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几乎可以说是梁启超的克星。在梁启超数十年的政治生涯中，曾有过两次与袁世凯的交往，甚至合作，但是，都未能善始善终，后一次，几乎搞得梁启超身败名裂。
晚清时期的第一次合作
梁启超第一次与袁世凯打交道，是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梁在北京发起创办强学会，袁世凯亦参与其中。民国元年（1912年），梁启超自日本归国，在北京报界欢迎会上演讲时，他还提起这段经历：“乙未（1895年）夏秋间，诸先辈乃发起一政社名强学会者，今大总统袁公，即当时发起之一人也。彼时同人顾不知各国有所谓政党，但知欲改良国政，不可无此种团体耳。而最初着手之事业，则欲办图书馆与报馆，袁公首捐金五百，加以各处募集，得千余金，遂在后孙公园设立会所，向上海购得译书数十种，而以办报事委诸鄙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1 ～ 2页）
康有为也曾提到此事，他说：“七月初，与次亮（陈炽）约集客，若袁慰亭（世凯）、杨叔峤（锐）、丁淑衡（立钧），及沈子培（曾植）、沈子封（曾桐）兄弟，张巽之（孝谦）、陈口口，即席定约，各出义捐，一举而得数千金，即举次亮（陈炽）为提调，张巽之帮之。“（《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30页）此时的袁世凯刚从朝鲜回国不久，经历了甲午战争的失败，他正在为自己寻找新的机会和出路。他拼命巴结荣禄，向荣禄递门生帖子，还把别人编译的军事著作换上自己的名字，恭请荣禄指教。同时，他又频繁出入于京城文人的各种饭局，与清流和维新人士拉关系，套近乎。据最新披露的徐世昌《韬养斋日记》记载：“乙未（1895年），三十日，晨起。看书。写信。云甫、子封来。午后看书。检什物。慰廷、巽之来，略坐，约同至嵩云草堂（疑即松筠庵），谈至二更后归。”又记：“八月，朔日，晨起。写信。出门。晚赴嵩云草堂巽之之约，议开书局。同座陈次亮、陈养元（疑为陈三立）、康长素（康有为）、叔衡、子培、子封、慰廷。席罢，又谈至三更后归。“（徐定茂：《戊戌年间的徐世昌》，见 《北京观察》2011年第三期，51 ～ 52页）徐世昌是袁世凯的老朋友，袁在小站练新军，特聘徐为参谋长。他的记载应该是可信的。多年以后，袁世凯当上了洪宪皇帝，康有为发电报请他退位，电文中还有一段叙旧的话，他说：“昔强学之会，饮酒高谈，坐以齿序，公呼吾为大哥，吾与公兄弟交也。今同会寥落，死亡殆尽，海外同志，惟吾与公及沈子培、徐菊人尚存，感旧欷觑，今诚不忍见公之危，而中国从公以灭亡也。” （《康有为政论集》下册，941页）这里的徐菊人，就是徐世昌，菊人是他的号。
袁世凯（1859—1916）字慰亭，河南项城人，北洋军阀首脑，辛亥革命后当选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1915年称帝，不久被迫取消帝号，随即去世。此为1899年袁氏任职山东巡抚时留影。
可见，康梁等维新人士最初对袁世凯是有好感的，以为他和荣禄的部下聂士成、董福祥不一样，是个通洋务、讲变法的新式军人。所以，戊戌年（1898年）变法进行到紧要关头，他们意识到了军队的重要性，希望能有一支军队是支持变法的，于是想到了袁世凯。根据王照的记载，最初也想到争取聂士成，康有为曾托徐致靖、谭嗣同、徐仁镜劝说王照，让他去游说聂士成，并许聂士成直隶总督的官职。但王照不同意这种做法，他认为，光绪与慈禧的矛盾“纯为家务之争”，而且，“内政何须召外兵，从来打草致蛇惊”，因此拒绝了他们的请求。（《近代稗海》第一辑，4 ～ 5页）
于是，六月初，康有为又派徐致靖的侄子徐仁录（字艺郛，又作义甫）到天津去见袁世凯。这次走的是徐世昌的路子。徐世昌与袁世凯是多年的朋友，有一种说法，袁世凯遇到大事一定先和徐世昌商量。徐世昌在日记中写道：“（六月）初九日，晨起，来客。与延年谈。澄甫仲明、徐艺郛仁录，赵体仁同食，聚谈半日。“十二日又记：“午后到小站。到慰廷家久谈。徐艺郛同来，留宿营中。“十三日又记：“晨起。合大操。归。与慰廷谈。午后沐浴。与艺郛到文案处。“十四日又记：“阴雨。与艺郛、仲远畅一日，云台（袁克定，字云台，袁世凯之子）来。“十五日又记：“晨起。艺郛冒雨行。”（《戊戌年间的徐世昌》，见《北京观察》2011年第三期，51页）
从徐世昌的日记中我们看到，徐仁录在天津停留了大约一周，至于他是否见到了袁世凯，却很难说。据十二日所记，“到慰廷家久谈。徐艺郛同来，留宿营中”，也很难认定，徐仁录只是“同来”，而没有参加谈话。最早认定袁世凯没有与徐仁录相见的人还是王照，他写道：“后乃知往小站征袁同意者，为子静（徐致靖）之姪义甫，到小站未得见袁之面，仅由其营务处某太史传话（即徐世昌），所征得者模棱语耳。”（《方家园杂咏纪事》，见《近代稗海》第一辑，5页）但《康有为自编年谱》则言之凿凿，甚至复述了他们之间的谈话：“先于六月，令徐仁禄（录）毅甫（义甫）游其幕与之狎，以观其情，袁倾向我甚至，谓吾为悲天悯人之心，经天纬地之才。使毅甫以词激之，谓‘我与卓如、芝栋、复生，屡奏荐于上，上言荣禄谓袁世凯跋扈不可大用，不知公何为与荣不洽？ ’袁恍然悟曰：‘昔常熟欲增我兵，荣禄谓汉人不能任握大兵权。常熟曰，曾左亦汉人，何尝不能任大兵？然荣禄卒不肯增也？ ’毅甫归告，知袁为我所动，决策荐之，于是事急矣。”（《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 57 ～ 58页）
