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一行于3月7日抵达香港。由于他们离沪的第二天，袁世凯即通电两广各要隘，谓梁启超等人将潜入内地，图谋不轨，各地必须严查防范，一旦查出，立即扣留。香港政府也宣布戒严，不准梁启超一行入境。袁世凯、龙济光还派了许多侦探到香港，刺探梁启超的行踪，这些侦探布满了香港大大小小的旅馆，处处可能遇到危险。而此时传来的消息，几乎都是噩耗，先是说袁军已经攻克叙州，未几又传袁军再攻克纳溪，未几又传龙觐光（广东都督龙济光之弟）已经攻下了剥隘。大家都意识到，此时如果再没有他省响应，那么，云贵两地护国军的命运恐怕就很难说了。如今，要救云贵，只有寄希望于广西，而欲进广西，却又受阻于香港，他们“进退维谷，中心皇皇，而以梁任公之焦逼为尤甚”。（《梁启超年谱长编》，762页）情急之中梁启超曾想冒险由广东西江入梧州，赶赴南宁，但所有人都认为，广东之地，袁世凯、龙济光防范甚严，此去无疑自投罗网，极力阻止他去冒险。最后他们决定，汤觉顿与唐伯珊乘船直接前往梧州，然后转道南宁；吴柳隅、蓝志先、黄孟曦三人暂留香港，等待时机；黄溯初则陪梁启超绕道海防，相机上岸，准备偷渡。
3月11日夜，梁启超与黄溯初秘密换乘日本三井洋行之运煤船妙义山丸，开始了偷渡海防，间道入桂的行程。因为事先与日本政府有接洽，所以，一路上全托日本人的帮助。日本人做事，不仅有计划，而且非常周密。16日夜，梁启超到达海防，就住在日商横山的家里，他遵照日本驻海防领事的嘱托，照顾梁启超与黄溯初二人。因为要在这里等待陆荣廷派来迎接他们的特使，第二天，黄溯初先被派往云南，去向唐继尧传达梁启超关于总统选举与成立军务院的意见。他们约好在此地汇合，共同入桂。住在越南潮湿闷热的大山里，梁启超染上了当地的一种热病，他在离开此地时给女儿令娴写信，讲到患病的情形：“孑身在荒山中，不特无一家人且无一国人，（实则终日室中并人而无之，若其夕死者，明日乃能发见。）灯火尽熄，茶水俱绝，此时殆惟求死，并思家人之念亦不暇起矣。明晨人来省视，急以一种草药（专治此病之药）治之，不半日竟霍然若失，据言幸犹为轻症，然若更一日不治，则亦无救矣。”（同上，768页）3月26日，他在此山中恰已十日。这天，随着陆荣廷特使的到来，梁启超结束了短暂的“隐居”生活，遂一起乘汽车由镇南关秘密进入广西。
梁启超27日入镇南关，4月4日抵达南宁。而早在3月15日，梁启超还在三井洋行之运煤船上，广西陆荣廷就已宣布独立。这是因为，汤觉顿与唐伯珊先期到达南宁后，告诉陆荣廷，梁启超已从香港动身，转道越南而来广西，并将梁启超事先写好的《广西致北京最后通牒电》和《广西致各省通电》转交陆荣廷，陆自然觉得无须再等，遂一举而解决了广西问题。当时，促使陆荣廷提早宣布广西独立的，还有一个具体原因，即龙觐光（广东都督龙济光之弟）被袁世凯派往广西，攻打护国军。龙觐光驻军百色，极无纪律，骚扰民间，百姓叫苦不迭。云南护国军第二军张开儒的部队与其开战，黄毓成亦率贵州挺进军助战，马济更率广西游击队十余营包抄其后路，使其陷入四面楚歌之中，势将被擒。情急之中，他不得不向谭夫人求救。谭夫人即陆荣廷之夫人，龙、陆两家为儿女亲家。谭夫人乃令兼护广西军务的陈炳堃发电报给马济，勒令龙军缴械，但免去龙觐光父子一死。这样一来，广西除了宣布独立，已别无出路。
各省独立，袁世凯忧急而死
