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事最初进行得似乎很顺利，梁启超也很乐观，“连日两党议合并大略就绪，吾准二十日入京”。进京前，总统府为迎接他的到来作了充分准备，出于安全的考虑，最初曾打算以军警公所为行馆招待梁启超，就因为听他偶然说起，曾国藩、李鸿章进京都住贤良寺，袁世凯马上派人将贤良寺收拾妥当。对袁来说，这不过是一种礼贤下士的姿态罢了，梁却大为感叹：“此公之联络人，真无所不用其极也。”（同上， 653页）不过，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一些同志认为，梁启超住在贤良寺仍有不妥，在他们看来，梁既“以个人资格受社会欢迎，不宜受政府特别招待，以授人口实，故别借一宅，以作寓所”。（同上，655页）
到京以后，应酬自然就更多了。“在京十二日，而赴会至十九次之多，民主、共和党各两次（一次演说会，一次午餐会），统一党、国民党各一次，其他则同学会、同乡会、直隶公民会、八旗会、报界、大学校工（国学会政治研究会）、商会，尤奇者则佛教会及山西票庄、北京商会等”，有时甚至一天四场演说，“每夜非两点钟客不散，每晨七点钟客已麕集，在被窝中强拉起来，循例应酬，转瞬又不能记其名姓，不知得罪几许人矣。吾演说最长者，为民主党席上，凡历三时，其他亦一二时，每日谈话总在一万句以上，然以此之故，肺气大张，体乃愈健”。此时，他正在兴头上，尽管一再抱怨应酬之苦，但这种被人簇拥的感觉，心里还是很受用的。他对女儿言道：“一言蔽之，即日本报所谓人气集于一身者，诚不诬也。盖上自总统府、国务院诸人，趋跄惟恐不及，下则全社会，举国若狂。此十二日间，吾一身实为北京之中心，各人皆环绕吾旁，如众星之拱北辰，其尤为快意者，即旧日之立宪党也。”在女儿面前，他竟有些飘飘然了，自我感觉甚好。他继续言道：“此次欢迎，视孙、黄来京（孙中山、黄兴曾于1912年8月来京，与袁世凯会谈）时过之十倍，各界欢迎皆出于心悦诚服，夏穗卿丈引《左传》言，谓国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盖实情也。孙、黄来时，每演说皆被人嘲笑（此来最合时，孙、黄到后，极惹人厌，吾乃一扫其秽气），吾则每演说令人感动，其欢迎会之多，亦远非孙、黄所及。”陶醉之憨态，可见一斑。不过，他的积极活动和演说，的确鼓舞了旧立宪派的士气，“为国中温和派吐尽一年来之宿气矣”。（同上，655 ～ 657页）
经济不独立，则政治不能独立
此次进京，他与袁世凯“密谈一次，赴宴一次”，10月28日，总统府又召开欢迎会，国务员全体作陪。不过，梁启超也明白，他们之间“仍虚与委蛇而已”。（同上， 655页）但他对袁世凯馈赠的每月三千大洋，却没有拒绝，其理由是：“一则以安反侧，免彼猜忌；二则费用亦实浩繁，非此不给也。”（同上，658页）说到底，人穷难免志短。他还透露，袁世凯向他许愿，如果他能成功地组建一个政党，还将赞助他二十万元。梁启超甚至希望能更多一些，比如五十万元，不知有没有可能。他表示到那时还要和袁世凯继续交涉。这一点暴露了梁启超以及所有党派、社会政治势力的软肋。经济上如果不能独立，又怎能祈盼政治上独立呢？实际上，除了梁启超尚未觉悟到主动寻求社会力量的支持外，客观上，当时中国的现代工商业还很薄弱，资产阶级也很薄弱，中国的城市市民阶层与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发生时的第三等级根本不是一回事，他们还不足以支持梁启超所要创建的以立宪议会政治为纲领的政党，他们即使不靠袁世凯，也要靠地方军政势力的支持。早在1912年初，徐佛苏在给梁启超和汤觉顿的信中就提议“加入黎（元洪）党”，其理由之一，即“彼系军队要人，吾国将来毫无阶级，纯系平民政治，然同为平民，各党相持又无可判其胜负，于是不得不挟军队以卫其主义，故吾国之政治可名之曰平民的军队政治也”。（同上， 599页）
同年五月二十九日，麦孟华致信康有为，也曾提到本党与黎元洪的合作，以及可能遇到的问题：“推黎公为名誉长以张势，亦无可奈何之事。然名誉则可，万不可令直接，令有实关系，黎虽不必有野心，而海外人势必趋彼，倘有一人利用之（今陆乃翔已令黎照会陆逸君在澳筹款，逸电闻即是此事。），则吾直以全党奉送与人。势虽张而党非我有，（康批：孺真深议！此次推举，深为人作嫁，而党非我有也。）即有款可筹，亦为人作嫁，于我无与矣。”（同上，622页）其实，无论是徐佛苏的建议，还是麦孟华的担忧，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在现有条件下，中国的政治现实，共和也罢，立宪也罢，最终只能走向军人政治，实力政治。袁世凯如此，孙中山亦如此。不久爆发的二次革命，不就是孙中山和国民党“挟军队以卫其主义”的证明吗？
