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底，梁启超发起欧游考察，请了蒋百里、张君劢、刘崇杰同行，还有徐新六做他的财政经济顾问，他仍觉得不满足，很想再有一位科学家同行，才能对现代的欧洲有更多的了解和更加深入的认识，于是，徐新六向他推荐了丁文江。梁启超与丁文江的交往，就从此时开始。
少年天才
丁文江，字在君，江苏泰兴县人，生于光绪十三年丁亥三月二十日（1887年4月13日），比梁启超小十四岁。他的父亲吉庵先生是一位绅士，母亲单夫人，生了四个儿子，丁文江是第二子。他的启蒙老师就是他的母亲。母亲很早就教他认字，所以他五岁入蒙馆就可以读书。他的大哥丁文涛在他病逝后有一篇追忆他的文章，讲到他读书的情形：五岁就傅，寓目成诵。阅四年，毕《五经》、《四子书》矣。尤喜读古今诗，琅琅上口。师奇其资性过人，试以联语属对曰：“愿闻子志”，弟即应声曰：“还读我书”，师大击节，叹为宿慧。（《丁文江先生学行录》，54页）
又说：
亡弟就傅后，于塾中课业外，常浏览古今小说，尤好读《三国演义》，独不喜关云长之为人，曰：“彼刚愎匹夫耳，世顾相与神圣之何耶？”六七岁后，即阅《纲鉴易知录》，续读《四史》、《资治通鉴》诸书，旁及宋明诸儒语录学案，每毕一篇，辄系以短评。于古人，最推崇陆宣公、史督师。又得顾亭林《日知录》、黄梨洲《明夷待访录》、王船山《读通鉴论》，爱好之，早夜讽诵不辍，重其有种族观念也。（同上）
他具有那个时代早慧少年的一切特征。十岁作《汉高祖明太祖优劣论》，“首尾数千言，汪洋纵恣，师为敛手，莫能易一字也”。（同上，55页）当时很多朋友都劝丁父让丁文江去应童子试，他母亲坚决反对，认为：“幼年得志，反是捐其志气，美玉须求良工雕琢始成大器。父然其说，遂终止。”（《丁文江年谱》，28页）可见他的母亲是一位很有见识的妇女。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他十一岁，这一年发生了戊戌政变，丁文江受到极大的触动，作出一个改变其人生的决定，他的四弟丁文渊在《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前言》中讲到这件事，他说：戊戌变政的那一年，在君二哥刚好才到了十一岁的年龄，那时他还在黄桥家乡我们家里的私塾读书，然而已经受了这个变政运动的很大影响。他在私塾里，早是一个很出色的学生，在戊戌变政失败以后，他就和他的几位同学约定：从此发奋努力，以图救国；不再学八股制艺，要从事实学；不再临帖习字，以免虚耗光阴。那时他们的所谓“实学”，就是要研究古人的言行，实事求是，不尚虚伪，于是乃从攻读正史着手。（《丁文江先生学行录》，361页）
他十三岁那年，母亲去世了。第二年，他“想到上海就学于南洋公学，当时必需地方官保送，因经本县知县龙研仙（名龙璋）面试，题为‘通西南夷’，二哥下笔迅速，议论豪畅，大为龙知县所赏识，因劝二哥不去上海，而去日本”。（同上）龙璋有个表弟叫胡子靖，是湖南选派的游日公费留学生。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年），他在赴日途中转道江苏泰兴拜访表兄，龙璋就请胡子靖带上丁文江同行。那时的丁文江，第一次离开家乡，在此之前，他从未“步行到三里以上”。（丁文江：《现在中国的中年与青年》，见《丁文江年谱》，37页）
丁文江到日本后，似乎没有进过正式学校，他和一个叫汤中的留学生住在东京的神田区，那里聚集了很多中国留学生。汤中写过一篇回忆丁文江的文章，其中写道：“他那时候就喜欢谈政治，写文章。我记得东京留学界，在一九零四年的前后，出了好几种杂志——浙江留学生之有《浙江潮》，江苏留学生之有《江苏》。——《江苏》杂志第一次的总编辑是钮惕生先生，第二次是汪衮甫（衮甫在江苏留学生中最负文名，笔名为公衣）先生，后来就轮到在君担任。在君的文章也很流畅，也很有革命的情调（当时的留学生大多数均倡言排满革命）——在君住在下宿屋，同我天天见面，他谈话的时候，喜欢把两手插在裤袋里，一口宽阔的泰州口音，滔滔不绝，他的神气和晚年差不多，只少‘他的奇怪的眼光，他的虬起的德国维廉皇帝式的胡子’而已。”（同上，40页）
在日本，他结识了许多朋友，除了后来与他一起留学英国的李毅士、庄文亚，还有史久光、蒋百里、蔡锷、朱先志和翁之麟、翁之谷兄弟。据刘仲平所撰《先师史久光先生年谱》记载，蔡锷、蒋百里、丁文江、史久光四人，由于经常在报刊上发表主张共和制的言论，被人们称之为留学生“四大怪”。史久光曾参与创办《江苏》杂志，得以结识丁文江；他还受到梁启超的赏识，梁在东京创办《新民丛报》，邀他担任助编兼校对。根据他的回忆，丁文江在日本时是见过梁启超的，但丁文渊则坚持说，直到1918年底欧游之前，丁文江“才认识了任公先生（梁启超）”。（《丁文江先生学行录》，362页）
赴英留学的冒险之旅
