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氏一族拥有非常优秀的家教和家风。梁启超成长为举世公认的改革家、思想家、教育家，成为文化启蒙的一代宗师、杰出报人，就得益于他的家风、家教。同时，他在整个家族链条中又是十分重要的一环，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他既受益于优秀的家教与家风，又继承和丰富了这个家族的家教与家风。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既有中国传统儒学做根基，又能得风气之先，融会西方近现代科学、民主精神，这些都充分体现在他对子女的培养、教育之中。
他有九个儿女，分别是：梁思顺、梁思成、梁思永、梁思忠、梁思庄、梁思达梁思懿、梁思宁、梁思礼。其中梁思顺、梁思成、梁思庄为李夫人所生，梁思永、梁思忠、梁思达、梁思懿、梁思宁、梁思礼为王夫人所生。他们中有三人成为院士，其他几位也都是各自领域里十分杰出的人才，被称为“满门俊秀”：梁思顺（令娴）（1893—1966），长女，诗词研究专家。
梁思成（1901—1972），长子，著名建筑学家，1948年 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人文组）；其妻为林徽因。
梁思永（1904—1954），次子，著名考古学家，1948年 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人文组）。
梁思忠（1907—1932），三子，曾任国民党十九路军炮兵校官，因病早殇。
梁思庄（1908—1986），次女，著名图书馆学家。
梁思达（1912—2001），四子，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
梁思懿（1914—1988），三女，从事社会活动。
梁思宁（1916—2006），四女，投奔新四军参加中国革命。
梁思礼（1924—），五子，火箭控制系统专家，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西合璧的为父教子之方
梁氏一门，九朵奇葩，这在中国历史上怕也是十分罕见的，开创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迹。《三字经》中曾有“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的说法，但那只是个因果报应的故事，与梁启超教育子女的思想、方法和路数，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梁启超从祖父和父亲那里秉承了以“义理”、“名节”为立足之本的家风家教，特别强调道德修养、精神陶冶和人格培育；但区别于祖父和父亲的，是他赶上了一个西风东渐的时代，其眼界和心胸都大大地扩展了。西方近现代教育所倡导的科学、民主、平等、自由、尊重个性、启发式教育等理念，不仅使他感到惊讶、新奇、别开生面，也让他看到了开启民智、改造国民、培育新人的可能。
我们看他教育子女的方式和理念，确实带有亦中亦西、中西合璧的特点。换句话说，他对子女的培养教育，成功实现了以人格教育为主的儒家传统在现代社会的创造性提升和转换。这么说也许有点绕嘴或不知所云，但他的做法和实际效果确实让我们看到了现代教育和传统教育相结合的美好前景。我们曾经有过和传统决裂的时候，传统似乎便意味着愚昧和落后；现在则又把传统捧上了天，却并不了解传统的内涵究竟有些什么，只能得到一些皮毛，甚至把孩子读经（居然是《三字经》）以及穿汉服之类当作时髦。至于如何培养孩子的人格，却不甚了然。这正是梁启超可以启发我们、让我们无限遐想的地方。由于他的悉心教育，九个儿女个个成才，各有所长。他是如何获得成功的？他在教育子女方面又有哪些绝招？他的一位学生很羡慕老师的家庭，曾说“要学先生，须从家庭学起”；梁启超却坦诚地表示，“谈何容易”。（《际遇—梁启超家书》，164页）
梁启超这么说一定有他的道理，可以说是甘苦自知。他的老师康有为也是大教育家，培养了梁启超这样的学生，但他在管教子女方面却远不如梁启超。他晚景凄凉，去世以后，家里发生了很多问题，子女们的为人处世，让其弟子和朋友在伸出援手的同时，又颇感无奈和尴尬。鲁迅倒是写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当时他已三十八岁（1919年），虽说他很想“摆出父亲的尊严，谈谈我们和我们子女的事；不但将来着手实行，可以减少困难，在中国也顺理成章”（《坟》，102页），但那时他毕竟还不曾做过父亲，没有做父亲的体验。他年近五十岁方才得子，儿子不满七岁，他便已去世，并没有遭遇更多的子女成长中的麻烦和问题。所以，究竟如何以“儿童本位”教育孩子，教育之后又将得到怎样的结果，他所能给予后人的，多是理论的思考和浪漫的想象，而非行动的指南。
