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还只是浮于表面的、一般人都能看到的现象，还有那些深藏在现象背后、支配着人类行为的思想，以及潜伏在社会底层，时时可能汹涌奔出的潮流，经过一番考察，梁启超也都一一揭示出来。他指出：“欧洲近世的文明有三个来源，第一是封建制度，第二是希腊哲学，第三是耶稣教。封建制度规定各人和社会的关系，形成一个道德的条件和习惯；哲学是从智的方面研究宇宙最高原理及人类精神作用，求出个至善的道德标准；宗教是从情和意的两方面，给人类一个‘超世界’的信仰，那现世的道德，自然也跟着得个标准。”法国大革命动摇了欧洲近世文明的基础，它的第一推动力就是关于“自由”的学说。法国大革命既受惠于这个学说，也为这个学说的传播出了力，扩大了它的影响。十八世纪以来“政制的革新和产业的发达，那一件不叨这些学说的恩惠？然而社会上的祸根，就从兹而起。现在贫富阶级的大鸿沟，一方面固由机器发明，生产力集中变化，一方面也因为生计上自由主义，成了金科玉律，自由竞争的结果，这种恶现象自然会演变出来呀”。他还注意到：“到十九世纪中叶，更发生两种极有力的学说来推波助澜，一个就是生物进化论，一个就是自己本位的个人主义。”前者最终归结为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优胜劣败”，梁启超也曾是它的信奉者。后者之集大成则为尼采，他主张所谓“爱他主义为奴隶的道德”，所谓“剿绝弱者为强者之天职”，以为这是“世运进化所必要”。梁启超认为：“这种怪论，就是借达尔文的生物学做个基础，恰好投合当代人的心理。所以就私人方面论，崇拜势力，崇拜黄金，成了天经地义；就国家方面论，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变了最时髦的政治方针。这回全世界国际大战争，其起原实由于此，将来各国内阶级大战争，其起原也实由于此。”
此外他还指出：“科学昌明以后，第一个致命伤的就是宗教。”宗教是科学的死敌，科学昌明的后果之一，就是人把上帝踩在了脚下。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上帝。天国没有了，灵魂没有了，彼岸世界也消逝了，“哲学家简直是投降到科学家的旗下”。所谓人类心灵这件东西，就成了纯粹的物质现象，“所谓宇宙大原则，是要用科学的方法试验得来，不是用哲学的方法冥想得来的。这些唯物派的哲学家，托庇科学宇下建立一种纯物质的纯机械的人生观，把一切内部生活外部生活，都归到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之下，这种法则其实可以叫作一种变相的运命前定说”。既然人的行为都受到“必然法则”的支配，人的自由意志也就不存在了；而意志既不能自由，也就不必承担什么善恶的责任，这样一来，道德的基础也就被抽空了。没有坏人，自然也就无所谓好人，大家都是一样的人，而这个人却是一个被抽空了一切社会内涵的空壳，也就是一个空洞的人。梁启超说：“这不是道德标准应如何变迁的问题，真是道德这件东西能否存在的问题了。现今思想界最大的危机，就在这一点。”而且，人一旦丧失了道德感，也就失去了生活的指针，“死后既没有天堂，只好仅这几十年尽地快活；善恶既没有责任，何妨尽我的手段来充满我个人欲望”。他还进一步指出：“近年来，什么军阀，什么财阀，都是从这条路产生出来。这回大战争，便是一个报应。诸君又须知，我们若是终久立在这种唯物的机械的人生观上头，岂独军阀财阀的专横可憎可恨，就是工团的同盟抵抗乃至社会革命，还不同是一种强权作用，不过，从前强权，在那一班少数人手里，往后的强权，移在这一班多数人手里罢了。”（同上，9 ～ 12页）
他还注意到欧洲文学潮流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为浪漫派被自然派所取代，“到十九世纪中叶，文学霸权就渐渐移到自然派手里来”，其中的原因自然不止一个，而不可否认的是，“一切思想既都趋实际，文学何独不然”？他们“把人类丑的方面兽性的方面，赤条条和盘托出，写得个淋漓尽致，真固然是真，但照这样看来，人类的价值差不多到了零度了。总之，自从自然派文学盛行之后，越发令人觉得人类是从下等动物变来，和那猛兽弱虫没有多大分别，越发令人觉得，人类没有意志自由，一切行为都是受肉感的冲动和四围环境所支配。我们从前自己夸嘴，说道靠科学来征服自然界，如今科学越发昌明，那自然界的威力却越发横暴，我们快要倒被他征服了”。（同上，13 ～ 14页）
