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结识蒋百里是通过蔡锷的介绍。蔡锷进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梁启超曾为他疏通关系。蒋百里是他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是抱定了宗旨，要军事救国的，因此，蒋百里入学，也请了梁启超帮忙。后来，梁启超在为蒋百里的母亲杨太夫人所作墓志铭中提到他们的关系，就说：“启超与方震交逾二十年，居同学，出同游，天下事则同患难。”（《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上〕，16页）
留学日本，名震百里
蒋百里是浙江海宁县硖石镇人，名方震，字百里，生于光绪八年（1882年），据朱起凤《古欢斋杂志》手稿记载：“……乃郎百里将军，六七龄时，即能讲三国志。先大父爱之甚，曰：此儿聪慧，远胜乃父，他年定破壁飞去。”（《蒋百里年谱》，2页；《蒋百里评传》附录二，250页）这位朱起凤是《辞通》的编者，他的祖父朱杏伯是镇上的名医，蒋百里的父亲蒋学烺曾从他学医。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蒋百里考中秀才。新任桐乡县令方雨亭劝他弃科举，求实学，遂考入杭州求是书院。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四月，他告别母亲，东渡日本，打算报考军校，投笔从戎。在日本，他结识了与他同岁的蔡锷，又经蔡锷介绍，结识了梁启超，并奉梁为老师。由于有了梁启超的关照，蒋百里顺利进入日本成城学校学习，光绪三十年（1904年），他升入日本士官学校步兵科，继续深造。蔡锷、蒋尊簋、张孝准、李烈钧都是他这时的同学。张孝准也是湖南人，后来做过湖南都督府军事厅厅长，其名不扬，但在士官学校，他与蔡锷、蒋百里被称为“士官三杰”；蒋百里与蒋尊簋同为浙江人，一个学步兵，一个学骑兵，章太炎誉之为“浙之二蒋，倾国倾城”。
蒋百里（1882—1938）名方震，字百里，浙江海宁县硖石镇人，近代著名军事理论家。图为蒋百里代理陆军大学校长时与其夫人合影。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蒋百里以步兵科第一名毕业，列为第三期士官生冠军，由日本天皇亲赐指挥刀。这是日本人引以为荣的事，现在却被一个中国留学生享有，他们不免耿耿于怀，都非常忌妒他。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春，蒋百里回国，他在求是书院求学时的恩师陈仲恕把他推荐给盛京将军赵尔巽。当时，各地都在编练新军，于是，赵尔巽就请他做了盛京督练公所的总参议，帮助训练新军。这却惹恼了行伍出身的淮军翼长张勋和绿林受抚的巡防营统领张作霖，他们担心练好新军而淘汰旧军，遂迁怒于主持其事的蒋百里。当时风声很紧，陈仲恕劝年仅二十五岁的蒋百里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到德国去深造。他们说服了赵尔巽，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九月二十日，彰德会操结束后，由赵尔巽批准，出资万元，他与张孝准、宁调元结伴，赴德国学习军事。（据蒋百里致李小川函，他九月十四日离开芜湖，预定十五日至申，二十日东渡，这封信就是在离开芜湖以后的长江轮舟中所作，见《蒋百里年谱》36页）在德国留学期间，蒋百里得到了德军最高统帅兴登堡元帅的赏识，回国前夕，还去拜访了德国著名军事学家、《战略论》的作者伯卢麦将军。其后，蒋百里在其所著《孙子新释？缘起》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他说：将军以手抚余肩曰：“好为之矣，愿子之诚有所贯彻也。抑吾闻之，拿破仑有言：百年后，东方将有兵略家出，以继承其古昔教训之原则，为欧人之大敌也。子好为之矣！”所谓古昔之教训云者，则《孙子》是也。（《蒋百里年谱》，255页）
蒋百里归国之时，清王朝已近末日，却也是满族排汉最激烈的时候。袁世凯已被夺去军权，回乡“养病”，一批满族青年新贵如载涛、载洵、良弼等掌握了军队的大权。良弼是日本士官学校第二期的毕业生，对他的学弟、第三期的状元蒋百里慕名已久。所以，蒋百里一回国，就被他请到自己家中居住，并请他在自己统管的禁卫军中担任标统（团长）一职。但蒋百里认为，他在日本当过排长级的尉官，在德国升任见习连长，为了不使经验脱节，他愿意担任管带，即营长，并向其推荐了时任云南讲武堂总教习的李小川，调他到陆军部军学司，筹备永平秋操。宣统三年（1911年），赵尔巽调任东三省总督，回到沈阳，他上奏朝廷，希望要回蒋百里，仍然委派他担任督练公所总参议。清廷准其奏，破格以二品顶戴派蒋百里往奉天任用。