康有为一厢情愿
这些话大约是徐仁录告诉康有为的。不管他是否见到了袁世凯，事实上，他都没能摸到袁世凯的底。以袁世凯的老谋深算，对付一个阅历甚浅的年轻人，岂不绰绰有余！但康有为这边却按照他们的理解在行动。“先是为徐学士（徐致靖）草折荐袁，请召见加官优奖之，又交复生递密折，请抚袁以备不测。”（同上，58页）徐致靖所上《密保统兵大员折》是在七月二十六日，当日，光绪皇帝就发了上谕：“电寄荣禄，着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戊戌百日志》，464页）二十九日，袁世凯抵京，八月一日，光绪皇帝召见袁世凯，并下谕嘉奖，命袁世凯开缺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务。而就在前一天（关于此次密诏的颁发时间，各书记载不同，有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和八月一日多种说法，这里采用赵炳麟所录，根据了汤志钧先生的意见），光绪皇帝交由杨锐带出了给他和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四京卿的第一道密诏，另有赐给康有为的密诏，亦由杨锐带出。到了初二日，光绪皇帝明发上谕催促康有为迅速出京，又赐第二道密诏，由林旭带出，令其速往上海，以待”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同上，555页）这一天，袁世凯”谢恩召见，复陈无尺寸之功，受破格之赏，惭悚万状。上笑谕：‘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并令其初五日请训。次日初三，袁世凯就接到荣禄电令，要他速回天津备战，以防英军来犯。当天傍晚，谭嗣同到法华寺去见袁世凯，向他介绍了康有为与梁启超、徐致靖、林旭等人商议的救皇上的全部计划，并请他在天津阅兵时出手搭救皇上。袁世凯亦表示：“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又说：“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梁启超年谱长编》，142页）初五日晨，袁世凯请训，再次被召见，听说还奉有光绪皇帝的密诏。第二天的《国闻报》报道了袁世凯回天津的行踪：练兵大臣袁慰庭侍郎于初五日早赴宫门请训，即于是日出京，乘坐十一点四十分钟火车，至下午三点钟到津圣安棚，茶座在火车站，同城文武各官咸往迎迓，一时颇为热闹。（同上，143页）
袁世凯出卖了维新党吗
这一天，八月初六日，政变就发生了。现在，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是袁世凯出卖了维新党人，但据袁世凯自己表白，昨日回到天津之后，他已向荣禄“略述内情，并称皇上圣孝，实无他意，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清廷戊戌朝变记》 〔外三种〕，71页）第二天一早，他更将全部内容向荣禄和盘托出，特别是说出了围禁颐和园与请旨杀荣禄两件事，彻底改变了整个事件的性质。如果说初六日慈禧还仅仅是想“训政”的话，那么，当荣禄将袁世凯所言汇报给慈禧之后，戊戌政变很快就演变成了一场残酷而又血腥的政治清洗，“六君子”更于政变发生后的第七天，在未经审讯的情况下，就以“大逆不道”的罪名被杀害。第二天，一道朱笔上谕道出了政变的原委和杀戮“六君子”的经过，其中就曾讲道，“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这似乎可以证明袁世凯与此事之关系。无论如何，随着光绪皇帝被囚禁于瀛台，“六君子”血溅菜市口，康梁及一批同志流亡海外，更多参与、同情变法的人被关押、革职和流放，袁世凯得到了加官晋爵的回报。徐世昌在日记中写道：“八月初十日……德律风（电话）传，慰廷代理北洋大臣。”（《戊戌年间的徐世昌》，见《北京观察》2011年第三期，56页）
此后，袁世凯就成了康梁及维新党人不共戴天的仇人。如果说他们第一恨慈禧，第二恨荣禄，第三个恨的就是袁世凯。戊申年（1908年）十月，光绪与慈禧死后，爱新觉罗？溥仪登基，他的父亲、光绪皇帝的亲弟弟载沣，做了监国摄政王。一直密切关注国内局势的梁启超非常了解以载沣为代表的年轻的满洲权贵对袁世凯的态度，他以为倒袁的机会终于来了，除了利用各种关系，挑拨当权者对袁世凯的猜忌和不满外，还专门上书载沣，请杀袁世凯。这封书信到目前为止尚未被发现，其中写了些什么亦不得而知。不过，他当时还分别写信给蒋智由和肃亲王善耆，其中都提到了袁世凯的罪状。他在写给善耆的信中将袁世凯的罪状主要归纳为三条：一、甲午战祸，全由彼所酿成。
