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和谈基本上就陷入了停顿状态。1月2日，袁世凯批准了唐绍仪的辞呈，又电请伍廷芳北上与他直接谈判，遭到伍的拒绝。伍廷芳转而请他南下，他自然也难接受。此后的谈判就以电报方式进行，由他直接与伍廷芳交涉。暗地里，杨度与汪精卫亦加紧活动，使得革命党内主张向袁妥协的人占了上风。尽管孙中山一度曾有与袁决裂、准备北伐的打算，但实际上，双方当时都没有本钱打这一仗，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妥协。于是，袁世凯作了让步，接受孙中山提出的“绝对赞同共和主义”、“誓守参议院所定之宪法”等五项条件（同上，636页）；革命党也基本上接受了袁世凯提出的对清室的优待条件。这期间，1月16日，袁世凯遭到北方革命党人的炸弹袭击，幸免于难；十天以后，清室贵族中的少壮派、禁卫军实际上的统领、宗社党核心人物、力主与革命党进行最后之决战的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以炸弹击中，延至次日不治而亡。这两颗炸弹帮了袁世凯很大的忙，胆战心惊、坐卧不宁的载沣和隆裕太后最终不得不选择退位来保全性命。
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次日，孙中山提出辞职，但附了三个条件：第一，临时政府地点设在南京；第二，袁大总统来南京就职时，孙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辞职；第三，袁大总统必须遵守临时制定的约法。孙中山的意图是想用这个办法将袁世凯套牢，确保共和不至半途而废，但袁世凯未必肯上这个圈套。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全票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并派出专使迎接他南下就职，就被他婉转地拒绝了。他在2月21日致电孙中山，在讲了若干不能南行的理由后，又耍了个手腕，说：我“反复思维，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盖就民设之政府，民举之总统而谋统一，其事较便。今日之计，惟有由南京政府将北方各省及各军妥筹接收以后，世凯立即退归田里，为共和之国民”。（《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336页）
既然袁世凯赖在北京不肯南下，于是，南京政府派出使团迎接袁世凯南下。领衔者即为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袁世凯自然有他的办法。2月29日，驻京北洋军曹锟之第三镇发动兵变，并陆续影响到保定、天津一带。枪杆子确实有震慑作用，迎袁使团不仅不再坚持袁世凯南行，而且致电南京临时参议院，希望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
1912年2月，由孙中山派出的迎接袁世凯到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专使在北京合影，前排左一为汪精卫、左二刘冠雄，左四起为魏宸组、蔡元培、钮永建。
第二天，孙中山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临时约法》采纳了宋教仁所主张的责任内阁制，给予参议院、国务员很大权力，就是希望能够以此约束袁世凯。孙中山原本是反对内阁制而主张总统制的，他在回国的第二天就在寓所召开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讨论总统制与内阁制的取舍，为此还与宋教仁产生了分歧，闹得很不愉快。黄兴曾出面劝宋教仁放弃自己的意见，但宋教仁一直坚持己见，不肯妥协。孙中山的理由其实很简单，他认为，既然你们推举我为大总统，就不能再设置防范我的法度。所以，南京临时政府实行的是总统制，大总统有绝对的权力，而《临时约法》却选择了责任内阁制，规定内阁总理向议会负责，大总统的政令须由内阁总理副署才有效。这样做的目的，无非就是要限制袁世凯的权力，不使其恶性膨胀。这时，孙中山便不再反对内阁制了，因为他很清楚，既然把总统的位置让给了袁世凯，那么，就不能不对他加以防范。