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年），丁文江离开日本，赴英国留学。他的这个决定，源自吴稚晖的蛊惑。吴稚晖是因《苏报》案流亡英国的，“此时，在苏格兰的吴稚晖致函庄文亚，对留日学生谈政治而不读书的生活颇为不满，并劝庄氏到英国留学”。（《丁文江年谱》，46页）丁文江在《苏俄旅行记》中也提到当时所以要到英国去的理由，他说：“我是1904年到英国去的。当时听见吴稚晖先生说在英国留学有六百元一年就可以够用，所以学了几个月的英文就大胆的自费跑了出去。到了苏格兰，方始知道六百元一年仅仅够住房子、吃饭，衣服都没有着落，不用说念书了。”（《丁文江集》，408页）他还动员了李毅士、庄文亚同行。
这几个囊中羞涩的青年决定到英国去，他们从东京回到上海，又在上海买了去英国的船票。这是一艘德国船，在船上，他们已经感觉到旅资不支。李祖鸿具体讲到他们的经济状况：我们那时所谓经济的准备，说来也甚可笑。在君的家中答应给他一千元左右，交他带去。至于以后的接济，却毫无把握。庄文亚家的资助不过四五百元，以后却再无法想了。那时正值我家把我和我弟祖植半年的学费三百元寄到，我们就向家兄祖虞商量，先把此款归我带去。总算起来，统共不过一千七八百元。
依我们当时的计算，日本邮船价廉，……我们到英国时至少还可以有好几百元的余款。不料那时适因日俄战争，日本船不能乘，于是改乘德国船，三等舱位的船价每人三百元左右。……我们在上海又须得耽搁一阵，因为丁庄二君的家款都约定在上海交付。……到我们（在上海）上船赴英国的时候，我们三人手中只剩了十多个金镑！（李祖鸿：《留学时代的丁在君》，转引自《丁文江传》，10～11页）
胡适因此大为感慨，他说：“三个青年人身边只有十几个金镑，就大胆的上了船，开始他们万里求学的冒险旅程了！”船行至新加坡，他们上岸拜访著名华侨林文庆，林氏建议他们在经过槟榔屿时不妨去见一下正在那里的康有为。康有为对于他们的来访表现出很关切的样子，问了他们的情况，也很为他们的窘迫担忧，不仅送了他们十个金镑，还托他们带一封信到伦敦，给他的女婿罗昌先生。后来，罗昌收到他丈人的信，也寄了二十英镑给他们。李祖鸿表示：“康南海的赠金救济了我们途中的危险。……罗昌君的二十镑支持了我们不少的日子。——至于所赠的三十镑，我听见在君说，于南海先生逝世之前，他曾偿还一千元，以示不忘旧德。”（同上，11 ～ 12页）
丁文江的志向，原本是想到英国学海军的，因为他的朋友蒋百里、蔡锷等都在日本士官学校学陆军，他们都想为将来新中国建设国防作些准备。“可是他们到英国，才晓得非政府保送，不能学海军。”丁文渊说，“同时二哥的思想，已经起了变化。他认为要使新中国成为一个现代的国家，不是革命就能成功的。一个现代国家的建立，全赖于一般人能有现代知识，而现代知识，当然就是科学，所以他辗转的就学了地质学和动物学。”（《丁文江先生学行录》，362页）
丁文渊在这里所说的有点删繁就简的嫌疑，实际情况是，丁、庄、李三人抵达爱丁堡时，身上只剩下五英镑了。罗昌先生的二十英镑固然可以救急，但解决不了长远的生活、读书的问题，而爱丁堡的生活水准又是很高的。所以，经过反复商量，吴稚晖带庄文亚到利物浦去，那里是个港口，常有中国水手往来，生活水准也比较低；丁文江、李毅士则决定留在爱丁堡，他们先跟随一个苏格兰女子孔马克（Cormack）夫人学习英文，不久，他们也离开爱丁堡，前往司堡尔丁（Spalding），进了当地一所中学（Spalding Crammar School）。丁文江后来回忆：“幸亏无意中遇见了一位约翰斯？密勒医生。他是在陕西传过教的，知道我是穷学生，劝我到乡下去进中学。于是我同我的朋友李祖鸿同到英国东部司堡尔丁去。这是一个几百户的乡镇，生活水平很低；我一星期的膳宿费不过十五个先令（合华币不过三十元一月），房东还给我补袜子。中学的学费一年不过一百余元，还连书籍在内。我在那里整整的过了两年；书从第一年级读起，一年跳三级，两年就考进了剑桥大学。斯密勒先生是本地的绅士，他不但给我介绍了学校，而且因为他的关系，所有他的亲戚朋友都待我如家人一样。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不是这家喝茶，就是那家吃饭，使我有机会彻底的了解英国中级社会的生活。”（《丁文江集》，408 ～ 409页）
丁文江致庄文亚的信，写于1905年1月19日，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年），十九岁的丁文江以优异成绩考入剑桥大学，开始所选仍为文科。但他在剑桥只读了半年就被迫离开了，主要原因是经济上不能支持。他那时还是靠家里寄钱，但他常常因为费用不赍、增加父亲的负担而忧虑。于是，他致信两江总督端方，请求资助。端方遂命令泰兴知县每年资助他公费几百元。尽管如此，剑桥大学的费用却不是一个穷学生所能负担的。就这样，到了1906年年底，他只好从剑桥辍学了。此后他曾在欧洲大陆游历过一段时间。光绪三十四年戊申（1908年），丁文江投考伦敦大学医科，因一门功课不及格未被录取，也就放弃了学医的打算，转而投考格拉斯哥大学，专修动物学，兼修地质学，直到宣统三年辛亥（1911年）在格拉斯哥大学取得动物学、地质学双学科毕业证书，于4月初启程回国，最终结束了历时七年在英国的留学生活。