就当时的形势而言，梁启超清醒地意识到，无论如何，都要把自己的政党尽快地组织起来。在他看来，“共和国政治之运用，全赖政党”。他在十月二十二日民主党全体党员参加的欢迎会上发表演说，特别提到国外舆论以为中国人没有运用立宪政体的能力，究其原因，“则谓中国人之性质，不能组织真正之政党”。（《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14页）然而，梁启超急于组织政党，绝非要向外国人证明什么，以雪此辱，而是国内政治斗争的迫切需要。当时，国会中活跃着四个党，即国民党、统一党、共和党和民主党。先是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等几个小党组成了国民党；而统一党成立较早，是章太炎最先发起的，主要是同盟会中对孙、黄不满的异己分子，最初叫中华民国联合会，后与昔日预备立宪公会的领袖张謇等人合作，组成了统一党；晚清资政院时代主张君主立宪的立宪派有个宪友会的组织，这时也发生了分化，汤化龙、林长民率领一部分人成立了共和建设讨论会，不久，孙洪伊又拉出一部分人成立了共和统一党，而北方的籍忠寅、周大烈等人又成立了国民协进会，到后来，统一党与籍忠寅的国民协进会，还有湖北孙武、孙振武等人的民社联合，组成了共和党；没过几天，章太炎又宣布了统一党的独立，这时，正式国会的选举已近白热化，汤化龙、孙洪伊辈自然也想在正式国会中取得重要的政治地位，于是，他们千方百计动员梁启超回国，推举梁启超作为本党的领袖，就在梁启超回国前夕的民国元年（1912年）八月，汤化龙的共和建设讨论会与孙洪伊的共和统一党，以及共和促进会等几个小党合并，组成了民主党。（《中国近百年政治史》，321 ～ 324页）
这四个党，尤以国民党的势力最大。此时正当第一次正式国会议员选举，以一个大党对抗三个分立的小党，而且，他们几乎掌控着所有重要省份的行政资源，这使得他们在选举中一直处在非常有力的地位，并最终赢得了选举。民国二年（1913年）的1月8日，国会选举结果正式公布，国民党共获得众议院、参议院的392个席位，其他三个党，共和党175个席位，统一党24个席位，民主党24个席位。国民党成了国会中名副其实的第一大党。同一天，宋教仁在国民党湖南支部的欢迎会上发表演说，就强调要组织国民党内阁，要以内阁来限制总统的权力。这自然引起袁世凯的不满。虽然他对政党政治并没有兴趣，也不寄予更多的希望，但此时的他，要想削弱议会和内阁的权力，提高和强化总统的权力，又不能不依靠议会中可以为他所控制的政党。统一党倒是亲袁世凯的，不过，作为他的傀儡，这个党能力太差，势力太弱了，尤其是在章太炎退出之后，已经很难在政治上发挥作用，也产生不了太大影响。所以他寄希望于梁启超，在他看来，只有梁启超，有能力，也有办法，帮助他抵制国民党势力的扩张。如果梁启超真能把这个党组织起来，对他来说也是求之不得的。
进步党：袁梁结盟
梁启超需要袁世凯经济上的支持，袁世凯看重梁启超是政治上的资源，于是，他们在组党问题上一拍即合。这时，在国会中，也的确形成了三党联合对抗国民党的大趋势。因此，三党合并组成一个统一协调的大党，就显得愈来愈迫切。不过，就三党实际而言，除了在对抗国民党这一点上可以暂时达成共识外，在其他一些方面，他们又存在着很大的分歧。特别是在人事安排上，由于多年积累的好恶、纷争、误解和矛盾，一时也很难取得一致的意见。共和党的黄为基承认：“吾党素奉先生之教为圭臬，先生虽未入党，然吾党中人皆已认先生为精神上之同党。”（《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8页）而梁启超考虑到政局危险，不可言状，更不能袖手旁观，竟于2月24日宣布，“为事势所迫”加入共和党，他还表示：“此后真躬临前敌也。”（《梁启超年谱长编》，663页）其实，他始终隐身于幕后，并未亲临国会现场。不过，在这三个党中，他与民主党的关系应该更亲近一些，其中不仅有许多宪友会的老朋友，更有政闻社时的老朋友，有些甚至就是他的学生。而且，早在共和建设讨论会成立之初，他就是其中一员了。民主党成立伊始，他们又公开声明：“一切待先生指导。”（《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13页）然而，就在三党将要合并的当口，他却忽然宣布加入了共和党，确实很让人费解。而问题就出在由谁担任将要成立的这个党的领袖。有人提出一个方案，以袁世凯为总理，黎元洪、梁启超为协理。共和党中的民社派和民主党中的大多数人都表示反对，不同意以袁世凯为党魁，他们甚至有组织新党的计划。苦闷至极的梁启超提出不做协理，“别设参事长吾任之”，众人也不同意。他在3月27日给女儿的信中抱怨：“若不许我，则我将不复与闻也。现状实无可为，新党亦决办不好，吾既不能置身事外，又不值得与之俱毙，故处此职可以立于半积极半消极之地位耳。”（《梁启超年谱长编》，665页）这些党事纠纷让他产生了放弃政治生活的想法。4月18日，他在信中向女儿倾诉了自己的恶劣心绪：“吾心力俱瘁（敌人以暴力及金钱胜我耳），无如此社会何，吾甚悔吾归也。