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永回国后，曾以清华研究院导师梁启超助教的身份开展工作，还兼任古物陈列所审查员和故宫博物院审查员。这期间，他参加了由李济主持的西阴村发掘资料的整理、研究工作，并写成《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一文，第一次将西阴村的考古收获以英文公布于世。这篇论文使他获得了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在此之前，梁启超还曾听说“有一帮瑞典考古学家要大举往新疆发掘”的消息，觉得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即使自家承担经费，也一定要让思永加入进去。他说：“我想你这回去能够有大发现固属莫大之幸，即不然，跟着欧洲著名学者作一度冒险吃苦的旅行，学得许多科学的研究方法，也是于终身学问有大益的。”（《际遇—梁启超家书》，27页）他兴奋得第二天就要进城去找那个叫“斯温哈丁”（斯文 ？赫定）的人商议，把路线日期计算清楚，甚至想到让清华发电报给哈佛校长，要求给思永提前放假。由于斯文 ？赫定一行很快就要出发，他的这番计划又没能实现，但思永回国以后，仍然给他带来了很多快乐。他对思顺们说：“思永每次回家和我谈谈学问，都极有趣。我想再过几年，你们都回来，我们不必外求，将就家里人每星期开一次 ‘学术讨论会 ’，已经不知多快乐了。”（同上，79页）
梁思忠：政治热情得到父亲肯定
梁思忠生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他和梁思永都是王夫人所出，却也为李夫人所喜爱。思忠小时候很活泼，又善解人意，李夫人很喜欢他，常和他下棋、聊天。梁启超也曾写道，思顺、思庄赴加拿大以后，他觉得寂寞时，便带着思忠去听歌剧；无聊的时候，也拉思忠一起打牌。思忠那时十八九岁，很懂事，哥哥姐姐都在国外，他在家里就主动多承担一点“孝道”。1925年，李夫人的墓修好之后，正式安葬的时候，就是思忠、思达二人扶柩送李夫人上山的。1926年春夏，梁启超病情加重，住进协和医院做割肾手术，也是思忠一直在身边伺候，直到父亲身体好转出院。同年八月，思忠赴美留学，仍不放心父亲的身体，时时写信提醒。梁启超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说：“忠忠劝我卫生的那封六张纸的长信，半月前收到了。好啰嗦的孩子，管爷管娘的，比先生管学生还严，讨厌讨厌。但我已领受他的孝心，一星期来已实行八九了。”（同上，160页）
在梁启超的这些子女中，思忠的政治热情是最高的。到美国后，他首先选择了学习政治。梁启超得知后在信中表示：“忠忠来信叙述入学后情形，我和你娘娘都极为高兴。你既学政治，那么进什么团体是免不了的，我一切不干涉你，但愿意你十分谨慎，须几经考量后方可加入。在加入前先把情形告诉我，我也可以做你的顾问。”（同上，150页）梁启超的这种态度，既尊重子女的选择，又不放弃引导、教育的责任，在今天也是很难得的。说心里话，这时的梁启超是很为思忠感到担忧和不安的。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思忠在海外也热血沸腾，竟提出终止学业回国参加“北伐”。这使得梁启超在“万千心事中又增加一重心事”，他说，“我有好多天把这问题在我脑里盘旋”，毕竟，这是关系到儿子终身的一件大事情。对于儿子的精神，他首先给予充分肯定，然后说：“你们谅来都知道，爹爹虽然是挚爱你们，却从不肯姑息溺爱，常常盼望你们在困苦危险中把人格能磨练出来。”（同上，68页）也许是基于这个理由，梁启超最初是同意儿子回国的，需要商量的只是回国以后去哪里。梁启超倾向于去白崇禧那里或李济深那里，而且已经派人去联系。但仅仅过去三个礼拜，梁启超的主张就完全改变了，他坦诚地说明了发生这种变化的理由：“因为三个礼拜前情形不同，对他们还有相当的希望，觉得你到那边阅历一年总是好的。现在呢？对于白、李两人虽依然不绝望—假使你现在国内，也许我还相当的主张你去—但觉得老远跑回来一趟，太犯不着了。头一件，现在所谓北伐，已完全停顿，参加他们军队，不外是参加他们火拼，所为何来？第二件，自从党军发展之后，素质一天坏一天，现在迥非前比。白崇禧军队算是极好的，到上海后纪律已大坏，人人都说远不如孙传芳军哩。跑进去不会有什么好东西学得来。第三件，他们正火拼得起劲，人人都有自危之心，你们跑进去立刻便卷搀在这种危险漩涡中。危险固然不必避，但须有目的才犯得着冒险。