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治运动既已明了，那么，真正的政治运动有哪些特质可言呢？他说：第一，运动主体，必为一般市民。
第二，运动范围，必普及于全国。
第三，运动之标帜，必为全体的或部分的公共利害事项。
第四，运动之动机，为对于现在政治感不满足。
第五，运动所对待者，为外界袭来的或内部积久养成的各种不正当之压力。
第六，运动之方法，为散布印刷品，为公开演说，而聚众示威。
第七，运动之结果，为将所要求之事项在宪法上或法律上发生效力。（对外则条约上）（同上，13 ～ 14页）
显而易见，梁启超心目中的政治运动，正是欧洲十八、十九世纪以来所流行的社会民主运动，或者如陈独秀所说：“他们虽不迷信政治、法律和国家有神秘的权威，他们却知道政治、法律和国家是一种工具，不必抛弃不用。在这一点上我很以他们为然。但是他们不取革命的手段改造这工具，仍旧利用旧的工具来建设新的事业，这是我大不赞成的。这派人所依据的学说，就是所谓马格斯（马克思）修正派，也就是Bebel（今译倍倍尔，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创始人与领导人之一）死后德国社会民主党，急进派所鄙薄、所攻击的社会党也就是这个。中国此时还够不上说真有这派人，不过颇有这种倾向，将来这种人必很有势力，要做我们唯一的敌人。”（《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7页）
陈独秀的眼光的确非常锐利，他一眼就看到了梁启超的根底。对此，梁启超并不否认，他在同一篇文章中写道：“最近两世纪间，欧美之政治史，更以此为唯一之主潮。最著者若被征服民族之建国运动，若殖民地对母国之独立运动，若平民对贵族之革命立宪运动，若多数人对少数人之普通选举运动，若无产阶级对有产阶级之种种社会主义运动；其借局部问题以发端者，若英国之谷税运动，若美国之禁奴运动；其纯限于局部问题者，大之如各国之妇女参政运动，小之如美国之禁酒运动，虽其事业之大小轻重不同，其成就之难易不同，然其必由运动而成则一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14页）他特别强调，政治运动的目的，最终一定要落实在宪法上或法律上，并非为运动而运动，所谓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微不足道的，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中国清末民初以来历次政治运动鲜有结果，原因就在这里。所以他说：政治运动之所以可贵，以其经一次运动成功后，而当时国民所悬以为鹄之政治理想，遂变成制度。质言之，则空漠之舆论变为实际之法律也。法律既立，则违犯此法律之罪恶，自无从发生，一发即法律之制裁随乎其后，为肃清政弊起见，此实拔本塞源之计。至法律效力之强弱，实以国民拥护法律力之强弱为衡。经运动而得之法律，其拥护之力必强，否则必弱。故立法的运动，在各种运动中，收效最丰而植基最固。欧美之政治运动，什九皆属此类。我国不然，不致力于曲突徙薪，专责效于焦头烂额，以故过去之政治罪恶，什九无从矫正。呼号挽救，徒托空言，而未来之政治罪恶，递迭效尤，更无术以施防制。质言之，人民不先求得自卫之武器，长此徒手与盗持大权之人搏战，虽有勇夫，何能久持？前此运动，罕收良果，实运动之不得要领使然也。（同上，17页）
“好人政治”
丁文江的政治观点不可能不受到梁启超的影响，他批评胡适不讲政治，不参与政治，希望少数有知识的精英分子应该负起政治的责任，也就是后来他们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中所说：“好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他们深信：“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确是一个重要的原因。”（《20世纪中国经世文编》民国卷二，70 ～ 71页）费侠莉曾经对丁文江突然在1921年离开官方职位而进入私人企业，并同时开始积极地投身政治活动感到奇怪，她似乎从丁文江发表在《努力》第42期的《一个外国朋友对于一个留学生的忠告》这篇对话中找到了答案。对话的两个人物都是丁文江模拟的，他通过一个“中国留学生”之口，说出了自己隐退的想法和对历史的看法，又通过一位未指名的“外国朋友”告诫他坚持下去，不要隐退。她在自己的书中大段引述了这篇对话，其中有些话是这么说的：我叹了一口气道——官是做不得的了！我到北京十年总主张好人努力去做官：做官的多是好人，政治就有了办法了。一来同志太少，好人多不肯做官；二来官也太难做，好人都学不会；三来许多好人做了官，就变坏了。眼看见好人做官的一天少一天，政治一天坏一天，况且一心要做好官，不肯弄钱，不肯兼差，做了十年官，仍旧毫无积蓄。到如今薪水常常发不出，衣食都不周全，方纵有一种觉悟：知道政治一天不清明，一天没有好人可做的官；做官的心思就淡了一半。又看见我们想做好官的人，辛辛苦苦费了多少年做成功的事业，一个无知无识的官僚或是政客，用一道部令，就可以完全推翻，觉得我做的事业，是沙滩上的建筑，绝对没有基底的，所以才改了行出来做买卖。（《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124页）