梁启超就不同了，他有九个孩子（还不包括早殇的）。大女儿出生的时候，他只有二十岁，按照现在的习俗，二十岁常常还被父母当作“孩子”，他却已经做了父亲，不知那时他是否已经懂得了为父的不易。不过，他二十三岁（1896年）就发表了《论女学》、《论幼学》等论文，对于青少年的早期教育有着相当深刻的认识。他说：“人生百年，立于幼学。”（《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一，44页）可见，他对早期教育，或者说幼学，是看得非常重的，认为这是关系到每个人一生成败的大事，是安身立命的基础工程。在他看来，教育子女绝非一个人、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家族的私事，广而言之，教育的好坏，与国家的兴亡、天下的兴亡，都有很密切的关系。因此，要想变法图强，先要有好的教育，才能开启民智，造就新人。这是老大中国走向新生的当务之急，可以说是“悠悠万事，惟此为大”。他参照西方国家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中国教育的设想和思路，有些具体做法现在看来也许是幼稚可笑的，但在百余年前就能根据儿童的生理、心理特点，提出循序渐进、循循善诱、启发为主、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和理念，梁启超恐怕是第一人。
中国当时所实行的教育实在是太坏了。梁启超非常痛心地说：中国人有两大厄运，不幸都发生在童年，女性躲不过缠足，男性逃不脱科举。除非你不读书，不受教育，否则，你就是再有才华，再有志向，也只能俯首帖耳，被囚于八股制艺的罗网之中。由于国家规定了科举考试的内容，一个人只有通过科考，才能得到功名富贵。所以，乳臭小儿都被家长强迫着读《四书》、《五经》。这种情形在当时非常普遍，一点也不奇怪。他举例说，譬如“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这句话，汉代的学者和宋代的学者都有非常详尽的解释，常常写了数千言都说不明白，现在却要牙牙学语、蹒跚学步的孩子跟在老师后面鹦鹉学舌，人云亦云，怎会不伤害孩子的心智和身体呢？尽管这是人人都明白的道理，却仍然坚持这样做，为的是什么呢？很简单，就因为考试题目要从这里出；进而言之，功名富贵也从这里出。事实上，正是科举考试这个指挥棒，犹如一双看不见的手，操纵着所有莘莘学子的命运。这样的教育完全违背了孩子的天性，长此以往，他们的心智被禁锢，他们的品性被沾污，他们的志气被消磨，他们的人生被引入歧途，从而变成一群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苟且偷安、不辨是非的废物。他还引述严复的话说：“长人虚骄，昏人神智，呜呼，几何其不率四万万之人，以尽入于无耻也。”（同上，58页）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梁启超参加会试落榜。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会试，此后，他便放弃了考取功名的想法，全身心地投入了变法维新的大事业。作为过来人，他自然不肯以科考和功名再来毒害自己的儿女。而且，由于清政府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除了科举制度，事实上，梁启超的儿女们并没有赶上从小读经作八股文的时代。大女儿梁思顺出生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是他和李夫人的第一个孩子。戊戌政变发生后，梁启超流亡日本。第二年十月，在父亲梁宝瑛的护送下，夫人李蕙仙才抱着女儿梁思顺来到日本，与他团聚。当时，梁启超住在东京小石川久坚町的一个院落里，为躲避清政府的耳目，他取了日本名字“吉田普”，这个院子就叫“吉田宅”。从这时开始，梁启超才比较多的和女儿生活在一起。在此之前，思顺一直是跟着母亲的，她的教育、学习，也是由母亲负责的。到日本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长子梁思成出生，光绪三十年（1904年）次子梁思永出生，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三子梁思忠出生，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次女梁思庄出生，这几个孩子都成长于日本，在家里被称作“双涛园群童”。此后还有四个孩子先后来到这个世界，分别是四子梁思达、三女梁思懿、四女梁思宁、五子梁思礼，他们都生于民国年间，其中梁思礼年龄最小，梁启超去世时，他只有五岁，比他最小的姐姐梁思宁还小八岁，比大姐梁思顺则小了三十一岁。如果也要命名的话，他们似乎可以称为“饮冰室群童”，因为他们比较多地生活于天津的“饮冰室”，是在京津两地长大的。
发自肺腑、自然纯真的父爱