不过，梁启超并不认为西洋文明已经破产或真的没落，一些欧美朋友对中国文明的恭维，譬如“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之类，他听了虽然暗自欣喜，却也还有所保留。在他看来，新的西洋文明与旧的西洋文明至少有两点不同：第一，从前的文明是贵族的文明，“是靠少数特别地位特别天才的人来维持他”，人不在了，这个文明也就消亡了。新的文明却“是靠全社会一般人个个自觉日日创造出来的，所以他的‘质’虽有时比前不如，他的‘量’却比从前来得丰富，他的‘力’却比从前来得连续”。这样说来，就不能简单地得出一个西洋文明破产的结论，或者说，破产的只是旧文明，而不是新文明，因为，新的文明“是建设在大多数人心理上”的，这种广泛的社会基础是新文明得以延续和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第二，新的文明靠了“个性发展”给欧洲带来物质、精神上的变化，“现在还日日往这条路上去做”，虽然理想和信念的破灭使得“全社会都陷入怀疑的深渊，现出一种惊惶沈（沉）闷凄惨的景象”，但“他们并没有入到衰老时期”，“他们还是日日求自我的发展，对于外界的压迫，百折不回的在那里反抗，日日努力精进”。他们经历了这番挫折，反而“要从这里头找出一个真正的安身立命所在”。（同上，15 ～ 17页）
他们找到了没有呢？梁启超认为“渐渐被他找着了”，他列举了俄国科尔柏特勤（今译克鲁泡特金，1842—1921，无政府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美国占晤士（今译詹姆斯，1842—1910，美国心理学家）、法国柏格森（1859—1941，法国哲学家）、德国倭铿（又译鲁道夫？克里斯托夫？奥伊肯，1846—1926，德国哲学家）的例子，来说明欧洲人的反省。这些学者的反省突出表现在对人的关注，人的发展，个人与社会群体的关系，心灵的进化与健全，人格的完善，人类的自由意志等等，这些都是他们反省中认真思考过的问题，也是梁启超最感到兴趣的问题。他说，他们的思想、学说也许还不能像康德、黑格尔、达尔文那样具有“转移一代人心”的权威，“但是，欧人经过这回创钜（巨）痛深之后，多数人的人生观因刺激而生变化，将来一定从这条路上打开一个新局面来”。他还说：“这回战争给人类精神上莫大的刺激，人生观自然要起一大变化，哲学再兴，乃至宗教复活，都是意中事。”（同上，17 ～ 20页）
“为中国寻一个药方”
梁启超对于欧洲的考察，除了他所说的“想自己求一点学问，而且看看这空前绝后的历史剧怎样收场，拓一拓眼界”外（《梁启超年谱长编》，874 ～ 875页），更重要的，也想为中国寻一个药方，他的下篇《中国人之自觉》就从十三个方面提出了在当前形势下中国应该如何选择自己的道路：第一，要有世界眼光，“我们是要在这现状之下，建设一种‘世界主义的国家’。怎么叫作‘世界主义的国家’？国是要爱的，不能拿顽固褊狭的旧思想，当是爱国。因为今世国家，不是这样能够发达出来。我们的爱国，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我们是要托庇在这国家底下，将国内各个人的天赋能力尽量发挥，向世界人类全体文明大大的有所贡献”。
第二，可以忧患，不可以悲观。中国的现状固然很糟糕，财政困难、生计困难、军阀专横、政治腐败、人心堕落、丑类横行，但并不使人感到绝望，因为这些罪恶都被尽情暴露出来，让人们看得惊心动魄，相比于从前的醉生梦死，浑浑噩噩，心甘情愿地受压制，受压迫，这就是一种进步，“是国民自觉心的表现”。他说：“一个人最怕是对现状心满意足，如此，这个人只有退步没有进步，只好当他死了。感觉现状不满足，自然生出努力，这努力便是活路。我们现在知道自己满身罪恶，知道自己住的是万恶社会，中国从此就开出一条活路来了，这是好现象，不是坏现象。”
第三，检讨以往的精英路线，从国民全体下工夫。他总结民国以来屡战屡败的经验教训，“都是受了旧社会思想的锢蔽，像杜工部诗说的：‘二三豪杰为时出，整顿乾坤济时了。’那里知道民主主义的国家，彻头彻尾都是靠大多数国民，不是靠几个豪杰，从前的立宪党是立他自己的宪，干国民什么事？革命党也是革他自己的命，又干国民什么事？好比开一瓶皮（啤）酒，白泡子在面上乱喷，像是热烘烘的，气候一过，连泡子也没有了，依然是满瓶冰冷。这是和民主主义运动的原则根本背驰，二十年来种种失败，都是为此”。
第四，现在着手的国民运动，总要打二三十年后的主意。他一再说着急不得，实在是看到了中国民主启蒙的任务艰巨。“我国民主主义在历史上根柢本就浅薄，在地理上更很少养成的机会，所以比欧美诸国，发达较迟。如今突然挂起这个招牌，好像驴蒙虎皮，种种丑态，如何能免？但这些全不要紧，因为人类性能，是活的不是死的，只要需以时日，下番工夫，自然会把自己蜕变，和环境适应起来。”因为着急不得，所以“要靠新出来的青年，不能责望老辈”。
第五，尽性主义。他解释这个“尽性主义”，核心内容“是要把各人的天赋良能，发挥到十分圆满”。他说：“这回德国致败之原，就是因为国家主义发达得过于偏畸，人民个性差不多被国家吞灭了，所以碰着英法美等个性最发展的国民，到底抵敌不过。因为‘人自为战’的功用丧失了，所以能胜而不能败。德国式的国家主义，拿国家自身目的做个标准，把全国人放在个一定的模子里，鼓铸出来，要供国家之用，结果犹且不胜其敝。”当日中国并无所谓国家目的，但传统文化形成的社会束缚，也是一个模子，按照这个模子塑造出来的人，“天赋良能绝不能自由扩充到极际”。所以他说：“今日第一要紧的，是人人抱定这尽性主义，如陆象山所谓‘总要还我堂堂地做个人’，将自己的天才（不论大小人人总有些）尽量发挥，不必存一毫瞻顾，更不可带一分矫揉，这便是个人自立的第一义，也是国家生存的第一义。”
