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出政界，同游欧洲
一年后，梁启超已完全退出政治活动，他回答某报记者提问也就很直截了当：现在双方，甲主威信，乙言护法，皆欲自占一好名目，而将战争之责任嫁与其敌，实则使两方主战。此清夜扪心，自问何尝有所谓威信，所谓护法，盖皆有不（可）告人之隐，特借此以自掩护耳。若北方果为威信而战也，威信能行于南方与否，且勿论，试问中央对于北方诸督威信何在，愈主战而愈倒持大（太）阿，以授彼在外拥兵之军阀，以此言威信，失将谁欺？若南方果为护法而战也，北方能守法与否，且勿论，试问南方举动有一合法者乎？同一法也，便己则护之，不便则不护，敌违法则护法，我违法则护我，以此言，护法又将谁欺？实则彼双方者，曷尝知威信护法作何解释，其心目中曷尝有丝毫威信护法之念存，直盗此美名，以天下人为可欺耳。（同上，869页）
尽管如此，这时的梁启超还有一个夙愿，就是想对中国的币制作一番彻底的改革，以挽救中国的金融和财政。他对某通讯社记者说：“币制改革为吾十余年之主张，予长财政部后，向四国银行团重提币制借款之议，此事实也。”他有一个分三步走的计划：“以统一银币为第一步，以整理纸币为第二步，以采用金汇兑本位为第三步。金本位之实行，必待银币纸币整理之后。”（《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717页）
这套改革方案他在民国元年尚未回国之时就曾以《财政问题商榷书》的方式向袁世凯提出过；民国三年，他任币制局总裁，也想有一番作为，并拟订了具体计划。但“任公所研究之政策，及其设施之次第，又为时势所迫，不能实行，于是此局遂同虚设”，梁启超也于无奈中辞职。（《梁启超年谱长编》，698页）但他抱定一种想法：“盖中国财政金融上苟无一种办法，则中国前途惟有黑暗而已。”（《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711页）此次出任财政总长，在他看来就是实现其抱负的绝好机会，所以“颇为乐观”。（同上，714页）当时有个机会是可以利用的，即中国对德宣战之后，协约各国承诺将庚子赔款暂缓五年，每年可以少支付一千三百余万元，五年下来就有六千五百万元。此款如何利用，在当时是个很大的问题。如果由关税按月拨出，用于行政经费的消耗，只能是消极地维持现状，于国家财政的恢复一点好处都没有。他与熊希龄商议，想请国务会议作出决定，将缓付赔款拨为币制经费，再加上币制借款，作为发行公债之抵当，发行国内公债，一举解决币制问题。但由于段祺瑞政府一心要对南方用兵，军费支出甚巨，当年总收入，包括第一年缓付赔款的一千三百余万元，共约七千万元，全部用于中央军费及行政费，才勉强够用。而各省还在增添新的军队，陆军部也要求继续增加军费，军事方兴未艾，而财政却实在没有回旋余地。这时又传说政府正在秘密对日进行军械借款，而他这个财政总长竟被蒙在鼓里，毫不知情。于是，他呈请冯国璋、段祺瑞，希望另选能人来接替他的职务，他说：“唯□□此次入阁，竭智殚诚，以谋整理，不幸事与愿违，负疚引退。”（《梁启超年谱长编》，851页）尽管如此，他真正辞职已经是在11月15日内阁全体呈请辞职之后了。
民国以来，至今已是第七个年头，梁启超一直梦想着能有所作为，但始终不能如其所愿。袁世凯当权，他几乎一事无成；换了段祺瑞、冯国璋当政，他仍然一事无成。他在给籍亮侪的信中劝他“勿与闻人家国事，一二年中国非我辈之国，他人之国也”。（同上，862页）一个爱国者，时刻把国家前途和命运放在心上的人，竟然说出这样一番痛心疾首的话，可见其所受伤害之深、之痛，因此联想到多年前在电影《苦恋》中看到的那个巨大问号，那也是一个爱国者在冰天雪地里用温热的身体留下的巨大问号。几年的痛苦经历深深地刺痛了他，他看透了这些人的嘴脸：“况我国之为军国主义，乃由少数蠢如豕贪如羊狠如狼之武人，窃取名号以营其私，若此者无南无北，无新无旧，已一邱（丘）之貉也。更质言之，则现在拥兵弄兵之人，实我国民公敌，其运命与国家之运命不能并存。”（同上，870页）所以，几个月来，他不愿再与段祺瑞这些人来往，“殊不欲作无谓之缘，以惹魔障”。他闭门谢客，“邈然几与世绝”，专心致力于中国通史的写作；并为女儿令娴等讲解国学源流，“思顺所记讲义已褎（袖）然成巨帙”。（同上，862 ～ 864页）
这时，蒋百里亦闲居在京，由于薪金减少，生活也越发地困顿。但他和梁启超的往来却更加密切了。梁启超主办的《庸言报》和《大中华杂志》，其中有关军事的论文，都请蒋百里执笔，其“军事学者”的名声由此而广为传播。年初，张君劢致信梁启超，说到晨间唐规严来商量发起松社之事。他还提到，去年，蒋百里在天津养病，也曾与梁启超提及此举。除了以此来纪念病逝不久的蔡锷将军，他们还希望梁启超能像罗泽南和曾国藩那样，以其对社会的影响，倡导一种社会风气。他们设想中的松社，其实是一个松散的“以读书、养性、敦品、励行为宗旨”的团体，参加者仅以平日来往较多的朋友和可以信任的军人政客为主，居住在天津的梁启超每周来北京作一两次有关人心风俗的演讲，同时兼及个人所感兴趣的学问研究。（同上，859 ～ 860页）如果梁启超肯带这个头，他当与规严、百里商议具体的办法。七八月间，梁启超致信陈敬第，提到了松社开会的时间和拟办杂志的方式，可见此事已提上日程。不过，由于梁启超著述过勤，劳累过度，八九月间忽然得了呕血病，痊愈之后，又要准备欧洲之行，松社的事就放下了。回国之后，组织共学社，发起讲学社，整顿《改造》杂志，开办松坡图书馆，其实都是发起松社的余绪。