二、戊戌之事无端造出谋围颐和园一语，以致两宫之间常有介介。
三、团匪之变时……乃为两面讨好之计，将团匪驱逐出境，以畿辅为其邻壑。（《梁启超年谱长编》，478 ～ 479页）
关于第二点，梁启超却不得不多费一些笔墨，因为很多人相信，“谋围颐和园”一语绝不是袁世凯“无端造出”来的，所以他说：“夫德宗皇帝之仁孝与英明，皆天下所共闻也。以仁孝之德宗岂其对于太皇太后而有此悖逆之举？若谓全由康有为主谋，德宗不预知，试思德宗岂昏庸之主，由疏逖小臣之康有为得任意播弄者耶？当时彼以一按察使特授侍郎，全由德宗爱其才，且以为彼久于国外，谙练外事，欲以为维新之助，岂有他意？若谓康与彼有密谋，康何人，敢以此密谋渎德宗之听耶？康又何能使德宗不次拔擢而授以侍郎耶？夫使果如彼贼所言，有谋围颐和园之事，是必德宗与闻康之谋也，否则德宗为康所卖也。使德宗而与闻康之谋，德宗不得为仁孝也；使德宗而为康所卖，是德宗不得为英明也。二者必居其一于是，而德宗岂其然哉？故知此事实毫无影响，而彼贼徒为一人之富贵利禄起见，遂不惜厚诬君父，以致德宗皇帝郁郁引歉，赍志以殁。”（同上，478页）
梁启超的这一番话有几个人听得进去，姑且不论，但他深知，载沣兄弟对光绪皇帝的感情，一定不肯让他背上不仁不孝的黑锅，而肃亲王善耆更是光绪皇帝的同情者。汤觉顿有一封给康有为的信中说：“肃邸纯为帝党，自戊戌以至今日，宗旨坚定，经千曲百折，曾不少变，于贵胄中诚为仅见，徒以平日不修边幅，好下交处士，往往受人指摘。”（同上，448页）所以，梁启超把信写给善耆，也是希望通过他影响载沣。
倒袁成为康梁的主要目标
实际上，自戊申（1908年）以来，倒袁就成为康梁的主要目标。康有为在写给梁启超和麦孟华的信中说：“今先其大者，自以倒劭（指袁世凯）为先。”（同上，449页）他们所担心的是，如果袁世凯在朝中掌权，那么，开放党禁将遥遥无期，他们也就不可能结束海外流亡生活，回国参加正在蓬勃兴起的立宪运动，从而丧失与其他政治力量竞争的机会。事实证明，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时隔不久，问题就发生了。梁启超推动创建的政闻社于年初迁回上海，并在国内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要求速开国会的请愿运动。慈禧虽然迫于形势压力宣布预备立宪，但实际上并无改革的诚意，一旦威胁到自己和满洲贵族的权利，她就要出手打压，绝不手软。所以，六七月间，清政府借口政闻社社员、法部主事陈景仁发电攻击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下令查禁了政闻社。在这件事上，袁世凯又做得不够光明磊落。庚子（1900年）事变之后，他一直想为自己争得一点维新、进步的名声，对立宪、改革也表现得很积极。但他有他的打算，他的出发点只是保住自己的权势，限制满洲权贵的权势。他并不希望真的实行国会制度，更不希望康梁回国，成为他的竞争对手。于是，他告诉慈禧，政闻社背后是梁启超在主持，他才是政闻社的发起人。慈禧闻其言而大怒，才有了将陈景仁革职、查禁政闻社两道上谕。这件事更加深了梁启超对袁世凯的仇恨。
戊申年（1908年）十月，爱新觉罗？溥仪登基，他的父亲、光绪皇帝的亲弟弟载沣，做了监国摄政王。图为醇亲王载沣与其儿子溥仪（右）、溥杰（怀中所抱婴儿）合影。比利时大使柯霓雅男爵拍摄。
庚戌年（1910年）夏秋间，国内立宪派发起一场开放党禁运动。所谓开放党禁，主要是指赦免康有为、梁启超等戊戌党人，但也兼及孙中山等革命党。当时，康、梁采取了多管齐下的策略，潘之博、麦孟华、长寿卿负责运动载涛、载洵、善耆等几个王公权贵，徐佛苏、黄与之、侯延爽负责运动国会请愿代表，罗杰、方还二人在资政院提出议案，御史赵熙、温世霖等人也相继上奏。（《梁启超年谱长编》，515页）但经过各方面几个月的努力，他们并未得到预想的结果。何擎一宣统三年（1911年）一月十九日给梁启超的一封信总结了几个方面的原因：“顷宪子（伍庄，字宪子）自都来，言反对吾党者甚多，单刀直入，以金钱运动宫闱及老吉者，土头也；造谣惑众，肆口乱骂者，革党也；阳甚赞成，而阴施其鬼鬼祟祟之手段者，章、陈、陆诸人也；不见其反对之迹，而人言其甚为反对者，郑（孝胥）、汤（寿潜）、张（謇）三名士也；之数党者，互为利用，务达其目的而后已，最为可畏。日前周公（指载沣）向龙寓（指隆裕太后）提议此事，答曰：非此二人（指康梁），先帝何至十年受苦？此言必有所受之也。”（同上，528页）这里特别提到了袁世凯“以金钱运动宫闱及老吉”，虽说他早已被清廷罢斥，免去了一切职务，息影于彰德洹水（安阳河），做出一种“洹上垂钓”的假象，其实，他一直通过徐世昌等人，暗中窥测朝廷的动向，干涉朝政。所以，开放党禁运动一发生，就遭到了他的阻挠。何擎一信中提到的“土头”，就是袁世凯，而他以金钱运动的人，第一个就是庆亲王奕劻，所谓老吉者是也。