这固然是丁文江的自况，却也包含了梁启超自民初以来几次做官的辛酸。只不过，他没有让自己陷入这种好人与好政府的逻辑陷阱中去，他对政治运动的论述要比丁文江全面得多，深刻得多，尽管梁启超也有许多地方是过于天真和乐观了。丁文江通过那位外国朋友表达了对于政治应该采取的积极态度：——咳！政治是实行的，不是资谈助的；政治是要拿全力去干的，不是以余力来消遣的。——当这种危机存亡，间不容发的时候，你不来救国家，反先要保全自己的饭碗，做近世国民的不是应该如此的！况且你的饭碗也没有保全得住的道理呢？
——我只有一句忠告：在目前的世界上，凡没有信仰而消极麻木的民族，都是不能生存的！—一个国民的知识与责任，义务与权力，都成一种正比例。我总觉得留学生是中国知识最完全的人，也是享社会上最大权力的人，所以我一面庆祝你买卖成功，一面希望你不要忘了政治。（同上，125 ～ 127页）
看来，丁文江是把政治和好人做官等同起来了，他过于相信好人对政治，乃至对政府的影响力，很容易陷入没有好人即没有好政府，没有好政府亦难有好人的循环，不像梁启超，把希望寄托于制度，即宪法和一般性法律的建立。不过也要看到，丁文江的这种观点，最初是针对着胡适所谓二十年不谈政治发表的。胡适从梁启超那里得到教训，不肯对政治发表意见，即使写文章，也“多是文学的文章”。但北洋政府的封禁使他“实在忍不住了”，再加上丁文江的刺激，他开始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他说：“梁任公吃亏在于他放弃了他的言论事业却做总长。我可以打定主意不做官，但我不能放弃我的言论的冲动。”（1922年2月7日胡适日记，见北京燕山版《胡适文集》第二卷，143页）不久，在丁文江的一再催促下，《努力》周报于1922年5月7日创刊。仅仅隔了七天，5月14日，由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陶行知、王伯秋、梁漱溟、李大钊、陶孟和、朱经农、张慰慈、高一涵、徐宝璜、王徵、丁文江、胡适共十六人列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就在《努力》周报第2期发表。在这份宣言中，他们提出了当前政治改革的目标，即建立一个“好政府”，至于“好政府”是个怎样的政府，他们提出了“三个基本原则”：即“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府”。宣言还对当时的南北和谈、裁军、裁官、选举等具体的政治问题提出方案。（见《我们的政治主张》，《20世纪中国经世文编》民国卷二，69 ～ 74页）
应当承认，《我们的政治主张》所表达的政治诉求，与梁启超所主张的并没有根本分歧，他们都属于既非国民党，也非共产党的第三种势力，也就是非官方的自由主义者，而且，与梁启超关系密切的丁文江始终参与其间，他甚至是最初的创议者之一，但是，梁启超却未能列名其中，这是让人感到非常不解的。其实，“好人政治”这个概念，最早还是林长民向蔡元培提出来的，而林长民从哪里得到这个概念？是否与梁启超有关？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从《蔡元培年谱长编》中，我们总可以得到一点信息。1922年4月21日，蔡元培收到胡适的来函，胡适写道：“林宗孟（林长民）数日前来访，说他要与亮畴（王宠惠）、君任（罗文干）及先生等组织一种研究政治社会状况的团体；并说君任曾以此意奉白先生。他要我也加入，我不曾答应，亦不曾拒绝，只说俟与先生一谈再说。连日相见，皆不曾有机会提及此事。故乘便一问。先生意见如何？便中幸见告。”（《蔡元培年谱长编》中册，495页）
这时，距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只有二十余天。蔡元培在接到胡适来函之后，立即写了一封长信给胡，信中写道：知林宗孟忽有组织团体之提议，请以弟所知奉告。弟与罗钧任在欧洲时，钧任曾先到英国，回法后见告，谓林宗孟深以亮畴及弟不干与政治问题为恨。有一日，在顾少川（顾维钧）所邀晚餐会上，林又以此语顾，劝顾发起云云。此去年事也。最近数日前，钧任来弟处，言彼责备亮畴，不宜太消极；宜发表对于现今各种大问题之意见；可先以一杂志发布之，亮畴已首肯云云。因询弟可否帮忙？弟答以可；但告以现在之大问题，莫过于裁兵理财，须有专家相助。彼提出蒋百里，弟以百里颇有研究色彩，不甚满意；然以军事家不易得，亦以为可。其后彼又提出先生及梦麟（蒋梦麟），又曾提及顾少川，弟当然赞成。彼忽提出宗孟；弟尔时即忆及去年之言，即告以宗孟为研究系头领，恐不好拉入。彼言以人材取之，不好太取狭义。弟告以有此等头领在内，外人即以为此举全是某系作用，而以亮畴等为傀儡，发言将不足取信。彼后言今日不过探公意思，如果能组织，自当从长计议云云。今宗孟又来拉公，可知主动者全是宗孟。亮畴是好好先生。钧任年少而颇热中，佩服顾少川几乎五体投地，故有此等运动。此后如钧任再来商量，弟当简单谢绝之矣。（同上，496页）
