击西太后、荣禄、袁世凯诸人外，几无文字。”（《革命逸史》上册，56页）冯自由是冯镜如的儿子，梁启超刚到日本的时候，冯镜如带着儿子前来拜访，并请梁启超收下这个学生。后来，父子之间因家事发生龃龉，父亲请来老师痛责儿子，并对老师的教育表示不满，说他“教得好学生”。学生也因此迁怒于老师。不久，广智书局开办，编译东西各国的书籍，冯自由所译非常草率，而且不忠实于原著。书局中的同事忍无可忍，遂请梁启超对他提出批评和警告，此人不仅不能接受批评，反而忌恨批评他的老师，反目成仇，投奔了孙中山的兴中会。此后他撰文讲到梁启超，多是无端捏造，很少实事求是，其中有党见，也有个人恩怨。
梁启超初到日本时，心里还装着满腔愤懑，变法维新大业的夭折，谭嗣同等六君子的惨死，都让他痛心疾首。他要继续死难者未竟的事业，为死难者复仇，他作《去国行》，其中有“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男儿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不幸则为僧月照，幸则为南洲翁（西乡隆盛）”之类的诗句，都是其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这时他的文章，不能没有保皇、尊皇、勤王，以及反对“废立”等方面的内容，但这些绝非梁启超思想的主旨或主流，他并不认为，保皇会的报纸就一定要宣传保皇。他在《清议报叙例》中讲到“联合同志，共兴《清议报》”的目的，就明确地宣称，“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30页），而并非要做“保皇党的喉舌”。这是他对报纸的一贯看法。
梁启超是个具有理性自觉的报人，他对报纸的性质、地位、功能、作用，以及如何办好一份报纸、如何做一个好的报人，都有明确而深刻的认识。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中国的报纸到了梁启超这里才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他在创办《时务报》之初，就发表了《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阐述他的办报主张。他开门见山便说：“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西方为什么强？中国为什么弱？原因在哪里？他认为，就在于前者通而后者不通。怎样才能做到上下通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办报。他发现，无论西方，还是日本，“国家之保护报馆，如鸟鬻子；士民之嗜阅报章，如蚁附膻；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所以，他把报纸比作人的耳目喉舌，以为“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齐州以内，犹同室也。比邻之事，而吾不知，甚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100～101页）
他把报纸分成一人之报、一党之报、一国之报、世界之报，“以一人或一公司之利益为目的者，一人之报也；以一党之利益为目的者，一党之报也；以国民之利益为目的者，一国之报也；以全世界人类之利益为目的者，世界之报也。中国昔虽有一人报，而无一党报、一国报、世界报，日本今有一人报、一党报、一国报，而无世界报。若前之《时务报》、《知新报》者，殆脱一人报之范围，而进入于一党报之范围也。敢问《清议报》于此四者中，位置何等乎？曰，在党报与国报之间”。（《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六，第 57页）他的自我评价应该说是比较得当的，《清议报》不是为保皇而办的，或者说，保皇只是《清议报》的诉求之一，梁启超讲到《清议报》的特色，认为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曰倡民权。始终抱定此义，为独一无二之宗旨。虽说种种方法，开种种门径，百变而不离其宗。海可枯，石可烂，此义不普及于我国，吾党弗措也。