所以，作为倒袁第一线的领导者，梁启超负责组织、协调各方面力量。他们的策略是，首先离间袁世凯与庆亲王奕劻，袁、庆的关系举世皆知，而权贵中痛恨袁世凯的，也就是与奕劻争夺权力的那伙人，其中以载泽最坚决。当时甚至流传着“载泽的失败，往往就是载沣的失败，奕劻的胜利，则意味着洹上垂钓的袁世凯的胜利”的说法。（《我的前半生》，22页）这也说明，离间袁、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他们又寄希望于载泽、善耆、端方、铁良这样一些权贵中的少壮派，利用他们担心袁世凯权力过大的心理，以为“能联二邸三相以行间，计必可成”。而且，他们特别看重载泽，“闻泽公颇厚重有魄力”。（《梁启超年谱长编》，444 ～ 445页）
其实，对于袁世凯与奕劻的关系，慈禧亦很担忧。虽然自戊戌政变以来，袁世凯由直隶按察使一直做到直隶总督、外务部尚书，恩遇之隆，汉族大臣中过去只有曾、胡、左、李可以比拟，但慈禧对于这个执掌北洋新军大权的汉人并不放心，特别是在听说袁世凯给贪财如命的奕劻大量送银子后，更提高了警惕。所以，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政府撤销了袁世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职，内调他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这样的安排，表面上他是升官了，地位更高了，实际上是被解除了兵权。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讲到后来的情形，他说：“对他（指摄政王载沣）来说，最根本的失败是没有能除掉袁世凯。有一个传说，光绪临终时向摄政王托付过心事，并且留下了‘杀袁世凯’四字朱谕。据我所知，这场兄弟会见是没有的。摄政王要杀袁世凯为兄报仇虽确有其事，但是被奕劻为首的一班军机大臣给拦阻住了。详情无从得知，只知道最让父亲泄气的是奕劻的一番话：‘杀袁世凯不难，不过北洋军如果造起反来怎么办？ ’结果是隆裕太后听从了张之洞等人的主意，叫袁世凯回家去养‘足疾’，把他放走了。”（《我的前半生》，21页）
尽管袁世凯没有丢掉性命，仅仅被罢斥开缺，已足以鼓舞海外维新派的士气。但说到底，他们在这件事上的作用并不大。溥仪有一段话说得很好：“那时有人极力保护袁世凯，也有人企图消灭袁世凯，给我父亲出谋划策的也大有人在。袁世凯在戊戌后虽然用大量银子到处送礼拉拢，但毕竟还有用银子消除不了的敌对势力。这些敌对势力，并不全是过去的维新派和帝党人物，其中有和奕劻争地位的，有不把所有兵权拿到手誓不甘休的，也有为了其他目的而把希望寄托在倒袁上面的。因此，杀袁世凯和保袁世凯的问题，早已不是什么维新与守旧、帝党与后党之争，也不是什么满汉显贵之争了，而是这一伙亲贵显要和那一伙亲贵显要间的夺权之争。”梁启超他们只是从中捡了个便宜。（同上）
民国时期再合作
于是，庚戌、辛亥这两年（1910—1911），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的回光返照的景象，一方面是满洲权贵以中央集权的名义强行收回各省督抚的权力，对于汉人中的各省疆吏或罢免、或内用，前者如袁世凯、岑春煊，后者如张之洞；一方面提拔满洲权贵中的少壮派，让他们担任重要方面的尚书或重要省份的总督。辛亥四月，朝廷颁布新订内阁官制，取消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新内阁总理大臣由庆亲王奕劻出任，阁员十三人中，满族占九人，其中皇族七人，被时人称作“皇族内阁”。皇族内阁一登场，全国舆论为之大哗，立宪派更是极度失望。次日，清政府宣布了全国铁路干路收归国有的政策，此前批准的干路商办各案一律取消，更引起全国震动，民怨沸腾。自上一年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失败以来，国内立宪派对清政府已大为不满，现在更加不抱希望，到七八月间，作为民意民权的代表，各省谘议局纷纷驰电反对铁路国有，并组织大规模民众集会，请政府收回成命。不久就发生了四川总督赵尔丰枪杀请愿民众的惨案，结果，全国舆论更加激烈起来，结果竟促成了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这是出乎清廷预料的，而更让他们想不到的是，不到二十天，又有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等省宣布独立。随即，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和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举行兵谏，要求清政府改组皇族内阁，召开国会，实行宪政。迫于时局，清政府不得不以摄政王载沣的名义下了“罪己诏”。随后，又批准了资政院的奏章，宣布解散皇族内阁，起草宪法，开放党禁，赦免政治犯，并请出袁世凯，以救时艰。