在这种情形之下，梁启超被拒之门外是必然的，而丁文江似乎也不能再表示什么。后来，《努力》要作关于“裁军”的文章，就没有用蒋百里这个现成的军事家，倒是由丁文江这个外行“努力”了一把，恐怕也是担心沾了“研究系”的腥。尽管如此，当时还是有人努力在做调和的工作。1922年5月21日，胡适在日记中记载：王宠惠“邀在法学会吃饭，遇着孑民（蔡元培）、君任（罗文干）、任公、宗孟（林长民）、秉三（熊希龄）、董授经（康）、颜骏人（惠庆）、周子廙（自齐）、张镕西（耀曾）。今天的会，本意是要把各党派的人聚会来谈谈，大家打破从前的成见，求一个可以共同进行的方向。今天结果虽少，但他们谈过去的政争，倒也颇能开诚认错”。（同上，509页）不久，“好人政府”就出场了，王宠惠、顾维钧、罗文干都名列其中。他们曾发起一个茶话会，邀请二十多位欧美同学在顾宅谈话，虽然没有请梁启超（非留学欧美），但是，丁文江、张君劢、蒋百里、林长民都在邀请之列，大约也是希望各党各派能打破成见，协同动作。
“救济精神饥荒”
然而，梁启超并非无事可做。《梁启超年谱长编》对他在1922年所作讲演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从四月一日起，先生曾应各学校和团体之请为学术讲演二十余次。四月一日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讲演，题目是《我对于女子高等教育希望特别注意的几种学科》。十日为直隶教育联合研究会讲演，题目是《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十五日为北京美术学校讲演，题目是《美术与科学》。十六日为哲学社作公开讲演，题目是《评非宗教同盟》。二十一日为诗学研究会讲演，题目是《情圣杜甫》。五月间为北京法政专门学校作五四讲演，四次，题目是《先秦政治思想》。六月三日为心理学会讲演，题目是《佛教心理学浅测》，一名《从学理上解释“五蕴皆空”义》。七月三日为济南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讲演，题目是《教育与政治》。八月五日、六日为东南大学暑期学校学员讲演，题目是《教育家的自家田地》和《学问之趣味》。八月十三日为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讲演，题目是《敬业与乐业》。十八日为南京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开幕讲演，题目是《生物学在学术界之位置》。二十日在南通为科学社年会讲演，题目是《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十月十日为天津青年会讲演，题目是《市民的群众运动之意义及价值》，一名《对于双十节北京国民裁兵运动大会所感》。十一月三日为东南大学文哲学会讲演，题目是《屈原研究》。六日为南京女子师范学校讲演，题目是《人权与女权》。十日为东南大学史地学会讲演，题目是《历史统计学》。十二月二十五日为南京学界全体公开讲演，题目是《护国之役回顾谈》。二十七日为苏州学生联合会公开讲演，题目是《为学与做人》。此外尚有在北京大学为哲学社所讲《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一篇，为南京金陵大学第一中学所讲《什么是文化》一篇，《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一篇，至于《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教育应用的道德公准》三篇，便是明年一月间在南京所讲的了。（《梁启超年谱长编》，951 ～ 952页）
但是，11月21日，梁启超因酒醉后伤风病倒了。张君劢一直跟随着他，这时便很着急，请了医生来为他诊断，说是有心脏病，要求把讲演著述一概停止，安心静养。梁启超自认为身子甚好，还想坚持，张君劢则坚决反对。梁启超在给女儿的信中抱怨：“那天晚上是法政学校讲期，我又去了，君劢在外面吃饭回来，听见大惊，一直跑到该校，从讲堂上硬把我拉下来，自己和学生讲演，说是为国家干涉我。再明日星期五，我照例上东南大学的讲堂，到讲堂门口时，已见有大张通告，说梁先生有病放假，学生都散了，原来又是君劢捣的鬼。他已经立刻写信各校，将我所有讲演都停一星期再说。”（同上，969页）
