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既不能容忍袁世凯的一意孤行、非做皇帝不可，又失望于举国之正气消亡、人心将死，对于这件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竟无一人敢发正论。于是，他愤而撰写《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表明自己的态度，此外，更与蔡锷、汤觉顿、蒋百里等人密谋策划，要用武力阻止袁世凯的倒行逆施。蔡锷在为《盾鼻集》所作“序”中道出了当时的情形：帝制议兴，九宇晦盲。吾师新会先生（梁启超）居虎口中，直道危言，大声疾呼，于是，已死之人心，乃振荡而昭苏。先生所言全国人民所欲言、全国人民所不敢言，抑非先生言之，固不足以动天下也。西南之役，以一独夫之故而动干戈于邦内，使无罪之人肝脑涂地者以万计，其间接所耗瘁尚不知纪极，天下之不祥莫过是也。而先生与锷不幸乃躬与其事，当去岁秋冬之交，帝焰炙手可热，锷在京师，间数日辄一诣天津，造先生之庐，谘受大计。及部署略定，先后南下，濒行相与约曰：事之不济，吾侪死之，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吾侪引退，决不在朝。（《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1页）
看得出来，他们师生这一次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共襄义举的。梁启超在一篇未刊文字中称赞蔡锷，提到他在誓师会上的誓言：“吾明知力非袁敌，吾为全国人人格而战而已！“（《历史的另一角落》，72页）这是蔡锷的誓言，也是梁启超的心声。为全国人的人格而战，这样的誓言使得他们师生区别于历朝历代所有以武力号召天下的革命者，而独标大义于所求。
得意门生蔡松坡
蔡锷，初名艮寅，字松坡。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自立军起义失败，唐才常等人蒙难，他很偶然地躲过此劫，从此立志学习军事，投笔从戎，改名“蔡锷”。
他是湖南宝庆（今邵阳市）人氏，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九日（1882年12月18日），生于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父亲蔡正陵，在家务农，兼做裁缝。他六岁入学，先在邻村一家私塾伴读，十一岁时，被乡里目为“狂生”的樊锥收为弟子，十三岁参加童生考试，受到主考官江标的赏识，补为县学生。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九月，经湖南新任学政徐仁铸推荐，蔡锷以优异成绩考入长沙时务学堂，成为梁启超的入室弟子。在时务学堂第一期四十个学员中，蔡锷的年纪最小，只有十五岁，而这时的梁启超也不过二十四岁。
时务学堂期间，蔡锷在梁启超的指导下读书，读了《孟子》和《春秋公羊传》，也读了梁启超撰写的《读孟子界说》和《读春秋界说》，从保存下来的读书札记和梁的批语可以发现，他们当时所关心和讨论的，都是关系到国家兴亡的大问题。蔡锷从那时起就萌发了澄清天下的志向。他在一篇读后感中模仿老师的口吻写道：“国之破不足虑，种之厄不足虑，惟教之亡足虑，心之死，气之销足为大虑。心不死，气不销，则可望俾思麦生，爹亚生，萨长浪徒生也。”（《蔡锷集》一，10页）
戊戌政变后，谭嗣同等“六君子”就义，梁启超亡命日本。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八月，蔡锷与时务学堂的一些同学辗转来到日本，投奔梁启超。师生再次相聚，此后，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他们都住在梁启超的家中，还像当年在长沙时务学堂时那样，读书，写作，讨论问题，不过，所读之书以及所讨论之问题已大大地不同了。蔡锷留下的《东京大同高等学校课卷》透露了其中的一些信息，在这两份“课卷”中，学生与老师主要讨论了人的自由权利，学生侧重于天演进化的原因，强调敢想、敢说、敢做、独立思考、特立独行。他说：“夫千万人之所非者是之，是者非之，闭者开之，梦之所不及者吾言之，冒险也。一人冒险，而遂开千古文明之境界，日本之藤寅是也。冒险者，进化之大原因也。”他认为，人人能伸自由之权，识自由之理，是社会进化的结果。老师似乎刚刚读了英国大儒约翰？弥勒的书，他在批语中一再提到弥勒的观点。这个弥勒应该就是后来被严复译作“约翰？穆勒”的英国哲学家，古典自由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人称“自由主义之圣”。他的《论自由》一书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被严复译作《群己权界论》，而此时该书尚未译出，梁启超看到的是哪个译本我们不得而知。