二曰衍哲理，读东西诸硕学之书，务衍其学说以输入于中国，虽不敢自谓有所得，而得寸则贡寸焉，得尺则贡尺焉。《华严经》云，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为菩萨发心。以是为尽国民责任于万一而已。三曰明朝局。戊戌之政变，乙亥之立嗣，庚子之纵团，其中阴谋毒手，病国殃民，本报发微阐幽，得其真相，指斥权奸，一无假借。四曰厉国耻。务使吾国民知我国在世界上之位置，知东西列强待我国之政策，鉴观既往，熟察现在，以图将来。内其国而外诸邦，一以天演学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公例，疾呼而棒喝之，以冀同胞之一悟。此四者，实惟我《清议报》之脉络，之神髓。一言以蔽之曰，广民智，振民气而已。”（同上书，54页）
在内容方面，《清议报》也有自己的特点。谭嗣同的《仁学》完成于 1897年，一直不敢公开发表，《清议报》创刊后，自第二期开始连载，直至全文载完，梁启超说：“此编之出现于世界，盖本报为首焉。”（《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六，54页）他还以“自由书”为名写专栏，开宗明义宣称：“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二，1页）这种见识，不仅在百余年前是振聋发聩的，即使在今天，人们也还仅限于向往和追求。他认为成败不在一人一事一时，往往前人的失败，给后人的成功铺平了道路。所以他说：“吾所谓败于今而成于后，败于己而成于人，正谓是也。丈夫以身任天下事，为天下耳，非为身也，但有益于天下，成之何必自我，我必求自我成之，则是为身也，非为天下也。”（上，2～3页）他讲文明的进步，以为对民众的启蒙最重要，“故民智、民力、民德不进者，虽有英仁之君相，行一时之善政，移时而扫地以尽矣”。“故善治国者必先进化其民。非有孟的斯鸠（孟德斯鸠）、卢梭，则法国不能成革命之功，非有亚丹 ？斯密（亚当 ？斯密）之徒，则英国不能行平税之政”。（同上，9页）还有一则讲到天赋人权：“民受生于天，天赋之以能力，使之博硕丰大，以遂厥生，于是有民权焉。民权者，君不能夺之臣，父不能夺之子，兄不能夺之弟，夫不能夺之妇。是犹水之于鱼，氧气之于鸟兽，土壤之于草木，故其在一人，保斯权而不失，是为全天，其在国家，重斯权而不侵，是为顺天。”讲到天赋人权非宪法所赋予，而且先于政府的权力。因为有了“整齐天下”的需要，民众才“假之以柄”，“故君相之权，固假之万民，非自有其权也”。所以说，“官吏者，天下之公仆也”。（同上，12页）他甚至主张“破坏主义”，他说：“甚矣，破坏主义之不可以已也。”他还说：“历观近世各国之兴，未有不先以破坏时代者。”（同上，25页）他的这些议论，“虽复东鳞西爪，不见全牛，然其愿力所集注，不在形质而在精神，以精锐之笔，说微妙之理，谈言微中，闻者足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54页）
梁启超历数《清议报》的其他内容：“有国家论政治学案，述近世政学大原，养吾人国家思想；有章氏（太炎）儒术新论，诠发教旨，精微独到；有瓜分危言、亡羊录、灭国新法论等，陈宇内之大势，唤东方之顽梦；有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过渡时代论等，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有埃及近世史、扬子江中国财政一斑、社会进化论、支那现势论等，皆东西名著巨构，可以借鉴；有政治小说佳人奇遇、经国美谈等，以稗官之异才，写政治之大势，美人芳草，别有会心，铁血舌坛，几多健者，一读击节，每移我情，千金国门，谁无同好。若夫雕虫小技，余事诗人，则卷末所录诸章，类皆以诗界革命之神魂，为斯道别辟新土。凡兹诸端，皆我《清议报》之有以特异于群报者。”（同上，54～55页）