现这样不分皂白切葱一般杀人，死了真报不出账来。冒险总不是这种冒法。这是我近来对于你的行止变更主张的理由，也许你自己亦已经变更了。”（同上，68～69页）梁启超对于儿子的冲动始终没有责备和埋怨，他说：“这也难怪。北京的智识阶级，从教授到学生，纷纷南下者，几个月以前不知若干百千人；但他们大多数都极狼狈，极失望而归了。”（同上，69页）所以，他倒有些庆幸儿子最终没有赶上这个机会。但他对于儿子所说“照这样舒服几年下去，便会把人格送掉”的话，却不能接受，明确讲“这是没出息的话”！他谆谆告诫这个儿子：“一个人若是在舒服的环境中会消磨志气，那么在困苦懊丧的环境中也一定会消磨志气。你看你爹爹困苦日子也过过多少，舒服日子也经过多少，老是那样子，到底志气消磨了没有？—也许你们有时会感觉爹爹是怠惰了（我自己常常有这种警惧），不过你再转眼一看，一定会仍旧看清楚不是这样—我自己常常感觉我要拿自己做青年的人格模范，最少也要不愧做你们姊妹弟兄的模范。我又很相信我的孩子们，个个都会受我这种遗传和教训，不会因为环境的困苦或舒服而堕落的。你若有这种自信力，便‘随遇而安 ’的做。现在所该做的工作，将来绝不怕没有地方没有机会去磨练，你放心罢。”（同上，69～70页）
但他却仍然放心不下，几天后又在给梁思顺的信中谈起思忠：“思忠呢，最为活泼，但太年轻，血气未定，以现在情形而论，大概不会学下流（我们家孩子断不至下流，大概可以放心），只怕进锐退速，受不起打击。他选择的术 —政治军事—又最含危险性，在中国现在社会做这种职务很容易堕落。即如他这次想回国，原是一种极有志气的举动，我也很夸奖他，但是发动得太孟浪了。这种过度的热度，遇着冷水浇过来，就会抵不住。从前许多青年的堕落，都是为此。我对于这种志气，不愿高压，所以只把事业上的利害慢慢和他解释，不知他听了如何。这种教育方法，很是困难，一面不可以打断他的勇气，一面又不可以听他走错了路。……所以我对于他还有好几年未得放心，你要就近常察看情形，帮着我指导他。”（同上，72页）思忠还算是很听话的，他在威斯康星读完政治学，又转到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学习军事。三十年代初，他从美国西点军校毕业回国，加入国民革命军，很快升任十九路军炮兵上校。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派海军陆战队登陆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梁思忠所在的炮兵部队也参加了战斗，他表现得非常出色。战斗中，他不慎喝了路边的脏水，结果患上腹膜炎，没能及时救治，年仅二十五岁就去世了。
梁启超其他儿女
梁家在北美的五个姐弟中，梁思庄年纪最小。她生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925年和大姐思顺一起赴加拿大。当时思庄只有十六七岁，读大学不够资格，只能先读中学，一年后，才考取加拿大著名的麦吉尔大学。刚到加拿大时，梁思庄是想直接进大学的。年轻人，满怀理想，心高气盛，最不能受到挫折，梁启超便写信告诫她：“至于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 ’，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你若看见别的同学都入大学，便自己着急，那便是 ‘孩子气 ’了。”（同上，20页）听说她英文不及格，梁启超还劝她：“绝不要紧，万不可以此自馁。学问求其在我而已。汝等都会自己用功，我所深信。将来计算总成绩不在区区一时一事也。”（同上，23页）对于思庄的学业，梁启超也有很多考虑，他一直希望思庄将来能做他的助手，为此他建议思庄：“我很想你以生物学为主科，因为它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而且为哲学社会学之主要基础，极有趣而不须粗重的工作，于女孩子极为合宜，学回来后本国的生物随在可以采集试验，容易有新发明。截到今日止，中国女子还没有人学这门（男子也很少），你来做一个 ‘先登者 ’不好吗？还有一样，因为这门学问与一切人文科学有密切关系，你学成回来可以做爹爹一个大帮手，我将来许多著作，还要请你做顾问哩！不好吗？你自己若觉得性情还近，那么就选它，还选一两样和它有密切联络的学科以为辅。你们学校若有这门的好教授，便留校，否则在美国选一个最好的学校转去，姊姊哥哥们当然会替你调查妥善，你自己想想定主意罢。”（同上，33～34页）