袁世凯重新回到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而九月初九日的上谕也给了梁启超一条生路，其中特别讲道：“所有戊戌以来因政变获咎与先后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惧罪逃匿，以及此次乱事被胁，自拔来归者，悉皆赦其既往，俾齿齐民。嗣后大清帝国臣民，苟不越法律范围，均享国家保护之权利，非据法律不得擅以嫌疑逮捕。”（《梁启超年谱长编》，552页）这意味着他们将在这个舞台上再次相遇。
九月初八日，梁启超在给徐君勉的信中详述了他们应对新形势的计划，其中一个大原则就是：“用北军倒政府，立开国会，挟以抚革党，国可救，否必亡。”（同上）北军即北洋军，所以“或须与袁言和，同戡此难亦未可知”。（同上，554页）在梁启超看来，现在最大的危险是孙、黄革命可能造成国家分裂，从而使外国势力坐享渔人之利。“故革命军杀尽满人之时，即中国瓜分之时也。”他说：“夫痛恨满人之心，吾辈又岂让革党？而无如此附骨之疽，骤去之而身且不保，故不能不暂借为过渡，但使立宪实行，政权全归国会，则皇帝不过坐支乾修之废物耳。国势既定，存之废之，无关大计，岂虑其长能为虐哉？吾党所坚持立宪主义者，凡以此也。”（同上，553页）
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利用载涛掌握禁卫军，以对抗载泽和奕劻，必要时进驻宫门，驱逐奕劻和载泽，由载涛自为总理，杀盛宣怀以快天下之心，并立即召开国会。同时联络驻防保定的第六镇，以为己用；因其统制吴禄贞曾在庚子年（1900年）参与唐才常组织的自立军勤王起义，与梁启超也有一些交情。十数天后，情况发生变化，在梁启超启程由日本返国时，吴禄贞已死，滦州起义则在策划之中。他不得不转而实行以张绍曾、蓝天蔚二军恢复北京秩序的计划，临行前又致徐君勉一书，其中明确讲到了“和袁，慰革，逼满，服汉”的八字方针。（同上，558页）而袁世凯出山不久，也在九月二十六日通过的新内阁名单中为梁启超安排了法律副大臣的位置。双方这么快就能放弃前嫌，互致善意，并不说明他们马上就能走到一起，而只能是一种审时度势之后的策略安排。说白了，他们双方都感觉到了，要在此时有所作为，都不能不借助于对方的势力和能力。现在讲到辛亥革命，只讲孙中山、黄兴，袁世凯则被说成反动派、窃国大盗，梁启超和立宪派根本不提或很少提起。其实这是不对的，不是辛亥革命的真面目。事实上，在辛亥革命中，立宪派的势力举足轻重。没有他们，单凭革命党或袁世凯，都不足以颠覆清王朝，结束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而梁启超正是立宪派的精神导师或领袖。他们居于革命党和袁世凯之间，他们倒向哪一边，都将深刻改变当时的力量对比。梁启超看到了这一点，袁世凯也看到了这一点，没有看到这一点的，恰恰是革命党。
中国应该采用何种政体
不过，梁启超最初并不为所动。据十月初六日《申报》载，他致电袁世凯，恳请辞去法律副大臣一职，并建议“速开国民会议，合全国人民代表，以解决联邦国体、单一国体、立君政体、共和政体之各大问题，及其统一组织之方法条理”。（同上，563页）他认为，只有这样，或者可以避免分裂之祸。同一天，他又致信罗瘿公，要罗向袁世凯陈述他不就职的理由以及准备与袁合作的设想。其中写道：鄙人既确信共和政体为万不可行于中国，始终抱定君主立宪宗旨；欲求此宗旨之实现，端赖项城（袁世凯），然则，鄙人不助项城，更复助谁？至旁观或疑为大势已去，引身规避，此则鄙人平生所决不屑者。鄙人既抱一主义，必以身殉之，向不知有强御之可畏。昔者与不法之政府斗，率此精神；今日与不正之舆论斗，亦同此精神。项城若真知我，当不至以此等卑劣怯根性疑我也。至此次所以坚辞不就职者，凡办事贵期于有成，当不惟其名，而惟其实；当用所长，而不当用所短。
吾自信，项城若能与我推心握手，天下事大有可为。虽然，当今举国中风狂走之时，急激派之所最忌者，惟吾二人，骤然相合，则是并为一的，以待万矢之集，是所谓以名妨实也。吾自问，对于图治方针，可以献替于项城者不少，然为今日计，则拨乱实为第一义，而图治不过第二义。以拨乱论，项城坐镇于上，理财治兵，此其所长也。鄙人则以言论转移国民心理，使多数人由急激而趋于中立，由中立而趋于温和，此其所长也。分途赴功，交相为用。而鄙人既以此自任，则必与政府断绝关系，庶可冀国民之渐见听纳。若就此虚位，所能补于项城者几何？而鄙人则无复发言之余地矣。此所谓弃长用短也。熟思审处，必当先开去此缺，乃有办法。
他还说：
共和之病，今已见端，不出三月，国民必将厌破坏事业若蛇蝎，渴思所以治之。此时，则我辈主义获伸之时也。而此三月之中，最要者需保京师无恙，其下手在调和亲贵，支持财政，项城当优为之。次则因势利导，转变舆论，鄙人不敏，窃以自任。鄙人无他长处，然察国民心理之微，发言抓着痒处，使人移情于不觉，窃谓举国中无人能逮我者。（同上，569? 570页）
