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为了回答儿子的疑问，也曾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思永问我的朋友何故多站在孙传芳那边？这话很难说。内中关系最重要者，是丁在君、蒋百里二人，他们与孙的关系都在一年以前，当时并没有孙、蒋对抗的局面。孙在北洋军阀中总算比较好的，江浙地方政象亦总算比较的清明，他们与孙合作并不算无理由，既已与人发生关系，到吃紧时候舍之而去，是不作兴的。直到最近两个月，孙倒行逆施，到天津勾结二张（张作霖、张宗昌），和丁、蒋等意见大相反，他们方能老老实实的和他脱离关系。中间这一段诚然是万分不值（既有今日何必当初），然在一年前他们的梦想原亦很难怪。（故丁在君刻意欲在上海办一较良的市政，以渐进手段收回租界。）至于我呢？原来不甚赞成他们这类活动（近数月来屡次劝他们自拔），但我们没有团体的严整组织，朋友们总是自由活动，各行其是，亦没有法子去部勒他们（也从未作此想），别人看见我们的朋友关系，便认为党派关系，把个人行为认为党派行为，既无从辩白，抑亦不欲辩白。”（《梁启超年谱长编》，1111页）
1926年5月4日，丁文江就任淞沪市政督办，至12月31日提出辞职，在位时间不足八个月。对他来说，这是极其忙碌的八个月，5月21日，蒋百里致信梁启超，特别提到丁文江在上海执政的情形，他说：“在君在沪忙极，东南片土，在短时期内总可安定。”（同上，1078页）这里包含着多么深切的对朋友的信任和期待啊！在这里，丁文江的确做了很多事，有两件事，是胡适认为最值得记载的：“第一是他建立了‘大上海’的规模。那个‘大上海’，从吴淞到龙华，从浦东到沪西，在他的总办任内才第一次有统一的市行政，统一的财政，现代化的公共卫生。他是后来的‘上海特别市’的创立者。第二是他从外国人手里为国家争回许多重大的权利。傅孟真（傅斯年）说，在君争回这些权利，‘不以势力，不以手段，只以公道，交出这些权利的外国人，反而能够真诚的佩服他。’ ‘他死后，《字林西报》作一社论，题曰《一个真实的爱国者》，我相信这是对在君最确切的名称。’”（《丁文江传》，93页）在他争回的这些权利中，最重要的，应该就是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堂（又称会审公廨）。
丁文江就任淞沪市政督办大约两个月后，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蒋介石任总司令。最初，孙传芳似乎并不想和革命军开战，但战争仍然不可避免。丁文江11月28日致函胡适，还为孙传芳辩解：“此次孙之用兵，实在出于不得已。当粤军攻湘的时候，他并没有出兵，并且用种种方法和缓广东，无奈蒋介石提出两个绝对不可以通过的条件：（一）是加入国民党，（二）承认广东的国民政府！没有几天，蒋介石的兵就到了江西了。——孙极愿讲和，但是广东方面似乎完全没有诚意，所以还是没有结果。孙的意思总是抱定保境安民的宗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国民党方面则完全取一种急进的政策，在上海方面造谣式的宣传，无意识的暴动，不一而足。我预料他就是能将孙打倒，内部必有问题，而且恐怕要为土匪式的奉军来造机会。这是我最愁的一件事。”（《丁文江年谱》，297页）实际上，汀泗桥失守之后，形势对于孙传芳就越来越不利了。等到他跑到天津去向张作霖和张宗昌求援，败局就已经定了。12月20日，梁启超在家书中对女儿令娴说：“时局变迁非常剧烈，百里联络孙、唐、蒋的计画全归失败，北洋军阀确已到末日了。”（《梁启超年谱长编》，1101页）这时，梁启超最担心的就是丁文江的安全，他多次写信，打电报，询问沪宁一带的情况；蒋百里更是几乎每天向丁文江报告前线战况，要他早作准备；丁文江发生车祸受伤后，梁启超亦致函丁文江，表示“惊念无已，入院后经过状况如何，日盼消息”。（《丁文江年谱》，304页）希望他能借此与孙传芳脱离关系，也算是不幸之中的大幸。
胡适认为，丁文江对于张作霖的奉军一系是向来厌恶的，对于国民革命军倒是有相当的同情。他的根据是董显光1956年发表在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刊》的一篇文章，其中写道：当年蒋总司令所统率的国民军与吴佩孚军在丁泗桥的大战，实在是决定控制扬子江流域的重要战争。吴佩孚见两军相持不下时，便要求孙传芳派几师生力军参加助战。这时情势紧急，孙的态度足以影响大局。于是蒋总司令便叫蒋百里（方震）透过他和在君的私人友谊关系说动孙传芳，结果（孙）未曾派兵助战，终使国民军在丁泗桥一役获得大胜。（董显光：《我和在君》，见《丁文江先生学行录》，205页）