面对九个性情各异、生长环境又完全不同的子女，梁启超如何实行其教育主张？他的为父之道，又有哪些是常人所不及的呢？他在写给孩子的许多信中反复提到一点，就是发自肺腑的、自然纯真的爱。他说：“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际遇—梁启超家书》，157页）这是一种博大的爱，包容的爱。这种爱不仅惠及他的九个子女，也无私地给予女婿和儿媳。梁思成与林徽因成婚后，他写信给二人，表达他的喜悦之情。他写道：“我以素来偏爱女孩之人，今又添了一位法律上的女儿，其可爱与我原有的女儿们相等，真是我全生涯中极愉快的一件事。”（同上，54页）有一次，他读了一整天的书，晚上又喝了点儿酒，有些醉了，于是，“书也不读了，和我最爱的孩子谈谈罢”，便在信里和思顺聊起了家常，称赞女婿周希哲“勤勤恳恳做他本分的事，便是天地间堂堂的一个人”。（同上，115页）他在世期间，成家的孩子只有思顺和思成，两个孩子的婚事都是他“包办”的，对此他颇为有些自得，认为是他最成功的作为之一。在他晚年，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都在国外，或工作，或读书，这些孩子没有不盼着他来信的，常常是两三个礼拜接不到他的信，就撅嘴抱怨。百忙之中，给孩子们写信，也成了他的最大快乐和享受。
应该说，父母爱其子女本是天经地义的，它来自人的天性，过去讲舐犊之情，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但这种爱通常容易异化为两种方式：一种是溺爱，孩子想怎样就怎样，要星星不给月亮，培养出来的孩子多是逆子或废物；另一种是棍棒之下出孝子，恨铁不成钢，又有“打是疼，骂是爱”的说法。问题在于，用棍棒教育孩子，有成才的，也有不成才的，甚至有变得很邪恶的。近代以来，中国总是挨打，贫弱的原因一直深挖到家庭内部，以为传统的父子关系限制了孩子的发育和成长，鼓吹儿子造老子的反。于是，百余年来，弑父之声不绝，家教传统断裂，造成很恶劣的影响。也有呼吁老子自觉的，要求做老子的先行解放了儿子，给儿子以自由。当时就有人表示怀疑，“家庭革命，逆子叛弟，接踵而起，国胡不强”？（林琴南译：《孝友镜》之《译余小识》，引自《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注 14，《鲁迅全集》第一卷， 142页）搞得很热闹，怎么不见国家强大起来呢？
可见，不是这样简单。过去我们读鲁迅，得到过一种认识，以为父子关系是讲不得孝道，也讲不得养育之恩的。一讲，就没有爱了，就是长者本位与利己思想，就是重权利而轻责任、轻义务，就是利害关系、交换关系，就是“人乳喂猪”，无非要猪肉肥美。这种认识的流行，其目的自然是要解放子女的精神和身体，造就一代新人，却也很容易变成放任和纵容。如果说传统的溺爱是在物质方面不加限制地满足孩子的所有要求，那么，这种标榜幼者本位、解放孩子的新式溺爱，则表现为在精神方面，在道德教育、人格培养方面主动放弃责任。特别是“进化论”的流行，使得很多人相信，“后起的人物，一定尤异于前”，“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同上，136页）这样的教育，新的一代或能成为独立、自由的人，却也容易变成自私的人，不负责任的人，缺少社会情怀、人文情怀的人。为了孩子能“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鲁迅曾提出三点建议：一是理解，二是指导，三是解放。时至今日，做父母的恐怕很少有人是不肯理解和解放自己儿女的，但如何指导他们，“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同上），却是个老大的难题。由于“弑父”在先，文化传统被割裂，精神道德信仰陷入虚无，父母在孩子面前基本丧失了话语权，即教育子女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完全归结为孩子的逆反心理是不对的，是社会在推卸责任），在这种情形之下，父母作为人生第一个老师的资格自然是形同虚设，全部让渡给只重知识教育的所谓幼教（所谓不输在起跑线上），家教传统既失，学校教育又在高考指挥棒的引领下放弃了人格培养的目标，于是，所谓“幼者本位”发展到今天，便只剩下了子女对生活的享受，对权利的要求，没有人告诉他们、指导他们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和义务，怎样为社会和家人尽自己的力量，怎样报答父母和社会的养育之恩。
娴儿思顺：梁启超的得力助手