梁启超最初并不主张梁思庄到美国读书，因为已有三个儿子留学美国，他不愿看到自己的家庭“美国化”。他劝思庄留在加拿大，读一两年，然后到欧洲去。他嘱咐思庄学好法文，就是留作去法国的本钱。不过，梁思庄并没有接受父亲的建议，她坚持学习文学，直到 1930年从麦吉尔大学毕业，转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图书馆学。此后她成为著名的图书馆专家，一生致力于西文编目的教学和研究。尽管她选择图书馆学是在梁启超去世之后，但是，她的选择不能说没有梁启超的影响和推动。从家学渊源上说，梁启超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在《时务报》期间就发表了《西学书目表》，收录西书三百余种；以后数十年间，他始终没有放弃对图书分类、编目的研究，但直到去世也没有实现培养图书馆管理人才和建立中国图书馆学两大目标。梁思庄成为父亲未竟事业的真正继承者，她依托西方的现代理念，参照家学中的思想学术传统，开创了中国前所未有的“东方学目录”，被人誉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梁启超生前，他的另外四个子女梁思达、梁思懿、梁思宁、梁思礼，年纪都还很小，没能到国外留学，他们的学业都是在国内完成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中国的多事之秋，梁启超来往于北京、天津之间，除了要在清华、南开等大学开课、演讲外，还担任了京师图书馆馆长、北平图书馆馆长等社会职务，还有大量的写作计划要完成，非常紧张和繁忙。就在这个时期，他的身体也开始出现问题，病魔缠身。但是，他并未放松对儿女的早期教育，也未忽略为儿女的学业早作安排。思达、思懿都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思懿后来还转到清华，他们的学习成绩都非常好。1927年，中国政局动荡，社会乱象丛生，梁启超决定为几个孩子聘一位专教国文的先生，让他们在家读书。不久，他又请了南开中学的教员，到家里给他们补习英文和算学。他在给梁思顺的信中还说：“今年偶然高兴，叫达达们在家读书，真是万幸……好在他们既得着一位这样好先生，那先生又是寒士，梦想去日本留学而不得，我的意思想明年暑假或寒假后，请那先生带着他们到东京去。达、懿两人补习一年或两年便可望考进大学，六六便正式进中学。”（同上，163页）梁启超请来的这位先生，就是他在清华大学研究院的学生谢国桢。谢国桢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时说：“那时我学费都缴不起，衣食无着，只有教私馆为生，混过了肄业的期间。结业以后，就承梁启超先生叫我到天津他的家饮冰室去教他的子女。”（《追忆梁启超》，400页）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又写道：“1917年（应为 1927年）夏，桢在清华大学研究院结业之后，即馆于天津梁任公师家中，教思达、思懿诸弟读书。先生著述之暇，尚有余兴，即引桢等而进之，授以古今名著，先生立而讲，有时吸纸烟徐徐而行，桢与思达等坐而听。”（同上，172页）真是一幅教学相长、其乐融融的图景。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在社会不能提供安全、正常的学习环境时，梁启超能以家庭教育作为补偿，可见他对子女的教育是不肯放任自流的。梁启超在世时，梁思礼（他称之为老白鼻）尚未到读书年龄，但他给操劳、病痛中的父亲带来了许多快乐。梁启超在给梁思顺等人的信中常常提到老白鼻的可爱之处，他写道：“老白鼻一天一天越得人爱，非常聪明，又非常听话，每天总逗我笑几场。他读了十几首唐诗，天天教他的老郭（保姆）念，刚才他来告诉我说：‘老郭真笨，我教他念“少小离家”，他不会念，念成“乡音无改把猫摔”。’（他一面说一面抱着小猫就把那猫摔下地，惹得哄堂大笑），他念：‘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又一杯，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总要我一个人和他对酌，念到第三句便躺下，念到第四句便去抱一部书当琴弹。诸如此类，每天趣话多着哩。”（《际遇—梁启超家书》，126页）这里既有梁启超享受天伦之乐的美好，又能看到他教育子女的良苦用心。
造育新民