但看得出来，他对书中的一些观点情有独钟，比如，他在蔡锷的课卷中“批”道：“侵人自由之权，为第一大罪，自放弃其自由之权者罪亦如之。言自由之学者，必以思想自由为第一义，若人人皆以古人之是非为是非，则天下无复思想矣。”（《蔡锷集》一，11页）所以，先要解放了思想，改革开放才有可能。他们的讨论还涉及到国权与民权的关系，关于这一点，一直延续到十几年以后，民国初年，他们对强化国家权力的思考以及对袁世凯所采取的扶助态度，不能说是没有来路的。但在当时，他们更热衷于个人的权力和自由。蔡锷写道：“孔子曰：匹夫不可夺志。志者何？自由之志也。”梁启超马上“批”道：“志之自由，则思想之自由也，为一切自由之起点。”（同上，13 ～ 14页）一唱一和，体现了师生二人思想上的默契。
蔡锷（1882—1916）初名艮寅，字松坡。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自立军起义失败，唐才常等人蒙难，他很偶然地躲过此劫，从此立志学习军事，投笔从戎，改名“蔡锷”。
那段时间，唐才常也时常参加他们的讨论，不过，他更感兴趣的，不是让革命停留在课堂上，而是如何使革命成为一种行动。不久，他受命回国，组织自立军，发动以“讨贼勤王”相号召的武装起义，蔡锷等一些青年学生亦追随他而去。梁启超后来在《护国之役回顾谈》里还提到此事，他写道：“我们又一块儿做学问，做了差不多一年，我们那时候天天摩拳擦掌要革命，唐先生便带着他们去实行，可怜赤手空拳的一群文弱书生，那里会不失败。我的学生就跟着唐先生死去大半。那时蔡公正替唐先生带信到湖南，幸免于难。此外还有近年在教育界很尽些力的范源濂君，也是那十几个学生里头漏网的一个。蔡公旧名本是艮寅两个字，自从那回跑脱之后，改名蔡锷，投身去学陆军，毕业后在云南带兵，辛亥革命时在云南独立，做了两年都督，这是蔡公和我的关系以及他在洪宪以前的历史大概。”（《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88页）
梁启超当时正热衷于所谓“破坏主义”，他对“革命”亦心有所念，感慨系之。所以当蔡锷提出改学军事的想法后，他马上表示赞成。当时日本的军事学校，初级为成城学校，由于中国留学生的增多，日本政府才又增设振武学堂为另一所军事预备学校。陶菊隐在《蒋百里传》中讲到当时的情形，他说：“预备学校毕业后，进入联队（相当于团）试习叫作入伍生，又叫士官候补生，试习期自半年至一年，接受下等兵至下士的训练，期满后以下士资格进入士官学校。在士官经一年或一年以上之试习，毕业后仍回联队为士以上之试习，自三月至半年，期满后以少尉任用。”（《蒋百里传》，7页）但当时的日本军事学校，无论自费还是公费，都必须得到清政府的“保荐”，否则，日方是不可能接受的。于是，梁启超答应蔡锷，尽力为他想办法，托关系，帮助他实现学习军事的愿望。当时，各省督抚中有不少人对维新派是表同情的，暗中与康梁常有书信往来。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12月17日，经过梁启超等人多方设法，蔡锷终于由湖广总督张之洞资送，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担保，作为自费生迈进了成城学校的大门，如愿以偿地开始了军事留学生涯。与他一起进入成城学校学习军事的，还有与他形影不离的好朋友蒋百里。蒋百里后来也成为梁启超的重要伙伴和帮手。
蔡锷在成城学校学习了15个月，修完了全部课程，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7月，进入仙台第二联队试习。他的勤劳刻苦以及利用课余时间译书以供学费的事迹，为他在同学中赢得了很好的声誉，这一年的9月，湖南抚院特别奖励他日钞三百元，并转为江南官费生。12月1日，蔡锷升入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骑兵科深造。光绪三十年（1904年）10月24日，他以优异成绩毕业，并与随后毕业的蒋百里、蒋尊簋（一说张孝準）一起被誉为“中国士官三杰”。
广西练兵谋事
毕业后的蔡锷从日本回国，一时非常风光，成为各地竞相聘请的稀有人才。二十三岁的他此时便有一种施展所学知识、训练一支现代军队，以此报效国家的想法。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春天，他回到故乡，登上岳麓山，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苍苍云树直参天，万水千山拜眼前。
环顾中原谁是主，从容骑马上峰巅。（《蔡锷集》一，262页）