回国立业
丁文江回国，没有选择乘船直接到上海或香港登岸，而是选择了越南北部港口海防，从那里乘滇越铁路到劳开，然后转车经红河桥进入中国境内，于5月12日抵达昆明。接待他的是时任云南高等学堂监督的叶浩吾（瀚）。与丁文江第一次相见的叶浩吾，就向他推荐了《徐霞客游记》一书，他在《重印〈徐霞客游记〉及新著年谱序》中曾经讲道：余十六出国，二十六始归，凡十年未尝读国书，初不知有徐霞客其人。辛亥自欧归，由越南入滇，将由滇入黔。叶浩吾前辈告之曰：“君习地学，且好游，宜读《徐霞客游记》。徐又君乡人，表彰亦君辈之责。”因搜昆明书肆，欲得之为长途消夜计，而滇中僻陋，竟无售是书者。元年（民国元年，1912年）寓上海，始购得图书集成公司铅字本，然时方以舌耕为活，昼夜无暇晷，实未尝一读全书也。（转引自《丁文江年谱》，69 ～ 70页）
丁文江在昆明住了两个多星期，在叶浩吾的帮助下，他改换了行头，“装了假辫子，留了小胡子，穿上马褂袍子，带着黑纱的瓜皮小帽”上路了。（《丁文江传》，19页）云南提学使叶尔恺先生还派了两名穿号褂子的徒手护兵沿途保护他。他出发那天是5月29日，途径马龙、沾益、白水城、平彝，进入贵州境内，经亦资孔、毛口河、郎岱、安顺，到贵阳；又从贵阳经龙里、贵定、清平、施秉、黄平到达镇远。那天是6月29日，这一路整整走了一个月。他的一位同乡前辈从云南普洱府知府任上回籍，约他在镇远相会，坐民船下沅水、沅江，到湖南常德。在常德，他与这位前辈分手，自己雇了小火轮到长沙，为的就是要拜访他的恩师龙研仙先生。朱经农记得，丁文江在病逝前一个月到湖南视察粤汉铁路沿线煤矿，想到已故老师龙研仙很有知己之感，曾作《烈光亭怀先师龙研仙先生》两绝，其中一首云：海外归来初入湘，长沙拜谒再登堂。
回头廿五年前事，天柱峰前泪满腔。（朱经农：《最后一个月的丁在君先生》，见《丁文江先生学行录》，49 ～ 50页）
他说的“廿五年前”，就是1911年，到他去世时的1935年底，大约过了二十五年。离开长沙后，丁文江经汉口转乘江轮东下，经苏州、南京返乡。在苏州，他“专门探望了留日时期的同学史久光，并告以所以不能学海军而改习地质之苦衷。史久光六婶母左太夫人器重丁，以史久光堂妹史久元许配丁。离苏州时，丁文江邀史久光同回泰兴黄桥镇，一同准备京城游学生毕业进士秋闱之试”。（《丁文江年谱》，73页）
胡适曾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他的根据是房兆楹先生与夫人杜联喆女士合编的《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其中“宣统三年游学毕业的进士名录”，刊载“有周家彦等五十七人的名录”，丁文江也名列榜上。胡适认为：“丁文江在宣统三年旧历五月，还正在云南、贵州旅行，决不会在北京应游学毕业的考试。”（《丁文江传》，20页）实际情况是，丁文江在北京参加第七次游学毕业试，是在当年的9月。10月4日《内阁官报》公布成绩，其中最优等59名，优等123名，中等311名。丁文江名列最优等。与他同列最优等的还有章鸿钊、李四光等人。此事记载见于《清实录？宣统政纪》和《泰兴县志续？选举志》，章鸿钊在《我对于丁在君先生的回忆》和《六六自述》中都言之凿凿地记下了当时的情形：“学部考试毕，予列最优等，赐格致科进士出身。时同榜中尚有一学地质者，即丁文江氏也。丁氏亦于是年从英国毕业归国者，曾与之遇，相谈甚洽，此即予他日之同志矣。”（《丁文江年谱》，74 ～ 75页）可见，在这里，胡适和房、杜二先生都搞错了，房、杜二先生记成5月错在前，胡适据此推论则错在后。
离开北京，大约10月10日前后，丁文江到苏州与史久元女士结了婚。据丁文渊《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前言》记载：“武昌革命的时候，他正在苏州结婚。”不久，在南京新军中任职的翁之谷、史久光先后电邀丁文江到南京，担任新军统领徐固卿的秘书长，但丁文江始终没有接受。“因为他认为救国莫如建设，而建设事业，又非切切实实做去不可，绝非革命动乱的时候，所能为力的。”（《丁文江先生学行录》，362页）最初他与四川一家矿业公司约定，要去做地质工程师的，但革命发生后，交通不畅，他就改了就近在上海南洋中学任教。民国元年（1912年），他便做了一年中学教员，讲授化学、西洋史、地质学入门等课程，教书所得，主要用于赡养父亲和支持兄弟读书。
地质学先驱