……吾今拟与政治绝缘，欲专从事于社会教育，除用心办报外，更在津设立私立大学，汝毕业归，两事皆可助我矣。”这是他第一次提到要放弃政治，专心于办报和办学。但他心里清楚，共和党人绝不会允许他这样做，而此时他对民主党竟已“恨之刺骨“，称他们为“民主鬼“了。4月22日和23日，他连续写信给女儿，还提到“愤极民主党诸人之所为”，“民主党二三狂傲之辈”，等等，他愤而赌气似的说：“新党成立后，吾不复与闻党事。”这番话竟引得“三党党员大哗（总统府闻此仓皇失色，吾本以该信登报，总统府立刻乞求各报勿登），今日有数十人来津哀求，吾尚未应之，然大约不能终隐，生成苦命无如何也”。面对这样的阵势，梁也只好表示：“在义在势皆不能辞。”并且无可奈何地说：“生为今日之中国人，安得有泰适之望，如我者则更无所逃避矣。”（同上，668 ～ 669页）
梁启超是个感情胜过理智的人，也是个意志薄弱的人，在顺境中或情绪激动时，往往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而遇到挫折或心境不佳时，又容易灰心丧气，表现得很消极。但他又是个自觉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负有责任的人，所以，他的内心常常就显得很纠结。他回国之初，国会选举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竞争异常激烈，舞弊、贿选的现象很普遍，操纵选举、雇人投票，甚至军警到场百般威胁，种种违法乱纪之事层出不穷，各地还发生了一些暴力事件，这些都给了梁启超很大刺激，使他对国事、党事都深感失望。他在回国两个月后就向女儿令娴倾诉：“吾昨夕因得须磨（日本地名，康有为住此地）书，烦躁异常，又见国事不可收拾，种种可愤可恨之事，日接于耳目，肠如涫汤，不能自制……几欲东渡月余，谢绝一切，以自苏息也，大抵居此五浊恶世，惟有雍乐之家庭，庶少得退步耳。吾实厌此社会，吾常念居东之乐也。”（同上，第662页）由此也可以看出，梁启超骨子里还是个文人士大夫，脑子里有时想的还是”有道则仕，无道则隐”那一套。一月二十六日（3月 3日）是他四十一岁生日，京津诸友为他祝寿于天津孙家花园，说好不谈国事。但二十八日（5日）他在给女儿令娴的信中忍不住又说到”国内种种棼乱腐败情状”，为此他忧愤不已，痛言：“笔安能罄，公立所言，殆未能尽其万一，吾在此日与妖魔周旋，此何可耐，要之无论何路，皆行不通，而又不能不行，此所以为苦也。”（同上，663 ～ 664页）
这种消极的情绪直接影响到他对三党合并的态度，最初他以为三党合并已大概就绪，却没想到落实起来还有这么多的难处。他的性情中常有一些天真烂漫或涉世不深的单纯，这种性情，作为朋友也许很难得，但作为一党领袖、政治家，有时就显得很幼稚，看不到事情的复杂性和人的复杂性。袁世凯则非常直接，他不容梁启超消极、悲观，而主动伸出援手。他在4月8日国会开幕之后，明显加快了督促三党合并的步伐。4月25日，三党正式签订了合并组织进步党的协议书。5月29日下午，三党在京党员举行全体大会，宣布进步党正式成立。31日，《申报》专门报道了此事：昨日进步党成立会到千五百余人，梁任公、孙武、王印川并有演说，秩序甚整。并举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张謇、伍廷芳、孙武、那彦图、汤化龙、王赓、蒲殿俊、王印川为理事。（民国二年五月三十一日《申报》北京专电，见《梁启超年谱长编》，670页）
进步党的成立最终使袁世凯与梁启超的政治联盟既成事实。在民国初年政治动荡的局势下，梁启超选择支持袁世凯，固然有他对中国命运的长远考虑。就在三党商谈合并期间，共和党理事长黎元洪于4月14日在北京万生园（今北京动物园旧址）宴请本党参众两院的议员，与会者三百余人。梁启超发表了题为《共和党之地位与其态度》的演说，时间长达三个小时。他开门见山告诫本党同志：“故为国民者，不可不洞察世界形势，以求知本国所处之地位为何等；为政党员者，不可不洞察国中形势，以求知本党所处之地位为何等。”这两条也是梁启超确定其政治方针和策略的出发点。他接下来就说到了共和党的立党之本及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他说：共和党所以设立之故，凡以欲改良政治，此我党员所同知也。然一年以来，国中有二大势力，常为政治改良之梗者，一曰官僚社会之腐败的势力，二曰莠民社会之乱暴的势力。我共和党既以改良政治为惟一之职志，非将此两种势力排而去之，则目的终不可得达。虽然，彼腐败派之势力，乃积数百年来历史之遗传，在专制政体之下，当然不能免者。辛亥革命于国中他种善良习惯，多所革去，独此腐败官僚之势力，曾未能动其毫末。其根深蒂固也既若彼。至于乱暴派之势力，则又自革命后，以新贵族之资格浡然而兴，国中凶戾狡黠之徒，相率依草附木攀龙附凤以扬其波，其炙手可热也又若此。