看上去颇有些“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气概。但现实却不容他如此浪漫。他回国的第一站是江西，江西巡抚夏时聘他为江西将弁学堂总教习。但过了仅仅一周，他就因夏时调离江西而辞职了。接下来，他又应湖南巡抚端方之聘，回到家乡，出任教练处帮办兼武备、兵目两学堂教习。当时，湖南的政治形势异常险恶，自戊戌、庚子事变之后，不仅清政府“防湘人特严”，湖南本地的保守势力也十分猖獗。恰好新任广西巡抚李经羲也很看好蔡锷，以优厚待遇为条件邀他赴桂任职。于是，他便答应了李经羲先去看看，没想到，这一看就留在广西不走了。兵目学堂的十余位弟子也追随他一起来到广西。他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5月31日写给陈绍祖的信中讲到他赴桂后的经历：卅一年（1905年）五月，经桂抚（李经羲）数次电调，情难峻却，偶来桂游历，遂被羁留，奏派总理随营学堂兼理测绘学堂事，并会同督练新军。随营学堂经八个月毕业，测绘学堂现尚在办理。林抚（林绍年）莅桂时，弟拟乘间他适，奏辞三次，未得如愿。
卅二年（1906年）八月，赴河南阅操。归桂后，本拟力辞各差，摆脱去桂。适坚帅（张鸣歧，字坚白）履新，数四坚留，遂以不果。旋奏派总办陆军小学堂。现拟创设模范营，尚未开办。
此间官学二界均异常欢迎，诸事尚属顺手。惟孤掌难鸣，诸友皆不我助，殊无意味。且此间财政异常支绌，军事难望大有起色。虽张公（张鸣歧）极相信任，但无米之炊，即巧媳亦所难堪耳。张公现拟竭力整顿实业，以裕财源，但亦不敢放手做去。盖一则无人，亦则恐余款用罄，苟无急效，则势难支撑下去。广西前途颇不易易，弟于此间惟力所能及之事，无不尽力而已。（同上，264 ～ 265页）
如此说来，蔡锷在广西的境遇还算不错，历任巡抚对他都相当倚重，他们把编练新军和整顿边防的重任都放在他的肩上，虽然他也曾几次借巡抚易人之际，提出辞职，想要离开广西，但都因新任巡抚的挽留而未能如愿。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 1月29日，巡抚张鸣歧以“‘学堂为练兵根本，开办势不容缓，而总办尤须得人’为由，奏请清廷将‘诚朴英敏’的蔡锷派充为广西陆军小学堂总办。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冬，又命其前往龙州接任讲武堂总办，并兼领龙州、南宁新军第一标统带。宣统二年（1910年）七八月间，蔡锷奉命回到桂林，接任广西干部学堂总办。至此，他成了一个集‘学兵营营长，兵备处、教练处、参谋处总办，干部学堂总办’各职于一身， ‘总揽全省操练新军大权’的要员”。（《蔡锷集》一，《前言》，5页）
这时的蔡锷只有二十六岁，青春年少，意气风发，颇想有一番作为。他不满于旧式军队的腐败、涣散，发誓要为国家训练一支有用的军队。所以，他办军校、练新军，都从改良军队作风、提高军人素质入手，其核心就是人格的养成。他最看重“不要钱，不怕死”这六个字，他认为，这六个字“于办事大有效力”。（同上，274页）他招收青年学生入伍，首先询问“当兵之责任”，如果答以“为国家”这三个字，他就感到很欣慰，称赞这些新兵是“读书种子”，夸奖他们“气象倶淳朴耐苦”，“亦无流行之国民气习”。（同上，266页）他曾致信老朋友曾广轼，痛斥讲武堂在前任总办吴元泽的治理下，“丑态怪状，罄竹难书”，现在由他接管，既“辞之不得”，也只能“勉强就道”，所以，“数月以来，心力卒（交）瘁，第千荆百棘中，俱能迎刃而解，既坠之局于以复振，劳力之价值尚足相偿。前此学兵营聚众殴官，围赌杀人之事，层见叠出者，今则震慑于军箭军棍之下，不复萌故态矣。前此之全营出操之士兵，不过数人乃至数十人者，今则适成反比例矣（改革学兵营，尤为困难，以一日而撤换官长至廿余人之多，仅留一排长。裁散兵丁二百余人，而毫无声息，亦云幸矣）”。 （同上，274页）不过，这种幸运并非上天单单眷顾于他，而是他一直恪守着“澹泊明志，夙夜在公”的自制铭言，严格自律，不徇私情。（同上，268页）梁启超的《在蔡松坡先生追悼会场演说词》曾以赞赏的口吻称道他的学生：“盖先生一生绝无嗜欲，其视布衣蔬食为锦绣膏粱，无所谓荣辱也。故官之得失，位之高下，皆非先生所乐道。”（《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644页）正所谓心底无私天地宽，无私才能无畏，蔡锷恰恰是以这种精神和人格魅力，赢得了广西官学两界的欢迎和信任。
蔡锷在广西大刀阔斧地改革，也得罪了一些人，特别是一些广西人，看到蔡锷这个外省人掌握着本省新军编练大权，他们心里很不舒服。这时，新军中的同盟会员乘机发起“驱蔡运动”，他们趁张鸣歧调离广西之际，要将蔡锷赶出广西。这一举动让蔡锷十分伤心。其实，在此之前，即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他已经有意要“将讲武堂一差辞去，足以稍轻负担，亦足以藏拙也”。（《致曾广轼函》，见《蔡锷集》一，274 ～ 275页）宣统二年（1910年）二三月间，他在写给曾广轼的信中又一次提到：“唯进取之观念日消，淡退之念头日涨，此近状也。讲武堂三月卒业后，决拟奉家母回籍，如能耕钓糊口，不愿作出世想矣。现预计行囊，无他项事实发生，除盘川外，约留三百金之谱。此居桂五六年之储蓄也，以告吾弟，当为哑然失笑。“他还说：“滇督念旧，托某君为先容，欲邀约赴滇。近日迭接前途函电，嘱早日离桂前往，如允即奏调云云。兄以母病道远，容缓计议辞之。盖滇中军事较桂省尤难，基础已坏，欲挽回补救，决非一二人之力所能奏功耳。”（同上，282 ～ 283页）他说的这位滇督，就是曾经邀请他来广西的李经羲，现在已被任命为云贵总督。广西既然待不下去，宣统三年（1911年）春，蔡锷接受李经羲的奏调，转赴云南，担任了新军第三十七协的统领，相当于后来的旅长。多亏了这种安排，给了蔡锷经营云贵的机会，也为后来的反袁护国保存了一块根据地。