民国二年（1913年）初，应工商部矿务司司长张轶欧邀请，丁文江到北京，供职于该司地质科。他在《地质汇报？序》里谈到初来时的窘况：文江至，张君指其侧之一席曰：此君治公处也，君其安之。余默然就席坐。自晨至夕无所事，觅图书不可得，觅标本亦不可得，出所携李希霍芬氏书读之，书言京西地质，中有斋堂地名，询之同官者，皆谢不知。散值后余于张君又怨言。张君笑曰：“招君之来，正以是也。百物具备，焉用君为？且余固以有成议矣。”乃出示余吴兴章君鸿钊《中华调查地质私议》，议设研究所。为育才计，时北京大学校长何燏时、理科学长夏元瑮皆赞助之，许以大学之图书、仪器、宿舍相假，复荐德人梭尔格博士为讲师。于是招生徒、定课目，规模始稍稍具焉。（《丁文江年谱》，86页）
随后，他被任命为工商部佥事、叙五等，紧接着又任地质科科长，着手筹备地质调查研究所。1913年10月1日，地质研究所开学，此前，他还得到工商部的任命，担任地质调查所所长兼地质研究所所长。11月12日，他即奉了部里命令出京，调查正太路沿线附近地质矿务。他在山西太行山里转了四十余日，年底回到北京，第二天就接到部里指令，到云南调查矿产。他在《漫游散记？云南个旧》中写道：我于民国二年十二月底从山西回北京。第二天就奉到命令，派我到云南去调查矿产。当月，蔡松坡刚从云南北来，交通部和中法实业银行新订了钦渝铁路的草约。松坡的意思要把这条铁路线经过云南的东部，再由贵州的西南部经广西到钦州。我的任务是调查假定在云南境内的钦渝路线附近的矿产。（《丁文江集》，292页）
这时，丁文江的父亲去世了。他先回到家乡办完了父亲的丧事，至民国三年（1914年）二月二日，才离开上海，取道香港、安南，沿滇越铁路，抵达昆明。在这之前，丁文江被袁大总统任命为农商部技正，继而又被任命为矿政局地质调查所所长。他在云南调查了将近一年，不仅调查了云南的矿产，测量了那里的地形，调查了当地的地质状况，还把西南人种学的研究开展起来。他回到北京，又是一年的岁末了。那时，地质研究所附设于北京大学内，已经招收了第一批学生，却苦于请不到老师。于是，回京的丁文江马上承担起在地质研究所任教的责任，教授古生物学、地文学等课程，他是中国人第一个教授古生物学的。这批学生毕业前夕，1916年的夏天，他提议停办地质研究所，希望由大学来承担培养地质人才的任务，他则专注于野外的地质调查。
在这段时间里，丁文江最终促成了地质调查所的成立，并被任命为所长兼地质股股长。这个所在他的领导下很快成为世界知名的科学中心，不仅建立了中国地质学和古生物学，而且领导了史前考古学的研究，成为新石器时代和旧石器时代研究中心。同时，他还兼顾到国家社会在矿业、石油、土壤等许多方面的实际需要。他把大量时间都用在实地调查上了，他要用自己的行为证明，中国学者已不像德国学者李希霍芬所说，“好安坐室内，不肯劳动身体，所以他种科学也许能在中国发展，但要中国人自做地质调查，则希望甚少”了。他说：“现在可以证明此说并不尽然，因为我们已有一班人登山涉水，不怕吃苦。”领风气之先者，当然就是他丁文江。（《丁文江传》，43页）
欧洲访学，接触北大
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即将召开，梁启超既要以民间的身份对外交有所贡献，又想藉此对欧洲作一番详细的考察，于是，他通过徐新六向丁文江发出了邀请。而丁文江则欣然加入了梁氏这个欧游的小群体。
不过，由于船位不足，梁启超与丁文江未能同行，他们一个经太平洋、印度洋、地中海西去，一个向东经太平洋、大西洋抵达欧洲。梁启超一行于2月11日抵达伦敦，丁文江、徐新六已先行到达，准备迎候他们了。梁启超说：“船将拢岸，丁、徐二君已偕英使馆各馆员乘小轮来迎。我们相视而笑，算是合抱绕世界一周了。”（《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47页）由于旅馆难觅，只好请丁、徐二人先往巴黎布置，梁启超与其他几个人就在伦敦多住了几日，他们趁这空暇游览了号称“英国凌烟阁”的威士敏士达寺（即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留下极深刻的印象。2月18日，他们抵达巴黎，就住在巴黎郊外的白鲁威。丁文渊在《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前言》中讲到丁文江与梁启超惺惺相惜的关系及二人性情：到达法国以后，才和任公朝夕相处。据新六告诉过我，任公在法、英两国的演讲，多是二哥替他翻译，任公对他极为倾倒。二哥素性憨直，对人极具至性，有问必答，无所隐讳。与任公坐谈之际，尝谓任公个性仁厚，太重感情，很难做一个好的政治家。因为在政治上，必须时时具有一个冷静的头脑，才能不致误事。又谓任公的分析能力极强，如果用科学方法研究历史，必定能有不朽的著作。因此劝任公放弃政治活动，而从事学术研究，任公亦深以为然，此实任公的大过人处。像他那样，早岁就参加变政大计，而又誉满中外的一位大人物，当时还正在他的鼎盛的时候，居然能够听一个青年后辈的劝言，翻然改图，从事学问，终身奉守不逾，只有任公具有那种“譬如昨日死”的精神，才能确实做到。新六又言，二哥当时还曾设法协助任公如何学习英文，并且介绍了好几部研究史学的英文书籍，任公根据此类新读的材料，写成《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以后许多历史学术的著作，也就陆续出版，成为民国史学上的一位大师。任公以后掌教于清华研究院，据胡适之先生说，也是二哥在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所主张的。（《丁文江先生学行录》，362 ～ 363页）