质而言之，则以中国现在社会恶浊乖戾之空气，实最适于彼两派之发育。此如久酸之醯（醋）宜产蛆蚋；积霉之莽，应丛蛇蝎。以嘉鱼游酸醯之甕，以祥麟入霉莽之林，安见其能生存者哉？然则以适者生存优胜劣败之理衡之，彼腐败与暴乱两派，在现在中国社会空气中，实为适者而宜优胜；而与彼两派立于反对之地位者，实为不适而宜劣败。我共和党人，既不愿随逐腐败，又不愿附和乱暴，以此种不识时务不合时宜之党，在理实难得生存之余地，遑论发达？不宁惟是，我共和党非徒消极的不肯随逐腐败附和乱暴而已，更积极的欲矫正腐败裁抑乱暴。介于两大之间而毅然与之相抗，此无异奋螳臂以挡车毂，捧坏（疑为抔）土以塞孟津，不自量至于此极。自问亦良觉可笑。然我共和党同人，犹戮力进取而不辞者，诚确见夫腐败与乱暴两派之势力一日不消灭，则政治一日不能改良；此两派势力多存一分，即国家元气多断丧一分，驯至非陷国家于灭亡焉而不止。吾侪为良心所责备，所驱遣，乃不得不毅然决然，奋微力以当大敌。故地位之艰钜（巨）困衡，未有过于我共和党者矣。（《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18 ～ 19页）
梁启超清楚地看到，共和党正陷于两面作战的被动境地，这其实也是梁启超自身所面临的局面，所以，他主张先集中力量对付危害国家最凶的乱暴派，而对临时政府所代表的腐败派，则维持监督的态度。他说：吾党一面既须与腐败社会为敌，一面又须与乱暴社会为敌，彼两大敌者，各皆有莫大之势力，蟠互国中，而吾党以极孤微之力与之奋斗，欲同时战胜两敌，实为吾力之所不能逮。于是不得不急其所急，而先战其一。不特此也，彼腐败派与乱暴派，其性质虽若绝不相容，然彼为个人私利计，未尝不可以交换利益，狼狈为奸，则国事愈不可问。故吾党认祸国最烈之派为第一敌，先注全力以与抗。而与第二敌，转不得不暂时稍为假借。吾党鉴观各国前史，见革命之后，暴民政治最易发生，而暴民政治一发生，则国家元气必大伤而不可恢复。况我国今处列强环伺之冲，苟秩序一破，不可收拾，则瓜分之祸，即随其后，为祸宁有纪极。故本党对于横行骄蹇之新贵族，常思所以裁制之使不得逞。一面则临时政府，既经国民承认设立，在法律上当然认为国家机关，吾辈只当严重监督，而不必漫挟敌意以与相见。吾党对于临时政府之设施，无一能满意者，虽然，以为当此存亡绝续之交，有政府终胜于无政府。而充乱暴派之手段，非陷国家于无政府不止，吾党为此懼。故虽对于不满意之政府，犹勉予维持，以俟正式政府之成立，徐图改造焉。（同上，20 ～ 21页）
梁启超对袁政府的妥协和维持，当时和后来都受到许多人的严厉指责和肆意攻击，他在此为共和党所作的辩护，其实也是他的自我辩护。他说：吾党过去一年间，常取维持政府之态度，此诚事实，无所容讳也。然吾党之维持政府，绝非欲因以为利，徒以现在大局，决不能再容破坏，而暴民政治之祸，更甚于洪水猛兽，不可不思患而预防之。故于临时时期，暂主维持政府，俾国家犹得存在，以为将来改良政治之地步。（同上，21页）
梁启超的意图很明确，就是要以对袁政府的暂时妥协，换取党内力量的高度集中，来对付以革命自我标榜的乱暴派，不让暴民政治祸害国家。但他并不认为政党应该放弃监督政府的职责，不仅不能放弃，还要采取“强硬监督之态度”。他说，将来无论谁来组织正式之政府，只要符合共和党的党义，采用共和党所宣布的各种具体政策，他们就举全力拥护之，否则，就举全力对抗之。（同上，22页）最初，他对袁世凯的支持大体就框定在这样一个范围里。5月29日，他在进步党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重申了他的主张。他说，新成立的进步党在政治上有两大诉求：“第一，欲将全国政治导入轨道；第二，欲造成一种可为模范之政党，以立政党政治之基础。”（《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592页）
何谓将中国政治导入轨道？说到底，就是将中国政治导入合法的议会政治轨道；而议会政治轨道又以政党政治轨道为基础。所以，如果中国的政党不上轨道，那么，想要中国的政治上轨道也很难。而“国之政党既共上政治轨道矣，纵有何等野心家，亦无能自外此政治轨道两得存在也”。这是因为，政党的职责就是监督当权者，而任何个人都做不到这一点。他说：如设有人询于启超曰：君有法以去腐败政治？于启超必谨谢不敏。即以此遍告国人，恐亦无一人敢自承曰能者。然苟有人问：进步党有能力以去腐败政治乎？则启超必首先应曰：能。大抵政治通例，苟国之人民对于握政权者不加以监督，则未有不出政治轨道之外者也。即以今大总统论，中外报纸评论其人者多矣，有爱敬之至极点者，有憎恶之至极点者。然无论为爱敬为憎恶，要其为人有一种政治材能者也。此种有政治材能之人物，握有政权之时，苟无一大政党监督于其旁，日谋所以将顺其美，匡救其恶者，则徒令此种政治必将溢出于政治轨道以外，不亦惜哉！故吾党惟一之任务，在以稳健抵制暴烈，而以发扬抵制腐败。一方去腐败政治而守其老成持重之态度，一方去暴乱行动而养其发扬蹈厉之精神，此其事非难为也。（同上， 592 ～ 593页）
