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梁启超与宋教仁的一点差别。梁启超不仅看到了政党内阁的必要性、优越性，他还看到了政党内阁的权力来源和基础保障，所以他说：“我国政界前途之希望，惟视政党内阁之能否成立，然政党内阁，其最健之后援，实在国民。非有健全之国民，安得有健全之政党，非有健全之政党，安得有健全政党内阁。”（同上，74页）他又说：“内阁诚有无上之权，而其权实受诸国会；国会诚有无上之权，而其权实受诸国民。是则无上权仍恒存于多数国民之手也。故政党内阁者，民权之极轨也。”（同上， 66页）在这里，他把话说得很清楚，内阁的权力来自国会，而国会的权力来自国民，所以说到底，内阁只是代国民行使权力而已。而且，梁启超立论的基础是建立在总统与内阁为同一党派这个前提上的，如果内阁与总统非同一党派，那么，他们的执政理念就很难取得一致，内阁弹劾总统或总统解散内阁的情形，也就会时有发生。现在，既然总统由袁世凯担任，内阁也就不宜由国民党组织，而且，他压根儿就不认为国民党是一个健全的政党，也不认为它有组织政党内阁的资格。在他看来，有两种政党是不合格的，不能以“政党”称之，只能称它们为“伪政党”，一种是”官僚势利之集合”，再一种就是“秘密结社”。他解释：“政党之为物，以政治上公共之目的而结合者也。官僚势利之集合，不过借此以达个人之目的，而别无所谓公共目的者存，故不得谓之政党。政党之为物，以正大光明之手段相竞争者也，秘密结社，虽或含有政治上之公共目的，而手段不诡于正，故亦不得谓之政党。“就当时的情形而言，“我国今日之党派，尚多由此两种蜕化而来”。（同上，72页）
梁启超在这里虽然没有明确指认国民党为“伪政党”，但他与国民党多年的党见政见之争，使得他宁肯“委屈”自己的立论，也不肯在宪法及政体问题上支持国民党。当然，他有他的如意算盘，他是希望借助袁世凯的力量把国民党打压下去，然后由他所领导的进步党组织政党内阁。这期间，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演说，专门讨论这些问题。其中包括《宪法之三大精神》、《同意权与解散权》、《共和党之地位与其态度》、《多数政治之试演》、《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进步党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敬告政党及政党员》等，而核心问题就是他在《宪法之三大精神》中提出的宪法原则，即“国权与民权调和”、”立法权与行政权调和”、”中央权与地方权调和”。在这篇文章中，他强调了这样几点：其一，“国权与民权之消长，其表示于政治现象者，则为干涉政策与放任政策之辩争”。（《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95页）他这里所谓干涉政策，也就是《中国立国大方针》中所说的”保育政策”，而这个政策的精神，“首在举整齐严肃之政治以笵铸斯民”。（《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八，51页）他具体谈到国权与民权的关系：若我国之损益调和，果当以何为鹄乎？由一方面观之，我国数千年困于专制，人民天赋权利，未尝得确实之保障，非采广漠之民权主义，无以新天下之气。且多数国民，政治思想方极幼稚，欲掖进而普及之，莫如多予以直接行使公权之机会，则其与国家之关系日密，而政治兴味亦油然以生，此特重民权主义者所持之说也。由他方面观之，我国虽号专制，然实以放任为政，求如欧洲十六七世纪之干涉政治，未尝有也。今欲锻炼吾民，使具足今世国民之资格，以竞胜于外，必先之以整齐严肃之治，然后能为功。则人民之行使参政权，自不必过其度，且共和伊始，人民多未识公权之可贵，用之太勤，反将生厌，弃权者众，而民视民听之实，终不可得举。故不如以广漠之权限，委诸已成之机关，而不必使人民直接躬亲其事。此特重国权主义者所持之说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二十九，97 ～ 98页）
其二是关于立法权与行政权的调和，在这里，他更看重的是“养成善良之政治习惯”，如果没有善良之政治习惯，就算有了宪法，也是一纸空文，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他说，国会与政府应该是“相倚而相辅”的关系，“夫国家所以分设此两机关，原欲使之互相限制而各全其用，倘运用之结果，致以一机关压他机关，而被压者变为隶属，则其乖分设之本意明矣。然使两不被压，巍然对峙，而此两机关者日挟敌意以相见，遇事各图牵制，则国家大计将全隳于意气，复何国利民福之能致者”？（同上，101页）