梁启超早有旅欧的打算，退出政界之初就已开始筹划，未能成行的原因主要是旅费一时没有着落。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战败投降而结束，给了梁启超一个很好的前赴欧洲的理由。经过多方周旋与接洽，梁启超得到一个以私人资格，其实是中国赴巴黎和会代表团非正式顾问的身份前往欧洲的机会，他要“看看这空前绝后的历史剧怎样收场”，并“将我们的冤苦，向世界舆论伸诉伸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38页）此行需要经费大约十万元，其中“公家所给仅六万，朋旧馈赆约四万耳”。（《梁启超年谱长编》，873页）12月23日，梁启超一行七人，蒋百里、刘崇杰、丁文江、张君劢、徐新六、杨维新，由北京动身，前往欧洲。这些人中，蒋百里、张君劢、刘崇杰三位是他的老朋友，杨维新作为录事随行，并请了徐新六作为他的财政经济顾问。但他仍感到有所不足，很想再有一位科学专家同行，才能对于现代的欧洲有彻底的认识，于是，徐新六就推荐了丁文江。由于这个机缘，梁启超与丁文江得以结识。
1919年，参加法国巴黎和会的各国代表。
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讲到他们最初的行程：“我们是民国七年（1918年）十二月廿三日由北京动身，天津宿一宵，恰好严范孙（修）、范静生（源濂）从美国回来，二十四早刚到，得一次畅谈，最算快事。二十四晚发天津，二十六早到南京，在督署中饭后，即往上海。张季直由南通来会，念七（二十七日）午，国际税法平等会开会相饯，季直主席，我把我对于关税问题的意见演说一回。是晚我们和张东荪、黄溯初谈了一个通宵，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这一席话，要算我们朋辈中换了一个新生命了。念八（二十八日）晨上船，搭的是日本邮船会社的横滨丸。”（同上，39页）
上海《申报》曾于12月10日报道，梁启超一行将于12月28日由上海启程，直航欧洲。梁启超同日写给梁思顺的信中也提到出发时间为12月29日，但事实上提前了一天。而且，由于船位缺乏，七个人不得不分为两路，梁启超、蒋百里、刘崇杰、张君劢、杨维新五人取道印度洋、地中海，直达英国伦敦，丁文江、徐新六则绕道太平洋、大西洋，前往欧洲。这天早晨，他们登船之后，梁启超意外发现，他和这艘船竟还有一段因缘。大约三年前，为了策动广西陆荣廷独立，他曾冒险绕道香港、越南，潜入广西，当时乘坐的就是这艘横滨丸。为了躲避沪港间侦探的耳目，他就藏在舱底气炉旁边一间贮存邮件的小房间里。现在又乘此船，而那时同行的汤觉顿、黄孟曦都已死于洪宪之难，俯仰陈迹，真乃不胜哀感。船行之后，每日与天光海色相对，梁启超心情极佳，晨起观日出，然后，练习法文，约一时许，接着浏览日文书籍，两三天读完一本，中午稍微休息片刻，即与百里下棋，每日两三局，傍晚打球戏，晚饭后谈文学书，中间仍时时温习法文。生活很充实，也很有情致，“间亦作诗，为乐无极”。他在船上致信女儿令娴，感慨“登陆后恐无复此乐矣”。他还对女儿提到未来的计划：“在欧拟勾留七八月，归途将取道巴尔干，入小亚细亚，访犹太、埃及遗迹，更在印度略盘桓，便到缅甸，携汝同归也。”不过，由于后来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个计划结果是落空了。（同上，876 ～ 877页）
1919年2月12日中午（己未年正月十二日正午，一说1919年2月11日，见《梁启超年谱长编》，878页），梁启超一行抵达伦敦。这时，丁文江、徐新六二人已在伦敦迎候他们了。战后伦敦的情形超过了他的想象，他在《欧游心影录》中写道：“我们才登岸，战后惨淡凄凉景况，已经触目皆是。我们住的旅馆，虽非顶阔，也还算上等，然而室中暖气管是关闭了，每个房间给一斗多的碎煤，算是一日二十四点钟的燃料。电力到处克减，一盏惨绿色的电灯，孤孤零零好像流萤自照。自来火的稀罕，就像金刚石，我们有烟癖的人，没有钻燧取火的本领，只好强迫戒掉了。我们在旅馆客屋吃茶，看见隔座一位贵妇人从项圈下珍珍重重取出一个金盒子来，你猜里头什么东西呢？哈哈，是一小方块白糖，他连客也不让，劈了一半，放在自家茶盌（碗）里，那一半仍旧珍珍重重交给他的项圈。”（《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47 ～ 48页）他在伦敦居留一周，2月18日抵达巴黎，这时，巴黎和会开幕恰恰满了一个月。由于法国总理克里孟梭被刺，住院治疗，美国总统威尔逊回国，尚未归来，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亦回英国休假，三个决定和会命运的首脑人物都不在，和会也就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梁启超一行遂决定乘此机会去战地旅游。