梁启超基于父爱的教育则完全不同。梁思顺是他的大女儿，在他身边长大。刚到日本的时候，神户没有适合华侨子弟读书的正规学校，梁思顺的早期教育只能在家里进行，由梁启超教她读书。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他们迁居“双涛园”的时候。在这里，梁启超专门为女儿请了家教，教她“数理化”，并在家里建了一座实验室，想得可谓很周全。梁启超在宣统元年（1909年）写给仲弟梁启勋的信中提到，为了摆脱经济困境，他正在编写中学国文教科书，他称之为“射利之书”，然而，“无意中反使娴儿获大益”。（《梁启超年谱长编》，492页）女儿做了他所编写的国文教科书的第一个学生读者。梁启超对这个女儿的期望是很高的，为她的学业倾注了大量心血。我们看他的《双涛阁日记》，仅在宣统二年（1910年）农历的正月、二月间，他就为梁思顺“讲书”及批改“日记”、“作文”二十余次，有时竟至彻夜。其中还有些特别的记载：“五日午后，为娴儿作《艺衡馆文卷》第一集叙”；“十二日午后，为娴儿辈讲《说文解字 ？叙》”；“二十日，为娴儿辈改所作《隈（隗）嚣、窦建德合论》竟至彻夜，复为批点日记，六时就榻”；“二月二十五日，昨夜不能成寐，凌晨，出一策问题，示娴儿辈，即略与论文，至十时始寝”。二月二十八日，恰逢梁思顺十七岁生日，梁启超特意为她作了一首长诗，他在诗中写道：“我的娇儿令娴如今已年满十七岁了，希望我作一首诗祝贺她的生日。作文我很内行，作诗却是我的短处，偶然吟诵一下，人们总是笑我。但女儿的要求又不好拒绝，只能勉力为之。”他在诗中历数女儿出生以来所经历的欢娱和坎坷，记述她在学业上所取得的初步成就，并告诫她治学要有恒心，不能贪图安逸，当今世界，东西方文明交汇融合，应当立志做个中西兼通的人，即使今后离开这块土地，也要“葆此雏凤声，毋为江北橘”。（《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二十九，1～40页）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一个父亲爱女儿的拳拳之心。
梁思顺一直是父亲的得力助手。她在少年时代就为父亲阅报、读书、收集资料、做翻译，是父亲身边不可缺少的小秘书。《双涛阁日记》就曾多次记载：“昨夜竟夕不成寐，晨间卧听娴儿读书，久之睡去。”（同上）民国初年，在父亲的主持下，梁思顺与马来西亚华侨周希哲结为夫妻。梁启超对于女儿的婚姻一直洋洋自得，过了许多年，他在写给思顺的信中还说：“我对于你们的婚姻，得意得了不得，我觉得我的方法好极了，由我留心观察看定一个人，给你们介绍，最后的决定在你们自己，我想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好孩子，你想希哲如何，老夫眼力不错罢。”（《际遇—梁启超家书》，116页）周希哲幼年家境贫寒，后在商船上做事，曾经得到康有为的提携和帮助，留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国际法学博士学位。北洋政府时期，他长期担任驻菲律宾、缅甸、加拿大的领事和总领事。作为外交官的夫人，梁思顺多年生活在海外，父女之间表达相互思念以及商量家务，都只能通过书信往复。梁启超一生写给孩子们的信非常多，有人统计，这些书信几乎占到他著作总量的十分之一，总数或有百余万字，其中写给梁思顺的书信最多。无论是民国初年梁启超回国参与政治活动，家人留待日本时期，还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思顺跟随希哲在加拿大工作期间，梁启超都曾有大量书信给思顺。
梁启超去国十余年，其间著书办报，传播新的思想，批判专制制度，推动社会变革，鼓吹“新民”之道，使得他在国民心目中地位甚高，甚至超过了孙中山和黄兴，各界人士都对他寄予厚望。所以，当他于 1912年回国的时候，受到了社会各界及各党各派的热烈欢迎。他在给女儿的信中抱怨：“应酬苦极，夜不得睡，今日虚火涌上，牙痛大作。”（《梁启超年谱长编》，653页）即便如此，他对女儿的学习、儿子的身体仍不能忘怀，百忙之中，还逛到琉璃厂，为女儿购得《东坡集》、《韩柳合集》，并给其他家人买了礼物。他还在信中指示尚在日本的思顺：“思成学课归汝监督试验，若至明年二月汝书报告谓其有进益者，吾则于生日时以此赉之。”（《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上册，71页）二十年代，思成、思永、思忠、思庄先后到美国和加拿大读书，大姐自然成为四个弟妹在海外的“家长”，给他们以悉心的照顾。在此期间，梁启超与梁思顺的每封书信，几乎都涉及到几个子女的生活和学习。当时的梁家，收入已不如民国初年，几个孩子海外求学，每年开支又很大，而这时的梁启超，除了稿费几乎没有其他进项。他曾把家中存款数千美金寄给思顺（后来又寄过一些），请希哲做一点证券投资的生意。周希哲算是经营有道，“几个月工夫已经弄到加倍以上的利”。梁启超为此大受鼓舞，他设想“照这样下去，若资本丰富一点，经营三两年岂不成了富翁吗”？（《际遇—梁启超家书》，230页）思顺来信劝他尽力而为，并为自己不能在父亲身边侍奉感到歉疚，他则安慰思顺不要太担心他的身体，也不要因为不能回国伺候生病的父亲而感到不安：你虽是受父母特别的爱（其实也不算特别，我近来爱弟妹们也并不下于爱你），但你的报答也算很够了。妈妈几次的病，都是你一个人服侍，最后半年多，衣不解带送妈妈寿终正寝。对于我呢，你几十年来常常给我精神上无限的安慰喜悦，这几年来把几个弟妹交给你，省我多少操劳，最近更把家里经济基础由你们夫妇手确立，这样女孩儿，真是比别人家男孩还得力十倍。你自己所尽的道德责任，也可以令你精神上常常得无限愉快了，所以我劝你不必思家着急，趁这在外的机会，把桂儿、瞻儿（梁思顺的孩子）的学业打个深厚的基础。（同上，231页）