响应武昌起义，不搞种族革命
这时，距武昌起义的爆发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这种安排冥冥之中竟把蔡锷推到了时代的风口浪尖上，使他成了在时代风云中独领风骚的人物。10月10日，武昌打响了推翻清朝统治的第一枪。消息传到云南，蔡锷马上与唐继尧等人秘密策划起义，并被推举为临时革命军总司令。他们决定在10月30日夜里三点钟发难。由于这天恰逢旧历九月初九日，所以，后人都称为“重九起义”。次日上午，起义成功，昆明既宣告光复，蔡锷被起义官兵推举为大汉云南军都督府都督。当天发布的《大汉云南军政府告示》宣称：“大局已定，举动文明。保我同胞，鸡犬不惊。其各贸易，其各营生。凡我军队，不准扰民。”（同上，315页）同一天，蔡锷又与李根源、罗佩金、李鸿祥、唐继尧、韩国饶一起，向云南省谘议局的议长、议员们发出倡议，希望“诸公”支持这次革命行动，共同担负起维持地方的责任。他们在信中说：“惟是破坏之责，锷等已尽，而建设之任，专在诸公。”（同上，316页）11月2日，蔡锷又以都督府的名义发表《致各府厅州县电》，提出了“仍请李帅主持大局”的主张。（同上，317页）这里的李帅，即云贵总督李经羲。他对蔡锷曾有知遇之恩，但蔡锷出面请他维持大局，却又另当别论，更多地还是考虑到地方的稳定，从而减少革命所不可避免的混乱和损失。不过，李经羲却另有打算，不肯出山，加上云南的革命党人多数都表示反对，无可奈何的蔡锷也只好送李经羲离开云南。11月10日，蔡锷致电两广总督张鸣歧，奉劝他看清形势，速作决定，还提到李经羲的遗憾，他说：“仲帅（李经羲，号仲仙）因迟疑莫决，失机于前，现虽延住议局，相待以礼，群情不附。”（同上，327页）
在独立各省都督中，蔡锷的眼界和胸怀属于凤毛麟角。他与革命党人不同，与北洋的军人亦不同。他在云南宣告独立后当即表示：“此次系政治革命，并非种族革命，不得妄生满汉意见。”（11月13日《致楚雄县议事会劝学所电》，见《蔡锷集》一，329页）几乎同时，他在以军都督府名义发表的《布告全省同胞文》中，更加明确地阐述了此次革命的宗旨，无非是要“铲除专制政体，建造良善国家，使汉、回、满、蒙、藏、夷、苗各种族结合一体，维持共和，以期巩固民权，恢张国力”。（同上，344页）也就是说，所谓革命，是革专制政体的命，并不是革满人的命。讲明这一点对于实现昆明乃至整个云南的社会稳定是非常重要的。11月26日，云南军政府发表《讨满洲檄》，其中历数满人入关以来二百六十余年异族专制统治所犯下的桩桩罪恶，痛陈“不能不急起革命”的种种理由，以为“满洲政府不除，满洲官吏不逐，吾国终无复兴之一日”；但他又特别强调指出，南方诸会党、北方义和团以及太平天国的做法，“皆不可以崇效”。在他看来，对待满族普通民众，不能采取极端的、绝对的做法。顽固坚持其立场，对抗革命的满族权贵，固然可以“杀无赦”，但对于一般并无敌意的满人，还是要“兼容并包”，“一切与齐民等视”，包括选举、租税，都与汉人一样，一律平等。（同上，338 ～ 340页）他警告军人不要借口搜索逃官满人，肆入民居官宅，持枪骚扰，有“擅取官民财物，损辱官民身体者，一经报告审实，立杀不赦”。（同上，346页）云南的社会秩序、生产生活，在推翻专制政体、驱逐满洲官吏之后，能迅速恢复正常，与他从一开始就采取积极稳健的治滇之策大有关系。从他身上，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梁启超的影子。他数月之后在写给梁启超的信中亦曾大为感叹：“百日内事不可思议，以夙计度之，危险万状，然竟得坦途，不独全局为然，即滇中一隅，多有出诸意想之外者。此中其有天幸欤？探本穷源，莫非吾师脑力笔力之赐。吾师种其因，万众食其果，仁人之德溥矣。”（同上， 483 ～ 484页）
力挺梁启超归国参加建设