第六，要个性发展，必须从思想解放入手。而思想解放的前提，却是要每个人学会独立思考。“孔子教人择善而从，不经一番择，何由知得他是善？只这个‘择’字，便是思想解放的关目。欧洲现代文化，不论物质方面，精神方面，都是从‘自由批评’产生出来。对于在社会上有力量的学说，不管出自何人，或今或古，总许人凭自己见地所及，痛下批评。批评岂必尽当？然而必经过一番审择，才能有这批评，便是开了自己思想解放的路；因这批评，又引起别人的审择，便是开了社会思想解放的路。互相濬发，互相匡正，真理自然日明，世运自然日进。倘若拿一个人的思想做金科玉律，范围一世人心，无论其人为今人为古人，为凡人为圣人，无论他的思想好不好，总之是将别人的创造力抹杀，将社会的进步勒令停止了。”当然，思想解放的目的不单纯是破坏、颠覆、动摇，还“想披荆斩棘求些新条件，给大家安心立命”。
第七，思想解放要彻底，不能半途而废。他认为：“中国旧思想的束缚固然不受，西洋新思想的束缚也是不受。”都要经过虚心的研究，放胆的批评，“我们须知，拿孔孟程朱的话当金科玉律，说他神圣不可侵犯，固是不该；拿马克思、易卜生的话当做金科玉律，说他神圣不可侵犯，难道又是该的吗”？现在要做的，是把东西方的思想调和起来，但“研究只管研究，盲从却不可盲从。须如老吏断狱一般，无论中外古今何种学说，总拿他做供词证词，助我的判断，不能把判断权迳（径）让给他。这便是彻底解放的第一义”。但也还有个人德性的问题，“德性不坚定，做人先自做不成，还讲什么思想”。所以，祖宗的遗传，社会的环境，乃至我的五官四肢，都是我们思想解放的大敌，稍一松劲儿，就可能做了他们的俘虏，永世不能自由了。“欲救此病，还是从解放着力，常常用内省工夫，体认出一个‘真我’，凡一切束缚这‘真我’的事物，一层一层的排除打扫，这便是彻底解放的第二义。”
第八，建立一个讲法治的社会。这里有两点是最重要的，一个是契约，一个是平等。通常认为，中国人最大的缺点，在没有组织能力，在没有法治精神。梁启超说：“我初时在那里想，这个不要是我国民天赋的劣根性罢？果然如此，便免不了最后的生存淘汰，真可惊心动魄。后来细想，知道不然。”事实上，中国人的这个缺点是历史地产生的，一方面中国人的社会化程度不高，长期处在自然的血缘关系中，没有形成以契约约束关系的习惯；另一方面，无论国家还是家族，其关系结构都表现为命令与服从，“命令的人，权力无上，不容有公认规则来束缚他；服从的人，只随时等着命令下来就去照办，也用不着公认规则。因此之故，法治两字，在从前社会，可谓全无意义”。不仅如此，即使是在讲法治的今天，各种法律规则不可谓少，但有权有势的人，仍然不认为自己应该遵守这些法律法规，根本不把法律法规放在眼里，这种特权思想是执法不严、有法不依、肆意破坏法律法规的根源。
第九，采用职业选举和国民投票的办法来挽救国会与宪法。这是梁启超针对当时国会的实际情况而提出的两个对策。前一个是要改善国会议员的成分，用有职业的国民来排除那些“靠政治吃饭的无业游民”。他认为，采取这种办法选举国会议员，甚至可以给资本阶级和劳工阶级的代表提供在最高机关随时交换意见的机会，也许会避免社会革命的惨剧。后一个是用瑞士的国民投票制度，以弥补国会议员不能完全代表国民的不足。
第十，自治。他在这里所说的自治，不同于各省军阀搞的什么“联省自治”或“地方自治”，而是国民对于社会管理的参预，是基于一种“我住在此地，就要管此地的事，为什么呢？因为和我有利害关系”的理念。这种理念在欧美非常流行，在中国，大部分人对此还相当陌生。所以他说：“我们国民，若是能够有建设北京市会和丰台村会的能力，自然也会有建设中华民国的能力。”
第十一，搞社会主义“总要顺应本国现时社会的情况”。他承认“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但他提醒大家注意，对社会主义，“精神是绝对要采用的”，至于实行的方法，却有“各国各时代种种不同”。很显然，社会主义理论是欧洲工业革命孕育的，是要解决资本家和工人的矛盾。当下的中国，不仅没有工业，也没有资本家，要把这种理论悉数搬来应用，“最苦的是搔不着痒处”。实际上，当时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国际资本的挤压下努力发展民族经济。他表示：“我对于目前产业上的意见，主见（张）发挥资本和劳动的互助精神。”
第十二，国民运动。如何才能唤起民众，发动国民运动，梁启超并没有直接的组织手段和办法。在欧洲考察期间，他与蒋百里等人多次商议、讨论回国后的方针，最后落实在“惟用全力从事于培植国民实际基础的教育事业”这一点上，他是希望通过对国民，特别是青年的启蒙、教育，奠定国民运动的基础。（《梁启超年谱长编》，896页）