丁文江在上海执政时期建立了“大上海”的规模。“大上海”在他的总办任内才第一次有统一的市行政，统一的财政，现代化的公共卫生。他是后来的“上海特别市”的创立者。图为1927年3月23日，上海特别市政府召开第一次执行委员常务会议时合影。
董显光所说未必可靠。首先，蒋百里绝非蒋介石的部下，至少当时还不是。虽然曾有消息说，国民党方面很多人主张请蒋百里担任革命军总参谋长，但蒋百里并未打算接受，事实上也不可能接受。其次，董显光或许在天津曾与丁文江同寓很久，但他一直在天津办报，对战场上瞬息万变的军事秘密究竟了解多少，是大可怀疑的。陶菊隐对于孙传芳为什么不去援助吴佩孚，就另有解释，他说：广东出师北伐，一路由湖南打到湖北，吴佩孚天天向孙传芳告急。告急电用“十万火急”、“百万火急”、“限即刻到”的急电打出去，孙却按兵不动：“我从前盼望你到南京你不来，现在你请我到汉口我也不去。”他已自立为东南五省的联军总司令，不肯再受那个“空头大帅”的指挥了。在革、吴两军血染汀泗桥的时候，他还有另一个更恶毒的阴谋，想利用鹬蚌相持之局，自收渔人之利，他曾对他的心腹将领道出这番心事来。（《蒋百里传》，64 ～ 65页）
从丁文江在一些场合所表达的态度来看，我们也很难说他是同情国民革命军的。1927年底，他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以为照目前光景看，国民党虽能令我们失望，但是我们万万不可悲观。”（《丁文江年谱》，318页）胡适在另外的场合说道丁文江，指出：“在君究竟是英国自由教育的产儿，他的科学训练使他不能相信一切破坏的革命的方式。”他转述丁文江的话说：“我们是救火的，不是趁火打劫的。”在他看来，“用暴力的革命总不免是‘放火’，更不免要容纳无数‘趁火打劫’的人。所以他只能期待‘少数里的少数，优秀里的优秀’起来担负改良政治的责任，而不能提倡那放火式的大革命”。他又说：然而民国十五六年之间，放火式的革命到底来了，并且风靡了全国。在那个革命大潮流里，改良主义者的丁在君当然成了罪人了。在那个时代，在君曾对我说：“许子将说曹孟德可以做‘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我们这班人恐怕只可以做‘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罢！”（《丁文江先生学行录》，8页）
这里隐约透露出丁文江对国民党的态度，刘厚生在其所著《丁文江传记》初稿中则从另外一方面证明，丁文江并不对国民党或革命军抱有相当的同情：蒋中正定都南京之后，开了一大批通缉名单，丁文江的姓名当然亦在其内。直到民国二十年普遍大赦政治犯时，文江方得免除通缉。
文江对于政治兴味还是一样的浓厚。但是他在民国廿五年（1936年）死前的几个月，我与他在上海见面，他对我透露，蒋介石要找他出来做什么部长，正在竭力躲避。他说蒋介石决不是可与共事的人，还不如孙传芳之能信任其部下，我已吃过苦头了，不能随便出来。（《丁文江先生学行录》，185页）
当时的情形是，国共北伐已经进入长江流域，“四一二”蒋介石在上海南京杀共产党人，国民党亦分裂为宁沪和武汉两派，新老军阀混战一团，国家又一次陷入动乱之中，生灵涂炭，百业凋零。于是，有不少人怂恿梁启超出山，要他负起责任，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外，另外组织团体。他自己则有些犹豫不定，既不想再次踏入政途，又觉得良心不安。他在5月5日寄给孩子们的一封长信中表达了这种矛盾心情：“我一个月以来，天天在内心交战痛苦中。我实在讨厌政党生活，一提起来便头痛。因为既做政党，便有许多不愿见的人也要见，不愿做的事也要做，这种日子我实在过不了。若完全旁观畏难躲懒，自己对于国家实在良心上过不去。所以一个月来我为这件事几乎天天睡不着。”（《梁启超年谱长编》，1130页）他的朋友、门生中，张君劢、陈博生、胡石青等人是拥护梁启超出山的，他们认为当前的事比袁世凯称帝更重大万倍。丁文江、林宰平则持极端反对的意见，他们不反对前者的理由，但是认为：第一，梁启超的身体支持不了这种劳顿；第二，他的性格也证明了不宜于政党活动。