他们此行由巴黎出发，主要游历法国南部战地，同行的除了蒋百里、刘崇杰、杨维新之外，还有徐巽言和王受卿，加上法国政府所派随员二人，一共九人（疑漏掉徐新六）。张君劢正在伦敦参加国际联盟研究会的活动，丁文江要去洛林州调查矿业，都没有参加。法国政府对他们招待得十分殷勤，一切费用都由法国政府承担，搞得梁启超很不好意思，以为既是私人漫游，“这种礼貌，实太过优渥了”。（同上，104页）这一次，他们“是三月初六日由巴黎起程，十七日回来，游的地方，是从马仑河一带起，经凡尔登，入洛林州，再入亚尔萨士州，折到莱茵河右岸联军占领地，假道比利时，循谟士河，穿过兴登堡线一带，到梭阿桑，南返巴黎”。（同上，105页）一路上，他们看到的都是阴森景象，梁启超因此大为感慨：“比起破坏的程度来，反觉得自然界的暴力，远不及人类，野蛮人的暴力，又远不及文明人哩。”（同上，108页）后来，梁启超撰写了《西欧战场形势及战局概观》一文，并请擅长军事的蒋百里撰写了《德国战败之诸因》，算是为从前他们所钦佩的德国撰写了一篇悼词。
蒋百里的这篇文章得自游历后的思考，他不是就战争谈战争，而是从国家的政治方略和国际关系入手，分析战争胜败的原因。所以，他看穿了德国的战败不是败于军事，而是败于内外政治。“其在外，则德法之世仇，而重以德英之冲突，而三国协商日进于成。其在内，则政治之自由，加以贫富之阶级，而社会主义日趋于盛，扩充军备一之不已，至于再，至于三，凡以求平和及以求战也。夫一国而至于求战以自保，此可暂不可久之势，必有一日至于败者也。”（同上，101页）他得出结论：“军阀之为政，以刚强自喜，而结果也必陷于优柔而自亡。外强而中干，上刚而下柔，是其征也。”所以，梁启超称赞蒋百里讲的是至理名言，他说：“老实说一句，军阀执政的国家，非弄到这种下台，不能了帐。”他以日本为例说明，军阀执政就像“那些专讲究丹药采补的妖人，一定是因为亢阳淘虚了身子，断送他一条残命”。他说：“我们看从前有个什么‘汎（泛）日耳曼主义’到处闯祸，如今还有什么‘大亚细亚主义’到处闯祸，为什么前车既覆，后车不戒呢？说也可怜，人家是骑上虎背下不来呀。”（同上，103 ～ 104页）
他们3月17日结束了在法国南部战场的游历，返回巴黎。四月初，继续游历法国北部战场，5月中旬再返巴黎，归途中还参观了卢梭的故居。这期间，梁始终关注着和会的一举一动。他发现，这次和会与历史上的和会有一点根本不同之处，从前的和会是交战双方都参加，这次和会只有战胜国参加，战败国不能参加。参加和会的国家应为三十二个，由于门的内哥未能出席，实际上只有三十一个。其中包括英美法意日五国，英属殖民地五国，其余为参加协约国联军的国家。名义上，来自三十一个国家列席参加会议的六十九人为全权代表，“但事实上不过五强会议最高会议等已经决定的条文，循例交各代表阅看，绝无讨论可否的余地”。所以，他愤愤不平地说：“这回和会，事前威尔逊大张旗鼓，说什么‘废止秘密外交’，什么‘和议公开’，临到实际，还是维也纳那篇旧板文章，真可令人一叹。”他这里所说“维也纳那篇旧板文章”，指的就是1814年英俄普奥等欧洲列强在维也纳召开的一次外交会议，其目的就在于重新分割拿破仑战败后的欧洲政治地图。会上，“英俄普奥四国，万事都秘密议定，其余几十个小国代表，就只在那里宴会跳舞，临了画一个诺”。（同上，69页）梁启超很担心这次和会成为维也纳会议的翻版。本来，早在一战结束之前，威尔逊发表了著名的十四条宣言，对战后国际关系准则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规定，其中包括和约公开、海洋自由、裁减军备、生计障碍之排除等内容，并倡议设立国际联盟，以维护各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而且，美国作为出席巴黎和会的五大国之一，他的十四条也曾得到英法等国的口头赞同。所以，和许多人一样，梁启超对威尔逊一直抱有很大希望，并希望巴黎和会能以十四条为准则，保护弱小国家的利益，真正造成公理战胜强权的美好局面。初抵巴黎时，梁启超得知和会已提出青岛问题，他在2月23日给汪大燮、林长民的电报中就显得比较乐观：“顷抵法，略悉此间经过情形，大致与吾辈在京主张相同，颇为欣慰。宣战后，中德条约根本取消，青岛归还已成中德直接问题。日虽出兵，地位与诸协约国等，断不能于我领土主权有所侵犯，更不能发生权利继承问题。”这时，他的胃口大得多：“总之，此次和会为国际开一新局面，我当乘机力图自由发展，前此所谓势力范围、特殊地位，皆当切实打破。”不仅如此，在他的计划中，还要解决关税、领事裁判权两事，他认为：“先此不图，更无机会，亦断不容延迟。”（见1919年2月28日《晨报》，《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809页）在这段时间里，他先后会见了威尔逊和英、法等国的代表，请他们在会上支持中国收回德国在山东权益的主张，威尔逊等人当场都表示愿意帮助中国。这时的梁启超还有一种胜券在握的感觉。
“五四运动”背后的梁启超