第十三，不能推卸的创造新文明的责任。梁启超感觉到了这种历史责任，他说：“有个绝大责任横在前途，什么责任呢？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在这里，最要紧的是把本国文化发扬光大，不要妄自菲薄。“却还有很要紧的一件事，要发挥我们的文化，非借他们的文化做途径不可，因为他们研究的方法，实在精密，所谓‘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最后，他对可爱的青年提出几点希望：“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现在我们天天在那里高喊输出价值观，既不了解别人的文明，也不了解自己的文明，根本不得其门而入，梁启超的办法也许会给我们一些启发。（以上参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20 ～ 38页）
一篇序言居然写成了一部著作
结束了对欧洲考察，梁启超带着对西方文明新的认知，对东方文明的深情期待回到国内。他有许多事情要办，当时正值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周围洋溢着一种新的气象，这些也鼓舞着他。他在归国之初，曾应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之邀，往该校演讲，其中讲道：“鄙人自作此游，对于中国甚为乐观，兴会亦浓，且觉由消极变积极之动机，现已发端。”（《梁启超年谱长编》，902页）可见他那时“神气益发皇”（同上，904页），颇有些“手忙脚乱”（同上，898页）。
这时，蒋百里与梁启超的关系更亲近了许多。蒋百里本来是学军事的，现在却对文化感到莫大的兴趣。回国后，他把自己欧游考察的心得写了一本书，就是被人称为我国人士所撰有关文艺复兴的开山之作《欧洲文艺复兴史》。他在“导言”中讲到成书的原因：“兹编所述，为旅欧时法国巴黎大学图书馆主任Smédée Brich氏所临时讲演者。其叙述虽不过大体，而颇能扼其要。因参酌群书以补成之。或者于今日之所谓文化运动者，有一得之助欤。”（《欧洲文艺复兴史》，5页）关于此书的来历，梁启超在“序言”中也曾提及，但是他说：“百里自言此书根据法人白黎许氏讲演。此演讲吾实与百里同听受，本书不过取材于彼云尔。至于论断，则皆百里自摅其心得。吾证其为极有价值之作，盖述而有创作之精神者也。”（同上，2页）
此书的问世，有一极大之背景，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如何造成新文化？梁启超和蒋百里等人自有其认识，他们有感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颇想一面整理国学，一面灌输西洋新思想和新学识，使二者融会贯通，以确定中国的文化路线。他们所说的“价值”和“一得之助”，即指向这一点。曹聚仁的《蒋百里评传》有一段话说得非常好：他们组织了三个推进新文化的机构：○ 1读书俱乐部，后来与松坡图书馆合并。○ 2在北京（石）达子庙欧美同学会内设立共学社，搜集政治、经济、军事、文艺各种文稿，由商务出版丛书。○ 3由梁启超、蔡元培、汪大燮（外交家）三人共同发起讲学社，每年请一国际学者来华讲学。这三机构，都由百里先生主持，讲学社也由他任总干事（那几年，先后请里杜威、罗素、太戈尔〔今译泰戈尔〕、杜里舒来华讲学）。而张东荪在上海办《时事新报》、蓝介民在北京办《国民公报》、陈博生主编《北京晨报》，都是策动新文化运动的力量。孙中山虽是革命先辈，对于文学革命、文化革命却是后觉者。国民党党人，比研究系人士也反应得迟慢一些。（《蒋百里评传》，24 ～ 25页）
他们所做的这些工作，我在下面会一一述及，这里先谈谈蒋百里这部著作的宗旨。梁启超在“序言”中讲到他们欧游时的情形，蒋百里常对朋友们说，他此行是为了求“曙光”。朋友们常常和他开玩笑，问他“曙光”得到了没有，他一直都说没有。回国之前，又有人问他，他严肃地说：“得之矣。”至于得到的是什么，他没有深谈，大家也没有追问。直到读了此书，梁启超说：见其论欧洲文艺复兴所得之结果二：“一曰人之发现，二曰世界之发现。”意者百里之得“曙光”，其亦新有所发现于此二者耶？夫“世界”则自有世界以来而即存在者也，“人”则自有人以来而即存在者也。而人乃以为欧人于文艺复兴后始发现之。则前乎此未尝发现者也，而他族之未经“文艺复兴”之磨炼解放者，皆其未尝发现者也。吾民族其已有此发现耶？否耶？吾甚难言之。虽然，亦在乎求之而已矣。吾侪处漫漫长夜中垂二千年，今之人皇皇然追求曙光饥渴等于百里者，不知凡几耶。不求而得，未之前闻；求而不得，亦未之前闻。欧洲之文艺复兴，则追求之念最热烈之时代也。追求相续，如波斯荡，光华烂缦，迄今日而未有止。吾国人诚欲求之，则彼之前躅，在在可师已。然则此书者，吾不敢径指为百里所得之曙光，然吾有以窥其求曙光所由之路也。（《欧洲文艺复兴史》，1 ～ 2页）