梁启超最终接受了丁文江等人的劝告，他对孩子们说：“现在我已决定自己的立场了。我一个月来，天天把我关于经济制度（多年来）的断片思想，整理一番。自己有却（确）信的主张，（我已经有两三个礼拜在储才馆、清华两处讲演我的主张。）同时对于政治上的具体办法，虽未能有很惬心贵当的，但确信代议制和政党政治断不适用，非打破不可。所以我打算在最近期间内把我全部分的主张堂堂正正著出一两部书来，却是团体组织我绝对不加入，因为我根本就不相信那种东西能救中国。最近几天，（蹇）季常从南方回来，很赞成我这个态度。（丁在君们是主张我全不谈政治，专做我几年来所做的工作，这样实在对不起我的良心。）”（同上）可见，梁启超对于丁文江的意见也还是有所保留。
梁启超逝世，丁文江处理身后事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平逝世。胡适记下了次日为梁启超遗体装殓时的情形：“次日，任公先生的遗体在广慧（一说惠）寺大殓，我和丁在君先生，任叔永先生，陈寅恪先生，周寄梅先生，去送他入殓。任公先生的许多老朋友，如贵州蹇季常先生等，都是两眼噙着热泪。在君和我也都掉泪了。”（《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见《丁文江先生学行录》，357页）2月17日，梁启超追悼大会在北平广慧寺举行，丁文江出席并送了祭幛，上书：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
在地为河岳，在天为日星。（同上）
次日，上海也举行梁启超追悼大会，丁文江送了一副挽联：思想随时代而变，一暝更何之，平生自任仔肩，政绩仅追刘正字。
文章得风气之先，百身嗟莫赎，少日酬知宣室，声名突过贾长沙。（民国十八年二月十八日西神《静安寺路公祭梁任公先生记》，上海《新闻报》，见《梁启超年谱长编》，1208页）
梁启超去世后，其子女和朋友们拟办两件事：一是编辑《饮冰室合集》，由林志钧负责；二是编一部年谱，由丁文江负责。丁文江自己也很想写一部新式的《梁启超传记》。“编辑年谱的计划确定之后，即由梁的子女梁思成、梁思顺（令娴）署名登报，并由丁文江和梁思成亲自发函向各处征集梁启超与师友的来往信札，以及诗、词、文、电等的抄件或复制件（原件仍由原收藏者保存）。仅半年左右时间，梁家就收到了大量的资料，其中仅梁的信札就有两千多封，其他各种资料仍陆续寄来。”（《梁启超年谱长编》前言，2页）最终，按照胡适的说法，如果加上他的家信，总计大概有近一万封之多。他分析其中的原因，认为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任公先生早岁就享大名，他的信札多被朋友保存，是很自然的。第二，他的文笔可爱，他的字也很可爱，他的信札都是纸精，墨好，字迹秀逸，值得收藏的。第三，当时国中没有经过大乱，名人的墨迹容易保存。”（《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见《丁文江先生学行录》，357页）
最初，丁文江专注于梁启超年谱材料的搜集和整理。1929年4月16日他致函胡适还说：“连日为任公年谱事，极忙，竟将地质研究所放过一边，甚为忧闷。”（《丁文江年谱》，332页）他毕竟是个很忙的人，这一年的冬天，他率领一支考察队前往云南、贵州，进行地质调查，第二年夏天才从西南回到北平。1931年，他做了北京大学地质系的教授，梁启超年谱的编纂工作亦随之开始。但那时他仍然忙得不可开交，实无余力，就邀请了一位青年学者赵丰田先生做他的助手。赵丰田说：“这时，我正在燕京大学研究院学习，曾撰作《康长素先生年谱稿》的大学毕业论文，对康有为和梁启超作过一些研究。燕大研究院院长陆志韦教授和我的老师顾颉刚教授乃将我介绍于丁，丁即到燕大研究院邀聘我助他编写年谱。”（《梁启超年谱长编》前言，2页）自1932年暑假开始，赵丰田就在丁文江的指导下开始工作，他也曾说过：“当时已经搜集到的梁启超来往信札有近万件之多，这是编年谱的主要材料。此外，还有梁几百万字的著作，以及他人撰写的有关梁的传记。要把这么浩繁和杂乱的资料梳理清楚，并编辑成书，任务是比较艰巨的。”（同上，2 ～ 3页）所以，这部年谱直到丁文江去世（1936年1月5日）仍没有最终完成，始终还是一部“草稿”，但胡适认为：“我们在二十多年后，不能不承认，正因为这是一部没有经过删削的《长编初稿》，所以是最可宝贵的史料，最值得保存，最值得印行。”（《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见《丁文江先生学行录》，360页）
1929年8月8日，丁文江与蹇念益、黄濬致函张元济，提出为梁启超醵金造像的建议，这钱不知募集了多少，也许始终就没有发生，总之，一直未见下文。