恰如梁启超所预料的，广西独立之后，不仅使袁世凯联合粤、桂进攻滇、黔的计划完全破产，也给予广东的龙济光莫大压力。他刚刚被袁世凯册封为一等公爵位，不久又加封郡王衔，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和势力，他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于4月6日宣布广东独立，但又暗中与蔡乃煌密电袁世凯，请他速派重兵南下协防。但此时袁世凯已经自顾不暇了，他一面派出军队南下，一面又不得不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并于次日宣布废止洪宪年号，恢复中华民国五年纪年。以洪宪年号计算，从1916年1月1日到3月23日，袁世凯的皇帝梦做了83天；如果从1915年12月12日接受帝位那一天算起，袁世凯的皇帝梦则做了103天。广东宣布独立，恰在帝制取消之后，但其所发表之独立文告，无一语指斥袁氏，也说明龙之独立，并非真心，不过是缓兵之计罢了。所以，粤中各派对于龙，几乎皆不信任，一致认为，不逐龙，广东不会有真正的独立。即使梁启超，在未抵达南宁会晤陆荣廷之前，也是赞成逐龙的。他在3月28日到达龙州后马上致电陆荣廷，先提到龙济光、张鸣歧派使者来不知所为何事，如果是以取消帝制为交换条件，换取广西取消独立，恳求您不要答应他。接着就说到了龙济光：“粤之得失，为国命所系，彼若尚持异同，非使之屈而从我不可，即彼欲要求保其地位，亦请勿轻许。龙与超本有私交，岂欲过为已甚，但彼失政已甚，粤人共弃，望公如望慈父母，公安能舍而不救？至于为国家计，粤不得手，西南大局终无法维持。公笃于念旧，但允保全彼生命财产，即为仁至义尽，若公轻许彼把持吾粤，则是不忍于一二友人之爵位，而忍于全粤数千万人幸福之消灭，忍于全国命脉之颠危，终不免以私害公，将难免于千秋之责备矣。”（《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32页）
但他仍然担心陆荣廷“仁厚太过，稍事优容”，同一天，又致电汤觉顿说：“龙但为禄位，宁知国家？其言不可误信。现在舍袁退位外，对京无调停余地；舍龙退职外，对粤无调停余地。”（同上）又致马济司令，说了同一番话：“现在舍袁退位外，对北京断无调停之余地；舍龙张退职外，对广东亦更无调停之余地。此两着关系全局安危，丝毫不容有失。”（同上，33页）但陆荣廷并不想与龙闹翻，他这时还对岑春煊存有希望，就因为龙曾是岑的旧部，他相信有岑的威信在，龙不能不服。梁启超见到陆荣廷之后，接受了他的意见。他在4月6日致电周善培说：“幹（陆荣廷）对粤别有规画，持之颇坚，弟初不谓然，今亦首肯。”（同上，37页）4月7日他又致电李烈钧说：“粤已于鱼日（6日）独立，其当局虽或不饜人望，然藉此免糜烂，我军得专力规复中原，自是大佳。”（同上）4月8日他还致电广东民党领袖李根源、林虎、杨永泰、文群、徐勤诸君，劝告他们：“幹公（陆荣廷）于粤事计画精详，粤之布置，全属于此间熟商之结果。龙、张（鸣歧）为幹公至诚所感，亦以至诚相应，丝毫无可猜疑之余地。今日之事，必须两粤完全安堵，乃可蓄精锐以歼狂寇。幹公已专电为兄等略述此意，务望苦劝各同志，协保秩序。幹公到后，断无不可解决之问题。此时若生葛藤，则是破幹公之计画，授敌以闲隙，非诸君所忍出也。要之，粤为讨贼之策源地，粤若糜烂，犹获石田，将焉取之。想诸贤必深会此意也。”（同上，39页）
就在这一天，梁启超与陆荣廷由南宁启程赴粤。4月27日，他在写给女儿令娴的信中追述此事：“吾于四月初四到邕，初六遂得粤独立之报，粤中来迎之电不下数十通，初八遂偕陆督东下，十三抵梧州，忽闻汤、谭、王凶报，吾之肝肠寸断。”（《梁启超年谱长编》，775页）这个历史上称为“海珠惨案”的事件发生在4月12日，汤觉顿代表陆荣廷先由梧州来粤，与龙济光接洽。12日这天中午，汤与龙济光的部下及民党领袖徐勤等在海珠开会，会上，龙的部下颜启汉、蔡春华等突然开枪，将汤觉顿、谭学夔、王广龄击毙。梁启超得知这个消息后愤怒异常，他本来准备去广州的，现在只能留在梧州看形势的发展。龙济光担心事情闹大，赶忙派张鸣歧前往梧州，向梁启超、陆荣廷说明情况。