时隔五年，东北已经训练了可观的新军，张作霖虽然仍与新军为敌，但新军的势力已不可小觑。当时，驻防奉天的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都是蒋百里的士官同学。蒋上任不久，武昌革命就爆发了。这时，蓝天蔚、张绍曾，以及在延吉办理边务的吴禄贞，此时都在沈阳。他们三人都是同盟会在东三省的重要人物，张绍曾很早还与立宪派有过联系，并参与策划了将在永平秋操期间举行的兵谏。梁启超曾在七月间致信徐勤，告诉他“九、十月间，将有非常可喜之事”（《梁启超年谱长编》，554页），指的就是这件事。但武昌起义猝然爆发，却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梁启超表示，一定要积极地抓住这次机会，急起直追，他与康有为重新筹划了一个方案，其核心就是九月初八日（10月29日）梁启超发给国内的电文：“用北军倒政府，立开国会，挟与抚革党，国可救，否必亡。”（同上，552页）他所谓北军，就是蓝天蔚、吴禄贞、张绍曾手中的军队，所以，他于九月十九日（11月9日）抵达大连，第二天即乘夜车赶往奉天。此时，吴禄贞已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他则急于见到蓝天蔚与张绍曾。可惜，蓝、张二人已先后入都。此时的北京几乎已经成为政治真空，“都中虚无人焉，旧内阁已辞职，不管事，新内阁未成立，资政院议员遁逃过半，不能开会，亲贵互相阋，宫廷或尚有他变，日日预备蒙尘”。（同上，560页）他很担心清廷内部发生不利于他们的变化，尤其担心革命党人乘虚而入，所以，仍寄希望于蓝、张能维持京城的秩序。他不知道，袁世凯在派人刺杀吴禄贞后，又解除了张绍曾的兵权；九月二十四日（11月14日），蓝天蔚亦被赵尔巽免职，并被逼往江西考察去了。至此，轰动一时的“滦州兵谏”遂宣告失败。
而此时的梁启超还想要冒一冒险，他希望蒋百里能设法提供一些士兵，随他一起进京。此前，蒋百里曾与奉天谘议局议长吴景濂策动奉天独立，但未成功。梁启超到奉天后，马上与蒋百里联系，希望他以老朋友的身份，做好疏通张、蓝二人的工作。与梁启超同行的杨维新多年后记述了当时的情形，他说：“是时蒋百里在赵次珊（尔巽）处任参谋长，梁与蒋见面数次，似有运动军队之接洽（详情须问百里）。适汤觉顿、罗瘿公由北京过奉来连，谓蓝天蔚等将不利于梁，促即回日本，因与同船渡日。”九月二十二日（11月12日），他写信给女儿令娴，告诉她：“秉丈（熊希龄）在大连，发电报数次来，最后又发电话来催我，必立刻行，半日不许逗留。”（同上，561 ～ 562页）在这种情况下，梁启超不得不打消进京计划，黯然返回日本。
不久，蒋百里也在老师陈仲恕的安排下，迅速离开东北，辗转北京南下。此时，有人向南京临时政府告密，检举他曾在清廷禁卫军中担任过管带一职。这时，浙江都督汤寿潜改任交通总长，蒋尊簋遂被公推为浙江都督兼民政长，他上任伊始，马上聘任老同学蒋百里为参谋长。这位蒋尊簋绝非外人，他与蒋百里被章太炎并称为“浙之二蒋，倾国倾城”，曾有同学之谊，自不待言；他父亲蒋智由与梁启超更是情同手足，发起组织政闻社，主编《政论》杂志，鼓吹君主立宪。1912年2月6日，蔡锷致电孙中山、黄兴，向他们推荐蒋百里这个军事人才：“蒋方震君留学东西洋十余年，品行学术，经验资望，为东西洋留学生冠，亟应罗致，以餍海内之望。闻蒋已由奉返浙，如畀以参谋部总长，或他项军事重要职务，必能挈领提纲，措置裕如，不独中枢有得人之庆，而军国大计亦蒙其庥。”（《蔡锷集》一，435页）也许，蔡锷的电报发挥了效力，2月25日，陆军总长黄兴通电各报馆为蒋方震辩诬，电云：“阅昨日报，有电称蒋方震君为汉奸一节，殊为失实。现在南北统一，人人尽力民国，断未有甘心向虏者。前有小愆，亦在所不咎，请登报声明，以彰公道。”（《黄兴年谱长编》，278页）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图为当时的武昌革命总司令部。
办不好学校就自杀
蒋百里在浙江任上的时间并不很长。由于官场的倾轧、排挤，7月，蒋尊簋便愤然辞去都督一职，出国考察去了。蒋百里也随之辞职回家，读书著述。不久，蔡锷有意请他到云南任职，一说民政厅长，一说民政长，但这时却发生了保定军校要换校长的风潮。蒋百里从来都把训练军事干部看得十分重要，并将造就一支国家军队视为自己的理想，所以，他很想去当这个校长。这时，袁世凯正在设法拉拢进步党人，希望能借梁启超、蔡锷的声望来压制国民党，而任命蒋百里为保定军校校长恰好是对梁、蔡的感情投资。
1912年12月17日，蒋百里辞谢了蔡锷的邀请，以少将衔走马上任。陶菊隐在《蒋百里传》中记载了第一天他到校视事时的情景：“学生看见他的风度和姿态，跟旧校长截然不同，一个白面书生，身着黄呢军服，外加红缎里子的披风，腰挂长柄指挥刀，足登擦得发亮的长马靴，骑着一头高大的马，这是整齐、严肃、漂亮的象征。”（《蒋百里传》，24页）他当天向学生们训话：“今天方震到校，有两件事向同学们一谈，一点关于精神方面，一点关于教育方面。……方震如不称职，当自杀以明责任。”（同上，25页）