不能说梁启超对袁世凯的野心和手腕没有认识，但在正式总统选举前提名候选人的明争暗斗中，他仍然主张力挺袁世凯，“以为目前能维持国家使存在者，莫今临时大总统袁公世凯”。（同上，595页）他这么说，主要基于两点理由：其一，推举袁世凯可以保持国家稳定，不至发生分裂；其二，他相信进步党（也是相信他自己）有能力对袁世凯实行有效之监督，不使其溢出政治轨道之外。所以，6月15日进步党开会讨论时局问题，他便提出了总统与宪法等问题，请在党内表决。6月19日《申报》以《进步党大会记》为题，报道了大会讨论的内容：十五日开会，梁任公为主席。梁演说略谓：现今时局所极应研究者，为总统与宪法之问题。鄙见对于总统问题主张仍推袁，惟内阁则大半请假，几等虚设，非改组不可；对于宪法问题，则主张先定宪法，后举总统。此外可议及宋案（宋教仁被刺案）及大借款二问题，谓宋案纯为法律问题，为今之计，宜速与德人交涉引渡洪犯（洪述祖），自不难解决也。至于大借款最要关键，则为监督用途。鄙意则主张以此二千五百万镑存放代理国库之中国银行，作为准备金，但于此有一先决问题，则须用何种方法整理此中国银行是也。演说毕，某君提议以梁理事所主张付表决，多数赞成，作为该党主张。（《梁启超年谱长编》，670～671页）
人才内阁
此时的形势对于梁启超和进步党极为有利。民国二年（1913年）3月20日晚 10时，国民党内力主内阁制的宋教仁在上海沪宁火车站被刺，至22日身亡。梁启超因此少了一个政治上的强大对手。有人曾怀疑梁启超是宋案的幕后黑手，就是看到了他与宋教仁在政治上的竞争关系，以及政见方面的冲突。他马上写了《暗杀之罪恶》一文，发表在《庸言报》上，开篇就说：“吾与宋君，所持政见时有异同，然固确信宋君为我国现代第一流政治家，奸此良人，实贻国家以不可规复之损失，匪直为宋君哀，实为国家前途哀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7页）
不过，国民党内及社会舆论很快将目光聚焦于国务院秘书洪述祖和内阁总理赵秉钧，由此又牵涉到袁世凯。于是，袁世凯与国民党的矛盾日趋激化。7月12日，江西都督李烈钧在湖口宣布起兵，自称讨袁军，二次革命由此爆发。至9月1日，随着政府军克复南京，短命的二次革命则归于失败。讨袁军的导火索是宋案，宋案的导火索则是国民党在第一次正式国会选举中独占优势。不过，自宋案发生之后，国会也于4月8日开幕。至此，国会内部的党派力量对比则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迫于国民党的压力，合并为进步党，在国民党议员张继被选举为参议院议长、王正廷被选举为副议长后，民主党的汤化龙也被选举为众议院议长。进步党与袁世凯的联盟开始发挥效力，国民党内部却由于种种原因陷入了四分五裂的困境。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本就不是一个思想理念非常一致的组织，宋案之前，有主张内阁制的，如宋本人，也有主张总统制的；宋案发生后，又分成了法律派和非法律派；直到讨袁军与北洋军开战之后，国民党中的温和派仍然坚持放弃武力对抗的主张，以为利用国会就能迫使袁世凯退位。而此时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也早已分化为不同的派别或组织，其中有人是被袁世凯威逼利诱收买的，也有自动倒向进步党一边的。国民党的势力至此已被大大地削弱，而进步党却由于其主张温和、行动谨慎，处处与被人视为暴民的国民党表现不同，颇为当时的舆论所重，袁世凯也不得不暂时借重他们以影响舆论。即使国民党中的温和派，这时也希望能与进步党联手对付袁世凯，他们迫于环境的险恶，不能不向进步党示好。
这是进步党最得意的时候。7月末，袁世凯决意改组内阁，以熊希龄为国务总理。进步党抓住这个机会，以为可以组织一个进步党内阁，所有阁员除陆海军两部外，全部由进步党领袖担任。但熊希龄却不积极，迟迟不肯来京就任。直到梁启超再三催促，才勉强于8月28日接受了国会的任命。袁世凯自然不肯把权力全部交给进步党，他在熊希龄进京之前，已将重要阁员安排妥当，只留下教育、司法、农商几个闲位，待熊来配置。这当然与熊希龄所希望的相差太远。熊希龄是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时的老搭档，他很想让梁启超担任财政总长，梁本意也是要做财政总长的，以便发挥他整理财政的计划。但袁世凯不同意，他提出的财政总长的人选是周自齐，梁启超只能去做教育或司法总长。熊希龄则以总理自兼财政总长的办法抵制袁的干涉，并希望梁启超屈就教育司法等闲位。然而，梁启超却不肯接受，借口党内事务繁忙，百般推辞。而梁若不出，张謇、汪大燮也不肯出，第一流人才内阁可就泡汤了。最后，经熊和袁再三劝诱，熊甚至以辞职相威胁，梁启超才勉强接受了司法总长的位子。9月11日，熊希龄内阁正式发表，以梁启超为司法总长，孙宝琦为外交总长，朱启钤为内务总长，汪大燮为教育总长，张謇为工商兼农林总长，周自齐为交通总长，段祺瑞为陆军总长，刘冠雄为海军总长，熊氏自兼财政总长。当时人称这届内阁为“人才内阁”，由于九位阁员中梁、熊、汪、张、周均为进步党党员，所以又称进步党内阁。