到了3月，形势发生突变，是梁启超没有想到的。起因是1918年9月28日，段祺瑞政府驻日公使章宗祥与日本银行签订了一个借款二千万日元的秘密合同，不仅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而且，此前德国所要求而一直没有到手的烟潍、高徐、顺济诸铁路之优先权，也悉归日本之手。这时，这个密约就成了和会上日本强占山东的借口。他们甚至要挟威尔逊，因威尔逊很看重国际联盟，拿国际联盟当作性命一般，他们看到了这一点，就说，和会如果支持中国收回山东主权，他们就退出国际联盟。这当然是威尔逊不愿意看到的。于是，为了迁就日本，山东主权就成了日美之间的一场交易。得到这个消息的梁启超异常愤怒，他于3月11日致电汪大燮和林长民，痛责政府的做法：交还青岛，中、日对德同此要求，而孰为主体，实目下竞争之点。查自日本占据胶济铁路，数年以来，中国纯取抗议方针，以不承认日本承继德国权利为根本。去年九月，德军垂败，政府究何用意，乃于此时对日换文订约以自缚。此种密约，有背威氏十四条宗旨，可望取消。尚乞政府勿再授人口实，不然，千载一时良会，不啻为一二订约之人所坏，实堪惋惜。（同上，811页）
汪、林二人接到梁启超的电报，感到形势严峻，不能不有所主张。21日，他们以国民外交协会的名义，通电发表七点外交主张：“一、促进国际联盟之实行；二、撤废势力范围并订定实行方法；三、废弃一切不平等条约及以威迫利诱或秘密缔结之条约、合同及其他国际文件；四、定期撤去领事裁判权；五、力争关税自由；六、取消庚子赔款余额；七、收回租界地域，改为公共通商。”（《在五四运动爆发的一年里》，10页）这个国民外交协会成立于2月16日，是由北京各界各团体联合组成的，并推举熊希龄、汪大燮、梁启超、林长民、范源濂、蔡元培、王宠惠、严修、张謇、庄蕴宽十人为理事。在此之前，即2月12日，梁启超一行抵达伦敦那一天，还有北京大学召开国际联盟同志会之举，亦公推梁启超为理事长（汪大燮代理），蔡元培、王宠惠、李盛铎、严修、熊希龄、张謇等为理事，林长民为总务干事，胡适、陶孟和、蓝公武等为干事。此次会议形成九条决议案，并电告巴黎和会专使顾维钧以及在欧洲的梁启超，请他们设法在和会内外提议鼓吹。（《蔡元培年谱长编》中册，161 ～ 162页）
梁启超是国民外交活动的先行者，他利用自己民间代表的身份，以及在国内国外的影响力，做了大量的工作。4月8日，张謇、熊希龄、范源濂、林长民、王宠惠、庄蕴宽等致信梁启超，请他担任国民外交协会驻巴黎的代表，主持向和会请愿的各项事务。信中说：“本会同人本国民自卫之微忱，为外交当轴之后盾，曾拟请愿七款，电达各专使及巴黎和会，请先提出，并推我公为本（会）代表，谅邀鉴及。现已缮具正式请愿文，呈递本国国会政府巴黎各专使，并分致美、英、法、意各国政府及巴黎和会，尽国民一分之职责，谋国家涓埃之补救。兹特奉上中、英文请愿文各一份，务恳鼎力主持，俾达目的，则我四万万同胞受赐于先生者，实无涯既矣。”（《梁启超年谱长编》，879页）
在此期间，梁启超为争取中国的权益作了最后的努力，无奈，中日间的一纸密约使日本有恃无恐。他们在和会内外大肆活动。4月29日午前，召开英美法三国会议，讨论山东问题，日本代表应邀出席。30日，三国会议继续召开，会上，议定了《凡尔赛和约》关于山东问题的第156、157、158三个条款，将原来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让给日本。（《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七卷，309 ～ 311页）面对这种情形，北京政府派出的中国出席巴黎和会首席代表陆徵祥竟考虑准备签字。他在5月1日给外交部的密电中提出三个解决办法：一、全体代表离会回国；二、不签字；三、签字而将该条款声明不能承认。他认为，第一、二种办法都不现实，只能采取第三种办法。（同上，315 ～ 316页）在这紧急关头，梁启超于30日（四月杪）当天致电汪大燮、林长民，向政府和国民发出警告，要求他们向和谈代表施加压力，千万不要在和约上签字。其电文称：汪、林两总长转外交协会：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梁启超年谱长编》，880页）
接到梁启超的电报，林长民于次日写成《外交警报敬告国人》一文，于晚间送到研究系的《晨报》报馆，由总编辑陈博生接收，刊载于5月2日的《晨报》。林长民的短文全文如下：昨得梁任公先生巴黎来电，略谓青岛问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颇为所动，闻将直接交予日本云云。
呜呼！此非我举国之人奔走呼号，求恢复国权，主张应请德国直接交还我国。日本无继承德国掠夺所得之权利者耶？我政府我专使，非代表我举国人民之意见，以定议于内，折冲于外者耶？今果至此，则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恶耗前两日仆即闻之，今得任公电乃证实矣。闻前次四国会议时，本已决定德人在远东所得权利，交由五国商量处置，惟须得关系国之同意。我国所要求者，再由五国交还我国而已。不知因何一变其形势也。更闻日本力争之理由无他，但执一九一五年二十一条及一九一八年之胶济换文及诸铁路约为口实。呜呼，二十一条出于协逼；胶济换文以该路所属确定为前提，不得迳为尚属日本之据。济顺高徐条约草约为预备合同，尚未正式订定，此皆我国民所不能承认者也。国亡无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见1919年5月2日《晨报》，《百年家族：林长民林徽因》，34～35页）