这种因人而异制定的法律，从一开始就埋下了争议的伏笔。袁世凯绝不是个容易被约束的人，他也绝不肯做梁启超前面所讲的，超然于政府之外、无责任亦无权力的法国式的挂名大总统，虽然他在和清皇室打交道时是主张内阁制的，因为那时他是内阁总理大臣，他要和皇室争权，不能不利用内阁制。现在则不然，身份变了，他是大总统了，自然不希望别人拿走他将要到手的权力。况且，他手里有枪杆子，还是个很会耍政治手腕的枭雄，所以，他根本就没把《临时约法》放在眼里。他对南下任职提出了异议，却对《临时约法》不置一词，说明他知道一定有办法对付它。民国第一名记黄远庸（笔名远生）在一篇文章里写道：“《临时约法》颁定以后，排袁者谓足以箝制专擅；袒袁者为之扼腕叹息。其实雄才大略之袁公，四通八达，绰绰乎游刃有余。受任未及期年，而大权一一在握，《约法》上之所谓种种限制之不足以羁勒袁公，犹之吾国小说家所言习遁甲术者，虽身受缚勒，而先生指天画地，念念有词，周身绳索蜿蜒尽解。此真箝袁者所不及料，而袒袁者所无用其叹息者也。” （《远生遗著》上册，卷一，6页）实际上，袁世凯就是这样一个人，对他来说，什么君主、民主，立宪、共和，都无不可，只要不影响他获得权力，实行什么他都不会太在意。
梁启超谈财政和政党问题
梁启超从一开始就对袁世凯抱有希望。他很清楚，现在中国这个局面，只有借助袁世凯的力量才能实现其政治理想。但是他没有深究，袁世凯是否能够并且愿意为了其政治理想而放弃自己的权力欲望。所以他颇为乐观地说，如果袁世凯能够与他推心握手，天下事是大有可为的，他也真心实意地为袁世凯出谋划策。2月23日，梁启超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袁世凯，其中谈到财政和政党问题，对袁世凯来说，这些都是关系他今后能否“始终其功名”的大问题。梁启超告诉他：“今大事既定，人心厌乱，虽有殷顽，未从窃发，即一二拥兵自重者，其植基亦甚薄，不足以撼中央之威重。故军事上险艰，殆无复可虑。”但政府财政却陷入了越来越严重的危机，“旧朝税强半应归裁汰，而新税源复无成算”，财政收入几乎走到绝境，政费、军费开支却刻不容缓，而且有增无减。所以他说：“以今日而理中国之财，虽管仲刘晏复生，亦不能不乞灵于外债。”他甚至认为：“今日中国非借十万万以上之外债，不足以资建设。“但是他提醒政府，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经济财政政策，不仅借不到款，即使借到款，用得不好，也会给国家种下新的祸根。他说：“借债而能善用之，固救国之圣药，而不能善用之，即亡国之祸根。“又说：“是故，借债而不得，固不免为今之波斯，借债而即得，又安见不为昔之埃及。”因此他指出，新政府成立以后，应该制定一个”有系统的财政计画”，并尽快”昭示于天下”。这样才能避免列强干涉财政的噩梦变为现实。他原则给出了新的经济财政政策，即”合租税政策、银行政策、公债政策冶为一炉，消息于国民生计之微，而善导之，利用之，庶几有济”。（《梁启超年谱长编》，615?616页）
应该说，这是梁启超积十年研究所得提出来的富有建设性的意见。据说，两年前，他就针对中国财政改革问题，写过十万字的意见书，托人呈送给载泽，人家读没读尚且不知，采纳就更谈不到了。我们看《饮冰室合集？文集》中所收，宣统二年（1910年），大部分为研究财经问题的文章和著作，计二十七篇，一二百万字，外债问题、发行公债问题、税收问题、币制问题、政府预算与财政经费问题、地方财政与中央财政的关系问题，他都有过深入的思考和研究。袁世凯倒是很看重他的意见，称赞他”于此道研究入微，一时无两”，希望他能”发挥新箸，俾有方针”。（同上， 619 ～ 620页）梁启超也很用力，1912年6月，就写成了《财政问题商榷书》，由共和建设讨论会付印发表。（这篇文章没有收入《饮冰室合集》，后被夏晓虹先生辑入《饮冰室合集？集外文》，题为《财政问题商榷书初编》。其中乙编《偿还外债计画意见书》，即1910年所作《偿还国债意见书》，已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一。）在这篇文章里，梁启超详细论述了他的经济财政政策，其核心就是重建国家信用。他的办法是创办中央银行与国民银行，由银行发行钞币（今纸币）。而钞币与国家财政发生关系，就在于保证准备。当时，国际上通行的是金本位制，银行发行的钞币与其黄金储备必须是一致的。持有银行发行的钞币的人，随时可以到银行换成现金。这个现金不是现在的纸币，而是货真价实的金币。这种兑换制度的确立，使得政府在财政上得到数万万元内债成为可能。也就是说，银行发行一元钞币，就等于向公众借得一元债务，而且是一种不付利息，永无偿还期限的债务。不过，“虽债主不遽索债，然安可不常思所以应之者？故必有同量之资产或债权与之相消，然后信用乃得孚”。这就要求“银行不可不别有债权以为此种债务之保证也，于是由国家发行公债，而银行引受之。银行一面对于公众为债务者，一面对于国家为债权者”。既然如此，币制一定要统一。中国当时还很落后，不仅没有本位货币，银元、银两混用，所含纯银的分量即成色亦不一样，而且，纸币和铜钱仍在流通。要使这些旧钞币退出流通，在一定期限内悉数换成新钞币，那么，“非吸集现款，无以厚兑换之基础而固其信用也，故宜将所借得之外债，存入中央银行以资其凭藉。对外汇兑现款流出，则兑换之基础摇，故宜储钜（巨）款于外国银行以调节之。外债之为用，专在此两者而已”。（《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1310 ～ 1312页）