由此可知，蒋百里所发现的“曙光”，应该就是人类文明的曙光，当然也是中国文化，乃至中华文明的曙光，这也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发现的“德先生”与“赛先生”，二者是完全一致的。
书成之后，蒋百里求序于梁启超。梁启超欣然受命，但他“下笔不能自休，及成，则篇幅与原书埒。天下固无此序体，不得已宣告独立，名曰‘清学概论’，别索百里为余序”。（同上，1页）他另为蒋百里的书写了序言，蒋百里也为他的书写了序言，此事成为民国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梁启超何以能将一篇序言写成一部著作，秘密就在于，他从蒋百里笔下的欧洲“文艺复兴”，想到清代二百六十余年学术变迁史，也许与之有某些相似之处，他试图通过对这段历史的叙述，看看中国所以不如别人之故，因此一发而不可收，而且，只用了半个月左右，就写成一部五六万言寓论于史的学术著作。这部以《清代学术概论》名世的著作，最初题名为“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他在“自序”中讲到写作此文的动机，除了为蒋百里的《欧洲文艺复兴史》作序，更重要的一点，是胡适曾和他谈到晚清“今文学运动”，于思想界影响巨大，而“吾子实躬与其役者，宜有以纪之”。（《清代学术概论》，正文1页）
梁启超自视这部著作为“中国学术史”之一种，但也不断有人提出质疑，第一个提出质疑的，正是此书的首位读者蒋百里，他从论史的角度对此书提出了批评。在为《清代学术概论》所作“序文”中，他赞成梁启超“由复古而得解放，由主观之演绎进而为客观之归纳，清学之精神，与欧洲文艺复兴，实有同调者焉”的说法，但也有一些疑问：一、耶稣会挟其科学东来，适当明清之际，其注意尤在君主及上流人，明之后，清之帝皆是也。清祖康熙，尤喜其算，测地量天，浸浸乎用之实地矣。循是以发达，则欧学自能逐渐输入。顾何以康熙以后，截然中辍，仅余天算，以维残垒？
二、致用之学，自亭林（顾炎武）以迄颜（颜元）李（李塨），当时几成学者风尚。夫致用云者，实际于民生有利之谓也，循是以往，亦物质发达之门。顾何以方向转入于经典考据者，则大盛，而其余独不发达？至高者，勉为附庸而已。
三、东原（戴震）理欲之说震古铄今，此真文艺复兴时代个人享乐之精神也。“遏欲之害，甚于防川”，兹言而在中国，岂非奇创？顾此说独为当时所略视，不惟吾赞成者，且并反对之声而不扬，又何故？
四、迨至近世，震于船坚炮利，乃设制造局，译西书，送学生，振振乎有发达之势矣。顾今文学之运动，距制造局之创设，后二十余年，何以通西文者，无一人能参加此运动？而变法维新、立宪革命之说起，则天下翕然从之，夺格致化学之席，而纯正科学，卒不扬？（同上，109 ～ 110页）
如果说梁启超的序文是超出常规的，那么蒋百里的这篇序文就是特立独行的，既能看出二人师生关系非同寻常，也能看出民国一些学者仍然保持着中国传统文化中治学的精神、气质和风度。这种质疑带给梁启超的恰恰是积极的思考，甚至引起思想界极大的兴趣，争论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延续了很长时间，有些问题到现在也未必能有答案。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友谊。回国不久，蒋百里就病倒了，不过，他仍然以“未尽复原”的身体积极参与各项工作的开展，始终是梁启超最得力的助手和支持者。（《梁启超年谱长编》，905页）
致力于文化传播
成立共学社
共学社成立于1920年4月，当时就设在北京石达子庙欧美同学会之内。梁启超在写给梁善济、籍忠寅等人的信中谈到共学社的宗旨和活动情形，他说：“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既为吾辈今后所公共祈向，现在即当实行着手，顷同人所立共学社即为此种事业之基础。”（同上，909页）共学社的主要业务是编译各国新书，由商务印书馆负责出版。“所编书籍，自宜以浅近简明为主，其有特别需要之名著，似由评议会决定后，提出交社员译出为佳”。（同上，908页）这些书都被归入“共学社丛书”，具体分为十个类别：即时代、教育、经济、通俗、文学、科学、哲学、哲人笔记、史学、俄罗斯文学。蒋百里为“共学社丛书”倾注了大量心血，做了许多联络、协调、组织的工作。这是民国期间规模最大的学术文化丛书之一，可与中华书局所出之“新文化丛书”媲美。有人统计，这套丛书自1920年9月至1935年7月，15年间，共出各种类别图书十六套八十六种，也有人说出版了一百余种，总之是将欧美最新的思想学术文化成果及时地介绍给中国读者，使各种新的思潮在中国广为传播，影响既是深远的，也是多方面的。