1922年，被朋友们称为梁启超的讲演年，讲演集就编印了三册，共收入讲演二十六篇，还有些未经收录和整理而遗留在外。这年冬天，梁启超是在南京度过的，每天下午在东南大学讲一小时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由于生病，课程未能讲完，汉代以后就空缺了。后来，他把讲稿加以整理，用了《先秦政治思想史》的书名出版。在这部著作的结论一章，梁启超提出两个问题，要“与普天下人士共讨论焉”。这两个问题都与如何使中国古代哲学精神发扬光大有关，即所谓“如何而能应用吾先哲最优美之人生观，使实现于今日”。第一个问题是，“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之调和问题”。这个问题所要讨论的就是，“在现代科学昌明的物质状态之下，如何而能应用儒家之均安主义（用《论语》文意），使人人能在当时此地之环境中，得不丰不觳的物质生活，实现而普及。换言之，则如何而能使吾中国人免蹈近百余年来欧美生计组织之覆辙，不至以物质生活问题之纠纷妨害精神生活之向上”。第二个问题是，“个性与社会性之调和问题”。他表示：“据吾侪所信，宇宙进化之轨则，全由各个人常出其活的心力，改造其所欲至之环境，然后生活于自己所造的环境之下。儒家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全属此旨。此为合理的生活，毫无所疑。墨、法两家之主张，以机械的整齐个人，使同冶一炉，同铸一型，结果至个性尽被社会性吞灭，此吾侪所断不能赞同者也。”实际上，他所提出的这两个问题，说到底就是现代性在其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如何解决人的完善与全面发展的大问题。当今中国，经过了三十多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让一部分先富起来，不讨论，不争论，任凭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横行，放纵优胜劣汰、弱肉强食、自由竞争、欲望膨胀浸淫社会，发展成为硬道理，速度则是越快越好，虽然有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称号，但其所面临而亟待解决的仍然是这个问题。梁启超说：“吾确信此两问题者，非得合理的调和，未由拔现代人生之黑暗痛苦以致诸高明。吾又确信此合理之调和必有涂（途）径可寻，而我国先圣实早予吾侪以暗示。”（同上，974 ～ 976页）既然如此，考验我们的只能是：我们是否有勇气和智慧从先圣给予我们的“暗示”中找到脱离“现代人生之黑暗痛苦”的途径。
1923年1月13日，梁启超结束在南京东南大学的讲学，对该校学生发表告别演说，主题仍是“宇宙观”和“人生观”。他从教育现状入手，对只看重知识灌输而轻视精神启蒙的教育现状痛心疾首。他说：“现在中国的学校，简直可说是贩卖知识的杂货店，文哲工商，各有经理，一般来求学的，也完全以顾客自命。”他认为：“中国现今政治上的窳败，何尝不是前二十年教育不良的结果。”中国前二十年的教育，先是采取日本和德国的方式，近几年，又换成了美国式，他担心，如果有一天真的将中国“纯粹变成了一个东方的美国”，“那真是罗素所说的，把这有特质的民族，变成了丑化了”。他很不看好美国的教育：“今后的世界，决非美国式的教育所能域领。现在多数美国的青年，而且是好的青年，所作何事？不过是一生到死，急急忙忙的，不任一件事放过：忙进学校，忙上课，忙考试，忙升学，忙毕业，忙得文凭，忙谋事，忙花钱，忙快乐，忙恋爱，忙结婚，忙养儿女，还有最后一忙——忙死。他们的少数学者，如詹姆士之流，固然总想为他们别开生面，但是大部分已经是积重难返。像在这种人生观底下过活，那么，千千万万人，前脚接后脚的来这世界上走一趟，住几十年，干什么哩？唯一无二的目的，岂不是来做消耗面包的机器吗？或是怕那宇宙间的物质运动的大轮子，缺了发动力，特自来供给他燃料？果真这样，人生还有一毫意味吗？人类还有一毫价值吗？”所以他说，全世界的青年都苦闷，中国的青年尤其苦闷，因为中国的问题不仅是人生价值的失落，还有政治社会不安宁和家国之累。也就是说，除了启蒙的必要，还有救亡的迫切。要解决这些问题，仅靠物质的刺激、知识的积累是不行的，首要的，是要救济“精神饥荒”。（《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9 ～ 10页）
救济精神饥荒的方法在哪里呢？梁启超说：
我认为东方的——中国与印度——比较最好。东方的学问，以精神为出发点，西方的学问，以物质为出发点。救知识饥荒，在西方找材料；救精神饥荒，在东方找材料。东方的人生观，无论中国印度，皆认物质生活为第二位，第一就是精神生活。物质生活，仅视为补助精神生活的一种工具，求能保持肉体生存为已足。最要，在求精神生活的绝对自由。精神生活，贵能对物质界宣告独立，至少，要不受其牵掣，如吃珍味，全是献媚于舌，并非精神上的需要。劳苦许久，仅为一寸软肉的奴隶，此即精神不自由。以身体全部论，吃面包亦何尝不可以饱？甘为肉体的奴隶，即精神为所束缚，必能不承认舌—一寸软肉为我，方为精神独立。东方的学问道德，几全部是教人如何方能将精神生活对客观的物质或己身的肉体宣告独立。佛家所谓解脱，近日所谓解放，亦即此意。客观物质的解放尚易，最难的为自身——耳目口鼻——的解放。西方言解放，尚不及此，所以就东方先哲的眼光看去，可以说是浅薄的，不彻底的。（同上，12页）