梁启超作为孩子们的良师益友，不仅关心他们的学业、工作、生活、健康，更对他们的品性、为人、立身、处世给予细致入微的指导。在他看来，教育不是别的什么，教育就是教人学做人，而且是学做一个现代人。他讲到求知识与学做人的关系，老实不客气地告诉年轻人：“你如果做成一个人，智识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个人，智识却是越多越坏。”（《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三十九，109页）有人会不会想起了“知识越多越反动”？二者之间有没有内在的联系呢？这个问题我们放在后面再说。现在我们所要解决的，是怎样才能实现他所说的做成一个人。他说：“人类心理有知、情、意三部分，这三部分圆满发达的状态，我们先哲名之为三达德—智、仁、勇。为什么叫做 ‘达德 ’呢？因为这三件事是人类普遍道德的标准，总要三件具备才能成一个人。三件的完成状态怎么样呢？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所以教育应分为知育、情育、意育三方面—现在讲的智育、德育、体育，不对，德育范围太笼统，体育范围太狭隘—知育要教到人不惑，情育要教到人不忧，意育要教到人不惧。教育家教学生，应该以这三件为究竟，我们自动的自己教育自己，也应该以这三件为究竟。”（同上，105页）他在这里所说人类普遍道德的标准，其实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普世价值。我们看到，梁启超教育子女，就以这三件为究竟。有人不相信中国文化传统中包含有普世价值，怕是少有梁启超的慧眼和慧心。
不惑
首先，他对子女的学业是十分重视的，认为这是立身的根本。他说：“我们做人，总要各有一件专门职业。”（同上，106页）所以，他对思成、思永、思忠、思庄这几个大孩子，从选择专业到指导学习，再到毕业后的求职，甚至以后的生计问题，从不敢掉以轻心，总要亲力亲为，尽量作出妥善的安排。他们毕业以后，不说成名成家，至少先求得能在社会上自立，有自己的事业。他向孩子们传授治学的方法，强调要细密而踏实，不贪图虚名，也不急于求成。梁启超希望思庄报考生物学，但思庄自己不喜欢，梁启超也不强求，反而说：“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追忆梁启超》，459页）他一直主张做学问要有“趣味主义”，其中就包括“研究你所嗜好的学问”，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能始终保持一种探求的精神和勇气。他告诉几个孩子，求学时心里不要总是想着将来如何如何，他说：“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曾国藩）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则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际遇—梁启超家书》，130页）他把这点精神归纳为“无所为”三个字，认为这是“趣味主义最重要的条件”；如果事事“有所为”，比如读书就为了高考，高考就为了上个好大学，上大学就为了拿文凭，拿文凭就为了找个好工作，好工作就为了挣大钱，有了钱就为买房买车享受生活，一切就变得很无趣了。他不希望孩子把求学当作一块敲门砖，一旦门被敲开了，砖也就成了无用的东西。梁思成曾经问他有用与无用的区别，他用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的例子来比较，他们对于国家的贡献谁更多一些呢？他说：“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我也并不是要人人都做李、杜，不做姚、宋。要之，要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同上，129页）看来，梁启超寄希望于儿子的，是要他做现代中国建筑界、美术界的李、杜啊。