蔡锷把他治理云南的做法归功于梁启超的“脑力笔力之赐”，不是没有道理的。而且他坚信，中国需要梁启超，要治理中国目前的乱象，不能不借重梁启超。1912年5月27日，他致电黎元洪、谭延闿、程德全、陆荣廷、孙道仁等人，希望由黎元洪领衔，联合致电大总统袁世凯，请梁启超归国。他说：“民国告成，迄今数月，建设之事，犹若棼纷，固由缔造艰难，然亦因政界乏人能定大计。锷意此时亟宜访求通才，不可稍（存）党见。新会梁公启超为国先觉，闳才硕学，道高德茂，海内所知，徒以政见素持稳健，致为少数新进所诟病。现为羁身海外，实为民国惜之。兹拟合词电请大总统为国求贤，以礼罗致。如果敦促回国，必能诩赞新猷。”（同上， 636页）不过，当时反对梁启超回国的人很多，即使朋友之间，意见也不统一，所以，蔡锷的这次倡议没有得到大家的响应。倒是同盟会方面的张继、刘揆一在蔡锷之后发出了敦请梁启超回国的电报，虽说只有十六个字，“国体更始，党派胥融，乞君回国，共济时艰”，但言辞还算恳切。6月5日，蔡锷致电大总统袁世凯、国务院、副总统黎元洪、南京留守黄兴及各省都督，详细陈述了敦请梁启超回国的理由，最后他说：“锷追随先生有年，觉其德性之坚洁，学术之渊博，持义之稳健，爱国之真挚，环顾海内，实惟先生之一人。现值民国肇基，百政待理，非仗通才硕彦主持国是，共济时艰，无以奠邦基，而纾国难。在先生忧国之忱，久而益笃，今国家光复，其志以偿，固可无求于世。惟时艰难日迫，度济需才，锷为推崇先觉，为国荐贤起见，用敢冒陈，拟请大总统敦请先生回国。”（同上，649 ～ 650页）这一次，副总统黎元洪首先响应。6月17日，《申报》刊登了黎副总统致袁大总统及参议院为梁启超辩诬的电报：“谓民国用人应勿拘党派，梁启超系有用之才，弃之可惜，保皇党诬说，不应见之民国。”（《梁启超年谱长编》，645 ～ 646页）随后，南京、盛京、福州、黑龙江、兰州、桂林、成都、贵阳、吉林等地都督，亦联合致电中央政府，希望聘请梁任公回国。至7月初，蒙古王爷也向袁大总统递交了呈文，请大总统电召梁任公返国，从而为梁启超回国铺平了道路。
蔡锷力挺梁启超回国，固然由于梁启超是他的老师，有一份师生情义在那里，但更主要的，还是他对革命之后民国之初国家命运的担忧。他在吁请黎元洪领衔敦促梁启超回国参加建设的当天，也曾致电袁大总统及各省都督，明确表示不希望黄兴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引退。他直言：“此次革命成功，应分三段：一破坏，二收拾，三建设。破坏易，收拾难，建设尤难。”现在我们只是把最容易的事做了，收拾和建设两大难事还在后面呢。再看”吾辈今日所处地位，内政之丛脞，外祸之逼人，财政之支绌，险象杂陈，危机四迫”。所以，他认为：“吾辈既陷国家人民于险，自应拯而出之。系铃解铃，责无旁贷。为国宣力，生死以之。若假高蹈之名，为卸责之地，是自欺以欺人也。”（《蔡锷集》一，638页）他这番话道出了一个事实，从好的方面看，清帝退位，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共和制度随之建立起来，总统亦由选举产生，并完成了近代中国第一次全国性的议会选举，成立了国会和各省议会，还制定了《临时约法》，看上去相当不错。但其中仍然潜伏着重大危机，集中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列强瓜分中国的危险；第二，国内的分裂倾向，袁世凯与国民党的矛盾难以调和，双方的权力要求水涨船高，都不肯妥协，促使国家走到了分裂的边缘，另有一些拥兵自重的省督则浑水摸鱼，抢占地盘，将地方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第三，新的专制倾向抬头；第四，经济上的困难。
大约就在此时，梁启超发表了《中国立国大方针》一文。这是梁启超继《新中国建设问题》之后发表的又一篇有关建国方针大计的纲领性文章。如果说前者在民国成立之前以讨论国体问题为主，仍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将英国体制视为最理想体制的话，那么，在民国成立之后，则接受这个现实，具体讨论以法立国的方针政策。他提出了坚持立宪，并以国家主义，即保育而非放任的政策，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从而实现建设一个强大国家的理想。他认为，国家问题是困扰中国的最大问题，在下，只有地方思想、宗族思想、个人思想，甚至世界思想，就是没有国家思想；在上，则只有朝廷，而没有国家，国家制度、国家组织极不完备。这一次革命很快获得成功，原因也许很多，但这是“诸因之总因也”。革命固然是”时代之要求，洽乎人人心理之所同然”，而且，不破坏亦无从建设，但“破坏者，为建设而破坏，非为破坏而破坏也，故破坏不过其手段，而建设乃其目的。有手段而无目的，不可也，以手段为目的，更不可也。今破坏之事则告终矣，而建设之业，前途遐哉邈焉”。（《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八，39页）现在，国体问题既已解决，民主、君主不待再计，立宪的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了。
革命完成后军队该如何自处