这样一份报纸，在海内外风生水起，自然引起清朝统治者的惶惶不安。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正月十五日的上谕，命令沿海各省督抚，继续“悬赏购线，严密缉拿”康有为和梁启超，“该逆等狼子野心，仍在沿海一带，煽诱华民，并开设报馆，肆行簧鼓，种种悖逆情形，殊堪发指。着南北洋、闽、浙、广东各督抚，再行明白晓谕，不论何项人等，如有能将康有为、梁启超缉获送官，验明实系该犯正身，立即赏银十万两。万一该逆等早伏天诛，只须呈验尸身确实无疑，亦即一体给赏……至该逆犯等开设报馆，发卖报章，必在华界，但使购阅无人，该逆等自无所施其伎俩，并着该督抚逐处严查，如有购阅前项报章者，一体严拿惩办。此外如尚有该逆等从前所著各逆书，并着严查销毁，以伸国法而靖人心”。（《戊戌变法》二，117页）尽管清朝政府花费很大气力围追堵截，并不能阻挡《清议报》进入内地，由于有日本当局的协助，报纸出版后，则通过日本侨民和租界内的日本洋行，传送到内地，清政府也无可奈何。
扶桑办学
在主持《清议报》的同时，梁启超又在日本东京办起一所高等大同学校。在日本办学的动议，最早出自陈少白。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他在横滨倡议开办中国学校，得到侨商邝汝磐、冯镜如的响应，决定以中华会馆为校址，经费半由会馆产业划出，半由募捐，招收华侨子弟为学生，并打算从国内延聘新学之士为教师。大约是兴中会里能做教师的人才十分匮乏，当邝、冯二人与孙中山商议时，孙中山推荐了梁启超，并将学校定名曰中西学校。邝汝磐拿着孙中山写的介绍信到上海来见康有为，康以梁启超方主持《时务报》笔政，建议让徐勤代往，并派了陈汝成、汤觉顿、陈荫农辅佐他。康有为一时兴起，认为“中西”二字不雅，将校名改为“大同”，并亲笔写下“大同学校”四个字见赠。戊戌政变后，国内许多新式学校纷纷停办，一些年轻有为的学子求学无门，也找不到其他出路，有人便把目光投向了海外。“横滨大同学校负笈者蒸蒸日盛，而神户继之，新加坡继之，泗水继之，域多利（维多利亚港）继之，其余筹画开办者，各埠响应”。（《梁启超年谱长编》，183页）高等大同学校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创办的。一则横滨大同学校已开办数年，有不少成绩优秀的学生，应该给那些想要继续深造的学生创造必要的条件；二则神户、南洋、美洲各埠都相继开设了华侨子弟学校，一两年后，他们的毕业生也要有个深造的地方；三则国内新式学校被迫停课，学生们的学业如果因此而被荒废，殊为可惜，应该给他们提供一个完成学业的机会；四则国内有些怀抱远大志向的青年，自费游学海外，他们都有国学基础或其他方面的知识，办一所专门高等学校也能满足他们的需求。
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创办于己亥年（1899年）七月，得到了华商曾卓轩、郑席儒的资助。第一批学生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横滨大同学校的高才生，其中有冯自由、郑贯一、冯斯栾、曾广勷、郑云汉、张汝智等七人；再有就是前湖南时务学堂的学生，他们是林锡圭、秦力山、范源濂、李群、蔡锷、周宏业、陈为璜、唐才质、蔡钟浩、田邦璿、李炳寰，共十一人。梁启超后来多次回忆起那段经历：启超既亡居日本，其弟子李、林、蔡等弃家从之者十有一人，才常亦数数往来，共图革命。积年余，举事于汉口，十一人者先后归，从才常死者六人焉。启超亦自美洲驰归，及上海而事已败。（《清代学术概论》，85页）
他在这里提到的李，就是李炳寰，林就是林锡圭，又称林圭，蔡就是蔡松坡，即后来的蔡锷。提到蔡锷，梁启超更易动感情，他在另外一个场合讲到与蔡锷的交往，一直追溯到戊戌变法前在湖南时务学堂讲学：蔡公那年才十六岁，是我四十个学生里头最小的一个。我们在一块儿做学问不过半年，却是人格上早已镕成一片。到第二年就碰着戊戌之难，我亡命到日本，蔡公和他的同学十几个人，不知历尽几多艰辛，从家里偷跑出来寻我。据我后来所知道的，他从长沙到了上海的时候，身边只剩得二百铜钱—即二十个铜子。好容易到日本找着我了。我和我一位在时务学堂同事的朋友唐才常先生，带着他们十几个人，租一间两丈来宽一楼一底的日本房子同住着，我们又一块儿做学问。做了差不多一年，我们那时候天天摩拳擦掌要革命，唐先生便带着他们去实行。可怜赤手空拳的一群文弱书生，哪里会不失败？我的学生就跟着唐先生死去大半。那时蔡公正替唐先生带信到湖南，幸免于难。（《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三十九，87～88页）