梁启超有时显得很唠叨，心思缜密得像个母亲；有时又像个孩子，对女儿表现出某种依赖。1928年秋天，疾病反反复复，一直折磨着他，让他感到十分痛苦。听说女儿就要回国了，他很高兴地写了一封信给思顺：“我平常想你还自可，每到发病时便特别想得厉害，觉得像是若顺儿在旁边，我向她撒一撒娇，苦痛便减少许多。但因为你事实上既未能回家，我总不愿意说这种话。现在好了，我的顺儿最少总有三五年依着我膝下，还带着一群可爱的孩子—小小白鼻接上老白鼻—常常跟我玩。我想起八个月以后家里的新生活，已经眉飞色舞了。”（同上，260页）
可惜，梁启超没能等到他所祈盼的这种生活，三个月后便不幸去世了。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他也是为孩子操劳而死的，只要关系到孩子，事无巨细，他从来都是极热心地帮助出主意，想办法，并亲自作出安排。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国共联合发动北伐，北洋政府在财政上也陷入困顿之中，使馆经费和外交官的薪水全无着落，思顺与希哲的生活大受影响。本来，他们所得的薪水公费也算很好了，不仅能够敷衍开销，还能替父亲照顾在海外留学的四个弟妹，对家里的帮助是很大的。然而，随着时局的变迁，北洋军阀的末日已到，北京政府的命运也就成了问题，这样一来，思顺们的生计前途，就成了一件让梁启超忧虑的事情。他立马找朋友商量办法，大家也一筹莫展，因为使领馆的经费此时已经断绝。他又希望能为女婿调一个有收入的缺，却并不顺利。思顺与希哲原先想调新加坡，梁启超以为可以和顾维钧（少川）商量的，经过一番了解，才知并不简单。“顾（少川）说，现在各方面请托求此缺者，已三十人，只好以不动为搪塞，且每调动一人必有数人牵连着要动，单是川资一项已无法应付，只得暂行一概不动。”（同上，128页）面对这种局面，梁启超既没有放弃为希哲寻找出路，又给思顺以谆谆教诲，他在写给思顺的信中说：顺儿着急和愁闷是不对的，到没有办法时一卷起铺盖回国，现已打定这个主意，便可心安理得，凡着急愁闷无济于事者，便值不得急它愁它，我向来对于个人境遇都是如此看法。顺儿受我教育多年，何故临事反不得力，可见得是平日学问没有到家。你小时候虽然也跟着爹妈吃过点苦，但太小了，全然不懂。及到长大以来，境遇未免太顺了。现在处这种困难境遇正是磨炼身心最好机会，在你全生涯中不容易碰着的，你要多谢上帝玉成的厚意，在这个档口做到“不改其乐”的工夫才不愧为爹爹最心爱的孩子哩。（同上，98页）
这一番话使思顺安下心来。南京政府接管北京政府后，因经济和政治的诸多原因，暂时无暇顾及调换领事这种事，尤其像加拿大这种没有收入的领事馆，更没人要打主意，他们住得倒也踏实。但直到去世前的几个月，梁启超还在为周希哲设想未来的生活方向。他建议希哲脱离政府，辞职去东北做生意。在他看来，如果做生意，“没有第二个地方比东三省再好了”（同上，107页）。他为希哲描绘了一幅十分美好的前景，并鼓励他联络美国的农具工厂，投身北满的垦荒事业。这时他还是很乐观的，他说：“兜揽这件事，目前既可以得相当的佣钱，以后和垦务发生关系，发展的机会更不知多少。还有北满的森林，若有材木公司想合办也是有办法的，这些话我告诉你们留意，你们若能找着投资的人，我这边总有信介绍。东三省现在决定采不管关内的方针，照此下去，十年生产力发达不可限量。”（同上，107～108页）然而，随着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扩张，几年后，梁启超所设想的这一切，就全都化作了泡影，这当然是后话。
化育思成：治学须有兴味
梁思成是梁家的长子，梁启超对他的期待和关心自然更多了一些。梁思成的童年是很清苦的，由于是在流亡之中，梁家的生活始终非常拮据。但知识渊博又充满爱心的父亲，仍然让他觉得自己的童年时光是趣味无穷的。像对待思顺一样，梁启超也是儿子的启蒙老师，并把他送到自己为华侨子弟创办的同文学校读书。学校位于神户市区，离家有很远的一段路程，每天赶小火车上学，还是很辛苦的。很多年后，梁思成回忆起童年紧张而有趣的生活，仍大为感慨。民国初年，梁启超回到阔别十四年的祖国，凭着他在戊戌维新和晚清政治进程中所取得的卓越声望，很快便获得了比较稳定的社会地位。第二年，夫人李蕙仙带领暂时滞留日本的家人启程回国。从此，梁家便在天津安顿下来，并送思成、思永到北京上学。梁思成先后就读于南城的汇文学校和崇德高小。大约两年后，1915年，年仅十四岁的梁思成就考取了名气很大的清华学校，开始了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人生。