同日，《晨报》还刊载了国民外交协会5月1日发给巴黎和会英法美诸国代表和中国专使的电稿。这个电稿由汪大燮、林长民亲自呈交总统徐世昌，以国务院的名义拍发。按照梁启超的建议，他们在电文中严正警告中国专使：和平条约中若承认此种要求，诸公切勿签字。否则丧失国权之责，全负诸公之身，而诸公当受无数之谴责矣。……诸公为国家计，并为己身计，幸勿轻视吾等屡发之警告也。（1919年5月2日《晨报》）
5月3日，蔡元培从汪大燮（一说林长民）处得知，国务总理钱能训已于5月2日密电命令代表团签约，遂立即返校，在饭厅召集学生班长和代表百余人开会，通报巴黎和会中国失败的消息，号召大家奋起救国，参加的有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段锡朋等。
而5月3日下午4时许，国民外交协会理事熊希龄、林长民、王宠惠等三十余人还在开会并作出决议：一、5月7日午后2时在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并分电各省各团体同日举行；二、声明不承认二十一条及英、法、意等与日本所订关于处置山东问题之秘约；三、如巴黎和会不得伸我国主张，即要求北京政府撤回专使；四、向英、美、法、意驻京使馆申述国民意见。会后急电各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及各团体、报馆，内称：“本会定于本月七日作廿一款签字之国耻纪念日，在北京中央公园开国民大会，正式宣言要求政府训令专使坚持。如不能争回国权，宁退出和会，不得签字。望各地方各团体同日开会，以示举国一致。”（转引自《在五四运动爆发的一年里》，28页）
北京的学生们显然先行了一步。5月3日晚7时，来自北京十三所学校的千余名学生代表在北河沿法科第三院大礼堂召开临时会议，并作出四项决议：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和约上不签字；三、通电全国各省市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群众游行示威运动；四、定于5月4日（星期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见《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1979年版，转引自《重返五四现场》，178页）
五四运动就这样爆发了。5月4日，学生们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继而火烧赵家楼胡同的曹汝霖住宅。据说，当天有三十二名学生被捕。梁启超闻讯立即给大总统徐世昌发回电报：汪、林总长代呈大总统钧鉴：闻北京学界对和局表义愤，爱国热诚令策国者知我人心未死。报传逮捕多人，想不确。为御侮拯难计，政府惟与国民一致。祈因势利导，使民气不衰，国权或有瘳。启超叩。（《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819页）
这时，被捕的学生已由林长民、汪大燮、王宠惠三人担保释放。张朋园认为：“如果说梁任公掀起了五四运动，未免强调过当。但任公确实与五四事件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北洋政府的无能行为，就是任公所揭露的。”（《五四研究论文集》，278页）坦率地说，梁启超才是五四运动的第一推动力。不过，我们在传统的、官方的历史记述中却很少看到梁启超的名字。人们提到五四运动的起因，都说是由于巴黎和会中国失败的消息传回国内，但也只是“传回”而已，至于谁传的，却故意回避不说。其中的原因真是耐人寻味。事实上，自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人们就在争五四运动的领导权和解释权，争来争去，都不提梁启超和研究系，这显然是不公正的。
1919年5月4日，学生们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继而火烧赵家楼胡同的曹汝霖住宅，五四运动就这样爆发了。示威游行的学生队伍要求北京政府拒签巴黎和约、废除二十一条等。
而更不公正的，是有人故意混淆视听，给梁启超栽赃。当时的中国南北分裂，孙中山为了与北京政府分庭抗礼，在广州成立了护法政府、非常国会。所以，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中也有广州政府的代表。三四月间，代表广州政府参加巴黎和会的专使王正廷给上海报界发了一封电报，电文称：吾辈提议于和会者，主张废止二十一款及其他秘约不遗余力，推测日本之伎俩仅有二途：曰引诱，曰用武，然皆与正谊公道相违，必不出此。但吾国人中有因私利而让步者，其事与商人违法贩卖者无异，此实卖国之徒也。所望全国舆论对于卖国贼群起而攻之。然后我辈在此乃能有讨论取消该条件之余地。（蔡晓舟、杨景工编：《五四》，见《五四爱国运动》，450页）