其三，关于中央权与地方权如何调和，他在此处说得不多，而《中国立国大方针》中有一节讲到“强有力之政府”，对这个问题却有相当透彻的议论。他说：所谓强有力之政府者有二义，一则对于地方而言中央，地方之权由中央赋予者，政府之强有力者也；中央之权由地方赋予者，其非强有力者也。中央能实行监督权于地方，其强有力者也；而不然者，其非强有力者也。二则对于立法府而言行政府，行政府人员自立法府出，而与立法府融为一体者，其最强有力者也，虽非自立法府，而能得立法府多数之后援者，其次强有力者也，与立法府划然对峙，而于立法事业丝毫不能参与者，其非强有力者也，并行政事业，犹须仰立法府之鼻息者，其最非强有力者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二十八，51页）
梁启超的意思很明白，无论如何，一定要组成一个强有力之政府，因为，“我国今处列强环伺之冲，苟秩序一破，不可收拾，则瓜分之祸，即随其后”。所以，“当此存亡绝续之交，有政府终胜于无政府”，而且，虽然政府的许多设施、做法都不能令人满意，但“犹勉予维持，以俟正式政府之成立，徐图改造焉”。（《饮冰室合集？文集》三十，20 ～ 21页）这当然又是梁启超的一厢情愿。他以为，袁世凯这个“政府”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不能令人满意，但有政府就比无政府强，政府的问题是可以慢慢解决的，如果政府很软弱，形有而实无，他那一套和平建国的方针也就无从落实。但是，他的许多想法常常只是空想，在两大势力的夹缝中，事实上并没有他们的生存空间。他的很多努力，说到底也只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这时，随着国会选举临近结束，宪法起草权又成了各方争夺的焦点。《临时约法》和《国会组织法》都规定了宪法由国会制定，却没有明确规定由谁起草。于是，章士钊率先出头，他给江苏都督程德全出了个主意，建议宪法的起草由各省都督推荐专家进行。1912年12月22日，程德全向各省都督发出了著名的”养电”（电报开通之初，为了节省电报费用，清政府发明了“韵目记日法”，即从韵目中挑选三十个字，分别代替每月的三十天，二十二日用“养”字代替，故称“养电”。这种方法一直沿用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呼吁大家”各举学高行修，识宏才俊之士二人，一为本省者，一为非本省者，集为宪法起草委员会，草案既立，然后提交国会，再行议决”。（《真假共和》下册，37页）蔡锷马上通电响应程德全，他于12月28日致电袁世凯、国务院、黎元洪及各省都督，不仅称此举为“荩筹周至，极表同情”，并进而提出了宪法精神之所在：窃以为其方针有二：一、必建造强固有力之政府。吾辈诚愤于满清政府之麻木不仁，是以一举而用能廓清之。今者改弦更张，若不极力扶助政府，假之以实权，而复事事为之限制，时时为之动摇，国本不固，则国脉以伤，自保犹且不能，更乌足以对外！然犹曰以专制流毒之所至也。北美为共和先进之国，素守门罗主义者，近亦极力倡导国家主义，以图谋发展。诚以世界竞争潮流日益促进，非集权统一不足以伸张国力，保障民权，非有强有力之政府，又不足以收统一集权之效也。此宜先行决定者一。一、必适合中国之现情。方今醉心共和，几于举国若狂。遇一问题发生，辄援欧美成例，不曰法国已然，即曰美国若是，且变本而加之厉。且无论法、美制度互有长短，固宜遗貌取神，未必尽堪则效。而一国有一国之特点，英国之宪法、惯习，不能遍行于欧洲，美国之天性自由，不能普及于大陆。矧以中国固自有特别之历史、民情、习惯，而必求一一吻合于他国，所谓削足适履，有背而驰耳。光复以来，叫嚣呶扰，牵掣纷歧，政令不能厉行，奸宄因而恣肆，未始非《临时约法》有以阶之厉也。前车已去，来轸方遒，务期适合于现情，不必拘牵于成例。此宜先行决定者二。（《蔡锷集》一， 796 ～ 797页）
很显然，蔡锷是在发挥其老师的观点。其实，早于程德全的“养电”，蔡锷已经在12月17日致电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对国会议定宪法投了不信任票，他说：“惟逆揣国会议员议定宪法，难保不偏重党见，趋于极端，徒为防制行政首长之条规，致失国家活动之能力。临时政府之疲苶不振，国本动摇，实临时约法有以使之然，可为前鉴。”他还建议：“祈密召海内贤达，如梁任公、杨晳子诸人速将宪法草案拟订电知，俾得联合各省都督先期提出，以资研究而征同意，期收先入为主之效。将来草案交院议决，若议员所主张，总统有认为滞碍难行者，通电各省，锷必与各都督联名抗争，务期达拥护中央之目的。某亦缔造民国之人，宁不思为民权之保障？特以民权恒视国权为伸缩，必国权巩固而后民权有发展之期。总统当国家行政之中枢，负人民付托之重任，使因少数人之党见，减削其行使政策之权，恐一事不能为，必致陷国家于不振之地。”（同上，795页）蔡锷的这些想法明白表达了以行政干涉立法、控制立法的企图，他还先后派遣范熙绩、肖堃秘密进京，向袁世凯面陈他的意见。