梁启超所说不无道理，对于一个试图以言论影响舆论，转移国民心理的人来说，必须与政府断绝关系，确保其独立之身份，才能保证言论的客观公正性，并具有说服力。他最初的理想仍是君主立宪、开明专制，希望通过不流血的和平方式，实现社会的转型。此时，他发表了《新中国建设问题》一文，欲就理论方面贡献其解决国体、政体问题的意见。这篇文章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论单一国体与联邦国体的问题，下篇论虚君共和政体与民主共和政体的问题。为什么会提出联邦国体的问题呢？梁启超说：“我国之大一统，逾二千年，单一国联邦国之问题，本无从发生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七，27页）但武昌起义之后，在很短的时间里，各省相继宣告独立，于是，有人提出以组织联邦国的方式实现新的统一。他讥笑有这种想法的人，“手段毋乃太迂曲”——绕的弯子太大了，本来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分割成若干小国，再联合成一个大国，这么做意义何在？而且他说：“今日合全国俊髦，以谋构造唯一之新中国，犹惧不给，其更有余力以先构造此二十余邦乎？此不可不熟审也。夫构造唯一之新中国，不过由旧而之新耳，为事虽难而尚易；构造二十余邦，乃自无而之有，为事似易而实难。此不可不熟审也。”（同上，29页）
梁启超最担心的，就是国家的分裂，乃至被瓜分，因此他一直呼吁，今日中国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有一个强固统一的中央政府。于是发生了下面这个问题：这个强固统一的中央政府，是实行虚君共和呢，还是实行民主共和呢？就共和政体而言，梁启超列举了六种，并比较了它们的优劣和利害得失。这六种共和政体分别是：第一种，人民公举大统领而大统领掌行政实权之共和政体。此共和政体之最显著者，美国是也，中美南美诸共和国皆属此种。
第二种，国会公举大统领而大统领无责任之共和政体，法国是也。
第三种，人民选举终身大统领之共和政体，罗马奥古斯丁时代法国两拿破仑时代曾行之。
第四种，不置首长之共和政体，如瑞士联邦是。
第五种，虚戴君主之共和政体，英国是也。
第六种，虚戴名誉长官之共和政体，英属之自治殖民地。（同上， 34 ～ 35页）
这六种共和政体，梁启超说，第三种、第四种、第六种可以不必深论，其中我国人所最熟知的，不过第一种和第二种，尤其渴望实行的是第一种，也就是美国式的共和政体。因此他重点谈到对这种共和政体的看法：“此可为诸种共和政体中之最拙劣者，只可以行诸联邦国，而万不能行诸单一国。惟美国人能运用之，而他国人决不能运用。我国而贸然欲效之，非惟不能致治，而必至于酿乱。”（同上，37页）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认为，有四个方面的理由：其一，凡立宪国，于元首之下，必别置行政府，对于立法府而负责任，两府相节相济，而治以康。独美国不然。彼固有行政府之国务大臣也，然惟对于大统领负僚属之责任，未尝对于议会而负责任。盖其系统各不相蒙也。然则为行政首长之大统领，亦对于议会负责任乎？曰：否，否。议会由人民选举，大统领亦由人民选举，所自受者同，不得而相凌也。故美国政府实无责任之政府，而与欧洲立宪国所谓责任内阁之大义正相反对者也。 （同上）
为什么美国政府没有流于专制政府呢？
美国政府联邦之国也，政权之大部分，为各州政府所保留，其割爱以献诸中央政府者，实至微末耳。而即此微末之政权，其立法权之全部在两议院，行政府并提案权与不裁可权而两皆无之也。所余行政权之重要部分，上院犹得掣肘之。故美国行政府实权限至狭、权力至脆之行政府也。（同上）
梁启超认为，今日之中国正处在一个列强环伺、虎狼当道的世界，不能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他还说，美国的罗斯福总统已经看到了他的政府的弱点，要进行改革，我们为何要蹈其覆辙呢？
其二，既然如此，赋予大统领以广大之权限，怎么样？他说，固然可以，但其结果就是回到专制的老路上去。这一点，只要看看中美南美诸国的情形就明白了。“彼诸国皆袭取美国之成文宪法以建国者也，顾名则民主共和。而民之憔悴虐政，乃甚于君主专制。”（同上，38页）为什么会这样呢？梁启超认为：“美国政治之大部分，出于联邦各州，而彼诸国则全集于中央。大权所集，而他机关末由问其责任，欲其不专制焉，安可得也。”所以他说，如果我们采取美国的办法，政府权限太小，不能适应当今的时势；但如果效法中美南美，政府权力又太大，必定走向专制。“故以美洲之法系施诸我国，实无一而可也。”（同上）