丁文江对于梁启超的帮助，梁启超在写给梁启勋的信中也提到了，他说：“每日所有空隙，尽举以习英文，虽甚燥苦，然本师（丁在君）奖其进步甚速，故兴益不衰。”（《梁启超年谱长编》，883页）至于劝他放弃政治活动，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固然可以为他所接受，也是他一直所向往的，但能否做到，却仍然是个问题。即使他本人希望如此，他身边的这些人，如蒋百里、张君劢、张东荪等人至少暂时还不想放弃。他们的志趣也不尽相同，丁文江偏重科学，尤其关注各国地质、矿产等方面的情况，其他人的兴趣却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在欧洲，他们并不总是一起行动，梁启超与蒋百里等人要去瞻仰法国“一战”中的遗迹，丁文江、张君劢都没有参加。前者要去洛林州调查矿业，后者却要到伦敦列席各国私立国际联盟研究会。在巴黎，丁文江曾到法兰西科学院旁听，不久又到伦敦参加英国王家学会开会，都是独来独往。7月12日，梁启超一行从伦敦返回巴黎，准备参观法国国庆和凯旋典礼，这时，在白鲁威等待他们的也只有蒋百里一人，丁文江已经动身到美国去了。
梁启超在欧洲游历一年多，回国后发现形势已大不一样。思想界活跃着一大批后起之秀，他们以北京大学为中心，以《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杂志为阵地，向公众传播新思想、新知识。这些人都有在欧美留学的背景，不仅知识储备丰厚，而且思想敏锐，没有或很少有传统的包袱，敢想、敢说、敢做，对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新文化抱有极大的热情，在青年中的影响力日益增长。他们推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也得益于这场运动，是随着这场运动的深入展开而崛起的一种新生力量。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陶孟和等都是其中最优秀的代表。回头再看自己这一代人，作为中国改革的思想先驱，都已步入中年，显出了衰老的症候，特别是思想上的落伍，跟不上急速变化的社会需求，面临着被时代列车甩掉的危险。这一年梁启超已四十七岁，不仅精力大不如前，健康亦急遽衰退，加上从政六年，三起三落，最后不得不承认失败，这一切都影响到他的心境和情绪，见解随之改变，态度也渐趋保守，与这个时代越来越趋向激进的思想潮流呈一种逆向运动。但梁启超毕竟是一个求知欲十分旺盛的人，他不甘心落在时代的后面，他还幻想着要在新文化运动中再领风骚呢。所以，他在欧洲的时候，就加紧学习英文，急于掌握直接阅读西文的手段，以便及时了解最新的思想文化潮流；他还虚心向身边这几位有欧洲留学背景的门生请教，他在欧洲一年多，除了直觉的观察、思考，丁文江、蒋百里、张君劢等人对他的影响非常大，他们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向新世界的大门。他们在欧洲商定了一个庞大计划，其中包括：发起中比公司，组织共学社、讲学社，整顿《改造》杂志，承办中国公学，派遣留学生出国等，其宗旨或如梁启超所说：“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同上，909页）这里所谓“新政治”，“总以打破军阀，改进社会为标目”。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希望能有更多新朋友、新同志、新人才，团结在自己周围，形成一种势力，“所念念不忘者，在延揽同志而已。”（同上，898页）这时，他把目光投向北京大学是很自然的。陶菊隐在《蒋百里传》中明确指出：“梁启超由欧洲回国后，有将研究系改组为党的愿望，丁文江、张君劢两人极为赞成，想以胡适之为桥梁，打通北大路线，表面不拥戴一个党魁，暗中则以梁与蔡元培为其领导人；并打算以文化运动为政治运动的前驱。由于张东荪反对党教合一，此议遂被搁置。”（《蒋百里传》，51页）