唐才常的弟弟唐才质的回忆，对于这段经历也有一些细节上的补充：我和一些同学离开时务学堂后，打算到湖北继续学习，但武昌两湖书院对于时务学堂的退学生，拒不收纳，其他的地方也没有适当的学校可以插足。光绪二十五年夏五月（1899年6月），我同范源濂、蔡艮寅三人，前往上海，考入上海南洋公学。七月间，梁启超听说我们来沪，自日本寄函相招，又得到先长兄才常的资助，买轮东渡。到日本后，梁启超用以前在时务学堂教书的方法，让我们读书、写札记。随后，时务学堂的学生林圭、李炳寰、田邦璿、蔡钟浩、周宏业、陈为益、朱茂芸、李渭贤等，都分别冒险经上海而到日本，并我共十一人。梁启超在东京小石川久坚町，租了三间房屋给我们居住，又延请日人重田讲授日语等课，为投考日本学校的准备。（《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 3期，唐才质：《唐才常与时务学堂》，引自《梁启超年谱长编》，186～187页）
冯自由的《革命逸史》还提到当时他们所读之书，可以想见这些人的精神状态：故所取教材多采用英法名儒之自由平等天赋人权诸学说。诸生由是高谈革命，各以卢骚（卢梭）、福禄特尔（伏尔泰）、丹顿（丹东）、罗伯斯比尔（罗伯斯庇尔）、华盛顿相期许。（《革命逸史》上册，62～63页》梁启超：善变之豪杰
梁启超是个有真性情的人，有时候他看上去温文尔雅，有时候看上去又慷慨激昂。谭嗣同曾说很少有人真正了解梁启超，他表面上很温厚，实际上内心很坚韧。常有人说他“善变”，说他“反复无常”，但是，他的“变”光明磊落，绝不苟且。他写过一篇短文《善变之豪杰》，很赞赏日本江户末期思想家、教育家，明治维新的先驱者吉田松荫的“善变”，称“其心为一国之独立起见”，“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所以他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后已焉。若夫其方法随时与境而变，又随吾脑识之发达而变。百变不离其宗，但有所宗，斯变而非变矣。此乃所以磊磊落落也。”（《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27～28页）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讲到英国首相、大政治家格兰斯顿，认为“其所以屡变者，非为一身之功名也，非行一时之诡遇也，实其发自至诚，见有不得不变者存焉”。他又说：“凡任天下大事者，不可无自信力，每处一事，既见得透，自信得过，则出一往无前之勇气以赴之，经百折不回之耐力以持之，虽千山万岳一时崩坼而不以为意，虽怒涛惊澜蓦然号鸣于脚下而不改其容，猛虎舞牙爪而不动，霹雳旋顶上而不惊，一世之俗论，嚣嚣集矢，而吾之主见如故。”（同上，4页）这其实也是梁启超自己的写照。他的善变与他的自信是相辅相成的，他的善变恰恰是他自信的一种表现。
初到日本这段时间，梁启超的思想一直处在激烈动荡之中，起伏变化很大。究其原因有三，一是政变流血给他的刺激；二是到日本后读了很多新书；三是结识了很多新朋友。梁启超是个最没有成见的人，他办高等大同学校时，常在一起高谈阔论的，不仅有唐才常和昔日时务学堂的学生，还有外校的留学生和北洋官费生，戢元丞、沈翔云、黎科、金邦平、蔡丞煜、郑葆丞、张煜全、傅良弼等，那时都是这里的常客，他们“每至大同学校访友，恒流连达旦”。（《革命逸史》上册，63页）这些人或主张排满，或持革命论调，难免互相产生一些影响。他又是个很容易被情绪感染的人，豪情满怀，下笔时谈自由、民主、民权、革命自然就多起来，但他不主张排满，他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视满、汉、回、蒙、藏等所有民族为一体。他认为，政治改革的重要性超过了改朝换代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改变国体的重要性，君主之国体也有实行立宪之政体的可能，当时世界各国的实际情形，也是君主立宪政体多于民主立宪政体。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在他也只是萌芽阶段，直到与同盟会诸君论战时才得以完全展开。此时他考虑最多的，还是如何迫使慈禧恢复光绪的权力，搅动清朝权贵政治的一潭死水。他常与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人商谈在长江沿岸利用会党起义的计划，谈到很多施行中可能遇到的细节问题。他还与孙中山等多次密商两党合作救国之可能性。他的同学中，韩文举、欧榘甲、张智若、梁子刚等表现得尤为激烈。大家委托梁启超给康有为写了一封长信，试图说服康有为，接受他们的主张。然而，康有为非但没有被他们说服，反而大为恼火；恰在此时，一直反对与孙中山联合的徐勤、麦孟华各自给康有为写了一封信，告梁启超的状，“谓卓如（梁启超）渐入行者（孙中山）圈套，非速设法解救不可”。（《梁启超年谱长编》，181页）当时康有为正在新加坡，得书大怒，立即派叶觉迈携款赴日，勒令梁启超马上赴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务，不许拖延。