蒋百里的思想与梁启超、蔡锷一脉相承，他们都担心军队成为个人或党派的工具，旧军人只懂得效忠于个人或党派，缺乏国家、民族的观念，是很危险的。因此，要造就一支国家军队，就必须从军人的人格修养、精神教育入手。上任伊始，他就向每个学生赠送了梁启超所著《中国之武士道》一书，并在每本书上签上自己的大名。此书作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岁末，有感于日俄战争，日本战胜，吸引了全球的目光，“攷（考）其所以强盛之原因，咸曰由于其向所固有之武士道”。然而，梁启超认为，所谓武士道，并非日本所专有，“吾中国者，特有之而不知尊重以至于销灭而已”。于是，为了使中国的“武士道”发扬光大，梁启超“著是书，盖欲发吾宗之家宝以示子孙，今而后吾知吾国尚武之风，零落数千年，至是而将复活，而能振吾族于蕉顇（憔悴）凌夷之中，复一跃而登于荣显之地位”。当时，蒋智由、杨度都曾为此书作序，他们所看重的“任侠敢死，变厉国风”，并非关系于“一身一家私恩私怨”，这种风俗习气我们这里从来不缺，我们所缺少的却是“急国家之难”，为救天下，保种族，强国家而赴公义的精神。这种私斗勇，公战怯的民族性，或许正是中国武士道不及日本武士道之处。现在，蒋百里把这本书赠给他的每一个学生，其目的恐怕和孟子当年告诫齐宣王一样，也是希望大家能“好大勇无好小勇”。（《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四，2 ～ 4页）
但是，在保定军校校长这个位置上，蒋百里只坐了六个多月，不仅办好军校的计划在现实政治环境中无法实现，还差点把命搭上。身为记者的陶菊隐记下了校长室侍童史福对当晚发生之事的叙述：校长由京里回来的那天，是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六月十七日，距离接事时整整半年。他平日性情很温和，可是那天的脸色非常难看，我不敢向他问长问短。晚上他叫我磨墨，磨好了挥手叫我出去，随手把门闩上，但并未熄灯就寝。我疑心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我从门缝里张望，看见他一面喝啤酒，一面写信，我既不便走开，又不敢叩门，就靠着门框打盹，一直等到凌晨。他叫我传话号兵吹集合号。我见他精神还好，以为隔了一宵，他的一肚子气都消除了。
陶菊隐还说道：
十八日早五时，全校教职员及学生共二千余人站在尚武堂前听校长的紧急训话。学生们窃窃私议，“校长刚从北京回来，今天又忙着召集紧急训话，怕莫有特殊事故发生”。俄而看见校长着军服，佩指挥刀踱出来，把手枪藏在衣袋里，用沉痛而低沉的语调说道：“我初到本校时，曾经教导你们，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你们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须办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也要责罚我自己。现在看来，你们一切都还好，没有对不起我的事，我自己却不能尽校长的责任，是我对不起你们。”
学生们看见校长的脸色泛着苍白，听他的话又说得那么迷离惝怳，一时摸不着头脑，都在提心吊胆地端立不动。又听他接下去说：“不能尽责任就得辞职，但是中国的事情到处都是一样，这儿办不通，那儿也未必办得通。你们不要动，要鼓起勇气来担当中国未来的大任！”
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清脆的枪声一响，划破了黎明前万里长空的沉寂，学生刘文岛提高嗓门大喊：“校长自杀了！”（《蒋百里传》，26 ～ 27页）
蒋百里的自杀震动了朝野，也振奋了保定军校所有学员的精神。蔡锷、熊希龄等立刻通电北京政府，要求查出事由，追究责任。幸运的是，他这一枪没能致命，子弹从肋骨间穿过，仅擦伤了肺尖。在日本军医平户的治疗和护士佐藤屋子的精心护理下，蒋百里的伤口很快就复原了。这期间他不知不觉地坠入情网，一定要得到这位异国女子的爱情。由于他锲而不舍的努力，佐藤屋子终于成了左梅夫人，并在以后的日子里为他生下五个女儿。左梅这个名字，也是蒋百里为她取的。因为他喜爱梅花，所以名之曰梅。
二人心灰意懒，同陷政治漩涡
伤愈后的蒋百里不再担任军校校长一职，只在总统府下属的军事处任参议这样一个闲职。他先在天津休养了三个月，然后回到北京。这时，蔡锷也辞去云南都督，来到北京。梁启超则先辞司法总长，再辞币制局总裁，开始作进行国民教育的打算。他们三人常常一起切磋问题，蒋百里也常有文章在梁启超主办的《庸言》杂志、《大中华》杂志上发表。他应袁世凯之邀，撰写《孙子浅释》一书，就逐期在《庸言》杂志上连载。不久，袁世凯要当皇帝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蔡锷发起反袁，秘密策划于天津梁启超的家中。蒋百里也是幕后参与者之一。蔡锷、梁启超先后南下，蒋百里也相机离开北京，来到上海，然后，又随梁启超转道香港，进入广西。1923年，蒋母杨太夫人过世，他请梁启超为母亲撰写墓志铭，还提到这段经历：“忆昔国难，同伏香港舟中。先生作家书，方震涕不敢侍，窃避以号。今几何时，而方震亦为无父母人也。方震微先生无与归。吾母微先生亦莫能传。知在矜爱，敢乞铭诔。”（《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上〕，16页）