梁启超不反对借外债，他只反对盲目借债和滥用外债。他曾举俄国度相槐特的例子，面对濒临破产之俄国政府，槐特也只能借外债。但他“思虑缜密，规模远大”，所以，“不数年而苏甦之”。（《梁启超年谱长编》，616页）就连袁世凯也曾经感叹：“安得如俄相槐特者而任之。”（同上，619页）可是，中国不仅没有槐特这样的官员，即使有，在民国初年那种情形之下恐怕也很难发挥作用。由于列强在华势力牢牢掌控着借款的主动权，在这里，贷款完全是政治性的，他们借款给袁世凯，只是希望帮助他稳定政局，绝不可能让中国政府用借款来发展经济，实现民族独立。唐绍仪试图利用外国银行之间的竞争，争取条件更加优惠的借款，结果以失败告终，自己却落得辞去国务总理的下场。接替他与六国银行团谈判的财政总长熊希龄，也很快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由于他在与银行团签下三百万两银子垫款合同的同时，还签订了《监视开支暂时垫款章程》，竟在国内掀起了轩然大波。他的行为也被南方革命党人谴责为”卖国”。本来，他签下的这笔借款将主要作为黄兴在南京留守处遣散军队和发放军饷的费用，现在，为了这笔钱，竟然要在财政部附近设立核计处，不仅监督中国的财政，还要监督中国的军队，这是黄兴所不能接受的。他要求参议院责令熊希龄废除这个条约，并建议发行不兑换券，实行国民捐，以解决财政困难。
梁启超看到了国内舆论有反对借外债的倾向，他也认为，外国资本团乘我之危，提出监督财兵的条件要挟我国，是一种横暴的强盗行为，“所深为痛心疾首也”。但他又说：“熟鉴国内情形，苟非暂假外资以为母财，则虽有万全之计画，亦无从着手。” （《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1323页）他指出：“抑我国民非必有所恶于外资也，恶夫缘外资而醸（酿）监督财政之恶果而已。然以现政府之漫无计画，而挥霍之跡历然，则人之不我信，毋亦我自取之耶？“（同上，1308页）所以他说：“此吾党所以不敢漫为无责任之言，侈谈拒债以迎合舆论也。”（同上，1323页）至于国民捐、强迫公债、不换纸币这三个办法，在他看来，稍有责任心的政治家是提不出来的。
首先，国民捐是不能强迫的，否则，和强迫收税有什么区别？虽说这个捐“专诉诸国民之爱国心”，但在民穷财尽之时，爱国心所能发挥的作用怕也有限。其次说到强迫公债，他认为，如果“不根据生计上之原则，不应用财政上之学理”，得不到任何效果，操之过急还可能激起民变。于是他指出：“夫国民捐与强迫公债，皆空想而断不能收效，固无论；假使遂能实行，而其影响于国民生计者何如，又不可不熟虑也。吸集全国之游资，以供国家行政之消费，民复何所赖以从事生产者？民业既悴，税源亦涸，即国家又何利焉？“这其实就是竭泽而渔的做法。至于不换纸币，梁启超认为，作为财政的非常手段，在国家危急关头，冒险行之，不是不可以。但毕竟有一个纸币滥发过度的问题，谁能保证现政府具有自我约束的能力和诚意？“非直吾党所不敢保证，恐亦国民全体所不敢保证也。”（同上，1324页）为了进一步阐述这个问题，他还撰写了《吾党对于不换纸币之意见》一文，对于不换纸币所以不能骤然实行的原因，以及强制施行可能带来的危险和弊端，都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虽然他一再强调，应该实行他所提出的一整套经济财政改革方案，但历史没有给他留下机会，无论从主观方面，还是从客观方面，我们也看不到一丝希望。
梁启超在信中与袁世凯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政党的问题。这也是新政府成立以来最为各界所关注的问题。梁启超告诉袁世凯，组建一个自己的党，在当今是一件非常迫切的事。因为，“既以共和为政体，则非有多数舆论之拥护，不能成为有力之政治家”；而且，“善为政者，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 （《梁启超年谱长编》，617页）他是希望袁世凯实行开明专制的，但开明专制与服从舆论，毕竟有相互矛盾的地方。而所谓开明专制，就是要在专制的同时服从舆论，这就必须要拉拢那些政治上的活跃分子，结成一党，为自己服务。他为袁世凯分析了目前活跃在政坛上的这些人，哪些是可以依靠的，哪些则必须加以防范。他说：今国中出没于政界人士，可略分三派：一曰旧官僚派，二曰旧立宪派，三曰旧革命派。旧官僚派公之所素抚循也，除阘冗佥壬决当淘汰外，其余佳士大率富于经验，宜为行政部之中坚，以入立法部，使竞胜于言论，殊非用其所长？夫以我公之位置运用行政部，非所忧也，最当措意者，思所以博同情于立法部而已。此其道固不可不求诸旧官僚派以外。旧革命派自今以往，当分为二，其纯属感情用事者，殆始终不能与我公合并，他日政府稍行整齐严肃之政，则诋议纷起；但此派人之性质，只宜于破坏，不宜于建设，其在政治上之活动，必不能得势力，其人数之多寡，消长无常，然虽极多，终不能结为有秩序之政党。