直到第二年的2月7日，蔡锷致电各省都督，仍然强调宪法要有利于建设一个强有力之政府。不过，围绕宪法起草权的争议一时既难有结果，李烈钧与袁世凯的权力对抗却已然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势必要有个了结。2月5日，蔡锷与四川都督胡景伊、广西都督陆荣廷、贵州都督唐继尧联名通电，对当前局势表明了他们的态度和立场，虽说没有直接点名谴责李烈钧，但矛头所向，非常清楚。电文中这样写道：乃近闻有奸宄之徒，阴谋窃割，乘机思逞，大江以南恣情鼓煽，事虽无据，语出有因，缔造方新，岂堪再有破坏？如系传闻失实，固如天之福。万一见诸事实，则扰乱治安，即为民国公敌。吾辈职责所在，惟有尽力所能，声罪致讨，必不令奸谋得逞，致陷危亡。（《蔡锷集》二，808页）
蔡锷与李烈钧在日本留学期间本有同学之谊，其后，袁世凯称帝，二人也曾与唐继尧共同发起讨袁，但在此时，蔡锷等四都督的联合通电却让李烈钧颇感为难，他回复蔡锷等人，不仅提到他们的旧谊，也倾诉了他的苦恼，希望诸公能理解他的初衷。很快，发生在江西的这次危机，在各方势力的调节下，以袁世凯的暂时妥协而得以平复。但从随后的形势发展来看，双方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国家分裂的危局仍在酝酿之中。宋教仁被刺一案，就成了南北走向武装对抗的导火索。
“二次革命”留下的隐患
就在各方势力对江西军械案努力进行调解期间，3月20日晚，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身亡。而此前一天，袁世凯刚刚发布了国会召集令，规定4月8日为国会开幕日。梁启超与宋教仁都把国会讲坛视为自己的政治生命线，都把召开国会视为中国国家建设走上正轨的开始。现在，国会尚未召开，宋教仁却已死于非命。虽然少了一个政治上的竞争对手，但梁启超并不感觉到轻松。他在3月25日给女儿令娴的信中说：“在中国政界活动，实难得兴致继续，盖客观的事实与主观的理想，全不相应，凡所运动皆如击空也。”（《梁启超年谱长编》，664页）他曾经以为，自己所领导的进步党如果能在国会取得优势，不仅可以抑制国民党，而且可以监督袁世凯。但实际上，由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联合组成的进步党，最初在国会是处于劣势的，这就使得梁启超不得不采取与袁世凯结盟，以对付国民党的策略。结果造成了这样一种令人难堪的局面：由于处处依赖袁世凯，也就使得主观上所希望的对袁世凯的监督，变成了客观上不得已的对袁世凯的妥协。而这种妥协进一步又助长了袁世凯的嚣张气焰，从而更激化了国民党与袁世凯的矛盾。到了这一年的7月，双方的矛盾已经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在孙中山等人的激励下，李烈钧终于决定从上海返回江西，并于7月12日在江西湖口要塞宣布独立，并发布讨袁檄文。他的理由是，袁世凯“帝制自为”，“以兵威劫天下，视吾民若寇仇”，所以，“我国民宜亟起自卫，与天下共击之”。（《真假共和》下册，184页）
这就是历史上所谓“二次革命”。不过，即使在国民党内部，对于这次革命始终也没有取得过一致意见。革命前，就有稳健派与激烈派的分歧，前者主张“法律解决”，反对诉诸武力；后者则选择武力对抗，不相信法律可以扳倒袁世凯。革命发生后，也没有出现他们所期待的类似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的局面，即使是江苏、上海、广东、湖南、安徽、福建等国民党人控制的地区，也因为主政之人的各种利益考量而迟迟不肯加入反袁的队伍。也就是说，国民党所发起的这场旨在推翻袁世凯的革命，始终未能赢得广泛的社会力量的同情和支持。只能说明，此时袁世凯的真实面目还没有暴露出来，人们对他还没有完全绝望，总统非袁莫属论还很有市场。7月17日，蔡锷首先致电袁世凯与黎元洪，在分析了各地的形势之后，提出了“添重兵驰赴战地，分头截剿，早日扑灭，以免星火燎原”的建议，并提醒袁世凯，对北军要“严申纪律，免促奸人借口”。7月19日，他又致电李烈钧，开诚布公地劝他“解甲罢兵”，他说：“公为手造民国健者，岂忍愤而出此？即公意有不惬于袁之处，亦非可求诉于武力，以国家为孤注一掷也。”同一天，他还分别致电湖南都督谭延闿以及四川都督胡景伊、广西都督陆荣廷、贵州都督唐继尧，反复申述其反对把国家推向战争深渊的理由。他认为，“政府纵有失德，尽有纠绳匡救之余地”，即使要变更政府，也可以走法律程序，由国会弹劾，为什么一定要诉诸武力呢？“充发难者之本意，无非以现政府不惬人望，成则推倒现政府，不成则划地而守，犹可以为善图。”对于这种分裂国家，破坏统一的行为，他质问：“以一部分枭杰者之政争，致陷我四万万同胞于水火，天道灭绝，人道何存？“特别是刚刚经历了一场革命，老百姓已不堪其苦，“民生受病，海内困穷”，哪里还经得起再折腾？但”变革以还，吾国一般人心，似因激刺而失其常度。一切善良可贵之信条，几于扫地以尽，而权利龌龊之思想，则已深中人心。口共和而心盗贼，国事之不宁，根本原因，端在于此。此后再接再厉，国亡则同归于尽，不亡则恶风日长，以国家为儿戏，视革命为故常。今日甲革乙，明日丙又革甲，革之不已，人将相食，外人起而代庖，且加以扰乱和平之恶名，则亡国犹有余辜已”。他这一番慷慨激昂的肺腑之言，今天读来犹令人动容，唏嘘不已，不晓得当时有几人能听得进去。但他依然善意地对双方提出劝告：“致乱之原何在，尚望政府速自反省，示天下以诚信。赣人亦应顾念大局，勿徒为感情所驱。”（《蔡锷集》二，1072 ～ 1075页）