在此之前，梁启超似曾有过远行的打算。他在年初写给妻子的信中还提到康有为来信希望他能去美洲，因为那里“人人忠愤，相待极厚，大有可为”。梁启超还对妻子说：“金山人极仰慕我，过于先生。”（同上，177页）尽管如此，他却一直没有成行，直到康有为发出“最后通牒”，他才开始为这次远行作准备。
离开日本之前，他先送走了唐才常。与唐才常先后回国的，还有与他相约同赴义举的前时务学堂学生林圭、蔡钟浩、田邦璿、李炳寰、秦力山等人。林圭还约了几个意气相投的朋友同行，如鄂人傅慈祥（成城学校）、粤人黎科（东京帝国大学）、闽人郑葆成（丞）、燕人蔡丞煜（均肄业东京日华学堂）等，他们都欣然从之。出发那天，梁启超、沈翔云、戢元丞等在东京红叶馆设宴为他们饯行，并邀请孙中山、陈少白、平山周及宫崎寅藏参加。席间，大家举杯，预祝事业成功，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之概。梁启超还把两党合作的话一再提起，表达了他的殷切希望。
梁启超于“西历十二月十九日即中历十一月十七日，始发东京……二十日正午，乘香港丸发横滨，同人送之于江干者数十人，送之于舟中者十余人，珍重而别”。（《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二十二，186～187页）临行前，他将《清议报》等工作移交给麦孟华主持。此一去，直到庚子勤王事败，经香港、新加坡，赴澳洲，直到1901年春才回到日本。
庚子勤王
唐才常抵达上海应该是在十月十九日（11月 21日）之前。这一天，据杨天石先生考证，他在上海给日本人宗方小太郎写了一封信，请他帮助将要赴湖南开展工作的林圭、沈荩和日本人田野橘次。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要联络张之洞，谋取合法身份，以开办学堂、报馆为名，在湖南进行军事准备。他在信中强调：“此举颇系东南大局，至为紧要。”但由于张之洞的关节未能打通，他们无功而返。（《寻求历史的谜底》，43～46页）田野橘次在回忆录中提到此事，他说：“惜哉！当时上海有日本愚物三人，竟向予等之计划直开反对之运动，以阻挠之不使行。”（《自立会史料集》，207页）他这里所谓“愚物三人”，就是唐才常信中提到的“白岩、荒井、宫坂诸君”，由于他们拒绝在林圭、沈荩与张之洞之间充当中介，唐才常的这个计划事实上便夭折了。
于是，庚子年（1900年）初，唐才常与林圭等人又以田野橘次的名义，开办了一家东文译社，名为教授日文，翻译日籍，实则以此为掩护，暗中继续进行起义的筹划和准备，社址就在上海虹口武昌路仁德里五五二号。不久，他又与沈荩、林圭、毕永年等创立正气会，即自立会之前身，对外则托名东文译社，以避清政府之耳目，该社社址亦成为正气会联络党人、策划革命的秘密机关。唐才常还亲自制定《正气会章程》二十余条，其宗旨有“务合海内仁人志士，共讲爱国忠君之实”，以及“有标榜声华，及党同伐异，妄议君父者，请勿列名会籍”等条款，并在其撰写的《正气会序》中讲了“君臣之义，如何能废”（《唐才常集》，197～198页）这样的话，引起毕永年、章太炎的不满和反对。“毕力劝唐断绝康有为关系，唐利保皇会资，坚不肯从，相与辩论一日夜，失望而去”。（《自立会史料集》，13页）此时二人尚未完全决裂，有记载说，毕永年愤而削发为僧，当和尚去了。其实他并未走远，和尚当了没几天，又跑回上海，三月十一日（4月 1日），唐才常在上海开设富有山堂，毕永年仍被推为副龙头。
唐才常在国内布置筹划之时，梁启超孤悬海外，也在为筹集经费而煞费苦心。这次勤王运动是保皇会成立以后所从事的第一件大事，“当时几乎是全体总动员，规模很大。那时候南海先生驻新加坡主持一切，先生（梁启超）在檀香山负责筹款，并计画联络各事。当时保皇会总局在澳门，有何穗田、王镜如、欧榘甲、韩文举等负责。日本方面有叶觉迈、麦孟华、罗普、麦仲华、黄为之等负责。而在国内从事实际运动方面则有唐才常、狄葆贤主持于沪、汉，梁炳光、张学璟活动于两粤。此外徐勤奔走于南洋，梁启田运动于美洲”。（《梁启超年谱长编》，198～ 199页）就这种安排而言，看上去确实面面俱到，而实际上，其中的灵魂人物只有两个，在内则为唐才常，在外便是梁启超。