政府所以对待彼辈者，不可威压之，威压之则反激，而其焰必大张；又不可阿顺之，阿顺之则长骄，而其焰亦大张；惟有利用健全之大党，使为公正之党争，彼自归于劣败，不足为梗也。健全之大党，则必求之旧立宪党，与旧革命党中之有政治思想者矣。虽然，即此两派人中，流品亦至不齐，有出于热诚死生以之者，有善趋风气随声附和者。善趋风气之人，不能以其圆滑而谓为无用也，政党道贵广大，岂能限以奇节，先后疏附，端赖此辈，多多益办，何嫌何疑。然欲植固党基，则必以热诚之士为中坚，若能使此辈心悦诚服，则尽瘁御侮，其势莫之以抗；若失其心而使之立于敌位，则不能以其无拳无勇也而易视之，虽匹夫可以使政府旰食矣。（同上，617 ～ 618页）
梁启超的回归与出路
梁启超固然属于旧立宪派，甚至可以说，他是旧立宪派的精神领袖，但他的朋友中既有旧立宪派，也有属于旧官僚派以及旧革命党中有政治思想的人。他们都有各自的打算，故对联合袁世凯及梁启超回国的时间都有不同的看法。梁启超在万木草堂的老同学徐勤、麦孟华等也对梁的下一步计划有种种意见。当时，主张联袁的人有很多，但其中多数人不主张梁启超马上回国，因为时机尚不成熟。在这种情况下，他与袁世凯之间的书信往来与联络，主要通过罗瘿公、蓝公武、汤觉顿、范源濂以及梁士诒等人转交或转述。十月二十九日，蓝公武写信给梁启超，他在信中说，袁世凯有仰助康、梁二位先生之意，“深信二先生有整理中国今日难局之力”。他还说：“推测其意，所以仰望二先生出山者，有二故：一欲借二先生以收罗人才，挽回舆论；一望二先生联络华侨，整理财政。”他于十一月初又致信梁启超，报告袁世凯及南方革命党的情况。他说：“前数函中述及项城欲与先生联络一节，并有资助经费等语，均系李柳溪正式转述项城之语。此事如何办法，尚待函示。惟以武等之见，此时仅宜虚与联络，万不宜轻动，俟战端开后，南方锐气尽时，我辈方可大活动也。盖南方之必败，识者早已料及。项城兵力虽厚，然欲借此以平十四省，则不仅势所不可，力所不能，且亦心所不敢。故南方败后，项城必仍以国民会议为收场地步，我辈活动当在此时。“他告诉梁启超：“武等急欲组织团体，惟以人才四散，在京之人，大都庸流黑暗者，不足以言大计，然反对项城静以待时之士夫，亦不乏其人。至南方士夫，则表同情于我辈者颇多，惟在民军威力之下，不敢轻动，故拟俟时机稍熟，即行发起一极大政党。”（同上，579 ～ 580页）
蓝公武，字志先，江苏省吴江县人，早年赴日留学，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回国后师从梁启超。他与张君劢、黄远庸合办《少年中国周报》，时人称为“梁启超门下三少年”，或称“新中国三少年”。他们都是梁启超安排在北京的耳目，南北双方有什么情况，他们会很快向梁启超汇报。与梁启超关系密切的，还有一位罗瘿公。他与梁启超有同门之谊，民国后做过总统府秘书、参议和顾问，有机会接触袁世凯。最初，梁启超与袁世凯之间就由他传递信息，他也是较早主张与袁世凯合作的人。十月三日他致信梁启超，首先报告与袁世凯接洽的情况，然后才谈到时局，谈到南北和议，外人干涉的情形。十月初六日，梁启超复信罗瘿公，请他向袁世凯陈述自己不能回国就职的理由，以及向袁世凯提出的几点建议。十月二十三日，罗瘿公再次致信梁启超，讲到袁世凯入京后如何迫使满人交出军权，迫使载沣退位，以及他对君主、民主的态度，他还提到：“北军将领多袁旧人，甚为固结，只知听袁号令，不知满洲，更不知革命，袁足以自固。“过了两天，罗瘿公又写了一封信给梁启超，信中说到和议的情况，已从武汉移至上海，并且加派杨度为参赞，范静生也被邀同行。他还提到汪精卫的态度，也是主张南北和平的，在双方之间进行调停，作了不少努力，已经引起上海各报对他的攻击。他还说，南方各省代表多系宪友会的人，都是老朋友，据他们来信介绍，“大势已趋共和，君位一层，开口即遭诟詈，恐不能不并入共和，将来解决民主，必举项城为总统，晳子谓项城仍（疑为乃）可为拿破仑云”。而且，据报纸所言，唐绍仪亦力主共和。信中还谈到办报一事，梁士诒说，梁启超是主张君主立宪最有力的人，如果由梁启超主持创办一张报纸，一定可以扭转舆论。他的意思是请袁世凯出资，办一家机关报。对于此事，罗瘿公的态度是“间接为之，未始不可也”。（同上，577 ～ 578页）
