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坛失意，决心退隐
这时，梁启超对于袁氏真的是有些绝望了，对于政治生涯也渐渐地生了厌恶、舍弃之心。他写了一篇很沉痛的宣言《吾今后所以报国者》，极诚恳地检讨和反思二十年来自己在政治理想以及组织政治团体、参与政治活动等方面，为什么会陷于失败的困境。他写道：吾亦尝欲藉言论以造成一种人物，然所欲造成者，则吾理想中之政治人物也。吾之作政治谭也，常为自身感情作用所刺激，而还以刺激他人之感情。故持论亦屡变，而往往得相当之反响。畴昔所见浅，时或沾沾自喜，谓吾之多言，庶几于国之政治小有所裨，至今国中人犹或以此许之，虽然，吾今体察既确，吾历年之政治谭，皆败绩失据也。吾自问本心，未尝不欲为国中政治播佳种，但不知吾所谓佳种者误于别择耶？将播之不适其时耶？不适其地耶？抑将又播之不以其道耶？要之，所获之果，殊反于吾始愿所期。吾尝自讼，吾所效之劳，不足以偿所造之孽也。吾躬自为政治活动者亦既有年，吾尝与激烈派之秘密团体中人往还，然性行与彼辈不能相容，旋即弃去。吾尝两度加入公开之政治团体，遂不能自有所大造于其团体，更不能使其团体有所大造于国家，吾之败绩失据又明甚也。吾曾无所于悔，顾吾至今乃确信吾国现在之政治社会，决无容政治团体活动之余地，以今日之中国人而组织政治团体，其于为团体分子之资格，所缺实多，夫吾即不备此资格者之一人也。而吾所亲爱之俦侣，其各皆有所不备，亦犹吾也。吾于是日憬然有所感，以谓吾国欲组织健全之政治团体，则于组织之前，更当有事焉。曰务养成较多数可以为团体中健全分子之人物。然兹事终已非旦夕所克立致。未能致而强欲致焉，一方面既使政治团体之信用，失坠于当世，沮其前途发育之机；一方面尤使多数有为之青年，浪耗其日力于无结果之事业，甚则品格器量，皆生以外之恶影响。吾为此惧，故吾于政治团体之活动，遂不得不中止。吾又尝自立于政治之当局，迄今犹尸名于政务之一部分。虽然，吾自始固自疑其不胜任，徒以当时时局之急迫，政府久悬，其祸之中于国家者或不可测，重以友谊之敦劝，乃勉起以承其乏。其间不自揣，亦颇尝有所规画，思效铅刀之一割，然大半与现在之情实相阂，稍入其中，而知吾之所主张，在今日万难贯彻，而反乎此者，又恒觉于心有所未安。其权宜救时之政，虽亦明知其不得不尔，然大率为吾生平所未学。虽欲从事而无能为役，若此者，于全局之事有然，于一部分之事亦有然。是故，援陈力就列不能者止之义，吁求引退，徒以元首礼意之殷渥，辞不获命，暂靦然滥竽今职，亦惟思拾遗补阙，为无用之用。而事实上则与政治之关系，日趋于疏远。更得闲者，则吾政治生涯之全部，且将中止矣。（《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52 ～ 53页）
他由此得出两大教训。其一，他这个人本质上还是个书生，缺乏实际的施政能力，不适合参政。一年来，虽然勉为其难，鞠躬尽瘁，并没有为国家做多少事，只好退回书斋，做自己所擅长的理论、学术研究。其二，当今中国的政治实践，需要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不能完全以理论的条条框框来要求，不能太理想化。可是，现实中的权衡、变通又非他所长，所以他表示：“故吾自今以往，除学问上或与二三朋辈结合讨论外，一切政治团体之关系，皆当中止。乃至生平最敬仰之师长，最亲习之友生，亦惟以道义相切劘，学艺相商榷。至其政治上之言论行动，吾决不愿有所与闻，更不能负丝毫之连带责任。非孤僻也，人各有其见地，各有其所以自信者，虽以骨肉之亲，或不能苟同也。”（同上，53 ～ 54页）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然而，他以什么来报答这个国家呢？他一再地问自己，然后他说，他还有一个“莫大之天职”，就是去做国民教育，使人人明白，人何以为人，国民何以为国民。如果国民不能觉悟，愚昧无知，盲目轻信，“而谋政治之建设，则虽岁变更其国体，日废置其机关，法令高与山齐，庙堂日昃不食”（同上，54页），政治建设依然无望。于是，这一年的冬天，他真就躲到北京西郊的清华学校著书去了，而且，很快就有了《欧洲战役史论》问世。新年到来的时候，中华书局出版发行《大中华》杂志，特聘他为总撰述，他欣然接受，还为其策划了规模庞大的”时局小丛书”，第一集便开列十个选题。这期间他作了不少诗，并于4月末返粤省亲，为父亲祝寿。看起来，他似乎正在回到那个久违了的“著述时代”。