其三，如果采用美洲法系，加强政府权力，还会遇到一个问题，即革命不断发生，国家将永无宁日。他分析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欧洲诸国，有元首超然于政府之上，政府则对国会负责任，人民不慊于政府，则政府辞职已耳。政府更迭太频繁，虽已非国家之福，然犹不至破坏秩序，危及国本也。美洲诸国，大统领即为行政府之首长，而任期有定，不以议会之从违为进退。人民不慊于政府，舍革命何以哉？夫国家元首与行政部首长以一人之身兼之，此实天下最险之事。专制君主国所以易酿革命者以此。美洲诸共和民主国所以易酿革命者亦以此也”。（同上，38 ～ 39页）
其四，大统领的选举问题。即使美国，每次大统领选举，依然闹得“两党肉薄（搏），全国骚然”。（同上，39页）多亏美国只有两党，而美国民众的素质又比较高，不致酿成国家动乱。中美南美诸国则每届选举都要闹得”杀人盈野，非拥重兵不能得之”。所以，这些国家往往沦为军人政治，“前后相屠，国家永沈九渊，累劫不能自拔”。（同上）他们所以这样拼死相争，其原因就在于大统领的权力太有诱惑力，即使如美国的大统领，权力受到很多限制，但依然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他因此担心，如果中国实行美式民主共和，那么，其争夺之惨烈将超过任何一个国家。民国初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梁启超的担忧不是多余的。
他说：
综而论之，吾国若欲采用美制，则有种种先决问题必须研究者。（第一）美国之中央共和政府，实建设于联邦共和政府之上，而彼之联邦，乃积数百年习惯而成，我国能以此至短之日月，产出彼巩固之联邦乎？（第二）美国政权之大部分，皆在联邦各州，其所割出以赋与中央者，不过一小部分，我国效之，能适于今日之时势乎？（第三）美国行绝对的三权分立主义，中央立法之权，行政部不能过问，此制果可称为善良之制乎？我国用之，能致国家于盛强乎？（第四）美国由英之清教徒移植，养成两大政党之风，故政争之秩序井然，我国人能视彼无逊色乎？（第五）美国初建国时，地仅十三州，民仅三百万，其选举机关夙已完备，我国今日情形，与彼同乎异乎？吾愿心仪美制者，于此诸问题一加之意也。（同上，41页）
那么，法国的制度如何呢？梁启超对比了法、美两种制度和法、英两种制度，然后指出，法国的制度在四个方面优于美国的制度：一、选举大统领不用全国投票，纷争之范围较狭。
二、其大统领与君主立宪国之君主等，缘无责任故无权力。人不乐争之，故纷扰之程度减。
三、大统领既超然政府之外，政治有不慊于民心者，其极至政府辞职而止，非如美洲法系之将大统领与政府合为一体，施政不平，动酿革命。
四、政府由国会多数党组织，立法部与行政部常保联络，非如美国极端三权分立之拙滞。（同上，41 ～ 42页）
然而，美国的制度就没有优于法国制度的地方吗？梁启超认为是有的，主要表现在美国的政府和大统领是一回事，国会即使与大统领政见不合，也很难干扰大统领施政。法国则不同，虽然大统领地位稳固，但政府更迭频繁，难以将一种施政纲领贯彻到底，法国在世界竞争中常常居于弱势，与此不无关系。不过他说：“法制行之而不善，其极则足以致弱耳，美制行之而不善，则足以取乱亡。”（同上，42页）
法、英两种制度比较，他认为，英国的制度在两个方面优于法国的制度：一、英王与法大统领，其超然立于政府与国会之外也虽同，然英王不加入政党，法大统领则藉政党之力以得选。使大统领与总理大臣常为同党，则固无甚窒礙，然此实绝无仅有之事耳。法内阁每数月必更迭一次，安所得常与大统领同党者。苟非同党，则大统领常能用其法定之权，或明或暗，以牵制总理大臣。
二、英王名虽为王，实则土偶，此种位置，惟以纨绔世胄处之最宜。法大统领既由选举，其人非一国之才望，不能中选，既为一国之才望，乃投闲置散，使充数年间之装饰品，未免为国家惜。（同上，42 ～ 43页）
于是他说，将现行的各种政体加以比较后就会明白，没有比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更好的政体了，“其为制也，有一世袭君主称尊号于兆民之上，与专制君主国无异也。而政无大小皆自内阁出，内阁则必得国会多数信任于始成立者也。国会则由人民公举，代表国民总意者也。其实际与美法等国之主权在民者丝毫无异。故言国法学者，或以编入共和政体之列。独其所以异者，则戴一世袭之大爵主为装饰品”。（同上，43页）
很显然，这是梁启超心目中最理想的政体制度。在他看来，这种制度既能在当今国与国竞争日益激烈之际获得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又能防止政府强大之后流于专制。但是，在这篇文章里，他却没有明确表示中国究竟应该实行哪种制度，他只是说，君主立宪是最好的制度，最适合目前中国国情的制度，是否能够被中国人所接受，他却不敢断言。因为他很清楚，以清朝统治者的所作所为，让中国人接受君主立宪或虚君共和已不可能，其中横亘着一个难以跨越的民族情感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共和制之种种不可行也既如彼，虚君共和制之种种不能行也又如此”，新中国之建设因此而陷入绝境，以梁启超之远见和执著，也只能“尽举其所见，胪陈利病于国民之前，求全国民之慎思审择而已”。（同上，46页）