梁启超远赴檀香山，在康有为看来或许带有“发配”的性质，但以梁启超的禀性，他却显得兴高采烈。抵达檀香山后，迅速在华侨中开展工作，发展保皇会的组织，也搞得轰轰烈烈。但他时刻不能忘怀，备感焦虑的，还是在国内发动起义，勤王救主这件大事。二月十三日，他给康有为写了一封长信，上来就说：“连上六书，想悉达，未得由彼一赐谕，愤悱不可任。”他在信中汇报了自己加入三合会，并被推为会魁的情况。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与会众联络感情，吸引他们加入保皇会。而最让他愤慨的，是同门中很多人“无心于大局之事”，他说，“弟子来此七十余日，寄澳门书六七封，而彼中无一字之答（仅有人代穗田答一书，书中皆闲语），诚为可恨。”他为此而感到焦灼不安：“弟子每一念及南中之事，时时惶惑屏营，不知所措。今海外之人，皆以此大事望我辈，信我辈之必成，而岂知按其实际，曾无一毫把握，将来何以谢天下哉。弟子每思此，辄觉无地自容。今筹款未必能多得几何矣，如金山之二万左右，加拿大之一万左右，地力则已尽矣。此后欲再扩充，恐无几矣。然彼出此款者，其数虽微，然其望则甚厚，我若做事不成，犹有词以谢彼，我若无事可做，更何面目复见江东父老乎。”这就是梁启超所以为梁启超，情急之下，他主动请缨，要求回香港，“盖弟子诚见港、澳同门无一可以主持大事之人，弟子虽亦不才，□□□以阅历稍多，似胜于诸同门。今先生既不能在港，而今日经营内地之事，实为我辈第一着，无人握其枢，则一切皆成幻泡，故弟子欲冒万死，居此险地，结集此事。”（同上，199～200页）
但是，康有为并没有同意梁启超的请求，他甚至没有给梁启超回信。一周后，梁启超再次致信康有为，为他所言“大局之事”进行谋划。他在信中谈到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汇报檀香山的捐款情况，并提到有可能赴美国纽约筹款；其二，建议借用菲律宾的散勇；其三，建议早日谋划在港、澳谋一运货入口，并安排专人负责；四是尽早安排一二人学打电报，并先期安置于电报局；其五，建议办一张西文报纸，向西方各国宣传本党主张；六是提醒康有为，不要轻易说“在外得金几何，拥兵几何”，他担心，“常作大言，与行者（孙中山）何异，徒使人见轻耳”。（同上，205页）在这段时间里，梁启超几乎每周都有写给康有为的信，他也直接写信给邱菽园，或《知新报》的同人，以及唐才常等人。二月二十日，他在写信给康有为的当天，也致信唐才常和狄楚青，向他们汇报在檀香山筹款的情况，并建议他们注意网罗通西语的翻译人才和会打电报的人，特意提到要联络大刀王五。一周后，他再次致信唐才常、狄楚青等三人，对他们的筹划、布置感到欣慰，尤其是争取到淮阳一带的“盐枭”首领，人称“徐老虎”的徐宝山加盟，更是可喜可贺。他很清楚：“今日最急者，只在款项。”（同上，208页）所以，他每信必向大家汇报筹款的情况，以安众人之心。而他最放心不下的，却是同党的敷衍、狭隘和短视，他一再写信劝诫各地同人，不要拒人于千里之外，“今日欲成大事，万不可存一同门不同门之界，办天下之大事，非尽收天下豪杰不可”。（同上，210页）他还说：“大约 ‘阔达大度，开诚布公 ’八字，为不二法门。”（同上，207页）他致信黄为之，对“江岛人物”的颓唐深表失望，“想来总是志气不定，脊骨不坚之所致。如此安能任大负重？今日之事，责在我辈，真当每日三省，时时提起，不使有一毫懒散，乃有可成”。（同上，212页）
这里所谓江岛人物，指的是一八九九年六月，梁启超与韩文举、李敬通、欧榘甲、梁君力、罗伯雅、张智若、梁子刚、陈侣笙、麦仲华、谭柏笙、黄为之等人同结义于日本江之岛的金龟楼，据当时叙齿，梁启超次居第五，其余诸君便如以上次序。（罗普：《十二人江之岛结义考》，见《梁启超年谱长编》，180页）他们结义的目的，自然是志在救世，而以此表明心迹。所以，他希望每个人都能提起精神，三月六日，他致信叶觉迈、麦孟华，还一再叮嘱各位：“望刻刻提起，勿稍懒散，我辈稍松劲，则更无面目复见天下。今日真乃背水阵，真乃八十老翁过危桥，望日日以敬畏之心行之。为一大事出世，念兹在兹，念兹在兹。”（同上，215页）由此可见梁启超的历史责任感和博大的爱国情怀。