但是，梁启超后来回忆当初的情形时说：他的靠不住，谁也知道的。当时我们手下的人个个摩拳擦掌，说非打广东不可。但我和陆君全盘打算彻底商量，蔡公正陷在重围，再下去个把月眼看着要全军覆灭。我们把广西独立，原是想出兵湖南，牵制敌势，令根本问题早日解决。若是粤桂开起仗来，姑无论没有必胜的把握，就令得胜，也要费好些时日。而且，精锐总损伤不少。还拿什么力量来讨贼？岂不是令袁世凯拍掌大笑吗？论理，汤、王、谭三公都是我几十年骨肉一般的朋友，替他们报仇的心，我比什么人都痛切。但我当时毅然决然主张要忍着仇恨和龙济光联合。但是联合吗？他要来打我们又怎么呢？我说非彻底叫龙济光明白利害，死心塌地地跟我们走不可。有什么方法叫他如此呢？我左思右想，想了一日一夜，除非我亲自出马，靠血诚去感动他。当时我就把我这个意见提出来，我的朋友和学生跟着我在肇庆的个个大惊失色，说这件事万万来不得，有几位跪下来拦我。但我那时候，天天接着蔡公电报，形势危在旦夕，我觉得我为国家为朋友都有绝大的责任，万万不能躲避。而且我生平不知为什么缘故有一种自信，信我断不会横死，信我一定有八十岁命。当时无论何人也拦我不住，我竟自搭车跑广州去了。我到了沙面，打电话告诉龙济光说我来了，要会他，龙济光也嚇一大惊，跟着我就一乘轿子跑上观音山（粤都督府所在地）去了。我和龙济光苦口婆心的谈了十几点钟，还好，他像是很心悦诚服的样子，到第二天晚上，他把许多军官都聚起来，给我开欢迎会，个个都拖枪带剑如狼似虎的几十人，初时还是客客气气的，啊啊，酒过三巡，渐渐来了，坐在龙济光旁边一员大将——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名字叫做胡令萱，在那里大发议论，起首骂广东民军，渐渐骂广西军，渐渐连蔡公和护国军都骂起来了，鼓起眼睛钉着我，像是就要动手的样子。龙济光坐在旁边整劝少说话。我起初是一言不发，过了二十分钟过后，我站起来了，我说：“龙都督，我昨夜和你讲的什么话，你到底跟他们说过没有？我所为何来？我在海珠事变发生过后才来，并不是不知道你这里会杀人，我单人独马手无寸铁跑到你千军万马里头，我本来并不打算带命回去。我一来为中华民国前途来求你们帮忙；二来也因为我是广东人，不愿意广东糜烂。所以我拼着一条命来换广州城里几十万人的安宁，来争全国四万万人的人格。既已到这里，自然是随你们要怎样就怎样……”我跟着就把全盘利害给他们演说了一点多钟。据后来有在座的人说，我那时候的意气横厉，简直和我平时是两个人，说我说话的声音之大就像打雷，说我一面说一面不停的拍桌子，把那满座的玻璃杯都打得丁当作响。我当时是忘形了，但我现在想起来，倘若我当时软弱些，倒反或者免不了他们的毒手。我气太盛了，像是把他们压下去。那位胡令萱悄悄跑了，此外的人，像都有些感动。散席后许多位来和我握手道歉。自从那一晚过后，广东独立，没有什么问题了。第三天，我就回肇庆，陆君也带着兵出湖南去了。（《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95 ～ 96页）
梁启超这一番演说真是绘声绘色，使我们有亲临现场之感。其实，梁启超并非“单身由肇庆乘一小轮入粤”。（《绮情楼杂记》，110页）据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5月5日记载：“本日梁任公偕日本领事太田氏及李印泉（根源）、张坚白（鸣歧）、黄孟曦等赴广州。”（《梁启超年谱长编》，782页）本来梁启超是准备去上海的，前一晚都要上船了，日本领事太田忽然带来了龙济光的口信，表示愿意与梁启超面商一切，请他与太田一起来广州。梁启超也觉得，广东问题如果不能彻底解决，对大局确有很大妨碍，遂决定亲见龙济光一面。这时，两广都司令部先于5月1日在肇庆成立，公举岑春煊为都司令，梁启超为都参谋，两广军队都归其节制。