宋教仁，国民党代理理事长。1913年3月20日夜，宋教仁自上海北上，至车站检票处被暗杀。此图摄于宋教仁被刺当日。
先选总统，再定宪法
进步党终于过了一把组阁的瘾，但随后问题便接踵而来。袁世凯急于要当正式总统，但宪法尚未制定，何来总统选举？本来，按照梁启超的打算，选举袁世凯为正式总统是不成问题的，但仍须遵守正当的程序，总要先制定宪法，待宪法制定后，再依照宪法上的总统选举法来选举正式总统。梁启超甚至希望，通过制定一部完美的宪法，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旧势力，逐渐引导走上宪政的轨道。这也是他为进步党制定的大政方针。但是，制宪需要时间，而实际情况是，宪法还未制定，关于制宪的程序和立法的权限已经吵得一塌糊涂。如果一定要先有宪法，后选总统的话，那么，真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不仅袁世凯等不及，事实上，社会的方方面面都等不及。8月5日，黎元洪联合各省都督、民政长致电国会，要求国会从速完成总统选举和制定宪法，成立一个强健稳定的政府。他们担心，如果临时政府的期限无限延长，很可能不利于国家的统一，也难以消除政治混乱和社会动荡。当时社会上的一般心理也是喜治不喜乱，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人，能够使中国摆脱战乱、贫弱的局面。这个人似乎非袁世凯莫属。特别是二次革命的迅速失败，袁世凯的权力接近于顶峰。梁启超也满心希望，开明的袁世凯在集中权力之后，能带领国家走上建设的轨道。一个稳定、统一的中国仿佛就在眼前。于是，梁启超不惜放弃先前的主张，支持先选总统，再定宪法。
针对国内外舆论的质疑，他专门写了《读中华民国大总统选举法》一文，为这种违反常规的做法寻找理由。他说：法律者事势之产物也，未闻能以法律产出事势者也。与事势不相应之法律，虽强为形式的规定，而不久必缘事势所要求所驱迫，从而废之变之。即未废未变，亦决不能发生效力，寖成殭（僵）石而已。不必徵诸远，但观民国元年临时参议院所制定之临时约法而可见也。推原当时立法者之意，其求适应于当时事势之要求者半，其凭主观的理想欲恃法律条文以矫遏事势者亦半，当时勾心斗角以争辩于一条一句一字之间，以为将来一切政象，皆为此区区数十条之所支配，曾几何时，事势渐变，该约法虽俨然尚存，然其中一大部分与事势不相应者，既成为殭（僵）石，未几且为事势所要求所驱迫，弃置而更新之矣。是故，离事势而言法律，迂儒之谈也，恃法律以拘制事势，尤妄人之见也。（同上，57页）
道理不妨这样讲，但事实上，却更像是理念对事势的屈从，也就是不得已而为之。他于是谈到了刚刚颁布的大总统选举法：我国今度所颁之大总统选举法，亦我国现时事势所产出也。其最显著之事势，为立法时所据以作前提者亦有二端：一曰我国现在国中无所谓政党，即有之而其能力殊不足以举政治，故美国当改选大总统时，常由各党推荐候补者，其人数亦二三，而选举机关则专对于此二三人以投票，中国政党既不堪此任，故只得由现大总统任此烦劳。二曰我国现在恃军队以维持国本，而非全国军队素所敬爱之人，不能节制军队，故嬗代之际，不得不由其所最爱者指定其所次敬爱者，以定分而息争。此皆中国现时事势之所要求也。（同上，59页）
这就是说，除了袁世凯，已经没有其他选择。理由就是他手里掌握着军队，而且，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他指挥军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其势力已从北方扩展到南方。这时，袁世凯登上正式大总统的宝座早已没有悬念，尽管他在选举当天照常上演了一幕军警强迫议会代表投票的闹剧。10月10日，北京举行了中华民国开国国庆和正式大总统就职典礼，袁世凯特别选择清宫太和殿宣誓就职，这也许可以视为袁世凯向共和政体的一次示威和挑战。梁启超还期待着完成总统选举之后制定宪法呢，而袁世凯在当上正式大总统之后，却已经不打算再和议会周旋了，更不希望以一部宪法来约束自己的权力。10月16日，袁世凯要求众议院”增修约法”，取消《临时约法》对总统权力的限制。同时，他还向国会提出，宪法须经大总统公布才能有效。10月24日，他让国务院派出八名委员前往国会，参加制宪会议，却遭到宪法会议和宪法起草委员会的拒绝。10月25日，恼羞成怒的袁世凯指责国会专制，公开通电各省都督、民政长，要他们逐条研究《天坛宪法草案》（因宪法起草委员会设在天坛祈年殿，故称”天坛宪法”），并在五日内逐条电复。