袁世凯暴亡之后，形势急转直下。护国的硝烟尚未散去，新一轮权力争夺已经紧锣密鼓地拉开了帷幕。1916年7月6日，新任总统黎元洪发布了任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的任命，这时蔡锷的喉疾已相当严重，医生建议他离开四川，到上海或日本就医。他对新的任命力辞不就，又电请蒋百里入川，商议军队的善后问题。蒋百里从广州赶回上海，左梅也被他接到上海，并送她启程东渡，回日本归宁探亲。然后，他才化了装，沿长江溯流而上，直奔四川。他与蔡锷相见后，深感蔡的病情严重，不能再耽误了。8月5日，蔡锷发表《布告四川文武官民文》，8月9日，又发表《告别蜀中父老文》，准备去蜀赴沪就医。四川督军及省长则由罗佩金接任。曾有传说蔡锷想请蒋百里任督署参谋长兼代督军，但没有看到他就此事给北京政府黎、段等人的电文，恐怕也只能是传说而已。此后直到蔡锷病逝，蒋百里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临终那天，蔡锷“由护士勉强扶起来，凭窗瞭望日本飞机演习，又受了一次很大的刺激。他回顾百里说：‘我早晚就要和你们分手了。我们建设国防尚未着手，而现代战争已由平面而转立体，我国又不知道落后了多少年！我不死于对外作战，死有余憾。’”（《蒋百里传》，44页）蒋百里闻言，只有心痛而已，他在致电黎元洪时说：“是蔡公身虽未死于疆场，实与阵亡者一例。而临终之际，犹以未能裹尸于边徼为遗恨，其情可哀，其志尤可念也。”（《蔡锷集》二，1507页）
梁启超既有功成身退的承诺，到上海后，又得到了父亲已于3月14日去世的消息，悲痛欲绝，当即致电军务院和各都督总司令，请求辞去所担任的各项职务。他原本就有退出政治、专注于社会教育、以在野的身份尽一份监督匡救政府之责任的想法，现在可谓机会难得。8月10日，他对记者发表谈话，就说到他对未来的设想。10月11日，在给女儿令娴的信中，他又一次说起“吾顷方谋一二教育事业”，以为“作官实易损人格，易习于懒惰于巧滑，终非安身立命之所”。（《梁启超年谱长编》，796页）护国战争结束后，梁启超作《国体战争躬历谈》，也说到他对今后的打算：当在天津与蔡君共谋义举时，曾相约曰，今兹之役，若败则吾侪死之，决不亡命；幸而胜则吾侪退隐，决不立朝。盖以近年来国中竞争权利之风太盛，吾侪任事者宜以身作则，以矫正之。且吾以为中国今后之大患，在学问不昌，道德沦坏，非从社会教育痛下工夫，国势将不可救。故吾愿献身于此，觉其关系视政治为尤重大也。（《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147页）
料理了蔡锷的后事，蒋百里曾有入川的打算，据说也是蔡锷生前与梁启超的谋画，如果他病愈回国，将推荐蒋百里为四川督军，依托四川的基础，建设西南边防，他则到北京执行其改造北洋军队的计划。这当然又是他们的一厢情愿，随着川滇黔三角战争的兴起，戴戡和张承礼（耀亭）被川军刘存厚部所杀，这个计划也就烟消云散了。所幸他在湘中考察蔡锷的茔地耽搁了几天，躲过了这场大难。平安回到北京的他，颇有些心灰意懒，他在黎元洪的总统府做个挂名顾问，实际上是想追随梁启超研究学问去了。
但梁启超暂时还不能如愿从现实政治中脱身，他很想远离政治，但诸多政治问题却找上门来，他不期然地又一次卷入政治漩涡之中，几乎被汹涌而来的浊流所淹没。而研究学问的愿望，也只好往后放一放。最初只是黎元洪继任总统的依据问题，是以民国元年的旧约法和民国二年十月公布的总统选举法为依据呢，还是以民国三年袁世凯颁布的所谓新约法为依据呢？关于新旧约法的这场政论，竟然成了一年后护法运动的滥觞，这是许多人事先没有想到的。
梁启超自然是主张恢复旧约法和国会的，他在袁世凯死讯发表的第二天，就曾分别致电段祺瑞、冯国璋，以及独立各省的都督和司令们，反复申述这样几点：一、请黎大总统即日依法就职，免生枝节；二、保持北方军队稳定，保持秩序，以待善后；三、独立各省要支持、帮助段祺瑞收拾北方，毋使孤立；四、联络未独立各省，统一意见，即开国会。仅隔一天，他又致电黎大总统，特别指出：“项城以违法专欲失天下望，今宜尽反其所为，请以明令规复旧约法效力，克期召集国会，委任段公组织新阁，延揽各派俊彦，署理阁员，共图匡济，帝制祸首不惩，无以谢天下，请分别拘留候裁判，必民气平，民志定，然后一切兴革乃有着手。”（同上，54页）
但是，段祺瑞却自有主张。他不是不想当总统，然而他非常清楚，在通往总统的道路上，还有两大障碍是他暂时无法跨越的：第一，南方护国军早已提出袁退黎继为南北议和的先决条件，除了黎元洪，谁继任总统，护国军都不会答应，南北统一更无从谈起；第二，在北洋内部，段祺瑞的威望和袁世凯无法相比，如果他硬要当总统，恐怕会引起北洋其他势力的反对，发生内讧。据张国淦回忆，袁将死时，“段曾召集幕僚整整开了一夜会，商讨要不要让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段拿了笔，考虑了一夜，想不出好主意，最后把笔向地上一甩说：‘好吧！去接他来吧！’”（《段祺瑞年谱》，98页）