龙济光虽自称广东都督，其势力范围仅保有广州附近地区而已。而且，海珠事变发生后，各派势力都有“屠龙”之论，但梁启超与陆荣廷从大局着眼，还是希望能把龙济光拉到反袁势力一方。所以，梁启超到广州后，先与他商议成立军务院之事，他也表示同意。于是，5月6日即通电全国，宣告军务院成立。云南起事前，梁启超与蔡锷等人曾有云贵、两广独立后成立临时政府，拥戴黎元洪为总统的计划。因为袁既叛国，总统资格已经丧失，根据《临时约法》，应由黎副总统继任。梁启超在赴广西途中，曾草拟一名为军务院之组织条例，作为临时机构向各方征求意见，唐继尧、蔡锷、刘显世、戴戡、陆荣廷、岑春煊等都表示赞成。军务院成立，唐继尧任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梁启超为政务委员长，龙济光作为独立省督，为当然抚军。但梁启超在广州期间，龙济光除接受军务院抚军一职外，其他条件都被他拒绝了。吴贯因5月8日日记曾写到龙济光的态度：“且始对于任公犹加礼貌，继而以示威之举动，令其鹰犬胡令宣等于席间大骂张鸣歧，又以恶声恐吓梁任公。任公笑曰：‘我诚畏死者，岂有来此。’继又伏兵于门外，将效海珠之故智，任公从间道出，始得无事归。”（同上，784页）
5月14日，梁启超有一封电报给蔡锷，也讲到当时他的心情和计划：“此次任事，诸贤艰苦，无过吾弟。眷言西顾，每用泪荧。吾为粤事，亦吞声呕心，卒无善果。海珠之变，歼我三良，虽非龙主谋，而粤局内容，可以想见。悍将蟠于上，私党閧（哄）于下，浩劫终无幸免，所争早暮耳。然吾深思熟计，以围攻观音山，双方相消之兵，力足举湘赣闽而有余。龙变而桂亦疲，更何挟以御贼。况糜烂后之收拾，非期月可奏功。而独立省份内讧之丑声，徒令老贼匿笑，友邦藐侮。故饮泪言和，奋身入虎穴，鸿门恶会，仅乃生还。”（《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51页）但接下来的形势发展迅速，先是浙江于4月12日宣告独立，5月间，各省独立运动更加势不可当。5月9日，陕北镇守使陈树藩宣布陕西独立，礼送陕西将军陆建章离开西安；5月22日，陈宦在各地各军离叛的形势下，被迫宣布四川与袁氏脱离关系；5月29日，湖南的汤芗铭也宣布独立，加入云、贵、粤、桂、浙、陕、川的一致行动。这时的袁世凯已陷入四面楚歌之中，特别是陕、川、湘的独立，对他打击极大，因这些地区都是他的亲信将领所控制，一朝瓦解，竟不可收拾。内外交困，众叛亲离，袁世凯痛心疾首，忧急成疾，竟于6月6日死去了，年仅五十七岁。
这时，冯国璋发电报要梁启超来上海商量解决善后的办法，梁启超遂以5月18日出香港转赴上海。本来，袁世凯是想借取消帝制以保存总统，有不少人出面为他调停说和，北京的梁士诒、张国淦、庄思缄等，都以旧交的身份致电梁启超，希望保留袁世凯的总统职位。他们提出各种理由，比如外国干涉问题，各省军人多为袁旧部，非袁不能统驭的问题，甚至还有舍袁无人能任总统的说法，等等，但梁启超不为所动，一一反驳，坚持袁世凯退位，反袁护国战争才能结束的主张。现在袁世凯既已死去，退位的问题自然不再是问题了。6月7日，梁启超致电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及各都督总司令，促请黎元洪依法就任大总统职。黎元洪出任总统，固然不成问题，但问题在于，南方所承认的黎元洪的总统资格，来自民国二年（1913年）10月公布的总统选举法的规定，是以旧约法为基础；而北方所承认的黎元洪的总统资格，则来自民国三年修正的总统选举法的规定，是以袁氏新约法为其依据。不久，就黎元洪的总统资格问题，南北双方到底发生了新旧约法的争执，从而拉开了护法运动的序幕。此是后话。
大局已定，蔡锷病逝扶桑