梁启超：保皇并非保君主专制
我们很难猜测康有为的真实想法，在梁启超给他写过数封信之后，他回复了一封信，其中讲到将要起事的种种安排，梁启超大受鼓舞，也把自己深思熟虑的想法和盘托出。首先是进军路线问题，梁启超主张先取粤，即广东，他说：“弟子以为未得广东，而大举进取，终是险着；洪秀全之事，其前车也。”（同上，216页）在他看来，洪秀全以粤人而不取粤地，是其一大失误，最终导致了他的失败。如果不先取粤地，作为根据地，而“以孤军深入，千里馈粮，前有劲敌，后无老营”，（同上）就没有必胜的把握。他明确指出：“今日我辈举义，与秦汉之交，元明之季，诸豪杰全然不同。彼辈制胜之诀，不外流之一字，先取天下而糜烂之者也。……若我辈今日，则岂能如是。无论勤王仁义之师，不应尔尔，即以势论之，亦所不能，盖外国必不我许也。”（同上，216～217页）所以他说：“故最要之着，莫如先开府，与外人交涉，示之以文明之举动，使其表同情于我，而又必须示以文明之实事，使其信我实有能统治国民之力量，（公法凡能有统治国民之责者，即认为之国家。）然后不惹其干涉。”（同上，217页）他的这种见识是看得很高、很深远的，不仅保皇党内部绝无仅有，即使革命党这边似也未见，那些打打杀杀，以为革命就是暴动，就是暗杀，就是赶走满人的革命者，对革命之后建设怎样一个国家，并无具体的设想，也难有具体的政策和策略，在这些方面，梁启超略高一筹，他提出了应该注意的若干事项：大军甫动，即须以西文公文布告各国，除声明举兵大义之外，有最要者数事：一、保护西人身命财产；二、若用兵之地，西人商务因我兵事而亏累者，我新政府必认数公道赔偿；三、北京政府旧借国债以海关作抵者，我新政府所管辖之地有关税者，即依其税关所抵之数照旧认还。以上三条，与外国交涉最紧要者。一、将全国之地，尽为通商口岸；二、改正税则，豁免厘金；三、国内人欲从何教，许其自由，政府不分别相待。以上三条内政，而与西人有关涉者亦当布告。布告之事，使人知我为文明举动，格外另眼相待，所益不少。新宪法虽与西人无涉，亦当布告，使人重我也。（同上，220～221页）
他还提到光绪。固然，我辈如此千辛万苦，为什么呢？为了救皇上。但是，从南方起事，去救皇上，实际上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要说兵力达不到，即使打到北京，俄国人难保不加以干涉，而英、法亦不能坐视不管，我们能否成功更成为变数。而现时皇上已经呕血，万一出现意外，“则主此国者谁乎”？（同上，221页）他显然是在委婉地提醒康有为，应该考虑新的国家应该选择怎样的政体。“先生（康有为）近日深恶痛绝民主政体，然果万一不讳，则所以处此之道，弟子（梁启超）亦欲闻之。”（同上）他甚至想到在拿下广州之后如何处置李鸿章：“得省城不必戕肥贼（李鸿章），但以之为傀儡最妙。此举有数利：示人以文明举动，一也；借势以寒奸党之心，二也；西人颇重此人，用之则外交可略得手，三也；易使州县地方安静，四也。”（同上，220页）
梁启超是一个很有政治头脑的人，他清楚，这一次不是简单的改朝换代，他们不是李自成和张献忠，新的世界格局也不允许他们成为李自成和张献忠。那些以为“保皇党”一定是保君主专制的人，如果了解到梁启超的这些主张，不知又将作何感想？不过，此时的梁启超亦无回天之力，他的这些设想、思想，既得不到重视，更得不到落实，也只能说说而已。他们既以民间会党为主要力量，那么，被人以“闯、献”视之或自己走到“闯、献”的老路上去，是很容易的。事变发生之时，英国之所以放任张之洞在湖北杀人，就是担心北方的义和团也闹到南方来。
他还建议康有为亲自掌握一支军队，到第一线军营中去。先是康有为在信中征求他的意见，希望在星洲（新加坡）、澳洲、日本中间选择一个地方作为自己的驻扎之地。梁启超认为，这三个地方都不合适。他说：“自古未有主将不在军中，而师能用命者，他日能驾驭之，而范我驰驱，皆在此时也。若初时不与之共其苦，而欲成事之后，彼赳赳者拱手而听节制，抑亦难矣！且非欲争此权也，无此权，则无所统一，而将至于偾事也。故弟子之意，即定以某军为正军，则先生必当入而亲率之，即弟子亦然；或随先生赞帷幄，或入别军为应援，要之万不能置身于军外也。”（同上，218页）
关于起义的时间，梁启超认为，虽然形势紧迫，但更要慎重。在复信给康有为的同一天，他给唐才常和狄楚青也写了一封信，希望起义发动的日期最好待至七月。不过，到了三月二十一日，他再次致信唐才常和狄楚青，又说若时机迫切，不妨迅速发动，相机行事，不必久待借款。而实际上，保皇会的内部关系始终没有理顺，梁启超亦感到处处掣肘。甚至直到四月，康有为来信仍然有“或游澳洲”之语，急得梁启超只好求助邱菽园，请他“力尼此议”。他对邱说：“弟思中原事，一日百变，数省豪杰皆喁喁待南海指挥，岂可远行？”（同上，240页）