事实上，二次革命从爆发到失败，前后不足两个月，却给未来留下了诸多隐患。首当其冲是国会的命运更加堪忧。袁世凯是不喜欢议会政治的，他相信的是实力，是枪杆子。二次革命给了他用兵的口实，更让他看到了枪杆子的有效；而对南方用兵，轻而易举就取得了成功，则使得他的权力欲望迅速膨胀起来。他不再把国会放在眼里，虽然他还需要梁启超和进步党的支持，需要国会这面合法的旗子，但对国民党议员却开始无所顾忌地采取恶劣的强暴手段。7月23日，北洋军警包围北京公余俱乐部，逮捕冯自由等参众两院议员十余人，引起国民党议员的大恐慌。本来，在二次革命爆发前，国民党中的激烈派就以议会受到北洋军警干预为由，鼓动议员南下，使制宪活动陷于停顿。参议院议长张继亦于7月16日离京南下，赴江西参加二次革命，同时号召参议院全体议员迁出北京，择地另开国会。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议员人心思动，纷纷出京。据黄远生估计，出京议员中，参议员大约30人，众议员大约40人。虽然他们有的只是回乡省视，静观时变，并非南下参加革命，但对国会的正常活动却大有影响，因为，如果不能维持议员在三分之二以上，国会就只能休会了。焦急中的梁启超于25日、26日一再致信袁世凯，希望他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是尊重国会的，不要给国民党破坏国会留下借口。他也提醒袁世凯：“或以为兵威既振，则国会政党不复足为轻重，窃谓误天下必此言也。”（《梁启超年谱长编》，676页）
此时的袁世凯还是要给梁启超面子的，他很快释放了被捕议员。7月27日，他再次明确，国会理应受到尊重和保护，而“议员除内乱罪及现行犯外，均得受约法之保护”。（《真假共和》下册，214页）但他并未放松对国民党议员的打击，7月31日，袁世凯发布命令，要求国民党在三天之内将黄兴、陈其美、柏文蔚、李烈钧、陈炯明等除名。8月1日，国民党议员伍持汉以“勾结乱党，谋叛民国”的罪名在天津被捕，并于19日被杀害，成为民国议员被杀第一人。8月10日，袁世凯下令通缉参议员居正、胡秉柯，众议员杨时杰、田桐、白逾桓、刘英等。27日，袁世凯又下令逮捕众议员褚辅成、常恒芳、刘恩格，参议员丁象谦、赵世铨、朱念祖、张我华、高阳藻等八人。这些都还只是袁世凯强令解散国民党、宣布国民党为非法、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进而解散国会的先声。对于这种种变故，梁启超也无可奈何。虽然他与熊希龄、汪大燮、张謇等人组成了第一流人才内阁，也希望借此机会有一番作为，但能做的事情其实很少，真正的权力都在袁世凯的手里。这时的梁启超对袁世凯已经是失望多于希望，只是有时不免还心存一点幻想，或者说还有一点不甘心，不甘心中国的前途乃至自己的前途都葬送在袁世凯手里。1914年2月20日，他辞去司法总长一职，同时被任命为币制局局长，12月27日，他又辞去了币制局局长一职。于是，他与袁世凯分手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此时的蔡锷已经来到北京。梁启超是很看重蔡锷的，1913年6月间，他曾经向袁世凯推荐过蔡锷，希望由蔡锷出任内阁总理一职。但袁世凯并没把蔡锷当成自己人，而且对他在二次革命期间以为南北双方所为均有未当之处、并希望政府反省的言论耿耿于怀。虽然蔡锷以为可以有一番作为，实际上，袁世凯对他“防之者备至”，最初是用笼络群雄的手腕，以金钱、高位拉拢他，不过想以“美爵老其志，使不为己患足矣”。（《政海轶闻》，14页）然而，蔡锷一一谢绝之，每月只领几十元的参政月俸。袁世凯无奈，又将一个经界局督办的文职闲差授予他。当时有人对他说：“君本军人，而必任以不相谋之经界事务，中央之意可知矣。”（《蔡锷集》二，1527页）
其实，蔡锷离开云南的直接原因，倒是和唐继尧有一些关系。二次革命后，云贵之间再次发生矛盾，唐继尧的滇军不得不离开贵州，回师云南。为了安排唐继尧的出路，蔡锷主动提出辞去云南都督一职，并推荐唐继尧继任。10月9日，他以养病为由，来到北京。这段时间，蔡锷在北京所任均为“闲职”，没有任何作为，但他对袁世凯还是尽力维护的，直到1915年8月14日杨度等人发起成立筹安会，鼓吹帝制，才促成了他与袁世凯的分裂。
师生联手，反对袁世凯称帝