但袁世凯不允许他回归书斋，那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时代也不允许他回归书斋。恰在这个时候，欧战爆发了。日本一直梦想着在中国获得更多的利益，它看到西方列强陷入混战之中，无暇东顾，野心突然膨胀起来，乘机向中国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强行要求对华的控制权。而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对帝制的支持，竟准备接受日本的条件，出卖国家主权。种种大事变紧迫而来，使梁这个敏于感情的人，不可能困守于书斋。与此同时，袁世凯也加紧了恢复帝制的步伐，这更加重了梁启超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他后来在《国体战争躬历谈》和《护国之役回顾谈》两篇文章里详细回忆了当时的情景。他说：帝制问题之发生，其表面起于古德诺之论文及筹安会，实则酝酿已久。而主动者实由袁氏父子及其私人数辈，于全国军人官吏无与，于全国国民更无与也。先是去年（1915年）正月，袁克定忽招余宴，至则杨度先生在焉，谈次历诋共和之缺点，隐露变更国体，求我赞同之意。余为陈内部及外交上之危险，语既格格不入，余知祸将作，乃移家天津，旋即南下，来往于广东、上海间。（同上，143页）
但在南下省亲之前，他反复权衡，还是给袁世凯写了很长的一封信，提醒他“若大乱之即发于旦夕”，劝他回心转意，以国家、民族为重，不要逆历史潮流而动，做亲者痛、仇者快的荒唐事。在这里，梁启超不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而且，设身处地为袁的身前身后打算，把利害关系讲得很清楚，很透彻。他告诉袁世凯：“所最痛忧者，我大总统四年来为国尽瘁之本怀，将永无以自白于天下。天下之信仰，自此隳落，而国本即自此动摇。《传》不云乎，与国人交止于信，信立于上，民自孚之，一度背信，而他日更欲有以自结于民，其难犹登天也。明誓数四，口血未干，一旦而所行尽反于其所言，后此将何以号令天下？”（同上，2 ～ 3页）他甚至以推心置腹的口吻规劝袁世凯：“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中国过去旧奸雄之结局；愿我大总统之荣誉，与中国以俱长，不愿中国之历数，随我大总统而同斩。是用椎心泣血，进此最后之忠言。”（同上， 3 ～ 4页）
事情到了这一步，再说什么都显得多余了。8月14日，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六人在京发起筹安会，大规模开展请愿及劝进活动，鼓动变更国体，恢复帝制，推举袁世凯做皇帝。8月22日，梁启超在给女儿令娴的信中愤愤不平地说：“吾不能忍（昨夜不寐今八时矣），已作一文交荷丈（汤觉顿）带入京登报，其文论国体问题也。若同人不沮，则即告希哲，并译成英文登之。吾实不忍坐视此辈鬼蜮出没，除非天夺吾笔，使不复能属文耳。”（《梁启超年谱长编》， 720 ～ 721页）他在信中提到的文章，就是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吴贯因见过这篇文章的原稿，他在《丙辰从军日记》中记载了当时的情况：“余何为而将随梁任公入广西起义，言及此则不能不溯其由来。先是乙卯七月（1915年8月）京师筹安会发生，无何请愿变更国体，及电呈劝进者蝉联而至，全国有权位有声望之人，未有敢昌言其非者。梁任公先生耻之，著《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行将发表。余时在京师，闻任公此文草成，出天津索观之（时任公居天津）。原稿比后所发表者较为激烈，中一段痛斥帝制之非，并云由此行之，就令全国四万万人中三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皆赞成，而梁某一人断不能赞成也。（意如此，词或有一二字之异，今不能确记。）后有人语以袁氏现尚未承认有称帝之意，初次商量政见，不必如此激烈，乃将此段删去，其余各段比原稿亦改就和平，旋即发表于京、沪各报，此为梁任公公开反对袁氏之始。”（同上，721页）