当时的进步作家如瞿秋白、耿济之、郑振铎等人翻译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就是在蒋百里的积极推动下收入“共学社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共学社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出版杂志。1919年9月，梁启超、张君劢、蒋百里、张东荪发起组织新学会，并且创办了《解放与改造》半月刊，张东荪、俞颂华出任主编。在出版了两卷之后，自1920年9月第三卷起，改名为《改造》，由梁启超、蒋百里出任主编。张东荪于5月15日致信梁启超说道：“百里未来，杂志事总俟百里来后细商再定，盖改名称与改体裁，均有问题，非慎重出之不可。”这时他们似乎还未取得一致意见，蒋百里6月28日致信梁启超，告诉他：“接东荪来函，寄来杂志体例一纸。”看来问题已经解决，蒋百里说：“此间拟于七月一日发通知书于社员，限二十日收稿，惟出版以前，似先生另作一缘起文，以为开场锣鼓。”到了七八月间，梁启超已将发刊词和宣言写好，他两次致信张东荪，征求大家的意见。（同上，910 ～ 911页）他在第一封信里说：杂志全稿当由百里别寄，发刊词一篇内举信条十四，非同人悉心研究不可，已别寄百里，今更钞（抄）一份寄上，请公认为应增删者，即奋笔增删之，审定后仍邀同人公同认可（修改），乃可发布。（同上，916页）
第二封信说到宣言的修改，“已即寄百里，属（嘱）彼商定后径寄尊处”，并商量宣言究竟用还是不用，他是主张用的，但“都中同人多主不用”，他说已嘱咐蒋百里再与大家商议。（同上）这一期杂志刊登了梁启超写的“发刊词”，他说，杂志虽更名《改造》，但“其精神则犹前志也”；体例的改动也只是为了“常能与社会之进步相应”而已。（《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五，19页）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在“发刊词”内列举了所谓的“信条十四”：（一）同人确信旧式的代议政治，不宜于中国，故主张国民总须在法律上取得最后之自决权。
（二）同人确信国家之组织，全以地方为基础，故主张中央权限，当减到以对外维持统一之必要点为止。
（三）同人确信地方自治，当由自动，故主张各省乃至各县各市，皆宜自动的制定根本法而自守之，国家须加以承认。
（四）同人确信国民的结合，当由地方的与职业的双方骈进，故主张各种职业团体之改良及创设，刻不容缓。
（五）同人确信社会生计上之不平等，实为争乱衰弱之原，故主张对于土地及工商业机会，宜力求分配平均之法。
（六）同人确信生产事业不发达，国无以自存，故主张一面注重分配，一面仍力求不萎缩生产力且加增之。
（七）同人确信军事上消极自卫主义，为我国民特性，且适应世界新潮，故主张无设立国军之必要，但采兵民合一制度以自图强立。
（八）同人确信中国财政，稍加整理，优足自给，故主张对于续借外债，无论在何种条件下皆绝对排斥。
（九）同人确信教育普及为一切民治之根本，而其实行则赖自治机关，故主张以地方根本法规定强迫教育。
（十）同人确信劳作神圣，为世界不可磨灭之公理，故主张以征工制度代征兵制度。
（十一）同人确信思想统一为文明停顿之征兆，故对于世界有力之学说，无论是否为同人所信服，皆采无限制输入主义待国人别择。
（十二）同人确信浅薄笼统的文化输入，实国民进步之障，故对于所注重之学说，当为忠实深刻的研究，以此自厉，并厉国人。
（十三）同人确信中国文明实全人类极可宝贵之一部分遗产，故我国人对于先民，有整顿发扬之责任，对于世界，有参加贡献之责任。
（十四）同人确信国家非人类最高团体，故无论何国人，皆当自觉为全人类一分子而负责任，故褊狭偏颇的旧爱国主义，不敢苟同。（同上，20 ～ 21页）
这十四个信条是他们反复研究、讨论的结果，“为同人之公共信条，虽或未备，然大端固在是，同人将终身奉以周旋”。（同上）其中明显表达了梁启超在考察欧洲之后对中国现实新的思考和认识。对于《改造》第一期的主题以及如何与实际运动结合，他和蒋百里也有过详细讨论。最初，梁启超不同意第一期以新文化运动为主题，他在给蒋百里的信中说，这个题目“细思略嫌空泛，且主张各不相同，易招误会，似宜改择一近于具体之题，鄙意欲改为‘废兵运动’，何如？此最投合国民心理，且可以有许多切实之谈，若吾弟国民军之主张即可以提出，弟若谓然，请即一面预备一有声光之文，一面告东荪，一面告都中同人，共同发抒”。（《梁启超年谱长编》，917页）7月2日，蒋百里写信给梁启超，说明他的意见，他有三个理由：第一，社员中有人已经准备了相关的文章；第二，“新文化问题虽空泛，然震（蒋百里）以为确有几种好处，现在批评精神根于自觉，吾辈对于文化运动本身可批评，是一种自觉的反省，正是标明吾辈旗帜，是向深刻一方面走的（文字上用诱导语气亦不致招人议论）”；第三，关于废兵运动，“目下提出，社员中定多空论，拟俟震先将废兵运动之几种先决条件发布后，先引起人家注目，然后提出，较为切实”。