十一月二十二日，南北和议正陷入僵局，唐绍仪辞职，袁世凯与伍廷芳直接电商，而孙中山的介入让双方几乎决裂，似乎非有一战不可。罗瘿公去信谈到办报之事，说明还要与梁士诒细商，并提醒他此时千万不要去上海，“沪中宣告死刑，各报登遍，公岂不知之？有京官数人在沪，偶诋共和，即或絷或戕，断无明知其火坑而故蹈之理。津中《民意》等报，彼党之明机关也，日描写康梁丑态，昨又登梁微服入都，与袁密商，现匿袁处等。谓公有所计画，必以守定老策为主，若一离公位，危险立见，是非百出，故万无动理也”。到了清帝退位之前，即十二月九日和十八日，罗瘿公两次致信梁启超，详细报告了袁世凯这边的情况，“项城之心，千孔百窍，外人无从捉摸”。（同上， 589页）此时的袁世凯，周旋于南方革命党与北方清政府之间，他这边把清政府作为筹码，向南方临时政府要求最大利益；那边又以南方革命党威胁清政府，迫使它交出权力，而他又不想担一个欺负孤儿寡母的恶名，所以，他的行为就显得很不光明磊落。他还谈到清王室的情况：“前两日恭邸甚激昂，泽（载泽）亦甚主持听袁辞职，可以铁（铁良）组织内阁。若辈徒哄闹耳。太后决不敢听袁辞，袁亦必不辞，若辈纷纷主战，非不能战也，若辈战则义和团之故辙，徒增糜烂，以至亡国耳，袁必不肯。观日内袁氏从容之态，而知袁之必不放手也。昨日遂有袁氏封一等侯之事，此极笑话。日昨（疑为昨日），醇王谒太后，出即往告袁氏，即为此事，当系以此安其心，使其效忠，此真妇人孺子之见。皇位存废已在其手，一侯爵岂足以餂之耶。”（同上， 589 ～ 590页）
这段时间，国内形势日夕万变，纷乱复杂，梁启超一时也难有决断。他在十一二月间曾有过两次回国的打算，最终都没有成为事实。但是，海外的同志都主张他早日回国，积极进取。他们在写给梁启超的信中说：先生才略盖世，尤富于政治思想，古今中外，无与比伦。方天下多事之秋，正赖先生出而谋苍生幸福。海邦久处，十有余年矣，时会未逢，故无所借手，而此心未尝一日忘中国也。同人等组织同志，力为匡助，冀达先生救时之目的而已。现今中国风云四起，正豪杰有为之时，先生不尝云乎，英雄造时势，时势亦造英雄。虽不能为造时势之英雄，亦当为时势所造之英雄，岂俯仰依违，因人成事哉。（同上，593页）
海外同志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等了十几年，终于等到了这样的机会，自然不肯轻易放过。但他们把事情想得太容易了：“先生为海内外人望所归，若能提倡义声，云集响应，十万之师，可刻而集，于整军经旅驰骋中原，召号群雄，息兵争而议宪法，其敢有破坏，举兵诛之，执牛耳而为盟主，岂不伟哉。”（同上，594页）
然而，这种空言大话于实际一点帮助也没有。
在这方面，吴贯因（原名吴冠英，别号柳隅）倒是看得很清楚。他早年加入同盟会，后东渡日本求学，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史学系。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流亡日本的梁启超，遂成为要好的朋友。听说梁启超有回国的打算，他马上写信劝其审慎从事。他首先谈到以什么名义回国的问题，提倡“义声”固然很好，但现在以什么为”义声”呢？附和民主共和之说？他认为“徒事雷同，有为革党所轻而已矣”。仍标榜君主立宪？他也觉得不妥，一年以前是没有问题的，如今再以此号召国民，就有些说不通了。他说：“盖昔所以主张君主立宪者，谓欲避杀人流血之惨也，今则已杀人矣，已流血矣。将士之暴骨沙场者，不知其几千百，人民之失所流离者，不知其几千万，问其原因何在，则皆由皇室无道所致耳。夫因一人一姓之无道，遂使举国涂炭，今仍欲倡议保全其皇位，其势实不顺。”他还特别讲到清政府滥杀无辜：“且十年以来，一国青年有为之士为政府官吏所杀者，无虑数万人。英暑假回潮州，闻诸乡人，潮州六年来，以革命及革命嫌疑之故为官吏所杀者二百一十余人，此等之家属亲友，皆处心积虑，思乘机以图报复。潮州一隅如是，各省亦皆如是。今者怨毒之气，已弥满全国，若不使其得一泄，而欲以术或以力钳止之，纵或能弥缝一时，而怨毒既深，他日仍必大爆发。故今日皇室之可否保存，只可听之革命之良心，此则俟袁世凯与之交涉可也，非吾党所宜代为言之。”（同上，595页）
既不能标榜民主共和，也不能标榜君主立宪，没有了旗帜鲜明的“义声”，反不如养晦待时，以观后变。在他看来，机会在数月之后一定光临，他说：“盖数月之后，苟新政府尚未成立，则全国糜烂，固渴需建设之人才，即新政府成立，无论居政治之中心者为袁世凯与（疑为或）为黄兴，要之彼辈皆不学无术，欲实施宪政，其缺点必次第暴露。且大乱之后，非用专制手段必不能整齐庶政，而现在人民所以慷慨赴死以事革命者，谓欲求得自由耳。苟新政府成立，仍用专制之手段，必大失人心之所望，窃意数月之后，执政者必厚集天下之怨谤，而为众矢之的，上下冲突之事，或仍（疑为乃）发生于斯时也。借舆论之势力，别树鲜明之旗帜，以号召一切，必有事半功倍者。”（同上，596页）
武昌起义之后，围绕梁启超的回归与出路，康梁一派也有过两次比较集中的争论。大致以民国成立、清廷退位为界限。此前，争论的焦点是速回还是待时，普遍的看法是，速回不如待时，因为南方革命党气焰正盛，难免会有对梁启超不利的举动，甚至会有性命之危。他们有一个基本判断，即认为南北之争，南方必败。袁世凯有军队，有权术，对付革命党绰绰有余，搞建设，还要靠立宪派。他们梦想着”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梦想着袁世凯请他们出来收拾残局，他们低估了革命党，也错看了袁世凯。事实上，吴贯因所期待的机会一直没有如期而至。民初的国家政治始终如一团乱麻，很难理出个头绪。但梁启超对袁世凯似乎还抱有一些希望，他一面为袁世凯献计献策，一面继续策划回国。于是，各种意见又纷纷扬扬传到了蜗居日本的梁启超手里，请他自酌之。