这个模棱两可、含糊其辞的电文，不指明卖国贼究竟是谁，自然引起国内舆论的胡乱猜测，竟然有人怀疑到梁启超的头上，国内随之掀起一场针对梁启超的谣言风潮。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致电北京大总统徐世昌并国务院：“闻梁启超在欧干预和议，倾轧专使，难保不受某国运动。本商有鉴于此，特电巴黎公使转梁劝告，文曰：‘巴黎中国公使馆探送梁任公君（钧）鉴，我国之国际和会已派专使，为国人所公认。君出洋时声明私人资格不涉国事，乃中外各报登载，君在巴黎近颇活动，甚谓有为某国利用倾轧之说，明达如君，当不至此。惟人言可畏，难免嫌疑，为君计，请速离欧回国，方少辨明心迹，特此忠告，勿再留连’等语，即乞转致专使，注意大局，幸甚。”（同上）
国民党与梁启超是多年的老冤家，如今机会难得，自然要趁机发难，煽风点火，挑起事端。4月5日，广州国会召开两院联合会，作出议决：一、由两院函请军政府，立即下令通缉梁启超，并将其在籍财产没收，另由军政府要求法公使引渡；二、由两院电唐绍仪，请一俟和议复开，即要求北京政府将梁拿交法司，依刑律所定外患处断；三、由两院全体成员通电全国省议会、商会、教育会、各报馆及除日使以外之各国驻京公使，驻广州领事，申明梁在巴黎卖国活动为全国人民所共弃；四、以两院全体名义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请严斥梁启超，并声明两院决定为其后援。4月9日，广州国会全体成员通电全国，宣布梁启超卖国罪状。（《在五四运动爆发的一年里》，21页）
看上去义正辞严，实际上捕风捉影，煞有介事，上演了一场闹剧。但梁启超却不得不作出回应，他首先致电《字林西报》，进行辟谣：谣传鄙人所持意见与我国代表正式提出者不同，此种无稽之谈，意在使外人以为我人于此重大事件意见误歧，故特力为辩正。倘蒙刊载此电，无任感盼。按：中国提出于和平会议之要求，鄙人皆热诚赞助。行将以鄙人在此间发表论著、演说及谈话稿送上，藉以证明谣传之诬也。（《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816页）
随后，他又致电汪大燮、林长民转上海商会暨商团联合会，为其申辩：仆在此所主张，曾著成小册，译英、法文，印布数千，中外共见；又曾在万国报界欢迎会席上演说两小时，中外共闻，演说词由顾使（顾维钧）译印分送。此等文字，不久当可寄到，可以令全国人知仆在外所作何事也。仆此行虽以私人考察，然苟可以为国家雪耻复权者，不敢辞匹夫之责。山东问题，国命所关，痛陈疾呼，不待言矣。他若南满洲、高徐、顺济诸路当如何规复，关税、领事裁判权诸大问题当如何贯彻，仆鼓吹舆论，惟力是视。至谣谤之来，确有人横造蜚语，挟私倾我。谁实嗾使，未便质言。仆言论行事，为世所共见，闻百千蜚语，于我何损？惟惜有责任之人，倾其精力，用于内讧，出此下策，为可痛耳。诸公万里之外，不分情实，本爱国之诚，为投梭之怒，亦无足怪。然安能以一二宵小所造蜚语，遂以卖国诬人？令和议瞬息告终，外交究竟有无把握，诸公若诚忧国，内之宜要求政府速废高徐顺济路约及其他各项密约，使助我者易于为力；外之宜督促各使通盘筹划，互示意见，对外一意鼓勇，进行关税、领事裁判权等事。失此好机，后将无望，尤不容泄沓偏废。若仆者，常率吾国民天职，为国尽力，不烦忠告也。（同上，817页）
梁启超在6月9日写给梁仲策的信中谈到了造谣者可能的动机，他说：“其实此事甚明了，制造谣言只此一处，即巴黎专使团中之一人是也，其人亦非必特有所恶于我，彼当三四月间兴高采烈，以为大功告成在即，欲攘他人之功，又恐功转为人所攘，故排亭林（指顾维钧）排象山（指陆徵祥）；排亭林者，妒其辞令优美，骤得令名也；排象山者，因其为领袖，欲取而代之也。又恐象山去而别有人代之也，于是极力谋□（求）其人，一纸电报，满城风雨，此种行为鬼蜮情状，从何说起。今事过境迁，在我固更无劳自白，最可惜者，以极宝贵之光阴，日消磨于内讧中，中间险象环生，当局冥然罔觉，而旁观者又不能进一言，呜呼中国人此等性质，将何以自立于大地耶？”（《梁启超年谱长编》，883 ～ 884页）
对于国民党的诬枉之词，以及不明真相者的围观漫骂，蔡元培、王宠惠、范源濂首先站出来仗义执言，他们联名通电，其文云：上海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并转各报馆，五十二（据时报为五十三）商团鉴：阅沪商团议决事件，乃致疑于梁任公先生。梁赴欧后，迭次来电报告并主张山东（据时报山东下多“问题”二字），为国家保卫主权，语至激昂，闻其著书演说激动各国观听，何至有此无根之谣？愿我国人熟察，不可自相惊扰。元培等久不与闻政论，惟事关国际，且深知梁先生为国之诚，不能嘿而，特为申说，务乞照登。（《五四》，见《五四爱国运动》，450页）
国民外交协会、国际联盟同志会也发表通电为梁启超辩诬，张謇、熊希龄、范源濂、林长民、王宠惠、庄蕴宽等在写给梁启超的信中，还称赞他“为国宣勤，跋涉万里，海天相望，引企为劳。此次巴黎和会，为正义人道昌明之会，尤吾国生存发展之机，我公鼓吹舆论，扶助实多，凡我国人，同深倾慕”（《梁启超年谱长编》，879页），给他很大安慰。