梁启超一生都在做“新民”的梦。但是，新一国之民实在太难了，梁启超为之奋斗了一生，谁又能说新了多少？扫天下不成，则不妨退扫一室，梁启超对于把自己的子女造就成为新人，还是蛮有信心的。所以，他一定不会满足于仅仅看到孩子们在学业上的成功，他说道：“诚然，知识在人生地位上，也是非常紧要，我从来并未将他看轻。不过，若是偏重知识，而轻忽其他人生重要之部，也是不行的。”（《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9页）他戏称现在的学校都是“贩卖知识的杂货店”（同上），并且认为，无论是中国的学校，还是欧美的学校，都患有同样的毛病，区别只在深浅不同而已。也就是说，“现在的学校大都注重在智识方面，却忽略了智识以外之事，无论大学中学小学，都努力于智识的增加”，反而将更为重要的“修养人格，锻炼身体”忽略了。（《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四十三，5页）他提醒大家：“近来国中青年界很习闻的一句话，就是 ‘智识饥荒 ’，却不晓得还有一个顶要紧的‘精神饥荒 ’在那边。”而后者的危害大大地超过了前者，更可怕的是，对于这种危害，人们“多不自知”。人们“不知道精神生活完全，而后多的知识才是有用，苟无精神生活的人，为社会计，为个人计，都是知识少装一点为好”。所以他说：“为学的首要，是救精神饥荒。”然而，疗救精神饥荒的方法在哪里呢？梁启超挥手一指，在东方—中国与印度，他说：“东方的学问，以精神为出发点，西方的学问，以物质为出发点。救知识饥荒，在西方找材料，救精神饥荒，在东方找材料。”（《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四十，9～12页）有人或许会觉得，梁启超这里所说，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一套。其实不然，就他当时所看到的中国教育状况而言，“原有的精神固已荡然，西洋的精神也未取得”（《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四十三，6页），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在这种传统崩溃、新学未立的精神文化危机中，梁启超寄希望于东方的学问道德，或能转变世风，建设新的文化。梁启超的回答是：“吾所谓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纸者流，谓仅抱此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遂足以立于大地也。”（《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四，7页）这正是梁启超超过同时代许多人的地方，他不是一个顽固守旧的人，在很多时候，他甚至是领风气之先的。但他并不排斥中国文化传统，而且相信，即使在今天，传统的克己求仁也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根本。梁启超对于子女的教育，完全立足于这一点。他要求孩子从小就要读《论语》、《孟子》之类的书，梁思成被车撞伤，住院治疗，梁启超还安慰他“利用这时候多读点中国书也很好”（《际遇—梁启超家书》，142页），这都是希望传统的道德伦理能给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
不忧
他从自己的人生经验中总结出一点，就是要在生活中保持积极进取的态度，确立美满的人生观。他最怕自己的孩子消极、气馁、悲观、忧郁，告诫孩子们：“总要常常保持着元气淋漓的气象，才有前途事业之可言。”（同上，72页）他在给思顺的信中说：“你和希哲都是寒士家风出身，总不要坏自己家门本色，才能给孩子们以磨练人格的机会。生当乱世，要吃得苦，才能站得住（其实何止乱世为然）。一个人在物质上的享受，只要能维持着生命便够了。至于快乐与否，全不是物质上可以支配。能在困苦中求出快乐，才真是会打算盘哩。”（同上，71页）他有时也现身说法：“你们几时看见过爹爹有一天以上的发愁，或一天以上的生气？我关于德性涵养的工夫，自中年来很经些锻炼，现在越发成熟，近于纯任自然了，我有极通达、极强健、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何种境遇，常常是快乐的。”（同上，59页）他认为，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仁者不忧”，也就是“三达德”中的第二德。至今还有许多人很看不起这一条，以为中国落后就是因为信了孔孟之道，所谓仁义道德，都是虚伪的，是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欺骗老百姓的精神鸦片。这么说并没有错，但是，道理只讲了一半，另外一半却是梁启超所讲的人格磨炼。他说，什么叫做“仁”呢？孔子有个解释，“仁者人也”，仁就是人。梁启超更进了一步，他把“仁”解释为“普遍人格之实现”。