最后，梁启超现身说法，把自己的人生观贡献给在座的同学们。他说他的人生观“是从佛经及儒书中领略得来”，从大的方面说有两条：“（一）宇宙是不圆满的，正在创造之中，待人类去努力，所以天天流动不息，常为缺陷，常为未济。若是先已造成——既济的，那就死了，固定了，正因其在创造中，乃如儿童时代，生理上时时变化，这种变化，即人类之努力。”明白了这个道理，做事即使不成功，也不会悲观、失望、苦恼、烦闷，“宇宙的缺陷正多，岂是一步可升天的？失望之因，即根据于奢望过甚。易经说：‘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此言甚精彩。人要能如此看，方知人生不能不活动，而有活动，却不必往结果处想，最要不可有奢望，我相信孔子即是此人生观，所以‘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二）人不能单独存在。”他说，“彻底认清我之界限，是不可能的事。世界上本无我之存在，能体会此意，则自己作事，成败得失，根本没有。佛说：‘有一众生不成佛，我不成佛。’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至理名言，洞若观火。孔子也说：‘诚者非但诚己而已也。……’将为我的私心扫除，即将许多无谓的计较扫除。如此，可以做到‘仁者不忧’的境域。有忧时，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为人类——如父母、妻子、朋友、国家、世界——而痛苦，免除私忧，即所以免烦恼”。（同上，13～14页）
梁启超自信地表示：“此即我的信仰，我常觉快乐，悲愁不足扰我，即此信仰之光明所照。我现已年老，而趣味淋漓，精神不衰，亦靠此人生观。“（同上，15页）不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既然请来”德先生“和“赛先生”作为自己的旗帜，而且，陈独秀、胡适等人不断在报刊上撰文，以不妥协的精神向中国传统文化挑战，号召“打倒孔家店”，在青年中很有影响。这个时候，梁启超却要宣布西洋文明破产，不能救济我们的精神饥荒，是要冒一些风险的。胡适后来为《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作序，明确指出梁启超是“自命为新人物的人”中公然诋毁科学的第一人，他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直到民国八九年间梁任公先生发表他的《欧游心影录》，‘科学’方才在中国文字里正式受了‘破产’的宣告。”他还说：“自从《欧游心影录》发表之后，科学在中国的尊严就远不如前了。一般不曾出国门的老先生很高兴地喊着：‘欧洲科学破产了！梁任公这样说的。’我们不能说梁先生的话和近年同善社、悟善社的风行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我们不能不说梁先生的话在国内确曾替反科学的势力助长不少的威风。梁先生的声望，梁先生那枝‘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都能使他的读者容易感受他的言论的影响。何况国中还有张君劢先生一流人，打着柏格森、倭伊铿、欧立克……的旗号，继续起来替梁先生推波助澜呢？”（《科学与人生观》，9 ～ 11页）
科学与玄学论战
虽然梁启超的这番举动让胡适这些人很恼火，但一时还没有人出来回应他的挑战，尽管他曾经提出要“与普天下人士共讨论焉”。可是，自从张君劢登场之后，局面就大不一样了。1923年2月14日，张君劢以《人生观》为题在清华学校发表讲演。由于听讲者都是即将赴美学习科学的留学生，所以，他开宗明义提醒诸位同学，不要以为天下事像二加二等于四一样，“皆有公例，皆为因果律所支配”，譬如人生观，就不受科学规律的支配。（同上，31页）其实，他的这番道理，是从他在德国的老师、著名哲学家倭伊铿那里“拿来”的。倭伊铿有一部书名为《大思想家的人生观》，其主旨就是要说明，科学并不是万能的。他的这篇讲演刊载于《清华周刊》第272期上，成为引发这场“思想界大笔战”的导火索。（同上，8页）而首先发起攻击、挑起战火的，竟是他的好友地质学家丁文江。2月24日，也就是张君劢讲演的第10天，梁启超在天津家中“又与张君劢、林宰平、丁在君等谈个通宵”。（《梁启超年谱长编》，989页）他们谈了些什么呢？会不会辩论“科学与人生观”的问题呢？应该说有这种可能。不过，在这种场合，丁文江是绝对少数，又有梁启超在场，他不一定能尽情发挥。
3月26日，他致函胡适，表示绝不能轻易放过张君劢的这种主张，准备写一篇批评文章。4月1日，胡适在《读书杂志》第八期发表《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对梁漱溟的文化相对论和玄学式文化观提出批评，大约也使他受到鼓舞。4月15日、22日，他的《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一文在《努力周报》第48、49号连续发表，逐一驳斥了张君劢讲演中“毁谤”科学的观点，他说：“张君劢是作者的朋友，玄学确是科学的对头。玄学的鬼附在张君劢身上，我们学科学的人不能不去打他；但是打的是玄学鬼，不是张君劢。”（《科学与人生观》，39页）但是他又说：“我做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要救我的朋友张君劢，是要提醒没有给玄学鬼附上身的青年学生。”