在南下省亲之前，梁启超反复权衡，还是给袁世凯写了很长的一封信。图为梁启超劝阻袁世凯复辟的亲笔信，收藏于广州黄埔区长洲岛辛亥革命纪念馆。
梁启超事后在《国体战争躬历谈》中也回忆了与此文有关的一些情况，他说：“其时亦不敢望此文之发生效力，不过因举国正气销亡，对于此大事无一人敢发正论，则人心将死尽，故不顾利害死生，为全国人代宣其心中所欲言之隐耳。当吾文草成，尚未发印，袁氏已有所闻，托人贿我以二十万圆，令勿印行。余婉谢之，且将该文录寄袁氏。未几，袁复遣人来以危词胁喝，谓君亡命已十余年，此种况味，亦既饱尝，何必更自苦？余笑曰：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来者语塞而退。观袁氏之所以待我者如是，可以知当时各省劝进之文及北京各报馆鼓吹之论，皆由利诱威逼而来，无一出自本心也。其时余尚有数函致袁氏，苦词力谏，袁遂不听，但袁方欲收揽人心，不肯兴大狱，余亦居天津租界中，未一次入京，故袁亦无从加害于余，然侦探固日日包围于吾侧也。”（《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143 ～ 144页）不久，梁启超借口出国治病，于十一二月间乃与蔡锷相继南下。12月16日，他由天津乘中国新济轮赴上海，一场声势浩大的护国战争将要在他的领导下拉开序幕，袁世凯的末日也已经不远了。
梁启超不是一个醉心共和的人，他的头上至今还戴着一顶君主立宪的帽子，但是，当筹安会诸君以立宪为理由鼓吹帝制的时候，奋起反击的，不是天天把共和挂在嘴边的人，倒是十余年来积极鼓吹君主立宪的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梁启超的这篇雄文恰好可以为我们释疑。他首先告诉我们，作为立宪党之政论家，他“只问政体，不问国体”，这一点恰恰是他立论的基础。（同上，85页）那么，何为政体，何为国体呢？简言之，政体是指或立宪，或专制；国体是指或君主，或共和。在他看来，政论家应当恪守的原则之一，就在于依据国体而立论，“苟政论家而牵惹国体问题，故导之以入彷徨歧路，则是先自坏其立足之础”。而且，国体的变更往往源自历史的大趋势，不会因为政论家的赞成或反对就有所改变。所以，“以政论家而容喙于国体问题，实不自量之甚也”。而“常在现行国体基础之上，而谋政体政象之改进，此即政治家唯一之天职也。苟于此范围外越雷池一步，则是革命家之所为，非堂堂正正之政治家所当有事也”。（同上，86页）对于革命，他在这里有一个解释：“凡谋变更国体则谓之革命，此政治学之通义也。”（同上，96页）他把筹安会的鼓吹恢复帝制称为“革命”，就是这个道理。
他不认为国体有美丑善恶之分，也不反对任何国体，只反对在现行国体之下鼓吹另一种国体，他认为这是不妥当的。所以，在君主国体之下，他不主张共和；在共和既成事实之后，他又反对恢复帝制。他在清末是主张君主立宪的，直到辛亥革命既起，他还作了《新中国建设问题》，希望能维持旧国体，但在旧国体的基础上革新政治，引导国家走上宪政的轨道。他当时能和袁世凯走到一起，甘于做他的羽翼，不过是心怀一种希望，以为可以“合群策合群力以图政治之改革”。如果“旧国体一经破坏，而新国体未为人民所安习，则当骤然蜕变之，数年间其危险苦痛将不可思议。不幸则亡国恒于斯，即幸而不亡，而缘此沮政治改革之进行，则国家所蒙损失，已何由可赎”。（同上，87页）事实上，辛亥革命以来这四年，全国民众所受之苦痛，全部来自国体变更之后所带来的社会动乱。