这时已是民国元年（1912年），年初，由孙洪伊介绍，梁启超加入了共和建设讨论会，并先后撰写了《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和《财政问题商榷书》两篇长文交该会印行发表。这是一个由前清立宪派人士以及旧官僚中比较开明的人创建的组织，其中有几位还是当地谘议局的局长，如汤化龙就是湖北谘议局长。他们都是梁启超的老朋友，都奉梁启超为领袖，希望袁世凯召梁回国。这一年的春天，梁启超又动了回国的念头。大约三四月间，他派遣汤觉顿先行回国，探询消息。这时，国内的形势似乎并不明朗，四月二日，汤觉顿写信向梁启超汇报回国后的所见所闻，他说：“同人对于我公行止，主归者多，惟断不可入政界，入党派，结党亦宜少待，但迁《国风》归，或办一法政大学，以为立足点，渐渐与社会接洽，为一无形之团体，待时机已熟，然后生发他种事业。”他也表示赞成这种意见。但他在信中所透露的康有为的态度，倒是希望梁启超能在政府或内阁中占有一席位置，袁世凯想来是不会反对的，如果说有人反对的话，也只有南方的革命党，“今用人之权全是南北协定，而南方议院权特重，岂有容我辈回翔之地耶”？（同上，624页）
在万木草堂的老同学中，身处海外的徐勤最拥护老师康有为的意见，他多次致信康有为，责问梁启超迟疑不决的原因：“究竟远（梁启超，有孟远之称）不知何故，弟子百思不得其解，乞即促其行。港中同志因远不行，无不大愤，各埠亦然，弟子亦不能为之解。当去年十二月和议未成，远如北行，则今日阁席必分一席，今若丧家之狗，无所归宿，言之气结。吾党之弊，全在理想太多，实事全无，不免有文人习气，岂能立于竞争之世耶？“所以，当他听说梁启超已有回国打算时，异常兴奋，马上致书梁启超：“大驾月内返国，合并各党为一党，与黎（黎元洪）为一党领袖，闻之狂喜。”（同上，626 ～ 627页）
然而，久在国内的麦孟华却另有看法，他五月二十九日写信给梁启超，反对同人中请他到天津办报的主张：“同人皆主张公至津办《国风》，弟亦期期以为不可。欲办旬报，则仍在东发表政见足矣，何必人在津（原注：人在东与在津何异），然后能发政见耶？若木来，言北中阴象环伏，土（袁世凯）慑于过庭（孙中山）、叔度（黄兴），而唐（唐绍仪）则又利用同记，唐为同所挟，土又不为唐挟制，土且与唐大有意见，今留守一事，直几如两总统，现象如此，大乱即在目前，弟意以为断断不必居津。且天地昼晦，魑魅逢人，绝无益处，何必居此险地乎？又云南北合办一报，邀公主持，此无论必不能成，即成亦两姑之妇，且公之地位，岂有为人喉舌之理，此则不待弟之陈说，公必拒之矣。”（同上，621页）他在同一天还有一封信给康有为，说到当前局势：“南置留守，权极大，俨然两总统，南中又各有势力，各有意见，各有野心，必不肯受制，局势危险至斯而极。借得外债，亦止够兵饷一霎之用，必不足有为。爆发之期，不出二三月外，奈何奈何！”（同上，622 ～ 623页）
据说，同人中赞成梁启超回国办报的虽然很多，但对他入政界、入党派，却都持谨慎态度，比如被称为山人的潘之博，就不主张梁启超此时回国。甚至梁的老朋友杨度也表示，这个时候请梁回国，等于害了他。这里面牵涉的问题相当复杂，不仅有梁启超个人的问题，包括他的声誉、安全、出路、前途等等，还有民初的党争，除了同盟会，各派政治力量都在打梁启超的主意，这使他感到颇有些为难。罗瘿公有句话说得很真切：“公之归无论何时，均可自主，若一人电招，即思归来，一人电阻，又不欲归，皆非自我作主也。”（同上，642页）梁启超的处境就是这样，其进退几乎全被别人所左右。但他的确是民初组党活动中的灵魂人物，他的《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则犹如一篇建党宣言。
五月十九日，共和建设讨论会的孙洪伊写了一封信给同会的黄可权，信中详细讨论了梁启超回国可能遇到的问题，他将其归纳为无一名义而有五害，所以“务请吾兄即切实作一书，以与沧公（梁启超），劝其万勿北行”。（同上，629 ～ 632页）他还要黄可权敦促何擎一、麦孟华给梁启超写信，劝其缓行。过了两天，他又致信汤觉顿，商量梁启超回国的办法：“惟就日来情形观之，似沧公归计，应俟本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协会并合结果如何，再定行止。”（同上，633页）他还说：“沧公归国之期愈迟重，则社会之欢迎愈至，自行归国，终不如国人迎之以归，能否于社会上占大势力，其关键全在此也。”（同上，634页）五月二十九日，他本人也给梁启超写了一封长信，详细介绍了共和建设讨论会与共和党合并的情形，并告之：“总统聘公之命，日内当可发表（约在南京留守取销之后，至迟不出一月）。副总统通电谅亦可办到。公归不远……然总望我公归时，勿过急速也。”（同上，639 ～ 640页）