（同上，39 ～ 40页）他在写给章鸿钊（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最早的合作者之一）的信中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弟对张君劢《人生观》提倡玄学，与科学为敌，深恐有误青年学生，不得已而为此文。”（《丁文江集》，67页，《玄学与科学》一文题注）他是一个如其所言“为科学做冲锋的人”（《科学与人生观》，53页），他把捍卫科学的尊严视为自己的责任，他引胡适的话说：“我们观察我们这个时代的要求，不能不承认人类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同上，57页）
张君劢对于科学的疑虑，是要打破很久以来人们对于科学的迷信，并指出科学的有限性，所以他说，人生观就在科学的势力范围之外，科学对于人生观是无能为力的。他举出人生观与科学有五种不同：一曰，科学为客观的，人生观为主观的。
二曰，科学为论理的方法所支配，而人生观则起于直觉。
三曰，科学可以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观则为综合的。
四曰，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的。
五曰，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而人生观起于人格之单一性。（同上，59页）
但丁文江则针锋相对地指出，无论谁都“没有法子把人生观同科学真正分家”，“他们本来是同气连枝的”。而且，“不但是人生观同科学的界限分不开，就是他所说的物质科学同精神科学的分别也不是真能成立的。”（同上，42页）他从科学发展的角度举例说，以前许多被玄学宣布为非科学的领地，最后都被科学抢去了。比如宇宙问题，玄学家认为是非科学所能解决的，但伽里略不听，他坚信可以由科学来解决，“真理既然发明，玄学家也没有法子”，于是，宇宙最终还是归了科学。他又举达尔文做例子，此人一部《物种起源》，“证明活的东西也有公例，虽然当日玄学家的忿怒不减于十七世纪攻击嘉列刘（伽里略）的主教，真理究竟战胜，生物学又变做科学了。到了十九世纪的下半期，连玄学家当做看家狗的心理学，也宣告了独立。玄学于是从根本哲学，退避到本体论。”（同上，48页）所以他信誓旦旦地说：“人生观现在没有统一是一件事，永久不能统一又是一件事。除非你能提出事实理由来证明他是永远不能统一的，我们总有求他统一的义务。”（同上，40页）
他称张君劢是玄学鬼附身，这玄学鬼一个是外来的，如法国的柏格森；一个是国产的，即高谈心性的陆九渊、王阳明、陈献章。这些中外玄学鬼附在张君劢的身上，使得张君劢错把科学看作是机械的、物质的、向外的、形而下的，只能是“务外逐物”，所以要用东方的精神文明来补救西方的物质文明。在丁文江看来，张君劢对科学的认识连皮毛都算不上，他说：“科学不但无所谓向外，而且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因为天天求真理，时时想破除成见，不但使学科学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爱真理的诚心。无论遇见什么事，都能平心静气去分析研究，从复杂中求简单，从紊乱中求秩序；拿论理来训练他的意想，而意想力愈增；用经验来指示他的直觉，而直觉力愈活。了然于宇宙生物心理种种的关系，才能够真知道生活的乐趣。这种‘活泼泼地’心境，只有拿望远镜仰察过天空的虚漠，用显微镜俯视过生物的幽微的人，方能参领得透彻，又岂是枯坐谈禅，妄言玄理的人所能梦见。”（同上，51页）
丁文江与张君劢的这场论战从一开始就有点文不对题，有点感情用事，而不够科学，恰如胡适所言：“我总观这二十五万字的讨论，终觉得这一次为科学作战的人——除了吴稚晖先生——都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不曾具体地说明科学的人生观是什么，却去抽象地力争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的问题。”（同上，13页）也就是他说的：“这一篇论战的文章只做了一个‘破题’，还不曾做到‘起讲’。至于‘余兴’与‘尾声’，更谈不到了。”（同上，16页）但是，论战毕竟触及到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即事关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中西文化孰优孰劣的问题，陈独秀称之为知识阶级的进步，“进步虽说太缓，总算是有了进步”。（同上，1页）当时参加论战的人很多，从亚东图书馆编辑出版的《科学与人生观》一书搜集的文章来看，至少包括了任叔永、孙伏园、章鸿钊、朱经农、林宰平、唐钺、张东荪、王平陵、范寿康、吴稚晖这样一些人。有意思的是，这场论战发生时，梁启超和胡适都正在养病之中，胡适在杭州西湖，“有两日竟不能走路”，梁启超亦居于北京西郊翠微山之秘魔岩，养病避暑兼写作。