他还说：“人格完成就叫做 ‘仁’。”由此可见，“仁”还有人格磨炼的意思在里面。过去的士大夫喜欢讲“内圣外王”，听起来很玄，其实，“外王”讲的是建功立业，且不管它；“内圣”讲的却是自我修养，人格实现，它的最高境界，就是“仁者不忧”。然而，仁者为什么会不忧呢？梁启超认为：“大凡忧之所从来，不外两端，一曰忧成败，二曰忧得失。我们得着 ‘仁’的人生观，就不会忧成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宇宙和人生是永远不会圆满的，所以，《易经》六十四卦，始‘乾’而终 ‘未济 ’，正为在这永远不圆满的宇宙中，才永远容得我们创造进化。我们所做的事，不过在宇宙进化几万万里的长途中，往前挪一寸两寸，哪里配说成功呢？然则不做怎么样呢？不做便连这一寸两寸都不往前挪，那可真真失败了。‘仁者’看透这种道理，信得过只有不做事才算失败，肯做事便不会失败，所以《易经》说‘君子以自强不息 ’。换一方面来看，他们又信得过凡事不会成功的，几万万里路挪了一两寸，算成功吗？所以《论语》说，‘知其不可而为之 ’。你想，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成败可忧呢？再者，我们得着 ‘仁’的人生观，便不会忧得失。为什么呢？因为认定这件东西是我的，才有得失之可言，连人格都不是单独存在，不能明确地画出这一部分是我的，那一部分是人家的，然则哪里有东西可以为我所得？既已没有东西为我所得，当然也没有东西为我所失。我只是为学问而学问，为劳动而劳动，并不是拿学问、劳动等等做手段来达某种目的—可以为我们‘所得 ’的。所以老子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 ’。‘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你想，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得失可忧呢？总而言之，有了这种人生观，自然会觉得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自然会 ‘无入而不自得 ’。他的生活，纯然是趣味化艺术化，这是最高的情感教育。”（《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106～108页）梁启超的这种教育成果如何呢？思永有一次对梁启超说：“爹爹尽可放心，我们弟兄姊妹都受了爹爹的遗传和教训，不会走到悲观沉郁一路去。”（《际遇—梁启超家书》，257页）
由此可以看出，梁启超的家教不仅有儒家的克己求仁，还有墨家的勤俭寡欲、吃苦耐劳，兼有老庄的虚无静观，总之是要磨炼自己的人格，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健全的人。他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反复提到：“处忧患最是人生幸事，能使人精神振奋，志气强立。”（同上，46页）他对孩子们说：“孟子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汝辈小小年纪，恰值此数年来无端度虚荣之岁月，真是此生一险运。吾今舍安乐而就忧患，非徒对于国家自践责任，抑亦导汝曹脱险也。吾家十数代清白寒素，此乃最足以自豪者，安而逐腥膻而丧吾所守耶？”（同上，47页）这些都是他对孩子们的殷切期望和要求，因此，只有“知者不惑”、“仁者不忧”是不够的，还要“勇者不惧”。
不惧
然而，怎样才能做到“勇者不惧”呢？他认为需要做的事有两件，第一件叫做心地光明，恰如俗语所说：生平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也不惊。他说：“一个人要保持勇气，须要从一切行为可以公开做起。”（《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三十九，108页）只要襟怀坦荡，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他曾经两次公开表示与老师康有为的分歧。