筹安会发表宣言的第二天（8月24日），他就从北京搭晚车来到天津，拉着梁启超来找汤觉顿等人商量对策，他们在汤觉顿的家里商议了一夜，都觉得：“我们若是不把讨贼的责任自己背在身上，恐怕中华民国从此就完了。因为那时旧国民党的人都已逃亡海外，在国内的许多军人文人都被袁世凯买收得干干净净。”六年后，梁启超还清楚记得当时的情形，他在护国军云南起义纪念日那天为南京学界所作的演讲中追述了蔡锷说过的一段话：“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国内怀着义愤的人，虽然很多，但没有凭藉，或者地位不宜，也难发手。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过，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护国之役回顾谈》，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89页）他们商量来商量去，唯一可以利用的实力，只有蔡锷在云南、贵州的旧部，而且，非要蔡锷亲自回去召集不可。
根据这种情况，他们制订了一个行动计划，因为梁启超是意见领袖，不能不发表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文字，但又要确保蔡锷的安全，不让袁世凯妨碍他的行动计划，于是，蔡锷只能故意装出与梁启超闹意见的样子，主动向帝制派靠拢。8月25日，他约了袁世凯的心腹唐在礼等十二人举行赞成帝制签名活动，并亲自题写了“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制者署名于后”一行字，然后，第一个签上“昭威将军蔡锷”六个字。他在北京还逢人便说：“我们先生是书呆子，不识时务。”那些忠于袁世凯的人问他：“你为什么不劝你先生？”他说：“书呆子哪里劝得转来，但书呆子也不会做成什么事，何必管他呢。”
这段对话亦出自梁启超的记忆，我们也不必太在意它的真伪，总之，都是蔡锷释放的烟幕弹，在这烟幕的背后，一场以云贵为中心的武力讨袁行动，正在暗中有计划有步骤地酝酿部署着。早在8月20日，他已致电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告诉他“京中近组织筹安会，研究国体问题，欲以觇舆情而定国是。此事关系国家前途甚巨”，并准备派人前往滇黔，当面商议。（《蔡锷集》二，1202页）9月3日，他又致电前贵州巡按使戴戡，希望他能早日来京。于是，在蔡锷的安排下，原云南军官、经界局评议委员殷承瓛自北京赶赴滇黔，戴戡则立即登程，离开贵州，赶往北京。这就是后来梁启超所说的“一面要蔡公先派人去，一面要打电报把重要的人叫来，这里头非费三个月以上的日子不可”。（《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89页）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在八、九、十这三个月里，蔡锷既要和滇黔旧部联络，随时沟通情况，他暗地给唐继尧、任可澄、刘显世等人发了数十封电报，又要与帝制派虚与委蛇，参加他们组织的各种拥戴活动。他还派专人给远在美国的黄兴送去一封长达17页的密信，“其中谈到当时国内形势以及袁世凯阴谋称帝的种种活动，并提出他自己准备秘密出走和在西南发难的计划”，希望得到他的支持。（黄一欧：《护国运动见闻杂忆》，见《黄兴年谱长编》，453页）
袁世凯对蔡锷本来就不放心，一直把他视为潜在对手。蔡锷与滇黔之间频繁的电报往来，自然引起了袁世凯的警觉。10月14日，蔡锷棉花胡同私宅突然来了几个带着手枪的军人，要强行搜查。奇怪的是，他们翻箱倒柜，只是查找书籍、纸片之类，结果，什么也没搜出，空手走了。后来才知道是袁世凯派来要搜查蔡锷的电报密码本子，“可惜他脑筋发动得迟慢，蔡公早已防备到这一着，在一个礼拜前已经把几十部密码带到天津放在我的卧房里头了”。（《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 90页）这是梁启超记得的情形。据说，蔡锷私宅被搜检时，他正逗留于小凤仙的家里，品茶奏曲为乐。此后“风声日紧，乃私匿凤仙家中数日不出”。（《蔡锷集》二， 1534页）他知道袁世凯不会放过他，一定要想个法子逃脱。于是，他就拿自己的喉疾做文章。10月30日，他以“近患喉痛，日久未愈”为由，恳请袁世凯“给假五日，俾资调养事”。（同上，1221页）既然他真的有病，袁世凯也不能不批准他的请求。五天后，蔡锷“销假趋公，照常办事”。但他的病情却“日益加剧，精力实有难支”，所以，11月18日，他再上一呈，要求“续假一星期，赴津就医”，并请袁世凯派人代理经界局帮办。这样，蔡锷就到了天津，在一家医院住了下来。袁世凯几次派人前来问病，来人拿了医生的诊断书回去，知道不是托病。11月22日，蔡锷以“病根蕴积已久，纯恃药力，难责全效，宜择空气新鲜，天气温暖之处，静息数月”为由，三呈袁世凯，请求“续假三月”，迁地调养，为其离开天津制造舆论。袁世凯批了他两个月的假。11月30日，他第四次呈文袁世凯，提出了赴日治病的请求：“查日本天气温和，山水清旷，且医治肺胃，设有专科，于养病甚属相宜。”（同上， 1225 ～ 1228页）袁世凯于同日批准了他的请求，他便于12月2日离开天津，到日本去了。