他们不约而同都选择了以局外人自居，保持中立的态度。胡适发表了《孙行者与张君劢》一文，梁启超则发表两篇文章，即《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和《人生观与科学》。毕竟这次论战，“两军主将都是我们耳鬓厮磨的老友”，他不希望因为论战而伤害老朋友之间的感情。（同上，119页）为此他提出两条“战时国际公法”：查理斯？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1882），英国博物学家，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1859年出版了震动当时学术界的《物种起源》。在该书中，他首次提出了进化论的观点，他试图证明物种的演化是通过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的方式实现的。其说法传入后，对近代中国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一，我希望问题集中一点，而且针锋相对，剪除枝叶。倘若因一问题引起别问题，宁可别为专篇，更端讨论。
第二，我希望措词庄重恳挚，万不可有嘲笑或谩骂语。倘若一方面偶然不检，也希望他方面别要效尤。（同上，119 ～ 120页）
这种提醒，其作用也许很有限，但可以看出，梁启超的深意是希望“这回论战能做往后学问上乃至其他主义上一切论战之模范”。（同上，120页）他在《人生观与科学》一文中，以一种公允的态度谈到了论战双方各自的不足。他首先指出，二人没有把要讨论的概念搞清楚：“究竟他们两位所谓‘人生观’所谓‘科学’，是否同属一件东西，不惟我们观战人摸不清楚，只怕两边主将也未必能心心相印哩。”（同上，135页）于是，他先厘清了这两个概念，在此基础上他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张君劢、丁文江的主张，“各有偏宕之处”。（同上，136页）
先说张君劢。
张君劢一再高谈“我对非我”，梁启超认为，既然还没有高谈到“无生”，那么，“无论尊重心界生活到若何程度，终不能说生活之为物能够脱离物界而单独存在”。他说：“总之，凡属于物界生活之诸条件都是有对待的。有对待的自然一部或全部应为‘物的法则’之所支配。我们对于这一类生活，总应该根据‘当时此地’之事实，用极严密的科学方法，求出一种‘比较合理’的生活。这是可能而且必要的。就这点论，在君说‘人生观不能和科学分家’，我认为含有一部分真理。”他承认自己也是“尊直觉尊自由意志”的，但他为张君劢可惜，因为，他在强调直觉和自由意志的时候，“应用的范围太广泛而且有错误”。他说：“我承认人类所以贵于万物者在有自由意志；又承认人类社会所以日进，全靠他们的自由意志。但自由意志之所以可贵，全在其能选择于善不善之间而自己作主以决从违。所以自由意志是要与理智相辅的。若像君劢全抹杀客观以谈自由意志，这种盲目的自由，恐怕没有什么价值了。”他强调：“人生观最少也要主观和客观结合才能成立。”（同上，136 ～ 138页）
至于丁文江，梁启超说，他的主张也很难让人全部赞成，“在君过信科学万能，正和君劢之轻蔑科学同一错误。在君那篇文章，很像专制宗教家口吻，殊非科学者态度，这是我替在君可惜的地方”。丁文江说要统一人生观，梁启超表示：“我说人生观的统一，非惟不可能，而且不必要。非惟不必要，而且有害。要把人生观统一，结果岂不是‘别黑白而定一尊’，不许异己者跳梁反侧？除非中世纪的基督教徒才有这种谬见，似乎不应该出于科学家之口。“他还表示，科学确有不能管辖的领域，比如情感，“‘科学帝国’的版图和威权无论扩大到什么程度，这位‘爱先生’和那位‘美先生’依然永远保持他们那种‘上不臣天子，下不友诸侯’的身分”。（同上，138页）
因此，陈独秀把梁启超称为骑墙派，但是他又说，批他的人，其实并没把他批倒，让他信服，“有的还是表面上在那里开战，暗中却已投降了”。他直言，丁文江的“思想之根底，仍和张君劢走的是一条道路”。（同上，1 ～ 7页）胡适也不无遗憾地表示，拥护科学的先生们并没有回答梁启超提出的问题，梁任公已经正式对科学的人生观宣战，这正是科学家表明态度的时候，但他们未能完成这个任务。实际上，郭湛波在其所著《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早就说过：“这次战争梁胡是主角，丁张不过打先锋罢了。”伍启元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一书，更从近代西方两大思潮—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和杜威的实验主义——的论争入手，评价这场震动一时的人生观论战，他认为：“张君劢氏就是站在柏氏的立场了。而他的对方，就是拿出实验主义的论调来做军器的丁在君氏。”（《丁文江年谱》，183 ～ 184页）