梁启超的这篇文章曾由共和建设讨论会印行两万册，随后又在《庸言报》发表，广为传播。蔡锷一定是读过这篇文章的，他毕竟是梁启超的入室弟子，对老师的思想总能够心领神会，体贴入微。所以，他在许多场合都一再表示，革命已经完成，破坏已经结束，接下来只能是收拾和建设。蔡锷是云南新军起义的领导者，但是，他对于革命可能带来的破坏，从一开始就保持着高度警惕，对于军人干预政治的危害，也总是忧心忡忡。他曾与朋友谈到军人的职责与操守，他告诫诸位同人：革命功成，端赖军人，然此次革命在恢复国土，扫除恶政为宗旨，并非有望于个人之利益也。今目的已达，宗旨已伸，即心安理得，决不望有何种报酬。况我军人决心赴难之时，已置身命于不顾。今大功告成，身命尚健在无恙，得享余生，受赐已多，其有希冀报酬者，即属分外。此次革命，是普天同胞人人心理中所欲为之事，特假手我军人以成之。故军人不可说同胞未来帮忙，一味抹杀。盖革命非军人不能成事。一般人民未预闻其事，不独可以保地方之治安，尤足避意外之俶扰。云南革命后之秩序井然，地方安静，其原因在纯以军人为主动，人民未毫末参加所致。此不仅全滇之福，抑为西南边局之幸。（《蔡锷集》一，596 ～ 597页）
这一大段话，传达了几个信息：第一，军人有军人的职责和义务，革命或有赖于军人的参与，但民众则不应参与，这样反而有利于地方秩序的尽快恢复；第二，革命是全体人民的意愿和要求，虽然借助军人以成之，但革命成功之后，军人不能居功自傲，更不能要求报偿，只尽义务，不求权利；第三，革命完成，军人应该自觉地让出位置给建设人才，军人不得干预行政，军务、民政不得混淆。在这里，他寄希望于别人的，首先要求自己做到。蔡锷也是军人，云南成立的也是军都督府，也以军政统一的方式治理地方，有所不同的是，从一开始，他就随时准备交出手中的权力。他一再表示：“滇省自设立都督府以来，凡民政、财政、外交、教育、实业各有专司，都督并不加干涉。惟皆隶属于一机关之下，故行政甚为敏活，号令不至纷歧，而部曲将卒亦无从干预民政之事。窃意军务民政，将来必须划分，始足除武人政治之弊。”（同上，613页）
1912年，梁启超创办的政论性刊物《庸言》，《中国立国大方针》及《新中国建设问题》两篇文章均曾发表于此刊。此为《庸言》书影，收藏于天津博物馆。
但实际情况并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革命之初，南北各省多由军人把持政权，他们掌握着地方行政资源，不肯轻易放手，弊病是显而易见的，社会动乱的发生必然与此有关。梁启超在《中国立国大方针》中就列举了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的八个方面的原因，他说：各军政府军政分府，动则恃功假名，骄淫横恣，拂逆舆情，草菅民命，怨毒所积，甚于晚清，势必酿成第二次革命，此其一；就令不尔，而拥兵自重，致中央末由施政，举国支离破碎，相阋无已，此其二；就令各顾大义，咸思解兵柄以属中央，而数十万未经训练之民兵，无从遣散，哗变日告，举国骚然，此其三；就令遣散计画，次第实行，而本属游民，匪归陇亩，散在草泽，煽胁灾黎，易成流寇，以召糜烂，此其四；各省自举都督，意气相陵，奸人乘之，操戈同室，此其五；行政官吏，绝无政治上之智慧，不守立宪国之信条，教令被封驳而不知引咎，议会弹劾国人唾骂而不以为耻，犹靦然恋禄位，甚则严刑峻法以监谤，致使监督机关，成为虚设，国民欲纠正之而无其道，势必出于第二次革命，此其六；承乱后财政之窘，竭泽而渔，以求弥缝，民救死不赡，铤而走险，此其七；政府威信不立，无以羁縻藩属，一二强邻乘之，均势骤破，牵一发而全身动，此其八；数者有一于此，则必以吾国之扰乱而延致世界之扰乱。（《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八，44页）
对此，梁启超说“吾忧之”，蔡锷又何尝不忧之呢？ 5月6日，他在统一共和党云南支部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就将其担忧和盘托出了：“今革命告竣，共和成立矣。第半年以来，海内俶扰，民生穷蹙，军队为莠民麋集之薮，兵嚣将窳，南北一辙。焚劫叛变之惨剧，层出叠见，加以人重私图，党见纷歧，省界加严，争权夺利，置国家问题于不顾，而内政之纷纭，人心之浮动，殆不可以终日。”（《蔡锷集》一， 610页）
在蔡锷看来，军人秉政，固然非国家之福，而军人参与党派活动，则流弊更多，也更加危险。梁启超也不希望军队势力介入政党政治，他说，政党政治是议会政治，其可贵之处就在于“人人得自由发表意见，人人得自由审择表决而已”。但“军兴以来，则代以手枪炸弹，稍闻异论，攘臂辄试”。所以他担心，这样一来，“则一切合议机关，适足为豪强稔恶之护符”，最终之结果，“卒成恐怖时代”。（《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八，71 ～ 72页）蔡锷身在其中，对于这种灾难式的后果，看得更清楚，感受也更直接。所以，他在5月10日给袁世凯及各省都督的通电中，提出了军人不党主义，主要基于三点理由：其一，军人的职责就在于“整军经武”，“专心一志，并力戎行，始能举优良之成绩，若复为政界分心，军事难期整顿“；其二，“凡一国内，政党分立，政见各殊，各出其才力以相雄长，每因竞争而国家愈益进步，故一政党组织内阁，复有他政党监督其旁，政府可收兼听之益，而不致流专断之弊。然以军人入党，则因政见之争持，或至以武力盾其后，恐内阁之推到太易，实足妨碍政治之进行“；其三，当时各省扩军，少有节制，很多游民会众加入军队，“甚至军队变为山堂，将领称为哥弟，拔剑击柱，军纪荡然“，而且，统兵将领自己加入党派，势难禁止士兵组织山堂，如果军队会党混为一谈，很容易发生兵变。所以他说：政党的事可以让政客去经营，军人不必参与，这样做不是要“限制军人之行为，实欲积极的以完全军人之责任”。最后，他恳请袁世凯“明颁禁令，申明条例”，严禁军人加入任何党派。（《蔡锷集》一，615页）