大局既定，梁启超便开始考虑他的出处问题了。7月15日，南方军务院宣布撤销。段祺瑞一直怀有野心要做大总统，但他心知其力量不足，只能暂时屈尊于内阁总理一职。他曾反对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但又不能违背众人的意志，只好采取妥协的办法，接受黎元洪继承大总统，恢复国会，恢复《临时约法》。8月1日，国会重开，黎元洪正式就任大总统。北京又组成了由各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10月30日，国会补选冯国璋为副总统，而政府的实际权力则掌握在段祺瑞的手里，成为名副其实的北洋政府。梁启超则准备兑现他在起义发动之初的承诺：“成功呢，什么地位都不要，回头做我们的学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91页）这时，他对政治已经感到有些失望，常常在给朋友们的书信中有所流露，以为“精神上之苦痛，恐亦有加无已”（《梁启超年谱长编》，792页）；甚至想到，“此后此种苦况恐日益煎迫，吾侪亡命于南美、南非外，无以自全”（同上，793页）；他还说，此后”形势恐更险恶，今若碰在此风头上，为恶虎村、水帘洞剧本中凑一脚色，这是何苦”（同上，794页）？
梁启超到上海后得知父亲已于3月14日去世的消息，这使他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也成为他脱离政治的一大理由。他当即给军务院和各都督总司令发了电报，请求辞去担任的所有职务。8月10日，他对记者发表谈话，还说到他的心情。记者问他：“自项城（袁世凯）逝世，时局锐变，国人所属望于先生者甚重，先生因守礼少接外事，未免令国人觖望。”梁启超回答：“鄙人不幸，惨遭大故，在丧期百日中，值国运变迁绝续之交，不能多所效力，诚属遗憾。”记者又说：“太公之丧，似已逾百日，先生身系国家安危，当此危急之秋，似不宜太拘古礼。”梁启超回答：“遭丧七十七日后始闻丧，既不能亲汤药视含敛，罪孽已不可赎，若区区百日哀情，犹不自尽，实不可以为人。”记者仍然追问：“愿闻百日后先生出处，今日时事万艰，先生似不能置身政局之外？”梁启超于是说出了他的打算：“鄙人之政治生涯已二十年，骤然完全脱离，原属不可能之事。但立宪国之政治事业，原不限于政府当局。在野之政治家，亦万不可少。对于政府之施政或为相当之应援补助，或为相当之监督匡救，此在野政治家之责任也。鄙人尝持人才经济之说，谓凡人欲自效于国或社会，最宜用其所长。鄙人自问若在言论界补助政府匡救政府，似尚有一日之长，较诸出任政局或尤有益也。又国中大多数人民政治智识之缺乏，政治能力之薄弱，实无庸为讳，非亟从社会教育上痛下工夫，则宪政基础终无由确立。此着虽似迂远，然孟子所谓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为不蓄，终身不得。鄙人数年来受政界空气之刺激愈深，感此着之必要亦愈切。亡友汤觉顿屡劝摆弃百事，专从事于此。久不能如其教，心甚愧之。此次汤君同行，间关入广西，在南宁分袂时，痛谈彻夜，汤君力言军事稍平，决当献身社会教育。别后数日，汤君遂殉国于海珠。亡友遗言，安可久负？顷方有所经画，若能缉熙光明，斯孔子所谓，是亦为政也。”（《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132 ～ 133页）