陈独秀是不喜欢梁启超的，但他读报得知此事后，在4月13日《每周评论》第十七号发表了署名“只眼”的《国民参预政治外交的资格》一文，指出：“国民参预政治，参预外交，都是我们很盼望的事。但是这两件事，都不大容易。若是一般国民的中坚分子，没有政治和国际的常识，却十分危险。譬如对于政治法律，毫没有是非可否的正当主张，单单求着苟且和平了事，这种国民决没有参预政治的资格。不懂得各国的外交政策，受某国的离间，凭空的给梁任公一个亲日卖国的罪名，这种国民决没有参预外交的资格。”（《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518?519页）
不过，此事很像夏日里凭空飘来的一片乌云，转瞬间又被一阵风吹散了。6月6日，梁启超一行带着因中国外交失败而产生的痛苦以及对强权战胜公理的失望，离开法国巴黎，启程到其他国家参观访问。临行前他写道：总之，那时我们正在做那正义人道的好梦，到执笔著这部书时，梦却醒了。擦擦眼睛一看，他们真干得好事，拿部历史一比，恰好和一百年前的维也纳会议遥遥相对，后先辉映。维也纳会议由几个大国鬼鬼祟祟的将万事决定，把许多小国牺牲了，供他们的利益交换。这回还不是照样吗？维也纳会议过后有个俄普奥三国同盟，这回也有个英法美三国同盟；维也纳会议后，大家都红头胀脸的来办法国革命的防堵，这回又有个俄国过激派供他们依样葫芦的材料。唉，天下事有那一件脱离得了因果关系？十九世纪种种祸根，都是从维也纳种下来，如今他们又在那里造孽了。你不信，我们山东问题就是一个证据。此外像山东问题样子的，还多着哩！我在巴黎几个月，正是他们秘密造孽的时候，此时正不知道他葫芦里卖什么药，我们趁这个空游历战地去了，和会的结果，等他揭晓时候，再评判罢。（《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84 ～ 85页）
6月7日，他们抵达英国伦敦。在英国，他们的行程超过了三十天，其足迹遍及英国各地。7月14日是法国国庆日，这一天，法国将在凯旋门举行阅兵典礼，梁启超也从伦敦返回巴黎凑热闹。此时的巴黎挤满了前来观礼的人，据说一千个法郎都租不到一张床位。好在巴黎郊外的白鲁威，有一所预先租下的寓庐，是他们在欧洲旅行的根据地。这里距离巴黎乘火车只需二十分钟，是巴黎人避暑的地方。梁启超回到巴黎的那天晚上，雨下得很大，他给留守在这里的蒋百里发了电报，却滞误在路上，火车也错过了，他只好深夜冒雨花高价租了车，去寻找旅馆，“回旋良久，得一逆旅，扣扉投宿”，他笑称，“亦可纪念之一夕也”。（《梁启超年谱长编》，887页）
在巴黎住了四五日，7月18日，梁启超一行离开巴黎赴比利时，随后游历了荷兰、瑞士和意大利，至10月7日，他们才回到巴黎附近白鲁威的寓所。“回想自六月六日离去法国以来，足足四个多月，坐了几千里的铁路，游了二十几个名城，除伦敦外，却没有一处住过一来复（一周）以上，真是走马看花，疲于奔命。”（《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1页）接下来，他们要静一静了，“我们同住的三五个人，就把白鲁威当作一个深山道院，巴黎是绝迹不去的，客人是一个不见的，镇日坐在一间开方丈把的屋子里头，傍着一个不生不灭的火炉，围着一张亦圆亦方的棹（桌）子，各人埋头埋脑做各自的功课。这便是我们这一冬的单调生活趣味，和上半年恰恰成个反比例了。我的功课中有一件，便是要做些文章，把这一年中所观察和所感想写出来”。（同上，2页）他在写给女儿令娴的信中也讲到这段日子的生活，他说：吾自十月十一日迄今，未尝一度上巴黎，且决意三个月不往，将此地作一深山道院，吾现在惟有两种功课，日间学英文，夜间作游记，英文已大略能读书读报了。吾用功真极刻苦，因此同行诸君益感学问兴味。百里、君劢皆学法文，振飞学德文，迭为师弟，极可笑也。最可笑者，吾将来之英文，不能讲，不能听，不能写，惟能读耳。向来无此学法，然我用我法，已自成功矣。吾日记材料，由百里、君劢、振飞三人分任搜集，吾乃取裁之，现方着手耳。此亦非同居不可，在此多住数月，亦为此也。丁在君早已先归，刘子楷日内随陆子欣（征祥）归，鼎甫留英，吾四人明年二月游德、奥、波兰，四月归。（《梁启超年谱长编》，890 ～ 891页）
他还说，在这里，晚睡晚起的恶习全然恢复了，“百里大不以我过于勤苦为然，常谓令娴在此，必能干涉我先生”。梁启超原本计划待全书脱稿后再离开此地，但由于徐新六接到家里电报，夫人病重，只得早作回国的准备。因为他们这几个人中，徐新六的法文最好，如果他一个人先行，留下来的人会感到很不方便。于是，大家决定一起走，定了“阳历正月二十二日船期，若阴历正月杪可到家矣”。这样一来，他们匆忙中于12月12日抵达柏林，1月9日，便由德国返回巴黎，在德国居二十余日。梁启超原来尚有游维也纳和波兰的计划，后来因为交通不便的缘故，也都作了罢论。（同上）
欧游心影录