段祺瑞自然有他的如意算盘，他可以顺应民意拥黎为总统，但他只是把黎当作一个过渡人物，暂时借作他的傀儡，大权则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他既有这样的打算，当然不希望弄个国会来约束自己，而如果恢复元年约法，则诸事必受国会的裁制，他要大权独揽势必就会有所妨碍。所以，他在恢复旧约法、召集旧国会的问题上，一直采取暧昧的拖延态度，直到6月22日，他才通电明确反对恢复民国元年约法，主张仍以民国三年约法为根据。但他的通电马上遭到梁启超的驳复，6月25日，梁启超致电段祺瑞，劝他不要糊涂，还是立即宣布恢复元年约法的好。这一天还发生了驻沪海军总司令李鼎新、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练习舰队司令曾兆麟宣布脱离北洋政府海军部，率部加入护国军，并要求恢复民元约法、民二国会的事件。面对这种情况，段祺瑞不得不作出妥协。6月29日，他以大总统黎元洪的名义宣布遵行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并定于当年8月1日续行召集国会。同一天，又有大总统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的策令，随后，梁启超也致电唐继尧等西南首领，劝他们尽快撤销军务院，并促成了军务院在7月14日宣告撤销。等到8月1日国会召开于北京，民国之后的第二次南北统一，至少在表面上是实现了。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随着约法、国会问题的解决，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如果说此前的权力之争还打着“约法”“国会”的旗号，那么现在，已经变成了赤裸裸的瓜分和掠夺，大家的目光全部集中在督军、省长位子的分配上。这种权力的争夺最初只发生在北洋军阀与民党之间，发生在黎元洪所代表的“府”与段祺瑞所代表的“院”之间。但在国会里，研究系的人都倾向于支持段祺瑞，而民党则分裂成几个不同的小团体，分别代表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和南方独立各省的利益。就研究系而言，固然和梁启超有关，其骨干分子主要是1906年以来君主立宪运动中曾与梁启超有过合作的官僚士绅，也就是后来的进步党。旧国会恢复以后，他们组成了两个团体，一个宪法讨论会，以汤化龙、刘崇佑为首，一个宪法研究会，以梁启超、林长民为首。后来，由于昔日的国民党人有在国会坐大的趋势，他们才再次联合起来，统称宪法研究会，但也并非是有严密组织的政治团体。1927年，梁启超对他的儿女解释说：“我们没有团体的严整组织，朋友们总是自由活动，各行其是，亦没有法子去部勒他们（也从未作此想），别人看见我们的朋友关系，便认为党派关系，把个人行动认为党派行动，既无从辩白，抑亦不欲辩白。”（《梁启超年谱长编》，1111页）梁启超的这番话部分地说明了所谓研究系的性质。
这时的梁启超，一方面还在为死去的父亲“守制”，另一方面，却也不想放弃脱离政治的机会。但是，他与政治的关系一时又还“斩不断，理还乱”，很多时候，不能不出面发言表态。1917年1月，结束了百日守制的梁启超，离沪入京，一路上，他还分别在南京和徐州拜访了冯国璋和张勋。不过，平心而论，梁启超此时虽然与段祺瑞走得很近，却并非完全投靠于他，并没有完全站在他的一边，还是想尽力调和段祺瑞与国民党的关系。
是否应该对德国宣战
谁知，1月31日，德国政府通知各中立国政府，自2月1日起，施行无限制潜艇袭击政策。2月3日，美国宣布与德国绝交，并照会中国政府，与其采取一致行动，而且承诺设法援助中国，使中国能负起对德绝交后的责任。2月9日，黎元洪与段祺瑞共同主持国务员联席会议，决定对德国提出抗议，并答复美国，将与其采取同一行动。同一天，在对德提出抗议前数小时，段祺瑞还派汪大燮到日本公使馆作了口头说明，并以国务院的名义电令驻日公使章宗祥正式向日本政府说明情况。尽管如此，此举还是引起了日本政府的不满，他们通过章宗祥向北京政府转达两点意见：第一，中国对德应“即行宣布断绝国交”；第二，对中国处理对德外交中的重美轻日政策表示不满。（《段祺瑞年谱》，111页）