梁启超很善于对记者讲话，这番话也说得入情入理，但实际上他一时还做不到完全脱离官场，形势和理念都不允许他抽身而退，而且，在他内心深处，对段祺瑞也还存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对于蔡锷，他则抱有更大的希望。7月6日，蔡锷被任命为四川督军兼省长，他一再劝说蔡锷接受这个任命，因为在他看来，“非凭借一省，决不能遂救国初志也”。（《蔡锷集》二，1445页）他甚至想象着蔡锷能与戴戡、陆荣廷联成一体，构成他这一派的实力后援。但蔡锷的病发展得实在太严重了，他在6月28日曾致电梁启超诉说自己的病情以及面临的困难：锷喉病起自去冬出京以前，迄无疗治之余裕，今已成顽性，非就专门医院速为调治，似难奏效。本拟即日脱卸，飘然远翥，一以践言，一以养疴。乃军中会议数次，群尼吾行。目睹全军情况，善后各事，诸待部署安顿，此时实难忍绝裾而去。查锷直接所部，除川、黔军外，滇军原有三梯团，近新到两梯团，计共二十营。自滇出发以来，仅领滇饷两月。半年来，关于给养上后方毫无补充，以致衣不遮体，食无宿粮，每月火食杂用，皆临时东凑西挪，拮据度日。当两军对峙战事方殷之时，对敌观念炽，群置给养之丰歉于不问。今大局既定，恤赏之费，不能不立为筹给；以前欠饷，不能不概予补发；息借之绅民贷款，不能不依限偿还。凡此种种，均非由锷负责办清，无以安众心而全信用。以上所需各款，核计在二百万元以上。现拟派员赴京交涉，请中央从速筹发。（同上，1444页）
梁启超在收到蔡锷告急电报的第三天，立即发电报给黎元洪、段祺瑞等，“哀恳提前设法”，又致电熊希龄、范源濂，请他们帮忙疏通，还与上海中国银行协商，希望能“先垫若干”，以解燃眉之急。（同上，1444 ～ 1445页）但蔡锷所需区区善后之款，却一直没有着落，他的喉病自从德国医生阿密思治疗之后，则疼痛更甚，“饮食俱难下咽，发音更微，闷楚殊甚，精神亦觉委顿”。（同上，1456页）蔡锷在此期间多次致电北京政府、陆军部和黎大总统，请求辞职，转地治疗，但没有人理会他的要求。7月19日，他致电唐继尧、刘显世、戴戡，说得更加痛切：“纵公等尚欲强锷以问世，试问世界中焉有哑人可以当政局潮流之冲者欤？蓂公（唐继尧）谓善后问题均未解决，系铃解铃，仍在吾辈，洵属至言。而所谓善后问题者，俱易解决，惟关于个人之权利加减问题，最易为梗。”又说：“迩者滇省于袁氏倒毙之后，于刚出发之军，不惟不予撤回，反饬仍行前进，未出发者亦令克期出发，锷诚愚陋，实未解命意所在。”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在这段话每个字的下面加了圈点，并写下一段签注：“松公与大敌相持于泸、叙间时，望滇中援军如望岁，呼吁声嘶，莫之或应。袁倒毙后，而滇中北伐大军，乃日日出发，读者读此电，试作何感想？”（同上，1461 ～ 1462页）
梁启超自然是有千言万语没有说，直到很多年以后，他仍然表示“不忍多说”。无可奈何之中，蔡锷也只有带病赴任，他致电北京政府：“敬惟中枢依畀之重，重念蜀民维系之勤，区区此身，何敢自爱？兹遵于七月二十一日由泸首途，力疾赴省，勉就新任。”（同上，1463页）直到8月5日，发布《布告四川文武官民文》，蔡锷才正式宣告休假治病，由罗佩金代理四川督军和省长职务。8月9日，蔡锷作《告别蜀中父老文》，启程离川赴沪。他有两首诗，也作于这个时候：谒草堂寺
锦城多少闲丝管，不识人间有战争。要与先生横铁笛，一时吹作共和声。
别望江楼
锦江河暖溅惊波，忍听巴里下人歌。敢唱满江红一阙，从头收拾旧山河。（同上，1477页）
诗言志，歌咏言。从这两首诗中我们不难体会蔡锷当时的心情。他于8月中旬离开成都，前往上海。不久，又于9月初转赴日本治病。11月8日晨，蔡锷因肺病医治无效，在日本九州福冈医科大学医院与世长辞，距离三十四岁生日尚有四十天。石陶钧当时守护在蔡锷身旁，他给张孝准的信中说到蔡锷临终时的情形：弟到东之日，松病渐倾于坏象。至本月一日，闻克公（黄兴，字克强）去世，为之大戚，因此下痢更甚，精神益衰。弟每日见面，渐不能谈话。初五、六既呈险症，乃六日晚行注射后，初七日精神顿爽。并自谓前数日颇险，今日大快矣。夜间犹嘱写信上海买杏仁露。十时顷，气喘目直视，注射后稍安息。至八日午前一时，又因痰塞，喉断呼吸，继痰出，有呼吸，已极微弱。行人工呼吸法。静掩其目，平和安然而逝。嘱书遗电时，精神尚一丝不乱也，无一语及家事。（同上，1508页）