在欧洲期间，蒋百里注意到军事、国防与经济、生活的关系，他在考察了瑞士的民兵制之后，有了初步的寓兵于农的思想，但直到1937年春天，全面抗战爆发之前，著名的《国防论》一书才迟迟问世。据说日本战败后有日本人看了此书，惊叹日军正像《国防论》中所言，陷入中国泥沼式的持久战中不能自拔，直到投降。还有人说，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的灵感，就来自蒋百里的《国防论》。这时他也注意到工程与运输对于军事的重要性，叶恭绰曾有文章讲到他与蒋百里在欧洲考察时的情形，蒋百里后来重视工程与运输，恰恰源于他的启发。他说：欧战后，余与先生相继往欧陆考察，余任交通实业，君则任军事也。但二者亦时有关联，曾同往维尔当（法之西部唯一要塞）炮垒及克鲁苏兵工厂考察，同止宿者数昼夜。余不谙军事，仅观大略而已，君则参证綦详，为余言法之军备甚悉。——时余方注重欧战之军事运输，以为交通为军事命脉；又欧战时赴欧华工三十万强，半为余经办，其工作多偏于筑造堡垒战壕之属，因此以为军事工程及运输实足为我国借镜，君于二者固未甚注意也。归国后，荏苒十余年，“一二八”战起，君居衡山，方著关于军事之书，余令人语君，言军机而不注重于工程与运输，终皆成空论，君以为然，乃招昔年在欧与余同任考察之章君（祜）往衡山，叩其蕴奥，君以为闻所未闻，坚约章君同任纂述。（《蒋百里年谱》，71 ～ 72页）
叶的这番表白可以聊备一说，而陶菊隐的《蒋百里传》亦可做一旁证。
梁启超、蒋百里、徐新六一行于1920年1月22日由马赛乘法国邮轮启程回国，3月5日抵达上海。游欧一年有余，梁启超的思想受到了深深的刺激，也激发他对于以往的思想作了深刻的思考和反省。回国不久，他出版了一部极重要的著作《欧游心影录》，虽然这部著作最终并没有全部完成，但它就像《新大陆游记》一样，在梁启超的人生道路和思想演进中是至关重要的。说到欧游对他的影响，他在当时曾与梁仲策一长书，其中讲道：数月以来，晤种种性质差别之人，闻种种派别错综之论，睹种种利害冲突之事，炫以范象通神之图画雕刻，摩以回肠荡气之诗歌音乐，环以恢诡葱郁之社会状态，饫以雄伟矫变之天然风景，以吾之天性富于情感，而志不懈于向上，弟试思之，其感受刺激，宜何如者。吾自觉吾之意境，日在酝酿发酵中，吾之灵府必将起一绝大之革命，惟革命产儿为何物，今尚在不可知之数耳。（《梁启超年谱长编》，880 ～ 881页）
可见，欧游期间，梁启超已经觉悟到自己的灵魂深处将要爆发一场“绝大之革命”，但这场革命将把他的思想引向何方，并结出怎样的果实，当时他显然还在探索和思考的过程之中。到了写作《欧游心影录》的时候，他的思想就已渐渐地清晰了，特别是其中的《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一篇，留下了梁启超思想转变的轨迹，以及对于中国社会政治等问题的看法和主张。这一篇作品又分为上篇和下篇，上篇分为十一个小节，从思想、文化的渊源中探求欧战的所以然。他列举出以下这些值得认真对待和深入思考的问题：首先是国际关系，引发战争的各种矛盾并没有因为和约的签订而消失，反而变得更加复杂和尖锐，也更加危险，尽管目前还处在潜伏阶段；其次是国内矛盾，经济破产，生产停滞，物价飞涨，物品匮乏，金融危机，财政困难，进一步造成了社会上贫富两大阶级的分化和对立，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得不可调和。他看到：“自从机器发明工业革命以还，生计组织起一大变动，从新生出个富族阶级来。科学愈昌，工厂愈多，社会徧（遍）枯亦愈甚，富者益富，贫者益贫。物价一日一日腾贵，生活一日一日困难。工人所得的工钱，彀（够）吃不彀穿，彀穿不彀住，休息的时间也没有，受教育的时间也没有，生病几天，便要全家绑着肚子，儿女教养费不用说了，自己老来的日子还不晓得怎样过活。”他进一步分析道：“他们在那里想，同是上天所生人类，为什么你就应该恁么快乐，我就应该恁么可怜？再进一步想，你的钱从哪里来？还不是绞着我的汗，添你的油；挖我的疮，长你的肉。他们其始也是和中国人一般，受了苦自己怨命，后来渐渐明白，知道地位是要自己挣来，于是到处成立工团，决心要和那资本家挑战，他们的旗帜是规定最低限的工钱和最高限的做工时刻。而且，这两种限是要时时改变的，得一步便进一步。还有些有学问的人，推本穷源，说这种现象都是从社会组织不合理生出来，想救济他，就要根本改造。改造方法，有一派还承认现存的政治组织，说要把生产机关收归国有；有一派连现在国会咧，政府咧，都主张根本打破。亲自耕田的人准他有田，在那个厂做工的人就管那个厂的事。耕田做工的人举出委员，国家大事就由他一手经理。各国普通社会党大半属前一派，俄国过激党便属后一派。前一派所用手段，是要在现行代议政治之下，渐渐扩张党势，掌握政权，现时在各国国会及地方议会，势力都日增一日，好几国机会已成熟，其余的也像快要成熟了。至于后一派，俄国的火盖已自劈开，别国也到处埋着火线，有些非社会党的政治家，眼光敏锐办些社会主义的立法，想要缓和形势，只是积重难返，补牢已迟，社会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纪史唯一的特色，没有一国能免，不过争早晚罢了。”他还预测：“那资本国和劳动国，早晚总有一回短兵相接，拼个你死我活。”（《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7 ～ 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