实际上，自欧战开始以来，英国一直希望中国加入协约国一方。日本政府最初不赞成这样做，认为中国参战将增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从而降低日本作为中国代言人的地位。与日本磋商的结果，英国承诺在未取得日本同意时不就中国参战进行谈判。但美国却打算借欧战之机与日本争夺在华利益，试图控制段祺瑞政府。他们既然得到了段祺瑞政府的承诺，将与其采取一致行动，便认为这是自己在外交方面取得的一次胜利。但日本的抗议却使得一直以来与日本关系密切的段祺瑞政府不得不考虑疏远美国。2月11日，段祺瑞致电章宗祥转达日本政府，保证此后不再发生类似的情况，一切对德行动，均以“诚意接洽”，“与日本取同一之态度”。日本方面则表示“深为满足”。这样一来，美国的态度又由积极变成了消极，尤其是在参战以后，更难顾及到中国，也乐得由日本出面促成中国参战。但美国的这一转变却使得以黎元洪为首的亲美派失去了依托。如果说最初他们同意对德提出抗议，主要是想给美国一个交代，那么现在日本取代了美国，而黎又不愿意跟着段祺瑞走日本路线，所以，他只能改口反对与德国绝交并宣战。2月28日，段祺瑞率领全体阁员谒黎元洪，说明对德外交方针，主张由绝交而宣战，并加入协约国。黎元洪表示，首先应征得国会同意，绝交宣战尚非其时。3月1日，段祺瑞再次率领全体阁员前往总统府举行最高国务会议，讨论对德绝交问题。黎元洪认为，此事关系重大，应交国会复议。3月3日，段祺瑞主持国务会议通过了对德绝交案，并于次日率全体阁员到总统府，请黎元洪盖印，黎予以拒绝，段遂于当晚负气出走天津。黎元洪先派了蒋作宾、汤化龙、靳云鹏等赴天津劝抚，无效，又想甩掉段祺瑞，请徐世昌出任内阁总理，王士珍继任陆军总长，但二人表示拒绝。无奈之中，他又央求冯国璋赴津，请段回京，并答应了冯提出的三个条件：第一，此次国务会议决定之外交方针，总统不加反对；第二，国务院拟发之命令，总统不拒盖印；第三，致各省及驻各国公使之训电，总统不提异议。3月8日，回京后的段祺瑞将已经黎元洪盖印的对德绝交咨文提交国会。3月10日，众议院通过对德绝交案。次日，参议院通过对德绝交案。14日，北京政府宣布了对德绝交令。原本，大部分督军是反对加入协约国和对德宣战的，为了统一督军们的意见，4月25日，段祺瑞在北京召开督军团会议，说服他们支持“宣战案”。（以上均见《段祺瑞年谱》）
5月1日，国务会议讨论对德宣战问题，督军团的倪嗣冲、张怀芝等人忽然闯入，强迫国务员通过宣战案。5月3日，段祺瑞宴请国会议员，疏通宣战案。次日，督军团再次宴请国会议员，并派代表见黎元洪，被黎斥为军人干政。5月10日，众议院开会审查对德宣战案，忽有所谓公民请愿团、五族请愿团、北京市民主战请愿团、军政商界请愿团等大约三千多人，包围了众议院。他们散发传单，殴打议员，声言必俟宣战案通过才能解散。众议院停止会议，以示抗议，宣战案亦因此而被搁置缓议。第二天，外交总长伍廷芳、司法总长张耀曾、农商总长古钟秀、海军总长程璧光提出辞职，教育总长范源濂随后也提交辞呈，如果加上先前去职的陈锦涛、许世英二人，此时的内阁就剩下段祺瑞一人了。5月18日，《英文京报》披露了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密约的部分内容，报道说：“一万万元大借款，以二千万元作日本改组军械厂用，以八千万元作招募及训练一特别新军之需，中国允将上海、汉阳、巩县三处之军械厂交与日本。”此事让国会议员们更加愤慨，遂决心倒段。这一天恰逢众议院例会，于是作出决议：现内阁仅余段总理一人，不能行责任内阁之实，建议对德宣战案“暂行缓议”，俟内阁改组后再行讨论。督军团则呈请总统要求解散国会。但黎元洪不仅拒绝解散国会，更于5月23日签署命令，罢免了段祺瑞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的职务。同一天，段祺瑞通电声明，指责黎元洪这项命令非法。北洋的督军们亦纷纷响应，向黎元洪公开发难。第二天，张勋致电黎大总统，谓各省以中央首先破坏法律，群情愤激，唯有自由行动。安徽省长倪嗣冲率先通电，宣称本省独立，随后，陕西督军陈树藩，河南督军赵倜、省长田文烈，浙江督军杨善德、省长齐燮元，奉天督军兼署省长张作霖，山东督军兼署省长张怀芝，黑龙江督军兼署省长毕桂芳，直隶督军曹锟、省长朱家宝，福建督军李厚基，淞沪护军使卢永祥、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及山西督军阎锡山纷纷宣布与中央脱离关系，并在天津设立了独立各省总参谋处。面对这种局面，手足无措的黎元洪只得发表通电，向督军妥协，并电召张勋进京调停。5月30日，张勋致电黎元洪，提出五项“北上调停”的条件：“一、解散国会；二、段公复职；三、督军参议宪法；四、摈斥群小；五、大赦帝制党人。”此时的黎元洪，完全接受张勋条件，并不甘心；重新组织内阁，又无人支持；想辞职走人，还辞不掉，万般无奈中同意解散国会，但命令拟好之后，竟连一个副署的人都找不到。
接下来就上演了张勋复辟这一幕滑稽剧。这出戏开场快，收场也快。7月1日，宣统复位，改民国六年七月一日为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7月3日，段祺瑞通电讨伐张勋，黎元洪仓皇躲进日本公使馆；7月12日，讨逆军进入北京，辫子军投降，张勋逃到荷兰使馆寻求避难，复辟闹剧至此落下帷幕。这场变故最大的赢家就是段祺瑞，他不仅重新掌握了国家权力，而且，妨碍他专权的两大势力——国会和总统，都被打垮了。当时就有人指出：“复辟之役，乃是段祺瑞倾覆国会，推倒总统，攫取政权之一种手段。”（《段氏卖国记》，243页）7月17日，段祺瑞发表了新内阁名单：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外交汪大燮、内务汤化龙、财政梁启超、司法林长民、农商张国淦、教育范源濂、交通曹汝霖、海军刘冠雄。看得出来，段内阁成员主要是由北洋派、研究系、新交通系组成的，完全排除了国民党和南方阵营的其他派别。（《段祺瑞年谱》，111 ～ 136页）