（同上，911 ～ 912页）蒋百里关于寓兵于农、战斗与生活相一致的主张，后来在他的《国防论》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1920年9月，新的《改造》杂志刊行，销路日增，据说当时仅次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行销约五千份。蒋百里每期至少发表文章一篇，梁启超的一些文章如《政治运动之意义及价值》、《历史上中华民国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主张国民动议制宪之理由》、《军阀私斗与国民自卫》、《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等，也都陆续发表于《改造》。此外，经常为《改造》撰文的还有张君劢、张东荪。在短短两年时间里，他们连续推出了九个专号，计有：新思潮研究（原拟新文化运动）、罗素介绍、废兵研究、自治问题研究、联邦研究、社会主义研究、教育问题研究、军事问题研究、翻译事业之研究。但出至第4卷第10期，即1922年9月，《改造》不得已宣告停刊。这一年的5月21日，蒋百里致信梁启超，谈到经营《改造》的困难，主要是“现在作文诸人生活不定”，常有推迟出版的现象，“于销路名声，均不大好”。（同上，955页）蒋百里说的是实情，别的作者姑且不论，即使经常撰稿的这四个人，张东荪有主编《时事新报》的压力，张君劢则四处奔走，蒋百里热衷于实际运动，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联省自治的运动之中，梁启超则忙于四处讲学，1922年甚至被称为他的讲学之年。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不能按时为杂志撰稿，杂志的停刊是迟早的事。在张朋园看来，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梁启超辈“所提倡的温和社会主义不受年轻一辈的欢迎。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盛行，不激进的即被看作落伍，任公等的温和主张似乎碰到了困难”。（《梁启超与民国政治》，249页）
创办松坡图书馆
当然，也不排除财政经济上的困难。共学社成立之初，就遇到了经费来源问题。共学社的发起人，除了梁启超、蒋百里、张君劢、张东荪这几个核心人物，还有蔡元培、张謇、张元济、胡汝麟、王敬芳、蒋梦麟、蓝公武、赵元任、蹇念益、刘垣、张嘉璈、丁文江、向构甫、梁善济、籍忠寅等也都列名其中。要筹措经费，自然是先向发起人伸手。于是，梁启超带头，将其所著《欧游心影录》一书的稿费数千元全部捐出，张元济也按照合同，先拨付五千元，但与所需数目还相差很远，梁启超希望凡加入共学社的人都有所赞助，他在一封信中给大家分派了指标：“伯强兄（梁善济）、亮侪兄（籍忠寅）、溯初兄（黄群）、搏沙兄（王敬芳）（现洋叁千元）、石青兄（胡汝麟）、壬三兄（刘彭寿）（贰千乃至叁千元）、海门兄（可能是范之准）、季常兄（蹇念益）、志先兄（蓝公武）、搆（构）甫兄（向构甫）（姑任壹千元）、文薮兄（可能是袁毓麟）（姑任壹千元）。”（《梁启超年谱长编》，909页）尽管有大家的慷慨解囊，但经费困难一直是困扰梁启超的大问题。
由梁启超、蔡元培、汪大燮（外交家）三人共同发起讲学社，每年请一位国际学者来华讲学。讲学社由蒋百里主持，也由他任总干事。图为1920年9月至1921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在北京与讲学社同仁合影。前排右起：罗素、勃拉克女士、蒋百里；后排右起：孙伏园、王赓、赵元任、瞿世英。
松坡图书馆也是蒋百里热心参与的一项事业。蒋百里与蔡锷是生死之交，蔡锷在日本病逝后，其灵榇途经上海，送归湖南，安葬于湘江对岸之岳麓山。上海各界曾于1916年12月14日召开蔡松坡先生追悼会。事后，梁启超于12月17日在上海哈同花园设席，邀请商学各界名流聚叙，率蔡氏子女答谢。席间提到，他曾向各位当道倡议，建一座图书馆，以纪念蔡氏，得到在座各位的响应，定名为松社。但由于“时事多故，集资不易，久而未成”。（《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29页）共学社成立之后，遂将此事重新提起，并将松社移至北京，拟改名为松坡图书馆。但直到1923年11月4日，松坡图书馆才得以正式成立。次日，梁启超给女儿令娴写信，还沉浸在兴奋之中：“昨日松坡图书馆成立，（馆在北海快雪堂地方好极了，你还不知道呢，我每来复四日住清华三日住城里，入城即住馆中。）热闹了一天。”（《梁启超年谱长编》，1004页）松坡图书馆能有这个结果，还要感谢“大总统黄陂黎公（黎元洪）命拨北海快雪堂为馆址”。（《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29页）