梁启超自从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之后，一直处在袁世凯的严密监视中，“侦探是常常二三十个跟着我们”，但他一直守在天津家中不动，一来他家本是这次发难的联络机关，动不得；二来担心这里一动，袁世凯更加防范蔡锷，影响他脱身赴滇。所以，直到蔡锷走了十余天后，即12月16日，梁启超才启程由天津乘中国新济轮赶赴上海。他在《护国之役回顾谈》中讲到临行时的情形：“我临走的前一点钟，去和我的夫人作别，把事情大概告诉他。我夫人说，‘我早已看出来了，因为你不讲，我当然也不问你。’他拿许多壮烈的话鼓励我勇气，但我向来出门，我夫人没有送过我，这回是晚上三点钟，他送我到大门口，很像有后会无期的感想。”（《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90 ～ 91页）
袁世凯派人搜检蔡锷私宅时，蔡锷正逗留于小凤仙的家里，品茶奏曲为乐。此后“风声日紧，乃私匿凤仙家中数日不出”。图为民初京城名妓小凤仙。
梁启超18日抵达上海，蔡锷一行也在石陶钧、张孝准的掩护下，绕道香港、安南，于19日抵达昆明。黄兴的儿子黄一欧记述了当时的情形，他写道：松坡先生这次出走，是经过他与张孝准周密设计的。他一到日本，就写信给袁世凯，说明已经东渡就医，只以临行仓促，未及叩谒聆训。措辞非常恭顺，使袁看不出破绽。同时将随身带来的重要证件和勋章，都交给张孝准保存，并预先写好几封信，都是寄给和袁世凯最亲近的高级军官的，报告在日游山玩水的行踪，托张旅行日本几个地方，每到一地就投寄一封，表示他仍在日本各地游历。其实，在到神户的当晚，松坡先生就上了另一艘日本轮船，经过上海，南下香港、河内，秘密直奔云南去了。（《黄兴年谱长编》，456页）
但袁世凯接到蔡锷在日本写给他的信，已经意识到自己犯了“纵虎归山”的大错，急电滇督唐继尧，告以蔡锷将间道入滇，要他“严密查访”，并在越南海防、河内、老街等地广布密探，截杀蔡锷。唐继尧没有按照袁世凯的指令行事，他派人挫败了蒙自道尹周沆、阿迷（今云南开远）县知事张一鲲等人的行刺阴谋，保护蔡锷有惊无险地安全抵达。这时，李烈钧也自南洋抵达昆明。21日，唐继尧召集了有蔡锷、李烈钧参加的军事会议。蔡锷在会上沉痛致辞：“袁势方盛，吾人以一隅而抗全局，明知无望，然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此次义举，所争者非胜利，乃中华民国四万万众之人格也。”他说完这番话，众将默然，一齐把目光投向唐继尧，唐则俯首无语。一位姓沈的师长跳起来说：“蔡将军的命令，我们难道敢违背吗？”众将都应和他，一时间声震屋瓦。这时，唐继尧慨然对蔡锷说：“君以为可者，吾亦可之，吾二人二而一者也。”旋举总司令，诸将希望蔡锷留守昆明，而欲唐继尧带兵出征。蔡锷对诸将说：“吾非不知君等意，然吾志在讨袁，若以责任属唐，自居后方，人其谓我何？“众将皆叹服。及举兵，唐只给了他三千羸弱的士兵，蔡锷就率领着这些士兵上了前线。
这段记述来自陶菊隐的《政海轶闻》。但另有记载认为，蔡锷与唐继尧是生死之交，事实上，他们共同领导了云南护国军起义。当时，唐曾提出要蔡锷担任“军都督”，而自己出川北征，蔡锷没有同意。后来报纸追念蔡锷的功绩，都说云南起义为蔡主动，唐被动，唐曾因此发表谈话：“余与松坡夙共患难，誓同生死，蔡即是我，我即是蔡，蔡果然主动，我亦当然主动，我果然被动，蔡亦当然被动，一生一死，乃见交情。”（《绮情楼杂记》，91页）不过，这种是非恩怨我们现在也很难搞得清楚，或许当时确有一些使人难下决断的事情。梁启超最初也以为云南起事“没有多大问题”的，但他在接到蔡锷19日的“皓电”后，一连几日别无消息，也很焦急。“还好，“他说，“南京的冯华甫（国璋）很和我们表同情，我托他帮我打封电去，这是二十二日的事，这封电却有非常的效力。因为这电是我和蔡公约的密码，由南京一等印电发去，他们以为我这个人已经在南京，冯华甫准备着就要响应了。二十五日下午，蔡公拿我的电文当众宣布，当场就把现成做好的反对帝制檄文用电报打出来，就是今日所纪念的护国之役历史的发端了。”（《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91 ～ 92页）
1915年12月15日，袁世凯宣布称帝。25日，蔡锷等在云南组成护国军举兵讨袁。图为护国军出师前五人合影，左起：李曰垓、罗佩金、蔡锷、殷承、李烈钧。
为国家而战，为人格而战