就在新内阁宣布的第二天，英、日、法、俄四国公使又一次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参战的要求，7月20日，日本内阁甚至作出了“援段抑孙”的决议。这更加促使北京政府把参战问题作为当前最迫切的问题加以解决。8月14日，北京政府正式对德、奥宣战，并照会驻京的各国公使。至此，这个影响中国政局半年之久的外交事件总算有了结果。这个结果应该是梁启超所希望看到的，他是最早、也是最坚决地主张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的。他在一段时间里甚至是段祺瑞唯一的支持者。但他与段祺瑞不同，段祺瑞所谓对德宣战，其实是“宣而不战”，目的是掩盖对内的“战而不宣”。这种说法源自温世霖的《段氏卖国记》，在他看来，段祺瑞的“对德宣战，既与协约国之作战主义根本矛盾，亦无赞助协约国之真诚，不过欲借日本之武力与经济，以残杀同胞，压迫异己，宰制全国而已”。（《段氏卖国记》，257页）而梁启超是以加富尔自居，他希望能像意大利的加富尔加入克里米亚战争那样，通过参加欧战，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他从一开始就指出，为何提出对德宣战问题呢？“其根本义乃在因应世界大势而为我国家熟筹将来所以自处之途。第一从积极进取方面言之，非乘此时有所自表见（现），不足以奋进以求厕身于国际团体之林；从消极维持现状言之，非与周遭关系密切之国同其利害，不复能蒙均势之庇。”（《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五，4 ～ 5页）他在《外交方针质言》中详细论述了“积极进取方面”和“消极维持现状”两种情况，他所得到的结论，是不论积极还是消极，都不能错过对德宣战这个机会。在这里，他专门讲到了加富尔，他说：张勋（1854—1923），江西新奉县人，1917年发动复辟，旋即失败避居天津，图为张勋晚年照片。
其与我国今日情势最相类而为吾侪所当效法者，莫如加富尔所手创之意大利。意大利之前身为萨的尼亚（撒丁王国），实阿尔频山（阿尔卑斯山）下一小王国，其面积人口曾不能当吾一大县也。时加富尔实为萨相，当哥里米战争（克里米亚战争）之起，加氏攫此机会，加入英法联军，遣七千人参战，因以求列席之千八百五十六年之巴黎会议。奥人侧目，而以英法之助，莫可如何。其后，意卒赖英法之助，以成统一之大业，为第一等国。以迄今兹，问萨之与俄当时有何种宣战理由，吾苦不能知之，以蕞尔之萨，慑服于强奥肘下，而贸然与欧洲一大国为敌，其冒险之程度何若？至今尚可推想也。抑区区七千人，其足为轻重于英法联军者几何？当时有与加富尔同称建国三杰曰玛志尼者，反对加氏政策，不遗余力，谓其以国家为孤注，国之亡将无日，而加氏毅然行之，英法驩（欢）然亲之，卒以创建新国家，而左右欧洲之国际团体以至今日。（同上，6页）
当时，反对梁启超的人很多，他一时成了公众舆论的众矢之的，即使老朋友也不能理解他，伍庄在致梁启超的信中说了一番话，就颇有代表性。他说：“兄数十年惓惓爱国之心，其结果则中国乃亡于兄手，兄纵不爱惜其名誉，独不爱惜国家乎？”当时，用这样的眼光看待梁启超的人不在少数，所谓“今则国人皆反对之”。（《梁启超年谱长编》，816 ～ 817页）然而，反对他的人虽多，未必证明他就是错的，许多年后，伍庄在回忆梁启超的文章中承认：“张勋既败，先生本不欲复出，但以主张对德宣战之故，欲贯彻其主张，因复就段阁之财政总长焉。卒之主张实现，中国赖以取得国际上之种种便利，出席于欧洲和平会议，先生之功，不可没也。”他甚至有些惋惜：“先生当时之志愿尤（犹）不止此，先生力劝段祺瑞亲带兵赴欧洲战场。可惜段氏为宵小所包围，不听先生之言，先生之大志愿仍不得达。”（《追忆梁启超》，5页）在这里，梁启超充分显示了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他不代表哪一党，哪一派，他只代表中国人的良知。