29日，直隶都督冯国璋致电国会，谴责宪法草案实行”议会专制”。30日，江苏都督张勋亦领衔通电，直接指责国民党破坏宪法，破坏三权分立原则，指控国民党犯了内乱罪，请大总统速发命令，将该党本支部一律解散。于是，各省都督、民政长、镇守使、师长、旅长等纷纷通电，主张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议员，撤销宪法草案，解散起草委员会。 11月3日，宪法起草委员会将宪法草案提交宪法会议。于是，袁世凯抢在宪法会议投票之前，以暴力对待国会。11月4日，袁世凯借口查获李烈钧和江西籍国会议员徐秀钧的往来密电，下令解散国民党，追缴国民党国会议员证书，共有460多人的议员资格被取消，致使两院议员所剩不到半数，被迫停会。袁世凯的这项命令，国务总理熊希龄和内务总长朱启钤是副署了的。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再经熊希龄和全体内阁成员副署，下令停止国会残留议员职务，给资遣散。至此，梁启超幻想可以发挥其作用的议会舞台已被袁世凯完全拆毁，进路已绝，但他并未完全绝望，还希望能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最后一搏。2月12日，随着熊希龄辞去国务总理及财政总长职务，梁启超也于2月20日正式辞去司法总长一职，同时，却又接受了袁世凯为他安排的币制局总裁的职务。（《真假共和》下册，235 ～ 247页）
担任币制局总裁
梁启超是进步党的灵魂，精神上的领袖，而进步党又是袁世凯在政治上关系最密切的盟友，尤其是所谓“人才内阁”的组成，国务总理虽是熊希龄，但社会舆论都以梁启超为真正掌舵之人，“以为指挥当日政府者为先生一人”。所以，国民党被解散，议员资格被取消，乃至最后国会被解散，“全国舆论颇多归罪先生者”。（《梁启超年谱长编》，672页）进步党党员、众议院议员刘伟就在袁世凯发布解散国民党之命令的第三天，致信梁启超，指责他对国会的存亡负有责任：先生以党魁入佐国务，以救亡为大政方针，不审为名乎为实乎？为名则全国生命财产岂堪再试，为实则自公等入阁，何为以破坏国会为初哉首基之政策耶？共和国不可无国会，夫人而知之矣。共和国之无国会，自中华民国始，中华民国无国会，自十一月四日始。四号之事孰实为之，命令出自总统，副署出自总理，形式所在，责有攸归，宜若与司法总长进步党理事之任公先生风马牛不相及，然而道路之人，爱国之士，不问形式而苛求底蕴，不信谣诼而好察迩言，穷源探本，人有恒情，图穷而匕首自见，事久而黑幕益张，虽有知者无如之何，众口铄金，窃为高明危之。（同上，673页）
民国二年（1913年）10月31日，宪法起草委员会正式通过《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又称《天坛宪法草案》，以限制总统的权力。图为“宪法起草会”成员在北京天坛祈年殿前合影。
这其实是一种不能深知梁启超的意见。7月12日，李烈钧起兵讨袁后，7月23日，北洋军警包围了北京公余俱乐部，逮捕了国民党议员冯自由等十余人，引起国民党议员的大恐慌，纷纷离京南下，其中不乏参议院议长张继这样的领袖级人物。他们看到议会已不能保持其作为立法机关的独立性，议员也丧失了言论自由，便鼓动议员离开北京，南方国民党的报纸也纷纷呼吁国会南迁，支持讨袁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国会的活动陷于停顿，起草宪法的工作也被迫停止。有鉴于此，7月25日，梁启超致信袁世凯，希望他从国家政治前途的大局出发，不要使议会受到伤害。他说：启超之意，以为彼党中与闻逆谋之人，诚不能不绳以法律，然与闻之人，实什不得一二，其余大率供阴谋者之机械而已。但使此辈不散至四方，则将来吸收之，使归正轨，为道正多。今最要者，乘此时机，使内阁通过，宪法制定，总统选出，然后国本始固，而欲达此目的，则以维持议员三分二以上为第一义，现进步党已从各方面极力设法，尤望大总统更将尊重国会之意一为表示，或用命令，或谘两院议长，使宣明此意，以释谣诼。其议员公费，亦请迅即筹拨，使议员知政府之对于国会，并未改前度，则人人安心，而吾党亦得有辞以联络疏通，则两院多数之转移或非难也。（同上，674 ～ 675页）
第二天，梁启超再次致信袁世凯，提醒他：“古之成大业者，挟天子以令诸侯，今欲戡乱图治，惟当挟国会以号召天下，名正言顺，然后所向莫与敌也。”并警告他：“或以为兵威既振，则国会政党不复足为轻重，窃谓误天下必此言也。”（同上，675页）