蔡锷的这种态度在当时要想得到共鸣是不太可能的，倒是有可能被人当作一种姿态或嘲讽的对象。人们会说，你自己参与组织了统一共和党，并担任总干事一职，却反对别人加入任何党派，这难道是公平的吗？其实，早在统一共和党云南支部的成立大会上，蔡锷就已表示了他的无奈和不安，他说，他的加入只是由于朋友们一再请求，在政党萌芽之际，希望能得到他的赞助和支持，为该党拉一些人气。他在此声明：“一俟党务渐有头绪，务恳遂我初心，脱离党事，俾得一意戎行，是为至幸。”（同上，612页）8月12日，他再次致电袁世凯及各省都督以表白心迹，并宣称退出统一共和党，他还发出各党解散的倡议：“今海内大党，无出同盟会、共和党、统一共和党右者，锷妄不自揣，愿与三党诸君子首倡解散之议，以齐民志，而定危局。锷前为人敦迫，厕名党籍，今即宣告脱党，诚不敢隐忍瞻徇，致贻国家之祸。” （同上，693页）次日，他又致电统一共和党本部，宣布与该党脱离关系。此时恰逢民主党成立，汤化龙、孙洪伊、刘崇佑、张君劢等人力邀蔡锷参加，但他绝不肯加入。8月14日，他在回复汤化龙等人的电报中又一次申述了自己的理由，他说：“惟锷素主张军人不入党，未便自破其藩。且文日通电各省，力陈党祸，倡议取消，今复自行组党，出尔反尔，亦无以昭示天下。故坚守超然主义，期于独伸己见，不至为党约所拘。”（同上，694页）
苦心经营云南
蔡锷不是一个只说不做的人，他说到做到，而且做得光明磊落。民国初年的云南，秩序良好，政局稳定，兵力严整，士气旺盛，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社会动乱或军队骚乱，就与蔡锷始终坚持军人的操守，对民政、财政、外交、教育、实业等行政权不加干涉大有关系。
这时的北方与南方，袁世凯与国民党正为了总统权与内阁权、中央权与地方权、军民分治与地方自治打得不可开交，火药味也越来越浓。北京的军警，在袁世凯暗中指使下，以保卫共和的名义，干预参议院的选举；在南方，江西都督李烈钧公开拒绝了袁世凯越过参议院直接任命的民政长（相当于今天的省长），双方都指责对方破坏共和，破坏《临时约法》。李说袁实行专制，违背共和原则；袁说李对抗中央，搞地方割据，分裂国家，几乎闹到兵戎相见的地步。
倒是偏于西南一隅的云南，在蔡锷的治理下，呈现出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景象。虽然蒙自、开化、大理、腾冲等地也发生了几次动乱，但规模不大，很快就平定了，全省的局势也得到了控制，甚至有余力“援蜀救黔”，支援北伐。他训练的云南新军是起义各省中少有的精锐武装，训练有素，建制完整，很有战斗力。他把民生看得很重，起义后第一周，即电告省内各井盐提举，要求“所有各井盐务照常办理，不得停煎误课”。（同上，322页）他对省内矿产资源的开发也很重视，专门致电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向各省铸币局推销滇产优质紫铜。他在回复同盟会缅甸仰光总机关代表陈警天陈请兴办矿务的来信时特别表示：“当此改革伊始，经营缔造，百端待理，莫亟于财政，然必以实业盾其后；莫要于治安，然必以民政植其本。”并对他所陈招募华侨商股、设立公司、集资办矿一条大加赞赏，认为“洵属根本至计”。（同上，516页）
他还提出要兴建滇桂铁路，近者，可以把滇中的矿产输送出去，扩充商业，开辟财源；远者，能使滇、黔、川、桂、粤连为一体，可以巩固国防。然修路固非易事，也不是短期就能奏效的。滇省货物只能经滇越铁路，假道越南，转输各地，因路权在法国人手中，动遭挟制。如个旧产锡，输出外洋，需经过海防，每吨货物仅车费就要花去四十元，加上过境费、过路费和税收，更加负担不起了。“间有集股试办者，每因销路不畅，成本过巨，多所亏折”。（同上，555页）因此，他一面建议大总统尽快修建滇桂铁路，一面呼吁收回滇越铁路的路权，以解燃眉之急。他说：“滇土瘠薄，生计维难（艰），自禁种鸦片以来，专恃矿产为命，而运输未便，仍须仰鼻息于外人，若运费日增，生机将绝，此外种种现象，尤不待言。”（同上，619页）
这些都是蔡锷为云南生计所作的谋画，有的实现了，有的则因条件所限或种种阻碍，没有实现，但云南的面貌确实大有改观。云南是个穷省，其财政状况，每年需经费库平银六百万两，地方行政经费还未计算在内，而每年全省收入尚不足三百万两，所以，自前清以来，一直靠财政富裕省份拨款资助，但每年除了由部库拨款和各省协济一百六十余万两外，尚亏一百余万两。“上年九月（1911年10月），滇省反正，其时库储不过四十余万两，诚恐政费军需日久必无以应付。幸全省安谧，秩序如常，公私帑藏，未经损失，而各属钱粮，除因偏灾豁免外，余悉如数按期完纳。且因商旅通行，厘税亦未减色。又经裁减薪金，厘剔冗费，刻意节流，计每年政费可节省五十余万。故现在司库存积至百四十余万，较反正前尚有增加。”（同上， 625 ～ 626页）这一番话是他向袁大总统暨国务院汇报云南财政状况时说的。可见，此时的云南不仅达到了自给自足，而且有底气拨款支持中央财政。7月13日，蔡锷致电袁世凯暨国务院，就一次性”筹解中央二十万元，以应急需”。（同上，677页）这在各省都督都捂紧自己的钱袋、费尽心机伸手向中央要钱的时候，是多么难得啊！