当时的情况是，蔡元培已经做了北京大学校长，他当即邀请陈独秀来担任文科学长。陈独秀又致函胡适，请他早日回国，加盟北大。梁启超与蔡元培的直接交往不多，据蔡元培回忆，他们是民国六年（1917年）认识的。那一年的3月3日，国民外交后援会在江西会馆召开成立大会，梁启超和蔡元培都在会上发表了演说。他们还曾列名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中华职业教育会、师范讲习社等社会组织。巴黎和会期间，社会上传言梁启超有卖国行为，蔡元培领衔发出通电，为他辟谣。他们之间也算是惺惺相惜，彼此心仪。如果追溯到北京大学的前身——由强学会变为官书局，再变为京师大学堂，梁启超与它的渊源显然就更深了。民国元年（1912年）10月，梁启超回国，北京大学学生代表四人还专程来津，请他出任校长呢。
但毕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这个时候，研究系的人在青年当中已不再有号召力，很少有人愿意跟着他们走了。曹聚仁的《蒋百里评传》记载了当时的一则寓言，很能说明问题：当时的众议院议长汤化龙，他手下有四位秘书：陈博生、李大钊、霍俪白和某君，都是研究系的知名人士，开明而进步的。有一回，李氏写了一篇以大家庭生活为素材的小说：说这一家有三位少爷，他们一同爱着一位婢女。那大少爷，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二少爷是个安分守己的人，想改造家庭而缺勇气。只有三少爷，想脱离家庭实行革命。那婢女，她对大少爷早已厌恶，对二少爷虽有意而嫌其不中用，最后她跟着三少爷跑了。她所说的大少爷是北洋派，二少爷自然是研究系的书生，而三少爷是影射国民党和共产党。婢女便是代表如李氏自己这样的青年人，他终于脱离研究系，成为共产党的信徒了。（百里先生依旧是二少爷。）（《蒋百里评传》，25页）
丁文江自然也是“二少爷”，他还可以算作“自由派”，又有英国留学的背景和科学家的身份，所以，与“三少爷”接近有天然的优势。何况“三少爷”并非全是国民党或共产党的信徒，其中还有胡适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可以有很多共同语言。1919年10月，在美国游历两月之久的丁文江启程回国。这时，北京大学地质学门已正式改称地质学系。按照《丁文江年谱》的说法，早在1916年夏，他就与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有过约定，北大恢复地质学系，负责造就地质人才；地质调查所专做调查研究工作，可以随时吸收北大地质学系的毕业生，为他们提供深造的机会。但另据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1916年12月26日，总统黎元洪发布命令，‘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到校就职是在1917年1月4日。1月9日，他向全校师生作了著名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分别见《蔡元培年谱长编》上册，629页；中册，2页）
不管怎么说，他与北大地质学系的亲密关系，给他接近北大学人提供了最便捷的理由。胡适说：“我认识在君和新六好像是在他们从欧洲回来之后，我认识任公先生大概也在那个时期。”（《丁文江传》，49页）应该说，胡适与梁启超初次见面，在梁氏回国不久，大致是不错的，但他与丁文江和徐新六的相识，却应该更早一些。梁启超欧游之前，胡适曾托了徐新六的关系，想来拜访，可见，认识徐新六一定在此之前。至于丁文江，他在同一本书中这样写道：“北大恢复地质学系之后，初期毕业生到地质调查所去找工作，在君亲自考试他们。考试的结果使他大不满意。那时候，他已同我很熟了，他就带了考试的成绩单来看我。”（同上，25页）他还说：“那时候（民国九年三月）我的《尝试集》刚出版，他就从我的一首‘朋友篇’里摘出几句诗来请梁任公先生写在一把扇子上，他把扇子送给我，要我戒酒。”（同上，49页）这些混乱的记述至少说明，“民国九年（1920年）三月”，丁文江与胡适已经“很熟”了，熟到了“操心”胡适的饮酒问题，心思甚至细致到把胡适自己写的劝朋友戒酒的诗，请梁任公写在扇子上，送给他。这样看来，他们认识一定不在“民国九年（1920年）三月”，即从欧洲回来之后，一定在此之前。提前到什么时候呢？胡适在此曾提到北大地质学系“初期毕业生”，这些学生显然不是1919年地质学门正式改称地质学系之后首次招收的那批学生，他们毕业的时间应该是在1923年，著名地质学家赵亚曾即其中的佼佼者，他们即使“到地质调查所去找工作”，丁文江也未必能“亲自考试他们”，因为那时他已声明辞去地质调查所所长一职，出任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了。所以，胡适提到的“初期毕业生”，恐怕是指1917年北大地质学门恢复之后招收的那批学生，他们于1918年夏天到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实习，作为所长的丁文江“亲自考试他们”倒是完全可能的。他们都是入学不久的学生，考试成绩使丁文江“大不满意”也不奇怪。如果那时他们就认识的话，那么，到“民国九年（1920年）三月”，他们当然是“很熟了”。