梁启超认为，正是冯国璋可能同情和响应云南起义这个偶然出现的“假”信息，促使唐继尧们作出了起义的决定，这么说也未尝不可。实际上，蔡锷到昆明后，的确遇到了一些事先没有料到的困难和障碍，使得护国军的进展从一开始就不是很顺利。起初，蔡锷与梁启超、戴戡在天津商议此事时，曾设想一旦袁世凯称帝，云南立即宣告独立，“贵州则越一月后响应，广西则越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约三四个月后可以会师湖北，底定中原”。（《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144页）但梁启超说：起义后有许多意外的障碍——我现时也不忍多说，总之，因为这种障碍，弄到蔡公要从大理府一带调兵，耽搁了十来天的日子，而且好的兵都留在省城，蔡公所能带到前敌的只是二等以下的兵，二等以下的军械。因为这种障碍，本来应该在重庆宜昌一带和袁军决胜负的，闹到在叙州、泸州一带被敌人堵截我们。那时，洪宪皇帝那边的主将，便是现在候补大总统曹锟，带着张敬尧、吴佩孚一班人，手下十几万器械精良、粮食充足的军队。可怜我们最敬爱的蔡公带着不满五千人的饥疲之众，和他们相持几个月。讲到军事吗，我是外行，一点说不出来，但我所知道的，蔡公四个月里头，平均每日睡觉睡不到三点钟，吃的饭是一半米一半沙硬吞。他在万分艰难万分危险中，能够令全军将官兵卒个个都愿意和他同生同死，他经过几回以少击众之后，敌人便不敢和他交锋，只打算靠着人多困死他饿死他，到后来，他的军队几乎连半饱都得不着了，然而，没有一个人想着退却，都说我们跟着蔡将军为国家而战为人格而战，蔡将军死在那里，我们也都欢欣鼓舞的死在那里。哎，我真不知道蔡公的精神生活高尚到什么程度，能够令他手下人人都感动到如此。（《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92页）
虽说蔡锷率领着他的军队以一种顽强的精神力量支撑着一直在苦战坚持，同时，作为整个行动的领导者、协调指挥者，梁启超也并不轻松。他曾讲到当时的情形：“自云南起义后三个多月，除贵州以外，没有一省响应，蔡公军又围困在泸州，朝不保夕。袁世凯看着我们这些跳梁小丑指日可平，早已大踏步坐上皇帝宝座去了。我们在上海真是急得要死，自己觉着除了以身殉国外没有第二条路了。”（同上，93页）实际情况可能比梁氏所说还要严重得多。由于邮政、电信都掌握在袁世凯手里，蜗居上海的梁启超，与远在云南、四川前线的蔡锷基本上已经失去了联系，他们之间几乎很难互通消息，因为“各口岸厉行拆信”，甚至连书信都不敢邮寄，只能派专人传递信息。周善培回忆梁启超刚到上海时的情形，讲得更加惊心动魄。他说，梁启超初到上海，安排他住在事先预订的白渡桥礼查饭店二楼（梁启超记为理查客店），“任公到饭店是六点半钟，七点半下楼用餐，吃完了，任公要上楼。我说：‘莫忙，方才我有人在门外探望的来报告我，说有点特别情形，等我先上楼看一看，下来后再陪你上楼。’说完了，我就带一个人上楼，走到楼口，果然看见一个北方大汉穿着呢外套，背着楼口，面盯着任公的房间。我立刻下楼，一面请溯初（黄群）在楼下等穿外套的北方大汉下了楼，然后把任公的洗脸用具先取来带到我家里，一面拉着任公立刻走出饭店。我们带一个学生由礼查饭店门口，每走三四条马路，就换一次洋车。换了七次，才到极司非尔路我家住下，一共住了八天，除了日本领事秘密来过一次之外，谢绝一切宾客。到了第六天以后，我门口的北方大汉又不断来探望了，我家里也不能再住了。于是，替任公租了一所房子在静安寺路、赫德路口，任公搬去住了几天。阳历除夕傍晚六点半钟，我又带两个学生到他家里去闲谈。刚走到赫德路静安寺路口电车道旁边，又发现一个北方大汉穿着呢外套，面盯着任公住的房子，我就叫一个学生去知会任公今夜要特别注意，一面回家。此次任公到上海，本不想叫英捕房知道，现在危急了，不能不通知它。于是，我就到英捕房去，请他们派遣两名巡捕来日夜轮流看门”。（《追忆梁启超》，155 ～ 156页）
当时环境之险恶，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对梁启超来说，个人性命之忧还不是最严重的，他从一开始就抱定了赴死的决心，早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更让他焦虑的，其实还是当前形势的极不明朗。虽然他不怀疑袁世凯气数已尽，目前的张狂只是垂死前的挣扎，但各省都督中暂时取观望态度的还是多数。他在1月8日给蔡锷的第一封信中写道：“以东南大势论之，大约非俟西南更得数省响应后（都中有变当别论），不能有所动作。”（《梁启超年谱长编》，737页）而实际上，自12月25日云南宣布起义以来，只有贵州于1月27日起而响应，宣布独立。至于他们当初计划中的广西，至此仍然一点动静都没有。大约在1月25日，梁启超写了一封很沉痛的信给广西都督陆荣廷，他的这封信长达三千余言，主要内容即“为反覆申大义，剖利害”，因为与陆荣廷并没有太深的交往，他也“不敢期于有效，尽道而已”。