多方博弈后袁世凯胜出
梁启超的这篇文章发表于宣统三年（1911年）的九、十月间。当时，南北双方组成了议和代表团，南方独立、光复各省的首席代表是伍廷芳（字文爵，号秩庸），北方袁世凯的首席代表是唐绍仪（字少川）。他们二人不仅是广东省广州府同乡（伍是新会人，唐是香山即今中山人），而且都曾担任清政府的部院大臣，是同僚。他们于十月十八日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议。按照袁世凯的设想，谈判应以君主立宪为底线。这期间，梁启超曾派罗瘿公等人多次与袁世凯接洽，传达其主张，并了解袁的态度。罗瘿公十月三日致信梁启超，还转述袁的话说：“我总抱定十九条宗旨；我自出山即抱定君主立宪，此时亦无可改变。”（《梁启超年谱长编》，567页）这里所谓“十九条”，即宣统三年九月十三日为应付武昌起义而由清政府颁布的立宪纲领。不过，南方革命党既以推翻帝制，推翻满清为目标，对这些也就不屑一顾。其代表伍廷芳在谈判开始前便提出了一个先决条件，即北方必须首先承认民主共和制，否则会谈没有进行的必要。唐绍仪赶紧请示袁世凯，提出了国体问题可留待召集国民会议时表决的主张。经过一番权衡，南方代表勉强同意了北方代表的这一建议。
不久，对于国民会议代表产生的办法，双方又发生了严重分歧。十一月十二日（12月3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的前一天，唐绍仪给袁世凯发了一封密电，其中讲道：“到沪后，民军坚持共和，竟致无从讨论。初经提出国会决议一策，当亦全体反对。多方设法，方能有此结果。今北方议论既成反对，而连日会议所定条款，宫保又不承认，怡等才识庸懦，奉职无状，自明日起，不敢再莅会场。”（《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334页）他的这封电报说明，开始提出国体问题留待召集国民会议时表决，南北双方都不接受，经多方设法，才有了现在这个结果。但议到国民会议代表产生的办法，袁世凯却又不予承认，他只好提出辞职，退出谈判。
袁世凯此举自有其理由。要知道，按照唐绍仪和伍廷芳商定的这个办法，南方将以十四省对北方八省，这样一来，不待开会，北方的劣势则已成定局。所以，他当即通电声明不承认这个协议，并指责唐绍仪的行为超越了谈判代表的职权范围，迫使唐绍仪发表辞职通电。当时，袁世凯的心理活动颇有些微妙之处。第二天，也就是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三日（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并改称中华民国元年。虽然，孙在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前，革命党曾与袁世凯达成过默契，只要他正式宣布赞成共和，就同意推举他为大总统。孙中山也曾在就职前致电袁世凯，表示自己只是“暂时担任”，实际上是“虚位以待”。（《孙中山年谱长编》， 605页）但孙的就职仍让他感到一丝不快。这时，唐绍仪却又自作主张，同意了国民会议代表产生的办法。老朋友的孟浪也让他很不满意。就在这一天，还发生了两件事，一是北洋军将领冯国璋、段祺瑞等四十八人发表联名通电，“誓死拥护君主立宪，反对共和政体”；二是清政府驻外使节由出使俄国大臣陆徵祥领衔，电请清帝退位。（《武夫当国》第一册，104 ～ 105页）这两件事都是袁世凯在背后策划的。一方面，他要使清政府相信，他和北洋军是拥护皇上，捍卫皇室利益的；另一方面，他也向革命党暗示，他并不一定站在清政府一边，但如果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他手上还有北洋军可以一战。
有意思的是，南北代表协商产生的国民会议代表产生办法，不仅不被袁世凯接受，孙中山也明确表示反对。孙中山是宣统三年十一月初六日上午（1911年12月 25日）乘“地湾夏”号抵达上海的，四天后，十一月初十日（12月29日），就被十七省代表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一天，南北代表举行了第三次会议，决议召开国民会议，以决定君主民主之国体问题。第二天，南北代表举行第四次会议，决定国民会议组织、名额及召集办法。再过一天，中华民国就将宣告成立，临时大总统也将宣誓就职，而南北代表还在讨论由国民会议决定国体问题。可见，国民会议在未召开之初就已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所以，袁世凯在民国成立的第三天便致电孙中山：“君主、共和问题现方付之国民公决，所决如何，无从预揣，临时政府之说，未敢与闻。”孙中山立马回电告诉他，我之所以不反对议和，是不愿意看到南北发生战争，生灵涂炭，至于“民主、君主不待在计”。（《孙中山年谱长编》， 61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