这场论战一直持续到1923年年底，到丁文江发表《玄学与科学的讨论的余兴》，大体上告一段落。他的这篇“余兴”，是要对于参加诉讼的人有所答复，他说：“参加诉讼的人对于我有重要批评的是梁任公同林宰平，我对于他们两位好像不能完全缄默。但是我细看任公的那篇文章是兴会所至，信手拈来的批评，对于我的第一篇宣战书似乎没有详细研究。他看了我的第二篇答词，大概可以了解我的态度，所以我为经济起见，只预备对于林宰平先生做一个简单的答复。”（《科学与人生观》，250页）从他的谨慎措词中，我们可以猜测他对梁启超的态度，是包含着很大尊重的。他很清楚，科学方法是否有益于人生观，欧洲的破产是否是科学的责任，这两个他所认为讨论中最重要的问题，始作俑者都是梁启超，至少梁氏应负很大的责任，但他在论战中却始终回避与梁启超发生正面冲突，说明他很在意两人的这种“管鲍之交”。他以管仲自况，而把梁启超比作鲍叔牙。梁启超去世后，在北平广惠寺举行追悼大会，丁文江送的祭幛就写着：“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在地为河岳，在天为日星。”（《丁文江年谱》，332页）当时有人点评此联，“虽有点生硬，但尚能表达挽者对死者的友谊，远胜胡（适）、蒋（梦麟）之作”。（《追忆梁启超》，438页）
淞沪市政督办
实际上，晚年梁启超是很依赖丁文江、蒋百里、张君劢、张东荪、林宰平这些门生与晚辈的，他们也很关心他，扶助他，为他出谋划策，当然，他也常常因为他们的行为而受牵连。但在很多事情上，他们又常常采取协同行动。1925年5月30日，上海租界内发生了“五卅惨案”，梁启超非常愤慨，当即与朱启钤、李士伟、顾维钧、范源濂、张国淦、董显光、丁文江等发表共同宣言，希望通过和平、法律的方式解决问题。随后，他又陆续写了《为沪案敬告欧美朋友》、《对欧美友邦之宣言》、《谈判与宣战》、《我们该怎么样应付上海惨杀事件》、《沪案交涉方略敬告政府》、《赶紧组织“会审凶手”的机关啊》、《答北京大学教职员》等文章，同时致电罗素，希望他和作家协会诸君，能了解事实真相，并向英国政府和人民说明；他又致电段祺瑞，希望政府负起责任，用严正迅厉手段明定责任，结束本案；并以稳健和谅解手段，博得同情，从而得以修改条约，收回主权，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
此时，丁文江刚刚提出辞去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一职，而且于5月27日与胡适一起被外交部列名英国庚子赔款委员会候选人。“五卅惨案”发生后，他除了与梁启超等发表共同宣言外，还与胡适、罗文干、颜任光联署发表长电。由他起草的这篇电文，“以很爽明锋利的英文，叙说该案的内容，暴露英方军警的罪行”，为在英国抗议的中国留学生提供了极好的材料。正在英国留学的罗家伦对这篇电文极为赞赏，称之为：“如老吏断狱，不但深刻，而且说得令人心服。每字每句不是深懂英国人心理的作者，是一定写不出来的。“多亏了他的散发和传播，这篇电文争取到”工党后台最有实力的英国职工联合总会秘书长席屈林”的同情，并“由他分发给他工联中的小单位。因此，工党议员加入为中国说话的更多，在英国国会里发生了更大的影响”。因此他说，丁文江“真是懂得英国人心理的人”。（见《现代学人丁在君先生的一角》，转引自《丁文江年谱》，209页）
这一年正是北方政局动荡最激烈的一年。奉系的张作霖打败了直系的吴佩孚，向长江一线发展，到处抢地盘、争权力，段祺瑞最新任命的皖督姜登选和苏督杨宇霆都是奉系的人。这让直系的孙传芳很不安，因为他的浙江地盘与杨宇霆的江苏地盘紧密相连。他既不肯坐以待毙，就打算出兵讨奉。他提出由吴佩孚主持全局，蒋百里做他的参谋长。他与蒋百里是日本士官的先后同学，还有些同学之谊。但蒋百里没有同意，吴佩孚也没有来。因为那时吴眼里的主要敌人是冯玉祥，而不是张作霖。待孙传芳打下了南京，他又请蒋百里就任上海市长或江苏省长，蒋百里不肯做官，就向孙传芳举荐了丁文江。丁文江又转介陈陶遗做江苏省长，自己担任淞沪市政督办一职。这时，聚集在孙传芳周围的，除了蒋百里、丁文江、陈陶遗，还有陈仪和刘厚生。梁启超在给女儿令娴的信中就曾写道：“时局变化极剧，百里所处地位极困难，又极重要。他最得力的几个学生都在南边，蒋介石三番四复拉拢他，而孙传芳又卑礼厚币要仗他做握鹅毛扇的人。孙、蒋间所以久不决裂，都是由他斡旋。但蒋军侵入江西，逼人太甚（俄国人逼他如此），孙为自卫，不得不决裂。我们的熟人如丁在君、张君劢、刘厚生等都在孙幕，参与密勿，他们都主战，百里亦不能独立异，现在他已经和孙同往前敌去了。”（《梁启超年谱长编》，1093页）
丁文江以一个科学家的身份，为什么肯于接受淞沪市政督办这样一个行政职务呢？原因之一是他对刘厚生所说：“我常常到关外，感觉张作霖本人及他的部下都不是好家伙。最近作霖因关内军人皖系直系之内战，而奉军亦已参加，将来这种混战的局面不知怎样了结。现在胡子的势力已到达山东，可能将来逐渐阑入长江地域。我们江苏人要受胡子的统治，我是不能坐视的。”（刘厚生：《丁文江传记初稿》，转引自《丁文江年谱》，206页）再一个原因，就是他曾发表《少数人的责任》一文，文中发挥了他与胡适等人倡导的“好人政府”的主张，现在有了实行的机会，他自然不肯放过，他就是要负起这种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