现在，前一次变更国体的余波未尽，第二次变更国体的议论又已兴起。如果说前一次变更国体尚有不得不变的事势所推动，并非政治家一厢情愿的话，那么，这一次则完全是几个文人在那里翻云覆雨。而且，怎么能说共和一定带来专制，而君主才能立宪呢？这与从前有人提出的君主决不能立宪，唯有共和才能立宪，如出一辙。辛亥革命之初，倒是有过以君主制行立宪政治的机会，但机会既失，共和已成事实，就应在共和的基础上共谋立宪，不能将立宪不能马上实现的责任推到共和身上。国体是天下重器，可静而不可动，是不能翻来覆去做实验的。只因共和不能马上实行立宪就想推翻共和，但谁敢担保国体一变宪政即可实行呢？如果不能实行，那么，有人是否又将以此为理由，要求改变国体为共和呢？这样改来改去，国家真的要永无宁日了。
辛亥之后，梁启超一度放弃了他对立宪、对民权的诉求，转而呼吁国权，呼吁专制，不是无缘无故的。他解释道：吾以为中国现在不能立宪之原因，盖有多种，或缘夫地方之情势，或缘夫当轴之心理，或缘夫人民之习惯与能力。然此诸原因者，非缘因行共和而始发生，即不能因非共和而遂消灭。例如，上自元首，下自中外大小独立官署之长官，皆有厌受法律束缚之心，常感自由应付为便利，此即宪政一大障碍也。问此于国体变不变，有何关系也。例如人民绝无政治兴味，绝无政治知识，其道德及能力，皆不能组织真正之政党，以运用神圣之议会，此又宪政一大障碍也，问此于国体之变不变，有何关系也。诸类此者若令吾悉数之，将累数十事而不能尽，然皆不能以之府罪于共和，甚章章也。而谓共和时代不能得者，一入君主时代即能得之；又谓君主时代能得者，共和时代决不能得之，以吾之愚，乃百思不得其解。吾以为中国而思实行立宪乎，但求视新约法为神圣，字字求其实行，而无或思遯于法外，一面设法多予人民以接近政治之机会，而毋或壅其智识，阏其能力，挫其兴味，坏其节操，行之数年，效必立见。不此之务，而徒以现行国体为病，此朱子所谓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同上，90 ～ 91页）
梁启超是雄辩的，他从各个角度一一驳斥了筹安会诸君关于立宪非行君主制不可的陈词滥调，告诫他们，如果真想实行立宪，不必拥戴什么皇帝，只要把新约法放在眼里，就是国家百姓之福了。他说：自辛亥（1911年）八月迄今未盈四年，忽而满洲立宪，忽而五族共和，忽而临时总统，忽而正式总统，忽而制定约法，忽而修改约法，忽而召集国会，忽而解散国会，忽而内阁制，忽而总统制，忽而任期总统，忽而终身总统，忽而以约法暂代宪法，忽而催促制定宪法，大抵一制度之颁行之，平均不盈半年，旋即有反对之新制度起而推翻之，使全国民彷徨迷惑，莫知适从，政府威信，扫地尽矣。今日对内对外之要图其可以论列者，不知凡几，公等欲尽将顺匡救之职，何事不足以自效，何苦无风鼓浪，兴妖作怪，徒淆民视听，而诒国家以无穷之戚也。（同上，95页）
这种情形也让一心很想有所作为的梁启超一筹莫展，他想借助袁世凯的势力以造成立宪事实的理想，实际上是落空了。现在袁氏竟要以立宪为借口而恢复帝制，他担心袁氏此举将使中国陷入革命的循环往复之中，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更大的灾难。最后，他强调指出：夫变更政体则进化的现象也，而变更国体则革命的现象也。进化之轨道恒继之以进化，而革命之轨道恒继之以革命。此徵诸学理有然，徵诸各国前事亦什九皆然也。是故，凡谋国者，必惮言革命。而鄙人则无论何时皆反对革命。今日反对公等之君主革命论与前此反对公等之共和革命论同斯职志也。良以中国今日当元气彫（凋）敝汲汲顾影之时，竭力栽之，犹惧不培，并日理之，犹惧不给，岂可复将人才日力耗诸无用之地，日扰扰于无足轻重之国体，而阻滞政体改革之进行。徒阻滞进行，犹可言也，乃使举国人心，皇皇共疑骇于此种翻云覆雨之局，不知何时焉而始能税驾，则其无形中之断丧所损失云何能量。（同上，97 ～98页）
他在这里所表达的对于革命的担忧和恐惧，成为百年来人们对他的最大误解和扭曲；而当代学人的倡言告别革命，却要等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