（同上，758页）但这封信或许还是发挥了一点作用，“二月十九日，吴柳隅介见一客，曰陈协五（祖虞），自言奉幹卿（陆荣廷）命相招，且曰我朝至桂夕发矣。其来至突兀，其事亦不中情理，初甚诧焉，同人且咸有戒心，谓将毋阱我，然吾察言观色，觉其情真也。协五复为言，有唐伯珊（绍慧）者陆之心腹也，三日后行且至，更衔令竭诚致我，且通殷勤于冯将军。翌日同人来会于静安寺路之寓，谓吾行虽不容冒昧，然必以使往，得其情，取进止。觉顿请行，孟曦副焉。约以二十五日丹波丸发，船票既购定矣，而唐伯珊以二十二日果至，述桂中经画至纤悉，更无置疑之余地。卿所谓必欲致我者，自谓不堪建设之任，非得贤而共之不轻发也。如所言幹卿之器识，抑过人远矣。吾遂不谋于众，许以立行，然伯珊言当俟彼行后十日，许我乃发上海，而与彼会于海防，且觉顿辈之行亦须与彼偕，否则道中滋险也。而伯珊尚须如金陵，谒冯华甫，以故并觉顿亦不得发。时滇军方与贼相持于泸、渝间，状至险艰，待桂之兴，如旱望云，伯珊往返金陵逾一来复，此一来复之焦灼，殊难为怀也”。（同上，758 ～ 759页）
此前，梁启超曾有过入滇之议，唐继尧、任可澄、蔡锷等人在起义之初曾三次联电相邀，请他入滇主持大局。但梁启超一直没有拿定主意，因为他担心，如果他离开上海，与东南各省的联络恐怕会受到影响；还有外交方面，在上海与外界联系，毕竟要比在云南方便得多。他在1月8日给蔡锷的第一封信中亦表示：“仆窃认此二者为我躬现时最重之任务，未能舍去，若到时局发展稍可抽身，自必执鞭遄征，以从诸君子之后也。”（同上，741页）后来又有请他赴日的主张，他在1月21日给蔡锷的第四封信中就曾提到，“我决以二十八日东渡”。东渡就是去日本，因为，此时的日本已放弃在助袁和倒袁上的暧昧态度，明确发出了倒袁的信息，对于原本已经答应接待的袁世凯派来补贺日本天皇加冕的特使周自齐，则临时宣告不准入境，并准备派人到上海与反袁派接洽。梁启超看到机会难得，不能不加以利用，他乐观地以为，如果搞得好，联络外交，借款购械，一举两得，也是有可能的。但他始终未能成行，他在1月28日给日本的犬养毅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希望得到日本支持的意愿，并请周善培代为致意。他对犬养毅说：“周君善培，仆之畏友，而与公有旧，今特托渡谒，代陈鄙怀。”第二天，29日，他还接到李根源、杨永泰、程潜、文群、程子楷、林虎六人催促他尽快上路的一封信：“盖今日于日本外交，实处于万不可败之地，策求万全，利在兼程，即或先生未能久驻，而一水蓬瀛，往复甚便，只须接洽就绪，即可返旆。”（同上，751～753页）
但此时国内形势瞬息万变之严峻，已不容梁启超远行了。他在2月28日写给女儿令娴的信中说：“吾仍非久（当在十日内外首涂）图南，但目的地非滇而桂（桂中两度密使来）也。此行乃关系滇黔生死，且全国国命所托，（吾未有函告季丈，汝见时可言及。）虽冒万险万难不容辞也。”（同上，757页）就在他们商议如何上路之时，3月1日，日本驻上海武官青木中将恰好前来拜访他。他把目前的情况对青木和盘托出，并乘势请他帮忙，“代筹途旅”。”青木慨然自任，而使其属官松井者负其责。翌日，松井报命，言既与东京香港往复商定，属乘初四日由上海展轮之横滨丸至香港，更乘妙义山丸入越南之海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122页）
于是，3月4日午前10时，梁启超一行乘日本邮船会社之横滨丸自上海启程，直发香港。据吴柳隅在《丙辰从军日记》中记载，与梁启超同行的人中，有唐绍慧、汤觉顿、黄孟曦、蓝志先、黄溯初和他本人，共七人。关于这段经历，梁启超在《从军日记》中记载得也很详细：自兹以往，昼伏夜动，作客子畏人之态者垂两旬，大类剧场中之《过昭关》，且演之再四，滋可笑也。生平酷嗜海行，今蛰伏舵之最下层，在锅炉旁拓一室，饮食寝处其间，溽闷至不可耐。每深夜群动尽息，窃蹑舷栏，一晌凭眺，谓此乐万钟不易。因悟天下之至乐，但当于至苦中求之耳。舟居既多暇，遂撰重要文告数种备用。先是既为广西草电两通，一致袁氏劝退职之最后通牒，一通电各省申讨。至是复为草致广东龙张二氏之最后通牒，及檄告广东军民檄告在粤云南军士二篇。濒行之夕，唐蓂赓（唐继尧）书至，极言选举元首设立临时政府之急务，因思两广既下，兹事信不容再缓，乃覃思其条理，以谓黄陂（黎元洪）继任，乃约法上当然之程序，但依法宣言一次已足，无须选举。选举乃反非法也。国务院在法律上无从发生，在事实上仓猝发生，必招恶果。今方当以综核名实救袁氏之敝。若最初即建一指鹿为马之责任内阁，其所以异于袁者几何？故拟在军政时代设一军务院，厉行开明专制，磊磊落落，名实相符。院置抚军无定员，以合议制裁决军国重事。其抚军即以现在首义掌兵之人充之，而主互选一人为抚军长。窃以此为今日临时政府最善之制。与同行诸员往复讨论，佥所赞许。乃草拟关于元首继承、军务院组织之宣言书五通，公电四通，军务院组织条例附焉。（同上，122 ～ 12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