这期间，麦孟华果然给梁启超和汤觉顿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劝阻梁启超，第一不要急着回国，第二不要加入统一党。他说，这是向构父、孙洪伊、黄可权的意见，他本人也是赞成的。这个统一党是章太炎创建的，最初以章太炎、张謇、程德全、熊希龄、宋教仁为理事；不久，在张謇的主持下，统一党与国民公会、国民协进会、民社、国民党（不是后来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合并，在上海成立了共和党，选举黎元洪为理事长，张謇、章太炎、伍廷芳、那彦图（蒙古族）为理事。该党的主要诉求即强化袁世凯的权力基础，反对同盟会对袁世凯的制约，这与梁启超在《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中所言颇有相似之处，就是强调国权主义，反对民权主义，主张开明专制。章太炎虽然创建了这个组织，但他对一些共和党人趋炎附势、谋官谋食的做法很看不惯，所以，共和党成立不足十天，他就在北京召集统一党开会，宣布统一党独立。又过了两三个月，他索性退出了统一党，成了一个无党无派的人。再后来，统一党在北京重新开会，选举王赓（王揖唐，后来成了著名的汉奸）、张弧、王印川、汤化龙、朱清华五人为理事。在此之前，他们或许向梁启超发出过邀请，拟举他担任调查研究部部长，时间应在章太炎宣布统一党脱离共和党之际。向、孙、黄、麦反对梁启超加入统一党，应该也在此时。麦在信中讲了不宜入统一党的五大理由，第一条就说，统一党推重梁任公，是为了排诋章太炎；其二是统一党内部纷扰，恐不久还要分裂；其三是说该党党员与梁没有感情基础；其四认为梁启超加入该党，也只能屈尊于五位理事之后，做不成事；其五则许诺共和建设讨论会即将与国民公会和共和统一党合并，并推梁为首领。除了这五条，麦孟华还特别提醒梁启超注意，不要因此伤了大家的心，这些人为你归国，“极力布置，极力运动，皆为公出力，今公忽顾而之他，则彼等种种布置运动，岂非鄙谚所谓巴结不上，彼等自极下不去，公亦太觉不情，且公方函来电来，极力与之拉拢，今忽有此，人亦疑公之有诡诈操纵（公固不必如是，然形迹可疑），大不可也。彼等数人中颇有一二人略有不满之微词，彼等不言，而其词气神色间已可窥见”。（同上，635页）这样的话，如果不是麦孟华，别人一定是说不出来，亦不肯说出来的。毕竟他们是几十年一同走过来的老同学，才能这样说。
不过，六七月间，罗瘿公连续两次致信梁启超，却透露出另外一些信息，说明当时这些人之间，关系是相当微妙和复杂的。他开门见山就说：“近日党争极烈，朝暮变更，所谓政客之推戴，至不可恃，政党之道德太薄，各怀利己之私，不独同盟会为然也。”（同上，641页）这时，似乎有一种在同盟会、共和党之外组织第三党的主张，并且准备拥戴梁启超为党魁。提出这个主张的，主要就是共和建设讨论会与国民协会的人。他们与梁启超关系密切，人所共知，但他们与统一党、共和党的关系却不很融洽，合并之事，久议不决，因此才有组织第三党的打算。但他们的组织都很小，人不多，“思自立一帜，而无以为之招”（同上，643页），于是想拉梁启超作为他们的旗帜、招牌，“所以为此者，恃公为之帜，粤谚所谓村旛竿招鬼来耳。恐非推戴的，乃傀儡的”（同上，641页）。罗瘿公告诉梁启超，徐佛苏不仅不赞成组织第三党，还嘱咐他提醒梁：“第三党党魁之说，渠殊不谓然，嘱公勿遽高兴。”（同上，642页）他们担心，这样做的后果，梁启超可能会陷入两面作战之中，不仅“树同盟之敌，更树共和之敌，必不足以自存”。（同上，643页）但他很清楚：“公之与讨论会关系，既断不能脱，渠等责望于公者至深，而事势又万无公自立一党之理，惟有始终坚持超然耳。”（同上，644页）他所说的超然，其实就是“不入政党，不入政界，以言论潜养势力，俟潜力雄大，不愁不得总理”。（同上，642页）
实际上，民国初年的党争，争信仰，争精神，争纲领的很少，比较多的还是争人事，争权力，争地位，争势力，围绕梁启超的或归或留，或止或行，或南或北，或早或迟，人们争吵了一年有余，可见其党争之一斑。梁启超深陷其中，感觉自然是不很受用。但也不乏朋友的真情，最有代表性的应该是浙江绍兴的周善培，他自称，“我平生的朋友最能受直言的，只有任公”。梁启超去世后，他写文章追念，“我再想找一个能容我的直言的朋友，再也没有了”。（《追忆梁启超》，149 ～ 162页）周善培以眼光长远著称，据说，梁启超是很看重他的意见的，民国元年（1912年）四五月间，他数次致信梁启超，为他出谋划策。他在五月二十三日给梁启超的信中还说：“公归亦我所赞，顷所歧者，则公主北，而我主沪。”（《梁启超年谱长编》，636页）他的意思是反对梁与袁世凯合作。由于六月二日是他母亲寿辰，他要回去为母亲祝寿，于是约好六月四日到日本与梁启超面谈，同行还有他的老师——以文章、学问著称的赵尧生。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形写道：壬子（1912年，周善培终生不用民国年号）二月，我由四川到上海；五月，汤觉顿奉任公（梁启超）之命，到上海征求我的意见，说：“袁世凯请任公到北京，任公决定要去了”，并问我的意见如何。