蔡锷是梁启超政治主张的实践者，他所做的一切，都围绕着梁启超所主张的努力减少革命所造成的破坏、积极维护社会稳定、为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而进行的。正由于他在云南的苦心经营，为日后他与梁启超发动护国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此时的国内、国际局势却日益紧张起来，新疆有俄罗斯策动当地居民投俄，挑起纠纷，又与外蒙古库伦当局签订《俄蒙条约》，扶植蒙古自治；在西南，英国以不得干涉西藏内政、否则便不承认中华民国为要挟，助藏独立；而滇桂一线，法国人也不断地制造事端，强求权利，英国人更是觊觎云南，日甚一日，蔡锷称之为“民国全局，殆哉岌岌”。（《蔡锷集》二，859页）
在国内，以粤、赣为代表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对抗开始走向公开化、军事化。 1913年初，江西民政长事件尚未了结，又发生了更为严重的江西军械案。李烈钧在日本订购的一批军械，在九江，被参谋部和陆军部以未经批准、没有发给护照为由扣押。这件事从表面看只是七千余支枪和一批子弹的归属问题，往深了看，却与民政长事件一样，潜藏着袁世凯代表的中央政府与李烈钧代表的地方政府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和冲突，也就是新起的地方军政势力与袁世凯所代表的北洋势力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尽管各省都督的表现各异，但就总的趋势而言，此时，地方军政势力向地方军阀的演变正在日益加剧，人们越来越把“有枪即有权”视为真理。
蔡锷一直是支持军民分治，反对地方自治的，早在第一届国会选举之前，他就明确表示，中央政府的权力和权威必须维护。7月31日，他在回复胡汉民的通电中还说：“中央政府如初产婴儿，似以拥护维持为急。”（《蔡锷集》一，686页）他尖锐地指出，民国成立至今，已逾半载，而国内危机四伏，国际无人承认，究其原因，“皆由全国省自为谋，未能统一之故”。（同上，589页）因此，他一再向袁大总统发出呼吁，要求把军事、外交、财政大权由中央统一起来，官员也一律由中央委派。不久，发生了参议院表决取消大总统解散省议会权力一事，蔡锷当即电呈参议院，明确表示反对。他说：“盖中国各省原非若联邦国之各邦，各省之行政，中央皆有责任。省议会既无中央议会之权限可与政府对待，则谓政府不能解散省议会，理论上已不可通。更就事实言之，中央政府若无解散省议会权，设遇省议会之主张与中央政策冲突时，各省行政长官势将无所适从。脱令迁就省议会，则中央统一之计划必将破坏，中央议会更不能以行政统一之责任责备政府。其结果必省自为政，而彼此均有推诿谢过之余地。”（同上，774页）
梁启超的立国方针
其实，关于总统是否拥有解散省议会权力的争论，不过是政府能否拥有解散议会权力的延伸，而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临时约法》只规定了大总统任命国务员须得参议院同意，对于参议院能否解散却未加说明，遂成为后来制定宪法时争吵最激烈的问题之一。说到底还是权力的分配、平衡问题，而且，主要是如何平衡袁世凯与国民党对权力的要求。国民党成立后，提高了对权力的要价，宋教仁四处演说，主张政党内阁，就是看准了国民党将成为民国首届国会的第一大党，自然将由国民党组成政府。于是，他希望通过制定一部责任内阁制的宪法，实现由国民党完全掌握行政权力。就这个问题而言，在学理层面，梁启超与他没有分歧，他们都看到了内阁制相对于总统制对稳定国体有好处，因为，内阁不称职是可以更换的，而总统不称职就没有办法更换，如果一定要换，就会动摇国本。这是梁启超在许多场合反复讲过的，特别是在民国前发表的《新中国建设问题》一文中，更有详尽的论述。而且他也认为，如果采用内阁制的话，那么，最好是政党内阁。他的《中国立国大方针》一文，甚至辟有专章论述“政党内阁”的优越性，他所得到的“结论”就是：“以上所论，以使中国进成世界的国家为最大目的，而保育政策，则期成世界的国家之一手段也，强有力之政府，则实行保育政策之一手段也，政党内阁，则求得强有力之政府之一手段也，而所以能循此种种手段，以贯彻最高之目的者，其事纯系于国民。”（《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八，7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