《尝试集》，作者胡适。这是新文学运动期间第一部以白话写成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诗集，显示出了从传统诗词中脱胎，蜕变，逐渐寻找，试验新诗形态的艰难过程。图为1920年出版的《尝试集》封面。
结交胡适
不过，无论如何，恰恰因为丁文江与胡适这种“很熟”的关系，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才做了梁启超与胡适之间来往沟通的桥梁和纽带，而且比梁启超直接出马方便了许多。按照美国学者周策纵的说法，“五四”之后，中国思想界分裂为四个主要集团：即“自由主义者、左派分子、国民党部分党员和进步党的部分党员”。（《五四运动史》，317页）张朋园在一篇书评中对这四大集团有一个具体解释，他说：第一是自由派，如胡适、蔡元培、吴稚晖、高一涵、陶孟和、蒋孟麟、陶行知等；第二为左倾的激进派，也就是后日的共产党；第三为国民党，又分为激进与温和两派；第四为进步党，又分为保守与自由两派。（张朋园：《傅著〈丁文江与中国科学和新文化〉》，见《丁文江先生学行录》，437 ～ 438页）
这些人，往往又因政治立场、思想观念、文化背景的差异，随时都可能产生新的分歧和新的认同，进而组成新的派别。我们暂且将“左派分子”和“国民党部分党员”放在一边，单说“自由主义者”和“进步党的部分党员”，一直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后者，无论是进步党，还是研究系，事实上早已经瓦解了，所谓“部分党员”，无非是指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这一些人，他们反对激烈的社会变革，但不反对思想和言论自由；他们接受外来的所谓“新文化”，也不反对传统的旧文化，甚至希望“新文化”能激活“旧文化”，造成另一种“新文化”；他们在政治上比较信任制度化的民主方法，以为比杀人放火式的破坏更有效，故而积极推动国民制宪运动和联省自治运动，同时，却又把文化运动、生计运动、社会改良运动，乃至于国民教育看得更重要。至于前者，其中一部分持激进态度的人，比如陈独秀、李大钊，不大可能接受梁启超；而态度相对温和的人，比如胡适，就可能在他们之间找到许多共同点。所以，当梁启超向北大自由派人士挥动他手里的橄榄枝时，胡适的回应是最积极的；而梁启超也表达了很强烈的“协同动作”的愿望。
看上去，结交胡适，的确是梁启超欧游回国之后积极行动的重要一环。他抵达北京是3月19日，前一天，也就是3月18日，丁文江请胡适吃饭。仅仅过了三天，21日，林长民又请胡适吃饭，这一次，梁启超在座。我们不能说这是有意安排，但也确实非常巧合，让人觉得这很有可能是“研究系”诸君给胡适设的一个“局”。林长民是梁启超民初以来的好朋友，又是儿女亲家，他在“五四运动”期间抬棺游行，激情演讲，给人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也使得北大自由派愿意接近他。事实上，陈独秀、李大钊都曾指责研究系“勾引”胡适，从丁文江主动接近胡适的情形来看，这么说也不是没有事实依据的。（《梁启超与民国政治》，199页）胡适《日记》记载，在二人的交往中，几乎都是丁文江主动：“丁文江请吃饭”“丁在君邀饭”“与在君谈，共餐”“在君约看Geo Museum（地质博物馆）”等，类似的记载比比皆是，说明了二人关系密切到何种程度。（转引自《丁文江年谱》，144页）胡适也很在意他与丁文江的关系，始终很精心地维护他们之间的友谊，他称丁文江是“人生很难得的‘益友’”。（《丁文江传》，50页）
知识分子论政
由于有陈独秀等人的牵制，胡适与梁启超的关系一直是半推半就，但通过丁文江，梁启超的影响也许会传染一些给胡适。丁文江的专业是地质学，他有许多专业会议要参加，还要到各地进行野外考察，不时发表学术论文和考察报告。不久，因为家里负担过重，政府官员的薪俸又常常拖欠和打折扣，他甚至辞去了地质调查所所长一职，去做北票煤矿的总经理。所以，我们在梁启超所办各项事业中，见到比较多的是蒋百里、张君劢、张东荪、蓝志先、林宰平等人的名字，却很少见到丁文江的名字。1920年9月1日《申报》有报道称，丁文江、赵元任等四人被公推为罗素在华讲学期间的翻译员，已经算是很难得了。但他却忽然热衷于谈政治了。大约是在1921年的春夏之交，丁文江首先向胡适提议，要组织一个研究政治的小团体，对现实政治进行批评，并提议办一份周报。