第一次是在流亡日本期间，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写了《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公开反对康有为在海外掀起的“尊孔保教”运动；第二次是在民国时期，1917年张勋复辟期间，梁启超助段祺瑞起兵讨伐张勋，他先为段祺瑞起草了《讨张勋复辟通电》，意犹未尽，又于次日公开发表《反对复辟电》，痛斥张勋、康有为“公然叛国叛道”，指出“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黩无颜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矛头直指他的老师康有为。他和袁世凯的关系也是这样。袁氏在戊戌政变中有告密之嫌，六君子因此被杀，康、梁也因此流亡海外十几年，可谓势不两立的仇人。但辛亥革命以后，从国家命运的大局出发，梁启超最终还是选择了与袁世凯合作。然而，1915年，袁世凯恢复帝制，梁启超则抱病写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痛斥袁世凯的称帝野心，并发起“讨袁护国”运动。
诸如此类，给外人一种“善变”、“屡变”的印象。同盟会干才、辛亥革命元勋，自号石叟的谭人凤就说他“卖朋友，事仇雠，叛师长，种种营私罔利行为，人格天良两均丧尽”（《石叟牌词》，2页）。对此，梁启超从不辩驳，他的学生有个说法：“盖梁本坦率天真，纯粹一学者，交际非其所长，尤不知人，为生平最短；但大事不糊涂，置恩怨于度外，则鲜有人及之者。”（《追忆梁启超》，54页）
在这件事上，郑振铎说得最为透彻，他自问：“世人对于梁任公先生毁誉不一；然有谁人曾将梁任公骂得比他自己所骂的更透彻，更中的的么？有谁人曾将梁任公恭维得比他自己所恭维的更得体，更恰当的么？”恐怕没有，于是他说：“梁任公先生便是一位真能深知灼见他自己的病根与缺点与好处的，便是一位真能将他自己的病根与缺点与好处分析得很正确，很明白，而昭示大众，一无隐讳的。”（同上，87页）在他看来，梁启超“所以‘屡变 ’者，无不有他的最强固的理由，最透彻的见解，最不得已的苦衷。他如顽执不变，便早已落伍了，退化了，与一切的遗老遗少同科了；他如不变，则他对于中国的贡献与劳绩也许要等于零了。他的最伟大处，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 ’，他的‘屡变’。他的‘变’，并不是变他的宗旨，变他的目的；他的宗旨他的目的是并未变动的，他所变者不过方法而已，不过 ‘随时与境而变 ’，又随他 ‘脑识之发达而变 ’其方法而已。他的宗旨，他的目的，便是爱国。”（同上，88～89页）这是梁启超始终不变的，也是他一直教育儿女这样做的，他以自己的人生经历告诉孩子们，要树立“极通达、极健强、极伟大的人生观”，随便别人怎样看你，随便遭遇怎样的环境，“都有我的事情做，都可以助长我的兴会和努力的”。（《际遇—梁启超家书》，50页）
第二件，要练就抵御各种诱惑的本事。他看到了社会上有很多的诱惑，而人又极易为各种欲望所左右，如果真的让“自己的意志做了自己情欲的奴隶，那么，真是万劫沉沦，永无恢复自由的余地”了。他这里不是危言耸听，故意在吓唬谁，而是真的相信，“一个人的意志，由刚强变为薄弱极易，由薄弱返到刚强极难”。所以，他时时提醒自己，一定要在磨炼意志上下工夫，不要“被物质上无聊的嗜欲东拉西扯”。（《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三十九，108页）他也以此教育孩子，他曾多次与思顺谈到：“切勿见猎心喜，吾家殆终不能享无汗之金钱也。”（《际遇—梁启超家书》，217页）
民国之后，有几年梁启超是在政府做过官的，也曾有过薪俸，但观其一生，主要还是靠稿费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对思顺说，“凭吾之力，必可令家中无忧饥寒”，但也不会发大财。他当然有发财的机会，“吾若稍自贬损，月入万金不难，然吾不欲尔”。（同上，215～216页）为什么不欲呢？自然是不肯贬损自己，使自己没了尊严。他老实不客气地告诉诸君：“做人不做到如此，决不会成为一个人。”（《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三十九，108页）他也常常以此教育孩子。很显然，他在性情、品格以及眼界、胸怀等诸多方面都高人一筹；他的家教，也往往是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他像一个辛勤的园丁，多年的浇灌，终于结出了硕果，九个子女人人成才，本身就是对国家、社会所作的巨大贡献。而他的为父之道和家教家风也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