梁思成在清华八年，终于出落成一个学养扎实、发展全面的有为青年，不仅在英语、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知识方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在美术、音乐、体育等方面的才能也得以充分展现。尤其是在品格训练方面，作为清华学子，他既秉承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又有父亲的言传身教，这使得他在学术生涯开始的时候，步子就迈得比较稳健和扎实。1923年初夏，梁思成即将从清华学校毕业，准备赴美留学。5月 7日这天，恰逢“国耻纪念日”（编者注：5月 7日为日本针对“二十一条”的最后通牒日），北京的学生照例在天安门前举行纪念游行。中午时分，梁思成和弟弟梁思永骑着摩托车上街，行至南长街口时，一辆快速行驶的小轿车横撞过来，当时就把兄弟俩撞翻在地。思永血流满面，跑回家中报信，思成则被压在了摩托车的下面。在这场严重的车祸中，梁思成伤势较重，左腿骨折，脊椎也受了伤。出事后，肇事者居然不加理睬，扬长而去。后经查明，肇事者不是别人，正是北洋政府陆军部次长金永炎。但他撞的毕竟是梁启超的儿子，思成的母亲李夫人从天津赶来，亲自到总统府责问，社会舆论也闹得沸沸扬扬，迫使金某人不得不到医院慰问，总统黎元洪也亲自出面赔不是，才平息了这件事。但是，这场事故给梁家兄弟，特别是梁思成造成了巨大伤害。梁启超在事后写给梁思顺的信中说，他曾去事故现场查勘，在离思成受伤一寸多的地方，便是几块大石头，若碰着头部，真是万无生理，现在只能说是不幸中的万幸，到底逢凶化吉，履险如夷，给古老的北京城留下了一个忠诚的守护者。但梁思成出国留学的时间却不得不推迟到第二年。住院期间，梁启超要求儿子一边养病，一边读书，短短两个月内，梁思成便把《论语》、《孟子》和《资治通鉴》都读了一遍。梁启超说：“利用这时候多读点中国书也很好。”（《际遇—梁启超家书》，142页）
1924年6月，梁思成携林徽因赴美留学。他们来到美国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准备学习建筑学。据梁思成介绍，他选择建筑学主要是受到林徽因的启发，当然也和自己喜欢美术不无关系。早在清华读书时，梁思成准确而漂亮的绘图功夫就为许多朋友所称道，这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他日后作出了学习建筑的选择。但是他说，如果不是刚从欧洲回国的林徽因和他谈到以后想要学习建筑，他当时连建筑学是什么还不知道呢。这年秋天，思成进入宾大建筑系本科学习，林徽因却因该系不收女生而被排除在外，只得选择美术系。
梁思成在学习方面非常专注，全力以赴，好学不倦，同学们都很佩服他这一点，梁启超也不为此担心。但是，他却很担心思成的身体。1925年，他每次写信给思顺都要询问：“思成身子究竟怎么样？思顺细细看察，和我说真实话。”（同上，92页）半年以后，梁启超又在信中和思顺谈起思成的身体：“思成体子（身体、体质）复元，听见异常高兴，但食用如此俭薄，全无滋养料，如何要得。我决定每年寄他五百美金左右，分数次寄去。”（同上，121页）他还对思成说：“你常常头痛，也是令我不能放心的一件事，你生来体气不如弟妹们强壮，自己便当自己格外撙节补救，若用力过猛，把将来一身健康的幸福削减去，这是何等不上算的事呀。”（同上，33页）仔细体会他的这番话，梁启超对于梁思成的担忧，似乎并不全在身体，更在他的精神和治学方法，在同一封信里他还说道：“我这两年来对于我的思成，不知何故常常像有异兆的感觉，怕他渐渐会走入孤峭冷僻一路去。我希望你回来见我时，还我一个三四年前活泼有春气的孩子，我就心满意足了。”（同上，32页）所以，他劝告思成，做学问不要专于某一门：“我愿意你趁毕业后一两年，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之某部门，稍为多用点工夫。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他接着讲道：一个人想要交友取益，或读书取益，也要方面稍多，才有接谈交换，或开卷引进的机会。不独朋友而已，即如在家庭里头，像你有我这样一位爹爹，也属人生难逢的幸福；若你的学问兴味太过单调，将来也会和相对词竭，不能领着我的教训，你全生活中本来应享的乐趣，也削减不少了。我是学问兴趣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什么叫苦口婆心？我以为，这总算是苦口婆心了。
他还谈到治学的方法：
我国古来先哲教人做学问方法，最重优游涵饮，使自得之。这句话以我几十年之经验结果，越看越觉得这话亲切有味。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在慢火炖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融洽而实有诸己。思成，你已经熬过三年了，这一年正该用炖的工夫。不独于你身子有益，即为你的学业计，亦非如此不能得益。你务要听爹爹苦口良言。（同上，32.33页）