胡适在《丁文江传》中这样写道：周报的筹备远在半年之前。在君是最早提倡的人。他向来主张，我们有职业而不靠政治吃饭的朋友应该组织一个小团体，研究政治，讨论政治，作为公开的批评政治或提倡政治革新的准备。最早参加这个小团体的人不过四五个人，最多的时候从没有超过十二人。人数少，故可以在一桌上同吃饭谈论。后来在君提议要办一个批评政治的小周报，我们才感觉要有一个名字，“努力”的名字好像是我提议的。在君提议：社员每人每月捐出固定收入的百分之五，必须捐满三个月之后，才可以出版。出版之后，这个百分之五的捐款仍须继续，到周报收支可以相抵时为止。当时大学教授的最高薪俸是每月二百八十元，捐百分之五只有十四元。但周报只印一大张，纸费印费都不多，稿费当然是没有的。所以我们的三个月捐款已够用了，已够使这个小刊物独立了。（同上，53页）
“少数人的责任”
写到这里，胡适问道：“在君为什么要鼓动他的朋友出来讨论政治，批评政治，干预政治呢？”他是这样回答的：我们一班朋友都不满意于当时的政治，——民九以前的安福部政治，民九安福部崩溃以后所谓“直奉合作时期”的政治，以及民十一奉军败退出关以后曹锟、吴佩孚控制之下的政治，——这是不用细说的。在君常往来于沈阳、北票、天津之间，他深知张作霖一系的军队和将校的情形，他特别忧虑在民九“直皖战争”之后将来必有奉系军人控制北京政府的一日，他深怕在那个局势之下中国政治必然会变成更无法纪，更腐败，更黑暗。这是他时常警告一班朋友们的议论。他常责备我们不应该放弃干预政治的责任。他特别责备我在《新青年》杂志时期主张“二十年不干政治，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话。他说：“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同上，53 ～ 54页）
胡适所说也许是一个理由，现实政治的恶劣逼得不谈政治的人也要谈政治了。最初他或许还怀抱科学救国的幻想，但是，军阀横行，国家混乱，他的科学工作不断受到干扰和阻挠，最终他的幻想也就破灭了。他认识到，在中国，科学研究和教育的健康发展，必须建立在稳定的政治秩序的基础之上，而要造成这种政治秩序，就需要“少数人”负起自己的责任。1923年8月26日，他在《努力》周报第67期发表了题为《少数人的责任》一文，这是他在燕京大学的演讲记录。他在其中讲道：要认定了政治是我们唯一的目的，改良政治是我们唯一的义务。不要再上人家的当，改良政治要从教育实业着手。
我们中国政治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和没有负责任的能力。
只要有几个人有百折不挠的决心，有拔山蹈海的勇气，不但有知识而且有能力，不但有道德而且要做事业，此种风气一开，精神就要一变。（《丁文江年谱》，185页）
何谓“政治运动”
美国历史学家费侠莉（台湾译作傅乐诗）认为，1919年，“是丁文江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分水岭”。（《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61页）那么，恰恰是在这一年，丁文江结识了梁启超。我们没有更多的证据说明他的思想发展完全来自梁启超的影响，事实上，他在许多地方的议论与梁启超是有明显分歧的，但分歧是在枝节方面，至于主流和基本见解，他们倒是很少有分歧。我们不妨看看梁启超那个时候的一些议论。1920年9月，《改造》第三卷第一期出版，这是《解放与改造》杂志经过整顿改名之后首次面世，梁启超发表了《政治运动之意义及价值》一文，他在文中开宗明义讲到政治运动之定义：政治运动者，国民中一部分，为保存国家及发展国家起见，怀抱一种理想，对于政治现象或全体或局部的感觉不满足，乃用公开的形式，联合多数人继续协同动作，从事于宣传与实行，以求贯彻政治改革或政治革命之公共目的，所采之一种手段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12 ～ 13页）
如果这一点可以得到大家的认同，那么，他认为，以下数端“不得冒称政治运动”：一、凡以个人权利之观念为动机，如现在官僚所谓运动者，不得冒称政治运动，何以故？以其与国家公共目的无关故。
二、运动土匪运动军队为无意识之骚动者，不得冒称政治运动，何以故？以其并无何等理想故。
三、向当局要人上条陈或为参谋议者，无论其动机是否忠于国家，皆不得冒称政治运动，何以故？以其非与多数人协同动作故。
四、党派间之纵横捭阖，此迎彼拒，无论其目的在私利在公益，皆不得冒称政治运动，何以故？以其不公开故。
五、一时感情的冲动旋起旋灭者，虽其动机关于政治，仍不得遂称为政治运动，何以故？以其无继续性故，不求贯彻故。（同上，1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