我想此事太大，由觉顿转达是无用的。这时候，赵尧生师也在上海，我立刻去请教他，说：“任公是万不能去的，但非我当面去说不清楚。我想明天就到日本去。”赵先生说：“任公曾经寄给我很多诗，请我替他改订，我也替他改订了不少，他都能虚心接受。我也想去见见此人。“于是，我就买了票。第二天，就同赵先生同船到了横滨，立刻到任公家里，从午前九时谈到十二时。我提出：“对德宗（光绪）是不该去；对袁世凯是不能去。”任公也辩论了几句，最后说：“我不是不听你的话，却不能不听南海先生（康有为）的话。你有什么意思，应当先去同南海先生说清楚。”赵先生说：“南海先生也主张你去吗？“任公说：“我不必多说，你们见了南海先生自然明白。“这时，南海先生住在武子，距东京只有三十分钟火车。午后二时，我就同赵先生到了武子。不但我对南海表示一种敬意，赵先生起初也是极尊敬他的，想不到谈到七点钟，我同他反复辩论不知多少，他竟坚决主张任公要去。在他家里吃了晚饭，我还同他辩论，而最后一班到横滨的火车要开了，赵先生也劝我说：“朋友交情尽到为止，再说下去就要妨害交情，不是我们的来意了，我们走吧。”回横滨旅馆住了一夜，次晨，任公到旅馆来，我对他说：“这一次，你的命运交给南海先生了。我们既是朋友，以后总有志同道合的机会。我要陪赵先生到东京箱根和西京游览几天，就由神户上船，少受几天风浪，不再到横滨看你了。”这样，我们就分手了。游了几天，就回到上海。赵先生九月就回四川去了，临行，还对我说：“任公是可爱的朋友，现在已到了身败名裂的时候，你还得想法救他。”任公到了北京，就做起司法总长来，我从此同他既不见面，也不通信了。（《追忆梁启超》，151 ～ 152页）
梁启超归国，仿佛英雄凯旋
实际上，到了这一年的六七月间，各方面呼吁梁启超归国的声音更多起来，不仅朋友间的意见渐趋一致，昔日的敌对阵营中也有人通电敦请他归国。五月二十八日，当年在日本对梁启超大打出手的老同盟会员张继，就联合刘揆一发出通电：“国体更始，党派胥融，乞君回国，共济时艰。”（《梁启超年谱长编》，644页）官方反应也很积极。六月十七日，副总统黎元洪致电袁大总统及参议院，“谓民国用人应勿拘党派，梁启超系有用之才，弃之可惜，保皇党诬说，不应见之民国”。（同上，645 ～ 646页）昔日的学生、云南都督蔡锷也向各省都督发出通电，欢迎梁启超回国，并得到多数人的赞成与响应。八月间，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合并为国民党，共和建设讨论会也与国民协会合并为民主党，实现了成立第三党的愿望。于是，梁启超终以九月末由神户乘日本大信丸号启程归国，结束了历时十三年的流亡生活。
梁启超归国，可谓极一时之盛。各党各派、政府民间、各行各界，都派出代表来天津迎接，仿佛英雄凯旋一般。按照预定行程，大信丸号将于十月初五日抵达大沽口，但由于梁女令娴发电报时错将五日写作三日，故先期由北京赶赴天津的欢迎队伍在初二那天已经聚集了数百人，大街小巷的客栈也搞得人满为患，“自初二日各人麕集，客邸俱满”。（同上，651页）其中既有袁大总统派来的代表，也有参议院、内阁的代表，还有报界、学界、政府各部门，以及军队的代表，民主党本部及各支部都派了代表和党员前来，共和党也派了张謇为代表，国民党方面则有以稳健著称的黄兴参加。这个庞大的欢迎队伍，有天津本地人，更多的人则来自北京。六日下午二时，大家聚集码头，迎候梁启超登岸。但由于海上风大，邮船无法靠岸，虽然都督府派出小火轮，驶出大沽口，准备接引梁启超，但仍未成功。大家只得扫兴而归，当天便有数十人因盘费用尽而回京。张謇、黄兴也因为要赶在十日那天回湖北参加开国纪念活动，故只好于七日先行离津赴鄂。梁启超在舟中困守了三天，直到八日才弃舟登岸，到达天津。
梁启超在天津住了十几天，这些天，梁启超家里“无一刻断宾客”。仅前三天，“门簿所登已逾二百人矣”。（同上）还有一场接一场的欢迎宴和演说会，除了共和党、民主党，国民党也来凑热闹，又是请他入党，又是请他做理事。北京大学的学生也向政府要求，任命他为新校长。此时此刻，他得到了一种万人瞩目的满足：“此次项城致敬尽礼，各界欢腾，万流辏集前途气象至佳也。”（同上，653页）在这种种热闹的背后，梁启超积极策划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合并，其目的，就是要造成一个可以在议会和国民党抗衡的大党。十月十一日，他给女儿令娴写了到达天津后的第一封信，信中也流露出一种轻浮的满足感：“共和、民主两党合并已定，举黎为总理，吾为协理，张（謇）、伍（廷芳）、那（彦图）皆退居干事，大约一月内（现甚秘密）成立发表，国民党亦曾来交涉，欲请吾为理事，经婉谢之，彼必愤愤，然亦无如何也。入京期尚未定，项城颇盼速往，吾约以两旬后或竟俟新党成立后乃往，亦未可知。”（同上，65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