赴汤蹈火自立军
梁启超运筹于外，唐才常谋划于内。正气会成立不久，因考虑到“正气”二字含义比较狭隘，于是，改名为自立会。当时入会的人很多，声息相通，影响所及，东至苏浙，北至河陕，西南至巴蜀、两粤，纷纷响应，踊跃加入。其中以拒绝科举的青年士子为主，特别是戊戌政变前各地所办新式学堂的学生，这些人都抱有一种进取的勇气。如果有办法能救国救民，他们可以赴汤蹈火，绝不顾惜。另有一些入会之人，原为各地所办各种学会的会员，其中士绅颇多，现在亦转身加入自立会。五月间，北方义和团运动兴起，形势严峻，而机会亦属难得，为了更广泛地联络维新志士，加快筹划起义的进程，他又发起倡议，设立“国会”，并于七月初一日（7月26日）正式召开“国会”于上海的张园。孙仲愚《日益斋日记》记述这次开会的情形甚详：七月一日，是日海上同志八十余人大会于愚园（应为上海张园）之南新厅，群以次列坐北向，浩吾权充主席，宣读今日联会之意：一、不认通匪矫诏之伪政府；二、联络外交；三、平内乱；四、保全中国自主；五、推广支那未来之文明进化。定名曰中国议会。令大众以为然者举手，举手者过半议遂定。乃投票公举正副会长，令人各以小纸自书心中所欲举之正副姓名，交书记者，书记收齐点数。凡举正会长以举容纯甫为最多，计四十二人；举副会长以严又（幼）陵为最多，计十五人。于是容、严二公入座。容公向大众宣讲宗旨，声如洪钟。在会人意气奋发，鼓掌雷动。（同上，243页）
此后，唐才常又组织了自立军，“拟先组织五军，分中、前、后、左、右各军，以湖北为中军，安徽为前军，湖南为后军，河南为左军，江西为右军。以唐才常总持各军事宜，林锡圭副之。其各军分文事、武事两部，文事以文人主之，武事以江湖豪杰主之”。（《自立会史料集》，34页）根据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北巡抚于荫霖、湖南巡抚俞廉三的奏报，“当时自立军之声势，沿江沿海各省皆有组织，以武昌、汉口、汉阳为总汇，如襄阳、樊城、枣阳、随州、应山、监利、沙洋、麻城、嘉鱼、崇阳、巴东、长乐，湖南之长沙、岳州、常德、澧州，河南之信阳，安徽之大通，四川之巫山……上游则达于四川，下游则达于江西，南则达于湖南，北则达于河南，此仅据已经起义及已为清吏破获者而言。至于江苏、浙江以及广西，或已联络军界，或已借名团练，及总汇失败，遂隐忍未发者尚多”。（同上，35～36页）
自立军中，会党的势力最大，因为保皇会在海外虽号称百万，但在内地，其影响仅限于士绅和青年士子之间，所以，要举事，不能不借用会党的势力。多年后，狄楚青在梁启超五月十日写给他的信后，写下一段按语：按长江一带，自蜀至苏数千里，其中只哥老会一种，已不下数十万人。会名不一，山名不一，每会有一票，票上有□□山，正龙头□□，副龙头□，下方其宗旨下，或八字或四字或两字，语句多不通，有曰灭洋者，有曰杀尽洋鬼者，其宗旨实则排外，与义和团相等。于是吾人以状告任公，任公深以其票旨为虑，谓如果杀戮外人者，将有亡国之祸，嘱专以改其宗旨为第一要图。于是不能不以票易票，票既多，票名亦多，固不止富有一种也。且其票上形式亦不易改，一切仿其旧，但专改其宗旨，所以亦有□□山，亦有正龙头□□，副龙头□□也。然庚子北方闹得如此，而南方不杀一外人者，实皆赖此宗旨之既改也。此事全属任公（梁启超）之力，当以加入英法战团事同一伟迹。（《梁启超年谱长编》，246页）
由此可见，改用富有票除了要整合各个会党的力量，实现统一指挥，再有一点便是要改变其宗旨，不能以排外相号召，李宣龚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九日写给丁在君（文江）的信里提到他和狄楚青的一次谈话，就谈到当日改用富有票的原因，只是“不得已用富有二字，为扶清灭洋之交换品，此外并无其他之新意义”。（同上，246页）即便如此，没有人能够保证外国人不在关键时刻出卖他们。事实上，英国人在下决心放弃唐才常这块筹码时，唐才常还蒙在鼓里。于是，当张之洞准备动手时，汉口的英领事立刻签字放行，使得张之洞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英租界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