这一番话是富有感情的，带着体温的，娓娓道来，透着坦诚、平和、真挚与朴素，种种人生的道理就这样在“润物细无声”的诉说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梁启超对思成毕业以后的去向、职业和生计，也早有考虑。还在 1926年，思成的学业尚未完成，梁启超就想到了毕业后的生计可能会发生困难。因为，思成选择建筑时，曾有过一个考虑，即思忠去学工程，将来哥儿俩可以合作。现在思忠要走别的路，如果思成所学单纯是美术建筑，恐怕就不适合谋生了。于是梁启超建议思成毕业后转学建筑工程。但思成没有接受这个建议，甚至还把治学方向设定为中国古代建筑。梁启超没有因为儿子不听招呼就生气，他告诉思成，这是一件大事业，而且极有成功的可能，但非要到各处实地考察不可，而当时国内的情形却是到处都在打仗，一步也不可行。他提醒思成：“你回来后恐怕只能在北京城圈内外做工作，好在这种工作也够你做一两年了。”（同上，75页）于是，他建议儿子不妨在西洋美术史上多下一点工夫，将来或许还可以到学校去当教书匠。对于父亲的这个建议，梁思成没有拒绝。梁启超更进一步替他作了安排。在他看来，如果教书，最好不在清华：“清华园是 ‘温柔乡 ’，我颇不愿汝消磨于彼中。”（同上，86页）而且，清华的邀请“本来是带几分勉强的”，他主张思成去东北，“东北大学交涉已渐成熟。我觉得为你前途立身计，东北确比清华好（所差者只是参考书不如北京之多）”。（同上，87页）为了帮助他更加切实地了解西洋美术的历史，梁启超还专门筹集五千美金，让毕业后的梁思成与林徽因取道欧洲回国，以便能对欧洲的美术建筑作一番实地考察。他还嘱咐思成：“你脚踏到欧陆之后，我盼望你每日有详细日记，将所看的东西留个印象（凡注意的东西都留它一张照片），可以回来供系统研究的资料。若日记能稍带文学的审美的性质，回来我替你校阅后可以出版，也是公私两益之道。”（同上，82页）为了思成与徽因在欧洲旅行时更加方便，他还特意随信寄去名片十数张，并嘱咐思成：“到欧洲往访各使馆时可带着投我一片，问候他们，托其招呼，当较方便些。”（同上）意思就是让梁思成自报家门，说是梁启超的儿子，请叔叔伯伯们多加关照。当时中国派驻欧洲各国的领事，很多都是梁启超的朋友，私人交往很多，借助领事馆作为家信的中转站，至少可以比较快地得到儿子旅欧的消息。他再三嘱咐思成：“你到欧后，须格外多寄些家信，明信片最好，令我知道你一路的景况。”（同上，83页）父亲对儿子的舐犊之情跃然纸上。
就像梁思顺与周希哲的婚姻一样，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婚姻也被梁启超视为自己的得意之作。梁家与林家可谓世交，梁启超和林长民的交情，可以追溯到民国初年二人共同筹划成立宪法研究会的时候。在交往中，两人的共鸣和默契表现在做人和兴趣的诸多方面，他们很快就成了意气相投的好朋友。所以，当儿女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两位父亲几乎同时想到了联姻这件事。1919年夏天，在他们的刻意安排下，十八岁的梁思成在父亲的书房里见到了十四岁的林徽因。不过，对于儿女的婚姻，梁启超并不主张完全由家长包办代替，他一再表示，他只负责观察、挑选，给他们提供相识、了解、培养感情的机会，最后的决定权还在儿女手里。思顺的婚姻是这样，思成的婚姻也是这样。他甚至希望，“普天下的婚姻都像我们家孩子一样”，不过，他也对思顺感叹：“但也太费心力了。像你这样有恁么多弟弟妹妹，老年心血都会被你们绞尽了。”（同上，116页）说归说，他照样乐此不疲。
的确，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婚姻让梁启超操了不少心。林家原本希望能早一点订婚并举行婚礼，但梁启超考虑，两个孩子的学业和前途更重要。所以，他主张思成和徽因继续求学，待学业完成之后，再订婚、结婚，建立自己的小家庭。他甚至还有这样的打算，考虑到思成所学，也许不便于谋生，于是提出：“你们姐妹弟兄个个结婚后都跟着我在家里三几年，等到生计完全自立后，再实行创造新家庭。”后来急着为思成找工作，帮助他解决生计问题，就是因为发生了新的情况。林徽因的父亲不幸在战争中遇难，“思成结婚后不能不迎养徽音之母，立刻便须自立门户，这就困难多了”。（同上，25页）为儿女，梁启超总是想得很细、很多，事事都想在前面。当时的梁启超已经疾病缠身，但他仍然不能放心万里之外的梁思成。他在给梁思顺的一封信里写道：“我们家几个大孩子大概都可以放心，你和思永大概绝无问题了。思成呢？我就怕因为徽音的境遇不好，把他牵动，忧伤憔悴是容易消磨人志气的（最怕是慢慢的磨）。……我所忧虑者还不在物质上，全在精神上。我到底不深知徽音胸襟如何：若胸襟窄狭的人，一定抵挡不住忧伤憔悴，影响到思成，便把我的思成毁了，你看不至如此吧！关于这一点，你要常常帮助着思成注意预防。总要常常保持着元气淋漓的气象，才有前途事业之可言。”（同上，71～72页）