也可以说，梁启超在为袁世凯出谋划策，但他维护国会的良苦用心亦昭然可见。他并不回避与袁世凯的关系，袁世凯称帝后，他作《袁世凯之解剖》一文，还说：“吾与袁氏近数年来，私交尚称亲善，袁氏至今犹费苦心欲引我与彼共事，吾于袁氏历年常尽友谊以相扶助相匡救，直至一月以前，犹未改此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四，8 ～ 9页）倒是后来者对梁启超多了一些理解，郑振铎在谈到梁启超加入“人才内阁”时就曾指出：“这一次的登台，在梁氏可以说是一点的成绩也没有。然他却并不灰心，也并未以袁世凯为不足合作的人。他始终要立在维持现状的局面之下，欲有所作为，欲有所表见，欲有所救益。”（《追忆梁启超》，75页）他的学生张荫麟也看到了这一点，他说：“此时期先生在政治上之主张，可以一言蔽之：先从民智民德方面着力，而以温和渐进之方法改善其政治上及经济上之地位。惟其侧重民智民德，故于政治及经济上无具体而坚执之计画；惟其采温和渐进之手段，故易于优容军阀。民国以后先生在政治上得失之林，可得而论也。”（同上，107页）
梁启超一直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他相信，凭借袁世凯的势力，“苟能善用之，诚足以致中国于治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四，8页）所以，即便是在国会解散，内阁辞职之后，他仍然接受了袁世凯为他特设的币制局总裁一职，并在参政院成立之后，被任命为参政员之一。对此，他后来曾作过一点解释，他是这样说的：“当时很有点痴心妄想，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我和我一位最好的朋友——也是死于护国之役的——汤公觉顿专门研究财政问题，蔡公（锷）专门研究军事问题，虽然还做我们的学问生活，却是都从实际上积经验，很是有趣。”（《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88页）但这时已是强弩之末，尽管他还梦想着自己的主张能够实现，然而，事实上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做成的，最终，连币制局总裁这个空头职务也做不下去了，只好辞职走人。他说：民国三年（1914年）年底，袁世凯的举动越看越不对了，我们觉得有和他脱离关系之必要，我便把家搬到天津，我自己回广东去侍奉我先君，做了几个月的乡间家庭生活。那年（1915年）阴历端午节前后，我又出来，到南京顽耍，正值冯华甫（国璋）做江苏将军，他和我说，听见要办帝制了，我们应该力争。他便拉我同车入京，见袁世凯，着实进些忠告。不料，我们要讲的话，袁世凯都先讲了，而且比我们还痛切，于是我们以为他真没有野心，也就罢了。华甫回南京做他的官，我回天津读我的书。过了两个多月——我记不清楚是哪一天——筹安会闹起来了。（1915年8月14日，杨度串联孙毓筠等六人发起成立筹安会，8月23日，杨度亲自起草的筹安会宣言正式发表，筹安会亦于是日宣布正式成立。）就在筹安会发表宣言的第二日（24日），蔡公（锷）从北京搭晚车来天津，拉着我和我们另外一位亲爱的朋友——这个人现还在着，因他不愿意人家知道他，故我不说他的姓名——同到汤公觉顿寓处，我们四个人商量了一夜，觉得我们若是不把讨贼的责任自己背在身上，恐怕中华民国从此就完了。（同上，88— 89页）
周善培也曾回忆起这段历史，他说：
甲寅（1914年），约在春夏间，任公看清楚袁世凯夺取广东之后，以为国民党已经驱除净尽，天下统一了，专制独裁的力量加强了，因此，不但不听他的话，而且不大敷衍他了，他就辞了职，退下来，随时把袁的发展情况告诉我。我也把我在《论语时义》中预测袁世凯想黄袍加身、现在逐步快实现了的见解告诉任公。等到乙卯（1915年），筹安会问题一发现，任公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立刻发表出来，袁大惊，实际这件事任公早已见到，这篇文章是任公早已预备好的。（《追忆梁启超》，153 ～ 154页）
梁启超正式辞去币制局总裁一职是在1914年12月27日。此前，已有不少朋友关心他的“出处”问题，其实是想让他尽快摆脱袁世凯。五六月间蹇季常致信陈叔通就曾询问：“任公定何宗旨？”第二天，陈叔通写了一封信给梁启超，劝他：“先生亦岂能委蛇其间？“他的同门刘复礼说得更加直接，他在写给梁的一封信中说：“任公岂犹有衣食之念耶？读书破万卷，足迹遍全球，捧手受业于名贤之门，交游侪辈非齐鲁奇节之士，即燕赵悲歌之士，出处去就之义，固宜素讲，而迷谬濡滞如此，北溟之鹏縻于尺寸之丝，窃为足下痛之。”（《梁启超年谱长编》，690 ～ 692页）
对于朋友们的担忧和责难，梁启超不能无动于衷，而币制局的事情又由于欧战的爆发和袁世凯的拖延，各种计划均成空想，没有一件能够实行。10月30日《申报》报道《梁任公之近况》，就曾提到：“欧战以来，币制借款之事，暂时既无可谈判之余地，任公所研究之政策，及其设施之次第，又为时势所迫，不能实行，于是此局遂同虚设。任公不欲虚应故事，故数日以来数辞总裁之职。”（同上，69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