松坡图书馆设有两馆，第一馆在北海快雪堂，藏书以中文为主；第二馆在西单牌楼石虎胡同7号，藏书以西文为主。松坡图书馆的组织分为编辑、总务两部，梁启超自任馆长，蒋百里任编辑部主任，蹇季常任总务部主任，下设编辑干事等职，徐志摩、陈博生、林志钧、蒋复璁、杨维新、李藻荪、丁文江、梁启勋等都曾任职于此。由于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完全靠热心文化事业的人士捐赠，梁启超就曾以不断卖字的收入补贴每月的支出，勉强维持其运转，大家的服务工作也完全是尽义务，没有报酬。但它的存在不仅为传播知识，也为新文化运动尽了它所负的使命。（《梁启超与民国政治》，137～138页）
支持中国公学
在梁启超经营的各项事业中，蒋百里参与较多的，还有中国公学。至少自1919年在欧洲考察期间，他们已经有了办学的打算。张东荪几次写给张君劢、刘子楷、蒋百里、徐振飞的信中，都提到“学校计画，尤望进行”，并且告诉他们，“大学计画闻已由北京寄上矣”。（《梁启超年谱长编》，893页）这里大约是指他们曾有过请冯国璋给予资助的想法，冯氏当时正在代总统的位子上，但他在1919年冬突然病逝，断了他们的念头。张君劢在1920年初写信给黄溯初，就曾经以为大学“现时无从办起”，他没有提到办学经费问题，而是委婉地说：“弟意与其自办大学，不如运动各省筹办而自居于教授，只求灌输精神，何必负办学之责任乎。”至于对梁启超如何安排，他甚至主张：“于编纂杂志之外，在北方学校中居一教习地位，亦计之得者也。”（同上，897页）
但中国公学的主动上门，又给了梁启超等人新的希望。1920年3月5日，他刚刚抵达上海，马上被吴淞中国公学请去演讲。3月15日，《申报》刊登了他在中国公学的演讲稿，演讲自然安排在此之前，也就是回国不足十天的时候，可见梁启超对此的重视。说起来，梁启超与中国公学是有一些渊源的。1905年，日本文部省应清政府之请，以“省令第十九号”发布《关于许清国留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引起留日学生群起反抗，有三千多学生停课归国，中国公学就是为了收容这些学生于次年在上海创办的。当时，流亡日本的梁启超也在报上撰文表明自己的立场。“民国八年（1919年）公学董事会改组，熊希龄、王家襄分别出任正副会长，常务董事有范源濂、胡汝麟、袁希涛、夏敬观、叶景葵、梁维岳、王敬芳等人，大部分是旧日的立宪派或进步党人物。”（《梁启超与民国政治》，143页）所以，梁启超欧游归来，一到上海，就被请去演讲。那时的校长是王敬芳，他还是河南福中煤矿的总经理，两头兼顾，颇费心力。他得知梁启超有办学的打算后，就想把校长一职让出来，由梁启超担任，“倘公学前途得借先生之力扩而大之，诸友在天之灵，其欢欣感佩可想也”。（同上，910页）他在这封写给梁启超的信中回顾了公学创办以来的不幸遭遇：“计公学成立仅十数年耳，当时发起同人姚剑生（宏业）以蹈江死，张□生以劳瘁殁。黄真存（名黄家兴，字兆祥）、谭价人（心休）前两年又相继去世，近接上海书，梁乔山（字恢生，号维岳）又病故矣。”（《梁启超年谱长编》，910页）他提到的这些人，都是中国公学的创办者或历届负责人。他以为，梁启超可以帮助中国公学走出困境。
梁启超一直感叹人才缺乏，自然很想有一所自己的学校。中国公学机会难得，他决定抓住不放。但蒋百里反对梁启超当校长，他在写给张东荪的信中说：“任公万不可当校长，难道当了总长后，别处不加一长字，就算辱没了他？任公惟做讲师，才把他的活泼泼地（的）人格精神一发痛快表现出来。”他对办学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今日第一要事，在促任公于今冬或明春即在中国公学设一中国历史讲座，先在报上登一广告，将讲义时期地点规定，招听讲生，只教（要）有一人来听，就开讲，而筹经费，请教习，定名称等事，再从容一步一步来。”他不同意将这所学校改叫“大学”，在他看来，“如其一挂大学招牌，则内容无论如何，精神即为此二字掩住”。他主张教育一定要区分“精”和“普”两种办法，“精的方面，即是研究学问方面。吾以为苟办中国公学十年，而欲造就一个真正学者，目的已经圆满达到，故对于此方面应当用全力以教得少数人，比如此次以二万元派十人往欧，就是一种混合办法，此后办学，万不可如此。与其以二万元成一半的十个人，不如以二万元养成一个完全的学者，此关于高等教育中之方针。一即普，普的方面，即是对于社会方面但求吾辈对于此种人多生一点关系，吾的话能使他听见，此外决不要求以何种关系，此却愈多愈好。惟多乃能对于社会占势力，惟少乃能对学问占势力，所以我主张中学部应特别注重外国文学，而高等学院（Academic）方面第一要紧要把任公的活泼的一个人格的研究精神做基本，□□有点生气”。因此他特别强调：“总之中国公学如其要扩充，早稻田、庆应都不足法，白鹿洞、诂经精舍倒大大的有可取的价值也。”（同上，924 ～ 92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