我们体会梁启超的这一番话，他是深知林徽因与梁思成在性格上有很大差异的，特别是在遭遇了父亲死难的悲剧之后，她的情绪波动很大，甚至影响到梁思成。梁启超专门写信给思成，对林徽因表示安慰：“我从今以后，把她和思庄一样地看待，在无可慰藉之中，我愿意她领受我这种十二分的同情，渡过她目前的苦境。她要鼓起勇气，发挥她的天才，完成她的学问，将来和你共同努力，替中国艺术界有点贡献，才不愧为林叔叔的好孩子。这些话你要用尽你的力量来开解她。”（同上，191页）过了不久，他又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提到：“徽音怎么样？我前月有很长的信去开解她，我盼望她能领会我的意思。‘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是立身第一要诀。思成、徽音性情皆近狷急，我深怕他们受此刺激后，于身体上精神上皆生不良的影响。他们总要努力镇慑自己，免令老人耽心（担心）才好。”（同上，179页）梁思成后来成为中国现代建筑学领域的一代宗师，林徽因也在文学艺术诸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作为父亲的梁启超是付出太多的心血了！他们结婚之后，梁启超还有两点新的希望给他们：“头一件，你们俩体子都不甚好，希望因生理变化作用，在将来健康上开一新纪元。第二件，你们俩从前都有小孩子脾气，爱吵嘴，现在完全成人了，希望全变成大人样子，处处互相体贴，造成终身和睦安乐的基础。这两种希望，我想总能达到的。”（同上，54页）
梁思永：在父亲支持下成为考古大家
梁思永在梁家几个子女中是较少让梁启超操心的，这也许和他的性格中沉着稳重、善解人意的特质不无关系，再有就是，他的恋爱、婚姻少有波折。夫人李福曼是李蕙仙的侄女，也就是他的表妹，比他小三岁，八岁以后一直住在梁家，与他可谓青梅竹马。1930年，梁思永从哈佛学成归来，李福曼也从燕京大学毕业，长期的感情积累，使得他们的结合如水到渠成。梁思永是梁启超第二位夫人王桂荃所生的第一个孩子，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月七日出生于上海，成长于日本，1913年随全家一起回国，1915年与思成一起进入北京清华学校读书。1923年 5月“国耻纪念日”这天，他与思成在南长街被陆军次长金永炎的汽车撞翻。所幸思永只受到一点轻伤，很快就复元了。这年夏天，思永从清华毕业，考取哈佛大学，主攻考古及人类学。
梁思永选择考古及人类学作为自己一生的学术方向，显然也是受到了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梁启超的学问，按照他在《三十自述》中的说法，早年好段、王训诂之学，“不知天地间于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甚至一度想要放弃科举考试，专注于此。师从康有为以后，所授乃陆王心学，以及史学和西学，从而接通了梁氏家学中得自陈献章的熏陶，强调“义理”的传统，所以，梁启超的学问带有调和汉宋，把“义理”和“考据”结合起来的特点。虽然他很少研究甲骨学、考古学，但他所开创的“新史学”，却强调史料的搜集和鉴别，不限于书本和文献，还强调实迹、口碑和古物的价值，其中就讲到野外的发现和古器物的发现。他注重“史前时代”的研究，引进了西方考古学的历史分期概念，认为中国的史前史也应该包括新石器和旧石器两个时期，并经历了石器、铜器、铁器的进化。这些都在事实上影响着梁思永对所学专业的选择。梁启超甚至有过这样的想法，希望思永学成之后能留在他的身边做助手，因为，“我做的中国史非一人之力所能成”（同上，25页），在这件事上，他很需要儿子的帮助。
不过，梁启超绝非一个“自私”的人，为儿子的前途考虑，也为中国考古事业的未来考虑，他还是积极地帮助思永开辟自己的学术道路。1926年底，他听说李济和袁复礼要去山西发掘西阴村遗址，力主思永回国参加发掘工作。他多次写信给思永和李济，为他们穿针引线。他告诉远在美国的思永：“李济之（李济）现在山西乡下，正采掘得兴高采烈，我已立刻写信给他，告诉以你的志愿及条件，大约十日内外可有回信。我想他们没有不愿意的，只要能派你实在职务，得有实习机会，盘费食住费等等都算不了什么大问题，家里景况，对于这一点点钱还担任得起也。”（《际遇—梁启超家书》，204页）虽然由于社会政治动乱，梁思永最终没有成行，但梁启超却担负起向他通报现场发掘情况的义务。1927年 1月 10日，他又致信思永，为他回国实习作了具体安排：“关于你回国一年的事情，今天已经和济之仔细商量。他说可采掘的地方是多极了，但时局不靖，几乎寸步难行，不敢保今年秋间能否一定有机会出去。……但有一样，现在所掘得 76箱东西整理研究便须莫大的工作。你回来后看时局如何，若可出去，他们便约你结伴；若不能出去，你便在清华帮他整理研究。两者任居其一也，断不至白费这一年光阴云云。”（《新会梁氏：梁启超家族的文化史》，402页）于是，这一年的夏天，梁思永从美国回来了。他在国内工作了大约一年，第二年九月，在梁启超的坚持下，思永回到哈佛大学研究院继续他的学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