可以说，梁启超与段祺瑞，在对德宣战这一点上是不期然走到一起的，他们一时成为同盟者，却并不说明他们的诉求也是一致的。事实上，在梁启超看来，无论是主张对德宣战的段祺瑞，还是反对对德宣战的各种势力，他们的真实企图其实是一样的：“吾请赤条条直揭之曰，今度之争，曷尝有所谓外交问题，实不枝不蔓一线到底之政权问题已耳。盖国中有历史上不相容之两种势力，两造皆徒知责人，而不知自反，彼此蓄怨、积怒之日既久，日日雷风相薄，水火相射，极于今兹，殆将图穷而匕首见。今日之具体问题，即内阁与国会之生命问题而已。”这段话见于梁启超所作《政局药言》一文，这篇文章是他为政局病象所开的药方。1917年5月10日，发生了所谓公民请愿团冲击国会、殴打议员的恶性事件，并引发了后来的一系列政治危机。当天夜里，梁启超便写了这篇文章。但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一边是想集权的北洋军阀，一边是要夺权或分权的革命党和各种地方势力，夹在中间的梁启超能有什么好药呢？他所能做的，只有苦口婆心地劝告双方要顾全大局，多为国家的前途安危着想，尽管他知道，“今者双方皆积愤发狂，居间者之言，何由倾听”。但他仍然“愿两造为国家之利害一倾听之，即不尔，犹愿其为自身终局之利害一倾听之”。但在两派打得不可开交、势同水火的时候，谁能听进梁启超的劝告呢？（《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五，1页）
后来果然发生了倒阁、解散国会、赶走总统、复辟帝制等一系列政治风潮，中国的政局几乎糜烂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但随着段祺瑞重新掌权，新内阁名单次第公布，梁启超又有了进一步与段祺瑞合作的打算。这恐怕是因为，研究系，也就是先前的进步党，在这届内阁中占了主流，又一次激发起他的希望和热情。同时，他也很看重段祺瑞在复辟之变发生后能够迅速地作出反应：“倘非纪明（段祺瑞）有马厂之行，则今日正不知成何世界。马厂出兵倘迟三日，则大江以北，称臣者从风而靡矣。”所以他这样袒露其心声：“故弟明知今日万难之局，犹牺牲一切，愿与之分担责任，诚以不扶助此人，则国事更无望也。”（《梁启超年谱长编》，837页）这倒很像二次革命后进步党与袁世凯合作时的情形，只不过段祺瑞比袁世凯更少了些权谋和机巧，他们的合作更不可能长久。但在最初，他还沉浸在一个要把段祺瑞引入轨道的旧梦里。7月30日，《申报》报道了他在宪法研究会的讲话：“宪法研究会昨开大会，梁任公报告入阁主义，在树政党政治模范，实现吾辈政策，故为国家计，为团体计，不得不牺牲个人，冒险奋斗，允宜引他党于轨道，不可摧残演成一党专制恶果。吾人负此重责，愿诸君为后盾。”（同上，830页）
梁启超入阁后的次日，便与汤化龙等人商议，暂时先不恢复国会，而是组织临时参议院。梁启超不懂得国会的重要性吗？当然不是。在当时，很少有人比梁启超更了解和看重国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了。但在那个特定时刻，他却认为：“对于国会主张，恢复之不能，改选之不可，而以召集临时参议院惟比较的无上上策。”（同上，831页）那么理由何在呢？他针对当时的三种说法，分别加以说明。首先是恢复国会的说法。他指出，国会是被总统明令解散的，绝没有重新召集的道理。而且，即使勉强召集起来，也不会再有以往的威信。他借用唐继尧的说法，把国会比作破瓦罐，既然已被打碎，要重新收拾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其次，改选国会的说法。他认为，这种说法虽持之有故，但做起来困难很多。这是因为，国会选举，程序非常复杂，需要很长时间，很多的人力、物力，如果仓促进行，恐怕蹈民国初年的覆辙。第三是改组国会的说法。陆荣廷就主张这么做。但梁启超提醒他注意，“然改组国会，必先改《国会组织法》，尤必先有提议改组并制定法律之机关，其职权又必为法律所许可者”。如果没有合法的机关，改组之说是得不到落实的。既然如此，合法的机关又在哪里呢？他说：“夫今日既为遵行《约法》时代，则所谓合法之立法机关，无过于《约法》上之参议院者。其立法之职权，载在《约法》，班然可考。夫国会之职权，乃由《约法》上之参议院递嬗而来。有参议院行使立法职权，即无异于国会之存在，是与《约法》精神、共和本旨皆不违悖。且人数无多，选派由地方自定，依据《约法》，可以迅速成立。救时之图，计无逾于此者。”他还说，制定宪法的权力本属于国会，现在，各省督军主张另外组织制定宪法的机关，要这样做，必须增修《约法》，然而谁有权力增修《约法》呢？“惟《约法》上之参议院，乃有此职权，是非召集《约法》上之参议院不为功也。”而且，“《国会组织法》，乃《约法》上参议院所制定。既有制定之权畀以修改之任，于法为宜，于理为顺。则改组之主张，亦必先召集《约法》上之参议院，乃能贯彻也”。（《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705页）应该说，他的这番话已经很透彻地解释了暂时不能恢复国会，只能召集临时参议院的理由和必要性。但他还是过于书生气了，以为他们是可以讲道理的。其实，无论北洋军阀，还是南方国民党；无论直系皖系，还是两广云贵，他们支持或反对恢复国会，召集临时参议院，都只是一种姿态，给人看的，他们各怀着野心，就是要争权力，抢地盘。孙中山便以此为借口，发起护法运动，先做了南方军政府的大元帅，直接造成了南北对抗的局面。这是梁启超始料不及的，也是他不愿看到的。直到10月3日，他还致电广东省长李耀汉，痛心地说：“一国家决不能有两政府。”（《梁启超年谱长编》，83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