好友蒋百里、石陶钧记下了蔡锷临死前口授给国会和黎大总统的遗电：（一）愿我人民、政府，协力一心，采有希望之积极政策。
（二）意见多由争权利，愿为民望者，以道德爱国。
（三）此次在川阵亡及出力人员，恳饬罗督军、戴省长核实呈请恤奖，以昭激励。
（四）锷以短命，未克尽力民国，应行薄葬。（同上，1502页）
蔡锷病逝的消息传到国内，梁启超、蒋百里、戴戡、石陶钧、唐继尧、陈炳焜、刘显世、任可澄、吕公望、罗佩金等纷纷致电北京政府及大总统黎元洪，要求“赐予国葬，并将事绩宣付史馆立传，准予京师及立功省份建立专祠，置造铜像，以彰国家崇报之典，而为后来矜式之资”。（同上，1507页）
1916年11月8日，讨袁名将蔡锷病逝，梁启超扼腕痛惜。12月13日梁启超致电各位当道，发起设立“蔡松坡纪念图书馆”。图为梁启超在上海致函徐世昌，介绍图书馆的筹备状况。收藏于天津梁启超纪念馆。
蔡锷灵柩从日本运抵上海。12月5日，上海蔡公治丧事务所同人举行公祭。梁启超有祭文一篇。此前，他还率其弟梁仲策以及女儿思顺、儿子思成等私祭之。除祭文外，还撰有挽联：知所恶有甚于死者，
非夫人之恸而为谁。
12月13日，梁启超致电各位当道，发起设立蔡松坡纪念图书馆。不久，他又在朋友中发起成立蔡公遗孤教养协会，承担起抚养、教育蔡锷遗孤的责任。他的书房“饮冰室”中至今还悬挂着这位弟子的遗像，亦可见二人情意之深，尤见其失去最心爱的弟子之痛。但松坡图书馆当年未成，“顾以时事多故，集资不易，久而未成，仅在上海置松社，以时搜购图籍作先备”。（《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29页）梁启超甚至有鬻字筹款之举，却也未见成效。1920年，自欧洲返国的梁启超着手在北京筹办松坡图书馆。两年后，北洋政府将北海公园的快雪堂及西单牌楼石虎胡同七号官房拨给松坡图书馆作为馆舍，前者为第一馆，后者为第二馆。由于北海一时未能开放，故第二馆先于1924年6月开馆，第一馆则于1925年10月开馆。诗人徐志摩还曾担任过松坡图书馆外文部的英文秘书。松坡图书馆的藏书，一部分来自朋友们的捐赠，还有一部分由馆内自购，比如第二馆的各国新书，而最重要的，却是著名藏书家杨守敬的藏书。北洋政府曾于1915年以七万余大洋购得杨守敬藏书，根据梁启超1925年3月写给段祺瑞的签呈，可知这些藏书1918年已由国务院特拨给了松坡图书馆。但是，由于“院员偶尔失检，未及全数领取”。梁启超这次签呈的目的，是要回当年未取的那一部分图书。然而，这部分藏书早已由故宫博物院收藏，而且，一直与故宫文物同行，直至渡海运抵台湾，至今还保存在台湾“故宫”的善本书库中。（《历史的另一角落》，73 ～ 76页）
至于松坡图书馆，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并入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在由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颁给松坡图书馆干事会同人的奖状上写着：“北海松坡图书馆干事会此次将全部藏书赠与国家，且干事会继承创办人之志，二十年来经费不足，而图书不断增加；此精神实堪褒扬，合行颁给奖状，以示嘉奖，而励来兹。”与蔡锷有关的一段历史遂告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